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的“反儒说”与沉重的文化话题

质文刚柔

袁伟时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历史危机·现实危险》转载在《凤凰资讯·大学问》专栏，阅后辗转不安，愁上心头。再度的心情焦虑，联想到不久的文贴：《沉重的文化话题》。

一、关于儒学文化的历史评说。

〔1〕袁先生以世界文明历史作参照，认为传统文化有着辉煌史，也有17世纪后的历史危机史。即然有着辉煌史与危机史的划分，何以鞭挞辉煌史的孔儒学说？如人生有纯洁的孩童时代，有走上社会历练人生的时代。历练人生路有失道迷途现象，焉能负累纯洁的孩童时代？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不符合文化逻辑。自五四运动后，反儒连根拔，鞭挞和否定孔儒，近一个世纪成惯性了。为什么出现反常的文化现象？沉重的文化话题。

〔2〕袁先生诉说17世纪后中国落后的三个成因：经济落后、制度落后与文化落后。正因为全面落后，方招来帝国列强的入侵、欺凌与利益瓜分，中华民族蒙受灾难与耻辱，因而有民族雪耻图强的前赴后继，迎来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制度设立，并不意味着文化的顺理成章，创业毕而守业更难，应以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辉煌去理证制度的优越，相反，沿流的却是中央党校王长江所说革命党的思维，走到极限便是WG的灾难性事件。以孔儒的文化逻辑概括：“文胜质则史”。改革开放，中国进入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时代，不知不觉走到另一极端，人欲横流的“质胜文则野”。深化改革必要纠正偏蔽的文化问题之一，就是质文心性矛盾体的两个偏极：文史与质野，回归质文合体与道的心性健康路。文化研究，必从文化的逻辑源流去盘根究底，不是止于源而不根究于流。人们的认识史，呈波浪式的前进史，曲折与坎坷伴随着民族的灾难史，雪耻而奋发图强同时进行，有否定之否定的哲学圆圈。综合辨析，研究文化，所要根究的文化因果，所作盖棺论定的文化结论，决不能止于源不根究于流。重建儒学说，源自孔儒，源续宋明理学，视孔儒与宋明理学一脉相承，希图探究出一条中西、古今文化合流的现代儒学路，如现代新儒学的新内圣外王之道。理论效应如何？现代儒学体系可以建立起来吗？难道不应该持有怀疑精神去反思吗？

理论学说有二类：一是理性科学，如哲学的抽象理论、思想史的实学研究，文化学研究文明走向的文化形态与动态，担负着改善和改造社会的理论职责。一是适应生存的“实用性”学问，如儒〔宋明理学〕、道、佛属此类，适应着君主专*制环境而产生的内修心性学。乱世道佛兴，岂能寄望乱世之道佛内修，应对社会人生路？“治世通行乱世遗落”的道德定律，何以寄望治世方可通行的宋明理学道德内修心性学，去指导社会人生路？可以成为理性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理性科学，治世明其本，乱世理其因，本与因皆实自源根而实存并用的人文文化，正是鄙人致力研究的孔儒文化，不是纯粹的道德内修心性学，而是心性内外的人文道德文化，方有民所共由的人类通性，共由之理与道，本体与道心，方有研究实学、研究客观化理论的孔儒传统与脉理传承。鄙在《孔子仁的层次性理论与历史逻辑的传续》，所论理的层次性理论中，价值取向和最高层次的理论，就是道德的实学，客观化理论的研究。然而，研究儒学，止于孔儒与宋明理学的一脉相承；传统文化研究，止于儒、道、佛的心性文化互补，孔儒传统及脉理传承的实学、客观化理论研究的路向被扼止了。文化研究至今，依然如此，沉重的文化话题。

〔3〕袁先生论证现实的文化危险，“中国没有出现一个能引领世界向上的思想家”，“中国经历了最长和最为艰辛的转型灾难，理应产生震古烁今的思想成果和震撼心灵的艺术，没有。”恐怕没有人可以否定铁一般的文化事实吧！“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真的要探究其所以然，知耻而勇，作彻底省思的时候了。沉重的文化话题。

二、袁先生的反儒，反的是什么性质的儒学，是孔儒的思想源根，逻辑本然，还是进入认识惯性的儒学？

〔1〕儒家道德，成认识的惯性，袁先生也误道其中。“修身乃儒家所长”；“道德规范，修身方法等，可以直接继承”；“浩然正气，坚持正义，是珍贵遗产”。孔儒被拘囿在道德的狭窄圈子里。心性有内外，道德心性焉能无内外。道德内修心性，宋明理学误道儒学，异化儒学。道德何生？合群明分之自然而必然，与人类通性吻合，性善必然，适全人性自然。孔子倡仁义，务实就是忠恕，以己之情欲，推及他人之情欲，方有仁人行的道德准则与人道施教。仁的最高境界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社会的规范秩序就是“君子义”与“小人利”。孟子民本说，以恒心与恒产两类的社会分工而务实，百姓安居乐业为指要，“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明确论理道德乃履道之工具，“仁义行”，非民本致用成价值目标的“非仁义行”。《中庸》以诚明论性，诚非道德所局限。诚者实也，人化自然的事物客观，事物之诚与心性之诚，成心物范畴的诚明逻辑。不诚无物，明诚教化，何有单向的内修心性？《易传》更以仁义人道的融入，形成三道三才的逻辑理论，价值座向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一致表明：应以心性之内外，心物之客观逻辑，去理解道德文化。可以断定，道德文化只是孔儒体系中的一部分，孔儒是研究实学、研究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2〕袁先生认定儒学“形式逻辑不发达，怀疑与自由精神不足”，是否属实？鄙贴《孔子仁的层次性理论与历史逻辑的传续》，从孔子仁的层次性理论融入于命、性、教的逻辑理论中，到孟子顺命、尽心尽性的逻辑理论；《中庸》诚明同一理论融入天命之谓性的逻辑理解中，共同论理仁的层次性理论。到了荀子及《易传》时代，将孔孟仁义尽性的逻辑务实转向礼义规范的逻辑方面，仁的层次性理论转变为礼义规范的结构性理论。逻辑的演绎，何以不证实着孔儒的形式逻辑？何以论定为“形式逻辑不发达”？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荀《易》时代，明显生长着辩证逻辑。《易传》提出人事本体的“刚柔相推而险阻生”，“刚柔相接而吉凶生”的理论，源由出自心性动态的“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悟觉出“明有性情、幽有鬼神”的心性特征和逻辑形态，致辩证逻辑与心性文化联接贯通，连接人类通性，故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的价值取向，人类通性的心性唯物。心性唯物与心性辩证的联体逻辑，在船山时代大放异彩。船山言：“天下之变，皆顺乎物则者也；天下之疑，皆允乎人心者也”。所言“物则”之“则”，概念之外延到“人也、天也、物也，皆自然之化也”的全领域中；概念之内涵蕴藏着客观之“理则”，客观化理论之义理。对“物则”之“则”的精深理解，较正着唯物论的逻辑定义，显明其哲学意义。“天下之疑，皆允乎人心者也”，从孔子的人心不古，到船山的疑乎人心，也从《易传》的“情伪相感而利害生”的心性逻辑，论理着“心统性情，性为情节”的情理之理一，“无欲理亦废”的理欲之理一，从而修正汉儒与宋儒扭曲的情理观与理欲观。从道心与人心的矛盾理论去论理危微之几，去质实鬼神心性，辩证地论理矛盾因果的逻辑实存与存在走向，产生穷神致化，“预测就是权力”之辩证的逻辑思维。“顺乎物则”与“疑乎人心”的心物理论，较正着唯物论与辩证法，是船山思维逻辑学说的理论贡献。在矛盾理论方面，荀子的解蔽说，纠正着“知一而失蔽于一”的矛盾谬误与偏见。如“知于天而不知人”的解蔽，明确天人之分，人参之“顺天而制天”，“不能与天争职”，不能“错物而思天”，“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的人参之天人合一。荀子的解蔽说发展到船山时代，成理一之矛盾理论了。心性之内外，矛盾有对立面。即存矛盾同一之自然性，矛盾理一之必然性，理气之理一，性命之理一，明诚之理一，仁礼之理一，等等。矛盾之同一而理一，克服着对立自然的差异、差殊及分离的矛盾实存与走向。这便是船山理一的矛盾理论。“君子奉一为本原”，显明的辩证之逻辑思维，同样较正着矛盾论。从孔儒到船山的脉理传承，成长着形式与辩证的逻辑学说，何言“形式逻辑不发达”？视孔儒为道德学的惯性认知，，已经成为思想之屏障；受宋明理学的道德内修心性学的影响而误道，遗落了孔儒实学与客观化理论的研究，实质也遗弃了逻辑学的儒学资源。至于“怀疑与自由精神不足”的逻辑定论，同受慣性认识及思想误道所致。船山躲入深山，避开满清文化专*制，从事艰难的理论研究。从苦难人生、到历练人生、到睿智人生。以坚定和执着的理性自觉，对孔儒的逻辑还原与逻辑升华，对宋明理学及道佛内修心性学的逻辑纠偏和解蔽，论理着矛盾论与因果论，心物逻辑之唯物论与辩证法。如果没有怀疑与自由精神，处在满清文化专*制下的怀疑与自由精神，何以完成孔儒的脉理传承？处在满清文化专*制下的怀疑与自由精神，更显示船山高贵的学术人格，足为天下学术人之道德楷模。袁先生所述的逻辑定论，实乃近百年文化研究历史所形成的惯性思维，成沉重的文化话题。

〔3〕建立中国式的概念体系，引出袁先生抨击“思想异端”的观点：“新左派叫喊反对‘文化侵略’、‘文化殖民’，研究“文化安全”。其实，重新构建中国文化特点的话语体系和范畴〔概念〕体系，实质意义在于：理清传统文化的逻辑理路，探究思想史的逻辑循序与因果源流，端正历史与逻辑统一性理论。对范畴与概念的理解，是基础理论。不理清基础性的逻辑理论，理清传统文化的逻辑理路，空话而已。空话而误道文化研究，教训至深。

范畴演变，不管顺向或逆向，不可能停滞守常，随着历史与逻辑的变化而演变。“天”的哲学涵义，在先秦时代，自然之天，乃逻辑实属。随着人化自然成客观事实与逻辑事实，“民之天”蕴涵社会之天的哲学义蕴，社会之天处在人之天与物之天之间的中介位置，成为构贯心〔心性〕物〔经济〕变化走向的客观条件。自然之天走向社会之天的逻辑形成，日趋明朗化。“人也、天也、物也，皆自然之化也”。“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船山所言的天，显明是社会之天，同属自然之化也。

孔子论中庸，心性之中庸。历史逻辑的演变，心性中庸转向体用之中庸。中为体，庸为用，中庸致用。中与中和的哲学涵义，向大中逻辑发生实理的转移，“极其大而中可求，中可得而后大有”。范畴演变之顺向也。若宋明理学之理解，纳入道德内修心性学的逻辑范围，中为心体，庸定守常，范畴演变之逆向也。

范畴演变，原有范畴的逻辑基础上生成出新的哲学范畴。显明证例是孔子忠恕，调衡人际的仁道务实，以己之情欲推及他人之情欲。船山提出的仁恕范畴，乃社会管理层的仁道务实，以己之情欲推及天下人之情欲，“于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于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更无转折”的逻辑表述，明晰民所共由之人类通性；“须有安排”所论理的实务安排，论理社会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原则。船山仁恕理念，显然是孔子忠恕理念的逻辑提升，仁恕范畴是忠恕范畴基础上的新范畴。

范畴演变，也是范畴之间普遍联系与共通演变的逻辑成果。《易传》的三道三才，仁义融入成刚柔立本的本体论，传承到船山时代，转变为“仁义大用因乎礼为体”的本体论，仁礼本体也。刚柔立本的理论转变为刚柔方圆理论，与“理势天也”的逻辑衔接，成为人类智慧的文化结晶。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下，“君子知刚而已，不知柔也；知方而已，不知圆也”。仁礼规范成结构规范，健顺心性成健顺秩序，理道运行呈继善成性的文明走势，理成势者也。也存变通实理，因乎心物形态的社会存在，与时俱变而变通。“时在柔而柔以为刚，时在圆而圆以为方”。凝聚人心，质实鬼神，纳入政治人事的“势有轻重以应乎人”，势成理者也。此刚柔立本之常变逻辑，智慧文化也。

哲学范畴是随着历史逻辑的变化而演变，原有的哲学范畴生成新的哲学范畴，范畴之间普遍联系与共通演绎，出现新的逻辑成果。哲学范畴的逻辑理论，表明：构建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志在必行。况且，强势的西方文化进入，以西方文化图解中国文化，造成文化研究形态的“邯郸学步”与“囫囵吞枣”。传统的哲学范畴被误导和曲解，范畴体系被支解和破离。重新构建传统哲学的范畴体系，志在必行。近百年文化研究的坎坷与灾难，重新构建传统哲学的范畴体系，艰难备尝，还出现文化歧见以争持，沉重的文化话题。

〔4〕袁先生批驳“政治儒学”的国教论，认为通儒院、国体院、庶务院的想法和做法，“力图修改社会基本制度，谋求少数人的特权地位。”对此，鄙未予研究，不敢妄议。历史之逻辑事实，自汉武独尊儒术后，终然走上政治与思想的结合路，却是不平等而失衡的。独尊儒术与外则儒术，儒学成为政治附庸，流为政治工具矣，失去了思想体系的独*立与尊严，失去理论研究乃社会天职的实质意义。适者生存于君主专*制的存在环境，内修心性学成形成理论规模。理论延流到满清时代，康熙《四书解义序》云：“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转，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君王“作君作师”，独尊儒术的专*制理论走到极限，物极必反成终结必然。儒学现代化，定位是思想体系，实学与客观化理论的研究，与政治体系分立而理一，相资相成，互补促进，这是形上道分立而定位之逻辑准则。人员可以流动，准则不能易变。儒学现代化，从自然经济时代走向的传统儒学，走向商品经济时代的现代儒学，发生历史与逻辑根本变化的现代儒学，正如孔儒脉理传承已发生根本变化的船山学说一样，是明晰于历史与逻辑的理性思路，会通古今通义为理论清明的儒学体系，已不可能有重袭传统而生搬硬套的想法和做法。儒学走向现代化的中规中矩，过与不及，都有违儒学的文化精神的。　　　　〔待续〕

浑沌道长

还是八人家的文章转过来吧，要不自言自语滴。。。。。。。。。


中国传统文化：辉煌•历史危机•现实危险

传统文化热气冲天。合理的，极端的，纷纷出场。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从19世纪争吵到现在，该有一个清醒的小结了。为此必须纵看历史，横观世界，俯览现实，冷静思考几个基本问题。
纵看历史：震撼心灵的三大景象
检视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三大景象：
耀眼的辉煌。
从商代起算至道光年间，三千多年的岁月形成了一个人口高达四亿多——世界第一、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二的共同体，其思想文化的主要支柱是汉族的传统文化。这个灿烂的文化拥有世界最丰富的典籍，源远流长的各个思想流派，独特的文学艺术，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的科学技术成就，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医中药。这个文化大体上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且影响超越国境，泽被东亚。如此等等，都已铭刻在人类史册上。
第二．历史的危机
17世纪以后乃至更早，中国已经在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15世纪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世界各大帝国并立并存的局面，以世界市场的开辟和扩大为基础，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兴盛衰败层见叠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逐步沦落尤为明显。近年来，在反西方中心论的旗号下，历史分流说流行一时；仿佛东方并未衰落，而是文明类型的差别，并无轩轾之分。有些国人因此沾沾自喜，甚至为直至19世纪中国经济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之类的话语所陶醉，忘乎所以。
先不说那些总量第一的估算是否可靠，1825年世界总人口约10亿[1]，而中国人口已接近四亿，[2]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0%。“按当期购买力评价法计算，160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四分之一。1840年下降到了不到五分之一。”“中国人均GDP在1600年时大约只有英国的40%，与美国（地区）比较接近；1700年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70%；1820年不到英国的五分之一，略超过美国的四分之一；1840年为英国的16%，美国的五分之一。”[3]这是值得夸耀的第一，还是令人痛心的落后？
数字后面是制度落后，文化落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承袭宗法专*制制度的大清帝国没有靠自己内生的力量转型为现代社会。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从1840年起计算，仅仅辩论是不是应该接受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就花了60年！义和团闯了弥天大祸，京师第二次被占领，赔了巨款，大清帝国才开始老老实实全面学西方。主要障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依据这个文化体系建构的社会制度。代表当时主流文化的朝野人士坚持什么？
1.中国是天朝上国，只准以华变夷，不准以夷变华！这是儒家坚持的天经地义，核心价值！
2.在儒家三纲六纪固化为制度后，人都成为等级差序格局下的臣民、子民，任何超出圣人和经典教导的行动都是不容许的。
3.皇帝是最高无上的“圣上”，集全部统治权力于一身。只要他高兴，可以随时砍掉任何大臣的脑袋，死后也可以挖出来鞭尸。有些年代，他分给臣下较大权力；但这是随时可以收回的，而且分享者同样是大大小小的专*制者，百姓没有相应得到更大的自由。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人不乏创办企业、发展内外贸易的冲动，但是官府的答复是两个字：不许！要办也只能官办！
18世纪就有大臣给乾隆爷上书，不废除科举，人才无法生长。皇上置若罔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少年，只能继续让自己的头脑被几部儒家经典箍死，现代文明的新成就要进入中国步履维艰！
时至今天仍有自封或互相吹捧的儒家“大师”，信誓旦旦断言儒学可以医治中国乃至世界的痼疾。他们故意回避17至19世纪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失败的主要障碍就是儒学！

浑沌道长

第三．危机来自自身的缺陷。
古往今来的文化、思想、学术，都是在不断克服自己的缺失和弱点中前进的。可是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能力薄弱。
1.儒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灌输信条为特征，对异端缺乏宽容大度。它与权力结合后，更不准他人议论，“非圣无法”，罪不容诛！没有外来的冲击，堵塞了自我更新的道路。
2.儒学自我定位主要是教化子民的工具，匡扶圣主的拐杖，汉以后就极少激烈的辩驳了。后果是形式逻辑不发达；怀疑和自由精神不足；儒生们以皓首穷经为荣，砍斫了儒学内生的自我更新能力。
3.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把数学、逻辑、法律等学科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熟读儒家经典成为主要上升渠道，导致知识阶层视野狭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
如此等等都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明显至极的缺失，已经给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令人寒心的是，当代儒学信徒仍然热衷灌输信条，俯伏在圣人脚下，在堵塞儒学前进道路的同时，继续充当愚民的工具。
俯览现实：传统文化已摆脱了被摧残、压制的处境
如何判断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状况？
它已摆脱了被摧残、被压制的处境，“国学”已是今日的显学。
所谓国学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准确和不恰当的表达。学术无国界。日本人造出“国学”一词，旨在压抑外来的儒学和佛学影响，抬高本土的神道和武士道。中国人跟在他们屁*股后面鼓噪，意欲何为？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掀起的所谓“学术批判”、“思想改造”，至WG期间登峰造极，导致一场“破四旧”大劫难，破坏公私财产和文化遗产，折磨知识阶层，视生命为草芥，罪行累累。当下的“国学”热就其可以理解的一面而言，是对WG时期摧残文化登峰造极的野蛮行为的反弹。
任何民族都应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保护物质、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是政府的责任；继承和弘扬本国和世界的文化则是知识阶层的本职。中国人要不要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是个伪问题。传统是割不断的，它无所不在。除非你不说华语，不写汉字，传统文化无从回避。
在看到和不能忘记过去的压制和破坏的同时，必须注意当下的变化。
学术层面对儒学和其他传统文化的研究，早就不存在任何障碍；大批财政资金正源源不断注入这类项目。几个规模宏大、耗资巨大的整理典籍、研究古代文化的工程正在进行。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儒藏》为代表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以及重修清史工程等等；乾隆时代编四库全书，望尘莫及！
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风俗习惯，也顺畅恢复。各地政府纷纷把一些民间庆典提升为当地的节日，娱乐和商业结合，煞是热闹。
总之，经过三十多年的拨乱反正，传统文化已上升为显学。说它仍然处于受压制或不被重视的状态，并不符合实际。细怿其意，不无过分抬高其地位或抵制他人议论它的是非得失之嫌。

浑沌道长

当下的危险是儒学冀图超越它不应和无力超越的边界
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长短。正确的态度是扬长避短或扬长补短。
修身是儒学之长。剔除不符合自由、平等的内涵，它多年凝结的道德规范、修身方法等等可以直接继承。与此紧密联系的与人相处的某些智慧，也有可取之处。培养浩然正气，坚持正义更是珍贵遗产。好些政治智慧也是值得珍惜的。
问题是现在的某些儒学提倡者走的是歪道。
第一．构筑抵制外来文化的思想堡垒。
把所谓“国学”作为文化的聚焦点，就值得质疑。学术无国界。洋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算不算“国学”？20世纪从国外引进并已生根开花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不是“国学”？除了概念不清外，更可怕的是排外。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传统文化固然受难，更为残酷的攻击指向外来的现代文化。这一状况没有得到彻底纠正。
一些国教派及其盟友——新左派今天仍叫喊反对“文化侵略”、“文化殖民”！研究“文化安全”也成了可以拿到大把政府资金的课题。
任何国家的文化只有在自由交流的情况下，才能扬长补短，避免僵化。文化的特点是在人们的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除了外敌入侵、军事占领下的奴化教育，世上没有所谓“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提出这样的概念旨在构筑限制文化自由交流的思想堡垒，在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英雄的同时，推销自己从西方贩卖过来的极端思潮！
文化同样不讲国籍。在这个领域只分真善美还是假恶丑。国人喜爱洋鬼子发明的电影、话剧、歌剧、芭蕾……从小学习物理、化学等等外来科学、技术就危及国*家*安*全了吗？或者是读莎士比亚是汉奸，看抗日神剧则成了爱国典范？一些人哄骗官员、忽悠百姓，说只要服食他们炮制的丹膏丸散，中国文化立马稳如泰山！其实那些直接或间接的封闭措施只能让中国人狭隘、猥琐，失去无所畏惧的创新精神，置中国文化于失去根基的危险地位。
第二.一群挂牌或没挂牌的国教派崛起，玩弄“政治儒学”，要求把儒学变为国教，冀图排除他们认为不利于自己特权的各种学术文化。
例如，他们鼓吹修改学术规范，把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概念一一重新修改，把他们认为危险的思想因素一一剔除干净，建立“中国式”的概念体系。
学术没有定论，任何结论和概念都可以修改或推*翻。但是，这只能在国际学术平台上自由讨论、问难辩驳中决定是非。而国教派追求的是依靠权力，把自己的主张宣布为“中国式”的真理，排斥他们眼中的“异端邪说”。揣迎上意，冀图与权力结合，忽悠芸芸大众，用政治帽子压制不同意见，阻碍求真，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又如，他们力求修改现代社会基本制度，谋求少数人的特权地位。
他们提出：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通儒院、国体院和庶民院。通儒院由儒学之徒组成，领袖人选应由学者提名，检验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国体院领袖由孔子的后代继承；其他成员则从圣贤、统治者和各大宗教领袖的后代中遴选。最后，庶民院应由大众选举产生或由各机构的领导担任。一项议案必须经过至少两院同意才能通过。最高原则是“保护儒家神圣合法性的首要地位”。[4]
说到底，就是他们这些自封的儒家大师和历代统治者及所谓圣贤的后代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拥有否决权。自由，平等，民*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通通被他们踩在脚下。问题是你们凭什么要享有这些特权呢？捧着四书就可以向上爬的年代早已过去。宪政就是宪政，与儒学没有半毛钱关系。把宪政或政治与某种宗教联结，往往导致社会动*乱不止。中东的乱局、ISIS的猖獗触目惊心；中国也不乏宗教极端主义者，千万不要玩火！不要以为这些是少数人的梦呓，他们出书，办报，有一群信徒并与新左派结盟。在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的同时，必须揭露他们的谬误。
为了支撑这样的错误理论，他们明目张胆伪造历史。西周在他们笔下成了儒家宪政的典范。可是，他们引以为据的文献，居然是早有定论的伪书：《古文尚书》。以考古成就为基础的西周研究硕果累累，竟被他们一一踏在脚下。如此藐视学术，令人吃惊！

浑沌道长

第三．他们哄骗乃至强制少年儿童读腐朽的《三字经》、《弟子规》。
广州市教育局不久前就拨款几千万在各校设置读这两部古代蒙学课本和其他儒学书籍的课程。有此类措施的地方比比皆是。这样的超出中小学教育纲要的措施恰当吗？为什么不用宝贵的资金建设书香校园，让学子们阅读全世界最好的儿童和青少年读物呢？
先看《弟子规》。“事虽小，勿擅为”，“物虽小，勿私藏”！讲的都是行为规范。真的言行一致，培育出来的是事事看人脸色的小奴才。说了不做，变为小两面派！“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教孩子们这样做，出了事，要不要追究法律责任？“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这是儒学一贯推销的礼仪，两千年来制造了数不胜数的假孝子，真两面派。时至21世纪，为什么还要贩卖这些破烂？“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养十万思想警*察也办不到这一条。你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孩子们相信这样的歪理，真是功德无量啊！
再翻翻《三字经》。这部书全文1722字，涵盖了当时天文、地理和其他自然知识，道德规范和各种人文知识，包括中国的朝代，学术史，典籍史。就学术维度看，这些知识绝大部分都应更新了。就教育维度看，内容繁复，根本不是孩子们所能理解的。儿童教育的始点应该是培育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怀疑精神，死读《三字经》与之背道而驰。“上致君，下泽民 。扬名声，显父母 。”它所传递的诸如此类的伦理观念，更值得斟酌了。

浑沌道长

更大的潜在危险：中国人会不会在轴心时代缺席？
再从全球的角度看看*中*国文化问题吧。上述种种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是对外培植夜郎自大心态，对内灌输尊圣宗经和讲究尊卑等级的思维方法，压制人们的创造力。
请允许我说个故事：1987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利根川进获奖后回到日本。当被问到为什么多数日本获奖者是在国外工作时获奖的原因时，利根川进回答：东方文化不利于科学发展。释迦牟尼说：天上天下，唯我为大。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世界第一。这与东方文化讲究尊卑等级是不相容的（大意）。他的箴言很值得中国人记取。
日本文化在变化，思想自由度与欧美没什么差别了。他们获得诺奖的只有少数人在国外了。而中国人在学术领域依然与诺奖无缘。对挥舞大棒，在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把国界插入学术领域并说得天花乱坠的先生们必须大喝一声：你们贩卖的那一套限制自由，压抑创造，是毒害青少年的玛啡，为了中国的发展和13亿人的利益，请收起来吧！
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中国贡献了孔孟老庄和其他思想文化巨星，留下了无愧于时代的记录。人们说，新的轴心时代就要到来了，中国文化要在其中占有一席；为此中西文化必须融合。
何时是新的轴心时代？这是几百年乃至千年后才会有定评。但有几条事实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17世纪至今，中国没有出现一个能引领世界向上的思想家。而欧美有洛克，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杰斐逊，哈耶克，波普尔，罗尔斯，诺齐克，阿伦特，雷蒙·阿隆……一系列光辉名字。
第二．新的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必然与解决世界两大问题紧密联结：一是世界实现一体化。二是建设一个没有战争、没有贫困、没有污染的美好世界。
第三．19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最长和最为艰辛的转型苦难，理应产生震古烁今的思想成果和震撼心灵的艺术。现实的答复是：没有！没有！
关键是辽阔的神州没有让思想自由飞翔、自由碰撞的天地。国教派及其追随者所作所为，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是在学术领域挑起国与非国的边界，把思想锁进牢笼！

浑沌道长

东西文化融合与期望
人们津津乐道东西文化融合。论者期待用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去纠正或弥补西方现代文化，从而出现思想和学术奇迹。靠老祖宗的余荫飞天！
让我说句企盼被证伪的话：这是又一个黄粱美梦。
经过众多先驱努力，东西文化在各领域都已自然融合。
扫描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在中国，哪里还有纯粹的国产品？即使是国画，不也吸收了众多西方艺术的成就？
一些学者期待用东方价值观念去纠正西方价值观的偏颇。可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足以服人的证据。
有人说：天人合一是东方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的特性。但命题的提出就是西方环境保护运动兴起后的事，创意是别人的；且天人合一的本义是天人之间的神奇感应，跟人与环境和谐与否毫无关系。这个套路与晚清一些先驱们的西学东源论，异曲同工。从议会到各种机器都是中国固有的，“礼失求诸野”，多好啊！
有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特有的，足以矫正西方的个人主义。可是，各大宗教几乎都有类似的格言。犹太教：“你不愿施诸自己的，就不要施诸别人。”印度教：“你自己不想经受的事，不要对别人做”。《圣经·路加福音》：“你们要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们。”穆罕默德：“你自己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别的所有人来说它也是痛苦。”[5]心同理同，各民族人性相同，中国人没有什么特别。
亨廷顿预言世界将陷入“文化冲突”。西方文明与所谓儒家文明冲突的预言没有实现。西方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似乎真的惊心动魄；实际矛盾发生在文明人与少数宗教极端分子之间，包括多数穆斯林在内都反对那些极端分子。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而不是不同文化的冲突。
应该认真进行各国文化的比较研究，各种文化应该平等对话，但是应该坦荡地吸取他者的成就，学者更应有世界人的眼光，不被民族情绪遮蔽自己，冷静地分析各种文化的成败得失。
期望奇迹从天而降是犬儒心态。
      
当务之急三件事
摆正被国教派弄歪的路标后，传承传统文化有很多事要做。在我看来，当务之急三件事：
第一．提倡全民读书，建设书香校园。
21世纪了。这个时候谈传统文化不要忘记时代背景。世界正在走向全球化，中国正在走往文明大国的路上。眼睛不要只盯着几部儒家经典，把世界各民族的经典都请进校园，培育世界公民；中国才会涌现世界一流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大家。
请谨记：现代国家文化一定是多元的。文化选择权属于公民个人。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下，各种文化才能共生并育，不会僵死。不能再走灌输信条的老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也须臾离不开自由问难和辩驳。
第二．捍卫汉语纯洁，医治新华体的痼疾。
传承中国文化，少讲大话，请从注意汉语的简洁、准确或言简意赅开始。
“举行会谈”，“进行会见”……这是新华社惯用的句式。那些记者约会，不知会不会说：亲爱的，我们举行吃饭吧！
记者们喜欢使用方言。提炼方言，丰富汉语是大好事，但要注意文化内涵。“一碗三十蚊”的美食您敢吃吗？改为三十文，与古货币单位衔接，还原这个粤语单词的本来意思会不会好一些呢？老板逃跑，变为“走佬”，与台*湾一样写为“走路”，动词、名词定位准确，汉语不变味，多好啊！
第三．改进语文课本。
语文课本增加古诗文，这是好主意。比重如何，应该认真研究。请注意不要光增加文学篇章。要选一些实用文章，例如信函（尺牍）和其他应用文。中国大陆知识人在使用尊称和问候语中闹的笑话太多了，稍微注意，不难克服，问题在语文课本要改进。
袁伟时于2014年10月24日星期五
刊登于《财经》双周刊2014年第30期（2014年10月27日出版）第63-66页

浑沌道长

对于盲目信从“圣人”的“不化”者，看到这样的文章“一宿没睡”，是自然而然的事。
匆忙给人家带上“反儒”的帽子，跌跌撞撞地“长篇大论”也是意料当中。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容纳与结合，自我批判与反省是必要的手段。
以为一味“食古”就能“复兴”是天真的幻想，“圣人”既“圣”，何来落后？

质文刚柔

三、袁先生对现代主儒派理论与做法的抨击，再度引发愁上心头的文化焦虑。主儒与反儒之间旷日持久的争论不休，连二千数百年前的先秦学说，也无法定性作盖棺论定。深化改革必要进入理论清明的时代，足令有社会责任感、有血性的国人沮丧，羞愧难当。传统文化处在不清不白的文化形态，现代文化体系的构思，只能是一句空话，瞭瞭无期，又何以“产生震古烁今的思想成果”？“引领世界向上的思想家”？沉重的文化难题。做文化研究的明白人，已不是支持谁，或做中间调解人的问题，应该深刻省思，探赜索隐，探究两派之间矛盾纠葛成无法排解的逻辑弊结，返本还原，从逻辑源根深处务实于理论的探赜索隐。依鄙愚见，有三个文化问题要切实理清。
〔1〕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原则，理清孔儒的文化传承问题。作为思想源头的孔儒学说，处在诸子百家争鸣时代，思想开放的学术环境孕育的孔儒学说。与君主专*制时代的儒学，“独尊儒术”后成政治附庸与专*制工具的儒学，专*制环境决定适者生存而走向道德内修心性的儒学，从汉儒初期异化走向宋明理学极度异化的儒学，所处在的历史与逻辑之存在环境根本不一样。孔儒体系与宋明理学是否一脉相承？显然，主儒与反儒双方持此观点，视传统儒家谓道德儒家，拘囿在道德的狭窄领域。道德文化也因此拘限在狭窄的认知范围，失去了世界观理论体系的儒学。以宋明理学的道德内修心性学去诠释孔儒，定论为传统儒学，遗落了孔儒的实学精神，客观化理论的研究，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思想资源随之消失，孔儒的逻辑面目全非。主儒与反儒之间长期的矛盾纠葛成文化论争，其弊根在于：双方认定的儒家文化，是孔儒与宋明理学一脉相承的儒学模式，扭曲了孔儒文化的思想性质，失去了应用意义的儒学，失去了完成中西、古今文化转换的理论基础之儒学，是现代化不需要的“儒学传统”。恰恰就是成惯性认知的儒学模式，造成主儒与反儒的长期论争，至今仍未停息，沉重的文化话题。
〔2〕孔儒与宋明理学之间并不是一脉相承，而是传统与异化的逻辑区分。孔儒是否有脉理传承？值汉夷王朝再度陵替，处在天崩地裂的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并举的儒学思潮，船山学说就是孔儒的脉理传承。重新诠释孔儒经典，阐扬孔儒实学及逻辑义理，发展孔儒的逻辑学说，将孔儒提升到更高的理论阶段。鄙贴《孔子仁的层次性理论与历史逻辑的传续》《有关“征文启事”的意见表述及联想》以及本贴论理形式与辩证的逻辑学方面，都作了脉理传承的理论陈述，此就不赘言了。孔儒的脉理传承是明清之际儒学，是船山学说，不是宋明理学。脉理传承的对象弄错了，对孔儒学说的理解就不一样。视宋明理学为孔儒的传承文化，包括现代新儒学的新内圣外王之道，直到现在，惯性思维尚未扭转。真正脉理传承的船山学说，未被真正重视成显学，沉重的文化话题。
〔3〕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有一个鲜明的理论观点：寻找中西、古今文化转换的中介点。理论并未彰显，已有尝试。以孔儒为文化中介点，跨越二千数百年时空，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以宋明理学作尝试，包括现代新儒学的尝试，陷入困境而无法通行。宋明理学与现代的思想文化格格不入。显然，中介点只能是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思潮的船山学说，成文化传承的理势必然。文化传承说，有孔子的损益说。夏，商、周之间有损益，“吾继周”，有损益。孔子的损益说是最简单不过的知性逻辑。历史有波澜起伏，认识有曲折坎坷，哲学抽象有否定之否定的圆圈过程。孔子未经历过历史与逻辑的大曲折与大波澜，有着时代的逻辑局限性。孔儒有天道运行的“元亨利贞”，佛教有因果轮回的“生驻异灭”。经过君主专*制时代历史与逻辑的大反复与大曲折，处在天崩地裂时代的船山，重新诠释孔儒，批判宋明理学虚空道德的浮明理论，纠正儒、道、佛内修心性学的偏蔽，坚定实学与客观化理论的研究方向，其文化传承说再不是简单化的知性逻辑了。船山提出文化传承的两个哲理逻辑：一是经世致用。经世，蕴容孔子的损益说，落实处便是治与用。治，承继孔儒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治理体系的同时，重点阐扬荀子的“君舟民水”说，“君相之权藉大，士庶之穷通生死，治乱循环之数亦大”。从王朝陵替的历史事实，揭示君王世袭制度走向衰落的逻辑事实，发出变革政制的理论先声。用，“礼贯通仁义之中而生仁义之大用”。仁义大用，联通人类通性，忠性求实的民生经济，有理欲逻辑的“于天理达人欲”，“于人欲见天理”辩证之矛盾理一；联通体用范畴，中庸本体成中庸致用，大中涵化成中庸体用，继善成性成文明走向。社会治理成仁义大用，是孔子仁的最高层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逻辑深化。二是会通古今通义。依据于文化源根，民所共由之人类通性、共由理与道、本体与道心，从思想史的逻辑循序与因果源流，遵循历史与逻辑统一性原则，撇除“知一而失蔽于一”的逻辑偏失，撇除异端及异化的浮明之学，从知性上升为智慧，从直觉提升至辩证；以历史经验的积淀，提升到哲学抽象的认同；以人类智慧文化的集成，汇合成哲学真理的高度概括。经世治用与会通古今通义的两个哲理逻辑，以及其理论体系，何以成为中西，古今文化转换的中介理论。文化研究之必然走向，日趋明朗。
上述三点，辨析和表明主儒与反儒的逻辑弊根，视孔儒与宋明理学一脉相承的儒学模式，更是其文化理论的致命点。主儒所认定的儒学传统，非出自文化源根、逻辑本然的孔儒传统，历史证明与现代文化格格不入，完全和彻底落后于商品经济时代的儒学模式，沉重的文化话题。反儒所反对的故然是与现代文化格格不入的儒学文化，却将真正源根本然的儒学文化，值可与现代文化衔接贯通，有传承应用价值的儒学文化传统舍弃了，沉重的文化话题。做文化研究的明白人，真真正正明白文化源根的孔儒传统，明白孔儒的脉理传承，值可成为中西、古今文化转换中介点的脉理传承。做文化研究的实干人。实干即实学，理性而实学。承续船山的实学精神，回归孔儒的实学传统，勇于、敢于、善于的科学精神，破除因循守旧、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思想模式，误道浮明的儒学模式，为恢复孔儒的文化传统，端正孔儒的脉理传承，即船山学说的儒学地位与中介位置，实学于哲学文化的创新改革。面对沉重的文化话题所显然的文化危机，创新改革。习主*席深化改革的理念和信念，“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是理论战线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

质文刚柔

袁先生的反儒，反的是“成惯性认知的儒学模式”，与现时主儒的理论与做法。我原则认同。当船山学说成为显学时，真正的孔儒传统，孔儒脉理传承，中西、古今文化转换的中介理论进入理论清明的时代，我相信，袁先生的“反儒”，也转变为“主儒”。
袁先生表露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由之而生的是文化危机感，故与“沉重的文化话题”的逻辑连接。虽然，认识有殊异，却有着共通点。“成惯性认知的儒学模式”，其文化沿流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从历史危机到现时文化危机的确切存在而忧心。如果连此意思都不能读懂，不是囫囵吞枣，便是道不同成误解出歧见，无可奈何奈何天矣。
“前之人正心诚意则是圣人，后之人正心诚意则为腐儒”。腐儒如迂腐，一成不变的执固〔拗〕思维，“前圣”之理知限定为“后圣”之理知；或“前圣”之理知即“后圣”之理知。无时空观念的迂腐，无历史与逻辑循序演变观念之迂腐，一部天书读到老认定为当然之迂腐，以己之迂腐想当然度他人有同此之迂腐，迂腐不堪也。
我最希望是袁先生能看到此文贴，袁先生文章我有同感，学识浅薄人读不懂而已。袁先生也是研究实学，方写出此文章，他也会对我的文贴有同感。同属研究实学，信奉真理，有心有灵犀之感觉。

元因哲学

中国不是要走儒家之路，而是历史上再也没有别的路子可走，儒家不是中国的选择，而是唯一的路子。这是一种无奈，而不是儒家很好。历史就是这样形成文化趋势的。这是文化思维的惯性，就像即使是西医治好了病，还是要中医的阴虚阳虚的解释一番-----这是解释，安慰，不是别的。儒家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