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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为什么日本人只尊重古代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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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2 16:03: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为什么日本人只尊重古代中国人?

         来源:文化现象与思考


明清与春秋时的中国人:两种不同的人

一个日本人说:“他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不尊敬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你会发现此话有一点道理。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及至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种不同的人。

举几个例子,先说尚武精神。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

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儿。《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即卷发多须。同样,《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

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中有注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


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

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


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惊讶于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

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

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的失落

一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

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设法混进赵府,他用自残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装易形,吃尽了苦头。


豫让

在被抓住之后,审讯者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

豫让的这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

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

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 “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

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

看《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 第45回钻天鼠卢方初见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

第48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样驯化式的名字,他们也都欣然接受。

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

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

说过了侠,再来看看上古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

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相当刚健清新。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 ,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 ,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相较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在后世看来几乎有点大逆不道。

中古时代,虽然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

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办法,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逃离权力的控制。

到了清代,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绕指柔”的奴才。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清代帝王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属于君主,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

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五百年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

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诗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

《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例如《诗经》的《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意思是说,一个少女动了情,吉士就趁机挑逗她。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

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多么自然健康。那时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创力,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浑壮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

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更胜唐诗一筹。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

然而明清500年,所谓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写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黄庭坚的诗。500年的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没有真性情,甚至没有真表情——除了纳兰性德外,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

失去创造力、感受力,就没有了灵魂

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伟大的民族。他们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

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却只是前人的影子。他们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

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中国只剩下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一种腐*败气味。

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

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确实已经成了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与一个变质的罐头,或者说是钻石与石墨——虽然同是由碳原子构成,性状却已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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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3 16:35:03 | 显示全部楼层
哈哈。。。。都变奴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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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3 17:38: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大自在 于 2015-7-3 17:39 编辑

现在还不如明清,曹奴才还能写出红楼梦,欧洲人说,你们中国人,好像是厨房的佣人,因为什么?答: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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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3 18:27:55 | 显示全部楼层
还不如说是文明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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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3 18:55:48 | 显示全部楼层
文化是副产品,文明不是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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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3 19:07:46 | 显示全部楼层
文明应该是人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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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4 15:38:02 | 显示全部楼层
友邦又惊诧了吗?
政治决定文化的内容和发展方向,这是定论。
满族人因为自己人少,所以阉割汉人的文化无所不用其极,如果换成是日本人,只怕比满族人更甚。
做好现在,放眼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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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5 22:36:39 | 显示全部楼层
这篇文章有很强的鼓动性,文采也很好,特别适合年轻读者。例如这些话

> 春秋时代,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
> 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创力

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人类社会总的发展是逐渐摒弃个人的体力和动物性的本性,代之以智力和至少是表面的温文尔雅。21世纪的日本人不大可能欣赏“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的中国人或任何国家的人。少数人会有的,但在大样本统计上没有意义。

利玛窦“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可能原出史景迁《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利玛窦的时代已接近明末,每一个朝代一般都是刚开始民风较为彪悍,往后则逐渐懈怠而转向多用脑力,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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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5 22:49:22 | 显示全部楼层
反了,是文化决定政治的内容。。。。。。。
总不能说文明了就遍地奴才了吧?
所以说文化的底蕴决定“文明”的解读,讲等级或讲*法治,讲权力或讲*法律,讲枪杆子或讲笔杆子,这都是文化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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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6 13:03:2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zqc4124 于 2015-7-6 13:08 编辑

近百年來中國積弱,而日本逐漸強大!

           漢、唐以前中國一直是日本的宗主國。而日本人一向是對強者有絕對的尊敬。從文字上就可以看出來:他們認為漢字是真正的文字,而日本民族的文字只叫假名。
汉委奴国王.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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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7 02:06:17 | 显示全部楼层
> 他們認為漢字是真正的文字,而日本民族的文字只叫假名

https://en.wiktionary.org/wiki/%E4%BB%AE%E5%90%8D
“假名”的“假”意思是“借”,不是“真假”的“假”。

我不懂日语,感觉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 ... 6%96%87%E5%AD%97%29
的这一句
“借字が「かな」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漢字を真名(まな)といったのに対照してのものである。”
是在讲かな(kana,假名)的原意。有谁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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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7 05:50:51 | 显示全部楼层
浪花先生文贴,现代人值可深思,基本符合历史思想与心性文化的逻辑事实。我从学术角度,补充五点:
一、船山言:“汉唐无今日之道”。今日之道是宋明之道。同属君主专*制时代,汉唐乃生长期,王朝正常陵替;宋明乃衰落期,宋元明清的汉夷王朝两度陵替。矛盾与因果,问个为什么?探究所以然!须知,宋前(严格言是先秦)与宋后的思想与心性不一样,“已经成了两个物种”。
二、汉武独尊儒术后,汉儒被专*制胁迫,开始异化。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到宋明理学时代是“存天理,去人欲”;董仲舒说:“明其道不计其功”,到宋明理学时代则成“天命之谓理”。可见,儒学异化,渐行渐远。非君主专*制时代的孔儒,与君主专*制时代的宋明理学,思想本质不一样的儒学,混同一体,良莠不分,乱了孔儒文化。
三、魏晋南北朝,儒道合流的玄学时代,最后的逻辑归属:儒道佛三教鼎立。历史逻辑演变成“内则道佛”,继而成儒道佛互补的内修心性学大全。内修心性,适者生存于外在环境,社会人生观,非哲学世界观。哲学世界观倡扬内修心性的君子质文,中庸修养,更务实于改善社会以环境宜人,心性内外的理性务实。内修心性学盛行,哲学世界观消退。为什么传统文化没有哲学味?没有哲学味的本体论?咎因内修心性学盛行。盛行过后,出现明清之际的实学与启蒙,出现船山学,被满清逆转而荒芜,继而在五四运动后搁置,沉没三百多年,这又是令人感概传统文化没有哲学味的根本原因。
四、五四运动拔根,拔的不是宋明理学的专*制儒学根,不是满清逆转的专*制文化根,不是适者生存于君主专*制环境的内修心性学文化根,以使专*制文化沿流,继续祸害后世。回想到WG时期发生的观念,从宋明理学的“存天理,去人欲”,到兴无灭资的“宁要草,不要鲜花”论;从“天命之谓理”,到倡扬螺丝钉精神,叫你干啥就干啥;从内修心性,到“灵魂深处闹革命”;从戴震痛斥满清时代尊卑定理的以理杀人,鲁迅称谓食人礼教,到“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都可以看到专*制文化对后世的祸害。拔了孔儒文化根,乱了中国文化。现时惯性认定的儒学模式根本不是孔儒的思想逻辑。反儒,反尊卑定理的专*制儒学同时,掀倒孔儒的文化根。确认佛道为文化根,再次确定是内修心性;失去理性务实,真正意义的孔儒文化根。平正孔儒文化根,必要昭明脉理传承的船山学,固本而清源。以宋明理学解释孔儒,现代新儒学思潮几代传人的研究路,脱离孔儒的文化根了。
西方文化图解,中国哲学的范畴涵义,范畴间普遍联系及范畴体系,所透彻的义理逻辑体系乱套了,中西文化义理会通的文化研究当推倒重来。
五、阳明思想解放潮,传入落后于中国的日本,出现思想与文化的变革潮,出现明治维新,促进了科技生产力发展,挤入西方列强行列。同时,其侵略性质的强盜行为,比对西方列强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的思想解放潮,促成张载气本论复甦,气学即实学,掀动明清之际的实学与启蒙,命运却是迅速消逝。维新变法的失败,共和制度的建立,却成为地方割据,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五四运动拔错根,文化波折路与灾难路的文化根由,须从君主专*制独尊儒术的文化历史中探究。中国没有变革运动?宋朝王安石的政治变法,其历史逻辑及文化意义随着变法失败而流逝。没有文化变革?明清之际的实学与启蒙也瞬间流逝,至今谁知其历史逻辑与文化意义?船山学被荒芜,充满哲学味的孔儒脉理传承被埋没了。实函斯活、活化心性以顺乎物则的中庸本体论被埋没,依然是内修心性的中庸本体论流行。在研究传统文化的群体中,谁认知船山学?谁能真正读懂船山学?同属一个阳明思想解放潮,在日本与中国发生的文化效应不一样,能怪日本人尊重中国的古代人,不尊重后来的中国人?
五四运动提出民族劣根性问题,不知文化源根而拔错根。共和国历史,从WG的“文胜质则史”,走到改革开放的“质胜文则野”。缺失易简理得,健顺的君子自强不息精神而“势尊必蔽”;丧失“君子义”而官场贪腐;缺失立心立命,“循理而应乎事物”的性命学,以及人道理欲与天道体用的天人合道,恶性竞争而唯利是图,人心奸诈成鬼域流行。人欲横流,礼崩乐坏,文有法而礼无法。心性的事实逻辑,触目惊心而重新解读民族劣根性,当唤起文化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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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19 10:19:44 | 显示全部楼层
最近看了一些深度好文,其中有《从春秋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史》,表述的中心思想是:“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其实是两个物种。中国人的性格历史,犹如黄河,先秦是上游,通彻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干涸萎缩,奄奄一息了”。看了这类深度好文,想起浪花先生转载贴。重看此贴与我的回贴,心想,文化研究终要向前。能认识到宋朝前后为两种物种,同属“人物之元,鬼神之绍”的音容天,也就抓住了领会国民心性的矛盾焦点了。五四运动提出改造国民劣根性,若能抓住宋后的物种何以成形之因果,矛头非指向二千数百年前的孔学,错位的文化研究,不至于出现长期的挺儒与反儒的“内讧”,不至于有文化的灾难路和坎坷路。若现代新儒学思潮不是以宋明理学为主导,如林安梧先生以船山哲学为主导,不至于有再续错位的文化研究。文化学研究三次序:历史的发生次序,理气的实践次序,理论的逻辑次序。传统历程是“外则儒术,内则道佛”,经由儒学复兴的宋明理学,转为儒道佛互补思潮。治世道德,乱世道佛。现代历程,由现代的新儒学思潮,进入佛道儒思潮。“内则道佛”的文化再续,历史思潮现代重演,又是一段文化研究的灾难路与坎坷路。从五四运动到现代新儒学思潮,错位的文化研究路,历经近一个世纪时空了,难道还不引起文化的反思与悟道。
同属君主专*制时代,为什么汉唐与宋后为不同的物种?自汉武独尊儒术后,为日后专*制政治定向了,从独尊儒术到外则儒术;自魏晋南北朝的儒道佛并立,为日后专*制的思想文化定向了,从内则道佛到儒道佛互补。制度与存在,思想与心性,毕竟有着质变的渐行过程吧!汉唐时代,三代通行的有道伐无道的正义战争持续,王朝正常陵替,民本与专*制并存,先儒的民本理论、君舟民水说,尚有影响力,深刻在始创王朝的君主心中,有抑制力,实效性,出现贞观之治的盛唐辉煌。盛极而衰,輝煌不再。汉儒的文化质变,也不至于走到尊卑定理,定命定性,存天理去人欲成惉滞情的程度,人性自然与心性道德的极度异化。有道伐无道的王朝陵替,经由两个短命王朝:秦与隋;接续是两个统治时间长的王朝:汉与唐;走入两个大动乱的时期:魏晋南北朝与五代十国。两度循环,事不过三,滑入宋后另一物种时代。
宋后不再是有道伐无道,视为乱臣贼子所为,王朝正常陵替,转变为汉夷王朝陵替。夷,落后民族文化的王朝,两度陵替入满清。宋后政治形上道,倡忠君报国的忠诚异化,尊卑定理的森严等级,强势的文化专*制主义,专*制压倒民本。转入满清君师一体的独裁政治,森严的官场等级,满、蒙、汉的民族等级,文字狱的专*制暴烈,尊卑定理的以理杀人,食人礼教,专*制制度走到极度。宋后的思想形上学,治乱世循环的儒道佛互补的思潮盛行,走向满清时代的内修心性普世化。内修心性,佛空、道虚、儒道德内修,与世浮沉各管各,自扫门前雪,一盘散沙状,再没有先秦心性的正气凛然,通彻透底;也没有汉唐有道伐无道为正义战而献身精神。与世无争,唯唯诺诺。专*制窒息民本,造成民族劣根性,滋生流氓性与鬼诈性。政治形上道、思想形上学,到国民心性,“已干涸萎缩,奄奄一息了”。这就是汉唐到宋后成两个物种的质变过程。
宋后质变过程出现两件大事:一是宋朝王安石变法,以政治变革,改变经济颓景。政治变革,也是经济变革。盛唐后,终奏物的顺乎物则,波及始奏人的心性动能,中奏天的社会限定,都要顺乎物则之则。宋后的制度与文化,并无顺乎物则之则,反逆道物则,走向忠诚异化的忠君报国,专*制压倒民本,决定了变法失败。一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二是利益格局不可动;三是没有理论支持,没有心性的文化基础。变法失败,注定专*制衰落。
二是明清之际的实学与启蒙思潮,倡实学,批判君主世袭专*制的弊政,是贪腐天下、势尊必蔽、文有法而礼无法三大弊病之弊源,君主专*制无法治理的弊政。二是去佛空、道虚、儒道德的内修心性学,理性务实,心性启蒙,提出心性内外的道体论。道体形态是:因乎物通于人合乎天;道体动态是:“始奏以人,中奏以天,终奏以物,均一之化备矣”。三是重新端正国民心性,提倡圣人文与礼。文接孔儒的人文文化,“以文益质”、“以文载道”的心性文化。礼接荀子的礼法合治,升华为神以依的礼法合治。
盛唐过后,顺乎物则之则,发生了王安石变法的政治变革,实学与启蒙的文化变革,都失败了,这又是宋后成另一物种之因果路。政治形上道与思想形上学,造就的国民心性形态,即五四运动批判的民族劣根性。
顺乎物则之则,需要经济变革;经济变革,需要政治变革与文化变革,宋后一一失败。只要专*制主义的文化土壤存在,变革有着必然性。共和建制后,“革命尚未成功”,停留元亨阶段,未入利贞阶段,所以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政治改革与文化改革的历史再续,流失了。共和国历史,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文胜质则史,钟摆惯性成改革开放的质胜文则野,进入到深化改革时代。深化的经济变革,需要政治变革,法治天下;需要文化变革,礼治天下;政治变革与文化变革,神以依的礼法合治。法治者,治理不善至者的人与事,树立端正社会风气的法律权威性。礼治者,治理至善者的人与事,理性自觉成自由心性之礼义规范,包括职业性质、家庭伦理性质、以及公共场合的礼义规范。法治是为了维护、通行于礼治;礼治理性务实于“文以益质”、“文以载道”,人道教化与天道教化的心性文化建设。深化改革,再续于王安石变法的政治变革,实学与启蒙的文化变革,以船山哲学为主导,吸取共和政制与五四运动流失的教训。文化研究,当扭转五四运动与现代新儒学错位的文化研究路,按照历史分期,去研究人的心性文化形态,深究宋朝前后不同物种成形之所以然,因果路,端正国民心性,建设心性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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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19 16:37:3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浅龙勿用 于 2015-12-20 11:52 编辑

嬴氏族曾幫助過商氏族滅掉了夏桀,(夏桀因勾結亞述侵入族【易經裡的“利”人】燒殺搶掠自己的同袍兄弟,淫欲婦幼。)大部分大夏人出走西域以西境外生存至今,留下的小部分夏桀幫成為亞述人的走狗之先周。後為周人又滅掉了聯姻的商人之商朝,建立了周人之周朝,懲罰秦人至邊塞放牧為奴。嬴氏與商氏是同盟,有一支逃往高勾麗和今之日本。在漫長的等待與興盛時,逐漸崛起至強族,一舉消滅了周朝矦國,建立了強大的大秦帝國稱中國,國人正以秦為姓氏的起源。古老的東亞西域蔽障與東之海外都稱東方人為秦人,歐洲的羅馬人也不例外;所以日本人只尊重古東亞秦族的秦族之秦人!

因為日本民族其中也有一大部分是古中國的古秦族,他們曾是正義的華夏祖先,是古東亞的戰爭大師!毛澤東一直尊重古東亞優秀的民族,一,是華胥氏族;二,是大秦族!帛書《繫辭》屢屢提到華胥氏族後人伏羲氏族辨識自然的實踐論,與顓頊等宾入的“依鬼神而剬義”——《史記·五帝本紀》的局限經驗論做對比,譏諷周人“知周乎萬物”的本質是“鬼神無方易無體”精神病菌的攜帶者,而我先民自夏朝起自有對鬼神論的免疫功能,來自於“卬以關於天文,顢以關於地理,是故知幽眀之故,觀始反冬,故知生死之說;精氣為物,斿魂為變,故知鬼神之精壯。”的“偒知”等古人之邏輯“係辤焉以斷亓吉凶,是故胃之教。”而先在也。

因毛澤東的家族是商代後裔,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誰!因此毛澤東時代中日關係良好,是那時對外統戰工作具有深度含義的指導內幕,到老來且批評國內郭氏家族惹事生非的糊塗立場!喚高師進京想進一步商討易學史料等且作學習,因外事活動耽擱而未成願望,囑咐恩來善禮此項,高亨不知情卻逃此一弗,是周恩來保佑了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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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20 10:33:12 | 显示全部楼层
浅龙先生言人种,我言心性,一物两体。同是亲人,有亲疏,偏亲于聪明精灵,偏疏于愚钝滞弱,人之常情,因由心性。以此类推,便知强者竞争文化的西方人,为什么会出现种族歧视与民族战争。美国总统林肯发动解放农奴战争的同时,有教育家在农奴区办学校,对农奴后代义务教育,提高其心性的文化素质,是改良“人种”吧!优胜劣败,后来者居上,在工业革命时代,强弱阵营重新定位,何分文明古国?悠久历史?专*制历史愈长,现代化转型愈艰难,愈曲折,经历时间愈长,不知浅龙先生认可这个讲话否?
浅龙先生谈到“百年都行秦政法”,不错!君子专*制沿用是秦政的法家理论,请浅龙先生参考韩非子的法家理论,与荀子的礼法合治的政制理论,作个比较。专*制制度下的独尊儒术,就是法家同化的帝制儒学,非孔孟儒学。研究满清政治理论,彻头彻尾的法家理论,暴烈的专*制施政。屈服其淫威而各管各,自扫门前雪,能产生什么性质的国民心性?为何仁礼心性异化成各管各的丑陋心性,质变成宋朝前后不同的物种?外国人踏入国土,对中国人产生什么印象?在强凌弱,优胜劣败的时代,是否成为中华民族屡受帝国列强欺凌和侵略的主要原因之一。直到现在,国力强盛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丑陋行为,不是鄙视吗?这就是心性文化,非人种问题。深受人生苦难的郑准,浴火重生,发出感喟:“为什么理想主义异化成专*制主义”?现实人的浅龙先生,不知有同感乎?
历史在进化,损益文化道,不可能返回文王时代。即使哲学圆圈,返回原点,非始初原点,更高复归阶段之原点。如何定位在二千五百年的心性形态,去认识孔学?孔子忠恕,以己所欲之人性自然,推及他人所欲之人性自然,性相近,奈何习相远。在治世道德通行的时代,忠恕心被视为高尚人格尊崇,乱世时代被视为傻子行为,治乱世不同的价值评判。船山仁恕观,己所欲之人性自然,推及天下人所欲之人性自然,“以天理达人欲,更无转折;以人欲见天理,须有安排”。须有安排的人欲见天理,现实社会依然存在着大量问题,需要正视和解决的贫富悬殊、共同富裕的问题。也是长期缠绕在人类历史的存在问题。从船山的仁恕观去研究孔子的忠恕观,仁恕观不是忠恕观更高阶段的原点?哲学圆圈的更高原点?理论的逻辑次序。君子义的仁恕天下,小人利的忠恕人际,能否是“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社会心性模式?合理,非合理?空想,还是希望在明天?研究心性哲学与政治哲学,明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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