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1902~1992)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哲学家。他早年由父亲教读《朱子语类》，跟随梁启超学习“王阳明哲学”，“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课程，拜访梁漱溟先生，培养起了自己对于宋明儒学的浓厚兴趣，后来留学海外，学习德国古典哲学，他认为当时流行海内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非理性主义等思潮并非西方哲学的正宗，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西方哲学才是正宗。贺麟以自己翻译、介绍、传播这个时期的西方哲学作为自己的学术目标，因此之故，在许多人看来，贺麟是一位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而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创立的新心学却无人继承，也少有人研究。
一
心学与理学是宋明儒学当中的两大重要学派。理学取得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地位的时候，心学的思想也在逐渐形成。明代中后期以来，一贯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理学思想随着近代化因素的萌发走向了衰落，以前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派，以吴中四大才子为代表的文艺革新远动突破明初以来呆板僵化的台阁体，借助汉唐时期雄浑古朴的文风抒发自己的时代情怀，吴中四大才子不顾理学的禁锢，在自己的诗歌绘画中大胆抒发自己的情感。文学革新对于理学主流地位的解构也带动了社会风尚的变化，从成化年间开始，社会风尚由明初的简朴变为明中期的奢华，人们的衣食住行开始注重时尚，注重美感。
时代风尚的变化孕育了心学的诞生。心学创始人王阳明从任侠使气到龙场悟道也同样印证了时代风尚的变化。早期的王阳明作为理学的信徒曾经反复研读朱熹的著作，严格按照朱熹的著作格物穷理，但结果却是大病一场，意义与怀疑自己能否成为圣人，为了消解理学所带来的精神困境，他希望佛老学说可以提供方便法门，但佛老学说的出世主义毕竟不见容于儒家的现实主义精神。正是在儒道释三教的鉴别中，王阳明最终选择了儒家。在由于上述保护言官御史而被贬谪龙场以后，领悟了天理先验内在于心的道理，天理若想呈现出来就必须通过现实的日用常行来展开，而先验内在于心的天理就是良知，良知是主体先验普遍具有的统观、分辨、判断、统合是非，赋予客体以意义，从而达到乐的境界的精神能力。良知的呈现必须通过致良知来展开，致良知之“致”即是良知在日用常行中的展开与实现。
心学创立以后，经过阳明后学的继承、介绍、传播与演变，成为了流行于整个晚明时期的社会思潮，开启了晚明思想解放运动，但随着传统社会的准则被解构，新的社会准则还有待建立，心学理论本身也有待建构，晚明社会出现了过渡时期的混乱。一些有识之士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沉痛反思心学末流的问题，开始了对于心学的解构，而从明入清以后，心学理论更是受到了异族统治者的禁锢，清代的一些学者批评心学更多的是出于配合清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心平气和的学术探讨。
清代的落后统治导致了中国社会存在至今的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虚无主义，国内的一些学者们从怀疑中国的科学技术，到怀疑中国的社会制度，进而开始怀疑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与中国的民族性格，于是就有了“民族劣根性”、“酱缸文化”、“封建专*制”、“中国自古无科学”等观点，中国对于西方世界从汉唐时期的俯视到明朝的平视，最终跌落到了清代的仰视，西方似乎就代表着先进与高端，中国的一切都上不了台面。正是在这种反常的国民心态下，二十世纪的中国诞生了一批现代大儒，他们面对那些抛弃华夏民族灵性，如数他人家珍，甘愿沦为孤魂野鬼的不肖子孙们痛心疾首，渴望开掘自家文化之资源，建构中国现代化之社会。贺麟就是这样的一位学者，他之所以要重构心学就是因为他认为心学可以唤醒华夏民族的自觉、自立与自尊。他希望华夏民族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上自尊其心、自造其命、自立其身。贺麟所重构的心学就是他所说的新心学。
二
由于三十多年的教科书哲学的教育，大多数人对于唯心主义形成一种几乎天然的排斥心理，在他们看来，唯心主义往往意味着胡言乱语，痴人说梦，闭门造车，唯心主义者根本不能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但他们自己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哲学史上那么多的哲学家都是他们所说的唯心主义者。
在教科书哲学主宰人们的头脑之前，唯心主义这个概念根本没有这么浓重的意识形态的色彩。贺麟对唯心论的心做了自己的一番阐释，他认为心可以分为心理意义上的心与逻辑意义上的心，前者意义上的心是人的认知活动，后者才是人的精神活动，心即理的心指向的就是后者意义上的心。在贺麟来，心即理的含义是心负荷真理，心自觉于真理，心灵与真理合一，这也是他所说的精神；这个含义上的心不仅饱含人的认知活动，还包含了人的情感活动、价值活动、审美活动乃至境界追求。
在关乎心物关系的问题上，贺麟并没有否认外界之物的真实存在，也没有罔顾人的生存活动与经济活动，他也认为唯心论是人的物质的科学的文明高度发展之后才出现的，这个观点的实质是物的充盈应该带来心的崇高，然而我们知道物的繁荣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心的崇高，物的经济活动的确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但如果没有心赋予其意义，人的基本活动与动物的生存活动就没有任何区别了。心源于物的观点只是就起源意义上说的。心一旦形成就可以主宰物，物只是心的表现与作用。
所以，这种思想称为唯心论是不恰当的，按照其原意应该称为理想主义，贺麟也指出，这种哲学在人生上倡导理想主义和自我实现。现在的人们一听到理想主义就以为是虚无飘渺的幻想，理想成为了他们嘲讽的对象，在他们看来，理想往往意味着天真、单纯、浪漫、梦幻，空中楼阁，不切实际，他们没有思考过人类为什么要萌生理想主义的思想？难道理想主义的出现只是少数几个人天真烂漫的单纯幻想吗？贺麟所说的理想是近代以来的自由精神，人类近代以来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追求自由。为了追求自由，有很多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不自由，毋宁死是人类近代以来最激动人心的呐喊。西班牙的作者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借助主人公的口说出了自己的观点，“自由是最宝贵的东西，它值得人们拿出一切的财富和生命去获取。”人类在追求自由的历程中就需要不断地超越当下现实，以自由作为自己的理想，这种理想在贺麟看来就是近代哲学的精神。
谈论心的问题并不能脱离文化的问题，贺麟认为文化是心所创造的，文化只是心的展现，离开心讨论文化，则文化无根源；离开文化讨论心，则心无生命。文化指向就是人的心灵。一切文化成果都是心的外化。文化是一个整体，有其体必有其用，而当时流行的是“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念，面对中西不同种类的文化，人们既想要维系中国文化的道统，又希望习得西方的科学技术，贺麟不能同意这种思想，认为作为整体的文化其体用也是一个整体，“中体西用”说的问题就在于分*裂了不同文化的整体，而且也借鉴不到外国文化的宗旨。在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上，贺麟超越了狭隘的“中体西用”论，也不同于李泽厚提出的“西体中用”论，而是主张以人类精神为体，人类文化成果为用，这种观点相比于中西体用论的观点要开阔得多。
贺麟的这些思想其实是心学理论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崭新发展，也是他的新心学纲领，然而不幸的是，他的思想并没有在日后得以展开，后人也无法予以继承，更遑论在此前提下有所创造了。那么，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三
相比于贺麟，冯友兰建构了他的新理学，熊十力建构了他的新唯识论，牟宗三建构了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唯独贺麟，他的新心学并没有形成一个思想体系。他留下的集中阐述其新心学思想的文章与著作也就只有《当代中国哲学》、《文化的体与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近代唯心论简释》。贺麟在发表了自己对于重建心学的原因之后，阐述了自己的文化体用一源说，构建了自己的儒家社会理想，集中阐释了自己的新心学，心学之心在他这里已经超出了象山先生和阳明先生所思考的范围了，贺麟赋予它以近代的自由理想。当时，我们也发现贺麟在最后一篇文章中也只是做了纲领性的论说，没有深入细致的阐发心即理基本观点中心与理的关系，心如何形成文化，文化如何培养心，心又如何形成自由的精神，心如何赋予人以自我实现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这个遗憾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剧。通过新心学的境遇，我们可以看出一下几项原因：第一、贺麟属于现代新儒家第一代第二群，在求学上与思想建构上要晚于熊十力与冯友兰，早于牟宗三与唐君毅；第二，他的思想大部分形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那时正是中华民*国卫国战争时期，浓厚的文化情怀促使着他走上学术救国的道路，他曾明确表示抗战建国即是儒家学术之复兴，这种思想是种鼓舞着他去唤醒蕴藏在民族心底的精神力量，成为了他创立新心学的动力，但由于战争的影响，他的思想缺少一个安逸的外部环境；第三、战争结束后的第四年，随着国民党败走台*湾，共*产党执政，势必要树立MKS主义的主流地位，对民*国时期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清除他们心中存留的所谓的唯心主义思想，许多民*国时期的的知识分子们不得不痛苦地放弃自己求学多年所形成的思想体系成果，表示愿意接受MKS主义的思想改造，发表文章来反省自己所谓的错误思想，或者批评别人的错误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贺麟的新心学当然在所难免。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了维系自己的执政地位在树立MKS主义的主流地位以后，必然要采取一系列手段把MKS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要求人们接受、认同甚至是信奉这种学说并且按照它的观点、原则与方法去衡量其他思想，而当时的MKS主义的实质则是苏联教科书的MKS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原始的MKS主义，以后的许多问题、错误甚至是罪恶都可以追溯到这种苏俄版本的MKS主义，由此可见，贺麟的新心学思想是根本没有什么前途了；第四，反右扩大化与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无疑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如果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还不够深入的话，那么1957年~1976年这二十多年间的丧心病狂的左派极端主义思潮可谓是伤筋动骨了。中国的国民心态从近代以来到二十世五十年代中后期至七十年代晚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虚无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殖民地人格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深度，数典忘祖的罪行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广度，随着当时的人们在思想上信奉来自苏俄的教科书哲学，他们相应地在精神上就做了苏联人的奴隶，形成了一种奴隶意识，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谁，也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犯罪，他们把一个外在化的外国的信条内在化为自己的精神信仰，从而形成了自己衡量外界事物的根据、标准、尺度；必须指出，苏俄化的MKS主义既不是原始的MKS主义，也不是西方哲学的正宗，更与作为身心性命之学的中国哲学大相径庭，说句不客气的话，这完全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怪胎，在一个怪胎的心中，整个世界都是怪胎，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的精神理念，所指向的精神追求，所培育出来的人格操守，所向往的士大夫的生活情调被他们视作腐朽堕落的封建主义思想观念，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所形成的人文主义与启蒙思想，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所培养起来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品味则被他们视作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既抛弃了中国古典士大夫的精神涵养、精神气质与生活情调，又拒绝了现代中产阶级的文化素质、文化追求与生活品味，剩下的就只有社会渣滓了，而社会渣滓是没有精神的，也谈不上什么文化、人格、气质、生活、情调、品味，社会渣滓根本没有什么鉴赏能力。即便到了今天，我们虽然接触到了海外的生活情调、生活品味、生活观念，但由于文化主体尚未建构，我们对于海外生活的了解只是停留在海外上流社会的奢华高端上，而很少有人去思考这个现象中的本质规定性。在这种思潮的裹挟下，贺麟的新心学思想别说建构体系了，想要保存都很困难。事实也正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当中的贺麟除了翻译、介绍、传播黑格尔的学说，没有发表什么著作了，他的新心学也早就封存在自己的记忆当中了。真正的贺麟，作为建构新心学思想体系的贺麟恐怕早在五十年代那场知识分子改造当中就被作为人类文明的怪胎的苏俄MKS主义给杀*死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复活的也只是作为西方哲学学者的贺麟，而我们恐怕永远也找不到那位作为新心学创始人的贺麟了，贺麟的确为中国培养了西方哲学领域内的人才，然而最大的不幸是，他的新心学思想虽然有人研究，却没有人继承，更谈不上创造了。
从明中叶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个漫长的时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感叹，从王阳明到贺麟的思想演变失落了太多的思想遗产，我们总是忍不住去做那个在别人看来没有意义的假设：假如明朝的近代化因素茁壮成长，我们会不会远离百年国耻的伤痛？假如南明打回中原，我们是不是还有希望？假如辛亥革命消灭满清皇室，不那么着急实现民*主，先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等到驱逐外国列强以后再进行民*主也许会避免日后的混乱吧？假如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不是虎头蛇尾，要么大打出手，要么拿出诚意与在野党商谈，难道还会发生内战吗？假如中共建政以后，真正履行当年承诺的共和体制，回归中国传统文化，成功走出苏俄的阴影，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营造一个开明的氛围，不是也可以避免日后的惨剧吗？如果这些假设成立的话，贺麟也许可以建构一个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说、金岳霖的知识论论辩争鸣的新心学，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也许会重新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地，晚明以来的思想解放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深度与广度，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大师背井离乡，远走海外了，但是一切并没有向这个方面发展，上天为中国的哲学安排了一个宏伟的悲剧，我们也只是在这个悲剧中发现了这种可能性而已，并且向这个可能性去努力，在前人已经走过的道路上能够走得更好。 |
发表于 2015-5-5 20:3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