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历法有兼收并蓄的优良品位

七秩龄童

中华历法有兼收并蓄的优良品位
史  纪
     中华历纪，经受了从汉武帝《太初历》、南北朝《大明历》、唐初《戊寅历》、元初《授时历》、清初《时宪历》等五次历法大改革的考验。在五次大改革中，至少于唐季、元季和明末清初三次引进了大批外国天文历法专家，交流和吸收了当时世界先进历法
文明成果，极大地提高了历法本
身的文化品味和科学含量。五次历法大改革所积累的丰富经

验（也有很多教训！）应作认真地总结。
       关于三次引进吸收世界先进历法文明成果的情形略述于下：
       一、据《清史稿》披露，公元1657年顺治十四年四月，钦天监回回科下课了的“秋官”吴明炫上奏《疏》中提到：臣先祖默沙亦黑等十八姓自随开皇己未年（公元599年）抱着（阿拉伯）历学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授职历官，参加中国历法制订和“授时”工作，长达1059年之久，至今仍在钦天监供职，云云。比唐初公元618年实施《戊寅历》的时间还早三十一年，可知从公元六世纪开始，就有大批阿拉伯历法文明使者加入到中国历法工作者的队伍，为中华历法文明贡献才智。唐代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还有位随父来唐的印度人名矍昙悉达，在中国著《大唐开元占经》110卷（或分为120卷），虽然该书的主题词只有一个“占”字，故书名《占经》，并非历法专著；但因为他深谙历理，在其著作中不泛历法知识的介绍。比如通过他向中国人介绍了印度当时的历书《九执历》——这部缘起“九曜”命名印度历法的天文数据，且介绍了日、月星球以两种形式交朔时位置命名的两颗“虚星”，其印度名称为“罗口”星和“计都”星等，拓宽了中国人的知识见闻空间。该书还系统介绍了中国古代十六种历法的纪年、章率情况，为后人保留了大量古代历法资料。关于《九执历》，据欧阳修《新唐书·卷二十八下·历四下》描写：“《九执历》者，出于西域。开元六年，诏太史监瞿坛悉达译之。断取近距，以开元二年二月朔(己丑日)为历首。度法六十。月有二十九日，余七百三分日之三百七十三（月策29.530532天）。历首有朔虚分百二十六。周天三百六十度，无余分。日去没分九百分度之十三。二月为时，六时为岁。三十度为相，十二相而周天。望前曰白博义；望后曰黑博义。其算皆以字书，不用筹策。其术繁碎，或幸而中，不可以为法。名数诡异，初莫之辩也。陈玄景等持以惑当时，谓一行写其术未尽，妄矣。”由此反推，其《占经》对一些社会现象的预言也当是“或幸而（言）中，不可以为法”也。 以《殷历》例，矍昙悉达将历元定为大唐开元二年（714年。开元元年从公元713年十二月初一改号，只有一个月。）前的2761080年为“甲寅年”。这个数字代表了经过46018岁甲子循环，或36330蔀岁，到了公元714年岁首，也就是开元元年开始，就又进入甲寅之年。按四分历以每4560年为一元岁算，开元二年正处在第606元岁的中点（605.5元岁）。他将甲寅元和各种历法的“历元”都推到唐开元前的二百七十多万年前，也许是他认为是人类“混沌初开”和文明的始点之年！
    二、辽宗室子弟耶律楚材（1109-1244年）为金开州同知，金宣宗迁都后留守中都。蒙古军队攻破中都，耶律楚材为蒙所俘虏，被成吉思汗所用，以后成为成吉思汗的丞相。历史上，成吉思汗曾企图以武力征服世界，而耶律楚材则是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征服”了成吉思汗的历史巨人。公元1210年，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中亚途中，写了一本历法著作《征西庚午元历》，即以公元1210年为“历元”修成的历书。公元1281年，郭守敬（1231-1316年）制订《授时历》,取岁长为365.2425天,其精度比世界早于200年，达到了距实测值仅差0.0003天的水平。《授时历》实施364年，到1645年才为清代颁布实行的《时宪历》所取代。而郭守敬制订的《授时历》，则是以耶律楚材《征西庚午元历》为主要参考书而著成。
    三、公元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意大利来中国传教。他来到中国后，先专心学习中华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待1601年持贡物入北京进贡万历皇帝后，才交结士大夫，1604年与“三甲进士”上海人徐光启（1562-1633）成为至交。两人互相学习，教学相长；徐光启从利玛窦学习天文、历数、兵器、水利等，与利玛窦共译《几何原理》等书传布中国。1629年，崇祯二年五月日食失验，从此时开始，朝庭任徐光启为监督，招聘到龙华民、邓光函、罗雅各、汤若望等一批外籍专家，修《崇祯历书》，徐光启以功封大学士，职礼部。1644年，徐光启病故以后，《崇祯历书》刚刚完工，明代也灭亡了。努尔哈赤第十四王子多尔衮（1612-1650）“定鼎”北京后，立即着手建立各项制度，并于当年六月约见滞留在北京的德意志专家约翰·亚当斯尔·范尔白，也就是由徐光启请来中国改了汉名的汤若望，请他们为清王朝立即制订历法。汤若望等，曾为中国带来了大批西洋观天仪器设备，但来不及重修历谱，便将徐光启主修的《崇祯历书》稿本，用《西洋西法历书》之名献给多尔衮；七月，多尔衮即以摄政王身份批示曰：“治历明时，帝王所重。今用新法正历，以迎迓天休，宜名《时宪历》，用称朝庭宪天乂民之至意。自顺治二年起，即用新历颁行天下。” 这是再次倾注了世界文明血液的、中华历法第五次大改革的内幕新闻。这批外国专家，受到朝庭重视，允许保留其生活习惯与宗教信仰。雍正时，禁洋教、毁教堂；但在北京，特旨允许留下教堂一所，供在饮天监工作的外国专家使用。这一拨外籍专家在中国约两百多年，至道光年间，才完全撤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