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灵魂的震颤与舞蹈

千江有水

一、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治愚

（一）世界读书日的来由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了“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使图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4月23日为“世界读书日”。这一天是作家塞万提斯和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据资料表明，自“世界读书日”宣布以来，已有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此项活动。很多国家在这一天或者前后一周、一个月的时间内都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图书馆、媒体、出版商、学校、商店、社区等机构团体在这一段时间里都会做一些赠书、读书、演戏等鼓励人们阅读的事情，把读书的宣传活动变成一场热热闹闹的欢乐节庆。很多在国外生活过的人都对这些活动津津乐道，赞不绝口，呼吁我们国家也开展类似的活动。

??1997年1月，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广播影视部、新闻出版署、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九个部委共同发出了《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 ”的通知》，提出了实施“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的“知识工程”。这是以发展图书馆事业为手段，以倡导读书、传播知识、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为目的的一项社会文化系统工程。

??2000年，全国知识工程领导小组把每年的12月定为“全民读书月”，这是实施全国“知识工程”的重大项目。几年来，在全国各地都组织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

??2004年，“全国知识工程领导小组”将每年的“全民读书月”活动交由中国图书馆学会负责承办。中国图书馆学会为了实施“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为宗旨的“知识工程 ”，进一步激发全民读书的热情，推动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学习型家庭的建设，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大型活动，让全国公众都知道“世界读书日”。



[ 本帖最后由 千江有水 于 2008-12-4 18:46 编辑 ]

千江有水

（二）愧对4月23日，世界读书日

      节日的作用，常常是一种提醒：在无谓的忙碌中，不要忘了，生命中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４月２３日，世界读书日提醒了我们什么？
　　在中国，读书还用得着提醒吗？一个口号在华夏四处流行：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大城市疯狂的择校热、县乡学校准军事化的重点中学、赚得盆满钵满的补习班，孩子们恨不得从黎明鸡啼开始，读书读到半夜鸡叫……读书，特别是重视青少年读书，可能是中国最不需要提醒的一件事了。
　　果真如此吗？
　　一件事的黑与白，常常极不分明地搅和在一起。细一分析，国人的自豪感可能就荡然无存了：孩子们手中放不下来的书籍，多半是课本，是习题集、作文选，或是被视为减压玩具的动漫书、校园故事、恐怖小说……这一类阅读，真的能让孩子顺着“人类进步的阶梯”一步步拾级而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以课业负担之重闻名全球的中国，孩子们却根本没有自由阅读的时间和精力。一项针对中美儿童的阅读调查称，中国儿童能够独立阅读的年龄，比美国儿童晚了４年，阅读量仅及美国儿童的１／６。功利性阅读，正在败坏着中国孩子的阅读品位和胃口，甚至可能造成他们对读书的怨恨。长大成人以后，终于有可能摆脱功利阅读的他们，要么干脆远离书籍，要么青睐快餐读物。
　　一项针对上海部分小学高年级学生的调查说，４３％的孩子“写不出”中国和外国著名作家各一位的名字，另有５％表示知道的孩子，却填出了爱迪生、爱因斯坦、徐根宝；就是填写正确的孩子，也只是从课本上而不是从自己的阅读经验中了解大师之名……
　　我们真的愧对４月２３日，这个全世界读书的节日！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消解中国孩子阅读的乐趣以及对大师的尊重？
　　我们可以继续谴责应试教育的无孔不入，也可以谴责浮躁而急功近利的生活方式。问题在于，每一个人都在指责，同时却都在心安理得：大环境如此，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吗？
　　如果是有决策权的领导干部，能不能反思一下，我们真的重视孩子的教育了吗？何以各地都热衷建豪华的楼堂馆所，而所费无几的社区图书馆却长期付诸阙如？
　　如果是出版界人士，能不能反思一下，儿童书籍的贪大求贵、愈演愈烈的跟风炒作，是否也对消解阅读习惯、败坏阅读品位推波助澜？
　　如果是教师，您有没有用作业“侵占”过孩子们的“阅读课”，是否没收过孩子的课外读物？如果是家长，您有没有检点过自家的书橱，是否应试读物占了一大半，而且还在不断地给孩子买进家门？如果您是学生，有没有反思一下，是不是过于亲近电子游戏而远离图书？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或多或少地为书香的渐渐消散，担着一份责任。
　　据说，世界读书日源起于勇士乔治屠龙救出公主，公主赠书以报的故事。看来，今天的国人，要想从书籍中获得知识与力量，要想用阅读改变人生，可能先得做一次“勇士乔治”，挑战使我们的心灵逐渐荒芜的功利之魔，以解救美丽芬芳的书香……



[ 本帖最后由 千江有水 于 2008-12-4 18:49 编辑 ]

千江有水

（三）写在“世界读书日”

    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又到了。13前的4月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该日为世界读书日，因为1616年的这一天，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和秘鲁的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相继辞世。

      自“世界读书日”宣布以来，已有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此项活动，各国把读书的宣传活动变成一场热闹的节庆，人们集会演讲，设坛对话，比赛作文，相互赠书。但是在我国，除了几个大城市搞些活动外，绝大部分地方都在平淡中度过。
　　不仅如此，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作的抽样调查，5年来中国国民的读书率持续走低，有读书习惯的人仅占5%，有近半国人基本不读书。这已是几年前的统计了。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走高，而国人阅读率却持续走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有人说现在生活节奏太快，没时间读书，真的如此吗？公务员朝九晚五，抽点读书的时间应该是有的，但恰恰是公务员，业余时间最忙，业余时间忙什么呢？看一看大街小巷越开越多的餐饮娱乐中心洗脚城，也就知道答案了。
　　公务员公务繁忙，没有时间读书。其他阶层怎么样？商人忙赚钱，学生忙考试；市民忙打牌；工人忙做工，农民忙种田。看来，真正有闲读书的人还真不多。
　　教师应该属于读书阶层了。但以我的视野所及，除了专业考试业务进修，当下教师喜欢读书的也所剩无几了。以我自己为例，我算得上是一个喜欢读书的教师了。每年买书的开销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最近几年真正用于读书的时间并不多。上网的时间反而大大超过读书时间了，虽然网上一样可以看书。但我以为，真正的好书是不适宜于在网上阅读的。网上的东西多而杂，速度也快。而真正的好书是需要慢慢品味的。
　　读书最好在图书馆，但现在的城市愈来愈现代化，而图书馆却愈来愈破旧，图书也愈来愈少了。以我居住的重庆为例，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还刚刚破土动工。重庆图书馆在两路口的山坡上，在周围的高大建设群的俯视下，是那样的不起眼。而我所在的江北区图书馆，连根都被拔掉了。为了迎合开发商开发的需要，把原图书馆的土地买了，用来建造商厦，只在商厦中保留了两层用来作图书馆。
　　商厦中的图书馆还叫图书馆吗？而原来的江北图书馆曾给了我多少心灵的抚慰啊！而此地现在成了江北商圈人气最旺的地区，在繁华与喧嚣声中又到哪里去寻觅我心中的读书静地呢？图书馆对热爱读书的人的感情是无法言说的，这正如英国作家毛姆所说：“如果你在图书馆待上一天，不管这座图书馆有多小，当你面对着人类积累下来的无穷智慧，你的心中只会满怀敬畏，甚至会夹杂着淡淡的悲哀。”
　　弗·培根说：“读书在于造就完全的人格。”正因如此，所有发达国家不论高层还是平民，都把读书当成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即使在网络高度发达的美国，美国公共图书馆的持卡人数仍高达1.48亿，即每两个美国人就有一人持有读者证；据统计，美国国民去公共图书馆的人次数是观看足球、篮球、棒球、曲棍球合计总人次数的5倍多。
　　俄国人之酷爱读书举世闻名，在莫斯科的地铁上，随时可见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在专心捧读。并且，这些捧读者中读的都是大部头的托翁、陀翁等苏俄大师的名著。
　　日本人爱读书也是举世公认，在日本的电车、巴士上，无论是衣冠楚楚的上班族还是身穿校服的学子，差不多都在专心看书。
　　反观我国，无论城乡，到处可闻的不是读书声，而是麻将声。一个全民打麻将的民族是将要崛起中的民族吗？
　　又一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了，读书日顾名思义就是要引导人们自觉读书，并养成读书的习惯。读书不仅仅是提高个人修养和健全人格的事，而应是提高全民族思想文化修养的大事。
      为了我们自己的人格完善，更为了我们的国家民族，让我们从现在开始， 每天都读那么几页书吧！

千江有水

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一）陈平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一、读书的定义
　　什么叫“读书”，动词还是名词，广义还是狭义，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还是“学得好不如长得好，长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读书？看来，谈论“读书”，还真得先下个定义。
　　“读书”是人生中的某一阶段。朋友见面打招呼：“你还在读书？”那意思是说，你还在学校里经受那没完没了的听课、复习、考试等煎熬。可如果终身教育的思路流行，那就可以坦然回答：活到老学到老，这么大年纪，还“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一点也不奇怪。
　　“读书”是社会上的某一职业。什么叫以读书为职业，就是说，不擅长使枪弄棒，也不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过去称读书郎、书生，现在则是教授、作家、研究员，还有许多以阅读、写作、思考、表达为生的。
　　“读书”是生活中的某一时刻。“都什么时候了，还手不释卷？”春节放假，你还沉湎书海，不出外游览，也不到歌厅舞厅玩乐。
　　“读书”是精神上的某一状态。在漫长的中外历史上，有许多文化人固执地认为，读不读书，不仅关涉举动，还影响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2002)，开篇引的是法国作家福楼拜1857年的一句话：“阅读是为了活着。”这么说，不曾阅读或已经告别阅读的人，不就成了行尸走肉？这也太可怕了。还是中国人温和些，你不读书，最多也只是讥笑你俗气、懒惰、不上进。宋人黄庭坚《与子飞子均子予书》称：“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问题是，很多人自我感觉很好，照镜从不觉得面目可憎，这可就麻烦大了。
　　这四个定义都有道理，得看语境，也看趣味。以前说“学而优则仕”，现在变了，是“仕而优则学”——这后一个“学”，当然是装模作样的了，“‘官大学问大”嘛。中国特有的学历高消费，让人哭笑不得。如果有一天，连学校里看大门的，也都有了博士学位，那绝不是中国人的骄傲。眼看着很多年轻人盲目“考博”，我心里凉了半截，我当然晓得，都是找工作给逼的。这你就很容易明白，很多皓首穷经的博士生，一踏出校门，就再也不亲近书本了，还美其名曰“实践出真知”。
　　想到这些，我才格外欣赏那些不为文凭，凭自家兴趣读书的人。在北大教书，自然是看好自己的学生；可对那些来路不明的“旁听生”，我也不敢轻视，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室里有位子，你尽管坐下来听。这种不太符合校规的通融，其实更适合孔夫子“有教无类”的设想。
　　拿学位必须读书，但读书不等于拿学位。这其中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开学演讲时，专门谈这问题，希望学生们以学问为重，不要将大学看做文凭贩卖所(《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第二年开学，蔡先生再次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日后回想北大十年，蔡先生很得意，以为他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像(参见《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以及《自写年谱》)。现在看来，蔡先生还是过于乐观了，成为“贩卖知识之所”的大学，以及视大学为“养成资格之所”的学生，当今中国，比比皆是。
　　大致感觉是，今日中国，“博士”吃香，但“读书人”落寞。所谓“手不释卷”，变得很不合时宜了。至于你说读书能“脱俗”，人家不稀罕；不只不忌讳“俗气”，还以俗为雅，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谁”。

　　二、读书的成本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叫“经济学帝国主义”，说的是经济学家对自家学问过于自信，不只谈经济，还谈政治、文化、道德、审美等，似乎经济学理论能解决一切问题。于是，讲机会，讲效率，讲成本核算，成了最大的时尚。你说“读书”，好吧，先算算投入与产出之比，看是否值得。学生选择专业，除个人兴趣外，还有成本方面的考量，这我理解。我不谈这些，谈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状态的“读书”。
　　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书籍”，与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读书”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关系，值得仔细钩稽。这里所谈论的“读书成本”，带有戏拟的成分，可博诸位一笑。
　　那是一则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这么多劝学诗文，最有趣的，莫过于《礼拜六》的说法：“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健康，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也就是说，读书好，好在既便宜，又卫生。“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王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诸君越说越邪乎，甚至在报纸上登广告：“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这下子可激怒了新文学家，叶圣陶撰《侮辱人们的人》，称：“这实在一种侮辱，普遍的侮辱，他们侮辱自己，侮辱文学，更侮辱他人！”宁肯不娶小老婆云云，当然是噱头，不可取；可也说出实情：随着出版及印刷业的发展，书价下降，普通人可以买得起书刊，阅读成为并不昂贵的消费。起码比起大都市里其他更时髦的文化娱乐，是这样。我说的不是赌博、吸毒或游走青楼等不良行为，比起看电影，听歌剧，观赏芭蕾舞、交响乐来，读书还是最便宜的——尽管书价越来越贵。
　　现在好了，大学生在校园里，可以免费上网；网上又有那么多文学、史学、哲学名著，可以自由阅读乃至下载。好歹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之余，你干什么？总不能老逛街吧？听大歌剧、看芭蕾舞，很高雅，可太贵了，只能偶尔为之。于是，逛书店，进图书馆，网上阅读等，成了日常功课。可问题又来了，阅读需要时间。
　　十几年前，在香港访学，跟那里的教授聊天，说你们拿那么多钱，做出来的学问也不怎么样，实在让人不佩服。人家说，这你就外行了，正因为钱多，必须消费，没时间读书。想想也有道理。大家都说七七、七八级大学生读书很刻苦，他们之所以心无旁骛，一心向学，除了希望追回被耽误的时光，还有一点，那时的诱惑少。不像今天的孩子们，目迷五色，要抵抗，很难。我的经验是，穷人的孩子好读书，一半是天性，以及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一半则是无奈，因太时尚太高雅的娱乐玩不起。不过，没关系，这种选择的限制，有时因祸得福。作为生活方式的读书，对财力要求不太高，反而对心境和志趣要求更高些。

　　三、读书的姿态
　　在学界享有盛名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上有一名文《读书无禁区》，直接针对那时的诸多清规戒律。人为地划定禁区，说这些书能读，那些书不能读，未必有效果。历朝历代，那么多禁书令，全都行不通。越是朝廷查禁的书，读书人越感兴趣。不是说“雪夜闭门读禁书”吗，那可是很高雅的。就说《金瓶梅》吧，经常被禁，可士大夫家置一编，不放在桌子上而已。
　　读书没禁区，可阅读有路径。也就是说，有人会读书，有人不会，或不太会读书。只说“开卷有益”，还不够。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读？有两个说法，值得推荐。一是淸末文人孙宝瑄的，他在《忘山庐日记》中说，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反过来，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
　　林语堂说的更有趣：只读极上流的，以及极下流的书。中流的书不读，因为那些书没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最上流的书必须读，这不用说，谁都会这么认为。可为什么要读极下流的书呢？极下流的书里，泥沙混杂，你可以沙里淘金——因为社会偏见，很多先知先觉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还有一点，读这种书的人少，你偶尔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学。很多写文章的人，都有这习惯，即避开大路，专寻小径，显得特有眼光。这策略，有好有坏。
　　金克木有篇文章，题目叫《书读完了》，收在《燕啄春泥》(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中，说的是历史学家陈寅恪曾对人言，少时见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觉得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么几十种，是读得完的。这是教人家读原典，不要读那些二三手文献，要截断众流，从头说起。
　　其实，所谓的“经典”，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甚至不同性别，经典的定义在移动。谈“经典”，不见得非从三皇五帝说起不可。善读书的，不在选择孔孟老庄那些不言自明的经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认可的潜在的经典。补充一句，我主张“读经典”，但不主张“读经”——后者有特定含义，只指向儒家的四书五经，未免太狭隘了。
　　谈到读书，不能不提及阅读时的姿态。你的书，是搁在厕所里，还是堆在书桌上，是放在膝盖还是拿在手中，是正襟危坐还是随便翻翻，阅读的姿态不同，效果也不一样。为什么？这涉及阅读时的心态，再往深里说，还关涉阅读的志趣与方法等。举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看鲁迅是怎样读书的。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中说，自己有个“随便翻翻”的阅读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不用心,不费力,拿这玩意来作消遣，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要翻，已经过时的书也要翻，翻来翻去，眼界自然开阔，不太容易受骗。
“读书的诀窍”。
这“随便翻翻”的意思，接近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可必须记得，鲁迅说了，这不是读书的全部，是“当作消闲的读书”，“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这就是鲁迅杂文的特点，怕你胶柱鼓瑟，说完了，自我调侃，甚至自我消解，让你培养独立意志与怀疑精神。确实如此，鲁迅还有另一种读书姿态。
　　就拿治小说史来说，鲁迅称：“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不是信》)。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三书，与《中国小说史略》相对照，不难发现鲁迅著述态度的严谨。比起同时代诸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才子来，鲁迅的学术著述实在太少；许多研究计划之所以没能完成，与其认真得有点拘谨的治学态度有关。可几十年过去了，尘埃落定，不少当初轰动一时的“名著”烟消云散，而《中国小说史略》却依然屹立，可见认真也有认真的好处。
　　回到读书，该“随便翻翻”时，你尽可洒脱；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时候，你可千万马虎不得。所有谈论大学校园或读书生活的，都拣好玩的说，弄得不知底细的，以为读书很轻松，一点都不费力气。你要这么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

　　四、读书的乐趣
　　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读书与职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都变成纯粹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太可惜了。理想的状态是，不只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
　　读书必须求解，但如何求解，有三种可能性：好读书，不求甚解——那是名士读书；好读书，且求甚解——那是学者读书；不读书，好求甚解——这叫豪杰读书。后面这句，是对于晚清“豪杰译作”的戏拟。自由发挥，随意曲解，虽说别具一格，却不是“读书”的正路。
　　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必须跟下面一句连起来，才有意义：“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关注的是心境。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如何解说？为自家功名读书，为父母期待读书，或者为祖国富强而读书，都有点令人担忧。为读书而读书――据叶圣陶称，郑振铎谈及书籍，有句口头禅“喜欢得弗得了”(《<西谛书话>序》)那才叫真爱书，真爱读书。读书这一行为自身，也就有了意义，不必“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将读书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或者像龚自珍自嘲的那样“著书都为稻粱谋”，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古之学者，读书有得，忍不住了，只好著述；今之学者，则是为著述而读书。今日中国，学术评价制度日渐刻板，学美国，“不出版，就死亡”。于是，大家见面，不问读了什么好书，只问出了什么新书，还有申请到什么课题。真不知道如果不报课题，还读不读书。我的感觉是，这种为著述而读书的习惯，很容易使阅读失去乐趣。
　　作为学者，你整天手不释卷，如果只是为了找资料写论文，也会走向另一极端，忘记了读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教训。十几年前，为了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我猛读了很多好的、坏的武侠小说。读伤了，以致很长时间里，一见到武侠小说就头疼。真希望有一天，能完全卸下学者的盔甲，自由自在地读书。我写过两本闲书《阅读日本》和《大英博物馆日记》，那不是逞能，而是希望自己能恢复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阅读乐趣。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在《大英博物馆日记》的后记中，我引了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篇”里的王子猷夜访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读书”也能到达这个境界：“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陶渊明所说的“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是很多读书人的共同体会；不仅“忘食”，还可能忘了生死。刚才提到的《阅读史》中，有一幅摄于1940年伦敦大轰炸期间的照片，很感人。坍塌的图书馆，靠墙的书架并没倒下，瓦砾堆中，三个男子还在怡然自得地阅读。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不妨解读为：“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这本书中，穿插了大量关于书籍以及阅读的历史图像，很好看；遗憾的是，关于中国的，只有一幅16世纪的版刻，描述秦始皇焚书情景。

　　五、读书的策略
　　读书，读什么书？读经典还是读时尚，读硬的还是读软的，读雅的还是读俗的，专家各有说法。除此之外，还牵涉到不同的学科。我的建议是，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没用。没听说谁靠读诗发了大财，或者因为读小说当了大官。今人读书过于势利，事事讲求实用，这不好。经济、法律等专业书籍很重要，这不用说，世人都晓得。我想说的是，审美趣味的培养以及精神探索的意义，同样不能忽略。当然，对于志向远大者来说，文学太软弱了，无法拯世济民；可那也不对，你想想鲁迅存在的意义。
　　两年前，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在北大演讲，提到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跟他说的两句话：中国文学世界第一；研究中国，从文学入手是最佳途径。公开发表时，这两句话都被删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是挟洋人以自重。可后面这句，其实很在理。从文学入手研究中国，照样可以广大，可以深邃。而且，我特别看重一点：从文学研究入手，容易做到体贴入微，有较好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所有这些，都并非可有可无，不是装饰品，而是直接影响你的学问境界与生活趣味。你看外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的著作中对于文学经典的引述与发挥，你就明白，中国学者对于文学的阅读，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浅。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确实应该发扬光大，因此，建国学院，修清史，编《儒藏》，我都没意见。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谈“传统”，有两个不同的含义。晚清以降，中国人与西学对话、抗争、融合，并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的传统。比如，谈文学，你只讲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不讲鲁迅，行吗？说到现代文学，因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说两句。不是招生广告，而是有感而发。尽管我也批评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举措，但反对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归咎于五四的反传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开始头脑发热，大谈“民族自信心”，听不得任何批评的声音。回过头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与抗争，嘲笑鲁迅的偏激与孤独。我理解这一思潮的变化，但也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
　　说到读书的策略，我的意见很简单：第一，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第二，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第三，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
　　古今中外，“劝学文”汗牛充栋，你我都听了，效果如何？那么多人真心诚意地“取经”，但真管用的很少。这里推荐章太炎的思路，作为演讲的结语。章先生再三强调，平生学问，得之于师长的，远不及得之于社会阅历以及人生忧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谱》“1910年”条有言：“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问》中，又有这么两段：“学问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讲，讲不了许多。”“曲园先生，吾师也，然非作八股，读书有不明白处，则问之。”合起来，就三句话：学问以自修为主；不明白处则问之；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借花献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

讲演者小传
　　陈平原：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讲座教授。现为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研究等。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3)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大学十讲》、《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著作三十种。



[ 本帖最后由 千江有水 于 2008-12-4 19:04 编辑 ]

千江有水

（二）朱熹：“二十四字”阅读法

    宋朝的著名学者朱熹，是个学识渊博的人。他遍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及自然科学，均有研究。他在读书方法上，总结归纳“二十四字”阅读法，该法是由“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著紧用力、须教有疑”24个字组成的方法。  

　　1、循序渐进。即从基础知识读起，一本本读通，读时对文献中字、词、句、篇等要逐一弄通，在打好基础的同时，有系统、有步骤地从低向高、从浅入深的进行阅读。  

　　2、虚心涵泳。即要仔细认真的阅读，反复自我切磋、研磨、体会、切忌马虎从事，或自以为是。  

　　3、切己体察。即要结合思想、经验、阅历、需要，去体验文献中的意味，知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  

　　4、熟读精思。即要在熟读的基础上理解和思考，深刻领会其要旨，使书中之话好象出于自己口中，其思想似如自思。  

　　5、著紧用力。即要聚精会神、下苦功、花大力。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毫不松懈，刻苦用功。  

　　6、须教有疑。即要善于提出和解决问题，学会“质疑”，阅读要从“有疑”到“无疑”之后，才算真懂，才算掌握其实质。  

　　他特别强调“循序而渐进”。有的人读书性子急，一打开书就匆忙忙朝前赶。朱熹批评他们像饿汉走进饭店，见满桌大盘小碟，饥不择食，狼吞虎咽，食而不知其味。究竟怎样读书呢？朱熹的方法是：“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平彼，如是循序渐进，则意志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也就是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明白它们的涵义，一句话一句话地搞清楚它们的道理。前面还没搞懂，就不要急着看后面的。这样就不会有疏漏错误了。他还说：“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抽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时还要频频回顾，以暂进的退步求得扎实的学问。  

　　总之，“24字法”，是一种精读方法，对于当今社会兴起的读书活动，掌握好的学习方法具有较大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千江有水

（三）鲁迅的八大读书法

    鲁迅短暂一生的伟大成就，与其博学苦读、勇于实践的精神分不开。其独特的读书方法更给人们以启迪。
　　背书法。鲁迅的背书方法与众不同，他制作了一张小巧精美的书签，上面写有“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10个工整的小楷字。鲁迅把书签夹到书里面，每读一遍就掩盖住书签上的一字。读了几遍后，他就理解默诵一会儿，以加强记忆。这样，等把书签上的10个小楷字盖完，鲁迅就把全书背出来了。

　　抄书法。《尔雅》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字典。鲁迅为了认识并记住这部字典中的生字，便从《康熙字典》中摘出有关部分订成大本，为经常查阅、运用这些字提供了极大方便。

　　多翻法。鲁迅在翻阅书时要求自己：不只看一家之书，而是博采众家之长；不只看本专业的书，也看专业以外的书；不只看自己愿意看的书，也看不愿意看的书包括论战对手的书；不只看本国的书也看外国的书，以便得到更多的启发。

　　博览法。鲁迅认为，读书“须如蜜蜂一样，采集过许多花，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鲁迅在精读时，主张博览群书。他在年轻时，除规定的功课之外，天文地理，花鸟虫鱼之书，无所不读。

　　立体法。鲁迅阅读文艺作品时曾说过：“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个作家的专集，最后再从文艺史上看看他的历史位置。倘若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本这个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 这种读书法把泛读和精读相结合，既有横断面，又有纵剖面。

　　剪报法。鲁迅在读书中，非常重视资料的积累，剪报就是他积累的一种方法。鲁迅的剪报册贴得很整齐，分类很严格，每页上都有他简要的批注。鲁迅曾借鉴这些剪报，写过不少犀利的杂文。

　　问读法。鲁迅读书爱向自己提出问题。他拿到一本书，先大体了解一下书的内容，给自己提出一大堆问题。书上写的什么？怎样写的？为什么要这样写？自己对这个题目又该怎样写？等等。鲁迅认为，带着问题去全面细读全书，边读边问，边问边读，逐渐深入，就能更有效。

　　五到法。鲁迅读书提倡五到法。即心到、眼到、口到、手到、脑到。心到，指集中精力，全神贯注；眼到，指细心浏览，目光敏锐；口到，指诵读朗读，声情并茂；手到，指勤用笔墨，勤记笔记；脑到，指善于动脑，勤于思考。这种精力高度集中的读书方法，知识记得牢，用得活，效率高。

千江有水

三、腹有诗书气自华，家有典藏门第香

（一）藏书票,风自海上来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小小一张卡片，约10厘米见方，印有花卉图案及藏家姓名，贴于书内，以示私有珍藏，票面常印有拉丁文Ex Libris……
　　Ex Libris语出拉丁文，意即“予以藏之”，藏书票由此而得名。
　　藏书票大致分为四类：一类是“手绘藏书票”，票面由画家一幅一幅绘制而成，此类藏书票并不多见；一类是“版画藏书票”，由版画家制作，此类最为常见。版种可分为凸、凹、平、漏四种。凸版以木板居多，凹版多使用铜、铅、锌等金属材料，平版多为石版，漏版又称孔版、丝网版；一类是“通用藏书票”，此类藏书票可以大量印刷，并不标明票主，而是留有空白作为票主签名之地。中国嘉德古籍通用藏书票正属这一类；一类是“电脑藏书票”，可由个人使用电脑软件进行制作，大量生产。
　　藏书票源起德国，最早一枚，多半认为是1450年（一说1470年）制，为Jonhannes Knabensberg所有，署名Igler（刺猬），画有刺猬嘴衔野花，踏落叶而行，上悬缎带写有德文，译即“慎防刺猬随时一吻”，以刺猬之吻告诫窃书者，以示藏书珍贵，诙谐有趣。
　　又说最早一枚藏书票始自德国勃兰登堡（Brandenburg）家族，约在1470年（一说1480年），画一展翅天使手捧纹章，并无藏书文字。据设计图原稿的拉丁文字记载，其时勃兰登堡家族赠书于某修道院，专为此而印制了这天使纹章藏书票，想来天使所捧的正是这显赫家族的纹章。
　　15至17世纪的欧洲，科技尚不发达，教育也未普及，书籍印量较少，惟有皇室贵族与教会等显贵阶层才得以收藏书籍并使用藏书票，象征爵位权势和门阀财力的纹章徽志，自然在藏书票的图案里占据中心位置，构图严谨，华贵庄严。而活泼随意如Igler（刺猬）的藏书票，则甚为罕见。
　　然而随着丰衣饱学的中产阶级慢慢崛起，藏书票的画面也日渐生动丰富起来，仕女花草、文房案头、山水景致，无一不可入画；铜板镌刻技术进步神速，笔下画面愈发细腻精致，字体疏密随心所欲，精致典雅的藏书票一洗纹章徽志的迂阔奢华气息。
　　与此同时，藏书票步出德国，渐行风靡于整个欧洲。英国的藏书票简洁单纯，以对称的花纹构成平稳的风格；意大利的藏书票则深具洛可可风格，华美富丽，与其建筑风格相似；法国的藏书家原本一贯将其华丽的藏书章烫印于书籍封面，而新流行起来的藏书票也延续了其华贵精致的风致。
　　18世纪之后，藏书票更远涉重洋，在美国、日本成为藏书人的新宠。美国的藏书票后来居上，其普及与数量远远超越了欧洲诸国。明治初年的日本，已出现了第一张纯西洋风格的藏书票，而日本喜好新奇的藏书家也舍弃了惯用的藏书章，开始大量使用藏书票，并由纯粹模仿西洋风格，渐渐形成独特的东洋情韵，与西方藏书票大异其趣。
　　国人最早使用的藏书票，经台湾吴兴文先生考证，发现于1913年版的《图解法文百科辞典》（Petit Larrousse Illustré）封面内页。画面上是一书生展卷阅读，四周古籍散落，脚旁备有行囊与长剑，或寓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此书扉页上写着：“关祖章藏于美国纽约州特洛伊城第八街一七七号，仑斯勒（Ronsselaer）工艺学校，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该枚藏书票由此得名“关祖章藏书票”。
　　中国藏书票经鲁迅的提倡和指导，叶灵凤、唐弢的介绍和宣传，李桦、杨可扬、李平凡等的潜心钻研，蓬勃发展，绵延至今，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意蕴情趣自成一格。但藏书票是收藏投资品种的冷门，其价值被市场严重低估，藏书票的拍卖较少，拍卖市场未形成，其价值目前主要体现在学术和收藏上。

千江有水

（二）藏书票的制作及规则

    所谓藏书票，普通的纸形大部分是二寸多阔，三寸多长的长方形，但也有用圆的、正方的或三角形。如邮票不一定是长方形的一样。制版大都用铜版或锌版，从前是用蚀雕，但我觉得最适宜的是用木刻。一般是白纸黑印，但也可用彩色纸或套印二三度色的。纸质要比较软和，以便贴到画上不致脱落。

　　和印章一样，一颗名手镌刻的印章，用着精良的印泥，钤到书上能在纸上活跃，能增加书的身份；同样，一张图案高雅的藏书票贴到书页上也能显出相衬的光辉。反之，一张构图庸俗，印刷恶劣的藏书票不仅使一册干净的书籍有西子蒙不洁之感，而且更暴露了主人对于艺术趣味的低级。因此，一张藏书票的图案、色彩和姓名的配置，是整个藏书票的灵魂所系。
　　一般的藏书票所用的图案大都是时计，灯火、枭鸟、女性人体、骷髅等，或表示智慧和时间的种种象征的图像，但也有将自己的画像，或者自己所爱好的作家的书名，或者书斋的景象，以及自己所特别爱好的物件，构作图案来应用的。至于最近，藏书票图案材料的运用正和他构图的发展一格，已经到了极端自由发展的地步。一切新奇的构图，一切新的物件如飞机大炮等等也都运用来了。
　　藏书票的贴附位置，大都是贴在封面的里页正中，但也有贴在角上的。
　　一、藏书票应有票主姓氏或斋名，中英文都可以使用，拉丁文exlibris是藏书票的国际藏书符号。
　　二、藏书票尺寸应在10cm之内。
　　三、藏书票不需要专门标题，但必须有作者签名、年份，位置在画面下方右端；印数：如1/10、2/10……写在画面下方左端；版式代号：如C3、C5，写在画面中间位置。
　　四、藏书票画面四周留有一定纸边，不可沿画边裁切或切入画面。
　　五、国际藏书票联合会简称FISAE。

千江有水

（三）藏书票风景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千江有水

（四）清末四大藏书家

    清末四大藏书家，又名“晚清四大私人藏书楼”，是清朝末年蔚然壮观的藏书习惯形成的最为著名的四大书籍收藏家及其藏书楼。具体指“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山东杨氏海源阁、归安陆氏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史称“清末私人藏书四大家”。四家，首推铁琴铜剑楼,是清中叶以来,历史最长久。诗云:“琴剑飘零百百宋空,八千卷散海源同;峥嵘一阁留天壤,文献东南此大宗。”诗中所提是晚清南北四大藏书楼,即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南瞿),山东聊城海源阁(北杨),浙江湖州陆氏百百宋楼,杭州丁氏嘉惠堂八千卷楼。

    [一、铁琴铜剑楼]
    铁琴铜剑楼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古里镇，是清代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建筑面积285平方米。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原名“恬裕斋”，创始人瞿绍基，瞿氏五代藏书楼主都淡泊名利，以藏书、读书为乐。瞿氏第二代、绍基之子瞿镛，对鼎彝古印兼收并蓄，在金石古物中，瞿氏尤为珍爱一台铁琴和一把铜剑，铁琴铜剑楼由此得名。在全国各地的众多古藏书楼中，铁琴铜剑楼与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浙江归安陆氏“百百宋楼”、浙江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合称为全国四大藏书楼，有“南瞿北杨”之称。四大藏书楼中，铁琴铜剑楼巍然独存。该楼系荫棠先生之祖建于乾隆中。原有四进，其中第一、二两进毁于抗日战争中。收储多为乡邦文献以及未收入《铁琴铜剑楼书目》之宋元明本及旧钞批校诸书，长篇巨著不多。藏书除部分遭劫外，绝大部分于建国初由瞿氏后人捐赠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常熟市图书馆等。
    为阳湖县学训导瞿绍基及子孙五世藏书处。因主人收藏有铁琴与铜剑，故命名为“铁琴铜剑楼”。楼主瞿氏数代藏书，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1991年12月，铁琴铜剑楼纪念馆开馆。在常熟历史上，从中国文化发展史看，自明代赵琦美“脉望馆”、毛晋父子“汲古阁”、清初钱谦益“绛云楼”、钱曾“述古堂”以后，瞿氏铁琴铜剑楼更有其独特的地位。 铁琴铜剑楼之藏书，可以追溯到清代乾隆年间，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民国数朝，又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经历了初创、发展、鼎盛、劫难、稳定、善终等阶段，给后人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藏书和藏书楼，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海源阁]
    海源阁，海源阁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历史上（清代）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杨以增所建,总计藏书约4000余种、22万余卷。珍本书主要得之于黄丕烈等藏书家,很多是孤本秘籍。故与其现存的藏书书目有《楹书隅录》及《续编》、《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其中宋元珍本逾万卷。与北京的文渊阁、皇史宬，宁波的天一阁同为中国历史上公私藏书典范。它与江苏常熟县翟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吴兴县陆心源的“皕宋楼”，浙江杭州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合称清代四大藏书楼。其中以翟杨两家所收藏的宋元刻本和抄本书为最多，因之又有“南翟北杨”的美称，深为海内外学者所仰慕。
    海源阁藏书楼位于光岳楼南万寿观街路北杨氏宅院内，为单檐硬山脊南向楼房，面阔三间，上下两层，下为杨氏家祠，上为宋元珍本及手抄本等秘籍收藏处。藏书楼上层中间门额上悬挂“海源阁”阳言语匾额一方，为杨以增亲书，额后有杨以增自题跋语。海源阁藏书浩瀚，是杨氏四代人潜心搜集的结果。杨氏第四代人杨保彝编著《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及《海源阁书目》计有208300卷有余。另有不载于书目者尚多。
    海源阁为单檐硬山脊南向楼房，上下两层。下为杨氏家祠，供杨氏先人牌位，上为宋元珍本及手抄本等秘籍收藏处。藏书楼前有一长条状小院，东侧有两座长廊式高台读书亭。楼下东首为通往后院的通道，杨宅第四进院内为海源阁明清版本藏书处。海源阁藏书浩瀚。至清末，海源阁藏书已达三千二百三十六种计二十万八千三百卷有余，是杨氏四代人潜心搜集的结果。后历经战乱，迭遭破坏，所藏图书大部散失，只有一小部分辗转收入北京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现已在原址按原来的结构样式重建，并开始对游人正式开放。

    [三、皕宋楼]
    湖州的皕宋楼:皕宋楼藏书为三部分：皕宋楼（藏宋元刊及名人手钞手校者）、十万卷楼（藏书以明刊本为主）、守先阁（.藏明后及明刊的重校本和传钞本）。距今一百三十多年前的大清同治年间，著名藏书家郁松年的宜稼堂藏书开始散出，引起各方的争购风潮。据时人李宗莲《皕宋楼藏书志序》说皕宋楼中藏有“宋刊至二百余种，元刊四百余种”，皕宋楼超过天一阁的地方有五；大学者俞樾的《陆心源墓志铭》也持此说。叶德辉《书林清话》云：“如近人陆心源之以比宋名楼，自夸有宋本书二百也。然析《百川学海》之各种，强以单本名之，取材亦似太易。况其中有明仿宋本，有明初刻似宋本，有误元刻为辽金本，有宋板明南监印本，存真去伪，合计不过十之二三。自欺欺人，毋乃不可”---只有五十种上下，不能确信。
    昭和五年（1930年）出的《静嘉堂文库图书分类目录》---原属皕宋楼藏书的有：宋版书一百二十四部，二千七百七十九册；元版书一百一十六部，二千零七十册；金版书一部，十册。皕宋楼藏书散出，如吴兴周越然之言言斋，曾收宋纂图互注《南华真经》、稿本《吴兴蚕书》、明初本《管子》、吴钞《疑狱集》、丁钞《栲栳山人诗集》等八种。惟宋元版书多，总藏量也富，至光绪八年（1882年），不计普通坊刻之本，总数已达十五万多卷，远超天一阁。陆心源于1894年方去世，此时总量应该还要多，散失，至1907年出售时的藏书数尚有四千部二十万卷。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清人书目题跋丛刊》，《皕宋楼藏书志·续志》以晚清的辈分而列《丛刊》第一种。（注：皕宋楼和十万卷楼为陆氏故宅的二室而已，陆心源亲手所建为潜园，规模宏大，他的另一藏书楼——守先阁即在其中，守先阁嘉惠学子，空前绝后，待后叙。）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陆心源长子陆树藩将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等藏书售于日人，举造成中国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著《书舶庸谭》的董康说：“古芬未坠，异域长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称“皕宋楼事件”。陆树藩将守先阁剩余之书捐赠给刚办的海岛图书馆，计一千余部一万四千多册（事见《陆氏守先阁捐助书目》）；后陆树藩又曾在苏州办孤儿院并任院长，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过世，享年五十九岁。皕宋楼藏书东渡后，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经张之洞、端方、缪荃孙及丁氏后人努力，端方代官方购下，建江南图书馆（南京）收藏；次年，湖州姚氏、扬州徐氏藏书，先后购至京师广化寺收藏（《张文襄公年谱》）；又次年，京师图书馆立。光绪三十三年，英国汉学家斯坦因来敦煌，首次带走570种精品。

    [四、八千卷楼]
    八千卷楼被誉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中国清代杭州丁丙藏书楼。丁丙，字嘉鱼，别字松生，晚号松存。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与其兄丁申在其祖父丁国典、其父丁英藏书的基础上访求图书，或购或抄，在将近30年间，聚书1.5万多种、20余万卷。丁氏指的是对杭州历史文化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丁家。除有宋本40种左右、元本约百种之外，明刻精本、《四库全书》底本、 名人稿本和校本 、日本和朝鲜所刻汉文古籍等较多，是其藏书的主要特色，而且其中很多都曾为明清藏书家所递藏。光绪三十四年（1908）丁氏后人将全部藏书低价售予江南图书馆，后藏南京图书馆，该馆辟专库贮藏，完好无损。八千卷楼藏书目录，主要有丁丙撰《善本书室藏书志》， 丁仁编《八千卷楼书目》。
    丁家门里曾经出过几位人物,丁敬是其中之一,他是印学家,“浙派”篆刻艺术的鼻祖,他的艺术成就对后来的“西泠印社”有深刻影响。“西泠印社”仰贤亭里有他的石刻像。丁申、丁丙是著名的藏书家,八千卷楼的主人。丁氏宅院的祖居自清末、民国和抗战后日渐衰落，丁氏子孙徙居各处，八千卷楼也似“王谢旧堂”。在清末民初，丁氏后人中的丁立中做起了丝绸生意，组织起绸业会馆，其中一间两层楼房“天章阁”打造成了财神殿。会馆建成后，他们还专门刻了一块《杭州重建观成堂记》绸业会馆的碑石。解放后，绸业会馆成了杭州一家机械修配厂的厂房。

千江有水

（五）韦力：“芷兰斋”里的古籍“痴”

    在当今收藏界，不知道韦力的人并不多，他是驰名大江南北的大收藏家之一。他曾被誉为“中国集粮第一人”，现在的他专注于古籍收藏，只买不卖使他的收藏越来越丰富，有人称他是“中国民间古籍收藏第一人”。
    生活中的韦力儒雅内敛，平易近人，走在大街上，没有人会知道他在中国的收藏界是一个绝对大腕级的神秘人物，但是看他那高高的个头，还是让人能隐隐感觉他作为一个圈子里王者的霸气。
    韦力是一个不事张扬的人，但只要和他坐下来，打开话匣子，你会惊异于他向你展示的奇异世界。
    在去与他相约在琉璃厂中国书店的路上，因为路上堵车，我晚了些时间，怕他等得不耐烦，赶紧发短消息告诉他，他很客气地回复说：不急，我在店里看书。而在他新的名片上，还是和他以前的名片差不多。虽然现在他已经是国家重要机关里的一员，但是在他的名片上根本没有什么头衔。

    “芷兰斋”里的谦谦君子
    韦力的名片非常别致，淡黄的颜色，竖写的繁体字，是一本线装书的样式。在他的名字旁边，是他给自己的介绍：藏书爱好者，以及他的雅号：芷兰斋主。
    说到他的芷兰斋，这个他藏书的地方，他告诉我这个充满风雅意味的名字的来源。当初有一位去他家做客的生意人，看见他的一屋子的旧书，随口就说：“你这里有这样多的烂纸啊”。他心有所触，就把“烂纸”二字颠倒过来，取其谐音“芷兰”，用作了自己书斋的名号。
    当初他的这个朋友显然不了解这些旧书的价值。在今天，随着文化艺术品投资的兴起，作为最后一个被看好的投资项目，古籍收藏已经成为一个热门。已经有些具有文化素养的企业家关注这块空间，他们很看好古籍图书在未来的升值趋势。他们开始出现在一次次古籍拍卖会上，而现在古籍的价值，也已经比以前翻了十倍还多。
    说到这里，韦力喜忧参半。喜的是他看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古籍收藏的价值，这个圈子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规范的市场。忧的是古籍价格的一路飙升，有时让他感觉吃力。前些日子，苏州藏书大家怡园主人的后人把过云楼藏书的100套古籍一次性以2310万的价格售出。看见自己期望的古籍落入财大气粗的富商之手，一向豁达的他也不禁有了些许遗憾。

    为自己的书建一个“家”
    从9岁开始，韦力对收藏产生了兴趣，但当时没有人引导他，也没有多少钱，他仅仅凭着自己的兴趣，时而收集邮票，时而收集别的什么。他不时回忆起自己在河北念书自个儿跑来北京去书市买书的情景。当时他手里攥着170元钱来到北京寻宝，这是他半年来省吃俭用积累下来的，这么一点儿钱，当时于他而言可算是笔大钱了。他把这些钱都换成了书，捆成两捆，前后背在肩上，回到家里肩上已经勒出了深深的血印子。
    文革结束后，各地成立了“退赔办”，对于那些文革中抄家而来的物资，都按照政策予与退赔，这里边就包括大量的个人藏书。韦力当时和“退赔办”的人员非常熟悉，经常在他们的带领下去搜集一些藏书，而这些藏书的主人，或者已经被迫害致死，而后人并不爱书，或者因为藏书遭遇抄家，主人对书产生了一种厌弃感，所以他的收购比较顺利，这些书是他早期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个年代，大家的住房非常拥挤，为了腾出空间而把书处理掉，也是当时人们的一个想法。
    对于他从各处好不容易搜罗来的这些宝贝，韦力也精心为它们设置了一个专门的家。以前他家住在天津，在天津的西郊，他专门斥资购置了一处3层的楼房，命名为西苑书楼，记得有次见面时，他向我描述了这个书楼，这是他个人收藏古籍的所在，三层楼的空间共陈列近百个大书架。
    现在由于工作的关系，韦力把家搬来北京，在他西直门附近的家里，也摆放好了他自己非常珍惜的书。但是，他的大多数藏书现在还在天津的书楼里。现在他在北京某处新购了约450平米的楼房空间，作为他藏书的新居。新的书楼在今年下半年将启用，到时他会把他在天津的所有宝贝搬来北京。这样，在工作之余，他又可以能够和自己喜爱的藏书时时陪伴在一起了。
    多年的古籍收藏，使韦力在中国书店和各大图书馆有了非常熟悉的联系，他成为这些地方非常受欢迎的常客。他也是这个圈子里能够被允许进入善本书库浏览古籍的唯一一个人。

    鲁迅也是他的同行
    中国在宋代出现了关于收藏的记载，明朝出现了专门的藏书家，因为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书很少，图书十分珍贵，人们对于书籍的崇拜就是对于学问和知识的敬重。图书收藏与后来出现的字画收藏不同，字画收藏在古代称为文玩，是文人们在茶余饭后的一种雅趣.可以说，在所有的收藏之中，图书收藏是具有最高品味的，图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对它的收藏才是真正的收藏。
    中国的古籍图书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在这三类之中，韦力致力于收藏的是其中的家刻本。家刻本一般印数不多，大多是古代文人的个人文集，从家刻本里，我们能够准确了解一个时代的学术动态和自由思想，而官刻本是政府出钱来出版的，印刷精美，但在这样政治化的书里，内容都经过政府的窜改与修正，我们不能够在里边看到有个性的思想。坊刻本是古代民间书商组织出版的，他们为了降低成本，这些书往往很粗糙，经常出现错字或漏字。
    现在韦力的时间比以前充足了些，于是他能够静下心来整理自己的收获，向大家介绍他的心得。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出版了四本书，几年前他用四天时间写了《古书收藏》一书，现在这书已经再版了三次。他曾经用五年时间在大江南北寻访历史上能够留名的书楼，他发现这些书楼有一半已经完全消失了，另一半成为库房，或挪为它用，现在仍然存在并有藏书的书楼甚至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他整理了这些材料，出版了《书楼寻踪》一书。
    令笔者刮目相看的是韦力对古典文化的潜心研究，随意说到一个古代的文人，他便对这个人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对此人的创作成就也娓娓道来,还会说到这个人的文集有哪几个版本。
    在今年他另外有三本书即将出版，其中一本书是《鲁迅所藏古籍研究》，鲁迅是人共知之的现代文学大家，但人们不知道的是，他也是一位可观的藏书家，在北京和上海他有上万册藏书，而在北京的鲁迅博物馆里，他的藏书几乎都是古籍。在韦力看来，鲁迅也是一位藏书的行家，是非常懂书的人，他曾经利用几个版本校订过古代文集，可以看出他的校勘非常专业，其实这不奇怪，鲁迅曾经师事章太炎，而章太炎是乾嘉学派的一位大家。

    一只喜欢聚书的小虫
    很多人在这方面投资，是为了赢利，他们往往希望以低价买入，然后高价卖出。而他则不是这样的，从他开始古籍收藏到今天，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他不停地收进来书，而对于这些书，他一直都看为心爱之物，没有卖出过一本。
    说到自己的这一点，韦力引用了古人的一句话来自嘲说“聚书好货，均为一贪”。在收藏这个事情上，他说自己确实可以说得上是一种贪婪。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传》里，提到一种小虫，这奇怪的小虫“好负物”。在路上看见什么东西，就喜欢背在身上，搞得自己越来越累。博学好读的他向我说到这小虫，并自许地把自己看为这样的一只小虫。
    只买不卖，使他的收藏越来越丰富，已经早就有人称他是“中国民间古籍收藏第一人”了。但是，为了购置更多的古籍，他必须有更强的经济来做自己坚强的后盾。而在当初，他好好地在单位里端着铁饭碗，就是为了能够有更多的钱买书，他毅然下海从商。他的商业经营是很成功的，这个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他的收藏。到现在，他还坚持把自己每年盈利的十之八九投在自己的古籍收藏上来。
    韦力思想极为豁达，他自言自己虽为好古之人，但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他的想法和古人已有了很大不同。他以为收藏这件事，只要自己用心作过便好，至于结局，是他不太关心的事情。重要的是收藏这样的一个过程，把那么多历朝历代经历重重劫难的图书一一搜来，保存完好，这已经不是关系一个人的事情了，这已是一个关乎民族文化命运的大问题。这些典籍也只是偶尔为一个人所有，他们以前的拥有者没有人知道，那么也没有必要知道以后是谁拥有他们的。
    曾经有人说“曾经我眼即我有”，如此思想，可谓高人。而当初不吝巨资创办西苑书楼的主人也为自己刻了一方印，上曰“曾在韦力家”。其中的高妙之处，丝毫不减古人。

千江有水

四、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一）我的《读书》
    我的《读书》就是充满反思精神的《读书》，充满对这个时代的关切的《读书》，具有士人担当精神的《读书》。这样的《读书》给了我反思精神，同时也开始启迪我：在反思中追问时代，也在这种对时代的追问中找到自我的根基。经由《读书》熏陶的“我”，即使日后没有《读书》，我想也是不碍事的：《读书》的汪晖时代固然迟早会终结，但是这种反思并不会终结。在这个意义上，我很感谢汪晖时代的《读书》。
?? 《读书》到底是换人了。
??从最初的“酝酿”到最后的尘埃落定，这个过程据说就是“《读书》事件”。围绕《读书》的人事问题引发了思想争论，这丝毫也不奇怪。因为大家都很明白，组织路线的更迭的背后必然体现思想路线的争论，而思想路线的斗争最终都会必然落实成为组织路线的调整。受师兄所托，让我对此写点东西。但是，当我临到下笔时，我却困惑了。既然号称是“《读书》事件”，既然引发了一些反响以及争论，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里面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我有些恍惚了。
??前不久的《南方周末》对此给出了一个说法，说这次围绕《读书》的争论焦点是“左右之争”和“雅俗之辨”。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什么都没说，熟悉近几年《读书》的人都知道这些攻击都已经老得掉牙了，了无新意。幸好，另一家“南方系”的媒体《南方人物周刊》提出了一个问题：谁的《读书》，尽管这里面有80%的篇幅是放狗咬汪晖的。“谁的《读书》”？言下之义就是《读书》不是你汪晖的，从归属关系上说是三联的，所以三联要换人就换人，没什么好说的。这个问题虽然提得愚蠢，但这倒是提醒我了，我可以谈谈我的《读书》。
??《读书》当然不是我个人的，但我好歹也算得上《读书》的读者。很多人谈到过去的《读书》如何如何，然后汪晖时代的《读书》又是如何如何。老实说，以前的《读书》怎么样，我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我所读过的《读书》都是汪晖时代的《读书》，所以我只能说说我个人阅读《读书》的经历和体会。
??我是从04年8月底进了北大后才看的《读书》，之前在上海街头的报刊亭上是不卖《读书》的。当时我看了04年8月份那期的《读书》后，感觉这里面的文章很是耐读，不像其他浅薄读物那样看完就扔的，于是就有了好感。那期的《编辑手记》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时上面有这样一段话：“回答这些‘为什么’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去面对这些‘为什么’之后的为什么。社会的转型既能够激发人们的逐浪前行的弄潮激情，也能够激发另一些人难以遏止的危机意识。在观望那些一往无前的潮流之余，这些满怀疑虑的人们重新开始追问有关‘目的’——也就是‘为什么’之后的为什么——的问题：我们的各种努力的最终意义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之后的为什么其实就是一种关切，一种责任感，这个问号已经阙如很久很久了。我就被这种关切打动了。
??打那以后，我发现，《读书》上的文章并不篇篇精彩，而且我看过之后就会很快忘却，但是《编辑手记》倒是很精彩，着实有些意思，能让人在掩卷之余回味良久。这些《编辑手记》多出自汪晖和黄平之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门就一个问题展开反思，比如由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所引发的对电影发行体制的批评，再如对于“亚洲问题”的讨论等等，主编们总是有意引发人们对之的思考；另一类就是主编谈谈该期的主要内容，往往会用一条线索把不同内容的文章串联起来，在这纷乱之后呈现出一种内在的问题意识；最后一类就是主编们会或明或暗地回应人们对《读书》的批评，诸如“新左派”或者“不好读”之类的。
??在我看来，这些《编辑手记》在某种意义上比《读书》中的文章本身更具有价值。看上去，这些《编辑手记》试图让读者去关注主编们所提出的问题意识，这不是一种将主编高置于读者之上的“启蒙”姿态吗？其实不然，我国知识分子所钟情的“启蒙”姿态其实是居高临下地指示“无知”民众“应当”如何如何的姿态，但是《读书》的主编并没有这种“应当”，而是提出问题，让我们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去反思我们所处的当下，诸如“为什么”之后的为什么。“启蒙”姿态把受众看作是人力资源、购买力抑或生产要素，总之是可以支配的“无知”傻子兼瞎子。但是后者让读者展开反思，这种提请反思的姿态其实就是承认并尊重受众自身的思考能力，让每个人从自身的当下出发去好好思考我们的处境。
??应当说，我从这两年的《读书》所获得并不是什么“新左派”的主张，而是一种充满疑惑的反思精神。在我的阅读经历中，我总感到《读书》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问者，同时也是对发问者主体自身充满质疑的发问者。在这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我被灌输了许多“常识”，我对我所处的世界的理解就是按照这些并不牢靠的“常识”构建起来的。更要命的是，我对这些“常识”习焉不察，丧失了反思能力，将之视为理所当然，从而丧失了对意义的询问能力和对美好的想象能力。
??例如，当我还没学习哲学的时候，我就认为，中国的确比西方差，各方面都“应当”向西方看齐，因为西方比我们自由，比我们富有。从小我的父母就教育我：中国人的素质何等差，外国人素质何等高，以后“应当”去国外留学拿绿卡（我周围的上海人都很热衷于此）。后来，我读了一些书，又意识到，过去我对西方太过崇拜了，总是用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来看待中国，丧失了文化自觉，我们“应当”确立文化自觉，不能再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中国自身就是具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的多元社会，我们“应当”从中国自身出发来构建对自身的认识。后来通过《读书》，尤其是今年第3期的《编辑手记》中所提及的“主体性”问题，我才意识到：我之前所持的“文化自觉”其实是“幻觉”，因为我对中国主体性的追求是建立中国和西方完全割裂的基础上的，其实中国和西方已经由历史完成了“内在的纠缠”。我们对今天中国的认识既不能依赖西方，也不能拒斥西方。那么我们自身的“主体性”究竟如何确立呢？这是一个问题，是《读书》让我反思的一个问题。
??再比如，我之前总是持有这样的“常识”：今天的问题全部都是过去文革造成的，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叙事所具有的历史正当性在我这代似乎是毫无疑问的。06年第5期里的《编辑手记》纠正了我的看法：“许多人喜欢把今天的所有问题归咎到过去，也很愿意把未来设想为‘只要能够（或快或慢）摆脱过去，就能（或迟或早）如何如何’。这背后隐含着一个东西是：与过去‘彻底决裂’！前几十年的‘革命’也好，近几十年的‘改革’也好，它似乎都是合法性的依据。但是过去的东西，都一定不好吗？”
??其他类似的、更为细小的反思还有很多，《读书》之所以提出这些反思，是为了呈现出我们所处的当下的复杂性，这些复杂性是无法消解在“自由主义”或者“新左派”这些关于“应当”的架构之内的。在《读书》这种努力下，我所接受的并不是什么“新左派”的主张，而是对这个时代的疑惑。在这种反思的视野中，《读书》给我个人开拓了许多眼界：例如长期浸淫在“中西之争”的我们所忽视的“东亚”，再如高默波文章中所呈现出的文革中的农村。这些无疑例外都在提醒我们“复杂性”的存在。05年第7期《读书》的《编辑手记》就如是说到：
??“许多知识界的争论常常被笼罩在一些名词、概念的纠缠之中，更不用说那些蓄意的攻击和扭曲的评论了，但纷扰之后仍然能够留下的，使那些更为深入地研究、思考，以及经由这些研究和思考所展示的问题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思考和研究才有能力提出和回应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和正在经历的大转变。常常有人说，《读书》是有倾向的，当然，只要发出声音，就一定会有倾向的：哪怕是装着可观的样子的论述，只要像阿庆嫂一样‘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就能够知道那‘倾向’绝不比这‘倾向’更弱的。但是，《读书》的倾向是在多元的论述中展开的，是在不同的声音中构成的，是在对那些占据支配地位、想当然正确的前提的怀疑和质询中确立的，也是在相互的争论和自我的修正中发展的。”
??因此，把汪晖时代的《读书》归为“新左派”本身就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而《读书》所倡导的反思精神所指向的就是这种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把《读书》的问题归结为“左右之争”，显然是贬低了《读书》在思想界的作用。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读书》并无意于左右之中站位排队，而是在“左冲右突”之中反思并质询当下。不论是“自由主义”，抑或是“新左派”，一旦作为一种“主义”，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就会沦为一种迎合意见市场的东西。这种先把问题简单化，再把主张给简单化的做法，不是不负责任，就是别有用心，妄图占据意识形态霸权，塑造公众的政治意志，而泯灭公众的独立思考能力。
??显然，这种反思的姿态必然会告别文人们所追求的“风花雪月”，所追求的“文化”，所追求的“优雅雍容的文风”。反思精神本身就是严肃的，反思总是针对什么的反思，这个“什么”就是我们所处的当下和时代。我们无从躲避，只能劈面相迎。而这些“大众”都能够看得懂的、“喜闻乐见”的“文化”、“优雅雍容”其实是不负责任的“闲人”的“理想”。这种“闲人”无疑也就是庸人，不足挂齿。
??我的《读书》就是充满反思精神的《读书》，充满对这个时代的关切的《读书》，具有士人担当精神的《读书》。这样的《读书》给了我反思精神，同时也开始启迪我：在反思中追问时代，也在这种对时代的追问中找到自我的根基。经由《读书》熏陶的我”，即使日后没有《读书》，我想也是不碍事的：《读书》的汪晖时代固然迟早会终结，但是这种反思并不会终结。在这个意义上，我很感谢汪晖时代的《读书》。
??所谓的“《读书》事件”发生后，我浏览了许多网上的评论，我看完这些评论之后总在想：其实值得我们关注的并不是如何评价《读书》和汪晖，倒是不妨反思一下围绕《读书》所发生争论背后的一些问题。汪晖时代的《读书》一直试图捕捉这个时代，然而其本身又何尝不被时代所捕捉呢？毕竟，没有人能够置身这个时代之外。我想，值得我们反思的其实是作为思想评论刊物的《读书》在这个时代的尴尬定位和生存处境：这个时代是否能够容纳《读书》的这种反思的声音？
??带着这样的反思，我们才能摆脱围绕“《读书》事件”的纷纷扰扰的争论。其实这种争论，当事人汪晖和黄平或许早已习以为常，因为他们在04年第11期里的《编辑手记》里早已用德里达的话预示了今天的争论图景。
??“半个月前，著名的理论家德里达告别人世，在他的身后，有关‘解构’和他的一系列著作仍将使许多理论工作者争论的话题……在这里，让我引述他最后的遗言以作纪念：
??‘那个不久前的‘辉煌’时代诚然也并不是歌舞升平的。差异与分歧如狂风暴雨，它什么都有，就是没有那种人们用以整合它的同质性。’过去如此，以后还将如此。”

千江有水

（二）《开卷》杂志的前世今身

    “卷子因于竹帛之帛。竹谓简，帛谓纸也……帛之为书，便于舒卷，故一书谓之几卷。凡古书，以一篇作一卷。”（《书林清话》卷一）“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颜氏家训·勉学》）
    我于日常观书之中，凡见“卷”字，心中即生大欢喜，真所谓见到“卷”字眼愈明也。
    大抵就中国书籍制度史而言，古人诗中用到“卷”时，不仅写实，还都能赋之以一点诗意。其实发蒙认字，开卷读书，起初无不是人生大苦事。我读到苏东坡和子由诗中“忆昔与子皆童丱，年年废书走市观”，王安石给其外孙诗中“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书”，不觉莞尔。
    然则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何等潇洒，但内心里却深为“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而深忧极虑；韩愈认识到“灯火稍可亲，简编可卷舒”，赶忙进行诗教：“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杜甫年近六旬，见小儿子“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时，不觉欣喜满怀：“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
    书一旦读成，却又可慰人生寂寥。得意的诗人总会在做诗时把书卷忘了，而失意的，却总是把它与“酒”联系起来。许浑送别回杭州的朋友时有诗：“茂陵久病书千卷，彭泽初归酒一瓢”，张耒独自从泗州出发时也有口号：“消磨岁月书千卷，零落江湖酒一杯”，似乎大见有好书尽读、有美酒好喝的人生佳处，实则倍见一种怀才无遇的身世凄凉感也。
    至于杜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苏诗“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等句，从来就是表达自负或者励人志气的。不过，从“数百卷”、“千卷”的指标一下子提高到了“万卷”的要求，真要照着做去……嘿嘿，很累人不说，也确实还不那么容易能达到了呢。
    古代读书人命苦，读书就是读书，要规规矩矩要千卷万卷地读，而且还讲究个“不动笔墨不读书”，仅仅“退笔如山”还要挨师长的批评，非比现当代人，读书之余，有报章杂志可看，到底读了百十卷还是百千卷、千万卷，真就不好说了。
    至于时人，报章杂志看累了读烦了，还可以到网络上逛逛荡荡，图文并茂的，既养眼，又醒神儿。不过，要提醒的是，假如成天在网上养眼醒神儿，那问题也就来了，迟早会近视了眼糊涂了神智。
    这时候，一种旨在鼓励读书、劝勉读书，乃至指导读书的杂志，也就生当其时了。文坛学界的智叟们，深恐后生小辈“有书不读，渐至于愚”，于是出山入世作振臂呼。
    这种杂志最典型的称谓就是《读书》，或者就叫《开卷》。他们其实应该是为没有“开卷”习惯的“不读书”人编的，因为前者屏蔽了“明理”，后者隐含着“有益”这两个关键词，以避免说教的头巾气，惹不爱读书的人讨厌。
    可结果却永远是，不读书的人，照例不开卷；不开卷的人，还是不读书。一种本该大众化的杂志遂“叫好不叫座”，不断地被社会人群边缘化，终于在某一个日子，黯然闭卷，让智叟们徒唤奈何，复归山林扼腕。比如香港《开卷》杂志在整整三十年前创刊之初的开场锣鼓是：
    “读书人的喜讯！《开卷》月刊问世！香港第一本专为爱书之人办的月刊！”
    “开卷有益，开卷有利，开卷有乐，开卷有趣；名家撰写……猛稿如云，图文并茂，印刷精美！”
    不仅宣传热度高，而且利诱力度大，可是在两年之后，坚持出版到第24期时，就停刊了，空赢得唏嘘一阵。
    之所以发生上述的感慨，完全是因为江苏凤凰台主办的《开卷》小杂志，要编满一百期了，其主编玉洗先生和执行主编宁文兄决定有所纪念，创意编辑一个集子，以飨爱护它的读书人。我因此乐意做一篇文章，说出自己的“开卷情结”，为这一名为《开卷》的导读劝学杂志祈寿。

（一）
    却说我曾意外获得一函香港《开卷》杂志（第1至六期），从此珍藏至今，因为这是其主编杜渐离开香港，移民加拿大前的馈赠。我之与杜渐先生有此一缘，乃与我为《中国读书大辞典》所设“读书报刊综览”的小类有关，辞典中有《开卷》杂志一个条目，略云：
    （《开卷》）1978年11月创刊，1980年12月停刊，共出版24期。月刊。李文健（杜渐）主编，香港开卷出版社出版。第1至7期，为大32开本，第8至24期，改版为大16开本……该刊栏目颇多，且以大量篇幅报导中国30年代文学艺术界的著名人物和中国当代文坛著名作家的生活与创作活动，其间不乏珍贵的资料。仅《作家访问》一栏，先后发表的作家访问记，就有卞之琳、姚雪垠、艾青、钱钟书、李辉英、茹志鹃、周而复、丁玲、端木蕻良、陈登科、萧乾、朱光潜、费孝通，以及画家刘海粟等。相关专栏还有《作家研究》、《书评》、《书介》、《书刊评介》、《书籍艺术》等。《世界文讯》、《联合广告》、《购书贴士》、《新书巡礼》，则及时报导了世界各地的新书出版消息，并评点新书，附刊书影。而《外国小说漫谈》、《科学小说概括》之类的专辑，则在评介之外，更富史料性。从第14期开始，新辟《开卷论坛》，集中刊登各界读者对该刊的各种反映，以使刊物更贴近读者。至于《爱书·购书·藏书》和《书窗闲话》专栏，则专为爱书读书人而设，文图并茂，情趣横生。
    《开卷》创刊号的封面和封底，分别装饰有美国画家发拉捷达的《蜘蛛人》和《月女》。创刊号的栏目设计和组稿对象，往往最能昭示主编在主观上的初始构想和文坛交游基础。
    试看该刊《特稿》栏所发为刘以鬯的《再记着清阁》，《书评》栏所发为陶唐的《流浪者的哀歌——白先勇小说的特色》等，《作家》栏所发为古苍梧的《诗人卞之琳谈诗与翻译》，《书窗闲话》栏所发为克亮的《逛书店》，《书籍艺术》栏所发为玛瑙的《美国插图画家发拉捷达》、商弢的《外国书籍的页边画》等。
    杜渐在《创刊词》中说：
    《开卷》是一本图书的杂志，它的宗旨就是提倡读书。古今中外书海浩瀚，有前人经验的总结，有近代知识的精华，我们不自量力，创办这份刊物，目的是推介一些有价值的读物，希望能够做到：反映出版动向，评论中外书刊，译介参考资料，提供购书门路，扩大阅读视野，丰富精神生活，做读者的良友。
    《开卷》这个刊名，顾名思义，有着“开卷有益”之意，我们希望它能对读书界有益有利，乐趣无穷。同时，《开卷》也表示它是一份开放性的刊物，Open Bookviews的Open，确是Open to Everyone的，我们欢迎各抒己见，在学术领域，允许自由的切磋和争论。
    我如今重新开卷珍藏橱中的这六期杂志，特别留意的是其中写到逛旧书店淘旧书的篇什。从创刊号上克亮的《逛书店》和第二期上的《旧书店》，以及第三期上的《未来的旧书店是怎样的？》、第六期上的辛笛《狂胪文献耗中年》，颇有史料之获，长我见闻。克亮写道：
    “书店往往是一个城市文化焦点的反映，逛逛书店也就可以发现这个城市到底有什么文化新潮，可惜香港毕竟是商业的社会，这里的书店也就永远追不上百货商店的潮流。”
    “以前，旧书店和旧书档，集中在荷李活道一带，近年因为不断拆楼重建，昔日的旧书店每多被迫停业或搬迁，因而荷李活道一带的旧书店早已星散，新开的旧书店，经营手法不同，并非以买卖旧书为专业……所以今之旧书店，也多无昔日旧书店的文化气息，而旧书来源也短缺，故猎书者多感索然无味，现在较具规模的旧书店，实在寥寥无几，据说现今新书多，旧书少，经营更加困难……”
    克亮，也就是曾任《明报月刊》编辑的香港书话家黄俊东先生，著有《书话集》（香港波文书局1973年版）和《猎书小记》（香港明窗出版社1979年版）。大陆选本先后有“华夏书香丛书”之《克亮书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台港名家书话文丛”之《猎书小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两书均由陈子善先生编选。
    据网上书商的推介：“本书是黄俊东继《克亮书话》之后在大陆出版的第二本书话精选集，选自香港版《书话集》和《猎书小记》两书，以及大量未曾结集的报章专栏文字”，该书按选文性质分为四辑：“爱书人语”、“中国书影”、“港岛书缘”和“域外书拾”。除第一辑外，其余三辑选文没有一一注明选文来源。因为编者很喜欢“猎书小记”这个富于诗意而又启人遐想想的书名，“因此这部精选集仍沿用之。”

（二）
    话说此前李文健的读书随笔，在大陆读者中被熟知的是《书海夜航》（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和《书海夜航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唐弢在为《二集》所作序中说：
    初读《书海夜航》，我就十分吃惊于作者外国文学知识的淹博，信手拈来，信口开讲，没有规矩而自成方圆。尤其难得的是，这不是一般的读书记，而是掌故史乘的漫谈，谈的是成书的经过，版本的优劣，插图的变易，观点的沿革，作者的遭遇……一句话，不限于书里的故事，多的是书外的见闻。这样，属于知识范围的纵笔所之的放谈不必说了，便是就书论书，也要有独具的识见，精当的材料，那就完全依靠作者平日的修养和积累，不是可以侥幸取得、一蹴而就的了。我以为这是《书海夜航》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依唐先生此说，那么，作者所曾自我检讨的“杂而不专”的读书习惯，因其以“杂家”为重要职业品质的编辑岗位，以及以“杂文”（即“读书随笔”）为主要写作文体，也就化“缺点”为“优长”了。
    在《书海夜航》的“后记”中，作者自述：“我喜欢书，也喜欢看书，简直是嗜书若狂。我看书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什么书都有……自己读书杂而不专，这正是我最大的缺点”，而在繁忙工作之余，“唯一的嗜好，就是逛书店，口袋里一有点儿闲钱，就花在买书上面。每天晚上，坐在向海窗口的书桌旁，翻阅喜爱的书籍，怡然自得，以为是一种最高的享受，往往看到深夜两三点，也不觉疲倦。”这篇“后记”写在1979年春。
    我的这册《书海夜航》初印本，是1982年12月21日，余光学长签名相赠的。他那时还在北大读四年级，离开毕业还有一个学期，却不知怎的，落款已以“珞珈山人”自居，莫非当时的大学毕业生计划分配制度，已经让他提前明确将去武汉大学任教了？真是不解。
    在《书海夜航二集》的“后记”中，作者主要回答了一位读者关于“哪来的时间看这么多书”的问询。他说：“我每天把时间分成三段，上班一段，做工作时集中精神不想别的，另一段是翻译和写作”，“只有在晚上，我才有自己的时间，从八点到深夜两点，我用来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写自己喜欢写的东西……”
    这篇“后记”写在1981年冬，书却到了1984年夏才出版。开印数也从1980年《书海夜航》初集时的9万册，锐减到了15500册，尽管书的篇幅上也已从25万余字降到了15万余字（这意味着书的定价可从1．35元降低到1元），我想当年组此稿来编辑的范用先生，面对“读书热”的迅速冷却，一定已有无奈之感了。
    不过作为职业人的李先生，因有“勤能补拙”的见识，尤其是“惜时读写”的行动力，在香港这一名利热闹场中，甘坐读写的冷板凳，终于在科幻小说创作、文学翻译和评论方面，都有了自己的建树。尤其是他的名字因附丽于《开卷》和《读者良友》两种杂志，而将为中国读书界永远铭记。
    按：李文健，笔名“杜渐”，原籍广东新会七堡，1934年出生于香港。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6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1971年返回香港后，从事报馆电讯翻译和报刊编辑。历任香港《大公报》、《新晚报》编辑，香港《开卷》、《读者良友》、《科学与科幻》杂志主编，香港三联书店特约编辑。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香港科幻小说的主要倡导者，其作品主要收录于《杜渐科幻小说集》，还曾发表过不少科幻小说方面的评论文章。著有长诗《牛仔》，小说《雁痕》、《樱都谍影》，纪实文学《苏联秘密警察》、《新俄罗斯帝国》，以及读书随笔集《当代世界文谈》、《亚非拉文学新潮》等。1992 年1 月，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新集《书痴书话》。
    再说在《开卷》1980年底停刊多年后，李文健又应三联书店之邀，为之执编了一份新创刊的杂志《读者良友》。我想这个刊名一定就出自他的主意，因为当年《开卷》创刊时，他就表示过要让该刊“做读者的良友”。
    他在1984年7月《读者良友》的“开场白”中说：
    《读者良友》是三联书店出版的一份读书月刊，也许因为我办过《开卷》这份读书杂志，三联书店特邀我主编这份《读者良友》……几年来，目睹香港文坛兴衰，出版界波涛起伏，感慨良深。香港五百万人，知识生活不能说已普及，生活的智慧贫乏，必然影响社会的繁富，深感有提倡阅读好书之必要。提倡读书活动，提供购书指南，也就是本刊的宗旨。
    记得我在《中国读书大辞典》中介绍《读者良友》时，也曾特别指出这一点：“该刊主要为该书店做导读和推介工作，但编刊风格仍接续《开卷》。设有《书评》、《书人书事》、《图书论坛》、《文学史料》、《世界刊物志》等栏目……”，后半部有“每月新书”一栏，每期分类刊登约700 种新书讯，甚便读者了解港、台、大陆三地和海外新书信息。
    《读者良友》由香港作家东瑞担任执行编辑，向来以“爱书人的良友”、“实用的读书指南”相号召，有当时“香港惟一的读书杂志”之称。遗憾的是，《读者良友》在编刊到第45期时，也告停刊，时在1988年3月1日。
    顷检雁斋箧存信件，有一通李文健先生1994年11月4日写来的，略云：
    收到邮来的《中国读书大辞典》及《雍庐书话》，十分高兴……即使是翻阅一下，已使我十分敬佩你编出这么一巨册的辞典了。印刷尚好（这是同国内的印刷比较而言）。至于《雍庐书话》的毛边本，实在太好了。过去范用兄送给我几本书话的毛边本，我是视为珍藏的。现在的读者不习惯毛边本，嫌麻烦，其实一边裁一边阅读，自有一番乐趣。这儿，首先谢谢你，这可是我到加拿大后获得的最好中文书籍呢，它们将给我极大的乐趣！
    ……自来加拿大后，我过着退休生活，写作并不多，读书则比过去多，因为有的是时间，所以常到图书馆借书看，这儿图书馆中文书少，但英文书却很丰富，我正大快朵颐。在《雍》书后，看到有一本你的大作《秋禾书话》的广告，可否寄赠一册，我很希望能拜读大作。另外《书话与闲话》及《余时书话》，也未看过，不知仍可买到？姜德明兄是好友，但来之后，我没写信给他，否则向他讨一册了。至于《曹聚仁传》、《许地山研究集》，我当然有兴趣，只要肯赠，多多益善也。要知道在这儿我没有多少中文书可读。
    然则天虽赐缘，我却未曾掌运。当我那封复李先生的信被邮局退回后，却未再尝试重寄，从此天各一方，他闲我忙，也就失了音问断了联系，竟至辜负了他想多读中文书的好意。偶检旧箧，那封被退回后未曾拆开的信，忽然出现在故纸丛里，是那么刺目。

（三）
    虽然自《开卷》到《读者良友》的编辑史绝响已久，但开卷读好书、读者是良友的人文一脉却未尝稍歇。
    有案可稽的是，1992 年初，香港《新晚报》将其1981 年开设的“书话”专版，易名为“开卷”。辟有《书林穿梭》、《书人书事》、《书评书讯》、《随想》、《图书圈》等栏目，其中“纸上宝石”栏，为各式藏书票的鉴赏栏目。1994年4 月，由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胡志伟还主编了一种《开卷有益》为名的彩印双月刊。设有《香港书市》、《羊城书市》、《香港文学》、《香港觅书》、《文坛忆旧》和《文史殿堂》等栏目。
    此外，则台湾的《中国时报》在1988年4月24日开辟了《开卷》版专刊。至1991年5月31日起，改刊为双周发行的《开卷专刊》。编者以“大家来做读书人”和建立一个健全公正的“书评制度”为宗旨，指出：“《开卷》的制作，便是希望透过书市观察、书的评论、书的工作者和读书问题的交换沟通等，和大家一起做爱书人”，“我们的读书人口分布的太不平均了……希望在很快的将来，使‘不读书’的数字迅速变小”，曾主持过“四十年来影响我们最深的书籍”，以及“十大好书”和“最佳童书”的活动。
    那么，"开卷"一词，源起于何时？

    顷检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中有"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之语，而宋太宗每日"御览"三卷，若因政务耽误，暇时自觉追补，语云："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后人遂以此为勉学典故。其实太宗开卷御览，旨在作资治之通鉴，并不是人人都有此勤勉动力的。不过，话得说回来，即使同有宋太宗帝王资格者，不读书的也大有人在。太宗的敬业精神，终究是难能而可贵的。
    我往昔曾在旧书店中淘得线装旧书两册，系清顺治间吴江陆文衡（字坦持，1587-？）晚年所作《啬庵随笔》六卷，书多过来人三省其身的阅历之语，实系后生修身处世之指南。于卷二得：

    古人之学在躬行，今人之学在读书。开卷有益，宜终身不倦者也。余少嬉游不知学，稍长溺于帖括，虽涉猎，犹之未学。壮年经营四方，王事鞅掌，又无暇学。迨归田，年已衰颓，目力亦倦，欲学不能。虚生自愧，追悔无及。少年有志尚，其惜分阴哉？

     可见至晚明前清，"开卷有益"已是一个为人熟知的成语。

     至嘉道间，南京藏书家朱绪曾(1805-1860)遂以此自励，把自己位于秦淮书阁的藏书处，称为"开有益斋"。此亦江苏凤凰台宾馆成立读书俱乐部时，以"开有益斋"命名其五楼"书吧"和《开卷》杂志之编读往来栏目"闲话"之来历也。
    不过也不是人人都服膺“开卷有益”之说的，且看郁达夫、吴鲁芹两氏的意见：
    “开卷有益”，是古人奖励读书的一句成语。从前读到一册坏书，读后每觉得为古人所欺；现在多了一点智识，反过来又觉得古人的不欺我了。总之，好书读了，原有所得，就是可以知道它的好处在那里，可是坏书读了，而知道它的坏的原因与地方，岂不也是一得？（郁达夫《说“开卷有益”》）
    我生平不大服膺“开卷有益”这句古训，这叫人对文字起近乎迷信的崇敬，是不妥当的。尤其近世印刷发达，印成书的形式而并不算得是书的东西，真是汗牛充栋，我们要昧了天良，才能劝人相信“开卷有益”这句话中确有至理。“开卷有益”这种见解，在西方也曾盛极一时。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就说过，“任何坏书，都会有个把好处。”美国作家霍姆斯的譬喻更妙，在《用晨餐时的诗人》第十一章中，他说，“一本坏书，就像一艘有漏洞的船，在智慧的大海中航行，总会有些从漏洞中流进去的。”这些见解意在说明天下无绝对的坏书，坏书亦自有其好处……（吴鲁芹《我和书》）
    由此，则“开卷有益”由成语而晋级为文化了，一脉绵绵，书香袅袅。
    所谓“开卷文化”，除上述种种之外，仍有中国古诗为证。杜甫说“雨槛卧花丛，风床展书卷”，苏辙说“试探箧中书，把卷揖前修”，文征明说“何以掩市声，充楼古今书”，诸先辈将各自所观书的卷数模糊掉了，既没有了量化后的可比性，也就减却了多少功利心！就此开卷读书成为一种境界，自为需自修，可遇不可求，如何“开卷”自然也就可以入得诗里去，传诸其人了。
    终于在去年的春天忽然得到了一种灵感，萌生了编辑一套“开卷读书文丛”的创意，并得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丁雅芳、王欲祥两君的响应，听说首辑六种今年元月上市以来，卖得还不坏。
    唠叨至此，胸中忽有打油诗两句泛上喉来，不吐似乎有点不快了。诗曰：“《开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常相亲。玉洗止水宁有文，争说凤凰台儿近……”得罪啦，三位老友记，呵呵。

千江有水

（三）豆瓣：Web 2.0时代的阅读精灵

    “现在都习惯把豆瓣网(www.douban.com)和学校图书馆网页一块儿用了，在豆瓣找到书目然后去图书馆搜书。它已经成为我选择看什么书的一个重要渠道。”
　　一年前，和大多数人一样，“豆友”中东流年通过朋友间口口相传的形式知道了豆瓣。“我最喜欢豆瓣的连锁阅读推荐功能，由一本书可以引申发现相关的N本书。”这正是豆瓣创始人杨勃得意的“个人推荐”功能，推荐清单是根据用户在豆瓣收藏里的评价作出的推断。“帮用户发现更多的好书，这一技术在国内还是比较领先的”，杨勃说。
　　将书作为豆瓣的主要内容之一，与杨勃个人的阅读经历不无关系。“在美国读到余华的书，就是朋友推荐给我的。但是这种阅读的交流，在传统的社交圈里，往往靠运气，所以需要网络作为平台，增加互动。在豆瓣上可以借助的东西很多，我们有50万的群体智慧。而且，通过豆瓣的评论和回复功能可以加强读者间的沟通，用户能不断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书。”
　　豆瓣自2004年9月创建以来，已拥有50万的注册用户。“上线的第一天就有两位豆友写了书评，然后就有了回复。”杨勃也是通过豆友第一次知道了《杜尚访谈录》和《辛丰年音乐笔记》。“虽然豆友大多不是专业的，但他们都喜欢书，书评的水平很高，而且规模也很大。”杨勃写的《长尾理论》的书评有59条回应，因为被93%的读者认为“有用”，在同题评论中排在第一位。“看书的体验可以被放大很多倍，感到很过瘾。”
　　除了在《读书》等老牌阅读杂志上进行宣传，豆瓣影响力的扩大更多是通过朋友间推荐。“香港书虫”小组的组长sidekick通过博客，把豆瓣介绍给了香港的朋友。同时，豆瓣也增加了港台出版的图书条目和台湾诚品书店的购买链接，港台读者也加入到豆瓣的讨论中。一位香港豆友看到内地读者所写的黄碧云《温柔与暴烈》一书的书评后说：“很高兴和讶异有水准的港台文学在内地得到有心读者的注目和评论。”《查令十字街84号》的中文译者陈建铭看到豆友对此书翻译上的意见后，也在豆瓣上注册了ID，参与讨论。有豆友评价道：“没想到能在这里看到一场译者与读者间谦逊的对话，相信所有爱书的人都是真诚的。”
　　与此同时，英文书也成为豆瓣中一个新的增长点。除了亚马逊网站外，纽约蓝泉书屋也看中了豆瓣背后的市场。豆瓣书目的比价系统中不久前增加了蓝泉书屋的链接，这意味着，它也成了豆瓣主要的商业合作伙伴之一。豆瓣逐渐成为打破地域甚至语言界限、让书籍信息流通起来的平台。
　　豆瓣的曝光率在近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今年3月，赫鲁晓夫的孙女、纳博科夫研究专家——妮娜·L·赫鲁晓娃访华，豆瓣作为合作单位之一，在北京798的咖啡馆举办了“走近纳博科夫”读书交流会。一个月后，《小崔说事》主创人员征集豆友参加特别节目《读书竞赛》录制。“豆瓣是一个充分互动的平台，与媒体等单向平台相比，它能得到及时的反馈。而且豆瓣有成千上万不同兴趣的人，很容易就能找到这一活动特定的人群，像纳博科夫小组就不止一个。”杨勃认为，这是主办方选中豆瓣作为合作伙伴的主要原因。
　　豆瓣在798的工作室没有隔断，这和它在阅读方面的构想不谋而合。如果说在地域和语言方面，豆瓣已经做到了无障碍交流，与《小崔说事》的合作则是另一种建构不同媒介间读书交流的尝试。此前，豆瓣上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小组——凤凰卫视2007年新推出的谈话类读书节目《开卷八分钟》，小组中的帖子一般包含两个内容：一为节目简介和视频链接，另一个就是节目中提到的书在豆瓣上的链接及评论。也许是一种巧合，《开卷八分钟》第一期节目介绍的是金克木先生的《书读完了》，主持人梁文道自问：“在互联网时代，还有人在读书吗？”豆瓣似乎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不仅如此，它更成为纸质、电视、新媒体这三种读书渠道融会贯通的中介。
　　杨勃在采访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对用户有价值”，这似乎已经成为豆瓣这个仅有十一个人的团队的首要目标，“我们从来就没有特意地控制用户的来源，做什么内容完全是由用户来决定的。对于爱好网络游戏的人，豆瓣对他们的作用可能不大；对于涉猎广泛，能第一时间接触到阅读新信息的人来说，豆瓣的作用也有限。这两种人之间广大的人群，则是我们主要的用户。”豆瓣在北京798的工作室似乎也印证了这种定位：门口面对喧闹的马路，背后依托的是小众的798艺术区，“我们在中间”。
　　豆友中东流年说：“在web2.0时代，如果说Blog是人的一张面孔，豆瓣反映出的则是她的灵魂。”对于这种看法，杨勃笑称，“现在我们把‘脸’也加上了”——他指的是豆瓣增加的个人博客链接功能。尽管豆瓣目前还没有赢利，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将是Web2.0时代引领读书风潮的一个精灵。

千江有水

（四）“小众菜园”读书论坛：不是让所有人说话

    “如今哪个没有ID？如今谁不在某个IP？有人为了誉满万维空间，有人只为扔一颗千秋臭鸡蛋！”这是流行互联网的一则调侃论坛的顺口溜。据了解，在国内大多数网络论坛仍采用匿名制的情况下，个别采用实名制的论坛充满新气象，声誉渐起的中文读书论坛“小众菜园”（xzcy．99read．com）即是其中之一。在这个论坛上有发帖权限的“菜农”只有300余人，不乏陈村、叶兆言、赵丽宏、方方、吴亮、孙甘露、韩东、孟庆德、黄昱宁、古清生、朱新建这样的知名作家、批评家、诗人、译者和画家。

    “小众菜园”设在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旗下的99网上书城（www． 99read．com ）上。九久读书人网站自2004 年9月份上线以来，到目前每天销售图书5、6万本，2006年被《电子商务》杂志评为最具投资价值的网站并被列入中国Top100最受网民欢迎的网站。
    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育海说，99网上书城是图书销售的一个平台，在网站设计之初还是希望能够承担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的责任。因为地面书店只是卖书，但是网上可以通过思想的交流及时地提供信息，引导读者慢慢地进入阅读。
    “小众菜园”版主陈村明确申明“本园谢绝申请，唯一的入园小径，是请园中的老菜农推荐，经批准后发放种菜执照”。黄育海说：“不能随便参与讨论并不是忽视网民，而是希望它能更有文化品位而不只是让人泄愤或者是胡说八道。”
    至于“小众菜园”对九久读书人的图书销售是否会有直接影响，该公司董事长黄育海认为：“论坛的活跃主要是靠话题，我相信高质量的话题可以引起读者兴趣，使得更多的读者关注论坛并莅临网站，这些人有可能转化成书城的顾客，成为最终的消费者。”
    陈村回忆，他是从1999年开始介入网络的，开始是在榕树下网站主持“躺着读书”这个论坛，但过了不到两年就辞职了。这段经历使得陈村在2004年开始主持“小众菜园”时坚持要求实名制：“网上尤其是论坛上经常吵闹，有很多人穿上马甲之后会进行恶劣的人身攻击，使得人对网络变得没有信心。而更可怕的是，你还不知道对方是谁。我觉得这种形式实际上有问题。”
    “如果有人在论坛上说太阳是绿的，你用科学原理反驳他说太阳是红的，但下次来他还说太阳是绿的，还说太阳是三角形的，作为版主你不能捍卫他犯傻的权力让他在那里胡言乱语。”陈村向记者打了个比方。
    “在榕树下我后来有点恼火，累了，在那里我反省，发现我整天在和天下最不好玩的人一起玩。”而谈到现在他一手创建和管理的菜园，陈村显得很兴奋，“从我一起床开始，我就会把自己挂到网上”。陈村说，版主很辛苦，需要比别人责任心强，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荣誉感，总觉得自己的论坛弄到最后没人来了是件挺没意思的事。
    陈村介绍说，“小众菜园”的很多活跃人物如古清生等，他们发在论坛上的很多帖子后来出书时都收录了进去。很多“菜农”的帖子都很真诚，有时是一边给报刊写专栏一边就贴到这里了，还有一些编辑在菜园发现好的选题就主动来找稿件，向版主询问作者邮件地址。
    “小众菜园”的实名制已经被很多人骂，有批评者说网络是自由的，为何不让说话。陈村自有他的理由：“对，就不是让所有人说话，你必须告诉我你是谁！不知道是谁，如何交流？网络上从来不缺捣乱的人，要说话就要负责。”而实际上，在“小众菜园”之前，吸引了大批文学、电脑游戏、计算机技术等爱好者的第欧根尼俱乐部也采用的是实名制，也玩得很好。
    “和有趣的人在一起交流，可以及时补充自己的想法，有时甚至会反省自己的观点，要是写一篇文章到报刊上发表，往往要一周或一两个月才能有回馈，这是网络阅读的又一个好处。”
    陈村上网管理论坛却不在网上读小说，觉得“有点费眼睛”，但他认为网络阅读对于年轻人很普遍，很多人习惯在网上读小说。比如起点中文网上的阅读是要收费的，一部类似《鬼吹灯》的恐怖小说1000字要支付2分钱，网络阅读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模式。
    “无论你赞美也好诅咒也罢，你喜不喜欢都没用，无论我们如何怀念过去的阅读方式，过去的时代肯定不会回来了。网络阅读不可否认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有了网络之后，人们的阅读量比以前要大得多，读的是什么内容我们暂且不论。”陈村说。

青青子衿

读书必须求解，但如何求解，有三种可能性：好读书，不求甚解——那是名士读书；好读书，且求甚解——那是学者读书；不读书，好求甚解——这叫豪杰读书。后面这句，是对于晚清“豪杰译作”的戏拟。   

哈哈，不知道今天大多数人是什么态度，不过我觉得自己都很久没有好好读书了……

半介书生

好读书，不求甚解——那是名士读书；好读书，且求甚解——那是学者读书；不读书，好求甚解——这叫豪杰读书。

自己不是名士，却早已不求甚解了。豪杰咱不是，学者读书太过艰苦，也就只有名士读书可以学个形式。
读过些书，只是残留下些许的东西，不足为外人道耳。惭愧惭愧呀。

渊潜

我的读书更加倾向于不求甚解，只希望得到心里的某种共鸣，身心暂时的憩息。但这又不是名士的读法，因为自己没资格。

海涛

叹叹````今之读书人还有几人只是为了喜欢，只是为了赏美而读。现代人太功利了，太浮躁了。我突然想起以前不知在哪看到的资料，说在古代一些文人因为自己名气小写了东西不敢署自己的名字，怕没人看。所以，常常属上名家的名字。而今人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名字到处贴。我常常在思考，现代社会什么都追求“快”。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快”都好呢。印象之中，余秋雨先生认为应该加大对大部头原著的缩编，以适社会的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我对此举双手反对。因此，我也成为了余先生口中的“伪精英”了，何况我本就不是什么精英，更何谈真伪呢？如果读书只是为了知道个大概，只是为了可以在人前显摆显摆，只是为了考校，只是为了一个个证书，那读书就太痛苦了。真正的好书就是应当慢读，去体味，去发现。

jxlpwam

呼吁甚好，只是那是个人自己的事，强求不来。现在是一个“务实”的“短平快”时代，对实物的需求欲望远甚于对安抚灵魂的不安，所以我觉得还是爱书人好好地把书读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成效（修养）来扩大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