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国学 · 发表于 2009-2-14 11: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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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1896-1950) 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初字梦簪，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清党。从1928年11月起，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傅兼任北大教授。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1937年春，傅斯年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在政治上亲蒋反共，他出于维护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目的，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著作编为《傅孟真先生集》。

【人物年表】
　　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16年升入本科国文门，曾著《文学革新申义》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
　　1918年与同学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编辑《新潮》月刊。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底赴欧洲留学，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物理、化学和高等数学。
　　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等。
　　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该校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
　　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
　　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病逝。

【往事略集】
　　在近代学术史上，傅斯年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他不仅是历史学家、教育家、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一生还富有传奇色彩。
　　他回国后先任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后来又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希望将它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而不是一个抱残守阙的机关。他对于国外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家只佩服两个人，一个是瑞典的高本汉，一个是法国的伯希和，其余的人他都认为是“洋骗子”。
　　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特别重视史料的发掘。为此，傅斯年曾主持购进清代所藏内阁大库档案，费资不少，但在整理的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一些失望。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对李济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却问：“什么叫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了大笑。
　　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昆明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史语所第四组即人类学组藏有许多掘自不同地区的人头骨和人体上其他部分的骨骼，这些人头骨和骨骼也和图书一样陈列在木架子上。不久，这些东西被当地人发现了，每到夜里，便有人站在山上高喊：“研究院杀人了，研究院杀人了！”令史语所的人啼笑皆非。
　　他是胡适的学生，但死在胡适的前面，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当年刚进北大做教授，就发现有些学生比他的学问好，而他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所以没有被学生赶下台，就是由傅斯年等人在私底下做了他的“保护人”。
　　可是恨他之极的周作人却认为傅斯年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又怕人家看出他懦怯卑劣的心事，表面上故意相反的显示得大胆，动不动就叫嚣，人家叫他傅大炮，这正中了他的诡计。”其中主要原因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欲替胡适回国主持校务扫清障碍，严格执行他所说的“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认定“汉、贼不两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
　　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轰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自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从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留学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录。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但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世俗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傅斯年先生疼爱学生是众所周知的。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猝死于台湾大学讲台，新闻报道曾广播说“傅斯年先生弃世”，被其学生听成了“傅斯年先生气死”。于是台湾大学学生聚众要求校方惩办凶手，直到当时台湾国民政府官员出面解释清楚，学生才退去。由此可见傅斯年先生深受学生喜爱。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傅斯年信摘】
　　傅斯年在给王献唐信（1931/4/21）中谈及学术流变，对明代学人有所肯定：“弟以为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两宋且不论，明中世后焦竑，朱谋珒，方密之实开实学之风气。开风气者能博不能精。然朱书一部分虽佚，而方君所引及其未佚之书，实是伟大。朱氏《水经注笺》，亭林称之为有明一部书者，久而愈觉其可信。方之见解亦有其博大处。若非有此君，亭林西河诸人，亦焉能早岁便即从事朴学也？大约开风气者，必有大力，必多误谬，后人但执一件一件之事而评明贤，转忘其整个的立场，所系实大，斯后学者之过也。亭林百诗谨严了许多，同时亦将范围缩小了（亭林尚不如此。百诗死于一物不知，实则百诗比其朱方诸人来见闻陋矣。）然此时问题仍是大问题，此时材料仍不分门户也。至乾嘉而大成，亦至乾嘉而硬化，专题能精研之，而忘却整个的立场。至于王段诸人，而朴学观止。此后如再开大路，非（一）有大批新材料使用不可；（二）或一返明清之季之风气，扩大其范围，认定大题目。能利用乾嘉朴学之精诣，而不从其作茧自缚之处。否则流为琐碎，而不关弘旨；流为今文，而一往胡说。琐碎固是朴学，今文亦是家法，然其末流竟如此无聊也。”

【生平趣事】
　　体胖
　　大概在学者中间，傅斯年的体胖是有名的。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这样的话真是能给肥胖的人壮气。
　　还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当然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傅斯年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不过，关于傅斯年之胖的故事还属以下这则最为有趣。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我想许多人看到这里都会莞尔一笑，因为在四川抬滑竿的，实在没有太壮的人！
　　“背叛”师门
　　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说起傅氏家族,还真是不容小觑.傅斯年的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其后,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称誉.但是到了傅斯年这一代，傅氏家学虽然依旧渊源,但已经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了.傅斯年在北大期间的生活费用,就是靠别人接济的.傅斯年的国学功底是非常深厚的.上大学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但俨然一位“国学小专家”,他的治学功底甚至强过了北大当时的某些教授.据傅斯年好友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傅斯年本是黄侃的得意弟子，但一次偶然机缘，傅斯年竟“背叛”师门，成了胡适的学生。胡适刚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人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结果听完之后非常满意，于是傅斯年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蒋介石面前翘二郎腿
　　也许是听腻了阿谀奉承的话，看腻了唯唯诺诺之态，蒋介石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
　　早在1946年初，蒋介石就与陈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陈布雷对蒋介石说，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
　　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的气节，李敖一直赞誉有加。在《李敖有话说》中他就说：“有一个人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蒋介石到台湾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遗憾的是，这位敢说话、办实事的台大校长，来台湾不到一年，就在参加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时突然倒在了议会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4岁。

【人物评价】
傅斯年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以他的学术、为人，特别是独特的性格，成为一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人。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因为地处两岸，他又未及下寿而英年早逝，于是渐渐淡出于内地学术界，甚至有些后起的文史学者已不太熟悉其人。近年来傅斯年似乎重新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关注。全集、传记、各种专门性论文的相继问世以及多次召开的学术研讨会等，均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值得研究的学者。综观傅斯年先生的一生，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者。
傅斯年先生在青年时代，就奋不顾身地参加了“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向青年学生宣传抗日爱国，组织社会各界，讨论“书生何以报国”的严肃论题，强化民族意识。他更联合一些学者赶写《东北史纲》，充分论证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以驳斥日本散播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其部分内容曾由另一位学者李济译成英文，递交国联调查团，受到应有的重视。抗战前夕，傅斯年针对当局的退让政策，大声疾呼地号召学人“不南迁，不屈服，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抗战初期他为故乡爱国民主人士聊城专员范筑先的殉国而写下“一死泰山重”的赞诗，以鼓舞民族斗志，并不断撰写《天朝———洋奴、万邦协和》、《我替倭奴占了一卦》、《第二战场的前瞻》等评论时局性的论文。抗战胜利消息传来，他毫不矜持，豪饮闹市，与民众同在街头载歌载舞，共庆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体现了中华学人激越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意识，而这种感情意识对反击当前海内外形形色色否定民族意识的谬论，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第二，傅斯年先生是一位认真负责的教育家和学者。
他一生中主要以教读和著述为业，主持过中研院、史语所、北京大学、台湾大学等教育、学术机构的领导工作，同时承担着繁重的课题，又笔耕不辍地研究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著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他领导安阳考古大发掘的工作，不仅为发掘工作扫清大量障碍，还为发掘工作创造了种种有利条件。他还抢救和整理了行将散失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为明清史的研究提供和遗存了大量参考资料。20世纪初期，中国四大文献的发现，傅斯年先生居其二，实为功不可没。他对办教育有其独到的见解，“九•一八事变”后，他走出书斋，以身教带动学生，还向学生宣传抗日爱国思想，他曾重点探讨学校教育问题，接连写出《教育崩溃之原因》、《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和《再谈教育问题》等文章以针砭时弊。1949年，他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曾面对众说纷纭，杂言四起的状况，他就学校存在的各种弊端陋规进行改革和探讨，并写出《台湾大学选课制度之商榷》、《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台湾大学一年级新生录取标准之解释》、《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和《中国学校制度的批评》等针对大学教育制度的论述。而1950年冬，他在省议会对议员质询台大有关问题而进行论辩时，特别强调大学招生必须公平而不徇私，更不能放低录取水平的意见，由于慷慨陈词，情绪激昂而倒在讲台下，以身殉教育，成为壮志未酬的殉道者。

第三，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心胸坦率的性情中人。
这是他最惹人喜爱的地方。许多人多以他好发脾气，说话直率而呼之曰“大炮”，这在知识分子中应是难得一见的。他能甩掉一些知识分子唯唯诺诺、谦谦君子、明哲保身等等惯习，努力摆脱在社会上的从属地位，而我行我素地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抗战时期，他不满意国民党政府四大家庭中的孔、宋二家，激烈抨击孔祥熙，并写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时论文章，一时广泛流传，终于迫使宋子文的辞职。试问知识分子中究有多少能有此壮举？他对后学热情关注，有时甚至会爱之深，责之切。我有位老友、已故的元史专家杨志玖教授曾对我谈过傅先生和他之间的一段逸事。傅先生很钟爱杨志玖这个学生，有意送他出国深造，并为之作好准备，但杨先生以自己年龄偏大，准备结婚而婉谢了，傅先生为此斥之为“没出息”。杨先生一直对此事既遗憾，又感恩。这种真率性格，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却是知识分子中少有的可爱性格。
任何人都会有过与不及的缺点，像傅斯年先生这样性格的人，更所不免，尤其常会有某些过头的事。最近著名学者袁良骏教授曾写有一篇题为《不必为贤者傅斯年先生讳！》（《中华读书报》2004年4月28日）的文章，议论
傅先生某些过头的事，举出了两点：“一曰提倡‘全盘欧化'，对西方文化崇拜得过了头”，“二曰对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过了头”。文中举出了若干例证，也确是傅先生青年时期的一些过激言论；但袁先生并未忘记人物所处的历史氛围而做出分析说：“傅先生当时正是一名年轻气盛的大学生，有比较大的偏激情绪，并不为怪。成熟后，很多观点便修改了。”这就给历史人物一个比较公允的评论。
从学术成就和性情为人看，傅先生应该说是20世纪前半世纪有代表性的一类知识分子典型。他能古今相通，本土与域外兼容，并以独立特行的人格标准处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知识分子典型，把他放到“一代学人”的位子上来研究他，是比较恰当的。
胡适是他的老师和挚友，评价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傅斯年故事之一：对学生运动的思考。
傅斯年领导和参与的学生运动事件主要有：
一是组织新潮社和办《新潮》杂志。胡适后来曾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说：“《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尽管公平地说，就社会影响而言，《新潮》仍是《新青年》之下的第二提琴手，但作为《新潮》杂志的主任编辑，傅斯年对这份杂志的贡献是巨大的。
第二件大事是领导了5月4日的爱国大游行。当天上午13间学校筹备游行示威的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2点半左右开始的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也是他率领队伍冲到赵家楼。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他就坚决退出学生运动。然后他就出国留学，一去7年，1926年秋才回国。
傅斯年第二次同学生运动遭遇是在1927年。1927年的广州，正是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多事之秋：中山大学左右两派学生势同水火，4月政变以后执政当局横暴地捉拿学生。当时，傅斯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兼文科主任(文学院院长)和中文、历史两系系主任。
第三次是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当时傅斯年是北大的兼职教授，是坚决支持抗日的。
傅斯年面对的第四次学生运动高潮是在1945年至1946年代理北大校长期间。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他对1945年学潮的处理。傅斯年在给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11月25日，学生有会，地方当局(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禁止，学生仍开，遂在校外大放枪炮，幸未伤人，次日罢课。学校当局一面向地方当局抗议，一面劝令学生复课。乃李宗黄(代理主席)所组成之‘联合行动委员会’竟于12月1日派大队人分五次打入联大，两次云大。其中一次……死者四人，锯去大腿者一人……此外重轻伤十余人，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四个棺材一条腿，真奇货可居，全昆明闹得不亦乐乎……我对于李宗黄等之愤慨不减他人。同时也希望学校能恢复常轨。”“总括说：(1)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关麟征代人受过。(2)学校内部有好些不成话之事”。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傅的态度：
1.对抗当局的横暴，救助学生，显示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本色。
2.反对学生陷入政治斗争，力求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这是他的一贯思想。他念念不忘1926年中山大学的整顿，认为在结束学校混乱状态、改进教学等方面的确起过良好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的意见体现着胡适派知识分子对五四以来中国学生运动的反思。
他们认为，学生干预国事是政治腐败造成的，是关心国计民生的正义行动。但是，频频发生的学运已经出现不正常的现象：动辄罢课，学业损失太大，对大学和国家学术文化发展不利。学生不应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有些学生集会不尊重少数人的权利，不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准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发言，甚至发展到把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报馆烧掉，把政敌的房子和家具烧掉，这就已经脱离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正轨，转化为暴民专制。
傅斯年故事之二：大学校长的应有之义
傅斯年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这本来是办大学的常识，但在当年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的岁月里，维护这些原则是非常艰难的。
傅斯年只活了55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他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的教育生涯的顶峰则是1949至1950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把一个颇为混乱的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
一走进台湾大学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被称为傅园的傅斯年墓。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1947年1月15日，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席间蒋介石提出要当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傅斯年极力反对，说“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他(指蒋——编者注)说可以兼着。我说不方便，且不合大学组织法。他说不要紧(此公法制观念甚微)。”后来胡适也没有答应。这件事也体现了傅、胡二人要维护大学独立和自由的共同信念。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更加肆意地践踏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推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要连坐。傅斯年一面不准军警随意入校捕人，一面对国民党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联保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
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拒绝权贵子弟可以降格入学。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学术自由是大学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光有这一条也远远不够。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
1、办学思想上不能以功利主义为主宰。他说：不但清末的教育“以富强之目前功利为主宰”，而且“直到民国初年，大学只是一个大的学堂。”“今之大学制度仍不能发展学术，而足以误青年、病国家。”如此状况，必须改弦更张。
2、严格挑选校长和教授，不能让政客和不学无术之辈混迹其间。“做校长的必须教员出身，否则无直接的经验、切近的意识，其议论必成空谈，其行为当每近于政客。”。而“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故大学教育之资格及保障皆须明白规定，严切执行”。
3、严格区分大学和中学的教学方法。“大学教育是则是培养一人入于学术的法门中的。”“大学生之训练正是研究室之入门手续也。”不能将“大学化为中学”！
这些话是在20世纪30年代说的。今天官员们利用权势捞取学位和教授头衔的事情时有所闻；回头再看傅斯年当年的针砭，深感这些直抒胸臆的话不失为警世箴言。
傅斯年故事之三：知识分子的办报梦想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再办报刊议论时政，留下不少抨击专制、腐败和推进民主、法治的精彩文章。他们的皇皇大文，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增添了光彩。
傅斯年是个满腔热血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不但在学术事业中卓有成就，而且参政、议政，在履行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中也写下了引人注目的篇章。194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身为自由主义者何去何从？蒋介石力图把胡适等人吸纳到他的政府中去。作为胡适挚友的傅斯年做出一个判断：“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政府必须受到独立力量的监督。这既是他吸收的现代西方政治理念，又是他的政治经验的总结。
傅斯年办报是从新文化运动中办《新潮》开始的。他和他的朋友怀着“所想所学，不致枉费”的愿望，决心“尝试一回”，结果办出一份仅次于《新青年》的优秀刊物。而这次尝试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一大批杰出人物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的支持。
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傅斯年和胡适等人出版《独立评论》周刊，评论时政，发出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筹办之初，他和胡适等11位好友每人按固定收入5%捐款，几个月内筹得4205元，就把这份周刊办起来了。而且这不是孤例，1922至1923年间，胡适他们办《努力周报》，用的也是这个办法。《独立评论》出版244期，发表1309篇文章，涉及对日方针，训政还是宪政，民主还是独裁，民族自省，如何统一等等外交、内政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不论他们的意见是否正确，但他们确实无所顾忌地讲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国防参议会(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国民参政会(1938年7月至1948年3月)，作为朝野各方咨询性的参政、议政机构。傅斯年被聘请为参议员和参政员。在参与这些机构的活动中，傅斯年不愿像御用文人那样讲“好听的空话”，一再猛烈抨击那些腐败官员；特别是不顾蒋介石的关照，持续炮轰孔祥熙、宋子文，先后将这两位行政院长赶下台，成了名副其实的“傅大炮”。而“大炮”的威力正是与报刊结合中显示的。
不同年代都不难找到一些骨鲠之士，但他们的命运如何，就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息息相关了。民国时期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所以能够发挥前所未有的影响，重要原因是当时以《大公报》、《独立评论》和《观察》等为代表的独立报刊坚定不移履行传媒的职责，拒绝同流合污；他们的声音也因通过现代传媒广泛传播而广为人知；其次是国际舆论频频施压，特别是国民政府的主要盟国——美国对其腐败和专制统治的不满日益增长。执政的国民党虽然专制，还是不能不考虑利害得失，努力争取这些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与自己合作。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傅斯年这句话是1947年说的。而当时的国民党已经再次选择武力统一全国，除了依顺自己的政党和报刊外，不准组党和办报的极端道路。它的结果是卷起包袱，逃离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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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 · 发表于 2009-2-14 11:46:43

【著述资料】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二十三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稿本）、《古代文学史》（稿本）；
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东西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

国学 · 发表于 2009-2-14 11:51:00

傅斯年：理学之地位

傅斯年

　　理学者，世以名宋元明之新儒学，其中程朱一派，后人认为宋学之正统者也。正统之右不一家，而永嘉之派最露文华，正统之左不一人，而陆王之派最能名世。陆王之派，世所谓心学也，其前则有上蔡，渊源程门，其后则有泰州龙溪，肆为狂荡，公认为野禅矣。程朱深谈性理，以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戴震讥词）然其立说实为内外二本，其教则兼“尊德性”与“道问学”，尤以后者为重，故心学对朱氏备致不满之词，王文成竟以朱子为其学问才气著作所累，复妄造朱子晚年悔悟之说（见《传习录》）。

然则清代汉学家自戴震以降攻击理学者，其最大对象应为心学，不应为程朱。然戴氏之舍去陆王力诋程朱则亦有故。王学在明亡后已为世人所共厌弃，程朱之学在新朝仍为官学之正宗，王学虽与清代汉学家义极端相反，然宗派式微，可以存而不论，朱学虽在两端之间，既为一时上下所宗，故辩难之对象在于此也。虽然，理学心学果于周汉儒学中无所本源，如戴氏所说者欤？

凡言德义事理自内发者，皆心学之一式也。今如寻绎自《孟子》迨《易系》《乐记》《中庸》诸书之说，则知心学之原，上溯孟氏，而《乐记》《中庸》之陈义亦无可能。

夫性理之学，为得为失，非本文所论，然戴氏既斥程朱矣，孟子以及《易系》《乐记》《中庸》之作者，又岂能免乎？如必求其“罪人斯得”，则“作俑”者孟子耳。有孟子，而后有《乐记》《中庸》之内本论，有《乐记》《中庸》之内本论，而后有李翱、有陆王、有二程，虽或青出于蓝，冰寒于水，其为一线上之发展则无疑也。孟子以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又以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又以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操则存，舍则亡，凡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又以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以为“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凡此类者不悉引）凡此皆明言仁义自内而发，天理自心而出，以染外而沦落，不以务外而进德，其纯然为心学，陆王比之差近，虽高谈性理之程朱犹不及此，程叔子以为孟子不可学者此也。戴氏名其书曰《孟子字义疏证》，乃无一语涉及《孟子》字义，复全将《孟子》之思想史上地位认错，所攻击者，正是《孟子》之传，犹去《孟子》之泰甚者也，不亦慎乎？

设为程朱性气之论寻其本根，不可不先探汉儒学之源。自孟子创心学之宗，汉儒不能不受其影响，今以书缺有间，踪迹难详，然其纲略犹可证也。《乐记》云，（按《乐记》为汉儒之作，可以其抄袭《荀子》诸书为证。）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

夫理者，以其本义言之，固所谓“分理，肌理，腠理，文理，条理”也。（参看《孟子字义疏证》第一条）然表德之词皆起于表质，抽象之词皆原于具体，以语学之则律论之，不能因理字有此实义遂不能更为玄义。（玄字之本义亦为细微，然《老子》书中之玄字，则不能但以细微为训。）既曰天理，且对人欲为言，则其必为抽象之训，而超于分理条理之训矣。必为“以为如有物焉”，而非但谓散在万物之别异矣。故程朱之用理字，与《乐记》相较，虽词有繁简，义无殊也。（郑氏注“天理”云，“理犹性也”，康成汉儒戴氏所淑，亦未以理为“分理”也）夫曰不能反躬则天理灭，明天理之在内也。

以为人生而静天之性，人化物者灭天理、明义理之皆具于心，而非可散在外物中求之者也。《乐记》所言，明明以天理属之内，亦以修道之功夫（所谓反躬）属之内也。

《中庸》云，（按《中庸》一篇非一时所作，其首尾常为汉儒手笔，说见前。）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夫喜怒哀乐之未发，是何物乎？未有物焉，何所谓中乎？设若《中庸》云，“发而皆中节谓之中”，乃无内学之嫌疑，今乃高标中义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其“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下视宋儒为何如乎？心学色彩如此浓厚，程叔子不取也，更未尝以为天地位万物育于此也。《遗书记》其答门人云：

苏季明问：“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才发便谓之和，不可谓之中也。”又问，“吕学士言，当求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如何？”曰，“若言存养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则不可。”又问，“学者于喜怒哀乐发时，固当勉强裁抑，于未发之前，当如何用功？”曰，“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养便是。涵养久，则喜怒哀乐发自中节。”曰，“当中之时，耳无闻目无见否？”曰，“虽耳无闻目无见，然见闻之理在始得。贤且说静时如何？”曰，“谓之无物则不可，然自有知觉处。”曰，“既有知却觉是动也，怎生言静？人说‘复’其见天地之心，皆以为至静能见天地之心，非也。‘复’之卦下面一画，便是动也。安得谓之静？”或曰，“莫是于动上求静否？固是，曰，最难，释氏多定言，圣人便言止。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之类是也。易之‘艮’言止之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

人多不能止。盖人，万物皆备，遇事时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才见得这事重便有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不出来也。”或曰，“先生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下动字，下静字？”曰，“谓之静则可，然静中须有物始得，这里便是难处，学者莫若且先理会得敬，能敬则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言，“*尝患思虑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诚之本也。须是习，习能专一时便好。不拘思虑与应事，皆要求一。”此段最足表示程子之立点，程子虽非专主以物为学者，然其以心为学之分际则远不如《中庸》此说为重，盖《中庸》在心学道路上走百步，程子又退回五十步也。程子此言，明明觉得《中庸》之说不妥，似解释之，实修正之。彼固以为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无中之可求，其用功处广言之，则平日涵养，狭言之则主敬致一，此与今日所谓“心理卫生”者微相近，绝非心本之学，尤绝非侈谈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者，所可奉为宗也。

《中庸》章末极言诚。所谓诚，固《孟子》所谓反身而诚之训，然《中庸》言之侈甚矣：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中庸》成书远在《孟子》之后，其首尾大畅玄风，虽兼采外物内我两派之说，终以内我派之立点为上风，是盖由于孟子之后，反对之说有力，而汉儒好混合两极端以为系统也。其曰“诚者天之道”，犹云上乘也，曰“诚之者人之道”，犹云下乘也。曰“诚则明明则诚”，犹云殊途而同归也，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亦示上下床之别也。其曰，“天下之至诚”也，由己性以及人性，由人性以及物性，其自内而外之涂术可知矣。故如以此言论宋儒，则程叔子朱文公之学皆“自明诚谓之教”者也。此义可于朱子《补大学格物章》识之。

朱子之《补大学格物章》，宋代以来经学中之大问题也。自今日思之，朱子所补似非作《大学》者之本心。然程朱之言远于心学而近于物学，比《孟子》《乐记》《中庸》更可免于戴氏之讥者，转可于错误中见之。《大学》原文云，“……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郑注云，“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想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解虽若上下文义不贯通，然实是格字之正训，《诗》所谓“神之格思”，《书》所谓“格于上下”，皆此训也。格又以正为训，《论语》所谓“有耻且格”，《孟子》所谓“格其君心之非”皆谓能正之也。从前一义，则格物应为致物，从后一义，则格物应为感物（王文成所用即此说）。若朱子所补者，周汉遗籍中无此一训。上文有“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一言，似朱子所补皆敷陈此义者，然此语与格字不相涉，《大学》作者心中所谓格物究竟与此语有涉否，未可知也。汉儒著论好铺陈，一如其作词赋，后人以逻辑之严义格之，自有不易解处。程朱致误之由来在于此。朱子将此语移之下方，复补其说云：

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试看格物致知在《大学》之道之系统中居诚意正心之前，即等于谓是修道之发轨，朱子将此根本之地说得如此，则准以王学称心学之例，朱学称“物学”自无不可。（朱子之究心训诂，名物，礼数，一如清代朴学家，“物学”之采色极重。朱子门人及其支裔诚多舍此但讲性命者。然东发深宁竟为清代朴学之远祖。此不磨之事实也。清代朴学家之最大贡献，语学耳［兼训诂音声］，至于经学中之大题，

傅斯年：理学之地位

傅斯年

每得自宋儒，伪《古文尚书》其一也，其对于《诗经》一书之理解乃远不如宋人。五十年后，人之量衡两大部经解者，或觉其可传者，未必如通志堂之多也。）朱子如此解格物，自非《孟子》之正传，聪明之王文成岂肯将其放过？（见《传习录》。）然而朱子之误释古籍，正由其乐乎“即物而穷其理”，而非求涂路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也。清代朴学家之立场，岂非去朱子为近，去孟子为远乎？

程朱之学兼受陆王及戴氏之正面攻击者，为其二层性说。是说也，按之《孟子》之义，诚相去远矣，若求其思想史上之地位，则是绝伟大之贡献，上承孔子而详其说，下括诸子而避其矛盾。盖程朱一派之宗教观及道德论皆以此点为之基也。程伯子曰：（《遗书》卷一）

“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

有自幼而恶，是气禀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谓继之者善也者，犹水流而就下也皆水流也，有流而至海，终无所污，此何烦人力之为也？有流而未远固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有所浊，有浊之多者，有浊之少者，清浊虽不同，然不可以浊者不为水也。如此则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

故用力敏勇则疾清，用力缓怠则迟清，及其清也，则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将清来换却浊，亦不是取出浊来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则性善之谓也。故不是善与恶在性中为两物相对，各自出来。此理，天命也。顺而循之，则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则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无加损焉，此舜有天下而不与焉者也。

性出于天，才出于气。气清则才清，气浊则才浊。才则有善有不善，性则无不善。

朱子于此义复发明之云：（《语类》四）

孟子言性。只说得本然底，论才亦然。荀子只见得不好底，杨子又见得半上半下底。

韩子所言却是说得稍近。盖荀杨说既不是，韩子看来，端的见有如此不同，故有三品之说，然惜其言之不尽，少得一个气字耳。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盖谓此也。

孟子未尝说气质之性，程子论性，所以用功于名教者，以其发明气质之性也。以气质论，则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释矣。退之言性亦好，亦不知气质之性耳。

道夫问，气质之说始于何人？曰，此起于张程。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读之使人深有感于张程，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如韩退之原性中说三品，说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说是气质之性耳，性那里有三品来？孟子说性善，但说得本源处，下面却不曾说得气质之性，所以亦费分疏。请子说性恶，与善恶混。使张程之说早出，则这许多说话自不用纷争。故张程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因举横渠“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举明道云，“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且如只说个仁义礼智是性，世间却有生出来便无状底是如何？只是气禀如此。若不论那气，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备。若只论气禀，这个善，这个恶，却不论那一原处只是这个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会得后，都无人说这道理。

此程朱是说也，合孟轲韩愈以为论，旁参汉晋之性情二元说，以求适于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者也。孟子者，宗教的意气甚强大，宗教的形迹至微弱之思想家也。惟其宗教的意气甚强大，故抹杀一切功利论，凡事尽以其所信为是非善恶者为断。惟其宗教家形迹至微弱，故不明明以善归之天，而明明以善归之人，义内之辨，所以异于墨子之“义自天性”者也。故孟子之性善说，谓人之生质本善也，孟子之所谓才（例如“非才之罪也”之才字），亦可谓情（例如“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之情字），皆性之别称也。当时生性二词未全然分划，孟子偶用比性（生）字更具体之各词以喻其说，故或曰才，或曰情，其实皆性（生）之一面而互立也。以为兼具善恶，与“性之本”“皆善”者不同，诚不可以为即是孟子之正传，朱子于此点亦未尝讳言之。然则程朱之“性之本”果何物乎？

程朱之“性之本”，盖所谓“天命之谓性”也。程朱学之宗教的色彩虽与古儒家大致相同，即属于全神论的宗教观，而非活灵活现之鬼神论，然比之孟子，宗教之气息为重矣。（程朱之主敬即为其宗教的工夫。）故程朱之天亦有颇异于孟子之天者也。孟子之天，孟子未尝质言其为全仁也。且明言其“未欲平治天下”，而使其不遇鲁侯也，程朱之天则全仁也，全理也，故天命之性，必为全善者也。（详见《语类》卷四。）然则程朱复为善之一物立其大本于天，而名之曰“本性”，又曰，“性即理也”。在此点上，程朱之立场恰当墨孟之中途，不过墨子言之极具体，程子言之极抽象耳。且墨子未尝以义字连贯天人，程朱则以理字连贯天人物。（墨子虽言义自天出，人应以天志为志，然其口气是命令的，所指示为应然的，未尝言天人一贯之理，如程朱之说理字也。）故程朱之言“理”，性与天道皆在其中，而为“天命之谓性”一语作一抽象名词以代表之也。

既连贯天人于一义之中矣，则道德之本基当立于是，故程朱以为本性善。此一本性虽与孟子所言性不尽为一物，其为道德立本则一，其自别于释道者亦在此也（参看程朱辟佛诸说）。

然而性善之说，如孟子之兼括才质而言者，究竟不易说通。孟子之性善说恰似卢梭之生民自由论，事实上绝不如此，惟一经有大才气者说之，遂为思想史上绝大之动荡力，教育之基础观点受其影响，后人虽以为不妥者，有时亦不能不迁就之也。韩文公即不安于性善说者最有力之一人，其三品说实等于说性不同耳。此所谓性，绝无天道论在其中，而是专以才质为讨论对象者也。扬雄之“善恶混”说，亦自有其道理，盖善恶多不易断言，而人之一生发展恒不定也。程朱综合诸说，作为气质之性，于是孟子性善说之不易说圆处，扬韩诸子说之错综处，皆得其条理。朱子以为张程此说出则“诸子之说泯”，此之谓也。

戴震以为气质之性说与孟子不合，是固然矣，然孟子固已与孔子大相违异，而张程此说，转与孔子为近。孔子之词短，张程之论详，故张程之论果皆合于孔子相近不移之用心否，今无从考知，然张程之立此说，固欲综合诸子，求其全通，调合孔孟，求无少违，移孟子之性说，于天道上，而努力为孔子之“性相近习相远”说，“上智下愚不移”说寻其详解，斯固集儒家诸子之大成，而为儒家天人论造其最高峰矣。过此以往，逃禅纂道则有之矣，再有所发明则未有也。故戴氏以程朱与孟子不合，诚为事实，设若此为罪过，则戴氏与程朱惟均，若其以此说归之儒家思想直接发展之系统外，则全抹杀汉代儒家之著作且不知程朱之说乃努力就孔子说作引申者也。

（按程朱与孟子之关系甚微妙。所有孟子道统之论，利义之辨，及其“儒者气象”，皆程朱不能不奉为正宗者。然孟子宗教气少，程朱宗教气较多，故其性论因而不同。此处程朱说根本与孟子不同，然程朱犹力作迁就之姿势，故朱子注孟子，遇性善论时，便多所发挥，似推阐而实修正，内违异而外迁就，或问亦然。两者治学之方亦大不同，若程朱之格物说，决非孟子所能许，或为荀子所乐闻，此非本书所能详论，姑志大意于此。）

国学 · 发表于 2009-2-14 11:53:53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二）

傅斯年

2．夏迹

商代发迹自东徂西的踪迹已在上一章大致条别清楚，向上推一步便是夏代，我们且看夏代的踪迹分布在何一方。

禹的踪迹的传说是无所不在的，北匈奴南百越都说是禹后，而龙门会稽禹之迹尤著名，即在古代僻居汶山（岷山）一带不通中国的蜀人，也一般的有治水传说。（见扬雄《蜀王本纪》，臧氏辑本。）虽东方系之商人，也说“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明明以禹为古之明神。不过春秋以前书中，禹但称禹，不称夏禹，犹之稷但称稷，不称夏稷或周稷，自启以后方称夏后。启之一字盖有始祖之意，汉避景帝讳改为开，足征启字之诂。其母系出于涂山氏，显见其以上所蒙之禹若虚悬者。盖禹是一神道，即中国之Osiris。禹鲧之说，本中国之创世传说（Genesis）。虽夏后氏祀之为宗神，然其与夏后有如何之血统关系，颇不易断。若匈奴号为夏后之裔，于越号称少康之后，当皆是奉禹为神，于是演以为祖者。如耶稣教之耶和华上帝，本是犹太一族之宗神，故《创世纪》言其世系，而耶稣教推广到他民族时，奉其教之民族，亦群认耶和华为人祖，亚当为始宗矣。然则我们现在排比夏迹，对于关涉禹者应律除去，以后启以下为限，以免误以宗教之范围，作为国族之分布。

所谓夏后氏者，其名称甚怪，氏是族类，后为王号，何以于殷曰殷人，于周曰周人，独于夏曰夏后？意者诸夏之部落本甚多，而有一族为诸夏之盟长，此族遂号夏后氏。今将历代夏后之踪迹辑次如下。

（ 1）见于《左传》者

帝丘僖三十一，“卫迁于帝丘。……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杜云，“帝丘，今东郡濮阳县。”

殽僖三十二，“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以避风雨也。”杜云，“殽在弘农渑池县西。”

穷石此为夏之敌国，事见襄四年，本文及讨论均见下章。空桑又曰穷桑，见昭二十九年。穷石当即空桑之音转。至斟灌过戈鬲诸地所在，则杜云：“有鬲国名，今平原鬲县。”“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东莱掖县北有过乡，戈在宋郑之间。”

有莘僖二十八，记晋文城濮之战，有云：“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晋师陈于莘北。”据此，有莘必去城濮甚近。有莘相传为夏诸侯，伊尹其一代之小臣也。

斟灌斟寻襄四，杜云：“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按，《水经注·巨洋水篇》引薛瓒《汉书·集注》云：“汲郡古文，相居斟灌，东郡观是也。”（段玉裁云，《经韵楼集五》今本《水经注》观讹为灌，而戴校未正。）据此，斟灌仍在东郡，去帝丘不远。杜释此之误显然。此地既误释，其释斟寻之误亦可推知矣。

东夏襄二十二，“晋人征朝于郑，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曰：“……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四月，又朝以听事期。”杜云：“谓二十年澶渊盟，先澶渊二月往朝，以听事期。”按以二十年经传所载事，杜说不误。至澶渊所在，杜云：“在顿丘县南，今名繁汙，此卫地，又近戚田。”按，卫为东夏，则夏之本土当在东夏卫地之西，但持此一条以证夏境不在东土，已充足矣。

又昭元年，“子相晋国，以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诸侯，三合大夫，服齐狄，宁东夏，平秦乱，城淳于。”杜于“宁东夏”下注云：“襄二十八年，齐侯白狄朝晋。”

又昭十五，“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按，晋文东征者为曹卫，此又以曹卫为东夏。

华夏襄二十六，“子仪之乱，析公奔晋。晋人寘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晋人从之，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此指蔡沈及邻于楚北境诸国为华夏。

观扈昭元，“夏有观扈。”杜云：“观国在今顿丘县，扈在始平鄠县。”此皆夏之敌国，当即夏之边境。

大夏昭元，“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弋，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故参为晋星。”杜曰：“大夏，晋阳也。”按，大夏与夏墟究竟在晋阳抑在翼，在地理书有异说，（如《括地志》。）近代学人有异论，（如顾亭林，全谢山。）二地相去亦数百里。然皆在汾水之旁，不关山东也。

钓台昭四，“夏启有钧台之享。”杜云：“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陂。”

仍缗昭四，“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杜于此不能指其所在，但云：“仍缗皆国名”，哀元年注亦然。《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云：“□之杀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缗，归有仍，生少康。”（此本哀元年传。）《正义》于他地名几皆有说，于此亦无说。

夏墟定四，“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品，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此更直示吾人，晋为夏之本土。

涂山哀七，“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杜云：“涂山在寿春东北。”按昭四有“三涂”之名，杜云：“在河南陆浑县南。”涂山或即三涂之一。

（ 2）见于《国语》者

伊洛周语上，“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按伊洛于夏，犹西周三川之于周，河之于殷，据此可知夏之地望以伊洛为本土矣。

崇山聆隧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位于聆隧。”韦云：“崇，崇高山也。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又云：“聆隧，地名也。”按，韦以崇为嵩高。

有崇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鮌，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据上节所引韦解，崇即嵩高。然《诗·文王》篇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崇国境当殷末在渭南。渭南之山境亦东与崇高接。又《左传》宣元，“晋欲求成于秦，赵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杜云，崇，秦之与国。）吾以求成焉。'冬赵穿侵崇，秦弗与成。”然则春秋时晋秦界上犹有以崇为号之国，此亦可知崇在西土。

杞鄫同节，“有夏虽衰，杞鄫犹在。”按，杞在春秋时由今杞县境东迁，鄫则杜云：“在琅琊鄫县。”（僖十四。）然《国语》记西周亡时事云：“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果鄫本在琅琊，势难与申西戎会伐周。然则鄫在琅琊，亦是后来东迁所至。

戎夏晋语一，“献公卜伐骊戎，史苏占之。……对曰：‘……戎夏交捽。……若晋以男戎胜戎，而戎亦必以女戎胜晋。……诸夏从戎，非败而何？'”此以晋为夏，与《左传》定四封唐叔于夏墟事合。

昆吾郑语，“昆吾为夏伯矣。”准以《诗·商颂》，“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之说，昆吾当非诸夏之一，而别为一族，然与夏族当有若何关系。至昆吾所在，则《左传》昭十二楚子云：“昔我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入贪赖其田而不我与”，可知昆吾在许，即今许昌一带。

东夏楚语上，“析公奔晋，晋人用之，实谗败楚，使不规东夏。”韦云：“东夏，沈蔡也。”按此即《左》襄二十六事，彼处称华夏，此处称东夏。

诸夏吴语，“昔楚灵王不君，……不修方城之内，逾诸夏而图东国。”韦云：“诸夏，陈蔡。东国，徐夷吴越。”此更明明证夏之不在东土。

（ 3）见于《诗》者

雅雅之解说不一，《诗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此真敷衍语。《小雅·鼓钟篇》）云：“以雅以南”，南是地域名，（详见《诗经讲义》。）则雅之一辞当亦有地名性。读书杂志《荀子·荣辱篇》）君子安雅条云：“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证。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传》齐大夫子雅，韩子《外储说右篇》作子夏，杨注云，正而有美德谓之雅，则与上下二句不对矣。”（阮元亦以雅言之雅为夏。）此真确解，可破历来一切传说者之无知妄解。由此看来，《诗经》中一切部类皆是地名，诸国风不待说，雅为夏，颂分周鲁商。然则国风之名，四始之论，皆后起之说耳。雅既为夏，而夏辞之大小雅所载，若一一统计其地望，则可见宗周成周文辞较多，而东土之文辞较少。周自以为承夏绪，而夏朝之地望如此，恰与《左传》《国语》所记之夏地相合。（此说详见我所作《诗经讲义》，未刊，其略见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安阳发掘报告》第三八五叶。）

（ 4）见于《周诰》者

区夏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按，区字不见《说文》，薛综注《东京赋》云：“区，区域也。”然则区夏犹曰有（域）夏，犹曰夏域，即夏国也。文王造邦于西土，而云始造我夏国，则夏之在西土可知。

（ 5）此外见于《史记》《战国策》者一段

（按《史记》所引杂乱，故不遍举，此节甚关重要，不可遗之。）

河洛太华伊阙羊肠《吴起列传》：“起对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按此语见今本《战国策》二十二。然彼处作“左天门之阴，而右天谿之阳”，虽亦谓左带水而右倚山，未如《史记》言之质实，故录《史记》。金鹗（《求古录礼说》八。）据此以证夏桀之都在雒阳。今按，桀都正当雒阳否，另是一问题，然桀之国环洛阳，则依此语当无可疑。

据以上各书所记夏地，可知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半，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乎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流。东方界线，则其盛时曾有济水上流，至于商邱，此便是与夷人相争之线，说详下章。最西所至，我们现在不知究到何处，汉陇西郡有大夏县，命名不知何本，更不知与夏后之夏有否关系。最南所至，我们也不知，汉《地理志》谓汉水将入江时名夏水，今尚保存江夏诸名，或者诸夏不能如此南被。且《荀子·儒效篇》云：“君子居楚而楚，居夏而夏”，楚夏对称，自不能以楚为夏。楚国之最大版图中，尽可包含一部分诸夏，而诸夏未必能过荆襄而括江汉，或者此之名夏竟是同音异辞。陈范记关羽据荆州北伐曹操事云：“威震华夏”，是汉末犹以华夏为三辅三河汝颍等地之专名，未尝括九州而言。我们现在知诸夏西南北三方所至之大齐，而以东夏之称，夷夏之战，（此事详上章。）确知夏之东界，则以古代河济淮泗的中国全部论，夏实西方之帝国或联盟，曾一度或数度压迫东方而已。与商殷之为东方帝国，曾两度西向拓土，灭夏克鬼方者，正是恰恰相反，遥遥相对。知此形势，于中国古代史之了解，不无小补也。

3．夏夷交胜

严格意义的诸夏所据之地域已如上章所述，至于夏后一代的大事现在可得而考见的，是些什么呢？答曰，统是和所谓夷人的斗争。夷一个名词应如何解，留在下一章中说明。其字在殷周文书每与人字一样，音亦与人相近，这是很可注意的。现在假定，凡在殷商西周以前，或与殷商西周同时所有今山东全省境中，及河南省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并跨海而括辽东朝鲜的两岸，一切地方，其中不是一个民族，见于经典者，有太暤少暤有济徐方诸部，风盈偃诸姓，全叫做夷。《论语》有九夷之称，明其非一类。夏后一代的大事正是和这些夷人斗争。此事现在若失传，然一把经典的材料摆布起来，这事件十分明显。可惜太史公当真不是一位古史家，虽羿浞少康的故事，竟一字不提，为其作正义者所讥。求雅驯的结果，弄到消灭传说中的史迹，保留了哲学家的虚妄。

现在说羿浞与夏后少康的故事，先将材料排列出来。

（ 1）见于《左传》者

魏绛曰……“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予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杜曰：靡，夏遗臣事羿者。有鬲，国名，今平原鬲县。）浞因羿室生浇及殪。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殪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殪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襄四年。）

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琳无厌，忿类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昭二十八年。）

伍员曰：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殪，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哀元年。）

（ 2）见于《论语》者

南宫适间于孔子曰：“羿善射，□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宪问》篇）

（ 3）见于《楚辞》者

羿淫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离骚》）

羿焉彃日？乌焉解羽？……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泊，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狶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藿是营。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白蜆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式从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蓱号起雨，何以兴之？撰体协胁，鹿何膺之？鳌戴山抃，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以迁之？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天问》）

（ 4）见于《山海经》者

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在昆仑虚东。羿持弓矢，凿持盾。一日戈。（《海外南经》。按一日戈三字，或是注文羼入者。）

有人曰凿齿，羿杀之。（《大荒东经》）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海内经》）

非仁羿莫能上。（按仁字当为夷字之读，两字皆从人，近故致误。）

（ 5）见于《吕氏春秋》者

夷羿作弓。（《勿躬》）

（ 6）见于《说文》者

羿，羽之羿风，亦古诸侯也，一曰射师。（四，羽部。）

□，帝喾躬官，夏少康灭之。从弓开声。论语曰：“□善射。”（十二，弓部。又同部彃下引《楚辞》“羿焉彃日”，羿亦作□。”）

又，《史记》于羿事不载，《正义》讥之。《世本》（见各辑本。）谓夷羿作弓。《帝王世纪》所记羿事特详。（见宋翔凤辑本。）然数书皆不出上文所举，故不录。

据以上材料，有数点须分解。

一、羿的地位。如罗泌所作传，及其比之于安史，则羿浞只是夏之叛臣。然此说完全无据，以上一切材料全不曾说羿是夏之属臣。然则夷羿必是夏之敌国之君，且此敌国之君并不等闲，以《天问》《山海经》所说，居然是天神，而奉天帝命降于下土者，为夷之君，自鉏迁穷桑，而为后人号为帝羿或曰羿帝。（《御览》八十二引《帝王世纪》。）

二、夷为东方主。此说可由其称夷羿及说文称羿为帝喾（据王国维考，即帝俊。）射官，及其地望等事证之。

三、夷夏之争数十年，在夷一面经羿□二宗，在夏一面经相少康二世，战斗得必然很厉害。《天问》所谓“阻穷西征”者，王逸解之曰：“言尧放鲧羽山，西行度越岑岩之地，因堕死也。”洪兴祖补曰：“羽山东裔，此云西征者，自西徂东也。上文言永遏在西山，夫何三年不施，则鮌非死于道路，此但言何以越岩险而至羽山耳。”按王说无稽，洪已辩之，然洪强释西征曰自西徂东，古书中全无此文法。此处明明谓阻（即鉏）穷（石）之后帝羿西征，而越山岩，不然，西征一词全不可解，正不得以同韵之下句中说鲧化为黄熊事而谓此句亦是鲧事。

四、《左传》之神话故事已很伦理化，且《左传》之成分大体为晋楚鲁三国之语，而其立点是偏于西国夏周之正统传说，所以说羿□甚不好。但《山海经》之为书，虽已系统化，尚未伦理化，且记东方的帝系较多。这部书中所举夷羿事，很足以表显战国时羿□的传说尚甚盛。《山海经》与《天问》互相发明处甚多，《天问》称羿之重要全与《山海经》合。所谓“羿焉彃日”，正在《天问》中论创世纪一节中，则羿本是天神。所谓“帝降夷羿”者，正《山海经》所谓“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天问》一篇，本颇有次序，王逸以为不次序者，乃由于不知《天问》所陈是流行神话故事之次序，不与汉代人之古史传说同，故不能解，（余另有说见他处。）其羿浞之间插入鲧之一段若甚错乱者，当由于《天问》之次叙乃神话之次叙；一神话中有数人关涉者，则一次说出，不嫌前后错综．“阻穷西征，岩何越焉”一句，至下文“释舟陵行，何以迁之”，凡十二句中，有涉及鲧处，并有若干因失其神话而不可解之故事，皆可据上下文细绎之，以知其正是说夷夏交战事。此节盖谓羿□相继西征，曾越山地，自鲧永遏于羽山后，禹平水土，秬黍雚皆茂长，巫乃将鲧化为黄熊。（《天问》所记鲧事，与《左传》《尚书》等皆不同。《尚书》《左传》皆谓舜殛鲧于羽山，然《天问》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当夏代危急，遂与能荡舟之□战，适其时羿妻窃药而行（本文，“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藏。”）并有其他怪异，（“白蜺婴茀”，“天式从横”等语。）于是大战得雨起山抃，荡舟者不得不释舟陵行，逃归其嫂，而卒为太康并得之。如此解来，则《论语》南宫适之问正甚明白。南宫适这话并不是泛举古帝王羿□禹稷而强比之，乃是论一段故事，东土强有力者失其国，西土务耕稼者有天下。《鲁语》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明禹稷可作一事论。孔子对神话也如对鬼神一样敬而远之，且以其“君子相”之故，不愿于此等圣帝明王有所议论，故当面不答，而背后称赞南宮适对此神话之题旨西洋故事中所谓 Moral 者，甚能了解。若不如此，而是泛做一篇秦皇汉武与汉文宋仁之优劣论，殊不免于糊里糊涂。《论语》中论一事皆以一事为论，尚无策论八股气。南宮适这一段话，正可证明夷羿在当时的传说中并不大坏。若羿□不是当时神话中的大人物，何至与传说中功在生民之禹稷相提并论，岂不不伦的很，不需要的很？

然则夷羿之故事，我们在现在尚可见到三种传说。一、以夷羿为自天而降甚高明者，《山海经》《天问》属之。二、以夷羿与夏后为对，而以为一崇力一崇德，故一兴一替者，此等之成败论人，《论语》记南宫适所问之背景如此。三、以夷羿为不合道理者，《左传》如此，然尚称之曰“后”，记其曾“因夏民而代夏政”。（夏民者，夏所服属之民，不必改作夏族。）凡读一切神话故事，都须注意及同一题目常因流传之不同而其中是非倒置。此是一例，鲧亦是一例．同在《国语》中，《周语》下谓“崇伯鮌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祸”，《鲁语》上谓“鮌鄣洪水”，故夏后“郊鮌”，《吴语》亦谓“鮌禹之功”，我们不可不注意传说之演变及其道德批评之改易。

夏后一代中夷夏之争，不仅见于有穷后羿一段故事，夏代开国亡国时皆有同样的争斗。现在分别说。

（一）夏后启与伯益之争统。关于这件事，战国的传说有两种，一谓启益相让，二谓启益相争。

《孟子》：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覲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天问》：启代益作后，卒然离蚩。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古本《竹书》：益干启位，启杀之。（引见《晋书·束皙传》。《史通》疑古篇杂说篇两引之。）

《孟子》的古吏都是些伦理化的话，然这一段中还看出这个故事本来面目的背景，此背景即是说，代禹者几几乎是益，而启卒得之。这话里虽不直说有何争执，但还可隐约看出对峙的形势来。至于《竹书》的话，虽不能即信，但益启之有争执，虽《孟子》的话中也表示个破绽。因为让争本是一事的两面，不是相争的形势，不需相让的态度。《天问》的话，因故事遗失不大好讲，然益称后，又曾一度革夏命，则甚明白。

我们再看伯益是如何人。经籍中有伯益伯翳二人，太史公在《陈杞世家》中分为二人，然在他处则不分。《索隐》议之曰：“秦祖伯翳，解者以翳益别为一人。今言十一人，叙伯翳，而又别言垂益，则是二人也。且按《舜本纪》叙十人，无翳，而有彭祖。彭祖亦坟典不载，未知太史公意如何，恐多是误。然据《秦本纪》叙翳之功云，佐舜驯调鸟兽，与《尧典》‘命益作虞，若予上下草木鸟兽'文同，则为一人必矣，今未详其所以。”案，此议甚是。太史公在此处诚糊涂。罗泌重申二人不同之说，然全无证，金仁山辩之曰：

《尚书》之伯益，即《秦纪》之柏翳也。秦声以入为去，故谓益为翳也。《秦纪》谓柏翳佐禹治水，驯服鸟兽，岂非书所谓随山刊本，暨益奉庶鲜食，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鸟兽者乎？其事同，其声同，而太史公独以书纪字异，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谓误矣。唐虞功臣，独四岳不名，其余未有无名者。夫岂别有伯翳，其功如此，而书反不及乎？太史公于二帝本纪言益，见《秦本纪》为翳，则又从翳，岂疑而未决，故于《陈杞世家》叙伯益与伯翳为二乎？抑出于谈迁二手，故其前后谬误也？（梁玉绳说同，见《史记志疑·人表考》不具引。）

金氏此说甚明白，此疑可以更无问题。益翳既是一人，翳又为秦赵公认之祖，然则即是嬴姓之祖，亦即是徐方之祖，亦即是《逸周书·作雒解》所谓“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东亦地域名，说别见。）徐奄及熊盈以略”之盈族之祖，然则伯益正是源源本本的东夷之祖，更无疑义，益启之争，不即是夷夏之争吗？

（二）汤放桀，等于夷灭夏。商人虽非夷，然曾抚有夷方之人，并用其文化，凭此人民以伐夏而灭之，实际上亦可说夷人胜夏。商人被周人呼为夷，有经典可证，说另详。

然则夏后一代的三段大事，开头的益启之争便是夏夷争，中间的羿少康之争又是夷夏之争，末后的汤桀之争还是夷夏之争。夏代东西的斗争如此厉害，而春秋战国的大一统主义哲学家都把这些显然的史迹抹杀了，或曲解了！

国学 · 发表于 2009-2-14 11: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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