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春秋左传》导读

乾坤客

作者：胡安顺

一、春秋

《诗》、《书》、《礼》、《乐》、《易》、《春秋》被称为六经，即六部经典著作，此说最早见于《庄子•天运》和《礼记•经解》，其中《春秋》为春秋时期鲁国的史书，据说后来经过了孔子的修订，故上升到经书的地位。在春秋时期，除鲁国的史书称作《春秋》外，其他一些国家的史书也多称作《春秋》，如《墨子•明鬼篇》所提到的“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不过有少数国家的史书则采用了另外的名称，如《孟子•离娄下》提到晋国的史书称《乘》，楚国的史书称《梼杌》。

（一）《春秋》的作者

关于《春秋》的作者有两种对立的说法：一种认为《春秋》是孔子据鲁史修成，另一种认为《春秋》非孔子所修，而是鲁国的旧史。孔子所修说见于《孟子》、《左传》、《公羊传》、《史记》、司马迁《报任安书》、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等较早的文献：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是会（指僖公二十八年冬温之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自齐。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左传•成公十四年》）

十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春秋•昭公十二年》）

“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某（某，一本作丘）有罪焉尔（其文辞若有不当，则是我孔丘有罪了）。（《公羊传•昭公十二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春秋•哀公十四年》）

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五帝、五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月，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史记•三代世表序》）

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於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以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史记•儒林列传》）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

是后或力征，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霸，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霸主，文武所襃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报任安书》）

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尊周公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语见《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

由于以上几种文献在古代典籍中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史记》作为一种信史的权威地位，故孔子修《春秋》说为历代多数学者所信从，今人范文瀾（《中国通史》）、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卫聚贤（《古史研究》）、苏渊雷（《读春秋及三传札记》）及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等学者亦均持是说不疑。持《春秋》非孔子所修说的学者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都是少数派。第一个对孔子修《春秋》发生怀疑的学者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其说见《史通•惑经》）。北宋时期，王安石曾讥《春秋》为“断烂朝报”（说见《宋史•王安石传》《宋史•王安石传》：“（安石）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孙觉《春秋经解•周麟之跋》、陆佃《陶山集•卷十二答崔子方书》）。既然视为“断烂朝报”，则自然不会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近、现代持是说的学者可以顾颉刚、钱玄同和杨伯峻先生为代表。顾氏的观点见于《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钱氏通过古文字与“孔壁古文经”的对比否定了孔子与六经的联系，他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钱玄同文集》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说：

我近来取甲骨刻辞及殷周两代之钟鼎款识与《三体石经》中之“古文”相较，更瞭然于“孔壁古文经”中之字体（《三体石经》中“古文”即系根据“孔壁古文经”者），一部分是依傍小篆而略变其体势，一部分是采取六国破体省写之字，总之决非殷周之真古字。由此更知“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之为谰言；而“孔壁古文经”本无此物，全是刘歆的伪造，实为颠扑不破之论也。

仅凭个人对甲骨文、殷周金文与《三体石经》中古文的比较即肯定“孔壁古文经”全都是刘歆的伪造，这种说法未免太武断了。杨氏在《春秋》（收入《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版。）一文和《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1990年版。）中均对《春秋》为孔子作的说法进行了否定，其证据主要有三：

1、《公羊传》、《穀梁传》经*文都在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记“庚子，孔子生”，《左传》经*文于哀公十六年记“夏四月已丑，孔丘卒”。孔子不可能写自己某日死，也不会写自己某日生。

2、《春秋》的笔调前后不一致，这说明其体例不统一。例如隐公、桓公时，无论是盟会还是统军作战，《春秋》都不写外国卿大夫的姓名，但从庄公二十二年开始，《春秋》于结盟时会写出外国卿大夫的姓名，从文公八年开始，《春秋》于盟会时同时会写出鲁国和外国卿大夫的姓名。又如僖公以前，《春秋》多称某国君为某人，不称某侯，僖公以后，仅秦、楚两国之君偶称“秦人”、“楚人”，宣公五年后，所有诸侯均不称“人”而称“爵”，如“秦伯”、“楚子”等。

3、前人说孔丘著《春秋》意在“寓褒贬，别善恶”，实际上并非如此，太史有死者，有继承者，因此书法各不相同。古本《竹书纪年》是晋国、魏国的历史文献，其所记与《春秋》同，如“陨石于宋五”一语两书所记无异，这说明当时宋国把观察到的天象通报给各国诸侯，各国史官记了下来，何尝是孔丘的笔墨？

至于《春秋》的作者到底是谁，杨氏在《春秋》一文中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认为，孔子教学生，不能不教他们近代和现代史，《春秋》一书，孔子不过曾用它作过教本罢了。《春秋》本是鲁国官书，由此传到民间，由孔门弟子传述下来，孔门弟子或者加上孔子生的年月日，或者加上孔子死的年月日，以此作为纪念而已。

杨氏在《春秋》一文中否定孔子作《春秋》的主要根据是书法，属于内证。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杨氏同时举了一些外证，如其中一条说：据《史记•孔子世家》，孔丘作《春秋》的动机起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之后，而孔丘于二年后即病逝，以过了七十岁高龄的老翁用两年时间未必能完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又如其中另一条说：《论语》作为记载孔丘和他的弟子言行的书，却没有一个字提到《春秋》，更没有提到孔子修《春秋》。杨氏所举的证据固然不少，但要推*翻孔子作的说法应该说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因为杨氏提出的问题多数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例如杨氏所说的《公羊传》、《穀梁传》襄公二十一年经*文“孔子生”一语，《左传》该年经*文并无此语，前人（唐徐彦、杨士勋）早已指出此语属《公羊传》、《穀梁传》追记的传文，而非经*文。至于《左传》经*文哀公十六年关于孔子卒的记载也不难解释。《左传》哀公十五、十六年的经*文历来都认为是后人的续作，故十六年所记“孔丘卒”一语实际和孔子没有关系。

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与其否定孔子修《春秋》，不如肯定孔子修《春秋》，因为毕竟有多种较早的文献记载了孔子修《春秋》之事，虽然有矛盾疏漏之处，但基本事实是一致的。沈玉成在《春秋左传学史稿》中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较充分的肯定意见，兹将其证据撮要说明如下：

第一，孟子上距孔子之卒仅一百多年，而且他是孔子学生子思的再传弟子，孔子作《春秋》对孟子来说只是近代史，故《孟子》所载必有根据，不至于向壁虚造。

第二，非儒家学派对《春秋》也有记载，如《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易》、《春秋》六经。’”《韩非子•内储说上》：“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何为记此？’”鲁哀公向孔子提出这样的问题，不难窥见孔子和《春秋》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又，《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晋文公攻原，与大夫期十日，十日而不下，罢兵而去。卫人降晋文公。“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这段记载多少透露出孔子和史官、史记有关的迹象。

第三，通过一些文献记载与今本《春秋》的比较，可以看出孔子笔削《鲁春秋》的痕迹。例如，《公羊传》庄公七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今本三传经*文都作“星陨如雨”。《不修春秋》显然就是《孟子》所说的“鲁之《春秋》”、司马迁所说的“史记”，即鲁国的国史，经过君子（即孔子）“修”了以后才变成今本《春秋》“星陨如雨”四个字。又如，《礼记•坊记》：“未没丧，不称君，示民不争也。故《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这条今本《春秋》记作“冬十月，……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僖公九年）、“春王正月，……晋里克弑其君卓”（僖公十年）。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今本《春秋》经过了笔削加工，这个笔削者，孔子应该是一个适当的人物。

第四，《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经*文记载此年十一月“孔子生”，《穀梁传》则记作十月庚子“孔子生”。《左传》哀公十六年经*文记载“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孔子作《春秋》不可能记自己的生卒年，这是《春秋》非孔子作之说的证据之一。《公》、《穀》二传的经*文原出经师口授，“孔子生”这三个字的记载必非经*文原有而系窜入，《左传》经*文即无此三字可证。至于《左传》哀十五、十六年的经*文，历来就称之为“续经”，并非《春秋》原文，“孔丘卒”自然也是《左传》作者所记。

“公、侯、伯、子男”四等爵之说始见于《孟子•万章下》，现代的研究者据金文和其他典籍，认为这种严格的区别在《孟子》以前并不存在，可是在《春秋》中却同样严格区分，如“宋公”、“齐侯”、“晋侯”、“郑伯”、“楚子”、“许男”，丝毫没有错乱，可见《春秋》笔削者生活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

（二）《春秋》的价值及其书法

《春秋》一书相当于大事年表，共一万六千余字，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据《春秋左传》）共244年（据《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均止于鲁哀公十四年，故一说为242年）间发生在鲁国及其他各国中的重要事件。其记事体例为编年体，即以鲁国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位君主在位的先后序次记事，年分季、季分月、月分日、日系事，秩然有序，一年之中可见各国之大事。

前人对《春秋》的评价极高，认为其具有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更兴旧典，宣扬王道，劝善抑恶，维护周礼的重要作用。《左传》称其文：“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成公十四年）晋杜预认为：“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尊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春秋左氏传序》）唐孔颖达指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则必尽其敬，戎则不加无罪，盟会协于礼，兴动顺其节，失则贬其恶，得在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为皇王之明鉴也。”（《春秋正义序》）唐刘知几从史学的角度亦盛赞《春秋》“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史通•六家》）

抛开历代经师加在《春秋》上的过度溢美之辞不论，应该肯定《春秋》是一部具有重要史学价值的著作。首先，它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典籍，开创了编年体的史书体例。其次，它记载了春秋时期发生在我国的自然现象，是研究古代自然、地理的宝贵资料，内容涉及到日食、月食、陨石、水灾、旱灾、虫灾、地震等，例如全书*记载日食达三十六次之多，其中三十三次与现代天文学的推算完全相同。又如庄公七年所记“星陨如雨”和文公十四年所记“有星孛入于北斗”二事是世界文献中关于天琴星座流星雨和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再其次，它记载了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研究春秋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如根据《春秋》的记载，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这使我们了解到当时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各国兼并战争的剧烈性。又如《春秋》记载：鲁国于宣公十五年实行“初税亩”制度，于成公元年实行“作兵甲”制度，于襄公十一年实行“作三军”制度，这些均反映了鲁国这一时期在政治、军事、经济体制方面的重大变革。第四，它记载了春秋时期的盟会、外交、礼仪、通婚等社会现象，使我们从中了解到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重要活动。第五，它制定了一套相对严密系统的记事原则，这些原则及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对后代史学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于《春秋》的记事条例，前人有《春秋》书法之说。所谓《春秋》书法，是指《春秋》的记事遵循着一定的原则，例如《春秋•隐公七年》：

（七年春，王三月，）滕侯卒。

《左传•隐公七年》指出：“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告终称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根据《左传》的解释，《春秋》对于他国国君之卒的记载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凡与鲁国有同盟关系者则书其名，否则则不书其名。上例中未书滕君之名，说明当时滕与鲁未建立同盟关系。书名的例子如《春秋•隐公三年》：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春秋》书法除遵循一定的记事原则外，前人还以为《春秋》的字里行间表现着对人物或事件的褒贬之义，借以达到惩戒后人的目的，此所谓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例如《春秋•宣公四年》：

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

《左传•宣公四年》：“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根据《左传》的解释，《春秋》在上句话中点了郑大夫“公子归生”及郑灵公“夷”的名，这样的用词表明《春秋》作者认为弑君事件中的臣为有罪之臣，君为无道之君，通过点名的形式以示贬斥之义。

《春秋》书法，前人多以为是孔子修订《春秋》时制定并使用，旨在体现圣人的微言大义。最早指出《春秋》书法的学者是东汉人何休，他在《春秋公羊注疏序》中说：“往者略以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西晋杜预著《春秋释例》一书对《春秋》书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他认为《春秋》的书法多被《左传》所发明，《左传》中以“凡”字起头的语句均属对《春秋》书法的揭示（如上例）。根据杜预的统计，《左传》中用“凡”的语句共五十处，即所谓“五十凡”。

《春秋》是否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严密书法？是否每一字都寓有褒义或贬义？这是《春秋》学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汉代及汉代以后的学者多数都坚信《春秋》书法的存在，他们往往把探讨《春秋》书法阐释圣人微言大义作为研究《春秋》的最高目标，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春秋》书法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怀疑或否定，这些学者如唐孔颖达、宋苏轼、郑樵、朱熹、元吴澄、程端学、清朱鹤龄、顾炎武、顾栋高等人。其中代表性的说法如：

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者也。（郑樵《春秋考•自述》）

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此之谓欺人之学。（郑樵《通志•灾祥略》）

《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吴楚，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朱子五经语类•卷十七统论经义》）

如果摒弃各家的门户之见客观地看问题，应该承认《春秋》书法肯定是有的，因为作为一部史书不可能没有它的记事条例，就《左传》的“五十凡”来看，多数说法都附合实际情况。不过由于《春秋》历时二百四十余年之久，记事非出自一人之手，许多代人的书法不可能尽同，即使经过孔子的修订也不可能完全改变原来的记载一一重写，所以把《春秋》书法抬到十分严密乃至神圣的地位是不可相信的。例如《春秋》共记弑君三十三例（据《春秋大事表•春秋乱贼表》），其中二十三例书“弑”，二例书“杀”，八例书“卒”，同样是君主被杀，而用词不一。在书“卒”的八例中，五例涉及到鲁国国君（其中鲁桓公遇害于齐），三例涉及到郑、楚、齐三国国君。同样的用词，涉及的对象却有鲁国国君与他国国君的不同，论者以为鲁君被弑用“卒”，是圣人不忍言君被弑而讳言“弑”之故，郑、楚、齐三国国君被弑用“卒”是鲁史从赴（讣）之故，实属弥缝之说，不足为训。从唐代起历代都有人指出《春秋》书法有不统一之处，例如：

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亦足以明时史之同异，非仲尼所皆贬也。（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

《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总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清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

向华国问：僖传（《左传》僖公二十九年），卿不会公侯。《春秋》叙公及大夫会盟，以此为例，弗用旧史，或没公不书，如及齐高徯、及晋处父诸盟，不称公，不使卿得敌公也。或贬卿称人，如狄泉、邢丘，以及襄廿六年澶渊诸会，没卿名称人，贬卿所以尊公也。此皆仲尼新意，所以辨等列、明贵贱也。然僖二十五年，公会卫子、莒庆，盟于洮，例以赵武会公，莒庆亦应书人。澶渊之会，良霄以不失所进之不贬，兹莒庆以再命见经，尤为殊例，岂以其释怨修好进而殊之与？求之同例，未得其证。又成二年，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例以处父之盟，亦应没公不书。杜以蔡、许君为说，不知蔡、许失位贬爵称人，且会未尝叙蔡、许，与公奚涉？私揣嘉楚来会，亦进而殊之，但无例可证，敢并质之。（刘师培《春秋左氏传答问》）

至于寓褒贬之说尤不可信。《春秋》作者在制定编写条例时要受到政治、礼制、道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难免带上主观倾向，这是完全可能的，如维护周礼、为尊者亲者讳等，但不可能做到字字都寓有褒贬，句句都是微言大义。事实上，在《春秋》一书中只能勉强找到部分表示贬义的用语，而很难找到表示褒扬的用语。一些今文学家为了肯定其说，多在“爵号名氏”的存舍上大做文章，甚至挖空心思在一般用词甚至日月的记载上探求褒贬，实属误入歧途。例如：

《春秋•隐公三年》：“春，公会戎于潜。”东汉何休注：“书‘会’者，恶其虚内务恃外好也。古者诸侯非朝时不得踰竟。”孙复注：“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会诸侯，凡书‘会’，皆恶之也。”（《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本来一个普通的“会”字，被说成了贬义词。又如：

《春秋•隐公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师卒。”《左传》：“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公羊传》：“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穀梁传》：“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春秋三传》）

鲁公子益师卒而未书其卒日，这本来是史家略记的正常事，却被《左传》、《穀梁传》与贬义联系在一起，且三家之说各不相同，可见贬意之说纯属臆测，宋人刘敞对三家说进行了驳正：

公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公子之尊视大夫。大夫三命然后氏，死则卒之。公子益师卒，正也。《左氏》曰“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非也。公孙敖、叔孙婼、公孙婴齐皆为公与小敛乎？何以得书日？大凡《春秋》所据者，史也。史之所记，有日不日，有月不月，其事可以考核，其日月不可必知也。《穀梁》曰“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非也。公孙敖、仲遂、季孙意如，岂正者乎？而皆日。叔孙得臣不闻有罪，而反不日，皆妄也。（《春秋三传》）

《春秋》一书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故一出现即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遂有不少学者为之作传（即作注），据《汉书•艺文志》所载，为《春秋》作传的学者共有五家，即《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和《夹氏传》。其中《左氏传》、《公羊传》和《穀梁传》流传至今，《邹氏传》无承传之师，《夹氏传》无解说之书，故此二家其后湮灭无闻。在西汉时期，《公羊传》、《穀梁传》的地位均高于《左传》，被立于学官，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讲授课程；《左传》则处于被排斥的地位，但其史学价值、文学价值以及语言学价值均远远高于《公》、《穀》二传，自东汉至今，一直受到人们高度的重视。

二、《左传》的作者、宗旨及成书年代

关于《左传》的作者、宗旨及成书年代历来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其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

1.《左传》成书于春秋晚期，为传《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

《史记》、《汉书》、《后汉书》、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基本上代表了这种观点：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汉书•艺文志序录》）

其（指班彪）略论曰：“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国语》独章。”（《后汉书•班彪传》）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杜预《春秋左氏传•序》）

根据以上所记可知，司马迁、班固、班彪、杜预均肯定《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按照《十二诸侯年表》、《艺文志序录》及《春秋左氏传•序》的说法，《左传》是因孔子《春秋》而作。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孔子生于鲁襄公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死于鲁定公十六年，即公元前479年），左氏既然受经于仲尼，则其生活的时代及著《左传》的时间亦当在春秋末期，班彪更明确指出《左传》的成书时间是在春秋末期的鲁定公、哀公时期。

2.《左传》成书于战国初期，作者不是左丘明，而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再传弟子，或是吴起（以其居地左氏为名），或是另外的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近人章太炎、钱穆、卫聚贤、徐中舒、杨伯峻等人。

《左传》的记事最晚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一段涉及到智伯被灭、赵襄子其人等事实：

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未至，郑驷弘曰：“知伯愎而好胜，早下之，则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郑人俘酅魁垒，赂之以知政，闭其口而死。将门，知伯谓赵孟：“入之。”对曰：“主在此。”知伯曰：“恶而无勇，何以为子？”对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知伯不悛，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

鲁悼公为哀公之子。哀公于其二十七年（公元前467年，或说为468年）卒，悼公于是年立，起元在公元前466年。悼公四年为公元前463年，三家灭智伯在悼公十三年，即公元前453年，赵襄子死于公元前425年。襄子为谥号，其名曰无恤，知无恤谥号意味着作者知其死年之事。悼公四年上距孔子卒年（公元前479年）有十六年，三家灭智伯上距孔子卒年有二十六年，赵襄子死年上距孔子卒年有五十四年。孔子终年七十三岁，假设左丘明与孔子同年，则《左传》记事到鲁悼公四年时左氏需活到八十九岁，记事到三家灭智伯时左氏需活到九十九岁，记事到赵无恤死时左氏需活到一百二十七岁。左氏能活到如此高龄似不大可能，即使活到如此高龄而能坚持完成《左传》的撰写也不大可能，这是此派认为《左传》作者不可能是左丘明的重要理由。此外，《左传》好讲预测，一些预测的事情到了战国初期，多数都很灵验，这则是此派将《左传》成书时间确定在战国初期的重要理由。例如庄公二十二年记载，陈大夫懿氏占卜将女儿嫁给齐大夫田敬仲很吉利，五世之后田氏（即陈氏）将成为齐国的执政大臣，八世之后将没有人与之抗衡。果然，田氏的后代在齐国日益强大。至五世陈桓子时败强族栾、高二氏，始大于齐；至七世陈成子时杀相弑君，专权于齐；至十世太公和时终于夺取了齐国的政权立为诸侯。陈成子见于鲁哀公十四年，已在春秋之末。据《史记•齐世家》，成子子襄子盤，盤子庄子白，白子太公和。襄子盤为齐宣公之相，时已在战国初期，其间晋三家灭掉智伯。又如闵公元年载：

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魏氏之祖）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大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 ，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毕万是周代毕国国君毕公高的后代，所谓必复其始是指毕万的后代必然又会成为国君。果然毕万后代到魏文侯时，魏始由晋分出，文侯成为国君。魏文侯元年为公元前445年，时亦到了战国初期。

《左传》中的预测多数符合事情的发展结果，在古代看来是灵验，是善恶应得的报应，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作者根据结果制造的欺人之作。懿氏卜田敬仲“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说明作者见到了田氏家族在战国初期夺取齐政权的事实，辛廖占毕万后代“必复其始”成为国君，则说明作者看到了战国初期魏文侯立为诸侯的事实。

最早提出《左传》完成于战国时期并且确定了具体时间的学者是卫聚贤，他在《古史研究》中推断《左传》成书应在周威烈王元年到二十三年之间，即公元前425年到前403年之间。作出这一断定的主要根据就是《左传》中使用的谥号，其中赵襄子这一谥号出现的时间最晚，是在公元前425年，故《左传》的成书时间不能早于此年。卫氏又认为毕万占卦中“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一语为推测语气，因而断定《左传》作者只见到了韩赵魏三家的强大而并没有见到三家分晋和各自为侯的局面，遂得出结论说：涉及周威烈王初年以前史事的卜辞都应验了，而涉及周威烈王初年以后史事的卜辞都没有应验，因此《左传》当撰成于周威烈王初年。

徐中舒在《左传选•后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341-367页。）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论证：

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人，亲见孔子，而《左传》作者能预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这两件事都远在孔子以后。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而三家分晋在公元前403年，距孔子没已七十七年；田氏代齐在公元前386年，距孔子没已九十四年。《左传》作者不但能预知三家分晋（按：《左传》预测的是三家灭智伯）、田氏代齐，又能断言郑国先亡（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或郑先卫亡（见昭公四年）。郑国灭亡在公元前375年，距孔子没已一O四年。这些历史都不是孔子同时的人所能前知的。据此言之，《左传》成书的年代必远在孔子以后。

韩愈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所谓浮夸就是指的这些前知的预言。《左传》中预言有验的也有不验的。凡验的预言，可以说都是事后比附之词。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预言，书中屡见，《左传》作者应是看见这些历史的。

凡不验的预言其初都似有验徵。《左传》又在秦穆公死以人殒葬时断言“秦之不复东征”，东征指向晋用兵而言。魏文侯、武侯时，魏攻取秦河西地，阻绝秦国东向用兵道路。

《左传》作者只看见魏国攻夺秦河西地断绝了秦国东征道路，因此，就断言“秦之不复东征”；后来魏献河西、河东地于秦，又完全出于《左传》作者预料之外，因此，这个预言也就不验了。

《左传》作者对于魏国期望是很大的。他在晋赐毕万以魏时说：“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他只看见魏国的强大，却没看见魏国的削弱，《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把《左传》成书年代定为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也与这一个不验的预言相符合的。

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时子夏年二十八。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当是晚年时事。相传子夏老寿，晚年丧明。假定当时子夏年七十，即公元前437年，下距《左传》成书年代的上限为七十二年（应为六十二年），因此，《左传》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的弟子。

杨伯峻在《左传》一文中就这一问题作了类似的推断：

《左传》作者好讲预言。预言灵验的，便是《左传》作者所目见耳闻的；不灵验的，便是预测错了，他未尝料想到的。他说毕万之后代一定昌盛而恢复为公侯，证明他曾见到魏文侯为侯，却不曾见到其后称王。那么由此可以推测，《左传》作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即魏斯称侯以后（83页）。

《左传》的作者不可能是左丘明，因此我们不纠缠作者为谁的问题。但著作年代却在战国初期，公元前403年以后。……我们可以大胆推定，《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年以后，公元前386年前，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84页）。

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杨氏对《左传》在战国流传的情况进行了考察，为《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提供了另一重要证据：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

司马迁上文所谓《春秋》，实指《左传》，前人已有定论，现在不再重复。读者参考近人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司马迁所称春秋系指左传考》也足以瞭如指掌。不然，《春秋》在当时最多不过一万八千字，为什么“为王不能尽观”？《春秋》和《左传》近二十万字，才“为王不能尽观”。孔颖达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中引刘向《别録》也说：

“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

《别録》的二种《抄撮》，就是司马迁的《铎氏微》和《虞氏春秋》。《汉书•艺文志》有《铎氏微》三篇，班固自注说：“楚太傅铎椒也。”又有《虞氏微传》二篇，班固自注说：“赵相虞卿。”那么，铎椒、虞卿节録《左传》成书，不但武帝时司马迁看过，刘向、刘歆整理西汉末皇家藏书时，并曾整理过，这是十分可信的。而且，《战国策•楚策四》并有下列一段文字：

虞卿谓春申君曰：“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

“于安思危”二语，实际就是对《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引意。古人引书，一般不拘泥于文字，只是大意相同便够。

铎椒为楚威王太傅，因作这书。楚威王元年为公元前三三九年，末年为前三二九年，铎椒作《铎氏微》或《抄撮》，不出这十一年之间，足见战国时代的上层人物都喜爱《左传》。虞卿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三O五——前二三五年。从这以后征引《左传》的更多。刘师培《群经大义相通论》中有《左传荀子相通论》，其中虽不免有附会之处，但荀子征引《左传》，实无可疑。……

其后《战国策》（如《魏策三》用僖公二年和五年《左传》，称《左传》为《春秋》）、《吕氏春秋》、《韩非子》无不征引《左传》文字。《吕氏春秋》、《韩非子》二书征引尤多。刘师培有详细考证，见《读左剳记》。

杨氏的看法与卫、徐二家十分接近，所不同的是卫氏没有具体提出《左传》的作者，徐氏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子夏的再传弟子，而杨氏认为《左传》的作者难以确定，也没有必要在此问题上纠缠。

章太炎认为《左传》的名称不是来自人名，而是来自地名，即来自战国时期吴起的居住地左氏。章氏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左传》的成书年代是在战国初期，但结论是显然的，他在《春秋左传读•丘明》中说：

《韩非•外储说右上》曰：“吴起，卫左氏中人也。”左氏者，卫邑名。《内储说上》曰：“卫嗣君之时，有胥靡逃之魏，因为襄王之后治病。卫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注：“左氏，都邑名也。”《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故名曰《左氏春秋》，犹《诗传》作于大毛公，而《毛诗》之名因小毛公而题与。以左氏名《春秋》者，以地名也，则犹《齐诗》、《鲁诗》之比与。或曰：本因左公得名，及吴起传之，又传其子期，而起所居之地为《左氏》学者群居焉（犹齐之稷下），因名其地曰左氏。以人名地，则党氏之沟之比也。因有以《韩非》之文证《左传》为吴起作者，故发此二义正之（今曰《左传》，若左氏本由地得名，则今所称为割裂，犹呼《公羊》、《穀梁》曰《公》、《穀》矣）。

依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一语及《韩非子•内储说上》之注文“左氏，都邑也”，联系到吴起曾传《左氏》之学，遂推断《左传》是因吴起居地而得名，循此而论，《左传》的成书年代即在战国初期，而其作者也就与吴起有关了。章氏的这一说法不无道理。

章氏的观点到了钱穆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钱氏明确认为《左传》的作者就是吴起，他在《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中通过清人姚鼐及日人狩野直喜之说而断定前人把《左传》的作者视为左丘明实是因书名而造成的误会。接着论道：

余考诸《韩非》书：“吴起，卫左氏中人也。”然则所谓《左氏春秋》者，岂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者耶？

又按：《艺文志》，《易》有《淮南道训》，《诗》有《鲁说齐杂记》，《论语》有《燕传说》，《五经异义易》有《下邳传》，此皆以地名系者，则亦何疑于《左氏》？

《说苑》：“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此亦吴起传《春秋》之证。晋汲县人发魏襄王塚，有《师春》者，即採《左氏》，亦可见《左氏》书与魏之关系焉。

除以上五人外，郭沫若、朱东润、赵光贤等人亦均持战国说。其中郭氏同意《左传》作者为吴起之说（见《述吴起》，收入《青铜时代》）。朱氏认为《左传》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初期，即公元前400—前360年之间，理由是《左传》只预见到魏国的强盛而没有预见到其衰亡，《左传》预见到了赵氏有内乱，《左传》记秦国之事自殽之战后逐渐减少，直到秦孝公即位（在公元前362年）后才发生了改变，等等。赵氏认为《左传》经过了改编，改编者是战国人，改编的时间在公元前375—前352年之间，他的根据主要也是《左传》中的预言和占筮。

3.《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是一部由历代学者相继完成的集体性著作，始于春秋末的左丘明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清人顾炎武、姚鼐及今人沈玉成等人。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四》中说：

《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所不知焉者。……《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故所书晋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于中国，则以列国之史参之，而一从周正；自惠公以前，则间用夏正。其不出于一人，是矣。

顾氏认为《左传》作者非一人一世的主要证据是《左传》中使用的历法不够统一，晋文公称霸期间全部使用的是周历，而在惠公以前除了使用周历外还间或使用了夏历。使用的历法不同，即意味着作者的不同。姚鼐可以说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左传》非由一人所成的学者，他在《左传补注•序》中说：

《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鐸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为丘明说经之旧及为后人所益者，今不知孰为多寡矣。（引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

姚氏之说本自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序录》又本自《汉书•儒林传》。《序录》说：

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谊传至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贯公传其少子长卿，长卿传京兆尹张敞及侍御史张禹，禹数为御史大夫萧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荐禹徵待诏，未及问，会病死。禹传尹更始，更始传其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援黎阳贾护，护受苍梧陈钦。《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宜、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始，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歆授扶风贾徽，徽传子逵。

《序录》明言《左传》作者为左丘明，自曾申以后实为《左传》的流传情况，姚氏则据此得出了“《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后人屡有附益”的结论，同时根据吴起曾传《左传》、《左传》记晋、楚事尤详、善于论兵谋等事实，认为军事家吴起对《左传》增补的内容最多。沈玉成的观点集中体现在《春秋左传学史稿》一书中，他在该书第十二章中说：

前面提到，先秦古书往往要经历一个口头流传的过程才最后写定。这和当时简陋的书写条件以及文化的传播方式都有关系。……春秋末，礼崩乐坏，王纲失坠，私学兴起。而私学始传之人往往又在原先的诸侯国有专门的职守，《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等，虽不必尽符实际，但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现在已经基本成为定论。以诸子学为特色的私学，保留了口头传诵的授受习惯，一门之内，往往学传数代之后才开始写定自己的代表著作。因此，占先秦古籍百分之九十的私学著作，真正形成比较固定的文本，要到战国中期以后。但题名作者却往往还是始传之人，这并非完全是出于尊师的考虑，因为始传者勾勒了学说的轮廓，奠定了基本的雏型，其在成书中的地位是任何一个后学所无法比肩的。

用这样的观点看《左传》的成书，许多问题就可以豁然贯通。《左传》的出现是王学渐废而私学渐兴的特殊时代的产物，目的是为已经由鲁史记而变成儒家重要文献的《春秋》提供解释，但采用的解说方式还是很古老的。……

依据这个分析，可以推断，最初传授《左传》的人应该是个史官。他不仅有条件看到大量史料，而且保留了史官传统的解说《春秋》的方式。所不同的是，他用以解说的史料，已非全部得之口传，还兼采各国史乘。他汇萃众史，却没有立即书之于竹帛，又以口授的方式传给门人。《左传》虽然出于史官，却始终是儒家内部的私人授受之学。在《国语》中已有“君子曰”之语，说明瞽矇传诵史事的同时，已经有了议史论史的习惯。《左传》继承这个传统，在口授事实的过程中随时加入一些解说《春秋》的书法、凡例，以及评论史事的“君子曰”、“仲尼曰”，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于一个以传《春秋》为己任的史官，这些工作应当是他份内之事。

《左传》在口头上的代代传诵，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时期。这期间，内容和语言上都必然逐步丰富。今天见到的那些属于战国时代的史事，应当是在这个过程中加入的，而语言风格上接近战国的那些文字可能就是在流传乃至写定时受到战国文风的影响而修改润饰的。……在文献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得出明确结论的情况下，不妨借用模糊数学的原理来处理：即《左传》始传于春秋末，而最后写定于战国中期以前，看似模糊的意见，在这一类问题上可能比看似精密的判断更为接近事实。

沈氏的推论无疑是一个折中的观点，虽不乏想象的成份，但有较强的说服力，能够将春秋末、战国初两说联系在一起，使之都得到合理的解释。

4.《左传》撰成于东汉，是一部由古文学家刘歆改编的伪书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清人刘逢禄、康有为、近人顾颉刚、钱玄同及今人徐仁甫等人。

刘逢禄研究《左传》的主要著作是《春秋左传考证》，该书认为《左传》在刘歆之前称《左氏春秋》，与《春秋》各自成书。《左氏春秋》如同《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的性质一样，属于杂史，并非为传《春秋》而作，其作者就是左丘明。《左氏春秋》流传到西汉时经过了刘歆的改编，才成了一部解释《春秋》的著作，并易名为《左传》。《左传》中的“君子曰”、“书曰”、对《春秋》书例的说明、对《左氏春秋》文字的附益等内容均属于刘歆的伪造。其目的在于扰乱《公羊》对《春秋》大义的阐释，以期达到打击《公羊》、宣扬《左传》的目的。例如《左传•隐公元年》：“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刘氏证曰：

考叔于庄公，君臣也，不可云“施及”，亦不可云“尔类”，不辞甚矣。凡引君子云云，多出后人附会，朱子亦尝辨之。

早在宋代时林栗即指出《左传》“君子曰”、“书曰”的内容是刘歆之辞（见《朱子语类》），清人方苞亦认为《左传》是刘歆的伪作（见《望溪先生文集》卷一），但第一个对刘歆的所谓伪作进行全面、系统、深入论证的学者是刘逢禄。刘氏属于今文经学派，他对刘歆作伪的揭露迎合了今文经学派改革时政的需要，其论据并不充分，多有牵强臆测之处。

康有为在经学方面信奉《公羊传》，属于今文经学派，故对《左传》及其他古文经采取了排斥打击的态度，他的《新学伪经考》即是否定古文经的辨伪专著。康氏认为古文经都是刘歆的伪作，旨在为王莽的新朝服务，故称《左传》等古文经为“新学伪经”。在《新学伪经考》一书中，康氏提出了《左传》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成的观点。《汉书•艺文志》载“《国语》二十一篇”、“《新国语》五十四篇”，康氏据此认为：

《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二，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小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

康氏持此论的根据之一是，《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汉书•司马迁传》等重要文献均提到左丘明著《国语》事而未言及其著《左传》事：

《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下又云：“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书其愤。”凡三言左丘明，俱称《国语》，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

关于刘歆改编《左传》的具体做法，康氏是这样推测的：

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穀》，《公》、《穀》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穀》者，以《公》、《穀》多虚言，可以实事夺之，人必听实事而不听虚言也。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作《左氏微》以为书法，依《公》、《穀》日月例而作日月例，托之古文以黜今学，托之河间、张苍、贾谊、张敞名臣通学以张其名，乱之以《史记》以实其书，改为十二篇以新其目，变改纪子帛、君氏卒诸文以易其说，续为经*文尊孔子卒以重其事，遍伪群经以证其说。

康氏为了证成其说，认为刘歆不仅对先秦的古籍进行了窜改，而且对《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及《儒林传》等涉及《左传》在西汉流传情况的材料也都进行了窜改，这是很难让人置信的。再说《国语》与《左传》，在风格、语言、文学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很难想象它们原来属于同一部书。康氏的论证充满霸气而证据不足，故没有多少说服力。

刘歆一生既要负责校理国家的图书，又要撰写《七略》及《列女传》、《三统历谱》等书，同时有繁忙的政务，乃至担任王莽的国师，何暇投入巨大的精力去窜改诸书以成《左传》？象《左传》这样体大思精、艺术性极高的著作岂能在短时间伪造改编而成？这是凭常识和情理都可以作出判断的问题。

顾颉刚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致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读书杂志》第九期。）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1930）这两篇文章中。在前一篇文章中，顾氏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即所谓古史是古人依据上古的零星传说按照不同的时代需要不断地附益而成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传说中的中心人物也就愈放愈大。按照这一学说，《左传》这部反映春秋历史的著作必然经过了后人的改造。在后一篇文章中，顾氏考证了五行说对古代政治及历史的重要影响，勾画出了“五德终始说”从战国到西汉的发展过程，从中找到了一些在左丘明时代没有但却出现在《左传》中的材料，这些材料指古帝少昊、汉为尧后等。同时认为这些材料是刘歆改编《左传》时所增，旨在使五帝配五德，以成五德终始之说，从而达到宣扬汉为尧后、新将代汉的政治目的。“五德终始说”为肯定刘歆的伪作说提供了新的思路。顾氏在给钱玄同的信中亦明确表示自己认为《左传》是刘歆改造《左氏春秋》的结果。

“刘歆伪作说”后来遭到了近人廖平、章太炎、刘师培、钱穆、杨向奎等人的反驳。其中钱、杨二人的反驳最为深刻。例如钱氏在《刘向歆父子年表》中指出刘歆伪作说从时间、力量、保密等方面看都不能成立：

刘向卒在成帝绥和元年，刘歆复领五经在二年，争立古文经博士在哀帝建平元年，去向卒不逾二年，去歆领校五经才数月。谓歆遍伪群经，在向未死之前乎？将向既卒之后乎？向未死之前，歆已遍伪诸经，向何弗知？不可通一也。向死未二年，歆领校五经未数月，即能遍伪诸经，不可通二也。……歆遍伪诸经，将一手伪之乎？将借群手伪之乎？一手伪之，古者竹简繁重，杀青非易，不能不假手于人也。群手伪之，又何忠于伪者之多，绝不一泄其诈耶？

钱氏的驳斥很机智，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给了伪作说以致命的打击。文中提出的疑点大概是伪作说者不曾考虑的，也难以作出合理的回答。

徐氏的观点体现在一些单篇论文和《左传疏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中，徐氏可以说是刘歆伪作说的坚决拥护者和捍卫者，他所用的材料和方法多数都没有超过刘逢禄和康有为，但他的一些结论却更大胆，认为《左传》成书年代晚于《史记》，《左传》采《史记》的例证多达一百二十七条。这种观点没有人会相信，别的不说，仅从语法发展的角度来看，即足以证明《左传》早于《史记》，例如“见……于”、“为……所”这种被动句式在《史记》中很普遍，而《左传》中却一例也找不到。又如象“此必是豫让也”（《史记•刺客列传》）这样带判断系词“是”的判断句在《史记》中可以找到多例，而在《左传》中同样一例也找不到。

三、《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左传》是一部为传《春秋》而作的史书，《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均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东汉桓谭《新论》甚至进一步认为：“《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今人徐中舒、杨伯峻等学者都肯定《左传》为传《春秋》而作。杨氏在《左传》一文中归结《左传》传《春秋》的方式共有四种：即说明《春秋》书法、用事实补充《春秋》、订正《春秋》的错误和增加无经的传文。除了肯定《左传》是为传《春秋》而作外，还有一种对立的观点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和《春秋》没有直接的联系，西汉的今文经博士即“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汉书•楚元王传》）。晋人王接说：“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晋书•王接传》）清人刘逢禄、皮锡瑞等亦均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刘氏在《左氏春秋考证》中说：

左氏后于圣人，未能尽见列国宝书，又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梼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故往往比年阙事，刘歆强以为传《春秋》，或缘经饰说，或缘《左氏》本文前后事，或兼采他书以实其年。如此年之文，或即用《左氏》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时，遂不暇比附经*文，更缀数语。要之，皆出点窜，文采便陋，不足乱真也。然歆虽略解经*文，颠倒《左氏》，二书犹不相合。《汉志》（指《汉书•艺文志》）所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左氏传》三十卷是也。自贾逵以后，分《经》附《传》，又非刘歆之旧，而附益改窜之迹益明矣。……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左氏》不任咎也。

皮氏在《经学通论•春秋》（中华书局1954年版。）中充分肯定了王接及刘氏之说，并通过举例对《左传》与《春秋》不一致的地方进行了证明：

晋王接谓《左氏》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此确论也。袒《左氏》者，或不谓然，试以《春秋经》及《左氏传》证之：庄公二十六年《传》：“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杜预《集解》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经》是直文，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但言传事而已。”孔疏曰：“此年《传》不解《经》，《经》、《传》各自言事，伐戎、日食，体例已举。或可《经》是直文（直文指没有传文相应的经*文），不须传说。曹杀大夫，宋、齐伐徐。或须说其所以，此去邱明已远。或是简牍散落，不复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传》不解《经》，彼《经》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说，言下以明上。”

锡瑞案：自幼读《左氏传》书不书之类，独详于隐公前数年，而其后甚略，疑其不应如此草草，及观刘氏考证《左氏》释经之文，阙于隐桓庄闵为尤甚，多取晋、楚之事敷衍，似皆出晋《乘》、楚《梼杌》，尤可疑者。杜、孔皆谓《经》、《传》各自言事，是虽经刘歆、贾逵诸人极力比附，终不能弥缝其迹。

如果将《左传》和《春秋》进行全面的比较，就会发现二者的差异确实不少，远不止皮文中提到的这些；但相同或相应的方面也很多。总的来说“同”多于“异”。

（一）《左传》与《春秋》的主要差异点

1.有《经》无《传》

“有《经》无《传》”是指《春秋》的一些经*文没有相应的《左传》传文。例如《春秋•隐公二年》：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按：此条没有相应的传文。杜预注：“无传。”

2.有《传》无《经》

“有《传》无《经》”是指《左传》的一些传文没有相应的《春秋》经*文，例如《左传•襄公十五年》：

（冬）郑公孙夏如晋奔丧，子蟜送葬。

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寘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十二月，郑人夺堵狗之妻而归诸范氏。

按：此三条均无相应的经*文。本年冬经*文只有一条：

冬十有一月癸亥，晋侯周卒。

3.《经》、《传》不相应

“《经》、《传》不相应”是指某一年的经*文和传文均不相应，上文皮锡瑞所举庄公二十八年的经、传文即属于这种情况。此将该年的经、传全文对比如下：

《春秋•庄公二十六年》：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  夏，公至自伐戎。

?  曹杀其大夫。

?  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

?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左传•庄公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春，晋士蒍为大司空。

?  夏，士蒍城绛以深其宫。

?  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

4.《经》、《传》不尽同

“《经》、《传》不尽同”是指传文和经*文的内容有一定差异。例如：

（1）《春秋•桓公四年》：“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

《左传•桓公四年》：“四年春正月，公守于郎。书时，礼也。夏，周宰渠伯纠来聘。父在，故名。秋，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

按：《春秋》之记缺秋、冬之事。

（2）《春秋•闵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孙于邾。”

《左传•闵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贼公于武闱。……闵公之死也，哀姜与知之，故孙于邾。”

按：哀姜即姜氏，《左传》之记缺“九月”。

（3）《春秋•昭公八年》：“夏四月辛丑，陈侯溺卒。”

《左传•昭公八年》：“夏四月辛亥，哀公缢。”

按：陈侯即陈哀公，名溺。辛丑为三日，辛亥为十三日。杜预注：“《经》书辛丑，从赴（讣）。”孔颖达疏：“《经》、《传》异者，多是《传》实《经》虚。”

5.《经》后之《传》

“《经》后之《传》”指《春秋》全文之后增加的《传》文，这些《传》文均没有相应的《经》文。《春秋》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羊传》、《穀梁传》上的经*文止于此年）或鲁哀公十六年（《左传》上的经*文止于此年）。《左传》起自时间与《春秋》相同，终止时间则延续到了鲁哀公二十七年，比《公》、《穀》二传的经*文多出十三年，比《左传》的经*文多出十一年。另外，《左传•鲁哀公二十七年》最后一段的内容涉及到鲁悼公（哀公子）四年（公元前463年）的事件，如果按此年计算，则《左传》比《春秋》延续的时间更长。

以上差异一般都可以找到其所由生的原因，例如“有《经》无《传》”的情况是由于《传》文没有相应的史料，故只能从缺。“有《传》无《经》”的情况则正好相反，《经》文失载或脱简而《传》文进行了增补。“《经》、《传》不相应”的情况往往被《左传》不传《春秋》说者作为重要的证据，其实这种情况仅此一例，盖由脱简所致。如果《左传》确实非为传《春秋》而作，则“《经》、《传》不相应”的情况必然会触目皆是，岂能仅此一例？“《经》、《传》不尽同”的情况多数是由于经*文为记事原则所限而造成了与事实的差异。至于“《经》后之《传》”则更容易理解，由于作《传》的人在《春秋》之后，故适当补充一些后来发生的史实是很自然的事。?

（二）《左传》与《春秋》的主要相同点

1.《左传》传文与《春秋》经*文基本相对应

本文对《左传》传文与《春秋》经*文对应的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如下：

《春秋》经、传记事抽样调查表

  类别

时间

《春秋》记事数

（条）

《左传》记事数

（条）

隐公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7

9

7

7

8

7

7（无传2）

5（无传2）

6（无传1）

7（无传1）

桓公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5

5

8

2

9

5

5

7（无传1）

2

6（无传3）

庄公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8

5

5

7

4

3（无传5）

1（无传4）

4（无传1）

2（无传5）

3（无传1）

闵公

元年

二年

5

8

5

6（无传2）

僖公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10

6

7

8

9

10

5（无传1）

7

7（无传1）

7（无传2）

文公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11

8

7

7

6

9（无传2）

7（无传1）

7

6（无传1）

3（无传3）

宣公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13

5

8

7

6

12（无传1）

4（无传1）

5（无传3）

3（无传4）

5（无传1）

成公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7

9

7

7

8

7

7（无传2）

5（无传2）

6（无传1）

7（无传1）

襄公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9

10

9

7

14

7（无传2）

9（无传1）

7（无传2）

5（无传2）

12（无传2）

昭公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12

5

7

8

8

9（无传3）

5

6（无传1）

8

7（无传1）

定公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8

4

5

16

6

7（无传1）

2（无传2）

4（无传1）

7（无传9）

4（无传2）

哀公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16

9

9

11

6

8（无传8）

7（无传2）

3（无传6）

4（无传7）

3（无传3）

合计

455

336（无传119）

上表《春秋》记事数共有455条，《左传》共有336条，即《左传》有336条记事与《春秋》的记事是完全对应的，占表中总计事数约74%。《春秋》有记载而《左传》无传的事例共有119条，占表中总计事数约26%。根据此项抽样调查，《左传》与《春秋》相对应的事例占大多数，接近总例数的3/4。需要说明的是，这项统计不包括《左传》有传文而《春秋》无经*文的事例。

2.《左传》对《春秋》的凡例进行了说解

根据杜预《春秋释例》的统计，《左传》对《春秋》凡例的说明共有50条，即所谓“五十凡”。例参（二）“《春秋》的价值及其书法”。

3.《左传》对《春秋》的义理进行了说解

“义理”指《春秋》书法中的所谓“大义”。义理往往通过凡例去体现，但《左传》指出的许多义理实际上是对《春秋》用意的随文解释，并不一定包含在固定的凡例之中。例如：

《春秋•襄公二十六年》：“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卫宁喜弑其君剽。卫孙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卫侯衎复归于卫。”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孙林父以戚如晋，书曰‘入于戚以叛’，罪孙氏也。臣之禄，君实有之。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专禄以周旋，戮也。甲午，卫侯入。书曰‘复归’，国纳之也。”

“书曰‘入于戚以叛’，罪孙氏也”、“书曰‘复归’，国纳之也”是明显的针对《春秋》遣词用意的说解。又如：

《春秋•襄公二十六年》：“（夏）公会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渊。”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六月，公会晋赵武、宋向戌、郑良霄、曹人于澶渊以讨卫，彊戚田。取卫西鄙懿氏六十以与孙氏。赵武不书，尊公也。向戌不书，后也。郑先宋，不失所也。”

根据《左传》的记载，这次澶渊之会的与会者，晋人是赵武，宋人是向戌，《春秋》对此二人均未书其名。另外宋为公爵，郑为伯爵，按爵次宋人当排在郑人之上，但《春秋》却将宋人排在了郑人之后。针对《春秋》的记载《左传》对其用意进行了这样的说解：《春秋》对盟主晋国的大夫赵武不书其名是为了尊崇鲁襄公；向戌未书其名是因为他未能按时赴会；所以要将郑人排在宋人之上，是因为郑人按时到达了会址澶渊。

通观《左传》与《春秋》全文，尽管二者存在着不少差异，但应该承认《左传》的确是为传《春秋》而作。如果否定这一事实，很多问题将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例如《左传》各年的传文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和《春秋》经*文相对应的，假若不是为传《春秋》而作，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对应？又如《左传》有数十条传文完全是为了说明《春秋》的记事条例，假若不是为传《春秋》而作，又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针对《春秋》条例的说解？

四、《左传》的流传及研究概况

（一）《左传》在战国时期的流传概况

《左传》在战国时期已开始流传，《荀子》一书对《左传》的引用较多，刘师培《群经大义相通论》（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刘师培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一文有详细考证，兹引其中两条以为例：

襄廿六年《传》云：“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

案：《荀子•致士》篇云：“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谢氏墉曰：“此数语全本《左传》。”案：由此数语观之，足证荀子曾见《左传》全文矣。

隐元年《传》云：“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案：《荀子•大略》篇云：“货财曰赙，舆马曰赗，衣服曰禭，玩好曰赠，玉贝曰含（与《公》、《穀》隐元年传同），赙、赗所以佐生也，赠、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杨（指杨倞，本文注）注云：“皆谓葬时。”案：此亦《荀子》引《左传》之确证。

除《荀子》外，《战国策》、《吕氏春秋》、《韩非子》等文献对《左传》也有不同程度的引用。例如：

《左传•僖公二年》：“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乃使荀息假道于虞。……虞公许之，且请先伐虢。宫之奇谏，不听，遂起师。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左传•僖公五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弗听，许晋使。……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

《战国策•魏策三•秦使赵攻魏章》：“秦使赵攻魏，魏谓赵王曰：‘攻魏者，亡赵之始也。昔者，晋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马与璧假道于虞，宫之奇谏而不听，卒假晋道。晋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书之，以罪虞公’。”

晋假道于虞以伐虢之事《春秋》僖公二年、五年只分别记作“虞师、晋师灭下阳”、“冬，晋人执虞公”，荀息如何以马、璧为诱饵游说虞公以及宫之奇如何进谏而被虞公拒绝之事《春秋》均未涉及，显然《魏策》提到的《春秋》是指《左传》。

关于《左传》自战国至西汉初期的传授情况，刘向在《别录》中作了这样的叙述：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受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受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见杜预《春秋左传序》孔颖达疏引文）

曾申，生平不详。吴起即战国著名的军事家，卫国人，初为鲁将，既而赴魏，受文侯重用，最后奔楚。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铎椒为楚威王太傅，著有《铎氏微》一书。《汉书•艺文志》载《铎氏微》三篇，而未载《抄撮》一书，《抄撮》可能就是《铎氏微》。《铎氏微》在《艺文志》中与其它书的排列情况如下：

《左氏传》三十卷

《公羊传》十一卷

《穀梁传》十一卷

《邹氏传》十一卷

《夹氏传》十一卷

《左氏微》二篇

《铎氏微》三篇

《张氏微》十篇

《虞氏微》传二篇

《公羊外传》五十篇

《穀梁外传》二十篇

?……

既然《铎氏微》前后都是《春秋》古经一类的书，可证其与《左传》属于同类书。据《抄撮》之名推测，《铎氏微》大概是《左传》的手抄简本。据《十二诸侯年表序》，虞卿是战国赵孝成王的相，著有《虞氏春秋》一书，《艺文志》称作《虞氏微传》，即《别录》所称《抄撮》，和《铎氏微》一样，也是一部《左传》删节本。荀子即《荀子》一书的作者。荀子虽未编过《抄撮》一类的书，但荀子必然传授过《左传》，这从《荀子》一书征引《左传》的情况可以得到证明。张苍为秦末汉初人，其简况详下文。

（二）《左传》在两汉时期的流传研究概况及重要学者

《左传》在西汉时期流传的记录材料最早见于《汉书•儒林传》：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传》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刘歆，字子骏，沛（今江苏沛县）人，楚元王刘交五世孙，刘向子，成帝时受诏与向领校群书，官至中垒校尉。哀帝时官至奉车光禄大夫。王莽用事时封红休侯，王莽篡位后尊为国师。地皇末年（公元23年）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刘歆传《左传》于贾徽，徽传子逵（详上文）。贾徽为贾谊八世孙，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市北）人。贾逵为贾徽子，字景伯，东汉著名经学家，于《诗》、《书》、《国语》无所不通，明帝永平年间曾献《春秋左氏传解诂》三十篇及《国语解诂》二十一篇。后世称为“通儒”。官至侍中，领骑都尉。

从西汉初的张苍到东汉刘歆，对《左传》的传授都用的是古文写本，这有以下材料为证：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即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许慎《说文解字•序》）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汉书•楚元王传》）

张苍死于公元前152年。鲁恭王名刘馀，汉景帝之子，于景帝前二年（公元前155年）立为淮南王，于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徙为鲁恭王。刘歆生于约公元前53年，死于公元23年。“天汉”为汉武帝年号，相当公元前100—前97年。鲁恭王坏孔子宅下距张苍之死仅有三年，而到孔安国（孔子十一代孙）献壁中书时已过去了五、六十年，其时刘歆尚未出生。据此可以断定，张苍所献《春秋左传》与孔壁中的《春秋左传》虽均属古文，但非同一抄本。杨伯峻认为前者属于民间传读本，从战国末年流传下来，后者为孔壁藏本（见《春秋左传注•前言》）。据刘歆《移书太常博士》一文，刘歆所见到的抄本显然属于孔壁藏本，自从孔安国献出后，一直藏于皇家祕府。

关于刘歆《移书太常博士》一文，历来对其中的句意理解有分歧。其中一种意见认为《春秋左传》非出自孔壁，张心澄的《伪书通考》认为所以会有这种看法是由于对该文的断句理解有误，杨伯峻据张氏的意见将其中有关句子断作：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馀通，藏于祕府，伏而未发。

这样的断句将“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和“丘明所修”两部分均视为插说成分，使“及《春秋左氏》”、“皆古文旧书”二句与上句“《书》十六篇”连成一气，有利于证明《春秋左氏》属壁中书，也使下文的“皆”字有了着落。但是如此处理很难解释这样的疑问：既然《春秋左氏》与《逸礼》、《书》同属壁中书，那么“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之难，未及施行”数句为什么不置于“及《春秋左氏》”一语之后以兼指《春秋左氏》呢？难道同属壁中书，《春秋左氏》的遭遇与《逸礼》、《书》不同？杨氏说张心澄把这段文字读懂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读懂。本文以为这段话中发生了错简。“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四句应移至“《书》十六篇”与“天汉之后”两句之间才真正符合该文的原貌。

在西汉时期，《公羊传》和《穀梁传》相继被立于学官，处于正统地位。其中《公羊传》立于学官是在汉武帝时期，《穀梁传》立于学官是在汉宣帝时期。《左传》虽有人相继传习，但未立于学官（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其中无《左氏》），地位远不如《公羊》、《穀梁》显赫。直到汉哀帝时重视《左传》的问题才由刘歆向朝廷提出，到汉平帝（哀帝兄弟）时《左传》始被正式立于学官，设博士传授，后废。东汉光武帝刘秀时《左传》再次被立于学官，不久又因博士李封死而废（见《后汉书•范升传》）。

根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左传》的研究整理始自贾谊，贾谊对《左传》做过训诂工作。其后对《左传》用力较多的人就是刘歆，刘歆研究《左传》的特点是将《左传》与《春秋》相对照，以《传》文解释经*文，让《经》、《传》转相发明，互为补充，结果使《春秋》的所谓义理得以通畅彰显。刘歆可以称得上是《左传》学的创始人。刘歆研究《左传》的具体情况详见上文所引《汉书•楚元王传》。

《左传》在西汉末立于学官，而在东汉初即被废除，原因无非和王莽的倒台及今文《公羊》、《穀梁》学派的攻击有关，王莽好《左传》，故在其辅政时《左传》才得立于学官。《左传》在东汉初虽然被废于官学，但在整个东汉时期，从事《左传》传习研究的人数众多，其中包括一些最著名的学者，据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孔颖达疏的说法，先后有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仲博、许惠卿、服虞、颖容等人。

（三）《左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研究概况及重要学者

三国至两晋时期，研究《春秋左传》的学者主要有王肃、杜预二人。

王肃，三国魏东海（今山东郯城北）人，王郎之子。官至中领军，加散骑常侍。肃承贾逵、马融之学，曾为五经及《国语》等书作注，于《春秋》撰有《春秋例》、《春秋三传》二书。均佚。

杜预，西晋京兆杜陵（今西安市东南）人，字元凯，司马懿之婿，官至镇南大将军，在晋灭吴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杜预博学多通，于政治、经济、军事、经学、历法、律令、算术、工程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且多谋略，时人称为“杜武库”。在群经中，杜预尤好《左传》，自称有“《左传》癖”，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流传至今最早的《春秋左传》注本，收入《十三经注疏》。该书简要精当，深刻缜密，对《春秋》义理、《左传》之旨多有发明。除《集解》外，杜预尚有《春秋释例》、《春秋长历》二书，均传世。

南北朝时，《春秋左氏》学分成南北两大派，南宗杜预，北宗服虔。南北两派的治学风格有明显的不同，南学精细求新，北学务实保守。用《隋书•儒林传序》的话来说是“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南朝研究《左传》的学者主要有谢庄、萧子懋、王俭、杜乾光、王延之、刘之遴、崔灵恩、沈宏、沈文阿、王元规、严植之、贺革、沈洙、陆庆等人。北朝研究《左传》的学者主要有刘兰、张吾贵、卫冀隆、苏宽、刘献之、徐遵明、张思伯、庾信、沈重、乐逊等人。这一时期对《左传》侧重于书法条例的探求，总的来说成就不大。

（四）《左传》在隋唐五代时期的研究概况及重要学者

隋唐五代时期《春秋左传》的研究不仅局限于《春秋》义理的解释，同时涉及到对前人注文的疏证、对《春秋》经、传的评价和《左传》名号的整理等。学者主要有刘焯、刘炫、孔颖达、刘知几、啖助、赵匡、陆淳、冯继先等，其中孔颖达的成就最大。

刘烨，隋河间景城（今河北献县东北）人，字光伯。文帝开皇年间曾参与撰隋史及天文律历，官至太学博士，隋末因饥寒而死。著《春秋攻昧》、《五经正名》、《春秋述义》、《尚书述义》、《毛诗述义》、《论语述义》等书，均佚。刘烨研究《左传》的成绩比较突出，但过于追求文辞，未能在精深方面下功夫，且好攻击他人以自重，孔颖达《春秋正义序》对他作了这样的评价：

刘烨于数君（指沈文何、苏宽、刘烨）之内，实为翘楚，然聪惠辩博固亦罕俦，而探赜钩深未能致远。其经注易者，必具饰以文辞；其理致难者，乃不入其根节。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毁，规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余条。习杜义而攻杜氏，犹蠹生于木而还食于木，非其理也。虽规杜过，义又浅近，所谓捕鸣蝉于前，不知黄雀在其后。

孔颖达，唐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县）人，字冲远，历官文学馆学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精通五经。曾与魏征等人修隋史；又奉命与颜师古等撰《五经正义》，共一百八十卷。《五经正义》中的《春秋左传正义》是孔颖达等人研究《春秋左传》的成果。该书对《春秋左传》的注文采用的是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对《春秋左传》的解释多依据的是刘炫《春秋述义》。在体例上，《正义》先释《春秋》，后释《左传》，最后对杜注说解。其最大的特点是引证详博，保存了许多汉魏遗说，可看作是对汉魏六朝以来“《春秋左传》学”的总结。由于《正义》采用了杜注，极大地提高了杜注的地位，这对服注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南北朝以来的杜学、服学之对立随之消失，影响所及，致使服虔的《春秋左氏传解》一书未能流传下来。

刘知几，唐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字子玄，著名史学家。历高宗、则天、玄宗三朝，先后官著作佐郎、左史、凤阁舍人、左散骑常侍等职。刘氏有关《春秋左传》的学说表现于《史通》一书。其中《惑经》篇站在史学的角度对《春秋》的所谓书法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从十二个方面指出了《春秋》的残缺、矛盾之处，动摇了《春秋》的神圣地位。与《惑经》相反，《申左》篇则对《左传》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左传》叙事采用直笔，不虚美，不隐恶。在《杂说上》中对《左传》叙事的艺术性及左氏之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这一评价首次涉及到了《左传》在文学方面的成就。

啖助，唐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后徙关中，字叔佐。天宝末先后任临清尉、丹阳主簿等小职。后隐居不仕，安贫乐道，精研《春秋》十载，著成《春秋集注》一书。

赵匡，河东（今山西永济一带）人，字伯循。曾官洋州（今陕西洋县）刺吏。啖助学生，啖助死后，对助《春秋集注》书稿进行过整理，并著有《春秋阐微纂类义统》十卷以补助书之不足。

陆淳，后因避唐宪宗讳改名质，字伯沖，吴郡（今苏州市）人，官给事中，师事赵匡，继承啖助、赵匡二家《春秋》之学，撰有《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三书，集中反映了啖、赵、陆三家的学说。此三家对《春秋》三传都不太满意，认为《春秋》的宏旨不仅仅在于维护周礼，它同时宣扬了二帝三王之法，而以夏为本。

冯继先，五代人，生平居里不详。《四库全书》载其《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该书对《左传》人名的不同称谓进行了归类，是继杜预《春秋释例•世族谱》之后较系统地研究《左传》人名的著作。除《四库》本外，尚有《通志堂经解》本和《四部备要》本传世。

（五）《左传》在宋元明时期的研究概况及重要学者

宋元明时期《春秋左传》的研究有所深化，总体特点不是在注疏上下功夫，而是对《春秋》的书法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看法，在训诂方面往往借题发挥，托古喻今，代表人物主要有孙复、胡瑗、孙觉、刘敞、王安石、苏轼、胡安国、叶梦得、朱熹、吕祖谦、程公说、程端学、陆粲等人。

孙复，北宋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字明复，著有《三传辨失解》、《春秋尊王发微》二书，前者已佚，后者有《四库全书》本、《通志堂经解》本传世。孙复重经而轻传，认为《春秋》的宗旨在于“尊王攘夷”，所谓褒贬书法实际上是“有贬无褒”。

胡瑗，北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市）人，字翼之，与孙复同时，官至太常博士，著有《春秋口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等。胡瑗对《春秋》研究的成就并不大，他的贡献主要是组织“《春秋》经社”，对《春秋》经传的传播起到了推进的作用。

孙觉，北宋高邮（今江苏高岫）人，字莘老，官至龙图阁学士。孙觉是胡瑗《春秋》经社中的成员，著有《春秋经解》、《春秋学纂》、《春秋经社要义》等书，坚持“《春秋》尊王”说和“有贬无褒”说。

刘敞，北宋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字原父，官至集贤殿学士，著有《春秋传》、《春秋权衡》、《春秋说例》、《春秋文权》、《春秋意林》等书。刘敞学问渊博，在北宋的学术地位和威望都很高，他研究《春秋左传》的特点是经、传并重，不是经而废传，也不泥传而疑经，让经、传互为发明。他同意今文学家《左传》不传《春秋》之说，但对《左传》的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苏轼，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字子瞻，著名文学家，官至翰林学士兼侍读、龙图阁学士。苏轼于《春秋左传》没有专书行世，只是留下了《春秋论》、《宋襄公论》等零散的议论（见《东坡文集》），但都很精辟，不同凡响。例如，他认为：“丘明因事发凡，不专为经，是以或合或否。其书盖依经以比事，即事以显义，不专为例，是以或言或不言。”在对三传的看法上，苏轼及其弟苏辙都重《左传》而轻《公》、《穀》，这自然和他们的文学气质相关。

胡安国，南宋建宁崇安（今福建西北部）人，字康侯，高宗时期官给事中、侍读。胡氏以一生心力著成《春秋传》三十卷，主张《春秋》的大义在于“尊王攘夷”，而重在“攘夷”，这种观点显然是为当时抗金的时势服务。《春秋传》在南宋的影响很大，由于统治者的提倡而成了官书。

叶梦得，南宋吴县（今苏州市）人，与胡安国同时，文学家，官至翰林学士。著作有《春秋传》、《春秋考》、《春秋谳》、《春秋指要总例》等，其中《总例》已佚。叶氏认为“《左传》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以不知经故也；《公羊》、《穀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以不知经故也。”（《春秋传•自序》），这一议论表明了他对三传得失的看法及对《春秋》的重视。叶氏治《春秋》的最大特点是注重实证，如批评《左传》时多从字义、史实立论；但他较自负，好下断语，难免失之偏颇。

朱熹，南宋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字仲晦，著名理学家，官至焕章阁待制、侍讲。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集注》、《楚辞集注》等著作均素负盛名。他对《春秋》的研究虽无专书行世，但有较深刻大胆的看法，他认为《春秋》并无表示褒贬之义的所谓书法（见后人所辑《朱子五经语类•统论经义》）。他指出三传中的《左传》是史学，而《公羊》、《穀梁》才是经学，但他肯定《左传》而怀疑《公》、《穀》的传义。

吕祖谦，南宋婺州（今浙江金华市）人，字伯恭，号称东莱先生，历官太学博士、秘书郎国史编修、著作郎，有《东莱集》、《吕氏家塾读书*记》、《春秋集解》、《左传类编》、《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续说》、《东莱左氏博议》等书传世。吕氏在南宋学者中于《春秋左传》用力最勤，成就最大。他的研究不仅从经学、史学角度着眼，涉及《春秋》的义理、春秋时期的军事制度、税制、刑法等，同时注意到《左传》中的人物形象。其中《东莱左氏博议》收集论文一百六十八篇，是一部史论专著，内中不乏精到之论。

程公说，南宋眉山人，字伯刚，进士出身，官邛州教授，后遭战乱，悒悒而没，年仅三十七。一生苦心治《春秋左传》，著《左氏始终》、《通例》、《比事》、《春秋分记》，共一百五十六卷，另有《诗古文辞及语录士训》一书，今唯《分记》传世，有《四库全书》本。《分记》共分“年表”、“世谱”、“名谱”（人物名谱）、“书”（包括《历书》、《五行书》、《礼乐书》、《职官书》等）、“世本”等部分，这样的分类，是对《春秋左传》学的重要贡献。

程端学，元庆元（今浙江宁波市）人，字时叔，进士出身，官国子助教、太常博士，为人刚严方正，先后著《春秋本义》、《春秋三传辨疑》、《春秋或问》等书。程氏的主要观点是对《春秋》微言大义之说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三传之作虽有补于经，但拘守于一字之褒贬，攻细捐大，舍本求末，甚至展转生意，穿凿附会，不足取。他在《辨疑》中对三传释经的可疑之处进行了具体的辩驳。

陆粲，明长洲（今苏洲市）人，字子余，著有《左传附注》、《左传春秋镌》、《春秋胡氏传辨疑》等书。《左传附注》旨在驳正杜注孔疏。《左传春秋镌》考辨《左传》成书的时间，提出战国人作而刘歆增益之说。《辨疑》是对南宋胡安国《春秋传》的商榷。陆氏敢于否定成说，勇于标新立异，发明颇多，疏失之处亦自然难免。如《左传•宣公十四年》：“华元曰：‘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杜预注：“‘以我比其边鄙，是与亡国同。’”杜注至确，而陆粲引例证明“鄙”为“鄙薄”之意，实误。

（六）《左传》在清代的研究概况及重要学者

清代研究《春秋左传》的学者辈出，著述如林，成就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尤其在考据方面，这与清人的学风及在音韵、文字、训诂方面取得的成就有关。其中最著名的学者先后有顾炎武、马骕、高士奇、陈厚耀、顾栋高、阮元、惠栋、洪亮吉、刘逢禄、刘文淇、康有为、刘师培等人。

顾炎武（1613—1682），清初崑山（今江苏崑山）人，字宁人。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和语言学家。在经学方面著《左传杜解补正》三卷，此书注重杜注而又能规正其失，同时多采服虔之说，表现了顾氏实事求是的考据作风。顾氏在《日知录》中认为《春秋》是鲁国之史，而《左传》是兼采列国之史的史书，作者非止一人，完成时间也不止一世。

马骕（1620-1673），邹平（今山东邹平）人，字骢卿，又字宛斯。清初史学家，进士出身，曾为淮安府推官、灵璧知县。一生好治《左传》，著《左传事纬》十二卷，《绎史》一百六十卷。《事纬》将《左传》、《春秋》的编年体改编为以事为纲的纪事本末体，每事之末附以评论，便于读者对人物及事件的了解。

高士奇（1645—1704），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字澹人，历官居注、詹事府少詹事、礼部侍郎等职。高氏研究《左传》的著作是《左传纪事本末》，该书按专题将《左传》改编为纪事本末体，于每篇之中附录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同时设有补逸、考异、辨误、考证、发明及评论等项目，这种体例在马骕《左传事纬》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到人物的事迹及事件的本末，同时可以看到同一事件在不同典籍中的不同记载等情况，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人物和事件。

陈厚耀（1648—1722），江苏泰州（今江苏泰州市）人，字泗源，康熙进士，初官苏州府教授，后入朝授编修等职。著《春秋长历》、《春秋世族谱》、《左传分类》、《十七史正讹》等书。其中《长历》和《世族谱》是对杜预《春秋长历》和《春秋世族谱》的补正。前者分“历证”、“古历”、“历编”、“历存”四部分，对《春秋左传》中使用的历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纠正了杜预的疏失；后者通过列表展示了《春秋左传》人物的谱系，材料完备，眉目清晰。

顾栋高（1679—1759），江苏无锡（今无锡市）人，字震沧，又字复初，康熙进士，历官内阁中书、国子监司业、祭酒等职，一生治学多用力于《春秋左传》，以十五年之功著成《春秋大事表》五十卷。是书将《春秋左传》的内容分类列表，各表之后有评论、考辨及附录。该书撰写态度严肃，其最大的特点是资料详博，条理分明，考证亦多精确之论，不足之处是事事列表，显得单调繁碎。另外，处处维护君权和主观臆断也是该书较突出的问题。

阮元，江苏仪征人，字伯元，乾隆进士，道光时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其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是主持编成《经籍纂诂》和《十三经校勘记》，刻印了《十三经注疏》和《学海堂经解》，自著有《揅经室集》。《校勘记》初稿多出自阮氏在浙江开设的诂经精舍门下之手，最后由阮氏裁定。其中对《春秋左传》的校勘不仅所采版本齐全，且利用了小学的研究成果，是流传至今的权威校本。

惠栋（1697—1758），吴县（今苏州市）人，字定宇，惠士奇之子，人称小红豆。一生未官，自幼笃志尚学，遍涉百家之书，著述甚丰，钱大昕论其学问当在何休、服虔之间而马融、赵岐辈不及。惠氏于经学的主要著作是《左传补注》。该书在其父士奇、其祖父周惕遗说的基础上撰成，特点是引证详博，考释细密，旨在通过先秦两汉的资料及辑佚旧说指出杜注的来源，同时对杜注孔疏的失误进行驳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其长在博，其短亦在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泥古”。

洪亮吉（1746—1809），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字君直，又字稚存，授编修，嘉庆时曾因上书抨击朝政被贬戍伊犁，不久赦还。洪氏精于地理、经学和小学，同时长于诗文，于经学著《春秋左传诂》二十卷。洪氏认为杜注不遵古训，师心自用，又多剿袭服贾而不加注明，故该书的目的是要钩沉汉魏遗说以指明杜注的出处。全书引证遍及经、史、小学，而以贾逵、服虔之说为主，对杜注孔疏有纠谬补阙之功，亦有贬斥过分之处。在体例上将经、传分立，经四卷，传十六卷，以求恢复杜注之前《春秋》、《左传》的原貌。

刘逢禄（1774—1829），江苏常州（今江苏武进县）人，字申受，嘉庆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官礼部主事、仪制司主事。刘氏精通经学，是清代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同时又是著名的小学家，著作极多，在经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左氏春秋考证》。《考证》的宗旨是要证明《左传》是一部经过刘歆改编过的伪书。刘氏认为《左传》在刘歆改造之前称《左氏春秋》，《左氏春秋》成为传《春秋》的《左传》，完全是刘歆加工作伪的结果。该书的考证系统而深刻，但每多臆测牵强，问世后曾在学界引起了轰动，影响很大。

刘文淇（1789—1854），仪征（今江苏仪征）人，字孟瞻，嘉庆优贡生。一生致力于经学及地理学，著有《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楚汉诸侯疆域志》、《扬州水道记》等书。《疏证》一书实际由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等祖孙三代相继完成，且只写了半部（止于襄公五年）。刘氏此书与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钩沉杜注的出处以揭露杜预对前人成果的剽窃。所不同者，洪书钩沉多而注释少，《疏证》则两者并重，且其注文详明，较多地使用了小学成果，具有新注的特点。全书的主导思想是重贾、服而排杜，故不免失之客观。另外，一些注文引证过多，显得繁琐。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今广州）人，字广厦，光绪进士。康氏在政治上是著名改良运动的领袖，主要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伪经考》颇受刘逢禄的影响，主要观点认为《左传》是由刘歆割裂《国语》而成。此论当时信从的人很多，今天看来牵强臆测之处太多，难以成立。

刘师培（1884—1919），仪征人，字申叔，刘文淇的曾孙，在政治上曾投靠清官僚端方，为其幕僚。辛亥革命后任参政院参政，继为北京大学教授。为学涉猎甚广，著述宏富，在《春秋左传》学方面反对“《左传》为伪作”的观点，著《周秦诸子述左传考》、《左氏学行于西汉考》、《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群经大义相通论》等文，对《左传》成于先秦的事实进行了考辨。其论重实据而不务空谈，取材极广，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七）今人对《左传》的研究概况

今人对《春秋左传》着力较多的学者是童书业、杨伯峻、徐中舒、徐仁甫和沈玉成等。童氏的研究侧重于从史学角度对《春秋左传》中反映的古史传说、西周史、春秋史以及人物、战争、盟会、典制、文化等问题进行考察，著有《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杨氏侧重于《春秋左传》的整理，著有《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一书，用时十年。其特点是不唯一家之说，兼采各家之长，且能引用出土材料以为证，是今注中影响最大的全注本。徐中舒侧重于从史学的角度对《左传》进行整理，撰有《左传注》（中华书局1963年版。）一书，是一个纪事本本末体与编年体相结合的选本。全书按历史事件及人物的不同分专题编排，注释简明。书末《后序》体现了徐氏对《春秋左传》学的一些观点。徐仁甫侧重于《左传》著作年代及作者的考证，著有《左传疏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及多篇论文。沈氏侧重于《春秋左传》学史的研究，与其女合著《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这部书对《春秋左传》学史的研究有开路之功。另外，沈氏在八十年代初即撰写出版了《左传译文》（中华书局1981年版。）一书，这是第一部翻译《左传》全文的译著。今人从文学角度对《左传》研究的学者很多，主要有钱钟书、郭预衡、曹道衡、莫砺锋等。从语言角度对《左传》研究的学者主要有管燮初、何乐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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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春秋左传集》，杜预注，上海人民出版1977年版

2.《春秋左传正义》60卷，（晋）杜预注、（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中华书局1980年10月影印本

3.《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浦卫忠等整理、杨向奎审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4.《春秋释例》15卷，（晋）杜预撰，《四库全书》本

5.《东莱博议》，（宋）吕祖谦撰、郗政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左传纪事本末》，（清）高士奇撰、杨伯峻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1月版

7.《春秋大事表》50卷《舆图》1卷《附录》1卷，（清）顾栋高撰，中华书局1993年6月版

8.《左传事纬》，（清）马骕撰、徐连城校点，齐鲁书社1996年2月版

9.《春秋世族谱》1卷，（清）陈厚耀撰，《四库全书》本

10.《春秋左传诂》，（清）洪亮吉撰、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10月版

11.《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清）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撰，科学出版社1959年5月版

12.《左传微》，（民*国）吴闿生撰、白兆麟校点，黄山书社1995年12月版

13.《春秋左传读》，章炳麟撰，《章太炎全集》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版

14.《中华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刘师培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5.《钱玄同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左传选》，徐中舒选编，中华书局1963年9月版

17.《春秋左传研究》，童书业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8.《左传疏证》，徐仁甫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

19.《左传译文》，沈玉成译，中华书局1981年2月版

20.《经典释文》，（唐）陆德明撰，中华书局1983年

21.《经学通论》，（清）皮锡瑞著，中华书局1954年版

22.《春秋左传史稿》，沈玉成、刘宁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版

23.《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撰，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2版

24.《春秋左传词典》，杨伯峻、徐提编，中华书局1985年11月版

25.《经与经学》，蒋伯潜、蒋祖诒著，上海书店出版1997年版

26.《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版

27.《十三经概论》，夏传才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8.《春秋经传研究》，赵生群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9.《经史说略•十三经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

30.《左传纪事精选》，胡安顺主编，三秦出版社1993年5月版

31.《春秋左传集解释要》，胡安顺编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