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太素研究汇集贴子

東華道醫

《太素》撰著具体时间新证
本文列举四证确证《太素》主要成于唐高宗李治龙朔二年（662年）至咸亨元年（670年）阶段。《旧唐书•经籍志》载杨上善著作79卷，五代杜光庭曾阅杨上善《道德集注真言》20卷，则杨上善著作可知者凡99卷。
《黄帝内经太素》（下简称《太素》）30卷，今存25卷，佚5卷，杨上善撰。
杨上善里籍时代无考。《素问》林亿序：“隋杨上善纂而为《太素》，时则有全元起者，始为之《训解》。”谓杨上善为隋人，并称全元起与杨上善为同时人。林亿为北宋校正医书局著名学者，校正医书局所校医书之序多成于林亿之手，尤以《素问新校正》最为医家熟知，故后世多依林亿说称杨上善为隋人。林亿虽精医典，然疏于考证。考《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杨上善以下著作。
1 《老子道德经略论》二卷 杨上善撰
2 《道德经》三卷
3 《略论》三卷
4 《庄子》十卷 杨上善撰
5 《六趣论》六卷 杨上善撰
6 《三教权衡》十卷 杨上善撰
7 《老子》二卷 杨上善撰
8 《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十三卷 杨上善撰
9 《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 杨上善撰
杨上善著作凡79卷，其中老庄著作36卷，《内经》类著作43卷。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杨上善以下著作：
1 杨上善注《老子道德经》二卷
2 又注《庄子》十卷
3 《老子指略论》二卷 注：太子文学
4 杨上善《六趣论》六卷
5 杨上善《道德经略论》三卷
6 又《三教权衡》十卷
7 杨上善注《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十三卷
8 又《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
新旧唐志皆将杨上善著作列为唐人著作，则杨上善为唐人确切无疑。尤为可贵者，《新唐书•艺文志》于自注中着重指出杨上善官职为“太子文学”，恰好与《黄帝内经太素》每卷卷首“通直郎守太子文学臣杨上善奉敕撰注”之“太子文学”合。
清末杨守敬（1839～1915年）《日本访书志》及《访书志题跋》对杨上善时代进行深入考证，《题跋》收于1982 年台湾中央图书馆编印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题跋》云：
《黄帝内经太素》存二十三卷，二十四册，唐杨上善撰，日本影钞古写本，全幅35.8×23.7，清光绪间杨守敬手书记。
右钞本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二十三卷又零残一卷。按李廉（1488～1566）《医史》、徐春甫《医统》并云杨上善隋大业中为太医侍御，述《内经》为《太素》。顾《隋志》无其书，新旧《唐志》始著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十三卷。《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书录解题》皆不著录……日本藤原佐世《见在书目》有此书，盖唐代所传本。日本文政间（1818～1829），医官小岛尚质闻尾张藩士浅井正翼就仁和寺书库钞本得二十余卷，亟使书（手）杉本望云就录之（杨守敬注：“原为卷子本，今改为蝴蝶装”）以归，自后乃有传抄本（杨守敬注：“皆影钞本”）。按《黄帝素问》王冰所注，次第与全元起本不同，说者谓全本是原书真面。今以杨本校之，亦与全本不合。则知全本八卷、杨之三十卷、王之二十四卷各遵所闻，均与《汉志》九卷之数不合。盖术家之书，代有增损移易，不可究诘也。但杨上善爵里时代，古书无征，据其每卷首题“通直郎守太子文学臣杨上善奉敕撰注”与《医史》所云太医侍御已不同。按《唐六典》“魏置太子文学，自晋之后不置，至后周建德三年置太子文学十人，后废，皇朝显庆中（656～660）始置”，是隋代并无太子文学之官，则上善当为唐显庆以后人。又按此书残卷中“丙主左手之阳明”注云“景丁属阳明者，景为五月”云云，唐人避太祖讳“丙”为“景”，则上善为唐人审矣。《医史》、《医统》之说未足据也。光绪癸未十二月宜都杨守敬记
又按宋高保衡、林亿等《重广补注黄帝内经序》云：“隋杨上善纂而为《太素》，时则有全元起者始为之训解”，则知《医史》、《医统》致误之由。按《南史》王僧孺传有“侍郎全元起欲注《素问》访以砭石 ”语（杨守敬注：“汲古本误全为金”），则元起亦非隋人，附订于此。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九亦有杨上善其人其书考证，云：“此本每卷有小岛尚质印，楣上又据诸书校订，亦学古亲笔，盖初影本也。是书合《灵枢》、《素问》纂为一书，故其篇目次第与二书皆不合。而上足以证皇甫谧，下足以订王冰，洵医家鸿宝也。”《访书志题跋》当与《日本访书志》互参。[1]
1924年萧延平校注《黄帝内经太素》印刷出版，《例言》云[2]：
杨氏《日本访书志》据本书残卷中丙字避唐太祖讳作景，以为唐人，复据《唐六典》谓隋无太子文学之官，唐显庆中始置，杨氏奉敕撰著称太子文学，当为显庆以后人。余则更有一说，足证明其为唐人者，检本书杨注，凡引老子之言，均称轩辕黄帝。考新旧唐书本纪，追号老子为轩辕黄帝在高宗乾封元年二月，则杨为唐人更无疑义。
萧氏所考更为深入一层。考《旧唐书•高宗纪•下》云：乾封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下诏追封老子为太上轩辕黄帝，其文曰：“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轩辕黄帝。”追封全文载《唐大诏令集》及《道藏》。
杨守敬、萧延平确证杨上善为唐人，是则是矣，然时间尚欠具体。笔者有四说确证杨上善为唐高宗时人，《太素》主要撰著于高宗龙朔二年（662年）至咸亨元年（670年）间。
其一，唐末杜光庭（850～933年，唐末大中四年～五代后唐长兴三年）《道德真经广圣义序》云：“太子司议郎杨上善，高宗时人，作《道德集注真言》二十卷。”[3]《道德真经广圣义》6卷，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杜光庭为之序。此序称杨上善为“唐高宗时人”，唐人言唐事，则杨上善为唐初人，无可疑矣。《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未载杨上善《道德集注真言》20卷，杜光庭之说可补两唐志之缺。此20卷加上“旧唐志”之79卷，则杨上善之著作凡99卷。
其二，皇帝之命称“敕”，始定于唐高宗显庆（656～660年）中。在古代汉语中，“敕”字词义几经变化。先秦时期，“敕”字用于君臣间之告诫。《史记•乐书》：“太史公曰：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两汉时，词义缩小为长官命令下属，父祖教育子孙之词。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云：“敕者，自上命下之辞。汉时官长行之掾署，祖、父行之子孙，皆曰敕。”清•席世昌《席氏读说文记》云：“至南北朝则此字唯朝廷专之，而臣下不敢用。故北齐乐陵王百年习书数敕字见杀。”至唐显庆中，“敕”字使用范围愈加缩小，由朝廷专用缩小为皇帝一人专用。宋•孙奕《示儿篇》卷二十三《字说•集字•三》云：“《谈苑》云：《千字文》题云，勑员外郎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勑字乃敕字传写误耳。时帝王命令，尚未称敕，至唐显庆中，始云不经凤阁鸾台，不得称敕。敕之名，始定于此。”[4]（按，《说文》：“勑，劳也。从力来声”，音lai，劳徕慰勉之义；“敕，诫也，从束攴声”，音chi。“勑”、“敕”本为两字，隶书俗字以“勑”为“敕”，后皆以“勑”为“敕”，沿用至今，故孙奕称“勑员外郎”之“勑”为“传写误”字）《太素》卷首“太子文学臣杨上善奉勑撰”之“勑”字（即“敕”字），透露出杨上善奉唐高宗敕命而撰注《太素》信息，恰好与杜光庭称杨上善为“唐高宗时人”吻合。
其三， 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诏令改秘书省为兰台。《太素》卷二十二《五节刺》：“请藏之灵兰之室，不敢妄出也。”杨上善注：“灵兰之室，皇帝藏书之府。今之兰台，故名者也。”[2]“今之兰台”四字透露出杨上善撰著该卷的具体时间。“兰台”概念在历史上几经变化。战国时期为楚国宫名。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汉代为宫廷藏书之府，班固曾任兰台令史。唐高宗龙朔二年诏改秘书省为兰台，高宗咸亨元年（670年）恢复秘书省之称。《旧唐书》卷二十四《职官》云：“龙朔二年二月甲子改百司及官名。改秘书省为兰台……咸亨元年十二月诏：龙朔二年新改尚书省、百司及仆射以下官名，并依旧。”考杨注既称“今之兰台”，则“今”者，指唐高宗龙朔二年至咸亨元年这8年时间段。因而可以据理考知，杨上善编注《太素》的主要时间段在唐高宗龙朔二年至咸亨元年这8年之间。
其四，《太素》注凡释“治”字皆改为字“理”或“疗”，以避高宗李治之名讳。如《太素》卷十九《知要道》“夫治国者，夫唯道焉”，注：“理国，安人也。针道，存身也。安人之与存身，非道不成，故通两者混然为一也。两者通道，故身国两理耳。”[2]《太素》注以“疗”代“治”者，俯拾皆是，如卷十四《四时脉诊》“脉不实坚为难治”，杨注：“脱血而脉不实不坚，难疗也。”卷三《阴阳》：“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五脏半死半生也。”杨注：“善者，谓上工善知声色形脉之候，妙识本标，故疗皮毛，能愈脏腑之病，亦疗脏腑，能除皮毛之疾。故病在皮毛，疗于皮毛；病在五脏，疗于五脏；或病浅而疗浅，或病深而疗深，或病浅而疗深，或病深而疗浅，皆愈者，斯为上智十全者也。”[2]
以上4事，皆与唐高宗有关，因而可知杨上善非隋人。林亿称“隋杨上善”乃疏于考证。林之误说，遗误千年。196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太素》竖排精装本“出版说明”云：“关于本书撰著人杨上善是什么朝代的人，因为正史没有记载，近人有些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隋人，有的说是唐人，我们姑从林亿、李廉、徐春甫等人的说法，称为隋人。”
确考一个医学家的生活时代不是一件细事，而是事关全局的大事。现在我们已经知晓杨上善为唐初人，撰注《太素》时间段主要在662年至670年间，因而可以考知，《太素》杨上善注中大量丰富的中医理论代表了唐初以前我国中医理论所达到的水平，具有极高研究价值。《太素》注中有许多哲学思想和哲学论述，是研究中古时期我国哲人研究老庄的宝贵资料。如“一分为二”这一哲学术语，据今所知，最早见于《太素》卷十九《知针石》注[2]。 “太子文学”之职能，据唐•杜佑《通典》卷三十《职官》类第十二项云，“文学掌分知经济、侍奉文章、总缉经籍、缮写装染之功，笔札给用之数，皆料度之。”[5]任太子文学者，文化功底深厚，等等。由此可见，《太素》注中的训诂、音韵、俗字是研究中古时期传统语言学重要资料。
参考文献
1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杨守敬题跋[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145，44.
2 杨上善撰，萧延平校注.黄帝内经太素[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1，365，317，253，327.
3 杜光庭.道藏（第14册）[G].上海：文物出版社、上海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309～565.
4 孙 奕.示儿篇.见：丛书集成初编[G].上海：商务印书馆（解放前出版）
5 杜 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1：829.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 钱超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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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二十一篇，本名“鸿烈”，系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80年～公元前123年)招引宾客集体编写而成。该书是对西汉前期道家思想系统而详尽的总结，是研究黄老思想的极其宝贵而丰富的资料。书中不乏其医学内容，值得我们探讨研究。
倡学说，阴阳五行
该书倡导阴阳五行学说。首先，论述了阴阳概括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如《本经训》指出：“阴阳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终始虚满，转于无原。”此言阴阳囊括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其变化是无穷无尽的。这与《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学说一脉相承。
书中以水、火、日、月喻阴阳。如《天文训》云：“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又云：“日者，阳之主也；月者，阴之宗也。”这里用人们常见的水、火、日、月来说明阴阳的属性，这种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使学者对枯燥、抽象的阴阳学说易于理解。
其次，阐明了五行的属性及其生克乘侮规律。如“东方，木也，……。北方，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故禾春生秋死，……。”此处五行学说内容与《黄帝内经》所论是一致的，可见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已渗透到多个学科。
书中还以五行所属的方位论及人体的形体特征及勇怯、智愚、寿夭等。如“东方，……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南方，……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夭；西方，……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其人蠢愚；中央四达，……其人慧圣而好治。”以上所述虽未必尽然，但大体上说明了五行所属的方位及地域不同对人体的影响。
整体观，天人相应
该书强调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如《本经训》云：“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指出人生活在宇宙间，和自然界是息息相关的。这与《素问·生气通天论》所云“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的天人合一观点不谋而合。
四时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人体而形成疾病。如《时则训》记有：“孟春之月，……行秋令则民病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季秋行夏令，……民多鼽窒。”上文明示，非其时气，其气不和则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同时告诫人们：人体必须顺应四时，适应自然界季节气候的变化，才能在宇宙间健康生存，正如《本经训》所言：“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
还有整体观对疾病症候的影响，如“夫有病于内者，必有色于外矣。”“痈疽发于指，其痛遍于体。”前者言其体内脏腑患病，而引起体表的色泽变化，即“有诸内必形诸外”；后者指出局部的病变可影响整个人体。
养生术，静漠恬澹
该书注重养生之术，如《?真训》强调了养性、养德，云其：“静漠恬澹，所以养性也；和愉虚无，所以养德也。……若然者，血脉无郁滞，五脏无蔚气。”又《修务训》提出精神调养，指出：“今天道者藏精于内，盝神于心，静漠恬淡，讼谬胸中，无邪气所留滞，……则机枢调利，百脉九窍莫不顺比。”“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也。”综观上文可知：心境清净，无欲无求，则五脏安和，百脉调畅，诸窍通利而健康无病。这与《黄帝内经》中“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以恬愉为务”的养生之道契合。
养生的另一个方面是禁嗜欲。如《时则训》言其：“孟冬，……君子斋戒，身欲静，去声色，禁嗜欲，宁身体，安形性。”冬为闭藏之时，应藏而不泄，故要禁欲，保精、养性。又《原道训》云：“
圣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也强调了养生禁欲的重要性。人类只有将养精神，和调其气，才能形体康健，与世间万事万物共同在自然界的规律之中生存。故《原道训》指出：“是故圣人将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沉浮俯仰。”以上所述《淮南子》对人类养生术的贡献，足资后学借鉴。
推病由，情志环境
书中推究疾病发生的原由，认为情志变化、地理环境对人体影响极大，是致病的重要因素。如《精神训》和《原道训》均指出：“人怒破阴，大喜坠阳，……。”“薄云发?，惊怖为狂，忧悲多恚，病乃成积。”以上言情志过极，积而成病。这与《黄帝内经》中“暴怒伤阴，暴喜伤阳”的观点是相同的。这种病因认识一直指导着后世临床，目前情志致病的比例愈来愈大，如杨雪琴教授调查后指出，“银屑病的发病和复发患者中70%～80%的人发病前有焦虑和抑郁，且有特殊不愉快的事情。”
地理环境亦直接影响人体而为致病之由。如“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暑气多夭，寒气多寿。”此言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的体质、生育、发病和寿夭等均有影响，为导致疾病发生的原由之一。这种医学思想本源于古代文献而有所创新，如《吕氏春秋·尽数》记载：“……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祍与伛人。”此指居住在水味辛辣地方的人，多患痈疽和生瘰疬病；水味苦涩地方的人，多患鸡胸和驼背。
谈施治，理法兼备
该书对疾病治疗方法的论述亦较详尽。如《时则训》提出四时治疗疾病的法则为：“春治以规，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这里规矩权衡治法与《黄帝内经》中的规矩权衡合四时脉象不同。如《素问·脉要精微论》云：“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前者言其脉象的变化随季节不同而各异，即脉合四时；后者则根据脉象的浮、沉、滑、涩，而了解疾病产生的原因。可见，《黄帝内经》以规矩权衡论脉象；《淮南子》则以规矩权衡论治法，各有所指也。
书中谈及治疗疾病要全面考虑，不能顾此失彼，以免酿成大病。如《说林训》中指出：“治鼠穴而坏里闾，溃小皁而发痤疽。”
书中还有对疾病应早期治疗的记载。如《人间训》告诫人们：“患至而后忧之，是犹病者已胘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这里根据上下文意虽是以医学喻为政处事的道理，但其未病先防，既病早治的预防医学思想确能启迪后学，这与《黄帝内经》中“病已成而后药之”，其理相同。
论药物，首重实践
该书对药物的记载注重实践，从药物采集、炮制及品种鉴别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首先，采集药物要亲口尝试。如《修务训》云：“神农乃始教民扑五谷，……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是古代医家在实践中寻找和发现药物的真实写照。其次，根据药物性能，按照季节采收药物。如“蝉始鸣，半夏生”言其夏至时蝉鼓翼始呜，正是半夏成熟的采收时间。其三，告诫人们注意药物炮制方法。“牛胆涂目，……取八岁牛胆，桂三寸，著胆中，百日以成。”此言将桂放入牛胆中，经过百天才能药用。其四，提出了易混淆药物的鉴别。如“夫乱人者，芎
穷之与蒿本也，蛇床之与麋芜也，也皆相似者。”这种注重实践，使药物名实相符，是安全有效用药的保证。
他如书中还有关于脏腑的论述；疾病命名的记载及形、气、神的论述等，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与《黄帝内经》同时代或稍晚时的《淮南子》蕴含着一定数量的医学内容，我们应当挖掘整理取其精华，以丰富中医学宝库。
河南驻马店地区中医院(河南，463000) 刘天骥 李岩
河南泌阳县卫生学校(463700) 张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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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经》将《内经》原文全部收录，重新分类编注。其中有83篇《内经》原文是以整篇的形式编入《类经》而没有被分割。其他《内经》原文中，以一整篇分成几个完整的单节者占多数。整部《内经》被编入《类经》的前十一类中，其中有三节原文重复出现。对《素问》与《灵枢》间严重重复的六节经文，其中五节是取自《素问》而舍《灵枢》，一节是取《灵枢》而舍《素问》；重复不甚的经文，予以保留。《类经》对极少数《内经》原文的段落节次进行了调整，对辞句不作变更。《内经遗篇》，除一节被收录其他卷之外，其余内容独立成一卷，以与《内经》正文相别。《类经》的第十二类为“汇通类”，收录的内容是《内经》重要原文的摘要。
《类经》一书，由明·张介宾历时30年而完成。该书继承了明代及明以前医家注释《内经》的成就，对《内经》全文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注释，是明代注释《内经》最有成就的著作之一。《类经》对《内经》全文重新分类的注释方法，至今仍为研究《内经》学者所首肯。但是有关《类经》分类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文对此作了初步研究。
《类经》之前对《内经》的分类情况
《内经》作为中医的经典著作，对其进行研究者代不乏人。作为分类编纂者，则始于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甲乙经》以《素问》、《九卷》、《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为本，重新分类编辑而成。张介宾在《类经》序文中提到“晋有玄晏先生之类分”。我国现存最早对《内经》进行分类编注的著作是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但《太素》流传至宋代以后则在国内失传，公私书目亦无著录。故张介宾既没有见到过《太素》，也不知道《太素》的分类情况。
元·滑寿所著《读素问钞》，节取《素问》部分内容分为12类，并对经文作了简明扼要的注释。张介宾在《类经》序文中即提到“元有滑撄宁之类分”，二书的分类情况，其相似之处颇多。
元·罗天益著《内经类编》九卷。《补元史·艺文志》有著录。［1］《四库全书提要》云：“则以《内经》分类，实自李杲创其例，而罗天益成之。今天益之本不传（此指《内经类编》），介宾此编虽不以病分类，与杲例稍异，然大旨要不甚相远。即以补其佚亡，亦无不可矣。”［1］从上述记载来看，罗天益之《内经类编》在编写《四库全书》时已经失传，可见此书流传不广。明末之张介宾从未提及该书，可能未见到过此书。
《类经》的分类特点
1、全书类编：对照《类经》与现行本《素问》、《灵枢》的经文，发现《类经》对《灵枢》和《素问》的分类，采用的是全书类编的方式。即是将《内经》原文全部收录，重新分类编注。而且，《内经遗篇》也收录其中。这样，就保证了《内经》一书在内容上的完整性。其编辑原文的方式如下。
（1）整篇编为一节：即《内经》原文的一整篇改编为《类经》原文的一整节。其中包括《素问》34篇，《灵枢》49篇，共83篇。对整篇入编的这些篇节，多另立篇名而不用其原名。在整篇入编《类经》的原文中，《素问·刺腰痛》整篇内容与《素问·骨空论》、《灵枢·杂病篇》中的部分内容相合成一节，《素问·刺要论》和《素问·刺齐论》两整篇合为“刺禁 ”一节，《灵枢·背腧》、《灵枢·病传》、《灵枢·淫邪发梦》三整篇和《内经》其他篇中的部分内容相合成一节，其余在《类经》中皆独立成一节。分析上述整篇入编的原文，大概有下列几中情况：第一，篇文较短小。第二，主题较单一。第三，某些篇虽所论主题不一，但如果分割则影响经文的连贯性，不便强行分开。
（2）一篇分为若干节：指《素问》、《灵枢》原文中的一篇在《类经》中被分为几个完整的单节编辑。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被分为四节，《素问·金匮真言论》被分为三节。 这些被分割成的单节，有的在《类经》中属于同一类，有的则分属于不同的类别。
（3）数节合为一节：是指节取《内经》某些篇内的部分内容相合组成一篇。少则节取《内经》两篇中的内容相合成一节，多则节取七篇中的内容相合组成一节。其中，《灵枢》中的《四时气》、《寒热病》、《癫狂》、《杂病》、《小针解》四篇和《素问》中的《长刺节论》、《逆调论》两篇，各被分成数节后与《内经》其他篇的部分内容相合组成单节。《类经》对这六篇的结构所做的调整最为严重。
由上可见，《类经》对《内经》原文的分类编撰，由一篇分成几个完整的单节及整篇改编为整节者占多数；数节相合成节者，占少数。多数保持了经文的相对完整性。只有少部分原文的秩序变化较大。
2、少数经文重出：《类经》中的部分经文在前11类中重复出现。凡重复之处张氏多在注文中注明，其重复条文见下。
（1）《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曰：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故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 也”。《类经·阴阳类一》中将此节移于“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之后，作为“阴阳应象”这一篇的总结。《类经·脏象类五》依《内经》原文的秩序重出此节原文，以保持其内容的完整性。
（2）《素问·阴阳别论》：“阴搏阳别，谓之有子”《类经·脉色类二十三》将此句与《素问·平人气象论》之 “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也。”一句相合构成一节。《类经·脉色类二十九》也收录此段经文。
（3）《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此节见于《类经·阴阳类一》。《类经·论治类一》重出此节单独成篇，作为论治类的首篇。张注曰：“此篇上下详义已见阴阳类第一章，本类复列首篇者，盖以治病之道，所重在本，故特表而冠之。”
整部《类经》的前11类中，重出的《内经》原文仅此三节。其重出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条文十分重要，突出表现其学术价值。所以，张介宾将少数经文重出，是为系统《内经》理论或强调某一学术特点而采用的特殊编撰方式。
3、重复经文取舍：《素问》与《灵枢》之间，或《素问》、《灵枢》的不同篇章之间，有许多经文彼此重复， 有的经文完全相同，有的略有出入。对这些彼此重复的经文，张氏有取有舍。
（1）舍去重复。对《内经》中重复较明显的内容，在《类经》多予舍弃。详如下”：
《类经卷十八·九十七》：“愿闻十二经脉之终奈何……此十二经之所败也。”取《素问·诊要经终论》，舍《灵枢·终始篇》。《类经卷十八·八十五》：“黄帝曰：愿闻淫邪泮衍奈何……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补之立已也。” 取《灵枢·淫邪发梦篇》，舍《素问·脉要精微论》。《类经卷十五·二十五》：“五味所入：酸入肝……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取《素问·宣明五气篇》，舍《灵枢·九针论》。《类经卷八·二十》：“夫人之常数，太阳常多血少气……刺厥阴出血恶气也。”取《素问·血气形志篇》，舍《灵枢·九针论》。 《类经卷十二·十》：“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是谓五形志也。”取《素问·血气形志篇》，舍《灵枢·九针论》。《类经卷十七·七十三》：“帝曰：人有身体髀股胻皆肿……动之为水溺涩之病。”取《素问·腹中论》，舍《素问·奇病论》。《类经卷十·五》：“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小大利治其本。”取《素问·标本病传论》，舍《灵枢·病本篇》。
张介宾对上述《素问》与《灵枢》间彼此重复的六节经文，其中五节是取自《素问》而舍《灵枢》，只有一节是取《灵枢》而舍《素问》。所舍去的这些重复经文多是大段内容与所取内容完全相同或略有出入。其差异之处，张氏皆在注释之中说明。
（2）重复不明显者，予以保留。《内经》中有许多经文彼此间虽有重复，但不甚明显，或重复的内容较少，多是一两句话或几句话。张介宾对这部分重复的经文，则予以保留。此外，这些重复经文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如《灵枢·岁露篇》与《素问·疟论》有关疟疾的论述，有相同处，亦有相异处，故二者并存。张氏注曰：“《灵枢·岁露篇》，此与前章《疟论》辞义多重， 似不必入，然其中亦稍有异同，故并存之，以资印证。”［2］
由上可知，张氏所舍去的是明显重复的内容，这样致使《类经》在内容上条理清晰系统而不重复；张氏所保留的是重复不甚或不明显的经文，这样可使《内经》的内容基本完整地保留于《类经》之中。可见张氏对重复经文的取舍还是很有分寸的，令人首肯。
4.间有移次：《类经》少数内容并不是按照《内经》原文的节次及段落的前后顺序完整地节录，而是对该篇某些原文的段落节次或语句秩序进行调整后编入《类经》，对辞句不作变更。张介宾对经文秩序的改动主要见于以下两种情况：其一，节录《内经》一篇之内的不同段落，构成《类经》中的一节， 如《卷二十一·四十四》，这是《类经》改变经文秩序的主要原因。 其中有的因为《内经》该篇两个段落之间的内容被移入他篇而使后面的段落前移，有的因为两个段落的意义相近而被编在一起。其二，对《内经》某篇之内原文的语序进行调整。如《卷二十六·一七》所录《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的内容，对原文某些语句的前后顺序进行了较大调整。张氏注曰：“此一节二十二字，及下文五运气行主岁之纪，原本分列两篇，且多重复， 殊不易观，今并类为一，以便详阅。”［2］经文的秩序经过调整，则其内容条理更清楚。不过张氏对这些重新移次的经文，有的在注释中予以说明，但有的则没有任何解释，显得过于草率。
5、增入遗篇：“《素问·刺法论》、《本病论》两篇，在王冰之前便已亡佚。林亿等“新校正”云“详此二篇，亡在王注之前。按《病能论》篇末，王冰注云‘世本既阙第七二篇’，谓此二篇也。而今世有《素问亡篇》及《昭明隐旨论》，以谓此三篇，仍托名王冰为注，辞理鄙陋，无足取者。”［3］《素问》之亡篇在林亿校定《素问》之前便已问世，但未编入《素问》中。宋代以后的刊本多有附刊于《素问》之后者。今首见附刊者为金刻本，其后如元·胡氏古林书堂本、明·熊宗立本、明·正统《道藏》本、明·周曰校本和吴悌本皆收录。他如马莳的《素问注证发微》中亦将《遗篇》附于后。张介宾将二篇收录于《类经》亦当与明代这种刊刻风气有关。
《素问遗篇》在《类经》中共分为9节。除了“论治类”第20节“辟疗五疫”中收录了《遗篇》的部分内容之外，《遗篇》的其他内容全部收录在“运气类”的最后8节中。《 类经》 的第28卷就是由此8篇组成。此8篇在“运气类”的最后，在“会通类”之前，独立成卷，以与《内经》正文相别。由于《内经》的全部经文被收录在《类经》的前27卷中进行注释， 故第28卷所录遗篇的内容，实际上亦在《类经》所注的正式经文之后。可见，张氏在编辑《遗篇》时还是比较慎重的，其《遗篇》绝大多数未与正式经文相混。
6.末附会通：《类经》的最后一类是第十二类，即“会通类”。《素问·病能论》最后，有“所谓深之细者……以四时度之也"一节经文。此节经文被收录在《会通类·奇恒篇》。张介宾注曰：“此节乃《病能论》尾，观其辞意，皆释经文未明之义 ，而与本论无涉，且其有见于经者，有不见于经者，王氏谓古经断裂，缪续于此者是也，故不载正条，收类于此。”［2］除此条之外，《内经》中的全部经文包括《遗篇》内容已经全部收录在《类经》的前11类中。
由于《内经》中有的内容与上下文有密切联系，难以强行分类；还有的被分类归属于某一篇的经文中又含有其他主题方面的内容，查寻起来比较困难。张介宾在“会通类”中对这些内容分别类出，便于检索。“会通类”共分摄生、阴阳五行、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针灸、运气、奇恒、疾病12类，与整部《类经》的分类稍异。少数内容并不是按照《内经》原文的节次及段落的前后顺序完整地节录，而是对该篇某些原文的段落节次或语句秩序进行调整后编入，对辞句不作变更。而对部分内容过长的原文，在汇通类中只是提要概括并标明出处，并不收录原文。
此外，会通类的奇恒节篇末还收录了几节王冰的注释。这几段注释，都是王冰注释《内经》的精辟之处，故附编于此，以便习读 。
参考文献
［1］ 李茂如.历代史志·书目著录医籍汇考［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180，584.
［2］ 明·张介宾.类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518，722，1100.
［3］ 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4，18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北京，100010） 赵含森 刘红旭

東華道醫

本文从4个方面论述了《黄帝内经太素》杨注反切的音韵学价值。1.为校勘《广韵》提供了旁证；2.为考察隋-中唐音系声、纽特点提供了直证；3.保留了古代的一些方音；4.为探究古代语音流转留下了珍贵资料。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黄帝内经太素》（以下简称科文本）是目前国内《太素》一书内容上的最全本。科文本《太素》杨上善注释中共有反切272例。通过对杨注反切的研究分析，笔者深切地感受到杨注反切具有很高的音韵学价值。为彰显杨注反切的音韵学价值，兹将笔者的分析心得缀成一文，以飨同道。
为校勘《广韵》提供了旁证
例1 《太素·卷第九·经脉之二》：“阳明之阳，名曰害蜚。”杨注：蜚，扶贵反。
按：“蜚，扶贵反”，奉纽未韵。《广韵》作“蜚，扶涕切”，奉纽霁韵，《韵镜》无《广韵》此反切之位。清代训诂大家段玉裁在所撰的《广韵校本》、现代著名音韵学家邵荣芬先生在所撰的《切韵研究》、周祖谟先生在所撰的《广韵校本》中，曾先后指出《广韵》的“扶涕切”应正为“扶沸切”。“扶沸切”，奉纽未韵，正与杨注“扶贵反”同纽同韵。
例2 《太素·卷第十一·输穴》：“刺上关者，呿不能欠。”杨注：呿，邱庶反。
按：呿，邱庶反”，溪纽御韵。《广韵》作“呿，近倨切”，群纽御韵。邵荣芬先生曾指出，《广韵》的“近倨切”应正为“丘倨切”。［1］周祖谟先生亦指出：“近倨切，北宋本、巾箱本、黎本、景宋本均作丘倨切，与唐韵合。当据正。”［2］“丘倨切”，溪纽御韵，正与杨注“邱庶反”同纽同韵。
例3 《太素·卷第十二·营卫气》：“纷纷(白分) (白分)，终而复始。”杨注：纷，孚云反。
按：“纷，孚云反”，敷纽文韵。《广韵》作“纷，府文切”，非纽文韵。邵荣芬先生曾指出，《广韵》的“府文切”应正为“抚文切”。［1］周祖谟先生亦指出：“府文切，与分字府文切音同，非也。府，切三作无，当是抚字之误。若作无，则与文武分反音同。元泰定本、明本作抚，极是。陈澧据改。”［2］“抚文切”，敷纽文韵，正与杨注“孚云反”同纽同韵。
例4 《太素·卷第十三·身度》：“焠刺者，刺寒急。”杨注：焠，千内反，谓烧针刺之也。
按：“焠，千内反”，清纽队韵。《广韵》作“焠，士内切”，崇纽队韵。邵荣芬先生曾指出，《广韵》的“士内切”应正为“七内切”。［1］周祖谟先生亦指出：“士，北宋本、巾箱本、黎本、景宋本均作七，与故宫本、敦煌本、王韵、唐韵合。当据正。”［4］“七内切”，清纽队韵，正与杨注“千内反”同纽同韵。
为考察隋-中唐音系声纽特点提供了直证
透过对杨注中唇音反切的分析，可以看出杨上善生活的时代唇音尚未分化。
杨注中共有唇音反切47例。其中，除被切字和切语上字属重唇相切23例、轻唇相切11例外，还有13例的被切字和切语上字属于重唇与轻唇混切。此13例列表如下。
序号
被切字（纽）
切语（纽）（韵）
1
标（帮）
方（非）昭（宵）反
2
砭（帮）
甫（非）廉（盐）反
3
遍（帮）
甫（非）见（霰）反
4
熛（滂）
芳（敷）照（笑）反
5
熛（滂）
芳（敷）昭（宵）反
6
亻必（并）
文（微）一（质）反
7
悗（明）
武（微）槃（桓）反
8
目冒（明）
亡（微）到（号）反
9
靡（明）
亡（微）之（之）反
10
眇（明）
亡（微）绍（小）反
11
目篾（明）
亡（微）结（屑）反
12
月少（明）
亡（微）沼（小）反
13
逢（奉）
蒲（並）东（东）反
将杨注唇音反切与《广韵》唇音反切相比较，计有7例属于重唇与轻唇的互用，即杨注用重唇，《广韵》用轻唇；或杨注用轻唇，《广韵》用重唇。例见下表。
序号
杨注反切（纽）（韵）
《广韵》反切（纽）（韵）
1
褊，鞭（帮）缅（犭尔）反
褊，方（非）缅（犭尔）切
2
熛，芳（敷）照（笑）反
熛，匹（滂）妙（笑）切
3
目冒，亡（微）到（号）反
目冒，莫（明）报（号）切
4
悗，武（微）槃（桓）反
悗，母（明）官（桓）切
5
亻必，文（微）一（质）反
亻必，毗（並）必（质）反
6
目篾，亡（微）结（屑）反
目篾，莫（明）结（屑）切
7
靡，亡（微）之（之）反
靡，忙（明）皮（支）切
王力先生曾列举过《经典释文》和玄应《一切经音义》中大量帮非混切、滂敷混切、并奉混切、明微混切的例子，［5］证明了隋－中唐时期，唇音尚未分化为重唇与轻唇两组，即清·钱大昕所说的“古无轻唇音”［4］一直沿袭到中唐。以上所列杨注反切材料为王力先生的考察结论补充了证据。
透过对杨注中舌音反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杨上善生活的时代舌音尚未分化。
杨注中共有舌音反切30例。其中，除被切字和切语上字属舌头相切17例、舌上相切7例外，还有6例的被切字和切语上字属于舌头与舌上的混切。此6例列表如下。

序号
被切字（纽）
切语（纽）（韵）
1
贞（知）
都（端）耕（耕）反
2
緻（澄）
大（定）利（至）反
3
濯（澄）
徒（定）角（觉）反
4
纫（娘）
女（泥）巾（真）反
5
剔（透）
耻（彻）历（锡）反
6
惕（透）
耻（彻）激（锡）反

将杨注舌音反切与《广韵》舌音反切相比较，计有5例属于舌头与舌上的互用，即杨注用舌头，《广韵》用舌上；或杨注用舌上，《广韵》用舌头。例见下表。
序号
杨注反切（纽）（韵）
《广韵》反切（纽）（韵）
1
贞，都（端）耕（耕）反
贞，陟（知）盈（清）切
2
惕，耻（彻）激（锡）反
惕，他（透）历（锡）切
3
剔，耻（彻）历（锡）反
剔，他（透）历（锡）切
4
緻，大（定）利（至）反
緻，直（澄）利（至）切
5
濯，徒（定）角（觉）反
濯，直（澄）角（觉）切
王力先生曾列举过《经典释文》和玄应《一切经音义》中大量端知混切、透彻混切、定澄混切、泥娘混切的例子，［3］证明了在杨上善生活的时代，舌音尚未分化为舌头、舌上两类，即清·钱大昕所说的“古无舌上音”［4］一直沿袭到中唐。以上所列杨注反切材料为王力先生的考察结论补充了证据。
保留了古代的一些方音
例1 《太素·卷第三·阴阳》：“下为痈肿，及为痿厥喘悁。”杨注：悁，季绵反，忧患也。
《太素·卷第十六·诊候之三》：“真虚悁心，厥气留薄，发为白汗。”杨注：悁，居玄反，色忿也。
按：“悁”字之音，《广韵》作“於缘反”，影纽仙韵。考玄应《一切经音义》亦作“悁，於缘反。”可见《广韵》所录之音为当时实际存在之音。
杨注的“悁，季绵反”，见纽仙韵；“悁，居玄反”，见纽先韵。依《广韵》独用、同用例，先仙同用。王力先生曾指出，“先仙同用”“基本上符合隋唐韵部的实际情况”。［3］又，考《集韵》“悁”字之音有“规掾切”，属见纽线韵。在《广韵》里，仙线二韵，平去相承。王力先生考证，在隋-中唐时期，先仙线三韵同归仙部。［3］故杨注所切之音与《集韵》收录之音声韵相合。可见杨注所切之音亦为当时在某一方言区的通行之音。
例2 《太素·卷第三·阴阳》：“秋伤于湿，冬生欬嗽。”杨注：欬，恺代反，又邱吏反。
按：欬，《广韵》音“苦盖切”、《玉篇》音“苦代切”。杨注正切“恺代反”与《广韵》、《玉篇》之切纽同韵同。杨注又切“邱吏反”，不见录于中古韵书。考《说文》：“欬，逆气也。从欠，亥声。”在上古音系里，“亥”属（喉音）匣母之韵；“邱”属（牙音）溪母，“吏”属之韵。故杨注“邱吏反”之音与《说文》“亥”音在上古具有叠韵关系。黄侃先生在论述古音“叠韵相转”时，标列有“喉音与牙音相转”［5］一类。王力先生在分析上古声母系统特点时指出“晓匣两母在上古和见系相通的情况最为常见”。［3］可见杨注“邱吏反”与《说文》“亥”音相近，杨注的这一又切保留了当时在某一方言区仍较为通行的古音。
为探究古代语音流转留下了珍贵资料
例1 《太素·卷第六·脏腑之一》：“脾藏营，营舍意，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胀，经溲不利。”杨注：溲，小留反。
按：“溲，小留反”，心纽尤韵。考《广韵》作“所鸠切”，审纽尤韵。杨注切语上字属齿头音，《广韵》切语上字属正齿音。从文献语言资料的分析来看，古齿头音与正齿音有通转情况。如，《说文》：“鲜，从鱼，■省声。”《广韵》：“鲜，相然切”，心纽先韵；“■，失然切”，审纽仙韵。将杨注的“小留反”与《广韵》的“所鸠切”相比较，又一次提供了古音心纽与审纽通转的实例。
例2 《太素·卷第十·经脉之三》：“循脊入骶，是督脉也。”杨注：骶，可礼反。
按：“骶，可礼反”，溪纽荠韵。《广韵》作“骶，典礼切”，端纽荠韵。黄焯先生曾检出《类篇》中的又切材料，及《文选·海赋》、《汉书·枚乘传》、《淮南子·说山训》中的连语材料，［6］力证古音溪端二纽通转。将杨注“可礼反”与《广韵》“典礼切”相比较，又一次提供了中古溪端二纽通转的实例。
参考文献
［1］ 邵荣芬.切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7.
［2］ 周祖谟.广韵校本，附校勘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8：372，113，408.
［3］ 王力.汉语语音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166～169，170～171，218，198，23.
［4］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 上海：上海书店，1983：101.
［5］ 黄侃.黄侃论学杂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63.
［6］ 黄焯.古今声类通转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1.
安徽中医学院（合肥，230038） 徐 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