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高老夫子

李零：“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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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来自讲座现场

　　中国地理学经典之作首推《禹贡》，全文一千一百九十四个字，以大禹治水，巡行天下、分天下为九州，导山导水，据土田物产定贡赋的形式写成。夏、商、周三代，所有人都说自己住在禹走过的地方，即所谓“禹迹”之内。

　　此后，在传统中国历史叙事中，禹贡“九州”即与“中国”发生联系，影响着传统中国的疆域观、王朝观。作为先秦最富于科学性的地理记载，《禹贡》中所言的九州，所指何处？中国如今的土地风貌，在古籍中又以何种方式被记载？

　　12月10日，北京大学教授李零走进上海大学文学院、启思书院、活字文化主办的启思讲堂，从文化地理角度为听众解读《禹贡》。      

　　《禹贡》成书于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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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书•禹贡》

　　关于《禹贡》的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认为《禹贡》为周人所作；顾颉刚认为出自战国时秦国人之手；日人内滕虎次郎坚持战国末至汉初说；史念海在《论〈禹贡〉的著作时代》一文中，则据《禹贡》中有“南河”、“西河”之称，认定作者为魏国人。

　　《禹贡》成书年代之所以难以判断，在于其只讲山川，不讲政区。有考古学背景的李零教授则更倾向于从青铜器物思考这一问题。他以为，《禹贡》的成书年代不可能晚于西周中期，举例来说，西周中期铜器铭文即有：“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别方设征”，这与《禹贡》序的记载一致。        

　　何谓“中国”？

　　“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义”，对于“中国”这个名号，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常常讲“中国”这个词，然而，自夏、商、周而至于元、明、清，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自称“中国”，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才正式成为主权国家的简称，具有政治意义。而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个模糊的地理概念、文化概念以及民族概念。

　　西方学术界一直存在要解构“中国”的说法，认为“中国”并非是一个永恒概念，而是中国人制造出来的概念。西方学者曾给“中国”下过一个定义，即只有说中国话的人才是中国人，在其理解中，“中国话”即是汉语。

　　今年是顾颉刚等先生创立禹贡学会成立80周年，北京大学举办了纪念大会，看过《禹贡》杂志旧址后，李零教授颇有感慨。新学期与唐晓峰教授共同开课，讲的就是《禹贡》。他关心的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国”？

　　西周铜器何尊的铭文提到：“余其宅兹中国。”李零教授举此例说，在传统语境中，“中国”一词的第一个意思是国家的中心城市，即首都；第二个意思即处于世界（天下）中心的国家，有别于外国。

　　上述仅就语词涵义而言，中国历史疆域伸缩变化，那么，从地理概念来说，什么是中国？

　　李零教授在讲座中展示了《中国地形图》与《禹贡山川图》，他指出，从考古看，西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到处都有，尽管西周封建制并不如后来的郡县制对地方具有较强的控制力，但是其范围也不小，西周所覆盖的农业聚落点就已经很大了。现代中国既是秦汉帝国的遗产，也是蒙元帝国和满清帝国的遗产。现代中国的西北是清代的四大边疆：东三省、蒙古、新疆、西*藏；中国的东南是清代的本部十八省。中国存在两个半月形地带：西北半月形地带和东南半月形地带。山外有山，海外有海。中国的西北，其背后还有“大西北”，即欧亚草原，西伯利亚和中亚；中国的东南，其背后也还有“大东南”，即太平洋诸岛和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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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禹贡山川图

　　《禹贡》一书中除“九州”概念之外，还有“五服”，表达即是“中心”的意思，换一个历史叙事更常见的说法即“华夏与四夷”，涉及的就是民族、族群。谈到这个问题，李零教授说，他印象深刻的是李济先生关于民族史的研究。在其研究中，李济先生并没有用“我族”、“他族”的说法，采用的却是“我族”与“你族”的说法。作为在中国历史上尤其重要的一个地理意象——长城，它的存在是否就区别了华夏与夷狄，它是否就是“中国”的边界？其实不然。李零教授以为长城内外可以是同一个“中国”，无论是“中国”治“四夷”还是“四夷”治“中国”，不会有人同意闹独*立。“五族共和”实际上就是少数民族的发明。有几例可以证明：

　　北京居庸关元代建筑云台过街塔门洞内的文字有六体，即梵、藏、八思巴、回鹘、西夏和汉。敦煌莫高窟元代六字真言碑也有六体，即梵、藏、八思巴、回鹘、西夏与汉。另外，元代货币上的文字有五体，即汉、八思巴、察合台、西夏。虽然，武昌首义时所采用的铁血十八星旗，象征的是九州十八省，未包括四大边疆（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但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国旗——五色旗，则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今天，我们人民币上也有汉、壮、蒙、回、藏五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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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血十八星旗与北洋政府五色旗        

　　研究《禹贡》，从脚下走起

　　 讲座中，对于《禹贡》的具体内容，李零教授涉及不多，毕竟这是很难在一两个小时内叙说清楚的。不过李零教授提醒听众要特别注意《禹贡》“九州”的叙述顺序：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这是一个螺旋式的排列。

　　另外，《禹贡》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经典之作，既是地理学，还是应该要注重实地考察，有考古研究背景的李零的教授同样强调这一点，讲座中还与大家分享了今年夏天他在西北的考察行迹与收获，特别是《禹贡》“雍州”中提到的地标，诸如三危山、玉门、华山等地。他建议在场听讲座的同学们，研究《禹贡》不妨就从自己的家乡开始。

　　这一场讲座以下述三段话结束：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史记•周本纪》）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史记•六国年表》 ）

　　始秦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厌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晋书•元帝纪》）

　　为何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多在西北发迹？为何中原民族自称汉人？为何中国历史上西京（西面的都城）都比东京（东面的都城）早，北京（北面的都城）都比南京（南面的都城）早？或许这些历史现象都能在《禹贡》中找出些缘由。

招讨

我一直就很纳闷，为什么现在中国史学界一提新疆和东北，动不动就是蒙元和满清遗产的论调。且不说中国历史上的强大王朝都掩有西域，难道明朝的版图上没有东北？没有努尔干都司？退一步说,难道沈阳和辽阳是满人建的？既然是故土，还扯什么遗产。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招讨

按这种逻辑，难道台*湾还是日本人的财产不成？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浑沌道长

所谓国家，在远古的时候并不存在；所谓领土，是部落势力所能控制的范围。

“国家”的概念非常含糊，是血缘的集中？是文化的中心？是武力的扩展？是历史的遗留？
还请智者明确定义，浑沌学习。

浅龙勿用

从考古资料看历史时期宁绍平原的海进海退【转载】

——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副研究馆员  葛国庆

http://xsz4375.blog.163.com/blog/static/47810256201041544541224/

      宁绍平原，由浙江中东部的萧山、绍兴、上虞、余姚、鄞县、镇海七市、县、区的海岸平原组成，其状成东西向走廊。它南倚天台、四明、会稽三大山脉，北枕杭州湾，东濒东海，西临富春江，总体地貌呈南高北低走势，依次为山地—平原—海岸格局。这里海岸线特长，以明清拒潮海塘为基线，自萧山至镇海，岸线长达210公里，面积达8000多平方公里，是浙江省内仅次于杭嘉湖平原的最大平原。历史时期的宁绍平原，随着海进海退，潮起潮落，水陆交替频繁。因此，生活在这一走廊地带的古人类，往往被迫随着海潮的进退，演绎着海进我退，海退我进的人地奋斗。毫无疑问，这一地区历史时期遗存的人类遗址，都会或多或少地留下海进海退的印记，假如我们手头有足够多的遗址发掘资料，就不难梳理出几次大的海进海退在宁绍平原的活动规律。可惜的是当今这一区域的遗址考古资料尚不够齐全，有许多还被深深地埋在地下，不为世人所知；更有不少虽已被发现或发掘，但要素信息获取不足，给相关课题研究带来遗憾。尽管目前我省对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还处在薄弱阶段，遗址资料为历史研究所用还相对滞后，但这并不排除，我们在现有资料基础上，先作些探讨性研究，为后人作些奠基。

      对宁绍平原海进海退的全面深入研究，得归功于陈桥驿先生。他在1984年的《地理研究》和1989年的《东南文化》上，先后发表了《论历史时期宁绍平原的湖泊演变》和《越族的发展与流散》等研究文章，为我们今天展开对宁绍平原的古地理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椐陈桥驿先生的研究成果，本文仍以三次大的海进海退为纲目，并试图借鉴现有遗址考古资料，再作些相关细节的研究尝试。

一、星轮虫海侵与宁绍平原

      陈桥驿先生在《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中称：“星轮虫海侵发生于距今10万年以前，海退则在距今7万年以前。这次海侵从全球来说保存下来的地貌标志已经极少，不必再说宁绍平原了。”已往考古资料显示，浙江境内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是建德乌龟洞距今约5万年前的人类犬齿化石“建德人”；其次是临海灵江底河砂中伴出的头骨化石“灵江人”和桐庐印渚镇的头盖骨和下颌骨化石“桐庐人”。但新的考古资料就彻底改写了浙江的人类活动史：安吉上马坎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表明，浙江的古人类活动历史至少在距今5－10多万年前；而今又在原遗址下再次发现更早的遗址，有专家初步把它定为距今80万年前。新的研究动向将“建德人”犬齿化石重新鉴定，认为在10万年以前。如此，宁绍平原上目前虽尚无星轮虫海侵时期古人类活动的考古依据，但说它没有尚为时过早。

二、假轮虫海侵与宁绍平原旧石器时代遗址

     “假轮虫海侵发生于距今4万多年以前，海退则始于距今约2.5万年以前。这次海退是全球性的，规模极大，中国东部海岸后退约600公里，东海中的最后一道贝壳堤位于东海大陆架前缘-155米，C14测年为14780±700年前，这是至今发现的假轮虫海侵的最后海岸线。这次海退，对于中国东部各地原始居民的繁衍发展，关系至为重要，宁绍平原即是其中之一。”

      假轮虫海侵海退期间宁绍平原上人类活动迹象的有无，从外围的考古资料综合分析，基本可以给“有”的回答。这因为稍外围有“上马坎人”、“建德人”、“灵江人”、“桐庐人”作依据，近围有浦江1.1万年前的上山遗址，嵊州1万年前的小黄山遗址。从理论上讲，宁绍平原上之所以尚没有发现假轮虫海侵时期的遗址，其理由不外于三：其一，旧石器时代人类还少有形成群居定居的习俗，长期的游荡生活，加上生活器具的原始与简陋，往往尚难形成足以反映当时生活面貌的遗址；其二，这一带海进海退活动频繁，海岸线的升降大起大落，加上后一次卷转虫海侵使海平面足足上升了100多米，这就有可能使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带近海而居的古人类遗迹，大多已远在今海岸线外几百公里的深海底下；或虽在宁绍平原下，但早被厚厚的一次次的海侵淤积泥所覆盖；其三，我省浙东沿海史前遗址的全面调查与发掘，近10年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多工作有待考古工作者去努力。再则，旧石器时代遗址较之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客观上发现概率更低，发现难度更大，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一大方面。惊喜的是：这一带更早的人类文明曙光似乎已渐渐向我们走近。余姚田螺山遗址《发掘简报》称：“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通常会把纯净的淤泥层看作生土层。在田螺山遗址距地表5米多深的淤泥层下的地下山坡表面发现了一些微粒木炭，另外在DK3（施工坑）一角的地质钻探中，在近10米深处发现了一些木炭和可能是小陶块的颗粒，这为我们在姚江流域寻找距今七八千年以前的古人生活遗存、揭开河姆渡文化起源之谜提供了线索。”中国文物报社研究员曹兵武对此认为：“浙江的好几个遗址都有海侵地层的线索，在田螺山是上下海相沉积层之间夹着文化层，遗址所用水稻田的上下还有明显的沼泽泥炭化堆积层，这是研究在全新世海侵与气候、环境波动变化十分难得的线索，如果通过文化与自然地层的结合与精确研究，能将大家普遍关注的全新世几次大的环境事件的确切时间、幅度等搞清楚，不仅解决了这个遗址聚落选址与兴衰变化等地区性问题，也将为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一些全新世环境变化与文化适应问题提供精确的标尺。”相信，随着浙江旧石器时期遗址考古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宁绍平原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获取，不久的将来，这片土地上假轮虫海侵时期的人类活动遗址或遗存物，一定会有全新的发现与收获。

三、卷转虫海侵在宁绍平原遗址中的印痕

      “卷转虫海侵从全新世之初就开始掀起。到距今1.2万年前后，海岸就到达现在水深-110米的位置上，到1.1万年前后，上升到-60米的位置上，到了距今8000年前，海面更上升到-5米的位置上。这次海侵在7000－6000年前到达最高峰。东海海域内伸到今杭嘉湖平原西部和宁绍平原南部。……钱塘江以南，今会稽、四明诸山山麓冲积扇以北，也成为一片浅海。”这是陈桥驿教授及其老一辈地质、地理学家们共同研究的成果。

       为便于对上述卷转虫海侵几个年段，与宁绍平原及其近周已发现发掘的遗址，有个更直观的了解与对比，这里先撷取一些代表性遗址所公布的断代，与卷转虫海侵所对应的年段进行罗列排序，以寻找海侵在这些遗址中的印记。

表一  卷转虫海侵进程与宁绍平原及其近周代表性遗址概览

海侵分段	各段距今时间	与现海平    面高差	遗址名称	遗址断代    (距今/年)
一	12000年前后	-110米
二	11000年前后	-60米	浦江上山	11000－9000
三	8000年前	-5米	嵊州小黄山	10000－8000
（三～四）	8000－7000年	(?)	萧山跨湖桥	8000－7000
四	7000－6000年	最高峰    (?)	慈溪童家岙	7000－6400
			余姚田螺山	7000－5500
			余姚河姆渡	7000－5000
五※	6000年以后    (探讨期)	(?)	宁波八字桥	6000－4700
			绍兴寺前山	6000－3000
			舟山唐家墩	5700－4700
			临海里坑	5500－4500
			余杭良渚	5300－4200
			绍兴马鞍仙人山	5000－4000
			绍兴马鞍凤凰墩	4500－4000
			绍兴陶里金白山	4500－4000
			绍兴陶里壶瓶山	3600－2000
			绍兴安昌后白洋	3000－2500
			绍兴袍谷	2300－2000

〖注：表中卷转虫海侵分段中的一、二、三、四，按陈桥驿先生《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一文所列；（三～四）、五※，系笔者为便于探讨问题而加〗

       上表可见: 卷转虫海侵第一阶段，宁绍平原及其近周，尚未见相关遗址的发掘资料。第二阶段，在浦阳江上游发现了距今11000～9000年的上山遗址。第三阶段对应遗址是2005年新发掘的小黄山遗址，距今10000－8000年。（三～四）阶段对应遗址，正好有距今8000－7000年的萧山跨湖桥遗址。该遗址最大的亮点是：出土有完整的独木船和木桨，且制作讲究，工艺先进，它是新石器时期人类创造的水文化实物见证。然而，从其文化层之上覆盖着厚达4.6米的青灰色湖相淤积泥来看，它的突然中止，似乎与一场突然降临的既大面积、又长时期的水害有关。第四阶段代表性遗址可选为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5000年。该遗址上层文化层之上，与萧山跨湖桥遗址一样，也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青灰色湖相淤积泥，其中北面最厚处达2.5米。这些在遗址考古中文化层之上的地层，虽非文化层，却与文化层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它极可能记录着整个遗址突然覆灭的真实原因，可惜目前许多遗址发掘报告都没能记录这一点。

四、问题与思考

       这里需要专门提出问题并力求引起思考与讨论的是：上表中的“五※”，属笔者自定并特意附加的，我们暂且把它作为探讨期。这是因为按陈桥驿先生的研究成果，在距今7000－6000年，为卷转虫海侵的最高峰期。也就是说，过了这个时期，这次海侵就将转入海退，海岸线又将渐渐退离宁绍平原。但根据这以后宁绍平原及其浙东沿海已发现发掘的遗址布局与对应断代情况来看，似乎当时的人类居址，并没有稳定下来，或随着海退向海岸线延伸。恰恰相反，之后的遗址反而一直在自东向西迁徙，尤其是以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系列遗址，自舟山、象山、奉化、宁波，越过余姚的姚江流域，一直向西进入绍兴、萧山。从地理位置看，从东向的杭州湾口一直向西向的杭州湾纵深迁徙，最终渐渐远离东海；从迁徙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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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从海口逐渐向内陆高地、山间盆地深入，最终进入山地或登上平原中的丘阜；从相对年段的遗址数量变化看，呈现出少——多——更多——更少的态势。这里想借用冯小妮、高蒙河两位学者在《东南文化》上发表的《宁绍地区早期遗址群的量化分析》一文成果，并经概括整理成表二，以利从遗址迁徙兴衰的脉络中，间接分析和探讨相关问题。

表二  宁绍平原及浙东沿海河姆渡文化时期遗址兴衰概览

分期	距今时间(年)	相当于环太湖流域对应文化时期	总 数	主 要 分 布 地 及 趋 势
一	7000－5800	马家浜文化	16	主要分布在四明山区北麓和慈溪南部山地之间的峡港海积平原，最集中处在姚江流域，晚段比前段数量有较大增幅
二	5800－5200	崧泽文化	44	分布格局和一期未发生质的变化，仍以姚江流域为主且较集中在北岸；但晚段数量激增，平面布局也有较大突破，有向四周发散趋势。舟山群岛出现遗址，象山、奉化有所增加
三	5200－4000	良渚文化	72	分布更呈分散趋势，姚江流域开始向支流发展；晚段舟山至姚江数量急剧减少，重心明显西移，绍兴地区密度超过姚江流域
四	4000－3100	马桥文化	7	数量大幅减少，且多集中在绍兴地区；浙东沿海仅象山一处

根据表一、表二所反映现状，笔者以为有以下三方面问题值得思考与探讨：

（一）、卷转虫海侵最高峰时间极有可能不在距今7000－6000年，而在距今5000－4000年间。

      这里主要以遗址发掘中的地层关系和遗址群在宁绍平原的迁散趋势、兴衰规律为分析依据。理由有三：

        1、遗址发掘中之地层叠压依据。上面已经说了，河姆渡遗址上层文化层之上，叠压着厚达2.5米的青灰色湖相淤积泥。再扩大些视野，整个姚江流域及其周边，30多处河姆渡文化遗址群，虽然有些资料没有明确标注上层文化层之上的覆盖层，但其下限时间几乎都与河姆渡遗址十分接近。这一共性能说明什么呢？除了在距今5000年前后，淹盖在河姆渡遗址之上的那次大海侵，陆续把周边不同高差中的遗址，一一淹埋于海水之下外，恐怕其他不会再有如此的外力，能促使这么多遗址形成这一共性。

        2、姚江流域遗址群突然分散、急剧减少之依据。上述表二分期中明显可以看出，第一期至第二期前段，在宁绍平原及其沿海上的遗址，不仅居址稳定，且发展较正常，未见任何导常趋势。但第二期晚段起，已有轻微骚动的感觉。到第三期前段明显出现异常情况，中心区域姚江流域上的遗址渐渐往支流转移。这一反常趋势，证明在河姆渡遗址周边的姚江核心区域，已渐受水害进犯。到第三期晚段，这一当时宁绍平原上人类活动最繁华之地，已出现土崩瓦解之势，表现出遗址存有量一落千丈，一部分进入南部山麓，一部分向西进入萧绍流域，今绍北平原中几多山麓间或小丘阜上的几处遗址，当是这批西撤队伍的足迹。从众多遗址上下限断代看，完成这一剧烈动荡的时间，正是距今5000－4000年间。

        3、大禹治水故事情迹之依据。在江南大地一个大禹治水的故事，不仅口碑流传极盛，且多种史料均广有记载。《尚书·尧典》载：尧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吴越春秋》云：“帝尧之时，遭洪水滔滔，天下沉渍，九州瘀塞，四渎壅闭”。]又曰：“尧遭洪水，人民泛滥，遂高而居。尧聘弃，使教民山居，随地造区，研营种之术。”《越绝书》云：大禹“忧民治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这里暂且不争辩大禹治水的故事是真有其人其事还是神话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会是当时特定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的衍生物，否则，多种史料不可能如此长篇累牍地详述那“汤汤洪水”中大禹父子先后治水的故事。窃以为，在距今5000－4000年的尧、舜、禹时代，真是那场卷转虫海侵最后一波也是最高峰的一波海进，肆虐了宁绍平原，才导致这一区域间已处于密集型的遗址群，遭受了近乎灭顶之灾的水害。联系禹父鲧治水不成，而至禹顺利平成的故事情迹，抑或正是鲧治水尚处于剧烈的海进期，而至大禹治水时已得天时地利，海进已从最高峰期转入稳定期，甚至海退期，故治水得成。这决不是凭空臆想。

        固如此，卷转虫海侵最后一波洪峰当肇始于距今5200年前后，至5000年河姆渡遗址终止时，海侵已淹及姚江流域较低洼地块。之后海侵继续推进，海平面不断上升，遂导致整个姚江流域主干段上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群全面迁散，一部分顺着姚江支流向上游的四明山地迁徙，一部分向西向的杭州湾纵深进入绍兴、萧山。由于这次迁徙十分分散，又多散落在大范围的山麓冲积扇之中，不久后的海退又使他们陆续辗转，这或许就是今人较难发现这阶段比较成气候的大遗址的原因之一。

（二）、卷转虫海侵最高水位有可能在今海平面上12米左右。

       目前所能见到的卷转虫海侵分阶段海平面资料，仅为陈桥驿先生考定的第一阶段距今海平面-110米、第二阶段-60米、第三阶段-5米这三组数字。而最高水位呢？至今还是个空白点。由于绍兴是越国的发祥地，越国建国始自夏少康封庶子无余于越，时间约在公元前2000年，即距今4000余年。这时卷转虫海侵已越过最高峰，继而进入渐退期，越国也开始在会稽山南今平水镇所在地的若耶溪旁建城立业。若耶溪侧有地名平水者，谓历史上曾有海水至此而平之说；平水又有地名“潮停弄”者（今改为茶亭弄），在今平水老街中段，土著盛传历史上海潮曾直薄至此而停。联系平水集镇下地层，在“潮停弄”稍下的“大道地”处，地下就全是海相淤积泥，证实海水确曾淹过这片土地。又上世纪60年代，在今平水镇会稽村昌峰自然村的田畈下，曾在海相淤积泥中挖掘出早期的独木船，只是当时未能进行科学考古发掘，也未能把木船保存下来，实为之惜。但这已能说明，这里也确曾是一片海滩与港湾。根据绍兴方志与史料记载，自越王勾践建山阴小城和山阴大城以来，若耶溪一带已不再有海侵，也无任何象星轮虫、假轮虫海侵之记载，则可以说，平水若耶溪一带的海相淤积泥层，当始自卷转虫海侵最后一波洪峰。查得今平水镇“潮停弄”口的黄海高程为15.9米，而绍兴北部今海平面的黄河高程为3.9米，则可以推算出：卷转虫海侵最高水位当在距今海平面之上约12米。

（三）、卷转虫海退完全退出绍北平原的时间，当在春秋末至战国初。

       要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和史料信息，较确切地推定卷转虫海退完全退出绍北平原的时间，已经不是件多大的难事。首先，在绍北平原中和整个平原处在同一水平面上的袍谷，已存有袍谷战国遗址，时间为战国中晚期。就是说，当历史进程到战国中晚期，绍北平原中的海水已基本退尽，要不，人类居址就不会也无法进入这片土地。其次，春秋末期的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已委相国范蠡，在今绍兴的府山、蕺山、塔山三山之内，营建山阴小城和山阴大城，这也至少说明，这城址上肯定也已退尽了海潮。但由于绍兴城内自古有九座山，城址是建在有小山围护的台地上的，这里的地势会比袍谷遗址那里高出许多。城址上退尽了海潮，并不能肯定地说绍北平原上也已不再是浅滩或沼泽地了。再次，在绍北平原同一水平面下，至今未曾发现过春秋时期的墓葬或相应的地层文化，连平原和南部山区近交的山麓间，所发掘的墓葬也全属战国时期。这从另一角度可以认为：在春秋早中期，绍北平原上越人还无法落脚入住，或者至少还是一片沼泽地，否则，此时越人的居址或墓葬，肯定也会已进入这一区域。仅此三点，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绍北平原上的海水，直到春秋中期前后才基本退尽；春秋末年，地势相对高耸的台地上已可筑城；到战国中期，越人才完全可以进入这片平原，进行耕作和营建家园了。

浅龙勿用

帛書《六十四卦》第一卦【鍵】就是記載距今7000 —— 5000年前第四至第三次洪水氾濫之史前史，居然各位專家學者們讀不懂，可見自前秦至漢朝大規模修改古文字之害，是我東亞人類學上的一大禍事！
推斷大夏時代應在12000年前存在於東亞西域或沿海一帶生存，直至9000年前左右最後一次冰河時期結束，全球氣候變暖導致冰川融化海水提升至海進時期，部分大夏族群西遷且有尧、舜、鲧、禹等大规模群体治水大事件发生，亦不是神话传说。

元因哲学

中国远古史是神话传说，不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