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今本《竹书纪年》中的西周年代大略承古本《竹书纪年》而来，但作了不少改动。其中最大的改动是周初武王、成王的在位年数误取刘歆《世经》的推排结果，以成王十八年为古本《纪年》所记西周年数共257年的上限，遂使武王克商年亦提前了24年。由今本推校和恢复古本的记载，并以所得结果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拟《夏商周年表》的西周部分相比较，可知后者除个别王年（懿王元年）准确无误外，其他都不可据。工程忽视《纪年》，主要失误有二：一是相信旧说，对穆王在位年数估计过高；二是没有注意到西周晚期共和不单独纪年。 关键词：《竹书纪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下简称《报告》）发表后[1]，一度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应，争议和批评甚多。本文尝试以今本《竹书纪年》为基础，并联络古文献中的相关年代资料，以推校古本《竹书纪年》原载的西周年代，力求恢复其本来面貌。进而以所得结果与《报告》所附《夏商周年表》的西周部分相比较，分析各自的优劣得失，以验证工程所定的西周王年究竟有多少可信性。 现存古籍记载西周王年，能够包括共和元年（前841）以前的部分，且最为具体而稍有系统的，莫过于今本《竹书纪年》(以下简称《纪年》)[2]。《纪年》古本出于晋初汲地古墓[3]，公认是先秦魏国的史书，其文例“大似《春秋》之经”，虽简单晦涩，出土时又有断烂，而毕竟为古人真品，至可宝贵。可惜此本久佚，历来见于辑录者，估计全部内容不足原本的三分之一，西周部分恐怕连十分之一也不到。其书今本来历不明，内容还较完整，然丛脞有如杂俎，向被指为伪品。近时或多少受到断代工程的刺激，古史年代学研究转热，因此对《纪年》的重视程度也随之大为提高，并且不少国内外学者都强调今本《纪年》亦不可忽，或从各方面考证此书非伪。这也是过去早就存在的看法，只不过细心研究而专作探讨的人较少。 近年，何炳棣、刘雨先生撰有《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古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的再认识》一文[4]，批评“断代工程没有充分利用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是整个研究中的最大败笔”。这是参加工程的学者的意见，应该比“圈外”人士的话更有份量。具体来说，工程也采用了几条古本《纪年》的材料，如周昭王十九年“南巡不返”、“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商后期“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等，但可用而舍弃的远比采用的为多。何、刘二先生的文章没有提及今本《纪年》，这是慎重的做法，理应如此。不过现存的古本佚文零落残缺，所剩无几，甚者如有关周成王、共王的记录只字无存，用以研究相关王年便无从着手。迫不得己，今本《纪年》的材料也还需要审慎选择利用，要在能够剔抉发隐，考证有据。 今本《纪年》究竟保存了古本的哪些条目，现存的古本佚文可供查对，但今本所有而古本辑本所无的材料多多。这里仅先将今本《纪年》中的西周王年摘录出来，对照有关文献作些考求，然后再与断代工程的年表作一比较。 表一 今本《竹书纪年》西周年代表 注：关于武王在位年数，今本《纪年》“周武王”下第一条载“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最后一条载十七年“冬十有二月，王陟”，则武王在位共6年；但在幽王之后括言西周总年数，又谓“武王灭殷，岁在庚寅”，是实以武王在位为7年。大约今本的作者对武王克商年尚踌躇不能定，遂牵连干支纪年的推算而致误。详下文。 表中的年数，与现存古本佚文相对照，只有昭王在位共19年二者相同，其余古本佚文所记皆不足今本之数。这并非是说古本《纪年》原就不载各王在位年数，当只是由于古本散佚，绝大多数王年已经失去。王国维先生的《疏证序》说：“今本《纪年》为后人蒐辑，其迹甚著，……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载无一不袭他书。其不同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又率空洞无事实，所增加者年月而已。”[2]（P3）这话否定今本与古本的联系，似嫌过分。有学者认为，“王国维所说《今本竹书纪年》抄袭他书的材料，其实并看不出它们间的直接因袭关系”，而且“有大量的例证可以说明今本绝非辑录而成，因为古本‘不云何年’的材料在今本中都有并非不恰当的各自位置” [5]（P194－198）。今本资料来源的情况可能相当复杂，有些内容或直接涉及古本的资料来源问题，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之前，对于今本与古本之间的承变关系还不能轻易否定。仅就今本所记的西周年代而言，我们以为可分两段来看：自康王以下诸王年，当是大略承古本而来的，否则后人无由造作与编排；至于武王、成王的年代，则明显是据《汉书·律历志》所录刘歆《世经》中的年数补入的，而不是古本《纪年》原有的记录。认清这一点，对于考察《纪年》中的年代记录十分紧要。 （二）今本《纪年》载西周积年云： 武王灭殷，岁在庚寅。二十四年，岁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 王国维先生《疏证》说：“《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通鉴外纪》引《汲冢纪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此二百八十一年与古《纪年》不合，乃自幽王十一年逆数至其前二百五十七年，以此为成王定鼎之岁，以与古《纪年》之积年相调停。盖既从《（新）唐（书·历）志》 所引《纪年》以武王伐殷之岁为庚寅，而共和以后之岁名又从《史记》，无怪其格格不入也。余疑《隋（书·律历）志》所引‘尧元年丙子’，《唐志》所引‘武王十一年庚寅’，皆历家追名之，非《纪年》本文。盖虽古《纪年》中，亦多羼入之说也。”[2]（P89）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最称透辟，揭示今本《纪年》擅自变更古本所记周初王年，已失去了古本的本来面貌。下半部分指出干支纪年非古本《纪年》本文，也十分正确。清人朱右曾《汲冢竹书存真》卷上“帝尧元年丙子”下已有按语云：“古人不以甲子名岁，自王莽下书言‘始建国五年，岁在寿星，仓龙癸酉’，又云‘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是始变古。原古人之法，以岁星定太岁之所舍，星有超辰，则太岁亦与俱超，故不可以甲子名岁也。东汉以来，步历家废超辰之法，乃以甲子纪年，以便推算。此‘丙子’二字，疑荀勖、和峤等所增也。”陈梦家先生也判断，“东汉复行四分历以后，应已有以干支纪年并追纪古时年代的干支者”[6]（P259），因此“尧元年丙子”、“武王十一年庚寅”二条“都是后人据《纪年》推校出来的，因东汉以前无干支纪年法”[7]（P476）。何炳棣先生又断言古本《纪年》中的“庚寅”二字是据唐代的《大衍历》推算而来的，干支纪年不得早于东汉初叶[8]（P19）。古本《纪年》出土不久，已有据《纪年》推校古时年岁干支的，见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而这种推校，诚如陈梦家先生所说，“常有错误”。 今本《纪年》所记武王、成王年数，可以肯定是截取了刘歆所拟西周年历的开头部分。陈梦家先生已指出：“《三统·世经》之西周历谱系应用下列各部分配合而成者：（1）选择若干书籍材料作为构成周初五十六年之史料；（2）采用《三统历》法（即《太初历》法）将上述史料之年历及月象谱成由推算而得之周初五十六年历谱；（3）除周初五十六年用上述方法谱成外，其它采用《（史记·）鲁世家》年数；（4）采用两周八百六十七年之说，将周初五十六年及《鲁世家》所补年数合为西周三百五十二年。”[9]（P498）刘歆所定的周初王公年数，包括武王7年、周公7年、成王 30年，下及康王十六年，共60年；康王十六年以后，则续接《鲁世家》的年数。今本《纪年》作武王7年、成王37年，显然与《世经》一致，只不过把周公摄政的7年并入了成王的纪年。 汉人重视鲁国纪年的做法是可取的，中国有明确纪年的时间实可由《鲁世家》上推到周初。此亦由于鲁国最初受封建国时，因周公的特殊地位而得赐祝宗卜史、备物典册，史官制度发达较早，文献记录和保存亦较完整。然《世经》所引录的《鲁世家》年数，却与今本《史记·鲁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下简称《年表》）有异。其差别情况如下： 《世经》 《鲁世家》 《年表》 伯禽 46 考公 4 4 炀公 60 6 幽公 14 14 魏公 50 50 厉公 37 37 献公 50 32 真公 30 30 武公 2 9 10 懿公 9 9 9 伯御 11 11 孝公 27 27 38 惠公 46 46 46 《鲁世家》与《年表》所记武公在位年数有一年之差，今通观二篇及今本《纪年》，权从《年表》，以武公在位10年计。依此，由已知的鲁孝公三十七年（即《鲁世家》的二十六年）为周平王元年（前770）上推，则考公元年为公元前998年，伯禽之卒年为公元前999年。如果按《世经》，则鲁考公元年为公元前1062年，比上数多出64年。刘歆推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22年，即由公元前1062年上加所拟周初60年而得。他所据《鲁世家》何以与今本《史记》不同，原因不能明。《史记》原本在汉宣帝时由司马迁外孙杨恽传出（见《汉书·司马迁传》），或刘歆所见官本已有改动，或竟为刘歆自己所改以就合其历谱，都属可疑。 刘歆使周初年历与鲁国纪年相衔接的关键环节，在于推定鲁公伯禽在位46年，其卒年即康王十六年。《世经》说：“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鲁’之岁也。……《春秋（历）》、《殷历》皆以殷、鲁自周昭王以下无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以下为纪。鲁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故《（左）传》曰：燮父、禽父并事康王。”他的推算依据是：“周公摄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殷历》以为六年戊午，距炀公七十六岁，入孟统二十九章首也。”“炀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殷历》以为丁酉，距微（魏）公七十六岁。”这是说，从周公摄政五年正月初一到鲁炀公二十四年正月初一，共76年（即古历一蔀亦即四章的长度）。由这个76年，减去周公摄政的后3年及鲁考公4年、炀公23年，即得伯禽在位的46年之数。因刘歆先已设定成王在周公摄政7年归政后始即位称元，而成王在位30年，故又由46年之数，推定伯禽去世在康王十六年。这个纯由《三统历》谱推算出来的年数显然也是不可信的。 今本《纪年》没有采取刘歆的推算方法，而是在信从武王在位7年、成王在位37年之说的前提下，调停古本《纪年》所记的西周历年共257年之数，直接以所定成王十八年（前1027）为257年的上限，并以其年为成王“定鼎”之年。其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由追纪性质的干支纪年法推导出来的。具体做法是先由已知的周平王元年为辛未年，上推257年为甲寅年；又由武王伐纣之年为庚寅年，下推24年亦为甲寅年，故以此年为“定鼎”之年，也即成王十八年。今本《纪年》的西周干支年表如下： 武王十一年（伐纣年） 庚寅（前1051） 十七年 丙申 成王元年 丁酉 十八年 甲寅 康王元年 甲戌 昭王元年 庚子 穆王元年 己未 共王元年 甲寅 懿王元年 丙寅 孝王元年 辛卯 夷王元年 庚子 厉王元年 戊申 十三年（共和元年） 庚申（前841） 宣王元年 甲戌 幽王元年 庚申 十一年（西周亡） 庚午（前771） 看这个干支纪年表，并未有龃龉，王国维先生所谓“格格不入”者，似乎并未详检。不过今本《纪年》确定武王元年（指其最初称王即继承文王为周人首领之年）为己卯年，则又发生了问题。由己卯下推，武王十二年为庚寅年，十三年为辛卯年；若以庚寅年为十一年，则其元年应在庚辰。今本首条的错误，盖亦由此而来。这些都显示出未定稿的痕迹，可见作者对古籍中有关武王伐纣及在位年数的种种矛盾说法仍无所适从。 上述表明，古本《纪年》原载西周积年为257年，所记周初武王、成王的在位年数与今本大不相同。如果肯定今本所记康王以下年数尚承古本而来，那么由所记康王元年（前1007）溯至257年的上限，实际只有20年（前1027—前1008）。我们相信这个20年之数即是古本《纪年》原有的记录，并且是大致符合历史实际的，即武王克商后次年即去世，在位仅2年，成王在位共18年[①]。今本《纪年》大约以为这个年数太短，又与所追校的干支纪年不合，因而部分采取刘歆之说而别作安排，遂将武王克商年提前了24年。实际上，今本所记成王十八年以后事，年历都不可信。如记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丰”，次年“葬周文公于毕”，就与上文所记“十三年夏六月，鲁大禘于周公庙”相矛盾。此亦因改动古本，属稿未定，前后失于检照。即如“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一条，也不可信。《左传》桓公二年载：“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宣公三年又载：“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断代工程的《报告》认为：“显王卒于公元前321年，自此上溯700年，为公元前1020年，再加上定鼎以前的成王、武王之年，则西周积年约270年。”[1]（P39）所谓“再加上”云云，可能是就今本《纪年》的记载而言的。然古人所谓“定鼎”，不过是“定都”之义，武王去世之前既已有意于以洛邑为统治“中国”之中心，则不得迟至成王十八年始有“定鼎”之事。学者或说洛邑王城至此始建成，故以其时“定鼎”，此亦缺乏实据。其事还牵连到孟子去齐时所说的“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年矣”的话（《孟子·公孙丑下》），《报告》采取了孟子去齐在公元前312年之说。然据钱穆先生考证，孟子曾两度游齐，其第一次去齐约在公元前324年或稍前[②]。若即以此年为准，则上溯700年为公元前1023年，其前二年即成王元年，正与古本《纪年》相合。 现在看来，了解周初的史实与年代，应须破除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即周公摄政时成王尚“年少”之说。武王克商时年事已高，故至次年即去世，其时成王作为元子，不应尚在少年阶段。古人说的“年少”，往往可指30岁上下，未必限定于十多岁。成王与伯禽为同辈，年龄可能也相仿。按鲁国纪年，伯禽卒于公元前999年，相当于今本《纪年》所记康王九年。再按古本《纪年》，若伯禽受封在成王元年（前1025），则其在位共有27年；而今本《纪年》载其受封在成王八年正月，即周公还政于成王之次年[③]，此虽亦承旧说而合乎情理，如是则其在位实际只有20年。其卒年晚于成王9年，也许成王比他还要年长些。晋国的开国君主唐叔虞，相传为成王之弟，而《左传》载唐叔之子燮父与周公之子伯禽、姜太公之子丁公伋、卫康叔（武王少弟）之子王孙牟并事康王，亦可见成王即位时决不会太年轻。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及古代王位继承兄终弟及的因素，后人对周公业绩的称颂有类于神话，成王“年少”之说当即由此化出。 为便于查对，并附鲁国年表于此。 表二 西周鲁国年表 （据《史记·鲁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制定） 注：（1）鲁国立国，取西周初建即受封之说，故表中以周公为鲁国始封之君（实际未蒞国）；（2）伯禽在位年数，自其于成王八年正式受封蒞国算起；（3）武公年数从《十二诸侯年表》，较《鲁世家》多一年；（4）孝公纪年亦从《十二诸侯年表》，包括伯御在位的11年在内，截止之年为周幽王十一年，孝公实卒于周平王二年（前769）；（5）表中年数带括号者为著者拟定。 （三）以上虽费辞不少，仍只说到《纪年》中的周初王年。下面再就《纪年》所记康王以下王年作些分析。 今本《纪年》载康王在位26年、昭王在位19年，当是上承古本而未作改动。古籍引古本《纪年》，盛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与成王、 康王共在位44年之数亦相符合。古本、今本《纪年》均载昭王十九年卒于伐楚，即所谓“南巡不返”，学者亦略无疑议。 比较麻烦的是穆王的年寿和在位年数。《史记·周本纪》说：“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如是则穆王享寿105岁。今本《纪年》亦载“五十五年，（穆）王陟于祇宫”。此说流传甚广，然《晋书·束皙传》隐括古本《纪年》的记录说：“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年也。”这是《纪年》出土时参与整理者的复述，自是真言，可知古本《纪年》原未有穆王在位“五十五年”之文。自周初至穆王共“百年”之说，大致也符合战国时人所说的自成王“定鼎”至显王末共“七百有余年”之数——以穆王去世在公元前920年前后计算，下延六百年，正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纪年》记事止于公元前299年）。疑古本《纪年》原只记及穆王三十九年事，并未明言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故又辩及穆王寿百岁之传说不实，“五十五年”之数当是今本所擅加。以前面所考武王至昭王在位共65年计，下至穆王三十九年，共得104年，此当即传说穆王享寿105岁的来源（按虚岁即可言105岁）。其实，若穆王去世时在90岁以上，民间传为百岁，亦合于古今风俗。古本、今本《纪年》均有穆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师”以“伐越”的记载。《左传》昭公十二年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祇宫。”杜注谓“获没”指“不见篡弑”而言，犹言寿终，则“伐越”必其晚年事，估计穆王去世距“伐越”不久。今本《纪年》又载“三十九年，（穆）王会诸侯于涂山”，“四十五年，鲁侯氵费 薨”。这两条文字是接续记录的，当亦出于古本《纪年》，不过后一条时间不确，“四十五年”可能是今本为凑合“五十五年”之数而加上去的。氵费 即鲁魏公，按鲁国纪年推算，其卒应在公元前925年，正当穆王三十八年，今本的记录推迟了7年[④]。所谓“三十九年，王会诸侯于涂山”，可视为伸张“伐越”声威之举，故《左传》昭公四年亦称“穆有涂山之会”。定穆王“获没”在此年是合理的，今即取其在位年数为39年。 穆王纪年的错误，当与其后诸王的纪年联系起来看。共王在位年数，今本《纪年》作12年，明显偏少。《太平御览》卷84引《帝王世纪》作20年，《通鉴外纪》卷3下作10年，又引“皇甫谧曰”作25年，皆取整数，也不可从。最可信的记录见于趞曹鼎铭文：“惟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龚王在周新宫。……”是知共（龚）王在位至少15年。今本《纪年》既定穆王在位55年，而又不欲突破古本《纪年》所记西周积年为257年之成说，所以必须在穆王之后的王年中减去多计的穆王16年才行。下面还将谈到，今本《纪年》所记的厉王在位年数短缺了11年，剩余的5年可能是从共王的在位年数中减去的。现在若将此5年复加于共王的年数之内，则共王在位便有17年。不过这个年数也还不确。今本《纪年》又载懿王“十七年，鲁厉公擢薨”，但与上所记鲁魏公卒年相较，鲁厉公在位便有39年，比《鲁世家》所记厉公在位37年之数多出了2年。实际上，若欲使之与鲁国年表相合，则按今本《纪年》的记载，当言懿王“十九年，鲁厉公擢薨”[⑤]。上已言及，今本《纪年》记鲁魏公卒年实推迟了7年（按魏公卒于穆王三十八年计），故厉公卒年亦相应被推迟了7年。现在由懿王十九年上推7年，则鲁厉公应卒于懿王十二年。这个上推的7年当再加于共王的在位年数之内，如是，由穆王元年（前962）下推，以穆王在位39年、共王在位24年计，则懿王元年应在公元前899年。依鲁国年表，鲁厉公卒于公元前888年，正为懿王十二年。断代工程由天文推算，确定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最可称道。 懿王的在位年数，今本《纪年》作25年，《太平御览》卷84所引“史记”和《通鉴外纪》都采此数，也是不可靠的。据我们下面所考，懿王在位凡18年，诸书多出的7年当都与今本《纪年》所载鲁国纪年被错误地推迟了7年有关系。 今本《纪年》载孝王在位9年、夷王在位8年，前者无从肯定也无从否定，后者则可证实。今本《纪年》说：“（夷王）八年，王有疾，诸侯祈于山川。王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云：“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奔走其望，以祈王身。”杜注：“愆，恶疾也。”“其望”之义，亦即“祈于山川”，古称山川之祭曰望。两种记载相合，定夷王在位8年当可从。又据《史记·卫世家》：“贞伯卒，子顷侯立。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顷侯立十二年卒，子厘侯立。厘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由厉王出奔之年（前842）上推，卫顷侯即位在公元前866年，而夷王在位8年，则夷王元年不得超过公元前873年。这是考求西周后期王年的一个重要数据，《齐世家》、《陈世家》的记载都与此相合。据下文，可知夷王元年为公元前872年。 厉王及共和的纪年是个复杂的问题，断代工程恐怕考虑不周。后人隐括古本《纪年》说“共伯和干王位”（《史记·周本纪》索隐引），视作“篡位”之例，所说当然不会是当时的真实情形。现在要注意的是《辑校》本《纪年》不以共和单独纪年，而列入厉王的纪年内，这点是清楚的；其文之末虽然也记有“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云云一条，而出自《太平御览》卷897所引“史记”，未必是古本《纪年》本文，王国维先生的校语也只说“《史记》无此文，当出《纪年》”。今本《纪年》则明确无疑地不以共和纪年，而以共和十四年为厉王二十六年，亦即厉王实际在位只有12年。如果说这还不足以祛疑的话，那么2003年陕西眉县新出土的铜器群也反映出共和不单独纪年，这就对工程所拟定的西周后期王年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共和之事，《史记·周本纪》说：“厉王出奔于彘，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王太子竟得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这个“二相行政”的记载也不见得确实。古本《纪年》载“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晋书·束皙传》引）。《庄子·让王》篇说“共伯得乎共首”，《经典释文》引司马彪注：“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贤人，诸侯皆以为贤。周厉王之难，天子旷绝，诸侯皆请以为天子，共伯不听，即‘干王位’。”《周本纪》正义又引《鲁连子》：“卫州共县，本共伯和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吕氏春秋·开春论》也说：“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以来为稽”即奔走其望犹恐来迟之意，“来谓”则当是“来请”之误，即司马彪“请以为天子”之谓。同书《慎人》篇也有“共伯得乎共首”之文，毕沅校注引《梁伯子》曰：“共伯值厉王之难，摄政十四年，乃率诸侯会二相而立宣王，共伯归共国。”这些说法出于先秦，应该比《史记》的记录更为可信，故今本《纪年》载厉王二十六年“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共伯和归其国”。共伯既是贤人，为国人及诸侯所推，则他虽为姬姓，也不至于自称王，“共和”本亦不是纪年之号。 由《纪年》及金文（至今尚未发现带共和年号者）来看，共和年间周王室仍承续厉王纪年，并未废止，王室纪年也无由改用他号。这样，史籍所记载的厉王在位37年，就应包括共和的14年在内；后世以厉王的37年与共和的14年并存而接续，便不免引起混乱。这点连司马迁也搞不清楚了，所以陈梦家先生说：“此说史公亦不自信，故其《十二诸侯年表》不始于厉王。”[9]（P517）据37年之数推算，厉王死于共和十四年（前828），其即位应该在公元前864年。也就是说，厉王实际在位应有23年。今本《纪年》实载厉王在位12年，短缺了11年。这个短缺的11年，可能是由误计厉王的年龄造成的。今本《纪年》于孝王七年下有一注：“是年厉王生。”此注疑有据。按今本《纪年》所记，自孝王七年至夷王八年（卒年）凡11年，更下及共和十四年凡37年。盖今本作者误以为厉王卒年37岁，故定厉王实际在位12年（37－11－14＝12）。今仍以厉王生于孝王七年为准，而补入短缺的11年，则厉王12岁即位，在位23年，34岁时被逐，又14年而卒，凡享年48岁。《史记·周本纪》载：“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所记“三十年”、“三十四年”当出于旧记，疑本指厉王的年龄，而司马迁误为厉王的纪年；其下“三年”二字当是司马迁据《国语·周语上》的记载所加，而实为衍文。今本《纪年》所记厉王在位年数虽有错误，而记厉王自“初监谤”至“奔彘”凡5年，与《周语上》所记相合，当可从。如此，则厉王十九年初监谤，时年30岁，又4年被逐，亦可证今本《纪年》注谓厉王生于孝王七年可信。以时王的年龄纪年，不合于后世通行的史法，然不能排除古人也曾以此种方式纪年的可能性；或者因厉王情况特殊，王室的记录才采取了此种方式。是否如此，值得考究。 依据上述，大致可定穆王以降各王的在位年数为：共王24年，懿王18年，孝王9年，夷王8年，厉王37年（含共和14年）。此可作为古本《纪年》的记录看待。 （四）现在可以对《纪年》中的西周年代与断代工程所拟定的西周年表作比较了。比较的方法很简单，列表便可清楚。 表三 校订《竹书纪年》西周年表 （据今本《竹书纪年》校订） 注：表中年数，带括号者为著者校订，其余为今本《竹书纪年》原载。共和年代，为合于后世习惯，仍单出。 表四 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年表 上列表三虽不能说是古本《纪年》西周王年的完整恢复，但我们自信它是接近于原本的。此表的好处是完全依据传世古典文献的记载，而不是脱离文献另搞一套，处处靠猜测与“拟合”定弦。今本《纪年》中的失误当然需要调整，我们的调整实际上只有两点：一是斩去今本《纪年》据《世经》妄加的周初年数，仍在古本《纪年》所载西周共历257年的框架内，确定武王、成王的在位年代；二是将传闻的穆王在位年数多出的部分，以及古籍推测的懿王在位年数多出的部分，分别归入共王、厉王的年历内。调整的幅度很小，原载大部分未动。其中穆、共两世凡63年，二王各自在位年数的分配或者还可以有一两年之差，其余诸王的在位年数都已相对固定。此表与西周鲁国年表完全相合，甚至可以说是密合无间。鲁国年表，仅从孝公三十六年上推，就可一直上推到公元前998年。其间主要的分界标准是鲁真公十五年相当于共和元年，另外则有今本《纪年》所见的鲁厉公卒年和魏公卒年，也可作为推求西周王年的参考指标。鲁国纪年绝对是有来历的，其旧有的谱牒记录远非他国可比，春秋时人所谓“周礼尽在鲁”决非虚言；司马迁的记录也大致可靠，只有武公年数是作10年还是9年，他仍然吃不准，而即使作9年，也不过把考公元年下推一年到公元前997年。司马迁熟知鲁国纪年，他作史表完全可以据此上溯到周初，大约因其他各诸侯国的纪年都较晚，共和以前的王年又是一笔糊涂账，最终他只好放弃上溯的努力。不管怎样，古今学者都将鲁国纪年作为考察西周年代的主要参照体系是对头的，独断代工程对此毫不顾及，甚是可怪。 工程拟定的西周年表，最突出的成果大概要推懿王元年的验证和确认。此年因有《纪年》“天再旦于郑”的可靠记录为依据，故由现代天文科学推算的结果非常正确，起码可说是八*九不离十。而此年之外，工程所推定的其他共和以前西周王年，与前列表二、表三相校，盖一无是处，怕是废之亦不足惜。其中昭王、夷王的在位年数采自《纪年》等文献，康王、共王的在位年数也较近实，然年代定位一经错乱，正确或接近正确的年数也会变得全无用处。历史年代原是一个自在自足的系统，稍有差池便会弄得面目全非，这是古史年代学研究的难处之所在，也是它的魅力之所在。工程的西周年表，在我们看来，主要有两处重大失误： 其一是工程相信穆王在位55年之说，而由自认为不能更动的懿王元年上溯，结果使得周初的年代大大提前了。从表面上看，许多争议好像都是由武王克商年的分歧引起的，实则更要害的问题是对穆王在位年数估计过高。这样顺次上推，商、周年代分界也势必会提前。别的不说，按工程年表，鲁公伯禽的卒年相当于康王二十二年，比刘歆推定的伯禽卒年在康王十六年还要晚6年。依此说，如果伯禽在位从成王元年算起，那么他在位的年数就应是44年，较刘歆推算的伯禽在位年数仅差二年（若以伯禽卒年为公元前998年则仅差一年）。工程专家是不相信《世经》的，《报告》在谈到文献所见商代积年时说：“《世经》之629年，不见于先秦文献，是刘歆据三统历推算出来的，不足凭信。”[1]（P72）可是工程年表所见的伯禽在位年数，却与刘歆按《三统历》推算出来的46年之数如此接近，这又如何解释呢？想来《报告》在撰写时，并未对《鲁世家》中的材料作仔细的检照与研究。所以很自然的，如果说刘歆的推算不可信，那么工程的推算也难凭信，因为工程的历谱推算方法与刘歆并无差异。康王十六年以前的西周年数，刘歆设定为60年，工程缩短到42年，而与鲁国纪年相比照，二者的推算结果却又差不多。仅此一端，就可以肯定工程所选定的武王克商年也有问题。 其二，工程没有注意到西周晚期共和不单独纪年（这点不能以前几年眉县铜器尚未出土为借口，忽视今本《纪年》才是根本原因），又误信厉王实际在位37年之说，并同样由懿王元年下推，结果不但使得厉王的在位年数不可信，连带把懿王的在位年数也大大缩短了，并将孝王的年数也挤去了3年。《报告》说：“由对（推定西周王年的）七个支点的研究可知，在历谱中，只有懿、孝、夷三王的在位年数不能定。前已论定，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77年，懿、孝、夷三王共22年。属于这一阶段的青铜器可排出三王年数不同的几种方案。结合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中的人物关系，以懿、孝、夷分别在位8年、6年、8年为最佳方案，孝、夷元年分别为公元前891年和公元前885年。”[1]（P29）这等于是说，三王在位年数的推定什么根据也没有，唯一可信赖的历谱在这里也用不上。其实，年代窜乱了，历谱又何从谈起，“最佳方案”一词用得轻率。不过夷王在位8年的选择，大概还是暗用了今本《纪年》和《左传》，只是没有明说。 今本《纪年》一书，西方学者向来以为是不伪的，因此还在19世纪已有英文、法文译本，至今仍有美国学者力主此书不伪。仅就本文上述对书中西周年代的分析而言，我们的大体印象是此本仍基本上承古本而来，但作了不少改动，特别是周初部分变动很大。书中的干支纪年有明显袭用唐代《大衍历》的地方，所以此本很令人疑心原为唐初天文历算家的手册。手册的使用者出于修订历法的需要，自然重视古本《纪年》，但又不尽信书中的记载，因而网罗群书，改补了其中的一些条目（或者还有删削），并加了不少注文。注文中引有《宋书·符瑞志》之文，而《宋书》正是唐初修史时未重修的前代正史之一；还有七八条注标明是沈约所加，大概为所见古本《纪年》原有，是手册转抄过来的。这样，因为是实用的手册，遂将古本弄得面目全非，以致后人认为它是杂抄古本而成的。古本《纪年》可能到北宋时已经佚失，《太平御览》的引录大抵出自今本，所称“史记”当即今本之别称，连书名也改了。南宋时今本尚存于馆阁，虽不为学者所重，而竟得以流传下来。顺便录此以备考，同时认为今本的价值仍不可低估，工程不加采择不能不说是个失误。 参考文献： [1]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R]．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2]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M]．王国维遗书：第八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 [3]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M]．王国维遗书：第七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 [4]何炳棣，刘雨．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古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的再认识[J]．燕京学报，2003，新（14）． [5]杨朝明．《今本竹书纪年》史料价值初议[A]．周公事迹研究：附篇一[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 [6]陈梦家．汉简缀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陈梦家．六国纪年表叙[A]．尚书通论：外二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8]何炳棣．周初年代初议[J]．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93，（1）． [9]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M]．北京：中华书局，2004． （原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
[①] 传世周初铜器有作册瞏卣，铭文称“惟十又九年，……王姜令作册瞏安夷伯”。金文专家或以为是成王时器，恐不一定。“王姜”之名又见于令方彝、令簋铭文，我们倾向于认为此器是康王时物，铭文所记即康王令明公（毛父、伯懋父）东征时事。学者或考成王之后为“王姒”而非“王姜”，见刘启益《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周王后妃考》，《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②]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9、577页。按：钱先生有关孟子游齐的考证散见于《系年考辨》中的多篇，须与所作《通表》对看。《通表》所列齐威王纪年，较《史记·六国表》多一年，故与现在通行的历史纪年表亦相差一年。
[③] 周公还政之年，传统上多说为成王七年。王国维先生曾据《尚书·洛诰》，考证此七年当从武王克商算起，其还政实在成王五年，见《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第一册，第39—40页；杨宽先生又据何尊铭文，证明王说为确，见所著《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26—527页。陈梦家先生亦以为“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指周受天命以来之七年，见上引《陈梦家著作集·西周铜器断代》，第515页。张政烺先生则说王国维的考证“不一定十分准确”，“周公摄政，践祚称王，则周公当自有纪元”，“何尊的五祀或是摄王五年”，见《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457页。今权从传统说法，这点不影响对周初王年、鲁年具体年数的计算。
[④] 今本《纪年》之所以将鲁国纪年推迟了7年，盖由信从刘歆所说，以为伯禽卒于康王十六年所致。今本《纪年》实记伯禽卒于康王十九年，然其下又记“二十一年，鲁筑茅阙门”。后者实为炀公元年事，而炀公之前尚有考公在位四年，故按今本所记，当言伯禽卒于康王十六年。王国维先生《疏证》已指出“十九年”三字疑衍。据上录表二，伯禽实卒于康王九年，作十六年则被推迟了7年，故今本所记幽公、魏公卒年亦迟了7年。
[⑤] 按今本《纪年》懿王在位25年计，懿王十九年下距厉王奔彘之年共35年，补入厉王短缺的11年，则为46年。若此，方与鲁国年表的献公在位32年、下至真公十四年（厉王奔彘之年）共46年相合，以鲁厉公卒年为懿王十七年则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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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1 18:12:55
发表于 2016-11-30 08:50:00
林先生先应把64卦与时间的对应搞清楚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