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蒸文章绝妙：文化研究精辟作

质文刚柔

新诸子论坛有李幼蒸老师的绝妙文章文章《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第一特征为“法家”而非为“儒家”》，乃罕见的文化研究精辟作。李幼蒸以睿哲的文化观，从历史分期的文化综述，展述出明晰的传统文化思路。

一、上篇认知前提：“中国符号学”在认识论上的第一重要任务在于探索和规定”，明确指出：“现代科学时代要求文史类学术也须在‘社会科学’层面上进行‘社会科学方式的’观察和思考，守旧大师们则坚持要在传统资料学层次上进行‘文学考据方式的’的观察和思考。其本质仍然是：用旧语言、旧方式来对新对象、新材料进行思考。一方面，坚持前科学时代的话语范式并因而可在民族学域内进行以不变应万变的传统式文史话语实践；另一方面，对于因此存在的传统式模糊语义表述，因其属于‘喜闻乐见’形式，而可永远听之任之【结果形成了今日学界的自我矛盾结果：自然科学须促其日新月异，人文学术须防止其“数典忘宗”；自然科学要科学化，人文学术则要反科学化】”。近百年传统文化研究史，为何一直处于坎坷性的曲折循环，义理学研究欠缺，会通古今通义的义理学研究更欠缺。未能在“社会科学”层面上进行“社会科学方式的”观察和思考，李幼蒸老师文章，切正文化研究之弊结！

二、中篇历史分期，“ 中国传统社会形态一向以‘儒家’（儒术，儒教，儒学）为第一标志，而其第一对立面即是‘法家’”。

“ 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儒家’作为中国封建帝制特点的第一标志确立下来，并以此划界法在历史上区分了秦始皇的‘前儒家’帝制和秦后的‘儒家’帝制”。

“‘儒家’概念扩大为‘儒教’后，形成了历史上‘三教合一’思想史格局，此一‘教’字既指社会制度又指教条体系；对后者而言，即形成了一个以儒为‘主导’、以道、释为‘辅佐’的封建主义社会共生意识形态系统，从而使得封建历史的‘儒’中心主义进一步得到确立”。从法家同化的独尊儒术，走到满清时代，君师一体的独裁政治，赤裸裸暴露无遗的法家专*制。专*制帝王史，“‘儒家’实即‘法家’”。

“这个封建主义的帝王制度的本质，因此应该更准确地定位于‘法家’，而非定位于作为‘上层建筑’的官制、文教、文化之标志的‘儒家’。决定性的硬件核心为法家，被决定的软件部分才是‘儒家’。如果仍然为了合乎习惯而沿用‘儒家社会’的说法，那么此时的‘儒家’或‘儒教’就应该重新定义，其核心部分须包括法家，或干脆以法家为其存在论基础。道、释等亚文化现象则具有更为明显的纯文化性、思想性特质，其依附于儒家并形成三位一体的特点，当然也须间接诉诸于在深层次上仍然依附于法家之事实。儒家或儒教作为更具有社会文化综合性存在的标称为一事，其作为思想方式或意识形态之标志为另一事。儒道释三者作为儒教社会意识形态系统，当然均以其服务于基础性的法家制度和法家价值观为其本质”。儒道佛互补的文化性质，“服务于基础性的法家制度和法家价值观为其本质”，李幼蒸老师的论理十分清晰。

三、下篇名称功能。“历史的反理性逻辑最终却将孔学在儒教语用学中加以倒置，以使其为其对立面所‘用’。其对立面者何？法家是也！历史学的深奥于是首先表现在中华文明中的此一第一历史名词‘儒’字之‘直接所指’（denotation）的空虚性上。而此一意指的空虚性或不定性却在符号学语用学层次上表现出其含蕴着‘大用’，因其相应的‘隐含所指’（connotation）却因此而可既丰富又确定。我们凭借此直接意指不定的‘儒’标称，反而可在所涉及的‘儒经’（儒学与儒家之‘核心’）、‘孔孟’（仁学之核心）、‘法家’（权力哲学之核心）三者之间发现了微妙而复杂的历史意指关系。按此儒学语用学观点，我们看到了汉武‘独尊儒术’之意识形态革命性创举中完成了一个最重要的反历史性嫁接：将孔孟学与五经学混立于一体，并进而将仁学思想家孔子编造为作为代表王权意识形态儒经之教主。经此混立，仁义学与王权学被混为一谈，并使其相互支持，相互为用。此一复杂的历史性嫁接即可通过一空洞的‘儒’字来‘既含混又明确地’加以表达。（直接意指的模糊性和间接意指的明确性之间的巧妙符号学关系于兹形成）”我在《感概之儒学》一文中，明确表述了孔儒义理在汉宋后被颠倒，被帝制儒学的反历史性嫁接，传承孔孟为名，孔子编造为作为王权意识形态之教主了，“这样，儒家就成了‘法家’的隐蔽性‘能指’；此一隐蔽性的技术性安排，在于将孔子嫁接为儒学儒经之宗主，结果反法家的孔子反而成了法家精神和‘法典’的主要‘代表’，也即仁义学（在儒教的历史语用学中）成了权势学之装饰性标称！简言之，‘儒’字因此完成了两套隐蔽性意指任务：它既掩蔽了‘儒教社会’的法家中心主义之事实，又掩蔽了仁义学与权势学之间对立关系之事实。同样，在长期复杂而混乱的儒教语用学的思维实践中，‘儒’字甚至于与作为具体历史人物的‘孔子’被下意识地加以混同，从而强化了儒字对于法家权术学和权势意识形态‘经学’的双掩蔽功能”。事实上，君主专*制时代，民本与专*制并存。汉唐是专*制生长期，有道伐无道的正义战争，维持着王朝的正常陵替，维持着民本与专*制之间的均势。进入宋后专*制衰落期，忠君报国，再不存在正义战争的有道伐王道，汉夷王朝陵替取代正常的王朝陵替，专*制彻底压倒民本。帝王专*制现象的“法里儒表”，一种重要符号学功能之体现：“‘浑水好摸鱼’！此一历史性事例实为《论语》‘紫朱学’之另一显例：法家操盘手一定会明智地不断实行‘以紫乱朱’之术。法家最早只指一套‘术’，儒家最早也只指一套‘术’。董仲舒时代的‘儒’其实特指‘术’（前汉的‘经学’其实尚处于‘术’的阶段上），难怪其可与灾异论合二为一以为用。（此为后世至今‘天人合一’神秘学之滥觞）”回应上篇认知前提，区分非君主专*制时代的孔儒文化与君主专*制时代的帝制儒学之间义理的颠颠倒倒，实质是“法里儒表”、阳儒阴法的“以紫乱朱”之术。传统文化研究，当以历史分期，按理论的逻辑次序作文化综述，切忌视紫朱一体，成儒学铁板一块，导致文化研究的跌跌撞撞，坎坷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