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郑氏注》残卷

高老夫子

《论语郑氏注》残卷

    《论语郑氏注》残卷是考古发现的郑玄经注的抄本遗物。《论语郑氏注》与曹魏何晏撰《论语集解》，于魏晋时期皆立于国学；南北朝时期，郑注盛行于北朝；隋朝统一，二书并重；唐朝建立，郑注更受重视。但至北宋，郑注逐渐失传，南宋则全部亡佚。清代虽有多种辑本，但综合全部内容，仍不足全书的十分之一。
    20世纪初以来，在敦煌秘室和新疆吐鲁番墓葬中陆续发现了不少唐写本《论语· 郑注》残卷。
    一、流失于国外的《论语郑氏注》残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论语郑氏注》残卷主要是在敦煌秘室发现的，但这些残卷多被帝国主义分子劫往国外，后经我国学者竭力搜集，辗转获得，有以下四件。
    (一)190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于新疆吐鲁番吐峪沟获得一件。清宣统二年(1910年)，经著名学者罗振玉据影印件考定为《论语郑氏注》 残卷。 他诧为希世之宝，赞曰： “《论语郑注》亡佚已久，此所存虽不盈一纸，乌得谓非人间之至宝耶?”(②《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此件《论语郑氏注》残卷，共11行，残存《子路》篇后部9行，《宪问》篇开头2行，影印本见《古籍丛残》第一册。
    (二)1908年法国伯希和于敦煌秘室获得一件。1915年罗振玉从法国伯希和处获得影印件。这件《论语郑氏注》残卷，共224行，残存《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四篇(编号为P2510) ，不仅数量多，而且堪称善本。罗振玉叹道：“天?斯文，俾不终　于穷裔石室，岂非治郑学者之至宝耶?”?②石印本见《鸣沙石室佚书》第三册，《观堂集林》卷四有跋。
    (三) 1907年英国斯坦因于敦煌秘室所得(编号为S3339)。这件《论语郑氏注》残卷，中国知道较晚，1939年王重民在英国查阅斯坦因文书时发现。共21行，前20行为《八佾》 篇后部，末1行仅存“论语”二字，当为《里仁》篇的篇题。无印本，《敦煌古籍叙录》有跋。
    (四) 英国斯坦因于敦煌秘室所得(编号为S6121)。这件《论语郑氏注》残卷，不像前三件那样，或径标“孔氏本、郑氏注”字样，或有郑注佚文参证，故直至70年代，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日本金谷治教授分别对这件残存作了定名和考证，中国学者王素又作了进一步考证， 将其定为郑注。这件残卷仅存9行，为《雍也》篇之尾和《述而》篇之首。无印本。
    此外， 日本还藏有《论语郑氏注》残卷二件。一件藏于龙谷大学，仅2行；一件藏于书道博物馆，凡33行，为《颜渊》“哀公问于有若”至《子路》第一章，未见印本。(据《诸桥博士古稀祝贺记念论文集》所收月洞让《论语郑注与集解》一文。)
    二、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发现的《论语郑氏注》残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1959年至1975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19号、 27号、85号、184号、363号五座墓中，共发现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二十多件。这些残卷，有的拆自男尸的纸靴，有的拆自女尸的纸冠， (用写过字的纸制作死者的服饰或葬具，是古代吐鲁番地区流行的奇特葬俗。) 有的则是随葬物品。由于郑注被裁制成服饰或葬具， 所以难免破损残缺， 但仍有大量郑注篇章子句被保留下来。如 184号墓男尸纸靴上拆下来的郑注，经拼合，存95行，包括《雍也》、《述而》二篇。 27号墓男尸纸靴上拆下郑注四件： 第一件存166行，包括《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五篇；第二件存95行，也包括《雍也》至《乡党》五篇；第三件存50行，包括《雍也》、《述而》二篇；第四件存40行，为《雍也》篇。这四件郑注内容重复，笔迹不同。据第三件末记“高昌县学生贾忠礼写”、“学生李会藏写”推断，这些纸张大概是当时学生的抄经作业，墓主可能是这些学生的授业先生。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论语郑氏注》写本中，最完整的是唐景龙四年(710年)卜天寿写的长卷。这件郑注出自363号墓，是作为死者的书籍随葬的，内容相对完整，行数也最多。该写本残卷，长538厘米，共178行，每行20字左右，存《为政》“何为则民服”章以下15行及《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卷末题记为“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状□”。由此可知：抄经者名叫卜天寿，十二岁，是景龙四年三月一日抄完的。由于抄写者仅十二岁，所以抄卷中有不少错别字。
    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其年代早于有明确纪年的敦煌写本《论语郑氏注》 180年，并且这几篇都是过去未曾发现或未曾完整发现的，其文献学上的价值不言而喻。如此写本的《论语》本文，经与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等通行本比较，有很多差异。此写本中的《论语》经*文多略去“也”字，说明它应是根源于河北本的，它又往往与《经典释文》等书所引郑本相合，从而证明见引于各书之郑本大体是可信的，郑本确为“以古正鲁”。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氏注》 残卷，所见郑注 (包括残缺不全者) 共147条，其中前所未见的佚文79条，其中《为政》 6条，《八佾》22条，《里仁》25条，《公冶长》26条。这是最难得的一批新资料，对研究郑学有很高的价值。写本中可以与散见于各书的郑注相对照的注文，共44条，对研究现存郑注佚文有纠谬补证之用。如清马国翰辑《论语郑氏注》各条，属于写本起讫范围以内的，全部合于写本。其中见引于《论语集解》和《太平御览》的郑注，注文均完全一致或基本一致。见引于其他经解和《经典释文》的郑注，注文仅摘取其对某事物或某字解释的数语，因而少于写本。
    三、1987年后发现的《论语郑氏注》残卷 (参见荣新江《〈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拾遗》，见《文物》1993年第2期。)
    以上发现的《论语郑氏注》残卷，均收入王素编《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一书，由文物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此书完稿于1986年底，此前发现的《论语郑氏注》可谓收罗殆尽。1987年后又陆续发现了部分《论语郑氏注》残卷。
    (一)柳洪亮在《考古》1991年第1期发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360号墓出土文书》一文中指出，1966年发掘的吐鲁番TAM360号墓出土的残卷中，有五残片属于同一件《论语郑氏注·公冶苌篇第五》抄本。此残卷未收入10册本《吐鲁番出土文书》。
    (二)1987年6月25-27日香港举行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期间，上海博物馆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作举办敦煌吐鲁番文物展览，后编成《敦煌吐鲁番文物》图录一册，其中所收展览品第31号，饶宗颐判定为《论语郑氏注》残片，指出：“存《子罕第九》共三十二行。《论语》正文，起‘子云：吾不试故艺’句，迄‘［衣狐］　者立’句。”此件藏上海博物馆，首尾俱残，下截大部分残掉三分之一，仅有四行完整，尾部四行上下均残，每行仅可见正文三四字或注文十字左右。书法严整，殆唐前期写本。
    (三) 1991年荣新江在英国图书馆编制S6981以后的世俗文书目录时， 发现一件《论语郑氏注》残片。此件编号为S11910，系《述而篇第七》抄本。四边均残，存十残行。 审其内容，此件实系接在斯坦因于敦煌秘室所得、编号为S6121下的残片，其第一行“倦”字，两件各残一半，其二至五行，上接S6121，中间文字没有遗漏。
    在敦煌本发现之前，只能通过辑佚窥知《论语郑氏注》的一鳞片爪。敦煌本发现之后，将敦煌、吐鲁番二地发现的写本合在一起，则可以看到二十篇《论语》中十一篇郑注的全部或一部，这对于研究郑学、研究经学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