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别号浮山愚者等,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1611),死于清圣祖康熙十年(1671),安徽桐城人。方氏家族有研究周易的传统,他的名字即取于《周易大传▪系辞上》“卦之德方以知”。 方以智的家族与东林党有很深的关系,他自己在青年时也曾积极参加复社的政治活动,每与友人相聚,共愤国事,慷慨 呜咽,拔剑砍地。崇祯时曾担任翰林检讨,明亡后在梧州出家,始终不与清廷合作。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上,方以智是一位十分独特的人物。他所活动的时代,也正是西学通过传教士输入中国的时代。方以智与一些传教士交往甚密,对当时输入的西学十分熟悉,他大胆地提出要“借远西为郯子”,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方以智学问十分渊博,广泛涉猎过天文、地学、算学、医学以及传统的经学、文学、音韵学等多种学科。他的名著《物理小识》辑录了 各种学科的大量知识,似乎是为了编成一部百科全书所作的笔记准备。他的著作形式也颇具特色,如《东西均》一书,与经典注 释、语录汇编、心得集录、论学问答等传统哲学著作体例完全不同,而是一部系统、完整、严密的自著的哲学著作。他的学说也一脱明儒重伦理心性的老套,他在精神和气质上十分接近于西方的所谓哲学家。 一、“充一切虑,贯一切实” 方以智继承了《周易大传·序卦》中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具体现象都是“物”,他说:“盈天地问皆物也。……器固物也,心一物也。”(《物理小识,自序》)他认为天、地、人都是“物’,而“物”又都是由气所构成的。他说:“一切物皆气所为也, 空皆气所实也。”(《物理小识·天类》卷一《天类》)“虚固是气,实物亦气所凝成者。’(《物理小识·天类》卷一)他指出一切空间都充满了气,气与空间是不能分割的。列星、山川、草木、动物都是气化凝结所成的不同形态。 方以智进而指出:“气则微矣。然冬呵出口,其气如烟。人立日中,头上蒸畝,影腾在地。考钟伐鼓,窗棂之纸皆动,则气之为质,固可见也。充一切虚,贯一切实,更何疑焉。”(《物理小识·天类》卷一)。 “充一切虚”是指充满整个虚空,没有间断、没有空隙,“贯一切实”是指渗透到一切有形实体内部,这显然是从宏观和微观不同方面强调气是一种连续存在的物质。正是由于他对气抱有连续性的理解,所以他不仅把水汽的转化,而且把声波的振动传递现象都作为气的普遍存在的证明。 二、“物有则,空亦有则” 方以智的思想在哲学上仍是气的一元论。依照这种观点看来,宇宙中并不存在着什么脱离物质的绝对空间,虚空充满了气,它是气的一种存在形式。这是继承了张载以来的气的学说。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一切物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物 有则,空亦有则。以费知隐,丝毫不爽,其则也,理之可征者也。”(《物理小识▪天类》卷一)既然空间充满了物质性的气,物质与空间必然都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可以通过现象加以验证,是可知的。“物有则,空亦有则”表明物质和空间是不可分割的、受同一规律支配的有统一性的实在。 三、“独性各别,公性则一” 统一与差别,共性和个性,这是唯气论者在解说世界的统一性时必须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方以智说:“气行于天曰五运,产于地曰五材,七曜列星,其精在天,其散在地,故为山为川,为鳞羽毛介草木之物,声色臭味,别其端几。黄帝论人,亦以五五约之,正谓独性各别,而公性则一。”(《物理小识·总论》)“独性”指每一事物特有的属性,“公性”指事物共同具有的属性。方以智认为,天地广大,万物繁多,究其实而言,都是气的变化的不同具体形态。具体形态不同,其属性也就有差别。每一事物都有自己特殊的规定性。但是由于所有这些具体形态的事物又都是一气所化,这就决定了它们又具有共同的属性,“公性则一”表明万物是具有统一性的。“独性各别”表明万物属性又是 互有差别的。 四、“宇中有宙,宙中有宇” 古人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后来的人多以“宇宙”联用,而讨论宇和宙的问题的哲学家寥寥无几。方以智提出宇宙问题的新见解:“以推移之宙消贪心,以规矩之宇辨物则,而一万俱毕矣,去者已去,来者未来,今又逝也,贪执何为?……灼然宙轮于宇,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春夏秋冬之旋轮,即列于五方之旁罗盘,而析几类应,孰能逃哉?”(《物理小识▪占候类》卷二)这是说,宙指时间,其特点是“推移”,即流逝不断。宇指空间,具有几何性质。“宙轮于宇”是指时间在空间中不断流转,未来变为现在,现在转为过去,方以智认为,空间与时间是不能分割的,空间中有时间(“宇中有宙”),时间中有空间(“宙中有宇”),时间和空间互相作用,互相联系,甚至可以互相转化。方以智的这个思想十分精到,可惜未能加以深入发挥。 五、“气、形、光、声四几” 在吸取了大量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当时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知识之后,方以智更为明确地用气来解释声、光等物理现象, 从而进-步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唯气论。他说:“气凝为形,发为光声,犹有未凝形之空气与之摩荡嘘吸。故形之用止于其分,而 光声之用常溢其余,气无空隙,互相转应也。”(《物理小识·天类,卷一)又说:“气凝为形,蕴发为光,窍激为声,皆气也。而未凝未发未激之气尚多,故概举气、形、光、声为四几焉。”(《物理小识·天类》卷一)这个思想是说,从统一的观点来看,气是宇宙的物质基础,但就气的表现和存在形态说,自然界的物质现象可以分为四种,这就是气、形、光、声这里“形”指气所凝成的固定形体,“气”指尚未凝结为固定形体的气。“形”是固定的,因而其作用限于与形体直接发生接触的范围,是有限的。而光、声、气三者都是连续无间,弥满充塞,它的相互作用和变化也就是无限的了。方以智强调,气凝结为形体,充蕴而发出光,振动而发出声,以及未凝未发未激的气,这是自然界四种最基本的物质存在形态。“几”在中国哲学中包含着微妙运动的意义。方以智称形、光、声及未凝之气为“四几”,也就是说,他认为气的这四种基本存在状态也是四种基本的运动形式,换言之,他似乎推测到不同的物质现象不过是物质的不同的运动形式,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的。恩格斯也指出过,自然界的质的差别常是基于运动的不同形式①,所以,方以智用这个“几”字,包含有深刻的含义。 六、反 因 在方以智的哲学体系中十分自觉地贯彻了他的方法,他的方法的基本点就是重视对立与统一的相互关系。 “反”即相反,指矛盾对立;“因”即相成,指相互依存。“反因”也称“相反相因”,指一切矛盾的对立面又同时相互连接,相互依存。他指出:“吾尝言天地间之至理,凡相因者皆极相反。”(《东西均·反因》)方以智指出,宇宙间普遍存在着矛盾对立的现象,昼夜、水火、男女、生克、刚柔、清浊、明暗、虚实、有无、形气、道器、真妄、顺逆、安危、劳逸等等,都是“相反”的。自然界和人的生活充满了矛盾。他举例说,人的走路也是矛盾,步行的每一步都是既有所取而又有所舍。恩格斯曾指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 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也是矛盾②。在这一点上方以智显示出他对生活的深刻的辩证观察。 “相反”的东西不仅是“对待”的,而且是“相因”的,雌雄异形而为牝牡交感,水湿火燥而民用不离,刚柔相分而律品协和,相反的东西无不同时又是相成的。他断言:“所谓相反相因者,相抹相胜而相成也。”“……相害者乃并育也,相悖者乃并行也。”(《东西均,反因》)把对立面的关系仅仅看作是绝对互相排斥的、没有联系的,是所谓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按照方以智的思想,对立的两极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的彼此对立一样,它们也彼此渗透、联系。对立之所以对立,正是由于它们 同时又有统一的关联。方以智还认为,正是由于对立,才有运动,才有发展。 在方以智看来,对立面的相反相因,同时包含着矛盾的相互转化:“雨露而霜雪,春生而秋杀。吉凶祸福,皆相倚伏,生 死之几,能死则生,狥生则死,静沉动浮,理自冰炭,而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静极必动,动极必静,有一必有二,二本于一,岂非天地间之至相反者,本同处于一原乎哉?”(《东西均·反因》)正像春生转化为秋杀,秋杀又转化为春生一样,生与死,吉与凶,福与祸,动与静无不互相渗透,互相包含,互相转化,把转化看成是事物对立面的同一性(一)的重要内容,这是方以智辩证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 “危之乃安,亡之乃存,劳之乃逸,屈之乃伸”(《东西均·反因,),方以智关于“反’o因”的思想,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辩证转化论,深刻阐明了辩证法的相反相成的原理。事物的转化不仅表现为物极而反的自然过程;在人类社会中人们可以自觉运用这一原理,从反面入手,以危求安,以劳求逸。方以智这些思想和古代辩证法大家们一样,基于他们对自然过程的深刻观察和对社会生活的高度总结,体现了相当深遽的哲学智慧。恩格斯曾指出,辩证法不是把范畴看成固定的、僵死的对立,而 是强调对立面的渗透和转化,在辩证法看来,一极作为胚胎存在于另一极之中,一极到了一定点就转化为另一极,世界就是 在对立中发展起来的③。遗憾的是恩格斯对中国古典哲学了解甚少,否则,他就不会仅仅提出佛教徒和希腊人作为古代辩证 思维的代表了。整个世界对于方以智以及其他中国古代许多辩证论者们,正如同对于黑格尔一样,是“一首辩证法的诗”。 七、“圆∴ 三 点” 方以智还进一步讨论了绝对与相对的问题,他提出,在一切对立之上存在着一种超越对立的绝对。他说:“因对待谓之反因,无对待谓之大因。然今所谓无对待之法,与所谓一切对待之法,亦相对反因者也,但进一层耳。……有天、地对待之天,有不可对待之天。有阴、阳对待之阳,有不落阴、阳之阳,有善、恶对待之善,有不落善、恶之善,故曰:真天统天、地,真阳统阴、阳,真一统万、一,太无统有、无,至善统善、恶。‘统’也者,‘贯’也。谓之超可也,谓之‘化’可也,谓之‘塞’可也,谓之‘无’可也。无对待在对待中,然不可不亲见此无对待者也。”(《东西均·反因》 )“有对待”指一切相反相因的对立面,“无对待”指不与任何具体的东西构成反因关系的绝对。按照这里所说,从本体论上看,现象世界是相反相因的,本体则是超越任何对立的。 从方法*论上看,在各种相对的认识之上还有超越任何对立的绝对真理。如天与地相对待,但还有不与地相对的“天”;善与恶 相对待,还有不与恶对立的“善”。这一点显然是形而上学的。 但是方以智又认为,这个被称作“大因”的无对待的绝对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具体事物之外的另一种客体,这个超对待的绝 对就寓于一切对待的事物之中,通过对待的东西表现自己,也就是说,在他的理解中,绝对是存在和贯穿于相对之中。他甚 至也承认,从更高的层次上看,绝对的“大因”与一切相对的“反因”也是一种相反相因的关系。这无异于说,绝对在一定意义 上也是相对的.这些思想也包含有某些对绝对和相对关系的辩证的理解。 这种无对待统有对待、绝对统相对的关系方以智也常用圆∴三点”(∴读作伊)来表示。“圆∴三点”的下面二点即表示相反相因的对立面,上面的一点就是统相对而又贯于相对之中的绝对。方以智强调,画成∴三点是设象不得不然,在实际上,上一点并不独*立存在,它是贯穿在下两点之中的。 为了强调“圆∴三点”作为认识方法的意义,方以智还提出统、泯、随的说法。“泯”表示反面的真理,“随”表示正面的真理,而泯、随还只是相反相因的相对真理,绝对真理是“统”,它把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超越了相对。换言之,在他看来,泯、随代表着认识中的正负两极,都有片面性,只有把对立起,认识综合起来,贯通起来,人才能从相对进入到绝对。换言之,方以智的这些思想一方面表现了他的三教合一的思想,另一面也表明他对绝对和相对的关系作了比前人更为深入的探讨。 八、“交、轮、几” 方以智还提出“交、轮、几”的观念。他说:“交以虚实,轮续前后,而通虚实,轮续前后,而通虚实前后者曰贯,贯难状而言其几。”(《东西均·三徵》)又说:“交也者,合二而一也,轮也者,首尾相衔也。凡有动静往来,,无不交轮。则真常贯合于几,可徵矣。”(《东西均·三徵》)“交”指一切对立面的相交,即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轮”指对立面相互推移,往复更替,连续不断。在方以智看来,“交”和“轮”使对立面结合为联系的统一体,成为一个不息的运动过程。 方以智更注意“几’;几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周易大传·系辞下》说:“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以几指运动开始的状态,在哲学上指运动的根源。方以智认为,由几可以认识宇宙的绝对本体,在方以智看来,作为运动根源的“几”,既不是动,也不是静;既不是虚,也不是实;既不是前,也不是后,然而“几”又不间断地发挥它的作用,正是这种不息不已的“几”使对立面相交、轮续。方以智认为,整个宇宙就是处在这样一种(“交”“轮”为经纬的过程,在这样一个永恒过程中,消融了一切具体的差别,人如能认识这一点,也就认识了绝对真理。 方以智的交、轮、几思想既有辩证法,又有形而上学,我们应当剔除他的形而上学,吸取他的辩证思维成果。 九、“质测”与“通几” 传统的中国学术有不同的分法。方以智将学术区别为‘质测”、“通几”、“宰理”三类。他说:“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徵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物理小识·自序》)又说:“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音声、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也,皆物理也。专言治教,则宰理也。专言通几,则所以为物之至理也。”(《通雅》卷首三)“质”指具体实物,“测”即考察研究,“质测”就是对一切具体的实物进行研究,以了解其中内在的规律。“通”是通观,“几”指深奥的原理,“通几”就是研究整个世界普遍而根本之原理。“质测”是考究具体事物之“故”,“通几”是要了解并贯通天地万物之一“故”,宰理则是指研究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学问。可见,方以智所说的“质测之学”即实证科学,“通几之学”即哲学,“窜理之学”即社会科学,这个分法十分渡近于近代的学术划分。方以智还强调,实证科学是哲学研究的基础,“质测即藏通几者也”,忽视实证科学,与实证科学相脱离的哲学就会陷于空虚。仅仅重视实证科学,反对进…步作哲学思考,同样有弊病,他认为两者的研究应当接合起来。 在宋明理学中,程朱一派主张格物以穷理,他们所说的格物虽然包括具体地研究事物之理,但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为自然 科学研究确立地位。在程朱理学中,对具体事物的考察是从属于对天理的认识的,也是作为体认天理的手段。在陆、王心学 中,则反对研究具体事物,注重在自己的心性上作工夫。方以智的思想表明,他是理学以外的独*立思想家,“质测”的提出, 是从根本上确立了自然科学作为独*立的基本学问的存在权利,要求把自然科学从旧学术中完全独*立出来。这个思想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的总论中说:“智每因邵蔡为嚆矢,徵河洛之通符,借远西为郯子,申禹周之矩积”(邵蔡指邵雍 蔡沈,河洛指河图洛书,郯子是春秋时人,孔子曾问于郯子。禹周指夏禹周公,传说古代算学与禹周有关)。意思是他要以古代 的博学者为师,广泛吸收中国和外国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其他一切知识,以博古通今。他的这几句话,明显地表露出他对知识的密 切追求。他的那种对于知识的热爱和追求,那种对摒弃知识的学说的憎恶和鄙夷,那种追求知识而不顾一切的勇气,那种博 采万力的宏大胸怀,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几乎与他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don,1561-1626)。总使人觉得, 他的“因、徵、借、申”的豪言,与“知识就是力量的”壮语,表达的是同一种对新的科学的召唤。 7 e% G* b6 T, S7 ?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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