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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重读甲午之十七·领导日本打败清朝的是一群大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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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8 11:46: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引言:一直以来有这样一个说法,称日本打败清朝取得甲午战争的胜利是因为清国上下贪腐横行,而日本上下不贪腐,所以不贪腐的日本打败的贪腐的清朝。这个说法在史实上是难以成立的。作为战胜方的日本,并不缺少大贪巨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请来著名旅日学者俞天任先生为读者解读这个秘密。

甲午战争清朝的失败在于清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

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日本,甲午战争都是非常重要以至于影响到了未来百年国运的重大事件。甲午战争给出了大清只能被时代淘汰的最后证明,也给了日本一个证明明治维新的正确性和明治维新的成果的机会。

当时的大清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已经面临着被时代淘汰的命运,如果大清还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的话,不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搞一个彻底的改革是不行的,可是以西太后为首的大清朝没有这个认识,也没有这个愿望,还没有这个决心,更没有这个能力。

大清的问题在表面上看来是列强袭来,纷纷要求割地赔款,但解决方法不是买几支洋枪,几门大炮,几条军舰就能够混过去的了。大清的问题出在了统治政权的概念上。所谓大清,只是爱新觉罗家族,确切地说是皇上,或者在当时的环境下更确切地说,是西太后的私产,与别人一概无关。即使李鸿章大人顶着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也只不过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一介奴才,只要爱新觉罗家族愿意,随时可以让他滚蛋。

打个现代社会的比方的话,李鸿章就仅仅是个承包商,他承包的是朝廷或者说是西太后的安全,这个承包商的工程设备就是那支北洋新军和北洋水师。所以在任何时候李鸿章必须首先考虑的是他作为承包商的地位的是否稳固,当然这个稳固还要取决于它的客户,也就是大清朝廷的不破产和支付能力,但是对于李鸿章来说,他本人经营的承包公司的不破产问题更加重要。这样一来李鸿章及其清军在以后和甲午战争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就很容易解释了。割地赔款其实与李鸿章及其经营的公司无关,那是李鸿章的客户,大清朝廷的事。李鸿章所作的一切,都不是为了那个朝廷,更不用说是为了那个当时还不存在的“国家”,李鸿章只是在为在他自己的公司打算。而大清朝廷上下,则因为防卫的责任已经由李鸿章承担了,一旦出事,只是按照契约合同追究李鸿章及其手下的责任,这个大清朝到底会怎么样了,或者说爱新觉罗家族的财产损失是不会有人关心的。

用李鸿章自己的话给甲午战争以及北洋水师来作总结是最准确的:“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有何术能负其责?”。

裱糊裱糊,糊弄得了老佛爷,糊弄不了日本人。更不要说,糊弄到中途,连自己都被自己糊弄了,以为真的成了亚洲第一,从朝鲜危机一开始的傲慢,轻敌到中途的误算,错失良机一直到最后的无策无方,待毙威海卫。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原因:财阀的需要才是真正动力

日本呢?日本从十九世纪60年代末开始明治维新,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召开了由众议院和贵族院组成的议会,实现了在君主立宪制的国内政治统一和安定,开始了富国强兵。虽然还很落后,但在政治上日本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了。

幕府时代的日本被分成了许多藩国,但幕末和明治初期的日本人有着非常强烈的统一的国家意识。因为海对面的邻国,中国的遭遇使他们知道了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恐怖,而英萨战争,马关战争这几场直接和列强们的交锋更让他们领教了列强们的蛮不讲理和可怕。因此建设一个强大的军队以保卫日本而不是保卫某个具体政权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理想。当然后来这支“强大的军队”终于建成了,而日本也成为了列强的一员,这种统一的国家意识反过来成了国家主义,开始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侵略和掠夺那是后文的内容了。

就是说甲午之战,实际上是发生在两种政体概念之间的战争,是封建皇朝和新兴的现代国家之间的战争,在大清这边是为朝廷而战,在日本则是为国家而战,实际上十年以后的日俄战争还是一场这样的战争,这种不同就决定了战争的走向,因此研究这两场战争一定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除此之外的都是枝节,并不影响大势的走向。

从表面上来说,甲午战争起源于“东学党之乱”,实际上经济要素才是引起甲午战争的最重要因素。


“日本已经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种现代意义国家的标志就是国家把经济建设放到了重要的位置。到甲午战争前夕的1892年,日本的对大清(包含香港)的出口额达到了1965万日元,占日本全部出口总额的21.5%,比1884年增长了三倍。而从中国进口的光棉花一项在从1887年开始的五年内就从82万日元增加到了7.5倍的600万日元。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清日之间贸易还是几乎全部掌握在大清商人手中的,日本商人仅仅是三井物产在上海和天津开设了两家支店而已。

和所有国家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纺织业就是产业资本的代名词。日本从1887年开始的五年中,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扩大了五倍,生产量增长了九倍,纺织品的生产效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和所有新兴的国家一样,当时的日本拥有的是最新式的设备,但却有最低廉的人工。比如一捆20支棉纱,在印度制造成本是17.76日元,而日本只需要11.03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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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4-8 11:47:09 | 显示全部楼层
但是1894年上海的市场价格却不是这样,上海市场价格是印度产棉纱94.54日元/捆,而日本产棉纱是97.2日元/捆,日本产棉纱没有竞争力。这是因为日本产棉纱要加上4.01日元的棉花原料运费和被日本海关课去的棉花进口税和棉纱出口税总共4.90日元。在日本采取了减免进出口关税以后日本产品还是无法与印度产品竞争。

日本产业资本把目光放到了在上海直接设立棉纱厂和纺织厂上面,1887年日本第一银行头取(董事长),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涉泽荣一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被清朝拒绝。三井物产只好迂回通过和英国怡和洋行起出资在上海办厂。

形势就是这样,日本的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急切地需要着海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广袤的中国大陆怎么不让日本的产业资本垂涎欲滴?但是日本人都知道,要进入中国大陆,一定要征服隔在中日两国之间而又距离日本最近的朝鲜半岛。

有这么一种说法:最可悲的国家是半岛国家,因为他们几乎永远得不到安宁。看看巴尔干半岛,阿拉伯半岛和朝鲜半岛的近现代史,就能知道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朝鲜,这个位于亚洲东北部从中国东北部朝着东南方从日本还斜着伸向黄海的南北长达两千两百华里的半岛,一百多年来一直到现在还继续在扮演着“东亚热点”的角色。而充满了战争和流血的现代东亚史的原点,也正是从朝鲜半岛开始的。

朝鲜的周围有大清,俄罗斯和日本这三个大国,这三个国家对朝鲜的看法和想法各有不同,对于大清帝国来说,朝鲜只是一个有时候会来朝朝贡,需要赏赐点什么的属国。出于“中央帝国”的威严和传统,大清并没有在朝鲜半岛寻找过什么经济利益,大清需要的是“拥有属国”这件事本身给大清带来的尊严;对于被困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里,做梦都想着温暖的南方乐园的俄国来说,朝鲜则意味着一个能提供通往海洋的不冻港的地方;而对于刚刚明白当时统治着这个世界的丛林准则,完成了明治维新,急着要在这个丛林准则下得到能够存活的一席之地的日本来说呢?用一句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话来说,朝鲜是“一把刺向日本腹部的利剑”。

1866年和1871年法国和美国曾经都进攻过位于朝鲜半岛朝鲜半岛汉江出海口的韩国第五大岛江华岛,但最后都不了了之,这两次列强的侵略最后都是仅以“洋扰”而结束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在于无论法国还是美国并没有真正准备入侵朝鲜半岛,因为在他们通向朝鲜半岛路途的前面有着更加美味可口的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市场。

然而日本就不同了,在十九世纪的当时朝鲜半岛的经济价值可能确实不大。但就像那份真伪不明的《田中奏折》所说:“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日本要想前往可口的中国大陆,就必须先通过不那么可口的朝鲜。朝鲜,是日本走向世界的第一块跳板。

也就是说,财阀的需要才是甲午战争的真正动力。

二战后麦克阿瑟进驻日本之后进行了民*主改革,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财阀解体”,就是解散控制了日本经济的财阀,使之成为普通的企业。麦克阿瑟认为财阀企业是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确实日本的财阀基本上都是得益于各种对内对外战争而成长起来的,而具备了影响国家政策的财阀们在争夺市场的竞争中又很自然地会诉诸于武力,因此麦克阿瑟的政策是正确的。

被麦克阿瑟解体之后,现在日本已经不再有原来意义上的财阀了,虽然“三井”,“三菱”等财阀的名称还残留了下来,但那只是一种表明企业渊源的符号,在法律上并不存在一个什么“三井”或者“三菱”的企业集团,那种名称只表明了一种感情上的怀旧。

财阀的诞生:商人与政权勾结相互牟利的畸形组织

“财阀”这个词的正式定型是在1900年左右,在更早的时候“财阀”是指出身于同乡的富豪集团,到了1900年左右“财阀”一般就不是指同乡富豪而是指富豪家族,现在的日本学术界对财阀的定义一般是:“财阀是以家族或者同族出资的公司(控股公司)为中核,控制了多个从事多种产业经营的子公司,而这些子公司在各自产业中都占有垄断的地位”。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的财阀是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古河,藤田,大仓,浅野这几大家族,基本上都是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明治中期从政商转型而来。


中文中有一个“红顶商人”的单词,与此对应的日文字是“政商”,1908年日本记者山路爱山在《现代金权史》一书中首先使用了这个词,给出的定义是“和政治权力相勾结,以此从事商业活动,用较少的代价获得较大的收益”。

同样是财阀,也分成两种,像三井,住友是从江户时代之后就已经是富豪,在明治维新之后脱离了没落的危机而再生,而三菱,安田则是精力充沛的新兴企业家。但不管是哪一种,在明治初期都是依靠和政治权力的相互勾结在扩大自己的势力,真正开始从政商向财阀转型还都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在甲午战争之时,日本的财阀基本上还处于政商的阶段。

既然还是政商的阶段,那么官*商*勾*结的舞弊案肯定是存在的,实际上就是在日本的政商进化为了财阀之后也还是有不少舞弊案。大清末期吏治紊乱,出现过不少舞弊案,有些甚至还很大,但实际上日本明治初年的政府也是贪腐成风,而且其规模都不比大清差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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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4-8 11:47:28 | 显示全部楼层
三井家从18世纪末之后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主要业务的服装和钱币兑换业务一直不景气,而1864年还因为德川幕府课下来的266万两的捐而差一点全面破产,后来因为一位名叫伊国屋利八的小兑换商以其出色的交涉能力使得这笔苛捐被大部分免除,从而使得三井家存活了下来,伊国屋利八也被三井家正式雇用,改名为三野村利左卫门,三野村为三井最后成为大财阀立下了汗马功劳。

钱币兑换业是一种类似于中国钱庄的买卖,因为当时市面上同时有金,银和铜钱这三种货币在流通,这就需要有人进行兑换业务以保障通货系统的正常运行。

明治维新之时,三井旗帜鲜明地站到了维新政府一边,1868年,三井和小野以及岛田两家为政府的会计事务局承包了兑换业务,帮助维新政府调配战费,募集公债,发行名为“太政官札”的日本最初的纸币。

此时的三井在当时几乎起到了中央银行的作用,而且本来在大藏大辅(大藏副大臣)井上馨的支持下还就想把负责这项业务的“三井组”弄成正式的中央银行,但后来在首相伊藤博文的反对下没有弄成,但是三井还是从井上馨那儿弄到了发行大藏省兑换证券和北海道拓使兑换证券这两种实际上的通货的权利,而且发行量的20%还可以保留作为自己融通。

1872年三井和小野家建立了三井小野组合银行负责大藏省的出纳业务,1873年三井小野组合银行被第一国立银行吸收之后,1874年5月三井家终于建立了梦寐以求的三井家独自的三井兑换银行,但是10月份政府突然要求承包政府金融业务的三井小野岛田三家提供三分之一业务金额的抵挡,小野和岛田家被迫破产,而三井家在此之前已经从井上馨那儿得到了这个情报,一方面暂时减少了官金的往来,另外从英国的东藩汇理银行(The Oriental Bank Corporation)得到了100万的贷款,不但渡过了这次危机,而且因为小野岛田两家的破产而得到了残存者利益,成为了日本的金融寡头。

三菱的发展历程和三井有点不一样,创业者岩崎弥太郎出身于土佐藩(现在的高知县)的基本上就已经是农民了的下级武士家庭,后来在长崎从事将土佐的特产樟脑向外国换取军火军舰的商业活动,积累了外贸商业经验,在长崎商会关闭之后,岩崎转到了大阪商会。

1869年明治政府下达了禁止各藩直接从事商业的禁令,岩崎弥太郎就将土佐藩营的大阪商会改名为“九十九商会”,花了四万两白银从土佐藩买下了元大阪商会的两艘汽船,做起了自己的生意,商社的名字后来也改为“三川商会”最后到“三菱商会”,从事海运业务。

1874年2月发生了由江藤新平和岛义勇主导的佐贺叛乱,明治政府使用三菱商社的两艘汽船运兵进行镇*压,效果很好,三菱这就和明治政府建立了关系,4月份日本又发兵台*湾,当时的国营企业“邮便蒸汽船会社”对军运非常消极,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以及大藏卿大偎重信转而请三菱商会帮忙,并向三菱商社提供了13艘官有汽船,之后这13艘官有船被无偿交付三菱商社,而且政府还答应在14年中每年向三菱商会提供25万日元的补助,要知道当时日本全国岁入也就只有不到6500万日元。在这种补助下国营的“邮便蒸汽船会社”就只能破产倒闭了,留下了原价62万的17艘汽船被政府无偿交给了三菱。

在之后发生的一连串战争中,三菱都承包了政府的运输业务,大发了战争财,尤其是在1877年的西南战争中,三菱居然获得了1500万日元的利润,战争结束时三菱拥有排水量合计为35462吨的61艘汽船,为日本全国汽船保有量的73%。

三井三菱的成功,当然和三井三菱当时的经营者们有关,但是这些经营者们的决策中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建立了和官府的强有力的关系,可以这么说,没有井上馨就没有后来的三井财阀,没有大久保利通和大偎重信也没有后来的三菱财阀。

“限定资格”的贪腐:领导日本战胜的是一群大贪官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井上馨大久保利通们并不是因为看到了三井三菱的将来而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在帮助三井或者三菱,他们能从和三井三菱的关系中得到好处。

而且是很大的好处。

比如说“尾去泽矿山事件”就很能说明井上馨和三井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尾去泽矿山是日本东北的秋田县鹿角市的一个铜矿,1869年(明治元年)的时候,这个矿山的采掘权在一个叫村井茂兵卫的人手里。秋田县在当时属于南部藩,南部藩在明治维新时站错了队,在幕府一方反对朝廷,于是被明治政府勒令要上贡70万两银子作为惩罚。


南部藩没有这么多钱,找到村井茂兵卫让他去借钱,村井茂兵卫找了一个外国商人借到了这笔钱,但是那个外国商人为了以防万一,收了村井一笔二万五千两的保证金,如果交易不成立的话,这笔钱是不归还的。

果然南部藩听到这笔钱是找外国人借的就不干了,但还是还了村井已经垫付了保证金。因为从当时的社会层次,藩主在名义上不能欠商人的钱,于是这笔钱就是以藩主借给村井的形式还的,收钱的村井开给南部藩的不是收条而是借条,这是当时大家都知道而且都在用的方式。

然而四年之后的1873年开始废藩置县,明治政府收回了各藩的财政权,大藏省在清查南部藩账本的时候发现了村井的这张借条就让村井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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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4-8 11:48:10 | 显示全部楼层
村井赶紧去东京大藏省说明情况,但大藏省就是不听,一口咬定村井就是欠了南部藩的钱,要向继承了南部藩财政的大藏省还钱,而且还不分由说就把村井所有的尾去泽矿山交付了拍卖。

买下来这个矿山的是一个叫冈田平藏的人,这个人是井上馨的朋友,冈田买下了这个矿山,还不用自己付钱:政府给了他一笔二十年的无息贷款。

当时大藏卿大久保利通正好在出访欧洲,在大藏省掌权的就是二把手大藏大辅井上馨,谁都知道这实际上就是井上馨在背后搞花样巧取豪夺,村井当然不服,去司法省状告了井上馨。当时的司法卿是佐贺藩出身的江藤新平,对明治维新的功臣长州藩出身的井上馨也不服,开始调查这件事。

井上馨被迫辞去了大藏大辅的官职,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他干脆亲自去了矿山,办理了过户手续之后还在矿山前面树立了一块“从四位井上馨所有铜山”的大牌子向司法省示*威。

此时在东京,和井上馨同为长州藩出身的众位维新元勋们一起出动为井上馨讲话,表示不能容忍这种明目张胆地抹黑攻击明治维新的元勋的行为,井上馨人才难得,这种行为属于为渊驱鱼的叛逆行为,要把井上馨请回来。

而辞职了的井上馨却和冈田平藏又成立了一个叫“千秋社”的公司,自己担任总裁,其余人员都是三井的重镇,这个千秋社后来改名为“先收会社”,是现在日本最大商社三井物产的前身。

再到后来,坚持要追查这件事的司法卿江藤新平因为卷入了佐贺之乱而被明治政府砍了脑袋,这件事也就无声无息了,井上馨也就重回中央政界出任外务卿。

当然江藤新平的追究也不是完全没有结果,1877年,东京高级法院因为这件事判处了井上馨,判决是罚款30日元!

萨摩藩(现在的鹿儿岛县)和长州藩(现在的山口县)的维新元勋们通过明治维新的胜利而执掌了国政,特别是掌握了军队,有“长州的陆军,萨摩的海军”这种说法,掌握了整个国家的这些维新元勋们当然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长州藩出身的人在这方面的名誉就要更坏一些,井上馨是一个例子,长期君临日本陆军的山县有朋更是一个例子。

日语中相当于中文“贪腐”的单词是“污职”,实际上明治之后日本史上第一次污职事件是在1772年发生的“山城屋事件”,山城屋和助是出身于长州藩的商人,那时是兵部省的御用商人,专门负责采购军需物资。当时兵部省保存的现银因为价格的低落而在贬值,为了保值,兵部省想出了资金运用的主意,通过山城屋进行了15万美元规模的生丝投机,但因为欧洲生丝价格暴跌而血本无归,此时山城屋从兵部省拿出了更多的钱直接去法国从事投机生意,但实际上他在法国根本就没有从事买卖,而是在吃喝玩乐,这时被驻法大使和驻英大使知道之后报告了外务省,司法省开始了调查。

明治初年的兵部省相当于国防部,下属陆军部和海军部,而到1872年兵部省已经分解成为了陆军省和海军省,明治维新之后,这次山城屋事件只牵涉到陆军,于是就成为了萨摩藩的海军攻击长州藩陆军的一件武器,长州藩首当其冲的就是当时作为主管此事的近卫总督山县有朋中将,在调查中发现山城屋从陆军部借出的钱居然达到了65万日元的巨额,几乎是当时政府岁入的1%,而且没有任何抵押。

除了投资失败以及山城屋本人花天酒地的挥霍之外,还有不少长州藩陆军军人以“借用”的名义在这笔钱中分了一杯羹,又是江藤新平带着司法省开始了调查,到最后山城屋因为无法归还这笔钱而在陆军省里切腹自*杀,自*杀前把所有有关账本和借款文书全部焚烧,以此来保护了以山县有朋为首的长州陆军军人。

这个案子到最后就是处理了陆军省会计局长的船越卫,让他退出现役,去往内务省当千叶县令,后来“县令”的官职改名为“知事”,船越卫也就成了千叶县知事,以后船越卫还先后出任石川县知事,宫城县知事,封男爵,进入贵族院当上了敕选议员。

一辈子从军从政的山县有朋从来没有做过生意,但是却留下了庞大的财产,光现在已知的有名日本庭园就有不下二十处,其中还有被冠以“山县三名园”的椿山庄庭园,无邻庵庭园和古稀庵庭园,这些钱是从何而来的答案似乎很明显。

事实上就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昔日的政商逐渐转变为财阀,在商务往来中有了一定规范之后,日本政界以及陆海军中还是经常发生这类丑闻的,比如1914年发生的西门子受贿事件以及1925年陆军大将田中义一退役时的三百万陆军机密费贪污事件等都牵涉到政界,军界以及财阀之间的勾结。

但是这些贪腐并没有影响日本政府机构的运行,也没有影响到军事作战,这是因为这些贪腐行为带有一些明显不同于大清的特征。在日本能够贪腐舞弊的人很有限,只是政府顶层的一小撮人,其余的中下层文武官员并不贪腐,没有形成像大清那样几乎是整个官场规模的大规模贪腐,可以把这种贪腐定义为一种“限定资格”的贪腐。而且说来很有趣,这种“限定资格”的贪腐在某种程度上不但不会影响军队的士气和政府衙门的效率,反而会起到促进作用,因为这种贪腐虽然不合法,但是社会的一般观点却把它看作是社会对于精英人士的报酬,并不以为这是不正常的,所以这样反而会激发文武官员的事业进取心。

有趣的是,日本社会中对于顶层贪腐的观点到现在还是这样。现在的日本社会对于公务员的贪腐行为深恶痛绝,可以说是零容忍,但是对于被称为“政治家”的那些经选举出来的国会议员的贪腐行为却比较能够容忍,因为不少人在心目中就认为:“不是所有人都能混到那一步,所以人家有资格多拿一点”。

从上而知,真正导致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中国的,还是两个国家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转变速度和转变程度。而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在日本的国情下,依旧有日本特色的贪腐横行。将甲午战争的胜负片面地归纳为不贪战胜贪腐,恐怕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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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14 07:52:32 | 显示全部楼层
> 真正导致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中国的,还是两个国家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转变速度和转变程度

我有一个想法,不限于甲午战争:

1. 战争越短,对其胜负总结某种规律越需要谨慎,因为偶然性越大。
2. 越早的历史,战争持续时间越需要更长才能从更广泛的经济、社会背景分析它的成败。

中日甲午战争以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共266天。虽然按近十几年来战争持续时间看两百多天相当长,但在一百多年前算短的。战争第一阶段1894年7月25日到9月17日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持续不到两个月,其中的海战偶然性更大。很多人分析那次海战失败的原因,总的说来都有道理。但假如中方采用了不同的战舰部署、假如中方主帅都不贪生怕死,赢得那次战役并非不可能。(不要说历史不能假设,也就中国人喜欢那样说。我在别处对那种说法提出了批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战胜协约国、美国战胜日本可以用经济、工业基础、现代化程度等多方面综合解释,但这显然不能用来解释日本在珍珠港战役上的胜利。同样,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现代化程度来解释,但因为战争时间短很多,我们不能过分热衷找规律,至少这个规律不如决定半个世纪后发生的、持续更长的二战成败的规律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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