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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的覆亡与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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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6 19:50: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秦的覆亡与文景之治
公元前202年,刘邦、韩信垓下会师,项羽大败至乌江自杀身亡,秦、汉两个朝代的交替终于完成,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幕。新兴的汉王朝是在基本沿用秦制的基础上存在和发展的,却避免了重蹈秦王朝“二世而亡”的覆辙。汉初的几朝政治家、思想家,在深入总结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许多符合当时社会现实又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治国方略,为汉王朝的兴盛和延续奠定了基础。



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长达五百多年干戈扰攘、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建国之初,秦王朝“作制明法”,“治道运用,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在统治制度方面建树颇多。秦始皇踌躇满志,甚至预言:“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孰料事与愿违,秦自统一六国算起,仅维持了15年,便二世而亡。开封建社会一代先河的秦王朝,为何享祚短暂,上演了一出历史悲剧?细加分析,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对六国旧贵族和政治上的反对派实行严酷的镇压。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地方实行郡县制,但只分派原秦国的官吏到各郡县任职,原关东贵族官僚则一律不用。与此同时,还迁徙关东豪富12万户于咸阳,以加强自己的统治。又下令将南蛮(楚)、东夷(齐)的贵族官僚流放。修建连接各地的驰道,也是要加强对原六国贵族的防范和控制。这些高压政策,加之统一战争中不少六国贵族官僚被杀害,引起了关东贵族官僚及其后裔的强烈反抗,有的甚至提出了“复仇复国”的口号。如原韩国贵族张良,在韩国灭亡后沦落为“黔首”,因而对秦朝怀有刻骨仇恨。在其弟死后宁可不举行葬礼,也要以全部家财寻访刺客,所以才有秦始皇东巡路过博浪沙,被刺客用大铁椎猛击乘车的事件发生。国破家亡的楚人更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相号召。秦始皇不分青红皂白地焚书坑儒,也激起了不同政见的士人的强烈愤慨。到陈胜吴广起义时,全国对秦暴政的各种积怨与忿怒火山般地爆发出来。

浩大的战事和工程,耗费了不少国力。秦灭六国的最后阶段,北方匈奴趁机占领了河套地区。当时秦始皇忙于统一战争,无暇顾及,只采取厚币重贿的消极办法抑制匈奴进一步侵略的欲望,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的威胁,社会上甚至流传“亡秦者胡也”的说法。秦始皇要去掉这个心腹之患,派蒙恬两次率数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了河套南北广大地区。为防御匈奴再度南犯,还下令修建了万里长城。这些举措都花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使原本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



靡残暴给人民带来苛重的徭役赋税。经过长期战乱方实现统一的秦朝,本来就财政拮据,国库空虚,且百废待举。如能实行与民生息政策,注重发展生产,再随着生产的发展而适当增加赋税徭役,人民就会比较容易接受,新政权才会获得喘息和巩固的时间。但秦王朝偏偏不是这样,全国统一后,仍连年征战不已,滥用民力。戍守边境,修筑长城,建造宫殿,筑驰道,凿灵渠,转输粮草,征调了大量民力。据范文澜考证:当时全国人口2000万左右,而服役的人数总计不下300万,占总人口数的15%。全国共修建了700多座秦始皇的离宫别馆。都城咸阳附近的270座宫殿,还用复道、阁道、甬道等建筑连接起来。特别是渭水以南的阿房宫,规模大得惊人。秦始皇不但为生前建造了豪华的宫殿苑囿,而且为死后修建了豪华的陵墓。据估计,仅完成陵墓的修建,就需要当时全国的劳动力每人服役120多天。秦二世胡亥即位后赋敛无度,继续大兴徭役,修造阿房宫,发民远戍。这种无休止、无尽期的征发,造成“丁男被甲,丁女被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的悲惨景象。徭役繁重,征伐频仍,必然需要大量的粮饷物资供应,必然加重人民的赋税负担。秦朝的地租原定为十税一,另有口税。可是后来却增加到占农民全年收入的2/3以上。被榨干脂膏的农民,不得不“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P

庸君佞臣加速了秦王朝的垮台。秦始皇的最大失误之一,是未能在生前确立太子扶苏的领导地位。扶苏亲眼见到秦始皇实行的繁重徭役、过度赋敛和苛刻刑罚,造成了社会危机,曾屡次劝谏,因而被贬到上郡,不许他在咸阳过问政事。秦始皇直到行将去世,才下诏要扶苏回咸阳,想让他继承王位。但为时已晚,“沙丘之变”使秦始皇一生最后一个不失为明智的考虑化作泡影。扶苏被假诏书“赐死”,胡亥在赵高等人的阴谋策划下登上了皇位,从此加速了秦的败亡。胡亥名义上执政,大权实则被赵高独掌。赵高玩弄权术,使胡亥不理朝政,而自己则恣意“指鹿为马”,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混乱与诛杀,使大批忠臣良将死于非命,严重削弱了统治的中坚力量。后人因此评论说:“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



记取秦亡教训,是汉初从高祖、吕后到文帝、景帝几朝君臣都十分重视的。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前后持续了40多年,进而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其中的佼佼者就是贾谊的《过秦论》。正是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西汉政权采取了诸多改进措施。

“民为政本”。追随刘邦定天下的政治智囊陆贾,在西汉政权立足未稳时便已开始思考秦

亡的教训。他在《新语》一书中指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又说,古今帝王成败之道,最根本的一条是能否“得民”。陆贾的主张,反映了汉初社会休息民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客观要求,又是新政权施政的当务之急,所以被高祖和群臣所激赏,并成为此后几十年里“无为”政治的指导思想。文帝时,贾谊以“过秦”为题写了3篇文章,对秦亡教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进一步丰富了陆贾的认识。他指出:“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还进一步指出:人民是一切的根本,最有力量的是人民。“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这些见解,对于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无疑具有极强的鉴戒作用。</P

抑制商贾。刘邦即位之初,社会经过长期战乱,城市人口散亡,经济凋敝。商贾乘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有的还用钱购买土地,同新兴地主争夺土地与劳动力;有的则凭借巨额财富,操纵物价,并有意给官府制造困难。当时农民之所以贫困,重要原因是商人的盘剥,刘邦看到这种情况对于恢复人民生计、稳定社会秩序,是很不利的,因此决定采取抑制商贾的政策。规定商贾及其子孙不得为官吏,商贾不得拥有私有土地,加倍征收商贾的算赋,等等。

“扫除繁苛,与民休息”。有鉴于秦“赋敛无度”、“戍徭无已”的教训,汉初施行了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休息”,指的是政府征调赋税徭役以不影响农业生产为度;“无为”,则是要求政府不要在赋税徭役制度之外额外征调,少干甚至不干无端扰民的事,以免影响农民生产。

首先是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保证从事农耕的时间。如惠帝修筑长安时,使用奴隶与刑徒代替农民;吕后改戍卒的终身服役制为一岁而更之制;景帝把成年男子的始役年龄从15岁提高到20岁。文、景时期,几乎没有征发农民筑城、建宫殿、修坟墓及其他劳役的事情发生。这一切表明,西汉前期确在尽一切可能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

其次,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西汉之初,刘邦就已减田租率为“什五税一”。以后,惠帝、吕后时期也没有改变。文帝前元二年和十二年,曾两次宣布减当年田租率为三十税一,前元十三年,又免除全部田租。景帝以后,基本确立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这些措施,使秦末以来受到巨大破坏的农业经济,很快获得恢复与发展。到汉武帝即位时,国库盈溢,社会财富已是相当充裕了。



蠲除苛繁”,更新法制。秦王朝几乎全盘继承了奴隶制社会的一套严刑峻法,以暴虐治天下而天下亡。对汉初统治者来说,这个教训特别深刻。刘邦入关之初,就谴责秦“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的苛法。汉初在法制上的改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意依法办事,吏治较清明;二是在法制内容上有不少更新,刑法较前大为宽松。</P

亲善邻邦,稳定边防。秦朝初年周边民族不断内犯,秦王朝不得不多次对周边民族用兵,导致国力衰落,这对于西汉政权也是十分深刻的教训。刘邦初时虽有贸然进攻匈奴之举,导致“白登之围”,几乎丧失建国之基,但事后冷静分析了形势,改以“和亲”代替战争。吕后时,尽管匈奴冒顿单于骄傲无礼,还是以友好和善的方式对待之,并许以“和亲”。文、景两帝,也都实行与匈奴和亲的友好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匈奴对北部边境地区的袭扰,为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虚心纳谏,重用直臣。汉初的政治智囊们普遍认为,秦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君主肆其淫威,堵塞言路。所以不时提醒最高统治者:如果朝廷上听不到一句不同意见,离垮台就不远了。汉初的几位帝王比较清醒冷静,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使贤者各尽其言,无疑是受了这些见解的启发或影响。当初刘邦攻进咸阳后看见秦宫的珍宝美女,曾经心旌摇荡,在受到樊哙责问后,便立即打消了贪图眼前富贵的念头。刘邦晚年还割爱纳谏。他喜爱戚姬及戚姬生的赵王如意,有意废太子而立如意。但群臣认为,自古长子为太子,如果没有大错是不能废的,凭一己好恶而废立,是为政之大忌。高祖终纳群臣所谏,舍所爱而不废长立幼。

汉武帝敢于杀伐决断,执法严厉,是出了名的,但总体上也善于听取臣下的意见,喜重用直言相谏的骨鲠之臣。为了避免偏听偏信,使下情上达,他还鼓励“四方之士多上书言得失”。在他治下,形成了一种言路宽、忌讳少的政治清明局面,有不少大臣敢于犯颜直谏。大臣汲黯曾当着众臣之面批评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武帝听后大怒,拂袖退朝。然而汉武帝并没有因此怪罪汲黯,相反,对汲黯更加信任敬重。重用直臣,采纳大臣们提出的正确建议,对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起到了良好效果。元朔二年,主父偃上“推恩策”。汉武帝采纳了其建议,解决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加强了中央集权。

倡俭抑奢。秦王朝统治者“大兴土木”,追求奢侈腐化的生活,为此而征用的徭役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导致天下反抗。汉初统治者吸取了这一教训,诸事尽量从简,节省财政开支。“文景之治”更是开创了接连两代清明的俭朴之风。而倡俭抑奢之风的形成,

首先与统治集团对奢靡的重大危害的清醒认识大有关系。文帝之前的社会状况,一方面是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由凋敝走向复苏;另一方面是复苏的经济面对日益见长的奢靡之风,呈现出不堪其负的态势。对此,贾谊在《治安策》里,有非常形象的描绘。大致可以概括为:衣饰务求华丽,饮食务求铺张,居陈务求虚荣,视听务求声色。富人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几乎吃尽了五方美味;至于歌舞翩跹、灯红酒绿的淫荡生活,商贾富户竞相攀比,花样翻新。这样一来,生产与消费出现了失衡的状况,“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于是,初步稳定下来的社会局势又显得动荡不安了:杀父害兄、谋夺家产者有之,偷盗宗庙门帘祭器者有之,白昼抢劫肆意行暴者有之,诈骗粮食赋税者有之,伪造凭证巧取暗夺者有之,乘坐公车、挥霍国家资财者有之。总之,为奢靡而追求财利,什么道德良心、社会规则,都难以阻止人们去铤而走险。在痛陈了奢靡之风的危害之后,贾谊指出:当前为政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抵制奢靡,倡导俭朴之风;穷家底只有过紧日子,社会才不会由于经济失衡而陷入危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移风易俗”,从而“使天下回心”。贾谊的主张深为新即位的汉文帝赏识,并决定把倡俭抑奢作为一项保证长治久安的根本政策加以推行。</P

贾谊还指出,倡俭抑奢必须有制度保证。贾谊的这个主张也得到了文帝的采纳。当时,奢侈现象在官宦显贵中尤其严重。比如,淮南王刘长,自恃为皇亲,根本不把朝廷倡俭的申令放在眼里。汉文帝见他留在京里影响不好,便遣归封邑。但刘长劣性不改,依然大肆挥霍国家资财,其他的一些官僚也纷纷效仿。仅因每年乘公车游山玩水的费用,就给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于是,文帝以整肃官风为重点,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比如,郡县罢献、侯国罢贡制度的确立,堵死了王公显宦获取奢侈品的重要渠道;列侯一律回封地就食制度的确立,使得吏卒运输开销越来越大的状况顷刻改善;裁减宫省郎员、官府吏员的数额和解散中枢警卫部队,大大减缩了国家军政开支;皇家苑囿一个个碾平散为农田,御用的马匹转给驿站,为落实取消宴游和射猎活动的命令提供了保证。还有官员俸禄的调整,廉吏要求的规定,公车制度的整顿,以及倡俭抑奢法令定期向民众宣讲的举措等等,无不体现了对制度保证作用的重视和依靠。

一般说来,有制度总比没制度好,但事实上,有了制度如不能实行,坏作用反而更大。汉文帝为了避免那种耽于空言、不见落实的状况出现,首先对高官显贵采取了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的态度。文帝前元二年冬十月,朝廷颁布了诸侯一律回到封邑去的诏令,但时隔一年,仍有许多人滞留长安。于是,文帝颁诏重申,并对曾在挫败吕氏阴谋、保住汉室江山的斗争中立下大功的重臣周勃,给予免去相位、发遣归邑的严厉处分,结果骇得列侯纷纷打点行装,返回封邑。</P

汉文帝之所以能言必信、行必果,与他本人以身作则有极大关系。他在位23年,力行俭朴有口皆碑。平常穿的是黑色颜料染成的粗布袍,脚下套着木头皮革制成的复底鞋,睡的是莞草蒲叶编成的席子,居室里挂的帘帷,全用臣工们上书用的布袋剪裁拼接而成,处处“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向来为封建统治者看重的宗庙和陵寝,其简陋的程度,也为古今罕见。有一次,他想造个露台,召来工匠估算,价值百金,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产业,便马上打消了营建的念头。有一次,地方上献来千里马一匹,时值罢贡罢献诏令颁布不久,他不仅马上予以回绝,并且察觉到积习日久、改辙不易,于是再下通告,拒绝贡献。此外,汉文帝还注意管好家属。慎夫人是他的爱妾,却“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太子(即汉景帝)在他的教育和要求下,自小养成了俭朴的品性,使得文帝开创的俭朴之风,在景帝时期得以继续。

总之,由于汉初统治者能够以史为鉴,汲取秦亡的历史教训,改革秦王朝的弊政,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稳定社会、防止统治集团腐败的政策,因而出现了被历代称颂的“文景之治”。但也应该看到,汉初的改革是有其阶级和历史局限性的。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另外,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其动乱隐患,终于在景帝三年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新的灾难。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哲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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