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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文明”的唯一性---《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序言(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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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17 19:41: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诸玄识按:林鹏先生在其所作《文明的唯一性》序文中,提出了文明的“唯一标准”(文明诞生和可持续性的文化基础),辞简理博、一目了然。那就是“一分为二”:A.(器/形而下):书面文字,超越方言;B.(道/形而上):人文化成,文以载道。按照如此标准,在15世纪以前,即在中华文明辐射远播至泰西、从而引起“爆炸性效应”之前,欧洲不可能拥有“文明”。就像该书所论证的,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腊和罗马)是伪造的;而且,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也是在“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下被发掘、被滥用的。诸如:紙莎草、楔形文和《亡灵书》,以及汉谟拉比法典与赫尔墨斯智慧等,全都是以假乱真。这些代久年湮、绝踪失影的“死文明”,都是19世纪才“重见天日”的;而在中华文明向西泽被的近千年里,到处皆为文化沙漠。】   

   (作者:林鹏,生于1928年。思想家,学者,书法家。出版有随笔集《蒙斋读书*记》、《平旦札》《东园公记》,长篇历史小说《咸阳宫》,书法、篆刻专著《丹崖书论》《林鹏书法》《蒙斋印话》《中国书法全集•傅山卷》等。)

    西方在海外扩张的历史大约经历了五百年。由起初欧洲列强轮番兴起的时代,到英、法、德争霸,经过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超级大国间冷战、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全球一体化时期。其间,从大约17 世纪70 年代到18 世纪70 年代的一百年间,逐渐形成了西方扩张主义的理论基础——“欧洲中心主义”,而“欧洲中心主义”则建立在西方的“古典历史观”即“希腊主义”基础之上。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承受来自西方扩张主义的压力,外部世界的侵入,引发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剧烈震荡。其间,中国文化逐渐从抵御西学的“夷夏之辨”,退守到“中体西用”,最终被“全盘西化”。
    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种“向西运动”。“西”者“西学”也,无论“民*主”还是“科学”,都是“西学”的表现形式。而“西学”实际上也植根于“希腊主义”。我们发现,“西学”在起源过程中大量引进了来源于中国文化的内容。例如,最初出现于法语中的“文明”(civilization)概念就来源于中国文化。现代学术界将“文字”的出现,作为衡量“文明”产生的核心标准。“文明”一词最早见于中国,《周易•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天下文明”是其用例。“文”指“文字”,指“斯文”。“斯文”者,自尧、舜、禹,经汤、文王、周公至孔子的文化传统之谓也。“明”指“昌明”,“斯文”因“文字”而“昌明”于“天下”就是“天下文明”的含义。这也是“文明”一词的本来意义。
    在欧洲,“文明”一词出现于18 世纪中期的法语中,最早由路易十六时期法国财政部长阿内•罗贝尔•杜尔哥(Anne Robert Turgot)使用。法国在17 世纪、18 世纪是欧洲传播 “中国文化”的中心,路易十五被称为“中国的皇帝”,法国自诩为“文明”的传教士。
    杜尔哥是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与源于中国的法国经济学“重农学派”的成员广泛接触,可以说“文明”一词最早由杜尔哥使用,绝非偶然。
    欧洲“文明”概念来自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古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说的是孔子的“斯文”照亮了历史。孔子的斯文传统不仅照亮了中国历史,孔子的理性观念也照亮了欧洲大陆,所谓欧洲“启蒙运动”是也。“启蒙运动”者,以孔子“理性之光”照亮黑暗的“神权欧洲”之谓也。
    “文字”指书面语言系统,完整的文字具有形、音、义三个要素。汉字就是这样一种“文字”,而且是全世界唯一一种起源于上古的、原生的,至今依然在使用的“文字”。西方诸语言的书面记录是一种被称为“拼音字母”的形式,不具备“字形”要素,在“音声”中寻“意义”,算不上是完整形态的“文字”。加以欧洲历史上使用纸张时间甚晚,之前缺乏书面语言的载体,因而到18 世纪末才有了“文明”的概念。

    此外,我认为“文明”还有另一个标准。
    “文明”的“文”是“文字”的“文”,这个毫无疑问。另外,中国还有一个概念,叫作“文以载道”,光有“文字”没有“载道”不行。除了有“文字”,还必须看使用该“文字”记载了怎样的“文献”。
    举例来说,埃及“象形文字”其实是图画文字,里面“载”了什么“道”没有呢?西方学者说发现了古埃及的《死者之书》。然而,遗憾的是《死者之书》不仅没有“载道”,实际上也并不存在《死者之书》这样一本书——该书是19 世纪德国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卡尔•理查•列卜修斯(1810—1844)编造出来的。再如西亚地区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等,这类“文书”中根本没有类似中国古代群经、诸子、史籍等各类文献的内容。换句话说,用“文以载道”的标准来衡量,找不到“道”的影子。没有“载道”就谈不上“文明”。
    对古埃及象形文字与古巴比伦楔形文字的“释读”,是西方学者们在19 世纪开始的。与其说是“释读”,不如说是“破译”,或者毋宁说是“猜谜”,而“找到”破译这些文字“钥匙”的人,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学者,大多是些二三十岁的愣头青。法国人商博良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第一人,当时三十二岁(1822 年),“破译”方法为“猜谜”;首位“破译”西亚楔形文字的人是德国人,名叫格罗特芬德,当时二十七岁(1802 年);而英国人罗林森在二十五岁(1835 年)时又一次独*立“破译”了楔形文字。商博良开始研究古埃及学时据说是年仅十一岁的儿童。整个学术界对于“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就建立在这样一位法国小伙子“猜谜”的基础之上。格罗特芬德是德国一名中学数学教师,据传有一次打赌说他能够破译古波斯楔形文字,然后琢磨一下就“破译”出来了。罗林森既不是学者,也不是教授,当时只是一名被派往波斯的英国年轻军官,出于一时的兴趣就轻而易举地“破译”了古波斯与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并将其译文及论文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 世纪这两位欧洲青年,在文字学“形、音、义”三要素中,只顾及字音,模拟假定“音值”,通过与伪书《希罗多德历史》中若干人名的发音进行比对,用“破译”或“猜谜”的方法,将消失了千年乃至几千年的三种古代语言或方言“准确无误”地完全揭示出来,形成了近代西方的“东方学”基础。然而,以中国学术的标准来衡量,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东方学”可信度甚低;同时,《皇家亚洲学会杂志》是西方早期“东方主义”的刊物,是为英国殖民政策服务的工具,缺乏学术性,不足为凭。其实,在17 世纪也曾有过类似方法,不过“破译”对象为“神秘”的汉字。如柏林一位学者缪勒(AndreasMüller)声称于 1667 年11 月18 日发明了所谓的“中文之钥”(Clauis Sinica),运用他的“方法”,可以非常方便地掌握汉字。当时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相信他的大有人在,包括德国哲学的鼻祖莱布尼茨。假设汉字是一种灭绝了的文字,想来一定可以通过“中文之钥”完全“破译”出来。缪勒生前对其“发现”秘不示人,想卖个好价钱;据说临死前将“中文之钥”及其他手稿都销毁了……
        再举一个例子。一位名叫雅克•德•摩根的法国人于20 世纪初(1901 年12 月)“发现”了一件“世界级文物”,即举世闻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该法典碑刻为楔形文字(一种断绝了的古拼音字体),据说距今约三千七百年,使用语言为古巴比伦语(早已失传),释读方法也是“破译”(而非考释),可“释读”比例达百分之百,现代人能够毫无障碍地释读几千年前语言完全不同并且久已失传了的残碑,其中文字三千五百行,法律条文二百八十二条,对刑事、民事、贸易、婚姻、继承、审判制度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从其所“记载”的内容来看竟然是19 世纪的观念(概念体系),而且该石碑是反映“古巴比伦文明”经济与社会状况的唯一记录……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大致领略所谓“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及西亚楔形文字的性质。以考古学常识来说,普通人一看也知道《汉谟拉比法典》是假古董,欧洲学者们硬要将其说成国宝,实在匪夷所思。当代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揭露了西方近代“东方主义”的实质:出于殖民利益的需要,19 世纪西方学者们通过“编定文本”的方法,虚构了概念化的“东方世界”,目的是为了支配与控制东方世界各民族。“东方历史”在欧洲原来可以被“如此这般”猜谜、破译、杜撰出来……
15 世纪以前欧洲没有文明。1827 年1 月31 日歌德在谈到中国的一部长篇小说时说,“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祖先还生活在森林里的时候就有这类作品了”,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欧洲的基*督教不是原生的“文明”。近代欧洲“文明”是在纸张及印刷术传到欧洲之后才开始的。只有不断更替的不同族群及其所操的不同语言,没有纸张,不能将语言记录下来,如何可能积累文化?没有文化积累的过程,也就不可能有“文明”。
    从天下文献源流来说,属于原生的、达到了“文以载道”标准的文明有两支:一支是中华文明,以儒学为代表;另一支是印度文明,以佛教为代表。
    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原生的中国典籍原汁原味地保存至今。而作为印度文明的代表,以1193 年最后一座佛教寺院那烂陀寺被伊斯兰军队焚毁为标志,佛教从印度历史上永久消失了。古印度没有统一的民族与语言,佛陀说法使用摩揭陀土语,佛经结集为文字是在佛陀身后,据说最初结集使用巴利文,而汉译佛经则大多来自梵文。古印度原文典籍贝叶书很少流传下来;现存佛教典籍,除少量梵文、巴利文残卷外,大部分以汉文译本及藏文译本的形式被完整保存下来。
    有人会说,在佛教之前不是有“吠陀文明”吗?事实上,所谓古印度“吠陀文明”是19 世纪初前后出现的概念,也属于近代西方的“东方主义”范畴。欧洲人在经营印度殖民地过程中,鉴于“古希腊文明”根基浅薄,出于为自己寻觅古老优种“祖先”的需要,虚构“雅利安人入侵”的故事,编造了“印-欧语系”的学术谎言。《梨俱吠陀》等吠陀文献的年代无法确定。据说这类文献起初以“口传”方式流传,形成“文字”的历史甚晚。现存《梨俱吠陀》由“天成体”写成,而“天成体”出现于13 世纪初。说梵文在三千余年前一经出现就非常完备,至今没有多少变化,显然违反语言演变的一般规律。将《梨俱吠陀》等吠陀文献断定为公元前1500 年至公元前1000 年之间的说法出自殖民*主义学者马克斯•缪勒的猜测,并无科学依据;后来找出了土耳其波加兹科易(Boghaz Keui)等地据说是公元前14 世纪的某些“泥板文书”,说这些“泥板文书”上有“雅利安”君王的名字,用以支撑马克斯•缪勒的立论。由上文所述欧洲人对西亚“泥板文书”楔形文字的“释读”建立在“猜谜”的基础上,可知其对土耳其“泥板文书”内容的“释读”亦缺乏严肃性,不足凭信。
    中国古代文献卷帙浩繁、规模宏大。试举明代文献数端为例,如由皇家所编《永乐大典》(汇集文献七八千种,正文22937 卷,目录60 卷,分装成11095 册),佛家的官、私刻《大藏经》(少者6300余卷,多者达12600 余卷),道教的《正统道藏》及《万历续道藏》(计5485 卷)等皇皇巨典,不一而足。其他经、史、子、集四部各类文献,各种典章制度,各家诗词、文集,各州道府县地方志,等等,数不胜数。这才是真正的人类文明的大宗遗产。同时期的欧洲,除了写在羊皮上与《圣经》相关的几页“书册”之外,没见到有什么可称“文献”的东西。
    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相接触,表现出来的是像“鉴真渡东海,郑和下西洋”那样传播文化、传播和平的“王道思想”;而以“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打着“科学”“民*主”“自由”“人*权”旗号的扩张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是“霸道主义”。今天以“西方扩张主义”为背景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表面看来,如今单极世界、一国独大的“霸道主义”横行天下,不可一世;但历史表明,“霸道主义”凭借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可以横行一时,但都好景不长。而以“仁者无敌”理念为基础的“王道思想”则根本不同。“王道思想”的基本内涵包括中庸、民本、孝道、仁德、礼让(修养、怀柔、文化)、义利之辨、和而不同、成人之美、扶危济困等核心价值观念。
    我认为,与“王道思想”相较量,“霸道主义”终将败下阵来,历史的天平终将向以“仁者无敌”为核心理念的“王道思想”倾斜。换句话说,可以制衡“西方扩张主义”的唯有“仁者无敌”的“王道思想”。
   
    山西人民出版社于2015 年出版《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一书具有特殊意义。从新文化“西向运动”,到传统文化“向东回归”,到2015 年恰好是一百周年。经过百年轮回,人们看到一个古老文明从救亡图存到文化上自我否定,从追逐“四个现代化”到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轮回过程。值此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之际,本书作者以大量事实为依据,提出“古希腊文明虚构论”,从源头上系统地揭穿了“西方文化”的假面,揭示出“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学者们虚构“古希腊文明”过程的大致轮廓,揭露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本质,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作者提出,欧洲近代“文明”来源于中国。无论是西方的“科学”,还是“哲学”“艺术”,其源头都在中国。欧洲在近代“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为了隐瞒其真实来源,虚构了“古希腊文明”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杜撰了西方“古典学术传统”,为其“欧洲中心主义”服务。
    本书考述内容尚属初步成果,所提出的论点未必全部成为定论,或者毋宁说本书考述内容是对18世纪下半叶以来“古希腊文明”定论的全面质疑。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人们反思百余年来的中国历史及五百余年的欧洲历史,彻底解构三百年来的“欧洲中心论”,重新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与使命,具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20 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全世界二十六种“文明”的生灭,提出了“中华文明救世论”,近年有人据此提出“中国文明的独一性”。
    我认为,与其说“中国文明的独一性”,不如说是“文明的唯一性”,而这唯一的“文明”就是“中华文明”。概而言之,“文明”的标准应当是:第一,要有真正的“文字”,而文字必须具有形、音、义三项要素;第二,有了文字,还需要“文以载道”,未能“载道”,就算不上真正的“文明”;第三,既称“文明”,必须照亮历史,唯有“中华文明”曾经照亮历史,并为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西方的“东方主义”与“希腊主义”相表里,一并构成“欧洲中心主义”的内核与幔帐。常言道“去伪存真”,佛教云“破邪显正”;在破除虚构的“希腊主义”之际连同邪恶的“东方主义”一并剪除,才能廓清迷雾,彻底解构“欧洲中心主义”;也唯有如此,才能完全彰显“中华文明”的光辉。
    现在应该到了正本清源,以中华文明“仁者无敌”的“王道思想”为圭臬,为人类和平乃至“天下太平”(平天下)做出贡献的时候了。这正是“中华文明唯一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载《名作欣赏》2015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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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5-18 21:57:30 | 显示全部楼层
英国习惯法的基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阿尔弗烈德国王的法典试图把摩西法典同基*督教原则和传统的日耳曼习惯结合起来,
其痕迹在肯特、西塞克斯和默西亚的现存法律中仍然依稀可辨。
阿尔弗烈德修改了基*督教《圣经•新约》中的待人规则,
他把「己之所欲,施之于人」的信条改为进取性稍差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他还评论说:‘法官如能牢记这一原则,就可以普施正义,而不需要其他法典了。
法官应设身处地替原告着想,考虑怎样判决才能使他满意。’
这位国王在法典的绪论中谦逊地解释说:
‘我未敢擅自写进我自己制定的许多法律,因为不知哪些法律将获得后人的赞同。’
由于以后历代国王的不断充实,阿尔弗烈德的法典发展成各郡和各分区法院所执行的圣爱德华(忏悔者) 法典,
受到出身于诺曼底望族的国王们的尊重,以后经过封建律师的巧手匠心,成为英国习惯法的基础。”
([英]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1956-1958]第7章)

在路易十四太阳王之前,欧洲没有国王
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英国习惯法的基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们都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之一。
然而,这位英国首相一方面标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英国习惯法的基础,
另一方面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来自《圣经•新约》。
不过是后世学者们拿了中国的东西,贴上了基*督教的标签。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英国历史上,这位阿尔弗烈德“国王”被称为“大帝”
说他开创了不列颠文明历史的篇章。
实际上,当时不列颠处在“七国时代”的历史时期,
与其说是“七国”不如说是七个部落,而且也不是普通的农耕部落,
不过是由北欧海盗定居形成的一些野蛮流寇群落。
这里既没有书面语言,也没有形成什么国家体制,
当时不仅没有什么“大帝”,也不能称之为“国王”
其首脑只是些海盗头子、说是部落酋长也文雅了些,勉强可以称其为“头领”

正如古罗马没有“皇帝”一样,17世纪之前的欧洲也没有“国王”。
“朕即国家”是欧洲王权概念的起源,路易十四太阳王是欧洲的第一位国王。
在路易十四之前,不仅法国、英国,整个欧洲都不曾有国王。
欧洲国王的概念出现在太阳王之后,国王的体制实际上是从中国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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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5-18 22:36:58 | 显示全部楼层

牛津大学的起源
“阿尔弗烈德奠定了牛津大学的基础。
他从罗马买来了许多书籍,当时英国文化极端落后,几乎没有什么书,
他抱怨当时没有一个英国神父懂得拉丁文。
但是他懂得拉丁文;他甚至还是当时相当高明的几何学家。
……历史……把他置于造福人类的英雄人物的首列,
人类要是没有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那就可能一直都如野兽一般了。”
([法]伏尔泰《风俗论》中译本上册第452-453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11月第1版)

阿尔弗烈德被称为“阿尔弗烈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849—899年),
是英格兰威塞克斯国王(871—899年在位),
尽管在阿尔弗烈德大帝的时代英国还未实现统一,
但在英国人心目中,他的地位非同寻常,甚至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他是唯一拥有(the great)头衔的英国国王。他也是少有的几乎没有缺点可寻的帝王

这完全是后来编造的故事。当时没有“英国”,哪里会有什么“英王”,更不可能有什么“大帝”了。
所谓“七国时代”也是编出来的故事,并无历史根据。

说是英格兰“威塞克斯国王” ,充其量不过是个强盗头子,说好听点可以称之为部落首领。

伏尔泰说“当时英国文化极端落后,几乎没有什么书”是对的,
说从罗马买回来一些书籍就可以奠定牛津大学的基础,实在是说过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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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5-19 18:48:15 | 显示全部楼层
朝千里 发表于 2015-5-18 21:57
英国习惯法的基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阿尔弗烈德国王的法典试图把摩西法典同基*督教原则和传统的日 ...

1795年《法国宪法》写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人施己,先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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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20 00:27:42 | 显示全部楼层
> 1795年《法国宪法》写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人施己,先施于人。”

搜了一下,这句话在1795年《法国宪法》“义务”第二条
http://fr.wikisource.org/wiki/Co ... C3%BBt_1795#DEVOIRS
汉译做得很好,可以说达到了信、达、雅,而且与中文既有的古训刚好匹配。

但将这个常识归功于儒家或孔子是不妥的,因为世界范围内许多文明或宗教都有同样或类似的说法,见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1%95%E9%81%93
其英文页讲得尤其详细。
从时间上看,孔子跟古希腊哲人的时间接近,两者都远早于(比如)圣经。但时间在前不能证明是原因,否则不免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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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5-20 12:59:3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朝千里 于 2015-5-20 16:04 编辑
yong321 发表于 2015-5-20 00:27
> 1795年《法国宪法》写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人施己,先施于人。”

但将这个常识归功于儒家或孔子是不妥的,因为世界范围内许多文明或宗教都有同样或类似的说法,见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1%95%E9%81%93
其英文页讲得尤其详细。
从时间上看,孔子跟古希腊哲人的时间接近,两者都远早于(比如)圣经。但时间在前不能证明是原因,否则不免贻笑大方。 ...

1.事实上不存在什么古希腊文明,说孔子与古希腊哲人时间接近没有意义。这是西方所谓“轴心时代”的谬说。
2.西方人说犹太教中有黄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际上并无根据。
3.其他文献,都出现在中国纸普及之后,不足为据。
4.Yong先生说贻笑“大方”,不知道“大方”在哪里?与欧洲蕞尔小国比起来,应该说中国是泱泱大国(大方);严格说来也不对,中国是天下之中,“方国”再大也是地方。古代有夜郎国,不知中原之大;今人受戎狄蛮夷新说之惑,不闻圣人之言,拿西方学者虚构故事当成历史,在鸟音中寻真理,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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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9-9 21:59:5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朝千里 于 2015-9-9 22:10 编辑

[转载]世界历史中华主干说作者:孟晓路  博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e2f7890102w0jk.html

世界历史中华主干说

文艺复兴时期及十九世纪以来,共济会科学教分两批 (文艺复兴和十九世纪)系统伪造了西方历史与世界历史,打造了西方中心论。旨在抬高西方,诋毁东方特别是中国。吾人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摧毁西方中心的弥天大谎,还历史以真*相——那就是:中华主干!

3.1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夏型文明
中国一直是天下的中心和重心。
甲、中国拥有全地球绝佳的天地风土。中国与印度所处的亚洲东部南部边缘为地球上唯一的季风气候地区,风调雨顺,生物量大,亦最适于农业;故为世界上两处最养人的地方历史上中印的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加起来一直就占据了世界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大部分——百分之六十到八十。与印度相比,中国纬度适中又优于印度也。中国的大河与主要山脉皆东西向他处南北向者居多,为养育中华文明提供了诸多背山面水的灵秀之地,且在东西向上,相差不远的纬度带来的相似的光照气候条件易于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统一的文明体相反在南北向上,就不易成立各方面都统一的文明体,故印度之分*裂亦与其大河山脉南北向有关。中国又是自然世界地理的中心世界地图一般有三种主要版本。中国版本中,中国居于中央部位,东有美洲,西有欧洲非洲,南有大洋洲南极洲,北有俄罗斯。欧洲版本中,英国居于中央(零度经线为地图的中线),左边是美洲,右边是中国,日本在地图的最右边缘。美国版本中,美洲居中央,欧洲在右,亚洲在左。若以是否能保持世界大陆的完整为合理与否的标准,中国版本是最合理的,欧洲版本较差,美洲版最不合理。白令海峡狭窄而水浅,中有许多岛屿,许多历史时期中峡底都露出水面因而亚美两大陆直接连为一体,且西伯利亚属美洲板块,不当以白令为亚美之分界也;故亚欧非与美洲应视为一块世界大陆。世界地图的中国版本完全保持了世界大陆的完整,故最为合理。欧洲版本将世界大陆切为亚欧非与美洲两半,故较差。美洲版则将世界大陆切为亚、美、欧非三半,故最不合理也。而在最为自然合理的中国版世界地图中,中国之为世界地理的中心是一目了然非常直观的事情;且背靠高原,东向大海,成就三*级倾海地势,易守难攻;故雄踞于中心最高处(青藏高原为世界屋脊),如高屋建瓴水,极利于掌握全球天下。由此绝佳的天地风土,才成就了地上唯一的合理优美中道的夏型文明。以下诸条都与此条有关。
乙、中国一直是世界人口的重心。大唐西域记述四主之国曰:“南象主(印度),则暑湿宜象;西宝主(中东),乃临海盈宝;北马主(胡国),寒劲宜马;东人主(中国),和畅多人。”乃独以多人称中国,有由然矣。据统计,中国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大致在百分之二十到四十之间上下。
丙、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重心。中国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也是第一经济大国,其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在多数时间中要明显高于其人口比例,大致在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之间上下。在宋朝的西元11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例竟达到百分之八十,彼时之人口比例是百分之四十。许多证据表明(如三星堆遗址,丝绸之路等),自有史以来就存在一个世界贸易体系,至明朝甚至扩展为横跨美亚欧融大陆海洋于一体的规模,而中国一直就是这个体系的最核心枢纽。参见《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
丁、中国一直是世界科技的中心。英贝尔纳《科学之社会功能》一书云:“有史以来,大部分时间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三四个伟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此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与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中华的传统中和科技一直泽被世界,并对世界历史造成了持续的重大影响。培根说:“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其次在战争、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至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物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新工具》)据李约瑟等人的观点:构成欧洲科学、工业革命之基础技术的大部分,皆源于中国。
己、中国一直是世界学术文化中心。世界学术实有西方、印度和中华三大规范参见孟晓路《三大学术规范》一文,其中西方规范,本由二希杂凑而来(二希也是由埃及两河印度杂凑而来),演至今日,愈加离其本而失所统摄;印度规范则教道纷呈,各有内明,势如水火,不相通融。二者皆显系滞于一偏之各种方术,夷学之本色也。只有中国学术远承上古未裂道术之正统,以六艺经学为主干,诸子学术为旁支,史部集部为辅翼,后又得佛教之精髓而益圆满博大,一以贯之,得其统摄,真唯一之夏学也。夷型规范因其失本而滞于一偏,故只能消歇于内外之冲突;夏型规范则不离大本得内外之和故必可大可久也。佛教在印度终至于绝响,在中国则法流滔滔盛传不衰且转度异域,有由然矣。佛教绝于印度之后,长期在异族(先是阿拉伯人再有蒙古人后来是英国人)异教(先是回教,后来至今是科学教)统治下之以印度教为代表之印度学术,久已民间化边缘化,愈陷于颓靡,活力尽失,仅延其残喘而已。以科学教为代表的西学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牛顿麦克斯韦经典体系带来的科学教学术的黄金时代,自上世纪初早已结束,此后之西学尽在挨排中度日,今日早已经处于全面危机之中,后现代思潮就是科学教学术危机的集中表现。科学教学术统治世界也终将是一瞬间的事。故唯有中华学术一直传承不息,尽其所能滋润世界,在业力的浊流中做中流砥柱,令世道不至如江河日下。张子曰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亦大哉!
戊、中国一直是世界的政治中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天下为最优先考虑单位的文明,而且实践上也确实从有史以来就为天下安排了秩序和制度,这就是五服的天下*体系。五服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服者,事也。五服体现的是以天子所在的中国为中心的依远近亲疏而有别的朝贡事奉关系(荒服一服的设置表明五服的天下*体系的确是无外的全球性的;又,此中既有远近亲疏之别,表示此只是据乱世与升平世的制度,至太平世则应无五服之异):中国天子是天下唯一的,为天下共主,其政治合法性来源于天心民*意及久远无始的圣王传承;其余诸国之君主名分上则为天子之臣属,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政治合法性来源于中国天子之册封由此则当明了:吾师蒋庆先生所谓政治之三重合法性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并非普遍适用也。对于已经变于夏的国家(诸夏),模仿中国自在情理之中;对于未变于夏的夷狄荒远之国,其政治的合法性来源中当无历史传承之维度,因夷有变于夏之义务,而无拒夏不变之权利;若一味保守夷之野蛮传统而拒绝夏之文明教化,则非是。故于制度上亦无必要给以相应的制度安排,三院可减为两院,如英之上下院,恰合乎其夷狄政治之身份。故吾人应在蒋师思考未来中国政治之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未来天下政治的制度安排。以中华精深的政治智慧,去改变目前西方世界观及西方文明以夷充夏造成的有地球而无天下世界战国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安顿下,世界由野蛮尚力弱肉强食的无规则性丛林性存在转化为有道德礼仪的制度性人文性的天下。假如说在人口与经济甚或学术方面,印度还可以与中国竞争世界中心的地位;但在政治方面,印度则显然无能为力了。在印度的历史中,除了由佛教造成的几段短暂的统一外,陷于分崩离析是其常态;印度政治智慧都无力造成自身的统一,遑论平治天下?印度文明是度厌世机的禁欲文明,不脱自私本色,不能以天下为怀,故在政治上陷于分*裂乃顺理成章之事。又其核心经典薄伽梵歌中体现的政治观念与中国之王道思想大异其趣,由此印度政治乃出于对超越不可知之创世人格神的非理性崇拜的地方性的有断的自从回教徒在耶元十二世纪统治印度以后至今,印度精英就放弃了用印度本有的政治文明治理印度的努力,近千年来,印度的政治先是回教的,后来是科学教的,久已离开印度文明的传统;而政治是文明的最高和最关键的体现,正是从此意义上说,印度文明已经灭亡。中华则不然,虽然元清亦两亡于异族,然而大体来说,这些异族仍采用吾人本有的文教和政治文明来治理中国和天下,故迄至于辛亥鼎革,中华文明一直得以较完好的延续。此后中国在科技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全方位西化,百年来中华文明确遭受了灭顶之灾,然而近年朝野上下已是一片思归之声,其中重思儒教政治在今日的可能性是思归的最强音,以此为标志,吾人坚信,中华文明必不亡。也只有亲见中国的政治又回到了孔子的政治,吾人才会说中华文明真正复兴了。夷型政治则无疑。
由上,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天下的中心,失去中心地位百余年,今又复兴,必将重为天下的中心。
又从时间维度来看:甲、中华文明是上古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乙、中国的语言文字是世界上古惟一延续至今的语文,且中文一直是中国全民使用的惟一语文。丙、中华是世界诸文明和族群中唯一拥有上万年至今连续不断的信史的文明和族群。中华历史,自伏羲起可以准确纪世(至今约万年),自周召共和元年(西元前841年)可以精确纪年(至今两千八百五十五年)。三千余卷四千万余字的官修正史二十五史(加清史稿)详细系统地记载了自黄帝至清末五千余年天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状况。黄帝以上伏羲以下之史事,通过易经易传以及诸子加上史记汉书等典籍亦可得到相当的了解。相比之下,其余文明和族群都没有可靠的史学传统(印度欧洲等)皆无信史可言也。
故从纵横两方面,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世界历史以中华为主干。
作为现代文明发源地的西欧其实只是世界主大陆西北边缘深入海中犬牙差乎的大半岛及其近旁的几个小岛而已。这里是一片世上最为浊恶苦寒的天地,纬度偏高,巴黎49度,伦敦柏林都在50度以上(对比哈尔滨45度),冬天漫漫长夜,夏日是则无尽的白昼,昼夜极不平衡;温带海洋或大陆气候地中海气候皆非风调雨顺,加上极稀缺的阳光故令生物量稀少,甚不宜于农业。风土浊劣生存极难故令这片土地真地成了一个原罪性恶的霍布斯邦。也正是在这片最浊劣的天地里后来才癌变出了一个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教即科学教和最邪恶的文明即现代文明。生存在这片地上的日耳曼诸族,原是居于中欧,迫于来侵的匈奴人(后者是被汉武驱赶而来)的压力而辗转逃徙至此。这些无家可归流浪的蛮族在耶元五世纪灭了西罗马的皇帝,信了基*督教,在这里住了下来。这就是西欧白人的历史开端,此前没有历史。若要追究,就是在中欧森林里披兽皮茹毛饮血了。后来西欧发达了,通过编造印欧族的神话成立了世界历史的西方中心论,西欧白人给自己找了几个光荣的祖先——印度希腊罗马,其实全不沾边,全是冒认的。所以印欧族创造世界历史的西方中心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白人的真实历史就始于信耶教,从此才有了点文明。中世纪的西欧真的很悲惨,这时的欧洲确实是世界历史上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近代西人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并非厚诬。一直在各种内外的严重冲突中度日,十年有七年是饥荒,总吃不饱饭,有时教士都要吃人肉了。各个大小国家一直在为争取生存空间而混战,民不聊生。黑死病又来了持续了半个百年之久人口大减。中世纪后期的西欧简直要到自毁的地步了。这时来了转机,哥伦布利用经由阿拉伯人传过去的中国科技发现了美洲,从此开始在全球殖民。因中华科技的利用获得了较本土面积大几百倍的海外生态,全球资源象重新创世一样倾注于西方,因此迅速癌变,耶教的禁欲文明被摧毁,歪曲的中华因素加上二希因素生出了一个纵欲的近代西方文明,这个文明以夷充夏,很快主导了世界,这就是现代文明。总之西方一直在世界的边缘,机缘巧合成为世界中心也就百余年(以1840年为界),今久已显呈颓势(自一战开始,二战定局),很快将重回其边缘地位。
故总起来说,对于吾人所知的久远的世界历史而言,西方中心完全是谎言,中华主干才是真*相。

3.2
世界历史春夏秋冬周期说
人类历史并非无限进步,亦非无限退步;而是治乱相因,进退循环。故可划分为一个一个的周期,大周期中又有中小周期焉。吾人所居之小世界由成而住而坏而空循环一次称一大劫,可视为一个大周期也。住劫中,人寿自十岁增至八万四千岁称增劫,复由八万四千岁减至十岁称减劫,一增一减合为一小劫;住劫凡含二十小劫。小劫可视为中周期。一小劫中又含有若干长短不等的春夏秋冬循环,可视为小周期也,以下略称周期。吾人现在所处大劫名贤劫,现在具体位置在贤劫之住劫的第九小劫之减劫的倒数第二个春冬周期之冬的阶段。吾人所知之数千年史迹,皆在此一周期之中(因上一期之事迹多由于其末期之大乱而致湮灭故):伏羲时代(约一万年前至六七千年前)接上一周期之末而为本周期之第一阶段春;神农时代(约六七千年前至五千年前)为第二阶段夏;自黄帝(五千年前)至晚清为第三阶段秋;鸦片战争至今为第四阶段冬,冬之阶段尚未结束。第一阶段为渔猎文明(渔猎居主导),第二三阶段为农业文明(农业居主导),第四阶段为工业文明(工业居主导)。
综合春夏秋冬周期说与春秋三世说礼运大同小康说:则春当升平,夏当太大也平亦即大同礼运郑注:同犹和也平也。故大同即是太平。康有为先生礼运注亦以二者为同,秋当小康,冬当据乱也。如此则历史乃是春夏秋冬之循环,即升平、大同、小康、据乱之循环。以此即可调和三世说进步观与大同小康说退步观之间的表面冲突(古今多有学者因此以礼运篇为伪作)公羊三世说是与夷夏说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有关的义例有张三世、王鲁、异内外、自近者始诸条。公羊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据何休:所传闻世当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当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所见世当太平世无夷夏之别,远近大小若一,仅讥二名而已。以上春秋学综合了夷夏说的三世说与礼运大同小康说合起来就给吾人指出了世界历史演化的真*相:有史以来,天下大势即依如上升平、大同、小康、据乱之次序在用夏变夷与用夷变夏的一治一乱之间循环演变,也即三世说并非如近人所理解的那样是直线式的有去无回的进展,大同小康说也并非江河日下永不回头的衰退;而是螺旋式的有进有退有升有降的循环。上升期,在这正反合的多轮进退循环中,中华吞吐的范围越来越大,直至全球大同;下降期,多轮的进退震荡中,中华文化覆盖范围越来越小,直至极点又转入下一大周的上升期。这是一个中心区域不动的循环震荡模式,中国、诸夏、夷狄的范围可能每一次都不同,然而中国的核心区域基本稳定不变。故只从空间上说,中华是天下的中心和重心,若加上时间维度,则中华是世界历史的主干。
十二消息卦图
十二消息卦图以十二消息卦关联于一年之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之循环,吾人可以此表人类历史一个周期中诸因素之消长。以阴阳表夷夏势力,以冷暖表乱治又工业与农业。太阳是地球这个系统唯一的负熵来源,而植物是唯一能接收储存这些负熵的存在形式。故天生地长草木以及人类农业为世界增加秩序;而工业则为世界增加混乱也。因此乱与治、工业与农业同以冷暖表之。又,因此可持续的生产只限于采集业与传统农业以及其它以植物为基础的方式如渔猎畜牧和部分传统工业。以使用一次性资源为根本特征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必非可持续性方式。故前后项之间存在一个滞后:如四月小满纯阳,然却未到极暖之时,两月后即六月大暑始暖极;十月小雪纯阴,亦尚未到极寒之时,两月后即十二月大寒始寒极。夷夏属教化之力,为人心业力之主宰;治乱等属福报,即共业之物质表现也。前后为增上因果之关系;而据佛法,则增上因与其果之间必有一时间之滞后也。
伏羲时代紧接一场世界性的大洪水之后,这场大洪水在中印埃及苏美尔等所有古老民族的记忆中都有反映。吾人推断,上一周期即结束于此也。大洪水使上一期的人类文明遭到了毁灭,在昆仑大陆劫后余生的少数华夏人类于劫难后在伏羲的带领下重又繁衍分布于全地既然古猿都能从非洲迁往全地球,高度文明的华夏人能做到这一点必无可置疑,这就是伏羲时代华夏的大九州全球天下。洪水削弱了夷的势力,夏的势力重又主导天下。伏羲为本周期历史之开端,故被尊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正其宜也。伏羲时代接上周期的乱世毁灭之后,文明正待草创,故伏羲作易八卦及六十四卦,为六经之首中国学术之源;作网罟教民渔猎,开启渔猎文明;立九相六佐制九州按即大九州也乃将全地分为九分与黄帝唯于神州之内所布之九州不同,为华夏政治制度之始;定俪皮之礼作婚姻制度以结束混乱的男女状态。造象形文字以记事,造埙及琴瑟以养性。此阶段于上期乱世之后夏的势力迅速伸张未至其极,故为本周期的升平世春的阶段。帝王世纪载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于东方主春;所以吾人以伏羲时代当春之阶段不为无据也。本阶段之最初卦象为正月泰三阴三阳,继之以二月大壮二阴四阳、三月夬一阴五阳,正是用夏变夷的历程。天下中夷的成分继减,夏的成分继增,而与卦象相应也。春季正月由寒极而转暖,伏羲在位时亦始由大乱而初向治也。伏羲后的圣贤正在探索新的生产方式,从植物种子的采集中,原始的种植农业逐渐脱颖而出。二月三月天气继续变暖,共业中的采集、农业成分亦继续增加,至神农时由于神农的大力改进和提倡而超过了渔猎,从而进入农业文明。帝王世纪绎史等载伏羲在位百一十载,其后有女娲氏、大庭氏、葛天氏、无怀氏、混沌氏等十五氏皆袭其号,此即伏羲时代也。
神农时代接伏羲时代之后为大同夏的阶段。《帝王世纪》载:位南方主夏,故曰炎帝。作耒耜,始教民耕农。尝别草木,令人食五谷以代伏羲之命,故号神农。世纪又曰炎帝神农氏长于江水,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故神农时代与伏羲时代之最大不同,即在于生产方式之从渔猎转为农业也。作为伏羲以来夷消夏长的的结果,至神农时夏的势力达于极盛,夷的成分全消,天下为公,禅让传贤,无国界,无私产,正是大同的极盛时代;相应于卦象则四月乾卦纯阳也。本阶段的中后期,夏的势力盛极转衰,天下中夷的成分开始出现并继续增长,华夏文明已不能平等覆盖大九州的全球天下,又有诸夏与夷狄之别;相应于卦象则五月姤卦一阴生,六月遁卦二阴生。此从夷夏立教而论。若从共业中之生产方式而论,则神农初发明之新生产文明即农业文明必有一推广过程,不可能于其本人之世即达于最盛,当初夏远未到极热之时也。到此时代之终方至最盛(指农业于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达到最高值),当一年中至孟夏大暑始热极也。世纪载:神农在位百二十年,至榆罔凡八世。此即神农时代。
《帝王世纪》《绎史·黄帝纪》等载:“自神农以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黄帝受命,风后受图,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国。”故以此为根据,断定伏羲神农时代皆为中国天子的统治能力达于全球的全球体系时代;至黄帝则天子的统治能力不能及于全球,乃由全球体系转入区域体系。由黄帝开启的新时代与上一阶段的不同还有:始立国界疆域,《路史后纪一》罗注:“黄帝始分土建国。”始财产私有,易系辞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通其变,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始立田畔按即礼运以立田里之义也,畔田界,《淮南子览冥训》:“昔者黄帝治天下,田者不侵畔。”始兴兵戈征伐,帝王世纪:“神农氏衰,黄帝修德化民,诸侯归之;于是黄帝乃扰驯猛兽,与神农氏战于板泉之野,三战而克之。又征诸侯,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应龙杀之于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可见黄帝首开以征伐得天下之先例,黄帝之德不及神农伏羲,此为重要之一条。始天下为家世袭以为常,史记载自黄帝至帝尧皆同姓而异号,皆是子孙世袭也,故尧舜之让天下只是一时变例,至禹传贤不成终传子乃回到世袭家天下之常制,家天下并非自禹而始也。比照礼运之文,则大同世必于神农时代求之,黄帝已降,正小康时代也。郑玄以五帝为大同,三代为小康,颇为失察。商君书画策载:“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此足可证:历史到黄帝时发生了大变动,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故黄帝以迄晚清乃秋之阶段,又可分三段:五帝时代当七月,为前封建时代由大同道治到小康礼治的过渡阶段,各种制度尚在草创尚未成熟;三代当八月,为封建时代;秦至清末当九月,为郡县时代。七月否卦三阴三阳,天气由热极初转凉;前封建时代天下夷夏势力相当,海外区域已经夷化,国界、战争之出现标志着治极而乱之始,土地制度方面氏族集体共耕的公有制开始松动,但井田制度尚未确立;工(百工)人身份之出现更标志着工业比重之明显上升,农业地位盛极始衰。八月观卦四阴二阳,天气将继续转凉;封建时代天下中夷的势力已超过夏的势力,华夏衰弱时已面临左衽之危险。土地制度方面,半共耕半自耕的井田制从夏朝之初开始确立一直行于本期历史之中,华夏主导的区域继续收缩,天下继续向乱,工业之比重继续上升。九月剥卦五阴一阳,温度进一步下降。郡县时代夷的势力进一步超过夏的势力,华夏衰弱时先是半亡于夷狄晋末南北朝、唐末五代十国,后更全亡于外夷元清。土地制度方面,井田制破坏,土地私有得自由买卖。天下进一步混乱,工商业大幅上升,自本阶段之初即已近代化,如郡县制、土地私有制、非世袭的文官制、全国统一长期稳定的市场等,都是近代化的根本特征。宋明时此倾向愈加明显,市场经济进一步发达,工业比重与农业进一步接近,只是尚未超过,故尚为农业文明而已。从此处可见中国的历史演变并不落后,而是长期远远领先于世界其它地区。西方自文艺复兴、日本自明治维新才开始废封建而近代化。且中华是近代化的正常形态,后者则是近代化的畴形形态。就学术而论,亦合。第一段为黄帝学术时代,为道家所传承。第二段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学术时代,为儒家所传承,尧舜虽身在第一阶段,但从学术而言却为第二阶段人物。第三段为孔子学术时代,孔子实为第二段之人物而为其先声,孔子据鲁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正是结束了封建时代而开一统时代也。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注以罟取兽曰田)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显然这里孔子是将其前的历史划分为伏羲时代、神农时代、黄帝以来时代三阶段,足堪为吾人本周期春夏秋划分之依据。且划分之标准亦重在生产方式也。伏羲时代为渔猎文明,神农时代为农业文明,黄帝以来时代则农业文明盛极而衰,工业成分开始明显出现并日益增加也。引文中有关黄帝尧舜的阶段所述及者多系广义的工业之事。又,体礼运中孔子之意,盖隐以尧舜时代为大同(郑玄注大同一段文全以尧舜为例亦可证,故郑玄将大同归于五帝确失之颟顸也。因自黄帝以来久已天下为家,尧舜之让天下只是一时变例,正义以为家天下自禹始,遂致谬种流传),三代之英为小康,自所处春秋时代为乱世(按:康有为先生礼运注曰孔子以民*主之治,祖述尧舜,君主之治,宪章文武。然周亡于幽厉,平王夷为列国,王迹已熄,天下不康,遂为乱世。亦此意也);系依治乱小型现象而论之也。若以吾人周期之大视野观之,三者皆在秋之阶段,在此角度下,尧舜时代只是小康时代中上古大同之风的某种短暂复兴阶段,未可就视为大同时代本身也。以上系辞之论历史,正系在此大视野下而论之也,故将黄帝与尧舜皆视为同一个时代。且是隐将三代亦归入此一时代,因文中孔子并没有将三代作为一个单独的时代提出来,故知是将其归入黄帝以来时代也。又,康有为先生《礼运注序》云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別其治乱兴衰,总皆小康之世也。故吾人以黄帝迄晚清皆小康世为不差。

以鸦片战争为天下易主夷夏易位之标志,西方外夷此后很快建立全球殖民体系,中国藩国尽失,自身且不保,天下暂为西夷主导之天下,夷的势力达于极盛而夏近亡,从此进入本大周期的冬的阶段。冬于五行属水配北方,故本阶段乃由实来自北方英国国土分布在北纬五十度到六十度之间的西夷主导世界,又是以海洋宰制大陆的时代;冬必去春必来,春于五行属木配东方;故知这个西夷主导世界以海洋宰制大陆的时代终将过去,世界将迎来由华夏主导世界的大陆海洋一体的新时代四阶段与四方之关系,于春夏之夏为主的阶段,方位在中国内部论,于秋冬之夷为主的阶段,方位以中国为原点在中国外部论。故伏羲神农之都城一在中国东部,一在中国南部;而秋之阶段,中国大多是受来自西方的夷狄所威胁;冬的阶段则由来自北方的西夷主导世界。本阶段最大之特征即世界进入工业文明(工业比重超过农业而为经济之主体)时代,按:周礼冬官司空主百工工业之事,郑《目录》云:“象冬所立官也。是官名司空者,冬闭藏万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立家,使民无空者也。故吾人以今之工业文明时代配属于冬季,于此处乃得一证。地球亦迎来前所未有的混乱与危险。故称据乱世,极相宜也。本阶段亦可分三段;第一阶段鸦片战争迄二战为英国主导世界的阶段,当十月;十月极阴,斯时夷的势力即西方势力亦达于极盛,夏的势力极衰微,西方建立起了世界殖民体系,多数亚非拉国家包括印度在内已经亡国,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然十月远未到极寒之时,仅是寒之始而已,世界之工业化与混乱亦仅方才开始也;第二阶段二战迄不久将来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之前为美国主导世界之阶段,卦象上一阳来复,夷的势力盛极转衰,夏的势力开始伸张,西方的世界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中国走上SHZY道路,民*国以来中国一直在试图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资本主义正中华之全然背道的反面,SHZY则含有中华因素,故民*国时代可谓夷化已极,新中国建立则是夏初回而一阳生也。成为世界一极;十一月之温度继续下降,世界之工业化程度与混乱亦继续增加。第三阶段自中国经济超过美国迄中国建立全球朝贡体系为多极世界之阶段,卦象为二阳四阴,此时夷的势力继续衰弱,夏的势力继续增长,然世界之夷夏对比仍不脱夷多夏少;二战以来的美国霸权体系崩溃了,中国在此阶段致力于复兴以往的朝贡体系,夷的势力亦收缩为两三个区域集团,世界失去了主宰暂处于多极时代。十二月已是大寒寒极之时,斯阶段之世界亦到工业化程度最深范围最广因而也是最混乱最危险的关头。此阶段极有可能结束于一场巨大的天灾或者战争,其结果是夷夏势力的重新易位,中国建立起了全球朝贡体系,重回世界的权利中心。从此则转入下一周期。
春升平世:自中国全球朝贡体系建立至大同前。春三月卦象为泰三阴三阳、大壮二阴四阳、夬一阴五阳。这是天下用夏变夷的历程,夏的文明教化进一步普及于世界,夷的文化进一步萎缩。立春之后,寒极而向暖,中国由于已经建立全方位的全球权力,故有条件带领世界走出工业化。即停止工业的增长,进而缩减之,农业则由石油农业转向生态农业,直至健康可持续性的农业重又居经济的主体地位。在中国的引领下,世界也就走出了混乱与危险,重新走向和谐与治理。此阶段之始,世界进入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学术全面的去现代化过程。政治文化学术的去现代化从上周期冬的二段之末已经开始,至此科技经济的去现代化方有条件实施。
夏大同世:夏三月,四月乾卦纯阳,用夏变夷至此而极,天下夏势力达于极盛,夷势力全消,远近大小若一,没有了民族国界,天下为平等纯一的华夏文明。五月姤卦一阴生,六月遁卦二阴生,此后天下中的荒远之地,又开始出现夷化,夏的势力盛极而衰,夷的势力开始增长。夏季天气继续变暖,至六月大暑热极。大约自本阶段之始,健康可持续性的生态农业超过了工业成为经济的主体,从而工业文明结束,世界重回农业文明。此后农业的比重继续提高,至本阶段之末,达到最盛。工商业之萎缩大大减少了全球交通,不断加深的农业化使地球上各地方人们的生活日益变得封闭,这也是本阶段出现夷化的一个原因。
秋小康世:秋三月,七月否卦三阴三阳,八月观卦四阴二阳,九月剥卦五阴一阳;此是天下用夷变夏的过程。夷化继续增长之结果,此阶段之初中国之权力始不能及于全球,荒极之国始不来朝,至此,全球朝贡体系不能维持而降为区域朝贡体系。并且大同时代所无的诸多事物如国界、战争、私有制等又重新登上舞台。秋初为热极向凉之时,业力的变化又使
农业盛极转衰,工商业又呈上升之势;天下亦治极而乱,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无序度在此阶段一天天高起来。
冬据乱世:作为秋阶段工商业上升之结果,在本阶段之初,工业重又超过农业而成为经济的主体,工业文明死灰复燃,因此,世界又到了混乱危险的阶段,即据乱世。此一据乱与以往不同,因处于本减劫之最末,故其混乱与灾难亦至于极也。工业化或如上期,亦发端兴起于北方苦寒之西欧,由此处为策源地而迅速席卷全球,从而西夷又僭越为天下的主宰。西夷此次主宰天下,就令世界末日真得到来了。据佛经之预言,本阶段当遇三灾:人寿三十岁时有饥灾或由过度的工业导致气候系统崩溃而致农业无收也为时七年七月七日,人类饿死殆半,余生者起下品忏悔;人寿二十岁时有病灾或系人造瘟疫,为时七月七日,人类病死十九,余生者起中品忏悔;人寿十岁时有刀灾或即是核战争也,为时七日,人类死亡殆尽,仅余万人,余生者起上品忏悔;从而结束减劫转入下小劫之增劫。十月纯阴,夷势力极盛,表人心陷溺已至其极也。十一月一阳来复,夏的势力初回,正表饥灾后人类能起下品忏悔也。十二月二阳来复,夏的势力继增,所以表病灾后人类之起中品忏悔也。至下年正月,三阴三阳,表刀灾后人人起上品忏悔,从而结束本周期以及本小劫,转入下小劫之初也。十月初寒,灾难较轻;十一月寒冷增加,病灾较饥灾为深重。十二月寒极,灾难亦至其极。故人心业力与共业灾祸之间依然如前有同样的滞后关系也:即人心业力之恶已极之时,所遭灾难却较轻;及至人心业力已然二度转佳,却迎来最重之灾也。
周期之概念令吾人拥有了以过去现在预测未来的有力框架,这对吾人设计未来的行动方案极有帮助。即合理的无论长期短期的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学术策略都必然基于对未来的准确预测,只凭主观愿望加上臆断得来的方案肯定是要失败的。
吾人所处的历史位置正当本期之末而近下期之始也。乃一大变动之时也

3.3
世界文明根干图
世界上周期乃庄子所说的未裂大全的道术文明。其缘起说系非人格性本体(正)与人格神本体(反)的统一中道(合)。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各承继了此道术的的一分而皆未得其全:中华得其正,为非人格本体(即本性)的文明,即见性文明也。印度得其反,为人格神文明之祖,雪山以西所有文明印度文明与泛西洋文明埃及两河希罗犹太耶教回教及美洲文明皆是人格神之文明也。也可以说夷型文明大多是人格神文明也。因夷型文明乃基于欲望状态而来,欲望状态就是有对有我的内外割裂状态,以有对之我看世界,永远有外,即知识所不及之处,于是这个永远的外就被设定为外在超越于此世界以完全不可测知方式创世并主宰世界的人格神。故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之正统,印度文明泛西洋文明等都是旁支。

注1:白色无阴影表活着的文明,实线阴影表已死去的文明,虚线阴影表半死去的文明。
2:右边部分引线繁杂,亦可看出西洋文明构成因素之杂乱无章。
3:东正教与希罗间无线隔断,表东正教与希罗文明一脉无断。
4:近代西欧与希罗间有一横线,中有一小口。表只有耶教传下来了,其余则断矣。

世界文明干枝图
国学复兴 文化传承 兼容并包 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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