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征文启事”的意见表述和联想》的系列文贴、礼法合治的两篇文贴陆续发出后,文贴与时下主流思想歧见极大,依然得到浪花先生与古越先生的肯定与支持,感谢之余,倍觉慰藉。下篇文贴筹思,将论说汉武独尊儒术后,进入君主专*制人治礼法政制的历史与逻辑,连涉五四运动后的现代文化研究阶段,以及现实文化的研究阶段所遇到的文化问题,是礼法合治的人治政制模式沿流至今,所发生沉重的文化话题。 沉重的文化话题也是儒家文化脉理传承之沉重的文化话题,儒家的文化脉路有阶段性。孔儒体系经孔、孟、荀的历史逻辑演变,形成孔儒体系的发展系统,存阶段性的发展脉路;也出现孔儒体系与孔儒脉理传承之间的阶段性脉路。自宋明理学以来,孔儒发展系统的阶段性脉路被截断了;自满清文化逆转,到现代文化研究阶段,孔儒体系与孔儒脉理传承之间的阶段性脉路也被截断了。两条阶段性脉路被截断,致孔儒文化被严重曲解、误解而模糊化。对儒家体系的文化认知局限于儒家道德的偏窄学域,道德文化也因此被拖入到偏窄的认知学域。久而久之,成为儒学文化的沉重话题。 一、君子施政,其身正,其令从,乃孔子的德治思想。法家的人主法治,“上尊而不侵”。法家理论于秦亡后殁,却在后世的君主威权专*制下透彻出来。明清之际孔儒脉理传承之实学与启蒙,批判帝制世袭制度,以及由之产生的三大弊痼:贪腐天下、势尊必蔽、文有法而礼无法,显然批判的是君主专*制人治的法家理论。到今天,依然推崇儒法合流的礼法合治,实质遗弃了孔儒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政制模式。坚定依法治国的理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的“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学术界却走不出儒法合流的理论偏蔽路,沉重的文化话题。 二、稳固君主专*制统治,一是弃实学、二是遗落客观化理论的研究。两项理论研究,不可避免地牵涉专*制政治无法根治的弊政,动摇其统治根基,却是孔儒的文化传统。汉武独尊儒术后,两项理论研究逐渐消停,思想文化研究逐渐转向适者生存的内修心性学方面,恰恰就是君主专*制的社会需要。孔儒体系,包括心性文化为何发生异化?经汉儒的初期异化,进入极度异化的宋明理学阶段。所谓儒学复兴,复兴的是道德内修心性学。魏晋南北朝的道佛双枝,无为自然的社会人生观与避离因果的社会人生观,逻辑演绎成“内则道佛”的内修心性学。历史逻辑进一步便是儒、道、佛互补的内修心性学。内修心性学成理论规模,适应着专*制政治的社会需求,实学与客观化理论却彻底遗落,心性内外的矛盾性被隔离,环境造人、文化造就心性的哲理不存在,成单向的内修心性学了。运用荀子的解蔽方式,只知心性内修之适者生存,不知天地人参、人能弘道的环境造人,文化造就心性。这是人治社会的历史与逻辑,思想逻辑的副产物。到今天,依然提倡儒、道、佛互补,都是传统的优秀文化。遗弃的是孔儒的心性文化,成沉重的文化话题。 三、西方列强侵略,强势的西方文化进入,人治的制度与文化积弊显见,方有实业救国、变革政制、现代文化研究,适应着社会潮流而逐步推进。然而,文化研究走入误道。 一是截断了孔儒体系阶段性的发展脉路,批判矛头直指孔儒体系。孔儒世界观的文化理论,连同民所共由的礼法合治、德主法辅的政制理论模式被遗弃了。历史与逻辑的因果源流所涉,必然被批判扬弃的满清逆转文化,连同沿袭的宋明理学,因此而避开批判浪潮,以使人治的专*制制度与专*制文化沿流至今,成为沉重的文化话题。 二是失去文化意义的辞旧迎新。辞的是人治的制度与文化,以及自然经济时代;迎来而适应的是商品经济时代,以及张扬民*主意识的民本政制时代。辞旧迎新,寻找中西、古今文化转换的中介点。文化中介点是孔儒的脉理传承,却误道为宋明理学。误道的文化中介点,成为沉重的文化话题。以西方文化图解中国文化,中国文化逐渐失去其自身特点的话语体系和范畴体系,被曲解成支离破碎,文化研究进入“邯郸学步”与“囫囵吞枣”的双重困境。误道的文化融合论,成为沉重的文化话题。 鄙下篇文贴将论说君主人治的礼法合治问题,也将面对种种沉重的文化话题,费思量;鄙见解与时下主流思想殊异,更费思量了。习主*席提出社会治理体系的文化传承,民族复兴大业;征文启事提出话语体系与范畴体系的文化构建,显明了文化的方向。但是,文化研究尚未走到这一步,更值得费思量了。不过,鄙还是勉为其难而尽性为之:沉重的文化话题。 鄙文贴用心于张扬儒家文化,特别是《从名实、性命范畴论说仁礼规范与礼法合治》,更从真实的社会人生观角度去论说。内修心性学来源于真实的社会人生,缺失性命学研究,何有真实的社会人生?何有人能弘道的性命学?又何有真正哲学意义的内修心性学?心性文化有着完整的范畴体系,性命范畴乃心性体系中的一范畴,心性范畴蕴含并证理着心性内外的矛盾性和因果性。正视矛盾性和因果性的客观存在,予以精深研究,方可真正领悟内修心性学的哲学意义,认识儒家的心性文化。鄙人论说,能否如愿取得心性效应,致儒学文化、尤其是仁礼心性文化的清晰化,鄙殷切寄望。须知道,对儒家文化的认知问题,是种种沉重的文化话题的核心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