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乐舞对唐代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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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乐舞对唐代文化的影响
来源：唐朝历史百科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泽被东西，影响深远。世界学者们公认的“中华文化圈”其总体格局，是在隋唐时代完成的，无疑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文化圈”的源流。那么，唐代文化为什么会如此发达，光芒灿烂呢？首先，是因为当时国家统一强盛，经济繁荣，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雄厚基础。其次，唐朝的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氛围。再次，隋唐两代继承发扬了历代传统文化，尤其是围巾南北朝的文化。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国内各民族交往密切，在文化上互相交流、融合，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刚劲、豪爽、热烈、活泼的多民族色彩，并吸收了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这其中，西域各民族文化对唐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西域乐舞的影响更不可低估。
　　古代西域地处东西文化交流荟萃的要冲，是两河，地中海，北印度和中国中原四大文明交汇地和传播中介。西域自古以来多民族聚居，多种宗教流行，各种外来文化奔涌而知，碰撞融合。隋唐之际，形成丰富多彩，特色浓郁，完备系统的西域乐舞。随着唐朝的兴盛和丝绸之路的畅兴，西域乐舞以其强劲的艺术魅力涌入中原，不仅给盛唐文艺注入新的丰富营养，在唐“十部乐”中具有重要地位和相当数量。而且，西域乐舞，乐器，乐师遍布朝野热，备受欢迎，是唐代艺苑和民间文娱生活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并且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高峰——唐诗创作的重要素材，许多大诗人，大画家都有描述西域胡舞的名篇杰作面世，还有众多教坊诗歌佳作流传，使诗画歌舞相得益彰，相映成辉。西域乐舞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支璀璨的奇葩。
　　一、西域乐舞给盛唐文艺注入新的丰富营养
　　中国素有“礼乐之邦”的称誉。中国音乐自周朝至隋唐经历日臻成熟的发展期，达到鼎盛的高峰。唐代音乐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汉魏以来东雅乐，是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堂乐章，结构板中，旋律较少变化；二是六朝清乐，主题是相和大曲与江南的吴声俚曲，较雅乐活泼新鲜，只是情调较为单一软媚，囿于男女情爱，大部分已散失不传；三则是隋唐新兴的燕乐 , 它是广泛吸收边塞、西域（含中亚，印度等地）乐曲和中原原有乐曲融合而成的一个新的乐曲系统，较之雅乐，清乐，燕乐丰富多彩，面貌繁盛，情调丰富，旋律节奏灵活多变。
　　隋朝把各代各民族乐舞交融互滋的散珠碎玉，用九部乐的形式归入宫廷燕乐系统，为唐代乐舞发展奠定基础。唐代燕乐乐曲之名，载于崔令钦《教坊记》的，大曲凡 46 种，杂曲凡 278 种。其中来自西域的乐舞有《龟兹乐舞》、《醉浑脱》、《菩萨蛮》、《南天竺》、《望日婆罗门》、《苏幕遮》、《柘枝引》、《穆护子》、《西国朝天》等。来自中国西部、深受西域乐舞影响的有《北庭子》、《甘州子》、《酒泉子》、《沙碛子》、《镇西乐》、《西河剑器》、《赞普子》、《蕃将子》、《胡渭川》、《定西蕃》、《伊州》、《凉州》等。由此可见西域乐舞对唐代文艺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唐代歌舞一般分为“健舞”和“软舞”两大类。在中国史书上亦有武舞与文舞之称谓。《霓裳羽衣舞》被赞为唐代歌舞的顶峰，属于软舞。溯其本源，舞曲的主体部分系唐开元年间西凉府都督杨敬述所进。西凉府为今甘肃武威，距西域很近，《霓裳羽衣》受西域乐舞影响很大，所以有些学者径直称其源于西域。当然也不可否认，该曲石油印度佛曲《婆罗门》改变而来，具有印度乐舞艺术的营养。杨贵妃是首先将乐曲编为舞蹈的人，她的绝妙舞姿和许多诗人的咏叹，使得《霓裳羽衣》享有盛誉，历久不衰。《霓裳羽衣》无论音乐、舞服、舞姿均是外来文化与固有传统溶于一炉。它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开放性，中华民族的文华史上充满了对外来文化的输入、分解吸收与融合，它也有力地证明了西域乐舞对唐代文化的影响。

　　《秦王破阵》属于健舞，即武舞，用来摹拟战阵的动作。因李世民即皇帝位前为秦王，此乐舞是歌颂唐太宗的武功的。它的音乐曲调受西域影响很深，所以《旧唐书·音乐志》介绍说：“秦王破阵乐舞杂以龟兹之声，声震百里，动荡山谷……发扬蹈历，声韵慷慨。”《秦王破阵》富有浓重的战斗气息和雄壮气势，由一百二十人披甲执戟而舞，进退节奏，战斗击刺，都合着歌唱的拍节，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大、气势最壮阔的西域乐舞。

　　《霓裳羽衣》和《秦王破阵》这两大巨著，都是在西域乐舞的影响下中原加工发展而成，属西域与中原合壁之作，至于由西域直接传入中原的乐舞，那就更多了，如《春莺啭》、《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马舞》等都是。


　　二、西域乐舞风靡盛唐朝野
　　西域乐舞是唐代大行于艺坛、民间的新音。宋《梦溪笔谈》中论及唐乐道：“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今胡部者为“燕乐”。”可见此时雅乐日益衰退，清乐也丧失原有地位，燕乐成为乐坛主流。燕乐是中国音乐史上又一个高峰。堂开元、天宝年间，西乐大行的局面达到极盛。任半塘《唐声诗》说：“开元后，胡部新乐益彰，华夏旧声已绌。”《旧唐书·音乐志》记载：“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卷之曲。”《新唐书·舆服志》也载：“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西域乐舞不仅在宫廷乐曲中升入坐部伎，而且“流行乐府，侵渍人心”，渗入朝野里巷，其影响已“不可复浣涤矣”。
　　唐初在隋九部乐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完备，形成“十部乐”。即：燕乐、清乐、西凉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康国乐、天竺乐、高丽乐。其中除燕乐、清乐、高丽乐外，其余全是西域音乐。此外，设于乐署而未列入十部的西域乐还有于阗乐、悦般乐和伊州乐等。
　　盛唐不只宫廷选用西域乐，民间也极为喜爱西域乐舞。如传自康国，急转如风的“胡旋舞”；得自石国，敏捷激跃的“胡腾舞”、源于恒罗斯，轻柔如仙子的“柘枝舞”；始自康国，经龟兹传入，尽情狂欢的“乞寒舞”；由西域传来，欢庆喜庆活动的“狮子舞”；表演上山打虎复仇故事的“钵头舞”等等。多姿多彩的西域乐舞是贵戚富豪和庶民百姓同喜共悦的娱乐活动，天宝末年，长安等地人人争学“胡旋舞”，成为一时风尚。白居易有诗云：“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唐朝举国上下喜好乐舞，率兵出征的将军和执节使臣归京除带来奇珍异宝外，还常常以带回或学会西域乐舞为荣。名将封常清奉命西征，在西域轮台学会当地乐舞，加工后称“轮台舞”。班师回京后“轮台舞”便在长安流行一时，传为佳话。此乐舞后随遣唐史远播东瀛，深受日本贵庶喜爱而保留至今。
　　唐代西域乐器演奏也受到推崇。唐玄宗时出现“太常四部乐”，即胡部、龟兹部、大鼓部、鼓笛部。各部乐器有，胡部：筝、箜篌、五弦、琵琶、笙、笛、筚篥、拍板、方响、铜钹；龟兹部：羯鼓、腰鼓、鸡篓鼓、笛、筚篥、箫、拍板、方响、铜钹；大鼓部：大鼓；鼓笛部：笛、杖鼓、拍鼓。西域传入的乐器在四部乐中占重要地位。来自西域的乐师也深受欢迎。唐代载入史籍的著名西域音乐家有龟兹音乐家白明达、疏勒琵琶高手裴神符等几十人。此外还有许多西域乐工、舞伎、歌手在教坊、梨园供职。“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至于远涉中原流落民间者人数必更众多。西域音乐家影响最大的是来自龟兹世家的苏袛婆，他精音律，善弹琵琶，将龟兹音乐中的“五旦七调”的乐理体系传授至中原，直接推动音乐变革和唐代燕乐二十八调形成。此外白明达曾任掌管乐舞的官职“乐正”。西域乐舞人才为中原文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西域乐舞的盛行，内因是其自身的艺术魅力，外因则是唐朝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唐太宗以开明恢廓的风度，引入崇好胡乐舞。使得西域各国纷纷朝贡，竞相赠献乐师、胡伎。唐高宗命白明达写成具有浓郁西域风格的乐舞《春莺啭》。唐玄宗练习打西域羯鼓，敲坏的鼓槌就有四柜子。杨贵妃、安禄山、贵戚武廷秀善爱《胡旋舞》、才引导整个长安城纷纷效仿。龟兹乐曲在宫廷还作打球竞赛胜者的奖品。王建《宫调》：“对御难争第一等，殿前不打背身球，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宫廷提倡自然开风气之先。
　　三、诗画乐舞交融益彰
　　西域乐舞盛行与唐代整体文化艺术的繁荣昌盛密不可分。唐诗的发展，与西域乐舞的传播流行有巨大的互动作用。西域乐舞流播中土最初有声而无辞，其后逐渐赢得人们的喜爱，同时唐代近体诗勃兴，乐工歌手们便将诗人之作填入曲中歌唱。至盛唐诗歌与唐诗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碧鸡漫志》说：“前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当时诗人们以自己的诗作能为伶伎们传唱而自豪，伶伎们也以能填唱著名诗人的佳作为荣幸。伶伎的歌咏和诗文之互赠成为诗歌传送的两条并行的主渠道。通常诗文互赠在文人墨客仕林圈中品味系内循环；而诗歌传唱则最快捷地流向社会民间乃外辐射。故后者对诗歌的审美鉴赏和远播更具有实效性和广泛性。岑仲勉《隋唐史》认为：“遇着西方乐谱大量涌入，有调而无词，一般诗家既昧于音律，弗能适应潮流，而田野作品又被 阶级视为粗鄙之音，为急于实用，就不能不取较短之曲，迁就流行之诗篇，此开天间七绝、五绝所以成为歌诗原因，行之稍久，或渐推及律诗。”可见西域乐舞对唐诗创作演进的影响。当然，如果没有唐之五、七绝句和律诗为有声无辞的西域乐舞充入优美高雅、深邃感人的意境和情景，西域乐舞的流行也是颇不容易的。
　　唐代西域乐舞不仅为文人学士欣赏爱好，而且以多姿多彩、新奇绚丽成为诗人的创作素材和描述对象。以往西域乐舞题材的诗篇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中国唐诗分类鉴赏集成》和文学史专著按题材将全唐诗分为 55 部、 227 门、 1175 类。虽有边塞诗类，但仅限于边塞风情、战争苦难、征夫哀怨等，而西域乐舞诗则未列有专类。据不完全统计，唐代有 50 余位诗人，创作了描述或涉及西域乐舞的诗词达百余首之多。仅为婀娜轻柔的“柘枝舞”赋诗的就有刘禹锡、白居易、张佑、薛能、刘梦德、卢肇、张孝标、沈亚之等多位诗人。他们分别以舞姿妙音，盛况奇观，服饰器乐等多种观感，雕琢出串串琼花珠翠。刘禹锡感叹表演传神迷人：“体轻似无骨，观者耸耸神，曲尽回身去，曾波犹注人。”白居易云：“看即曲终留不住，云飘雨送向阳台。”对艺人粉面轻回、秋波横转、妩媚可人留下难忘印象。在唐诗中描述观歌舞、奏胡乐、闻羌笛、弹琵琶，弄箜篌，吹筚篥，以歌忆旧送答的诗作比比皆是，难以胜数。西域乐舞诗在文坛上具有相当数量和一定地位。
　　唐代西域乐舞盛行，也成为美术创作的素材和表达艺术想象力德载体。而西域乐舞的美术作品主要包括：（ 1 ）宗教寺庙洞窟壁画、彩塑、浮雕；（ 2 ）传世的绘画；（ 3 ）殿宇、宅院、公庭、驿廨、墓室的壁画。中国佛教洞窟星罗棋布于中原各地及丝绸之路，其中以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及拜城克孜尔石窟和吐鲁番伯孜里克千佛洞最富盛名。这些洞窟都有琳琅满目、美轮美奂的壁画，大都是与西域乐舞有关的舞蹈形象。在窟中顶，龛楣飞舞翱翔的飞天，在天宫凭栏演奏舞蹈的伎乐天，在供养人中的舞人，无不具有西域特色。莫高窟 148 窟“东方药师变”大型经变壁画再现了宫廷与民间流行的西域乐舞。画面中有舞伎起舞，乐队排列两边。所奏乐器基本是西域器乐。如琵琶、阮咸、筚篥、唢呐、羌笛、羯鼓，及中原早已失传的箜篌。舞伎的舞姿既优美又合理，是当时“胡旋”、“胡腾”等舞蹈的真实表现。莫高窟第 112 窟“西方争土变”，著名的反弹琵琶舞，身段躯肢多呈“ S ”型翻转，以及弹指、撼首、、弄目等都充分表现了西域乐舞的鲜明特色。可谓再现龟兹舞蹈的“活化石”。
　　西域乐舞是神州艺坛上的一枚瑰宝，她推动盛唐文化的发展，并逐步汇入中华艺术洪流。她以那如行云流水的音乐，凤仪雀屏的舞蹈，余音绕梁的歌声，在中华民族艺术汗青上留下浓书重笔。她的艺术魅力和震撼力，穿透悠久遥远的时空烟云，至今仍闪烁着迷人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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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武九姓
　　昭武一词的语源，尚无定论。《新唐书》以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为昭武九姓，而以东安国、毕国、捍、那色波附于其间，曹国又分为东、西、中三国。另据《北史》、《隋书》，乌那曷、穆国、漕国也是王姓昭武的国家。
　　中文名：昭武九姓
　　见于：《新唐书》
　　附于其间：东安国、毕国、捍、那色波
　　另据：《北史》、《隋书》

　　1.简介
　　“昭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中《地理志》所属的张掖郡昭武县（今甘肃）。昭武九姓的史料始见于《魏书》、《北史》、《隋书》、两《唐书》中的各 《西域传》。昭武九姓人善商贾，和中国通商很早，唐代在中国的外商，以昭武九姓人最多，其中又以康国人、石国人为主。
　　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从中亚粟特地区来到中原的粟特人或其后裔10多个小国的的泛称，其王均以昭武为姓。
　　根据《隋书》，昭武九姓本是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今甘肃临泽），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支庶各分王，以昭武为姓。居民*主要务农，兼营畜牧业。汉文史籍称其原住祁连山北昭武城，被匈奴击走，西迁中亚河中地区，枝庶分王，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皆氏昭武，故称昭武九姓。
　　粟特人在历史上夙以善于经商著称，长期操纵丝绸之路上的转贩贸易。早在东汉时期，洛阳就有粟弋（即粟特）贾胡。敦煌古代烽燧（斯坦因编号之Ⅻa）下曾发现写在纸上的“古粟特语信柬”数件，其内容反映了东汉末或西晋末粟特人的经商组织和活动。南北朝以来，昭武九姓经商范围更加扩大，并不时为一些国家承担外交使命，如545年北周曾派遣酒泉胡安诺盘陀出使突厥。在唐代，经商的昭武九姓胡人常被称为兴生胡或简作兴胡。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兴胡与县管百姓、行客并列，表明他们可能有一定的特殊身份或社会地位。
　　早在南北朝时期，姑臧等地就有昭武九姓胡建立的移民聚落。在唐代，碎叶、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西州、伊州、炖煌（今甘肃敦煌县城西）、肃州（今甘肃酒泉）、凉州（今甘肃武威）、长安、蓝田、洛阳、关内道北部河曲六胡州等地都有昭武九姓胡的聚落（六胡州，630年，DT厥颉利可汗降唐，原突厥中的昭武九姓部落随之入塞，唐为安置这批昭武九姓而置）。据敦煌写卷《光启元年沙州、伊州残地志》，唐代在今罗布泊地区有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建立的五六座移民大城镇；敦煌郡敦煌县从化乡住着昭武九姓胡三百余户，人口当有一千三四百人。在内地，许多昭武九姓胡散居各地，其聚居者往往自有统领，称作大、小首领；在战乱时期往往自有城主（如伊州）。721～722年（唐玄宗开元九至十年）攻陷六胡州的康待宾、安慕客、何黑奴、石神奴等是昭武九姓胡；安史之乱的头目安禄山、史思明为营州（今辽宁朝阳）杂胡，也是昭武九姓胡后裔。
　　6世纪中期昭武诸国相继臣属西突厥。7世纪中期归附唐朝，受安西都护府统辖，同时开始遭受阿拉伯帝国侵袭，多次向唐朝求援，接受唐朝赐封的王号，反抗阿拉伯帝国。8世纪下半叶诸国逐步消亡。

　　2.昭武诸国概况
　　康国
　　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是昭武九姓的中心。大臣3人，共掌国事。兵马强盛，多是赭羯（意为战士）。唐高宗永徽时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授其王拂呼缦为都督。696年（万岁通天元年），武则天封其大首领笃娑钵提为康国王。712年大食破其城国，国王乌勒伽投降并缔结条约，但于719年（开元七年，回历百年）复上表请唐助其反抗大食。744年（天宝三载）唐封其子康国王咄曷为钦化王。
　　米国
　　米国治钵息德城（今片治肯特），与康国关系密切。642年（贞观十六年）为西突厥所破 。654年（永徽五年，回历33年）为大食所破。658年（显庆三年）以其地为南谧州，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718年（开元六年）二次遣使来唐的米国王当即片治肯特领主迪瓦什蒂奇，于722年被大食人所俘，旋被杀。731年康国王乌勒伽请唐封其子默啜为米国王。744年唐赐米国王为恭顺王。760年以后片治肯特废弃。
　　曹国
　　西曹治瑟底痕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北伊什特汗），与康国关系密切。731年（开元十九年 ）唐封康国王乌勒伽之子咄喝为曹国王。天宝三载赐曹国王为怀德王。
　　中曹治迦底真城（在今撒马尔罕西北之凯布德）。
　　东曹首府布恩吉卡特，一说在今乌勒提尤别，一说在乌勒提尤别西南之沙赫里斯坦。722、740年曾屈服于大食人，但直到752年（天宝十一载）尚上表唐朝请击黑衣大食。
　　何国
　　何国在今撒马尔罕西面。永徽时以其地为贵霜州，任何国君为刺史。
　　安国
　　安国在今布哈拉地区。唐显庆时为安息州，任安国王为刺史。其王别顿之遗孀可敦在7世纪下半叶多次抗击大食入侵，其子安国王笃萨波提一度被篡位，709～710年由大食埃米尔屈底波·伊本·穆斯利姆重立笃萨波提为王。但719年（开元七年）笃萨波提向唐上表乞师以抗大食，后被大食人所杀，其子屈底波曾遣使来唐，751年为大食人所杀。阿悉兰在位7年，被大食哈里发下令杀*死，其兄弟在位7年，于782年（一说783）又被杀，其国遂亡。
　　在泽拉夫尚河和卡什卡河流域，即穆斯林文献所称的粟特境内，还有东安国，西安国，毕国和史国等国。除上述地域外，还包括石国与捍。
　　石国
　　石国在今塔什干一带。658年（显庆三年）唐以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713、714年大食人侵入石国。开元初封其君莫贺咄吐屯为石国王 。721年（开元九年）伊捺吐屯屈勒嗣立，请讨大食 。739年（开元廿七年）莫贺咄吐屯复助唐擒突骑施可汗吐火仙，封为顺义王 。740年大食埃米尔纳斯尔入侵 。750年（天宝九载）石国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败唐将高仙芝军。753年唐封石国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石国至762年(宝应元年）尚遣使朝贡于唐。
　　捍（钹汗）即拔汗那。
　　上述诸国均在窣利（粟特）境内。
　　火寻等国：火寻即花拉子模，在阿姆河下游两岸地区。乌那曷，旧安息之地，都城在阿姆河西，东北去安国400里，西北去穆国200余里。穆国，都城在阿姆河西，亦安息故地，东北去安国500余里，东去乌那曷200余里，今名查尔米。漕国，当即漕矩吒，都鹤悉那，今名加兹尼，8世纪初起臣属罽宾。
　　汉初，匈奴破月氏，迫其西迁，以河西昭武（昭武即王城，今甘肃临泽昭武，张掖附近）为故地的月氏部落遂向西逃亡，进入中亚粟特地域（索格底亚纳，Sogdiana，今锡尔河与阿姆河中游之间泽拉夫善河流域一带），征服当地土著，形成若干城邦，稍后，为嚈哒统治，一度被迫改姓温（温那沙），嚈哒衰落之后，各城邦重获独*立，复姓昭武，形成以康国为首的诸粟特城邦，其中有安、曹、石、米、何、史、穆、毕等国，统称“昭武九姓”（《新唐书》以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为昭武九姓，而以东安国、毕国、捍、那色波附于其间，曹国又分为东、西、中三国。另据《北史》、《隋书》，乌那曷、穆国、漕国也是王姓昭武的国家。），唐代又称“九姓胡”或单称“胡”，西文则称之为“粟特”（Sogdians）。后又部分接受突厥及唐朝的统治，八世纪国亡于大食，此后其国人*大部分逐渐突厥化、伊斯兰化，成为今日中亚乌兹别克人之一分子，小部分余众则散入塔吉克人之中。
　　南北朝时期，姑臧等地就有昭武九姓胡建立的移民聚落。在唐代，碎叶、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西州、伊州、炖煌（今甘肃敦煌县城西）、肃州（今甘肃酒泉）、凉州（今甘肃武威）、并州、长安、蓝田、洛阳、关内道北部河曲六胡州等地都有昭武九姓胡的聚落（六胡州，630年，DT厥颉利可汗降唐，原突厥中的昭武九姓部落随之入塞，唐为安置这批昭武九姓而置）。据敦煌写卷《光启元年沙州、伊州残地志》，唐代在今罗布泊地区有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建立的五六座移民大城镇；炖煌郡炖煌县从化乡住着昭武九姓胡三百余户，人口当有一千三四百人。在内地，许多昭武九姓胡散居各地，其聚居者往往自有统领，称作大、小首领；在战乱时期往往自有城主（如伊州）。

　　3.各国汉译名称来源
　　康国，是昭武九姓的宗主，位于今撒马尔罕（Samarkand）附近，唐朝时曾设康居都督府，但其汉译名称的来历尚不能说已经完全探明。或以为康国即汉代的康居，匈奴中有单于名羌渠，其别部也有名为羌渠者，可能与羯胡类似，都出自西迁之前的月氏，羌渠或为康居之异译，则康国本为月氏之一部；然而关于康居与粟特的关系，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两者更像是大月氏西迁途中所停留的两个中间站。另一说“康”为“撒马尔干（Samarkand）”之末音节节译，其别译尚有“悉万斤”、“萨末鞬”等等，而“康”之义则为“国”（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此外还有一说，谓“康（kand / kang）”来源甚古，可上溯至祆教圣经《阿维斯塔》中（张一纯《经行记笺注》）。后两说其实未必矛盾。康国在昭武九姓之中地位最高，其来源较古也算合理，康国位于粟特城邦东部，是东粟特的中心，来华的九姓胡人也以康姓最为多见。北朝隋唐为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曾经流传这样的俗语：“千年之狐（胡），姓赵姓张；五百年狐（胡），姓白姓康”，可见当时康姓为融合未久的西域胡人的典型姓氏。
　　安国，是西粟特的中心，位于今布哈拉（Bukhara）附近，唐朝时为安息州，其汉译名称的来历也当与汉代的安息有关。安息是波斯帕提亚帝国的汉译名称，源于其建国者始祖之名。安息的东境已达西粟特地区，所以后世安国的“安”应即“安息”之简称，此外似乎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解释。安姓与康姓来华都很早，在汉魏初期即已见诸记载，当时多为佛教的有力传播者，如安世高、康僧渊等，他们也是后世胡人安姓康姓喜好冒认的祖宗。五胡时代，卢水胡中也已出现安姓胡人，可见“安”也是月氏内部固有的部落名。
　　曹国，在不同的时代及不同的记载中又分为东曹、中曹、西曹等，大致对应于苏对沙那（Sutrushana / Ushrusana）、劫布坦那（Kaputana）、瑟底痕（Ishitikhan）等。从这些中亚地名的对音似乎很难找出“曹”这一汉译名称的来历，然依下述论据来看，“曹”很可能如“石”、“康”一样源于西迁之前的月氏部落名，而与中亚粟特地区的地名无关。目前可以确定为昭武九姓的曹国人来华者最早出现在北朝后期，当时他们来到中国为何以“曹”为汉译之姓？一种可能，其部落名称本与“曹”发音或意义接近，另一种可能，在华早有其同部落之人以“曹”为姓，遂依其传统取汉姓“曹”。
　　石国，也称者舌、赭时、柘析（Chach）等，位于粟特地区的东北端，今塔什干（Tashkent）附近，唐朝时为大宛都督府。经过陈寅恪、蒲立本等人的考证，已基本弄清其汉译名称之来历：“石”为义译，“羯”、“柘析”、“赭时”等则为音译，本为月氏内部的部落之名，大月氏西迁将其一部分带往中亚粟特，而另一部分则流入匈奴之中。
　　米国，当为“弭秣贺（Maymurgh）”之首音节节译，位于康国东南百里，唐朝时为南谧州。中古时代的康、安、米氏几乎为昭武九姓所专有，而安氏与米氏尤为独特，因这两个姓氏此前均不见于华夏，是最明显的粟特胡人姓氏。
　　何国，当为“屈霜你迦（Kushanika）”之首音节节译，位于康国与安国之间，是连接东西粟特的枢纽，又译为“贵霜匿”，唐朝时为贵霜州。因“何”为华夏旧有之姓，故何国胡人入华后，较难辨认出其粟特身份。
　　史国，当为“羯霜那（Kashana）”之次音节节译，位于粟特地区的东南端，又译为“佉沙（Kish）”，唐朝时为佉沙州。史为昭武九姓中较大的一个姓，虽然其入华史不如康、安、石等悠久，但其名声却颇为显赫。
　　其余尚有穆国（木鹿，谋夫，Murv，位于粟特地区的西南端，今土库曼斯坦马里地区），毕国（戊地，伐地，Bitik，位于安国之西，又名西安国）等。
　　也有史学家指出昭武九姓并非月氏，月氏（土火罗人）使用的吐火罗语文属于印欧语西支，而粟特语属于印欧语东支。也有可能月氏西迁后接受了当地人的语言，这种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
　　根据cinason及林梅村等文字改写。

　　4.影响
　　昭武九姓的活动特点使他们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祆教、摩尼教、中亚音乐、舞蹈、历法之传入中原，中国丝绸、造纸技术之传到西方，昭武九姓无疑是重要的媒介。他们还在中原四周的游牧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起很大作用，特别是把粟特文字带入突厥、回鹘汗国。其影响所及，回鹘文、蒙文、满文均可溯源于粟特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