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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引述 万 献 初 儒家学派，从孔子（前551-前479）到孟子（前385-前304），其传承关系是：孔子（至圣）→曾子（宗圣）→子思（述圣）→子思之门人→孟子（亚圣）。在这个传承过程中，产生了儒家最基本的四部经典著作：《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南宋理学家合编“四书”。“四书”既是齐鲁文化的结晶，又是儒家文化的典型代表，体现了儒家学说在先秦时代的发展与完成。一般认为，《中庸》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后收入《礼记》之中，宋儒将其独立成书，精心注释，成为“四书”中的一书。 一、“中庸”的基本含义 “中庸”一词，始见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也乎！民鲜久矣！”。朱熹章句：“子程子（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子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自唐代韩愈至南宋程朱理学，着力建构儒家的学术传承系统，系连出“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这样一个儒家的道统，其核心理论即是所谓“三圣传心”之法，即《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但《大禹谟》属伪古文《尚书》，其语实见《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而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申述：“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
“中”是适中，“庸”是平常之用。对任何事情，都处理适当，且合乎平常的要求，就是中庸。“中庸”首先是无过无不及，做到合适，做到恰到好处，而且要恒常不变地保持。即程颐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其实就是“道”。《说文》“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达谓之道”，辵是脚板（止）在路上（彳）行进，“首”是毛发在上眼睛（目）在下的动物之头形。故“道”字构形是头朝向规定的路，是唯一走得通（一达）的必由之路。故“道”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规律。“天”就是自然，自然的东西总是合适的、适中的、呈现为常态的，也就是“中”，是至诚而无伪的，即“诚者，天之道”，故“中”就是“天道”，就是自然法则。因此，各家学说都有各家的“道”，也就有各家的“中”。清代道人刘一明说：“儒曰‘执中’，道曰‘守中’，释曰‘虚中’。‘中’之一字，乃三教圣人之心法，所以修性命而成大道，千经万典，说来说去，只说的这一字。” “庸”就是用，就是常用不变。人是有欲望的，贪求甚多，很难做到时时事事适度，也就很难做到“中”。因而需要修身，需要教化，使人心趋善趋诚，才有可能坚持“用中”，这就是“中庸”。“中庸”就是处事总要达到合适的程度，说它是“最优化”也好，是“黄金分割”也好，都是要达到经常性的适度。换言之，“中庸”就是修道，就是儒家教化要达到的最佳目标。人心本向善，但总有不诚不善之处，需要教化，需要修正，故“诚之者，人之道”，“诚之”就是“使人心趋向诚”。故孔子认为中庸是“至德”（最高的道德准则），人们很久都没有达到了。“德”字左边是路（彳），右边下为“心”而上为“直”，心之直路为“德”，故“中庸”是“德”是“人之道”，是人为事的道德法则。天道（自然法则）本为“中”，人道（道德法则）需用“中”，人用中则合天道，也就是“天人合德”，就是“中庸”。故《中庸》主旨在阐明“人之道”，从而拓展出“人之教”。“教化”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在。 《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总领了“中庸”的要义：“中”就是“道”，是天性天道，是自然法则；“修道”就是要“用中”，“教”就是“诚之”，就是用道德法则来“和”于自然法则。“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即是“中庸”。从“择善固执”的修道教化来看，“中庸”可以是方法*论；从“大本达道”的天命率性来看，“中庸”就是世界观。
二、《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位置 在儒家的思想宫殿中，《大学》是顶层设计的蓝图，《中庸》是建筑思想与基础工程的说明和实施，《论语》、《孟子》就是各种优质材料的优化配置与使用。 有人说，与佛家经典相比，《大学》近似于《心经》，《中庸》近似于《金刚经》。《大学》与《中庸》在儒家智慧上是并存且互补的。二者从儒学理论、君子气概等方面，明晰先秦学说的理论构架，简明而又集中地展示了儒家思想的伟大智慧。 就“四书”在儒学上的源流关系而言：《论语》是儒学思想的理论源头。《大学》是横向的、现实的、内外贯通的儒家思想基本纲领。《中庸》是纵向的、形而上的、上下贯通的理论阐述。《孟子》则是纵横内外、连贯上下的理论提升与应用，实现了对《论语》的全面深化和发展。 唐宋时期，“四书”受到全面的重视，是为了对抗当时佛教对儒学的全面挤压。唐古文大家韩愈提出以《大学》为纲领的儒家理论体系，用“修、齐、治、平”的有为来回应佛教只讲个人修养的佛理。韩愈的学生李翱也推出《中庸》学说来回应佛学理论的阐述。由此开始，《大学》、《中庸》逐渐被提高到与“五经”同等重要的地位。 宋代理学家为了复兴儒学，建构理学思想，试图集中和突出儒学的理论系统。程颢、程颐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集中编辑，开始形成“四书”的整体面貌。朱熹凝聚一生的心血，注解、阐释“四书”。宋光宗元年（1190）“四书”得以合刊首发，到元皇庆二年（1313），皇帝下诏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朝廷科举考试的必读书，一直延续到清末。 由此，“四书”确立了儒家学术的传法系统：至圣（孔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从而确立了儒家学说在国家思想教育上稳固的正统地位。“四书”以其突出的社会地位与传播力度，确立了儒家学说的创造能力与发展模式，实现了由经学注解模式向义理阐发模式的转化，推进了理学的不断发展。同时，还确立了人格完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程序的三大阶段：蒙学教育（说文解字：《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的“三百千千”） →“四书”教育→“五经”教育。读“四书”是最终读通和应用“五经”（通经致用）的必要准备和最佳路径。 “四书”是儒家理论的基础载体，儒学是入世之学、实用之学，充满了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方方面面的智慧。大至“内圣外王”的君王圣贤之道，小到“为人处世、安身立命”的平民生存之理；上至“安邦定国”之法，下至“修身正心”之范，躬身实践，必能行之有效。其中，最为核心的思想就是“中庸”，也就是说，“中庸”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哲学理念。 三、《中庸》的基本内容与观点 《中庸》是基本内容： 朱熹的章句将《中庸》分为三十三章，提要谓：“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阐述要点有三：一是中庸；二是君子之道；三是诚。大体分为五部分，第一章是“中庸”总论。第二至十一章引述孔子有关“中庸”的格言，主要涉及中庸至德、中庸强哉、执两用中、君子时中、依中无悔等。孔子特别强调中庸的高度与难度，谓“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第十二至十九章，主要回应首章“道不可须臾离”，并展开论述各类修道之教。第二十至三十章，以“诚”为中心展开论述，“诚之者，人知道”，以修道、教化使人向善趋诚（诚之），是通向中庸的君子之道，虽只出现一次“中庸”，但君子之道主要在于“执中”。详尽阐明至诚尽性、至诚能化之理。“诚之”之教，涉及五达道、三达德、修齐治平的基本原理、择善固执的主导方法以及“天人合德”的神奇效应等，进而论述达到“中庸”境界的难度及其效应。第三十一至三十二章，论由至诚达至圣的浩大仁德。最后，三十三章作总结：下学求本，驯致笃恭，谓中庸实乃穷理、尽性、至命之学。 《中庸》的基本观点：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指出人生应该如何安排，其修道的过程才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实际上暗含了人生的目标。出现“天命、性、道、教”四个概念。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进而还须“畏天命”、“顺天命”。天有所命令，就形成“天之命令”。“天命”一词具有普遍义，天（大自然）安排、赋予万物及人类以“命”。说明万物有其终极来源，因此也就具有其特定的本质特征（性）。 “率性之谓道”，一般指万物顺着各自的本性去发展就有各自的“道”（自然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类的期许：顺着本性去行事，就是人的正路（人生正途），包含着一定的道德判断和高度的道德要求。 孟子谓百姓“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是说人若不受教育，则近于禽兽。人走正途（道），要靠修养、修练方可成就。这种人生“应行之道”，是顺本性而行的，是“率性”的。说人心本当向善，就把“善”置于人生正途之上。人性并非所谓“善”，“善”是修养、教化才得以实现的。《中庸》的观点：人性是向善的，顺着本性去行动，即是人生正途（善）。顺着向善的要求去为人处事，所得的结果就是善，也就走上了人生正途。 人向善之性是“天命”，即天所安排、赋予的。上天有好生之德，赋予人有好善之性。所以，《中庸》的主旨在于阐明“人之道”，从而拓展出“人之教”。《孟子》论述“人之性”之处很多，是思孟学派在哲学思辨上的重要成果。 《中庸》论述的问题： 《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是说，中庸是最高的德行，但百姓早就不明白这个道理了。故《中庸》一书，就是要让百姓明白其中的道理。 “中庸”要做到合适，做到恰到好处。“中”由中间扩展为个人的内心，“庸”由平常扩展为恒常。人内心向善即表现为“仁”，达到恒常的要求就要靠“勇”，连系“仁”与“勇”又需要“智”。“智、勇、仁”合称“三达德”，也就是帮助人走上正途的方法。选择合适的做法（善）是“择乎中庸”，保持这种行为的恒久性是“依乎中庸”。合起来就是“择善固执”。 “中”是合适，“庸”作动词是用，作为至高德行的“中庸”就是“用中”，即舜帝“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执两用中”。是说，“中”指人心向善的“仁”，“用（庸）”指“择而固执之”。人心向善的“仁”，从人从二构形，就是处理好各种二人关系，主要体现为：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种二人关系，称为“五达道”，即“善”（仁）是人与人之间的合适关系得以实现。“择善而固执”是用，“择善”需要“智”，“固执”需要“勇”，人心向善的“中”就是“仁”，合之正是“三达德”。 人心向善，其理论基础就是“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天之道本善，是自然无伪的。人之道有善有不善，所以需要修养、教化，即“诚之”，也就是“使之诚”，使他达到合适。所以“中庸”就是人之道，就需要“择善固执”。故君子之中庸表现为“时中”，需要“随时处中”，这就需要“智仁勇”兼备。小人反中庸，就沦于无忌惮，一个人放弃了“择善固执”而无道德约束，就会偏颇而“肆无忌惮”了。 “择善固执”出于人的“诚之”，是合乎为人之道的，也就是合乎“性”的。所以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何为尽其性？是指“择善固执”达到极点，是真正“智仁勇”的三达德。推论起来，“人之性”显然应是向善的。《中庸》“率性之谓道”，是说顺着向善的本性走去，就是“择善固执”的施为，就是“人之道”，也就是“君子之道”。因此《中庸》在十一章之后，很少再提到“中庸”一词，转而论“诚”与“君子之道”，看似不谈中庸，实则与中庸的主题关系密切。 | 
发表于 2015-11-17 18:01:52
发表于 2015-11-18 04:24: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