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ng321 发表于 2015-9-17 07:25
怎么能从“文人（指使用文字的教士）是罕见的现象”、“几乎全部的非神职人员都是文盲”就推导出“1215年英 ...
不仅大宪章是假的，16世纪之前的英国历史几乎全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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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玄识：杜撰的世界历史——外国学者揭秘西方史学（十） 就我们这个“纪元”的人类社会而言，所有的文明都是中华文明，都源于她，一合一分而已：欧美文明及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派生和变异——“转圣为凡、弃道拜器”；所有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都源于它，一正一反而已：西方历史与世界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繁衍与变种——“橘化为枳、随俗雅化”。 图解 1600年之前的不列颠岛，全无记录（部落方言，没有文字，原始落后，无穷祸乱）。其历史学所依据的6本“手稿文献”（没有原件），都是近代的伪作。这些手稿及其所奠基的现代标准的英国历史，是怎样形成的？它们透过中古后期的神学史家的视角（法国人约瑟夫•斯卡利杰的历史编年），撷取拜占庭“编年史”和泛蒙古帝国的景观，而形成英国的王朝轮廓与历史年表；再充实于“古典内容”（罗马）和（中古传奇：把不列颠内外的奇闻异事“标准化”）。
拜占庭—蒙古帝国的编年被镶嵌于英国历史学，用以构建“大不列颠的不朽丰碑”。
第一部分 引进拜占庭的假历史 〔G.V.諾索斯基教授整理，诸玄识编译。一家之说，仅供参考〕 [1] （甲）没有原始资料 作为英国历史学的蓝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包括如下六个手稿（仅存复制品）： 手稿A：《帕克纪事》（The Parker Chronicle，公元前60年—公元1070）； 手稿B：《阿宾登纪事之一》（Abigdon Chronicle Ⅰ，公元1年—公元977）； 手稿C：《阿宾登纪事之二》（Abigdon Chronicle Ⅱ，公元前60年—公元1066）； 手稿D：《伍斯特纪事》（The Worcester Chronicle，公元1年—公元1079）； 手稿E：《劳德（圣彼得堡）纪事》（The Laud Chronicle，公元1年—公元1153）； 手稿F：《双语坎特伯雷梗概》（The Bilingual Canterbury Epitome，公元1年—公元1058）。 它们的大部分内容重叠，反复说明同样的事件。按照今天通行的历史学，它们的问世时间大约是11—12世纪。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设——基于神职史家的“斯卡利杰编年”（Scaliger's chronology）的假设，远非合情合理。例如“手稿A”有两个16世纪的复制本，而其原件被说已烧毁。所有六个手稿的初版都溯源于：（手稿A和手稿E）帕克（Archbishop Parker ，1504—1575年）和劳德（Archbishop Laud，1573年—1645年），（其余手稿）罗伯特·卡顿爵士（Sir Robert Cotton，1571-1631）。 这就是说，现在权威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被写的时间，不会早于15—16世纪；但是，它们都被说成是11—12世纪。手稿的内容所使用的纪元“A.D.”是在15世纪才开始的方法。进而，我们发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手稿）的作者很熟悉（法国神职史家）斯卡利杰编年概念（16世纪）；所以，它们应该是在其之后（17—18世纪）问世的。
（乙）伪造“罗马—不列颠” 通行的英国历史称，55—54年/公元前，凯撒率领罗马军队远征不列颠；从公元1世纪到公元445年是罗马占领英格兰的时代（不列颠尼亚），这段时间没有国王，因为是被罗马皇帝统治。“盎格鲁撒克逊编年”（手稿）所讲述的“罗马”，不外乎是（欧洲通行的）“斯卡利杰编年”版本中的相关内容（照搬套用、异地复制）。 根据现在通行的英国历史，公元1—400年的英格兰是罗马的一个省。我们证明，古罗马是中古后期的教士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杜撰的，它是对13—16世纪的“泛蒙古帝国”（蒙古—奥斯曼—俄罗斯）的重大事件的改写。 译者按：“斯卡利杰编年”是西方伪史的的原型和蓝本。它所杜撰的“古罗马”又被英国人抄袭、用于其首版伪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手稿），以此证明不列颠岛曾属于“罗马文明”。但是，所有的早先被伪造的“斯卡利杰编年”和“古典文献”（希腊、罗马文献和文集），都没有提到“罗马—不列颠”（不列颠尼亚省）。因而，英国人自己说，它曾经属于“罗马”，这岂能行得通？那只好全靠“科学考古”来印证了。凡是能被想象为“罗马风格”的遗址，都是证据——只是几处土炕，根本没有文字，就被建筑师和艺术家画成富丽堂皇的“罗马建筑”。就像F．荷斯利兹著《想象的罗马—不列颠》一书的介绍所言： 在维多利亚盛世的不列颠的地下，所发掘出来的“异样罗马”，挑战了（对“罗马—不列颠”只字未提的）“古典文献”。考古成就描绘出“罗马—不列颠”的富有与文明的画面（而不是野蛮的布立吞人），从而把往古想象为像当世不列颠帝国之前身。这是“知识的变革”：罗马遗产不再是纯粹的上层阶级的古典教育，而是全体国民通过“出土文物”回顾他们自己的罗马……。 在英国四个“古罗马遗址，即：”塞伦塞斯特（古罗马圆形剧场）、卡利恩（古罗马要塞）、柯彻斯特（古罗马城墙、城门）和徹斯特（古羅馬圓形劇場），改变和发展了现代世界的历史观。透过如此“理论与实际”的矛盾和它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维多利亚式的想象中的‘罗马—不列颠’”。 [1] （丙）套用拜占庭和蒙古帝国的历史 我们发现，标准的以英格兰王朝系列为主脉的不列颠岛的历史，只是复制由神职史家所编篡的1327—1450年拜占庭历史（编年。到英国那里，就变成了更早的时间段）。再者，英国历史又复制14—16世纪的“泛蒙古帝国”的历史。 现在通行的400—830年之间的英国历史，取材于13—15世纪拜占庭所发生的事。进而，830—1040年之间的英国历史和1040—1327年之间的英国历史，皆取材于13—15世纪的拜占庭和14—16世纪的泛蒙古帝国。英格兰的拉丁名称“Anglia”，采用了拜占庭安琪儿王朝（Byzantine Dynasty of Angels，1185—1204年）。 总而言之，现在教科书所载的14世纪以前的英格兰历史，都是按照12—15世纪拜占庭历史和14—16世纪泛蒙古帝国（包括俄罗斯—哥萨克征战）情景，如法炮制。大体上，古代和中世纪的英格兰的编年，包括历史事件，全然是套用神职史家笔下的这两个“历史原型”，只是做些“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修改而已。 到16—17世纪，英格兰才有文字纪实的历史；与此同时，也开启了这个岛邦的正统历史——主要是杜撰16—17世纪以前的不列颠历史。全部的古代编年（事件、人物和时空）都是被设定、被编篡于16—18世纪。 （丁）拜占庭与英国史的因缘 13世纪是十字军扫荡拜占庭的高峰期。这是因为1185年，安特洛尼克斯或耶稣基*督在沙皇格勒（君士坦丁堡）被钉十字架，欧洲便组成十字军来复仇。 1453年，君士坦丁堡在奥斯曼—哥萨克的屠*杀下陷落，城市化为废墟，幸存者四处逃命；其中的许多贵族和学者到欧洲避难，有些人远至不列颠，他们怀念过去，也把历史编年的思想与著述都带到异域。 16—17世纪，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关于古代英格兰的“崭新历史”，就是在君士坦丁堡学者的编年框架下，“旧瓶装新酒”、以讹传讹，而臻于成熟！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宗教改革的祸乱烧杀，14—16世纪的几代人的历史记忆都磨灭了（按：当文字、纸张和印刷都未普及。在宗教改革时代，绝大多数的欧洲人都是文盲） [2] ；所以，16—17世纪英国的“斯卡利杰编年模式”的学者，更是倚靠老的拜占庭编年史。在此框架内，许多奇闻异事、传说故事都被用来充实“古代历史” 这样，英国的编年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手稿），像南尼厄斯(Nennius)著《不列颠人的历史》(Historia Brittonum)和随后的其他几本，一一被编篡出来；19—20世纪的英国史只是萧规曹随，略作修改：增加资料，融通文字而已。 真正的英国历史是非常短的！
作为西方历史基干的“古代文献”，没有真的。“文化诚信危机”——美国《科学箴言报》西方文明架构中的“伪劣成分”如此可怕和令人失望，那就像中国各级行政中的贪官一样，“一查一个准，一挖一大批”：最近，霍普金斯大学几位教授查出1700多种被伪造的书籍和文献，以关于古代古典的内容居多。。Fakes, Lies, and Forgeries Exhibition Opening，September 30, 2014
第二部分 英国文明的中国源 （甲）英国文明来自中国 中古—近代的不列颠，是中国影响而出现“前后反差”最大的一个地方，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地狱与天堂”的差别！为何如是说？详述如下： 近代以前的整个欧洲都是前文明、非文字、半原始的，而不列颠则是欧洲—地中海区域当中最差的一个。（请读 诸玄识《中国影响之前：原始的欧洲》）。 绝大多数的欧洲贵族、国王和教士都是文盲（在纸与印刷术普及之前），而且从来不洗澡（“一千年不洗一次澡”。在殖民扩张和财富注入之前），实际上是滞留和挣扎于原始部落社会。“四大发明”之纸与印刷术，使欧洲从“血缘族群/方言口语”变为“地缘契约/语言文字”；进而，火药和指南针令其在内外征战中强化组织力与动员力，于是形成民族国家。凡此，撇开科技标准，仅就政治文明的性质而言，近代西方乃至现代世界之国族（国家观及民族主义），只是相当于中国的“战国七雄”的层次，而较之传统中国（天下观及世界主义）则等而下之。所以说，欧美文明及其政治是华夏的派生与退化。（请读 诸玄识《“文明突变”：华夏派生欧美》和 诸玄识《华夏赐予欧美民*主》）。 进而言之，英国的“近代崛起”几乎是从零开始的，事前它自身没有任何有益的成分、毫无“正能量”。在世界历史上，不列颠岛是最贫穷落后和充满祸乱的地方。它之所以有幸，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源自中国，先略谈四点： Ⅰ.亚欧板块两边的、大陆与海洋的优势替代，以及文明中心的换位，它们原因是什么？主要是华夏的发展与科技已达到“生态危巅”，又遭遇“地理瓶颈”；从而文明的极大“张力”，通过其所转化的“战争与和平”（例如蒙古征服与郑和远航），向西发散。而英国及西欧恰好是“技术真空”与“海洋捷径”。 Ⅱ.中国技术让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地理具有了世界意义的“海洋性”，尤使不列颠从原先的欧洲海盗的受害者，变为因利乘便的全球猎食者。在1588—1940年代这三百五十年间，英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地位）最优越，立于不败之地，其炮舰驰骋远洋而所向无敌；于是，几大洲的资源财源滚滚而来，这才是成功的诀窍！ Ⅲ.中国技术奠基英国的农业革命，从而叠加奠基它的工业革命；这两个方面，英国原先都是很原始的。工业革命成功的先决条件是，中国技术（罗盘、造船、海图等）与中国人在哥伦布之前的“地理大发现”，随之而来的是欧洲的殖民扩张。如果囿于本土，那丝毫不能展开工业革命，反而会造成自毁家园，导致族群自*杀。以破坏生物圈而暂获成功！ Ⅳ.海洋霸权而损外益内，其社会渐入佳境，自由民*主则应运而生。尽管如此，若非中国因素，则无英国民*主。其贵族恃靠伪造的《大宪章》来垄断政治，而人民则针锋相对地掀起“宪章运动”；在打赢两次鸦片战争后，内部妥协，一致对外，其议会批准从中国引进的文官考试制度，而逐步向人民“开放政权”。
近代以前的英格兰是北欧海盗的主要目标。
（乙）中国的世界历史的“原动者” 在近代以前，唯有中华文明是“有序和合运动、文化调节平衡”，可持续性，长生久视，脉络清晰，有案可稽；所以，她是有历史的真正的文明。相比之下，其余世界，不动则已，动辄“无序”——妄动（老子曰：“不知常，妄作凶”）；因而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要么是族群或宗教吞噬、而蹈陷生灭轮回，要么是戒律或禁锢、而窒桎现实人生。即使“幸运者”，由于占据某种有利地缘，而亢奋良久，凸显光环，也是不能善终，归于飞灰湮灭；所以，它们根本没有历史。 进而，中华的“序动”与外部世界的“妄动”是因果关系。文明中心之辐辏辐射，特别是它的技术传播，让整个世界都愈益强烈地“动了起来”（如果不是中国，“世界之动”是分散、零星和微小的）。中华能做到“有序运动”，而她所引起的外部世界的运动则是无序的——多转化为负能量与破坏性；中华在其安顿内部的同时，还要遭罹与“同化”天下的忧患，她自己也就变得博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是一种“报应”——它所播撒和饱尝的苦果，远远大于它所收获和享有的“正果”。除了中华之外，没有哪一个能够担当“文明”！今人坐享其成“全球天下”，挥霍和消耗生物圈，而不知到现代文明的来龙去脉；更不知道西方或现代“智慧”，不能通行“万古江河”，只会导致“万物终结”。 如果没有文明中心的技术传播和文化失控，就不会出现征服性的大型战争。 [1] 中华在其驱动世界的过程中，也启动了两种最大的战争源——草原暴力（蒙古及胡患）和海洋暴力（西方和日本）。在东学西渐（文明的传递接力）的条件下，西方凭借其“海洋地缘”而具有压倒优势，并把其内部的祸因乱源宣泄出去，使其自身全是“正能量”；在此情况下，西方不仅拥抱“文明极致”，而且打造“优异传统”。
近代以前的不列颠岛是世界上人祸最频繁、最持久的地方。
（丙）“文明的暴发户”是怎样练成的（Ⅰ） 近代以前的不列颠——世界上最差的定居社群。分四点阐述： 第一，在1492年之前，人类社群被自然“画地为牢”为众多的、相对封闭的生态单位，它们（各个族群）都以“本土环境”维持生存。处于“季风亚洲”东部的中国，是自然对人的最佳的“适度挑战”，最适合创发文明；由于气候是“雨热同季”，人的努力能够带来最高的农业产出。相比之下，欧洲是高纬度、阳光稀、非时雨、地表贫，因而人的生存紧张，冲突压倒一切；甚至是：若非宗教“禁锢”人欲人为人智、从而窒息一切“创造与发展”的因素，则不能遏止族群吞噬。 第二，不列颠距离世界历史的文明中心（中国）最远。姑且不论上古历史（文明古国和西方古典实际上都是被伪造的），西方学者承认，中国是中古千年的唯一的文明中心， [2] 其文化与技术的传播的顺序是：中国→中华圈邻邦→阿拉伯→意大利→欧洲其他地方。在近代之初，西欧内部受益于中国有三条路径，而英国则都是姗姗来迟者，那就是：Ⅰ.地中海：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Ⅱ.耶稣会士：意大利→法国→德国→…Ⅲ.航海接触：葡萄牙→西班牙→荷兰→…。 第三，在获得中国技术之前，不列颠岛不具备“自卫”的客观条件；也就是说，在近代以前，不列颠的“地缘政治”属于世界最差的之一。它首先是欧洲的“海洋暴力”（维京海盗）的主要受害者，是大陆忧患的“地理终端”——凯尔特人被盎格鲁—撒克逊人追杀，后者又遭受“威廉征服”；其间还有无数次丹麦、挪威和瑞典海盗登陆殖民、杀光土著。实质上，不列颠族群不仅要忍受自身的“人口与生态”的高度紧张、生存困厄，而且还要承载其余欧洲的忧患，何其惨也。 第四、在1492年之前，即在西方有机会攫取海外及全球的资源和财富之前，由于它没有像传统中国那样的“和谐文化、和合智慧”，西方人不可能正常地“安身立命、安居乐业”，从而“利用厚生、利时及物”，遑论享有“科学与文明”。乃至，近代以前的欧洲不仅不能创造科技，而且也几乎不能接受外来科技。华夏能够“自我调节平衡”，所以其科技创新是可持续性的，而非“变乱天人、玉石俱毁”。而多项中国发明引起欧洲的“社会地震” [3] ——宗教失控，人神火拼。倘若没有指南针，西方就会内耗致毁。
（丁）“文明的暴发户”是怎样练成的（Ⅱ） 时来运转的不列颠——世界上最棒的创新国度。 欧洲——尤其是不列颠——否极泰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在中国科技带来“地理大发现”之前，在自然环境上，欧洲算是最差的，是远离文明中心的“孤魂野鬼”；而之后，它变成最好的，是淫猎世界的“前沿阵地”。在掌握中国技术的条件下，欧洲是东半球与西半球之间“捷径”；它与美洲之间的距离是中国跨越太平洋的一半，以前几千年，欧洲没有技术，现在指南针、造船术和航海图等使它如鱼得水。这下子西方是天时地利，近水楼台，捷足先登，得天独厚！ 虽然在欧洲各国的越洋和殖民的过程中，英国像是“输在起跑线上”；但它却是后来居上，后生可畏——在获得相关技术的条件下，英国不仅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如1588年“无敌舰队”），而且它还钳制了其余欧洲：在北面可扼控北海和波罗的海诸国，在南面可堵塞地中海和黑海诸国。 地理大发现的“中西换班”的日期——1492年——是个关键，是划时代的：在1492年之前，西方人囿于极为贫瘠的欧洲本土环境，而陷溺于困苦与冲突，陷溺于恶性循环的天灾人祸数百年；是中国文化与科技使西方人“翻身解放”，也把他们从被地理与宗教的“双重禁锢”下解放出来。在1492年之后，特别是在霸占和殖民美洲之后，由于世界资源财源滚滚，西方出现了内部佳境，犹如“创世乐园”——释放“原罪性恶”，都能“创造奇迹”，从而形成征服世界、征服自然的持久实力。之前，西方是社会暴力与生态危机的自体受害，霍布斯称，它是相争相害、你死我活的“自然状态”（霍布斯邦）；之后，西方是其所制造的世界性的“海洋暴力”与生态危机的暂时受益者（全球霍布斯邦）。 西方及现代的、产生科技革命与知识爆炸的那种“智慧”，似是而非、有名无实；它在传统文化那里仅是“工具”，而且极具负面性，故曰“双刃剑”，所以需要真正的智慧来驾驭和监护。而且实际上，西方及现代的知识系统是源于东方（主要是中国）。西方自身所有的，不外乎是“潘多拉盒子”里的东西——也是凡人皆有的，只不过看谁有“智慧”能够“适当控制、安全利用”而已；西方没有这种智慧，那就只能等待机遇或因缘。 这个“潘多拉盒子里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它是人作为“智能生物”所禀赋的“反克自然”的本能（智能）。如此智能原先只能在东方智慧的监护下加以开发。但西方的“智能”与东方的智慧成果相结合，就会变为可观的和爆炸性的“人智”——有多大的“海外生态”供其消耗，就会产生多大规模的“人智”（科学）。往昔因为囿于本土，若非“神权禁锢”，则必自体毁灭，故而特别是禁锢“人智”。而今是“世界联通”，无限开发科学，势必是“以空间换时间”、而导致全人类的毁灭；但西方暂且可收获其“正果”，而让非西方饱尝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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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9 09:2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