刘兴林
《史记》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著述，基本概况不用多说，我们可以直接进入主题。上周刚刚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是现实生活中自然界造成的重大悲剧，现在谈到悲剧性这样一个话题，似乎感觉得很沉重。我们所说的悲剧性有三个层面，第一是现实生活中的悲剧，第二是文学艺术的悲剧，第三是民族精神的悲剧性。三者同属于“悲剧家族”，彼此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这里讲个人阅读《史记》中三个方面的体会：一是《史记》悲剧性形成的原因，二是司马迁的审美情趣，三是《史记》的悲剧精神。管窥蠡测，提供与各位交流。
一、《史记》悲剧性形成的原因
司马迁的《史记》形成悲剧性的原因，第一就是历史，真实的历史本身充满了悲剧性。古代的神话传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鲧禹治水”，已经奠定了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精神不是悲哀、悲惨，而是奋斗，是一种激励奋斗的精神。现实生活中充满悲剧，古往今来都有，有大自然造成的，也有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这种斗争从古到今，改朝换代，都是流血的过程，产生过无数的悲剧。司马迁的《史记》是写历史的，要尊重历史的真实。对于历史的真实，用什么眼光去看？司马迁是用一种悲剧的视角、悲剧的眼光去看，把现实中的悲剧提升到美学的高度。第二个原因是司马迁的人生悲剧。司马迁遭受了宫刑，宫刑在司马迁看来是天下最大的耻辱。司马迁受宫刑是很不公平的，这样一种亲身的经历，使他不得不冷眼看世界，用悲剧的眼光审视现实，加强了对悲剧性历史的认识。第三个原因是司马迁的价值观和生死观，来源于儒道互补，吸取儒家对生死意义的重视和道家对生命存在的珍视。
自然造成的悲剧、社会造成的悲剧，都是和民族悲剧精神、美学艺术悲剧紧密相关的。一周前在四川的汶川地区发生了大地震的灾难，这是人力不可抗拒的，人力不可抗拒的时候要不要抗拒？抗拒自然灾害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精神。恩格斯在《致裴·拉萨尔》的一封信里，谈到一个作品《济金根》，他说什么是悲剧？那就是“时代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什么是“时代的必然要求”？那就是时代要前进，要变革。什么是“这个要求的不可能实现”？那就是对立的势力还相当强大，不允许前进和变革。譬如商鞅变革、吴起变法、屈原改革楚国的政治等，他们代表着“时代的必然要求”，但受到强大的旧势力的干预和阻扰，改革变法不可能顺利实现。一方面是不让你实现，另一方面是非实现不可，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是悲剧性的冲突。
我认为恩格斯的这句话仅仅是针对《济金根》而言，仅仅是针对社会悲剧而言。如果把它扩大一下，推论到性格悲剧，也就可以说是“性格的必然发展和这个发展的不可能允许存在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譬如项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用暴力去经营天下，以暴易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必然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推论到命运悲剧，也就可以说是“命运的必然结局和这个结局的不可能被人接受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命运悲剧最有代表性的是古希腊的悲剧作品，比如说俄狄浦斯王，神的预言说他要杀父娶母，他尽力去避免，但是最终没能避免，杀了父，娶了母。命运不可避免，人为尽力避免，在这个避免的过程中，在追查杀父娶母的人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就是一种悲剧精神。汶川大地震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目前的科学水平甚至还不能准确地预测，我们没有能力去限制它，把它摁住，不准它发生地震。在掌握自然规律并征服自然之前，这是一种命运的必然结局。但是这个结局不能被人接受，我们能不能够逆来顺受地去接受它？地震你就震吧，你震完了，谁死了就埋了吧，那不行！我们得全民动员，伸出援手去拯救，与自然和命运作顽强的抗争，这同样也是一种悲剧精神。无论什么性质的悲剧，只有表现出顽强的抗争，才具有真正的悲剧精神。
《史记》悲剧精神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司马迁的价值观和生死观。我发表过一篇论文《司马迁儒道互补说》，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既有儒家成分，又有道家成分，用儒家批判道家，用道家批判儒家，将不合理的部分去掉之后，儒道融合，成一家之言，当然还吸收了其他思想。儒道互补构成司马迁的价值观和生死观，进而形成悲剧精神。
司马迁的骨子里边是儒家的“三不朽”精神。《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什么叫做“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三不朽”的精神是司马迁思想的内核。很多人认为司马迁是个儒家，也就因为他具有积极入世的精神。也有人认为司马迁是个道家，从东汉的班固到当代的鲁迅都认为司马迁是个道家。班氏父子说过，“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即论述治国大道，看重黄老思想，轻视儒家六经，这不就是说司马迁是个道家吗？又说“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班固对司马迁多有肯定，这三句批评被简称为“史公三失”。其实“史公三失”准确地说到了司马迁的三大特征，三个闪光点，这三个闪光点不同凡响，不同于一般的认识。鲁迅先生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认为《史记》“背《春秋》之义”，在给日本学者演讲《流氓与文学》中说：“儒墨的思想恰好搅乱道家无为而治的主义，司马迁站在道家的立场上，所以要反对他们。”（1991年12月25日日本《飚风》第26期。1992年1月16日《文学报》引。）
其实司马迁对孔子的思想吸取了很多，尤其是孔子的“重名”，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司马迁认为立德、立功、立言的最终体现就在于“立名”。我们读《史记》可能会发现，司马迁称赞某某人，总是要说他“名不虚立”、“名传后世”，“名垂不朽”等，就连农民起义的领袖陈涉也说过：“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又如范蠡，原来从政，后来做生意，聚财又散财，司马迁说他“三迁皆有荣名”。孔子所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就是司马迁的座右铭。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议论生死，做了很多推论之后，才说出自己面对奇耻大辱为什么不引决自裁：“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又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古人有地位，有金钱，但是人死了之后，名声随之就消失了，这样的人记也记不尽，记也记不完。什么样的人被人们记忆称颂呢？“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是哪些人？“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以这些历史人物发愤为作的精神激励自己活下去，这样生存比自杀而死艰难千百倍。司马迁的《史记》里写忍辱负重的人物特别多，与其自身的悲剧人生有内在的联系。
儒家重视节操，而积极进取。《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的话：“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就是说可以舍弃生命，成就仁道。孟子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为“舍生取义”，中学语文选了《告子上》的一章：“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舍生取义”怎么取舍法？“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就是一点很少的食品，得到它可以活命，得不到它就只能饿死，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不要得到？孟子认为，首先看是否合乎礼义，如果是“呼尔而与之”、蹴尔而与之”，大呼小叫，用脚踢踩，让你吃了活命，这时候“行道之人弗受”、“乞人不屑，”，走路的人、讨饭的人也不会接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节操观念是刚强的，但是过于刚强，就有它脆弱的地方。一个人一生中这样那样的屈辱谁没受过啊？那都该死多少次了？世界上还有人能活下来吗？受到一点屈辱就自杀，自杀的人可就多了。在这种节操观念的支配之下固然培养了很多民族英雄、仁人志士，但也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有一利，也有一弊。再说过于刚强的节操观念容易向它的反面转化，这篇文章的后边一段说：“万钟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一大笔财富，不辨别是否合乎礼义就接受它，为什么接受呢？“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从前宁可死也不接受，现在为了住豪华的房子而接受它。“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以前宁可死也不接受它，现在为了妻妾的侍奉而接受它。“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从前宁可死也不接受，现在为了得到穷朋友的感激而接受它。过于刚强的节操观往往会向反面转化，贫穷的硬骨头容易变成富贵的软骨头。
司马迁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儒家的节操观，但并不是全面吸收，还要用道家的人生观、生死观来弥补。老子讲“摄生之道”，“陆行不遇凶虎，入军不被甲兵。”行走于陆地，不为猛兽所害；进入兵阵，不为兵器所伤。为道、德所化育，在什么地方都能够生存。庄子讲养生之道，《养生主》有一段《庖丁解牛》。庖丁当初解牛，“所见无非全牛”，面对完整的活牛，不知从哪儿下刀。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三年之后没有看见过完整的牛，能够透视牛的身体。到现在又进一层，是用意念杀牛，“官知止而神欲行”，手脚器官可以停止，精神意念就把牛给解开了。这篇作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刀刃不能碰击那些筋肉和骨头相连的地方，何况大骨头呢？不能碰怎么解啊？“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薄薄的刀刃进入牛体内的空隙，在里面游刃有余，遇到难为之处，集中精神，轻轻一划就解开了。庖丁说有三类解牛人。一类是优秀的杀牛人，他们一年换一把刀，用刀割肉；第二类是普通的杀牛人，一个月换一把刀，用刀砍骨头；第三类是自己，“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杀了几千头牛，而刀刃锋利，就象刚刚在石头上磨过。《庖丁解牛》让人们学习的不是庖丁，而是庖丁的刀。“养生主”即养生之道，养刀之生，庖丁的刀永远保持锋利。怎么保存啊？就是钻空子，不要碰那些牢固的地方。这是一种活命哲学，也就是回避矛盾，保全自己。如同庖丁的刀永远“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活着干什么？也不干，这一点司马迁不取。司马迁融合儒家的积极进取和道家的珍视生命，既珍视生命，又有所作为，而且认为必须经受磨炼，才能焕发出生命的光辉。
司马迁遭受宫刑的奇耻大辱，为什么不自杀呢？他说：“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祖上没有足以荫庇后人的功勋。文史星历与从事占卜和祝祷的人相并列，当作倡优戏子般蓄养着，为皇上所戏弄的，为普通人所轻视。“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如果自己接受制裁被诛杀，如同九头牛掉下一根毛，与死一个虫子蚂蚁有什么区别呢？“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世人不会把我与死于节操的人相提并论，只不过认为我罪大恶极，智虑穷尽，不能自免一死，终于接受死刑——那就死得不值了。为什么呢？“素所自树立使然”，是因为我向来从事的卑贱工作使人们这样看待。“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人本来都有一死，有的死比泰山还重，有的死比鸿毛还轻，关键是看为什么而死，司马迁特别重视死的目的和意义。
司马迁的生死观可以归纳为：不为节操轻死，不为天年苟活，以实现人生价值为前提，生者顽强，忍辱负重，发奋为作；死则壮烈，死得其所，视死如归。强烈的生命意识，崇高的价值观念，孕育出华夏民族的悲剧精神。在任何自然或人为的灾难面前，中华民族将永远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抵御灾难，修复创伤，这就是悲剧精神。
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指出，悲剧向来被认为是最高级的文学形式，取得杰出成就的悲剧家也是人间最伟大的天才。悲剧精神是一种崇高美，这种崇高美不是指道德崇高，而是指美学崇高，使人感受到的是“怜悯和恐惧”。悲剧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能逆来顺受。悲剧总是有对苦难的反抗，悲剧人物身上最不可原谅的就是怯懦和屈从。表现出怯懦和屈从的，不管怎么悲怎么惨，都不能构成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元明清时代产生的广义的悲剧，严格地说大多是“苦戏”，而不能叫做悲剧，“苦戏”的主人公一般都逆来顺受，加上作品因果报应的说教，这就淡化了悲剧精神。
英国美学家司马特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怯懦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只有当它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只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司马迁以其特有的悲剧视角来审视历史，所以悲剧人物是《史记》的主要描写对象。全书描写悲剧人物有一百多位，以悲剧人物作为篇名的作品就有将近六十篇。这些历史上的悲剧人物遭遇悲惨，有的自杀，有的被杀，有的终生困顿，有的晚景凄凉，他们都具有顽强抗争的悲剧精神。
二、司马迁的审美情趣 司马迁的审美情趣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关于语言艺术方面这里不涉及。
第一是阳刚之美。阳刚之美是指积极入世，锐意进取。《史记》中无论大人物、小人物，选取人物不分级别。大如天子、诸侯、重臣，小如刺客、游侠、医生。春秋争霸、战国称雄、秦朝统一、楚汉之争、文景之治、武帝政治等，各个阶段都有豪迈进取的人物，这些人物都具有阳刚精神。譬如战国策士苏秦，游说秦国失败，回到家里，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他责备谁呀？责备自己。他说“是皆秦之罪也”，这都是我苏秦无用。所以他能够发奋努力，获得成功。成功后父母郊迎三十里，这不像做父母的，儿子成功了，三十里外去迎，张乐设饮。妻子吓坏了，想看看官人什么模样，不敢看，侧目而视；想听听官人打什么官腔，不敢听，倾耳而听。嫂嫂最狼狈，像蛇一样地爬到他面前，四拜自跪而谢，五体投地。苏秦喟叹曰，“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一个人没钱没路走，父母不把你当儿子；有钱有地位了，父母亲人都怕你。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一个人活在世上，地位、权势、金钱，怎么可以忽视呢？这个结论道德上并不可取，美学上却体现出积极进取的阳刚精神。《史记》中有许多阳刚十足的人物，道德并不崇高，行为并不正确，他们的悲剧往往是由错误造成，但这并不削弱悲剧精神。
第二是阴柔之美。司马迁也吸取道家思想，道家的朴素辩证法认为进取必须先退让。就好象拳击师格斗，总不能老伸着胳臂，只有缩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量。所以欲取先予，欲进先退。阴柔之美体现在政治上，是主张温和宽厚，适宜休养生息。《史记》十二篇本纪有一篇《孝文本纪》，是皇帝的楷模。《孝文本纪》写的汉文帝刘恒是一个道家皇帝。刘恒的母亲失宠于刘邦，刘恒从小就由母亲带着到北方做代王，什么继承大统，想都别想。他真的不想吗？吕太后死后，吕党被镇压，大臣们选择刘邦诸子中谁来做皇帝呢？首先选皇子他娘，选中薄太后，她不会干政。刘恒一再谦虚表示，我有何德何能？怎么能继承大统？可他暗中派人在京城打听，有什么动向立刻回报。大臣们把他请进了皇宫，让他坐上皇帝的宝座，他还要再三谦让。这位皇帝做得好，首先他实行了很多让步政策，废除苛捐杂税和残刑酷律。一个小姑娘缇萦上书，说父亲犯了法，他没儿子，只有五个女儿，我愿意卖身为奴，为父亲赎罪。皇帝感动了，竟然把肉刑给废掉。文帝穿着粗布黑衣，认为结实耐穿就行，不求华美。让最宠爱的慎夫人裙子不能拖在地上，那是浪费。宫殿里的帏帐不准绣花纹，因为绣花纹能够引诱奢侈。每到春天，他扶犁率耕，身体力行，告诉天下农民抓住季节种地。吴王称病不朝，就赐给他龙头拐杖，让他就别来。群臣有受贿者，则“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汉文帝以柔克刚温和治理措施体现出道家的阴柔之美。
第三是坚韧之美。坚韧之美是阳刚与阴柔的有机融合，既有积极进取，又能退让忍耐，表现出坚忍不拔的毅力。司马迁最欣赏坚忍不拔的人物，满怀激情地描写他们，譬如伍子胥、蔺相如、韩信、魏豹、彭越、季布、栾布等。《廉蔺列传》论赞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知道自己将死，一定会勇敢地面对，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死定了反而不怕。死本身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怎么处理死。当蔺相如抱着和氏璧斜望着柱子准备撞上去的时候，当他怒叱秦王左右的时候，最多也不过杀头。假设秦王不怜惜和氏璧，撞就撞吧！这时候他就得撞死，要做好死的准备。这一死名动天下，是难逢之机，死得其所，就该视死如归。不当死的时候，就要忍辱负重地活下来。廉颇争位于朝，争路于市，蔺相如上朝就请病假，大路上碰到就躲开，门客们脸上无光，想另谋高就。蔺相如问门客，“廉将军的威风比秦王怎么样？”门客认为廉颇比不上秦王。蔺相如说：“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独畏廉将军哉！”“我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这里“先”和“后”不是时间先后，而是“重视”和“轻视”。不是说先解决国家的危机，后解决个人恩怨，而是说看重国家危机，看轻个人恩怨。廉颇为相如的大智大勇所感动，以致负荆请罪。司马迁对蔺相如的评价，表明他欣赏坚韧之美。伍子胥困窘困于江上，沿途乞食；韩信受胯下之辱，魏豹、彭越受辱而不羞，季布卖身为奴，栾布趋汤如归，他们豪迈进取，不畏惧死亡，同时都能够忍辱负重，表现出坚韧之美。
第四是悲壮之美。悲壮之美与阳刚之美有紧密的联系。荀子说：“强自取祝，柔自取束”，过于刚强则自取灭亡，过于柔弱则自取束缚。项羽、英布、韩信、彭越、魏豹就是这类人物。
《项羽本纪》用一个“勇”字贯穿全篇，成也勇，败也勇。其中有三段文字最为精彩。第一段是“巨鹿之战”，写以一人之勇激发天下人之勇，凭借这个“勇”推翻了暴秦的统治。第三段是“垓下之围”，写以一人之勇征服天下人之勇，因为这个“勇”走向了自己的灭亡。第二段是“鸿门宴”，写反秦斗争与楚汉之争的转折关头，刘邦与项羽之间的一场明争暗斗。这里项羽的弱点暴露无遗：目光短浅、沽名钓誉、优柔寡断、刚愎自用。对“志不在小”的刘邦，宴前当击不击，宴上当杀不杀，宴后当追不追。项羽与刘邦性格上的差异，见识上的高低，汉兴楚败的必然趋势，都昭然若揭。项羽有奇异之美，“重瞳仁”就是一奇。司马迁听说虞舜是重瞳仁，项羽也是重瞳仁，于是推测项羽可能是虞舜的后代，有遗传基因，否则如何解释项羽的迅猛兴起灭秦呢？写“重瞳仁”，其实是烘托“何兴之暴”的疑问，为赞美项羽的奇功张本。“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白手起家率领诸侯灭秦，行驶分封大权，是近古未有的奇人。司马迁在此基础上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志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自矜功伐”意谓居功自傲，老子最反对自矜功伐。项羽具有纯阳刚的个性，缺乏道家的阴柔和缓，企图用暴力征服天下，终于自取灭亡。死到临头他也没有醒悟，还说“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司马迁认为项羽将失败归咎于天是荒谬的。项羽认为自己的结局是命运的悲剧，而司马迁指出他是性格的悲剧。这就是前面推导出来的“性格的必然发展和这个发展不能被人接受之间的悲剧性冲突”。项羽的性格继续发展下去，就是第二个秦始皇，这是不可能被人接受的。
项羽自刎乌江令人惊骇，悲壮得出奇。别姬时的无奈，溃围时的自信，拒渡时的理智，赠马时的从容不迫，自刎时的镇定自若，都表现出英雄无悔，惊心动魄。血肉横飞的厮杀中，项羽将自己的头颅赠送给故人，乃自刎而死。汉军争夺项羽的尸体互相残杀，五个将领分别夺得头和四肢，被封为五个诸侯。这一悲壮出奇的结局，特别能产生“恐惧和怜悯”。
第五是奇异之美。司马迁生性爱奇，西汉晚年的扬雄在《法言·君子》中最早评论说：“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就是说，文章华美而缺乏实用的，是司马相如；喜爱奇异而不忍割爱的，是司马迁。孔子有很多爱好，归结起来是“爱义”；司马迁有很多爱好，归结起来是“爱奇”。爱奇，选择立传人物自然要拒绝平庸，无论愚贤善恶，无奇不写。西汉第二代皇帝汉惠帝刘盈是个善良人，在位七年，却没有本纪，就因为他是个平庸之辈。刘盈的母亲吕太后没有做皇帝，且为人自私残忍，却破例被列入本纪，就因为她是个奇女子。七十篇列传的首篇《伯夷列传》写殷末周初的义士，第二篇《管晏列传》突然跳到春秋时期，其间整个西周没有一篇列传，这是因为伯夷、叔齐有奇言奇行、奇节奇德。可以说，《史记》人物都有“奇”的地方。《屈原列传》奇在哪里？有人说它漏洞百出，显然是夸张，但确实存在叙事不详，照应不周的问题。然而这是《史记》全书最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篇，议论和抒情多于叙事。哪是给屈原和贾谊写传啊？简直就是给自己写传，这是第一个“奇”。先秦古籍里找不到屈原的名字，以致后世有人怀疑屈原是否确有其人。怀疑和否定屈原的文章流传到日本，日本人编成“屈原否定系列”，将屈原否定论写进文学史教科书里。当时司马迁依据什么为屈原作传，这是第二个“奇”。先秦时代的学术大师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都没有什么“祖国”的观念，更别说纵横家朝秦暮楚了。孔子祖籍宋国，出生鲁国，周游列国，做过齐国高昭子的家臣，哪里都可以高就，其他人更是如此。他们有“大一统”的华夏民族观念，而不事奉某一个诸侯国。但屈原身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鬼，始终忠于一个楚国，这是第三个“奇”。
司马迁对屈原的爱国之“奇”表示不能理解。《屈原列传》论赞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这里表现出对屈原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同情，但“又怪屈原以彼其材而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屈原凭着自己的才能去游事诸侯，哪个国家不容纳？为什么要使自己走到这个地步？可见司马迁敬佩的是屈原的人格，而不是他固守楚国的爱国精神。如何理解司马迁对屈原的这段微辞呢？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屈原处于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战国晚期，当时必由某一大国来完成统一，而楚国具备了统一的基础。后来秦国统一了天下，秦末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领袖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全是楚国人，可以说汉朝的建立就意味着楚国最后战胜了秦国。《项羽本纪》里记载有楚南公的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应该说楚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与屈原的爱国情结很有关系。司马迁生活于大一统的汉代，不同于周代对诸侯的失控，自然要淡化诸侯国的概念，因而司马迁对屈原的爱国情结表示不理解，而不理解也是“奇”之所在。淮南王刘安喜爱文学，汉武帝与之同好，就让刘安作《离骚传》。《离骚传》只保存下来一段，见于《屈原列传》和《文心雕龙·辨骚》：“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离骚》所称道的帝喾、齐桓公、商汤王、周武王等，都是华夏民族的明主贤君，可见屈原向往着天下统一，爱国情节并不狭隘。司马迁引用《离骚传》来赞美屈原的人品和作品、人格和风格，认为屈原的人品人格峻洁无比，影响到作品风格的清丽隽永，这是第四个“奇”，也是最重要的“奇”。
司马迁审美情趣中的阳刚、阴柔、坚忍、悲壮等特征，都是以“奇异”作为衡量标准，只有出奇的阳刚、阴柔、坚忍、悲壮，才值得立传，值得全力贯注地去描写。
《史记》中有许多细节著录怪异，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中说：“积善余庆，阴谋阳祸，《史记》一贯之旨。”据此可以认为著录怪异是唯心主义的表现。从“爱奇”角度来看，这也正是司马迁审美情趣中喜好奇异之美的反映。
三、《史记》的悲剧精神
《史记》具有悲剧性不容置疑，这种悲剧性蕴含着什么样的悲剧精神？总体来说就是“抗争”二字。表现为悲剧人物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顽强抗争，顽强抗争具有目的性、坚韧性、超越性、彻底性等特征。
再来看《陈涉世家》，这个作品对陈涉做了充分的肯定。《史记》末篇《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自传，也是《史记》的自传，它逐篇介绍了《史记》每篇的写作动机。理解《史记》作品，最好先读《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自序》说《陈涉世家》的写作动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将陈涉起义与商汤王伐夏桀、周武王伐商纣、孔子修《春秋》相提并论，司马迁是站在反暴虐的立场去肯定陈涉，不管是谁反对暴力统治，都应该肯定。再说陈涉自称“陈王”，汉高祖刘邦给他的谥号是“隐王”，所以将陈涉列入世家理所当然。司马迁首先肯定陈涉有鸿鹄之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他给人打工种田，却胸有大志。第二是肯定陈涉有宣传才能，鱼腹帛书、篝火狐鸣是造舆论。派人到野外装狐狸叫“陈胜王”，用帛书写上“陈胜王”三个字，塞到鱼肚里，戍卒们杀鱼拿出来一看很吃惊，以为是天意。敢于装神弄鬼造舆论，说明陈涉自己不信鬼神。第三是肯定陈涉有领导魄力和艺术，他支派将领出去打仗，打了胜仗的派使者来要求做王。如果陈胜不准，人家就会搞分裂，因而陈涉表示承认并且祝贺，适应形势的需要。第四是肯定有气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这正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演绎。陈涉敢于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符合《史记》中的血统论。无论诸侯、大夫还是百姓，都是炎黄后裔、华夏子孙，都是同一个血统，王侯将相有什么特别高贵的遗传呢？他们可以做王侯将相，我也同样可以。
《陈涉世家》还通过补叙揭示了陈涉失败的原因。第一是枉杀故人。陈涉与人佣耕时说过“苟富贵，勿相忘”，做了陈王之后，一起佣耕的故人来找他，起初也能善待。但后来听信谗言，担心故人口无遮拦，有损自己的威严，于是杀害故人，其他故人都离开了陈涉。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而陈涉竟被自己的车夫所杀。第二是苛察诸将。陈涉用朱房、胡武专司诸将之过，严加惩罚。枉杀故人，苛察诸将，很快就失去了人心，造成自己的悲剧结局。陈涉起义抗争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推翻暴秦，自为王侯，夺取富贵。
《淮阴侯列传》也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作品，突出体现了坚韧性。韩信穷困潦倒的时候甘受市井之徒的胯下之辱，贵为楚王的时候被刘邦拘捕起来，打入囚车，这等屈辱他能够忍受。以韩信的坚韧性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引绝自裁”，司马迁欣赏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淮阴侯列传》用很长的篇幅写策士武涉、蒯通游说韩信，劝韩信背汉投楚，或者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但是韩信却说，汉王待我太好了，把他的车让给我坐，把他的衣服让给我穿，把他的食物让给我吃。坐人的车就要替人受难，穿人的衣服就要替人分忧，吃人的食物就要替人去死。我怎么能向利背义呢？韩信对刘邦很忠诚，但刘邦对韩信一直心存猜忌，完全是“掌握使用”，并随着天下的平定，一步步将韩信逼向谋反之路。韩信终于因谋反而被吕后和萧何用计斩杀，他临死时后悔没有听从蒯通的计策，竟死于吕后妇人的诈骗，真是天意。韩信的悲剧主要是因为性格过于刚强，居功自傲。在平定齐国之后，他趁刘邦受困于荥阳，派人向刘邦提出要做“假王”，即代理齐王，刘邦打开信一看便大怒，骂道：我被困在这里，早晚都在盼望你来帮我解围，竟然想要自立为王！当时幸好有两个最聪明的人在刘邦身边，张良、陈平踩一下刘邦的脚，附在他耳边说：形势对我们不利，哪有能力禁止韩信称王呢？不如顺势立他为王，好好待他，让他自守齐地。不然，就会发生变故。”汉王也醒悟过来，接着骂道：“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于是派遣张良前往，立韩信为齐王，征调韩信的兵力攻击楚军。事件平安地过去了，但刘邦对韩信更加猜忌防范。
韩信明知刘邦猜忌自己，但却不懂得低调处世，明哲保身，而是“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目中无人。偶尔与樊哙来往，“哙跪拜送迎，言称臣”，只有在樊哙的恭敬中才能找到一点心理平衡。司马迁评论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於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这里批评了韩信的两个错误：一是伐功矜能，就是自恃功劳大、能力强，而不知收敛，这是道家的大忌，韩信就是不学道。二是不识时务，“天下已集，乃谋畔逆”，言外之意是武涉、蒯通劝他背汉投楚或自立为王的时候，就应该果断行动。如果听从蒯通或武涉的建议，那么秦代之后就可能出现三国鼎立的局面，历史就可能完全是另一种面貌了。待到天下统一了再谋反，破坏难得的一统天下，夷宗灭族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悲剧并不是以死为标志，不写死亡，同样可以表现出悲剧精神，至少《史记》是这样。《史记》第一百篇《季布栾布列传》所写的两个人物都没有被杀或自杀，也不是晚景凄凉，但是在他们具有悲剧性的人生历程，分别表现出重死和轻死的悲剧精神。这两人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正因为他们的重死和轻死同样表现出悲剧精神，所以写成一篇合传。
季布是项羽手下的一员猛将，凭着项羽那样的勇气，季布“以勇显于楚”，在楚军中以勇猛闻名。季布多次围困刘邦，刘邦最恨他，所以平定天下之后，刘邦以千金巨赏通缉季布，当年求购项羽的人头，也是“千金、邑万户”。敢有收留藏匿者，罪及三族。季布怎么办呢？他藏在濮阳周氏家，听从周氏的安排，把他卖给侠客朱家。朱家认定此人就是季布，通缉犯，买下来，安排他种田。交待自己的儿子：种庄稼的事听这个奴才，吃饭你要和他同一张桌，也就是说必须尊重他。然后朱家找到汝阴侯滕公，对滕公讲一个类似“桀犬吠尧，各为其主”的道理，并说皇上“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斤斤计较战争年代的恩怨，向天下人显示的是多么的不宽厚！再说逼急了，季布就只有投向匈奴或越国，那就是将一位勇士送给了敌国。此后汝阴侯滕公与皇帝沟通，刘邦竟然赦免季布，拜为郎中。汉惠帝季布任中郎将，汉文帝时为河东太守，敢于直言，以信守承诺闻名于关中。
司马迁评论季布说：“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於楚，身屦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季布这样屦军搴旗的勇士，到了受刑罚被杀头的时候，宁可抛弃尊贵的身份，做人家的奴仆，而不选择死亡，看起来多么卑下！司马迁很能理解，他认为季布一定是“自负其材”，自我价值没有实现，所以能够忍辱负重，坦然接受。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生价值不能实现。那些感慨自杀的下等人不是有勇气，而是胸无大志，思虑不足。司马迁评论季布，实际上是寄托自己忍辱负重的苦衷和成一家之言的抱负。
栾布不是项羽的人，而是梁王彭越的部下。《魏豹彭越列传》写的是秦末农民起义中的魏王和梁王。魏豹是六国旧贵族的后代，秦末农民战争中在项羽和刘邦之间投去靠来，反复无常。彭越是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接受过齐国的将军印，随后投归刘邦，刘邦安排他做魏相国。彭越配合刘邦作战，给项羽造成很多麻烦。在与项羽最后决战时，刘邦接受张良的建议，封彭越为梁王，分封善地给彭越和韩信，得到韩信和彭越的合力帮助，才有著名的垓下会战。在军事上，彭越是仅次于韩信的大功臣。与韩信不同的是，彭越并无谋反之意，只是不愿意亲自率兵参与剿灭陈豨，为刘邦所怨恨，为吕后所杀害。栾布本来是彭越的故人，被人掠卖，做过酒保、奴隶和燕国的将领。彭越从刘邦的俘虏里将栾布赎过来任为梁大夫，栾布对彭越忠诚不二。栾布为梁王出使齐国，回来时梁王彭越已经被枭首示众，夷灭三族。刘邦下命：“有敢收视者，辄捕之。”栾布在彭越头下禀告出使事务，然后痛哭着祭祀彭越。栾布被抓到刘邦面前，刘邦骂栾布是彭越的同谋，下命烹煮栾布。栾布大义凛然地摆事实，讲道理，责备刘邦滥杀无辜，并指出：“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然后走向汤镬，视死如归。于是刘邦赦免栾布，并拜为都尉。文帝时栾布被任为燕相、将军，景帝时以军功封侯。
司马迁评论说：“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所谓“不自重其死”，也就是轻死，不怕死，视死如归。栾布之所以能视死如归，是因为他明确死的意义，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这里体现了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和生死观，“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季布栾布列传》的两个人物没有悲壮的结局，他们以悲剧性的人生历程诠释了顽强抗争，诠释了对生死的超越。悲剧的灵魂在于顽强的抗争，《史记》的悲剧精神也就是顽强抗争的精神。这种顽强抗争的悲剧精神来源于华夏民族的历史，经过司马迁的提炼，贯穿于《史记》的人物传记，又以清晰的脉络，融合在民族意识之中，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
发表于 2008-10-2 18:39:17
发表于 2008-10-22 15:5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