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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转帖]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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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9 09:48:2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常怀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15年12月9日至11日,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省莒县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山东省考古学会主办,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莒县人民政府承办。来自山东省、江苏省、陕西省、河南省、山西省的各级相关文博机构和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安徽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四十余家学术机构的百余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大会开幕式中,山东省文物局、日照市及莒县相关领导到会祝贺并致辞。同时举行了在莒州博物馆设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鲁东南文明研究基地”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学与科研基地”的揭牌仪式。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代表主办方致辞,他向承办方莒县人民政府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表示感谢,同时回顾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山东省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该校自1965年从临淄齐故城开始,先后在诸城前寨、烟台长岛、菏泽安丘堌堆、临淄桐林、章丘东平陵城等遗址开展过教学实习和科研工作,与山东省各级文博单位有深厚的合作关系,受到了各方面的协助。近年来,苍山、临沂和沂水等地有一系列商周考古的重要发现,在刘延常研究员的倡议下,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与山东省考古学会共同组织本次会议。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在大会致辞中表示,山东对青铜器的研究历史悠久,宋代出土著名的叔夷镈以来,山东对青铜器的研究就开始了。新中国建立以后,伴随着科学发掘的开展,山东发现了自商代晚期开始的许多重要的族墓地,出土有很多重要的铜器,性质也有一定差异,这对于了解商周王朝在山东的关系非常重要。齐鲁两国的分封,可知山东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多是诸侯国的国都或者墓地,对于山东古国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致辞认为,从19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在山东持续进行工作,几代考古人在山东省各级文博机构的协助下,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山东对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而言,是重要的工作区域。山东省考古资源丰富,各个时代都有浓厚的文化特点。商周时期,山东地区有许多见于记载或不见于文献的古国,通过考古工作,揭示本地区的青铜文化,深入挖掘各个区域的国家文明样态,应该是山东省古国研究的重点。

本次会议与会代表共提交论文60余篇,主要就山东两周时期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齐鲁莒等各文化区的文化面貌研究、周边青铜文化研究等方面展开讨论。本次会议选择在莒县召开此次会议,则是欲以会议为契机,向各地学者展示在鲁东南地区莒国及其具有鲜明地方特点青铜文化。为配合此次会议,在莒州博物馆内,还特别调展了莒南县东上涧春秋墓葬中所出土的陶器。

此次会议的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莒地与莒文化的新发现和研究

莒州博物馆苏兆庆研究员系统介绍莒地自旧石器至东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莒县发现众多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存,陵阳河、大朱村等遗址发现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物、并且发现数量较多的刻画符号、被专家解释为文字符号,龙山文化遗址数量众多、还发现可能为龙山时期的岩画,商周时期莒国也创造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苏先生认为莒县历史的发展自旧石器时代未曾间断,进一步认为鲁东南以莒县为中心的地区,是研究地区文化传承的重要样本。

莒州博物馆刘云涛副研究员,系统介绍莒县周代青铜器出土情况,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莒县出土的地点有十几处,多以莒城为中心,其中最主要的有天井汪、源河、老营、于家沟、上茶城、长岭、西大庄、王家山、崔家峪和莒国故城等十个地点。这些地点大部分都是春秋早中期的墓地,个别年代可能能延至战国早期。这些墓地出土的铜器为核心,结合周邻地区的零星发现,基本勾勒出了莒国故城周边的青铜文化面貌。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延常研究员根据多年在鲁东南工作的工作收获,系统的对莒文化特征进行总结与研究。他认为,莒文化在西周中晚期形成自己的特点,在西周晚期、春秋初期主要分布于鲁东南地区北部;在春秋早中期分布最广,也是莒国势力最强盛的时期,北部基本是与齐国的分界线,西部基本是与鲁国的分界线,南部至郯城北部;春秋晚期、战国早期,莒文化主要分布在鲁东南地区南部、东南部。目前的发现以大型墓葬较多,分布较散,有沂水县纪王崮、刘家店子、莒县丝绸大酒店、天井汪、于家沟、莒南县东上涧、后官庄、老龙腰、花园庄、中刘山、郯城县大埠、临沂凤凰岭、沂南县西岳庄等10余处,除纪王崮大墓在山顶、丝绸大酒店大墓在平原外,其他均分布在高地。大墓往往成双对出现,间隔距离比较近,根据随葬品等分析,应是夫妇异穴合葬墓。大型墓葬多设器物库,个别大墓在椁室两侧有对称两个器物箱。大型墓葬头均向东,殉人比较普遍。棺椁四周往往施青膏泥。车马坑的设置较为灵活,多设腰坑,内殉狗。大型墓葬随葬青铜礼器组合与种类比较齐全,常见平盖鼎;青铜霝和舟随葬普遍;随葬乐器较多,且成套。青铜器组合与种类中常见楚文化系统和江淮地区特点的青铜器。陶器组合比较固定,大型墓葬随葬陶器多为7件套。

临沂市沂州考古研究所张子晓提交论文,介绍了临沂地区费县故城、郯国故城、平邑南武城、兰陵缯国故城、以南阳都故城和莒南城子等城址的调查与钻探情况。这种区域性的城址调查、勘探工作,对于了解区域范围内古国分情况作用巨大,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天恩研究员以《莒县出土南叔匜小议》为题,分析了现藏山东省博物馆的一件南叔匜,该器器主为司马南叔,为春秋早期器物。铭文记载为司马南叔为女儿的陪嫁器物。张天恩认为,西周早期的南宫家族中,伯一支当封于曾国,亦即在叶家山曾国墓地的一支。仲一支应该为蓝田豹子沟南仲或者南宫乎的祖先亚祖公仲,因此南仲家族是在关中的。南叔可能是幼子一支,分支迁徙到了山东。可能出任某国的司马职务,春秋时期,可能有人在王室担任了些职务。而故宫藏南季鼎,可能也是幼子这一支。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郝导华研究员介绍沂水县纪王崮春秋墓出土的青铜器。该墓材料大多已经公布,郝导华在本次会议中重点介绍新修复的铜器情况。在修复中,发现有一批青铜器的铭文被人为挖去,其中青铜匜及几件编钟铭文被刮去的痕迹十分明显。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任相宏教授提交论文《沂水纪王崮施工出土的青铜汤鼎和取暖器》,对纪王崮M1出土汤鼎和取暖用豆炉、盘及撮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纪王崮汤鼎年代在春秋中期,当是江国铜器,是同时期淮河流域诸国流行的铜器。而对于配套使用的取暖器,则丰富了我们对之前盘功能的理解。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郎剑锋先生发表《沂水刘家店子青铜器三题》的学术演讲。他首先对沂水刘家店子墓葬出土的镬鼎与罍上的形制和装饰(附件、纹饰)等方面带有早期同类器物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种有些古式器物,比例不高,应该代表了拟古主义(archaism)倾向,使用人群地位往往较高。接着,他分析了自铭为“旅器”的铜器,认为这类器物并非一定是祭器,还有一些是与媵嫁和出巡有关的器物。郎剑锋认为,其中部分器物,可能与代表墓主的征伐行为,甚或巡狩所载庙主、社主有关。最后,郎剑锋对沂水刘家店子墓葬出土青铜器的群舒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此类器物虽然不多,但是比较特殊,说明群舒和鲁东南的交流较多。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马俊才研究员对莒国青铜器的时代演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西周中晚期,由于周王朝的大一统势力,莒系青铜器中只有鬲和罍有地方特色,还没有形成自身风格。春秋早期开始,莒文化开始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色,但仍有较强的中原文化因素。春秋中晚期是莒文化发展的鼎盛期,出土了大量典型的以高弧裆袋足鬲、带镂孔高柄的莲瓣鸟顶豆、同大同文的列鼎、兽钮盖铜罍、器物多加平顶单环钮盖为代表的莒系青铜器。战国早期,莒地青铜器受楚文化影响严重;战国中期后,齐楚争雄,本地的青铜器有齐楚两种文化因素。综合看来,春秋时期是莒文化青铜器的代表时期,在组合形制上虽仍有中原铜器原种类,但组合不完备。

二、山东地区青铜器与商周古国新发现及研究

较多的与会学者研究的重点是山东地区青铜器与商周古国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近年来青铜器的新发现、齐文化区及胶东地区、鲁文化区及枣滕地区三个方面的研究。其中有考古发掘或者馆藏青铜器新发现的资料介绍,有对新资料的具体阐释与解读,也有从考古资料出发、对青铜器发展体系的构建、社会发展阶段的还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延常研究员对近十年来山东新出土的,自岳石文化到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或整理发现的馆藏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的概述,并介绍其研究团队的初步认识。胶东半岛龙山文化青铜器集中发现较多。岳石文化发现的青铜器目前相对较少,比较重要的有照格庄、尹家城,而郝家庄可能有容器的迹象。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既往在鲁西南和鲁北的长清前平、滕州大康留、官桥有所发现,近年来在莒南虎园水库发现殷墟二期前后的材料非常重要,这对于商文化在东南方向的扩张与控制提供了关键证据。济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大辛庄遗址发现的“索”氏铜器,在莱西、泗水高峪、胶州西菴、昌邑北孟镇、益都侯城、惠民大郭等地点的发现有晚商时期青铜器,为下一步晚商时期方国的发现与确认提供线索。平邑洼子地、费县墩头、临沂革委会大院、神山密家岭、兰陵晒米城等地的发现,增加了晚商或西周早期铜器发现的地点。在长清双泉南府村、邹城田黄镇、张庄镇、大束镇,济阳刘台子、莒南中刘山村东北、临沂中洽沟、荣成埠柳、泰安龙门口、新泰府前街市政府宿舍工地、临朐泉头村、龙口兰高镇归城、大钦岛北村、招远金岭西店村、黄县文基公社、沂源西鱼台、临淄河崖头等发现了相当数量的西周时期铜器,具体国别尚待研究。而在菏泽文亭山、日照经济开发区奎山街道、曲阜林前村、泰安角峪公社沙沟大队、郯城、蒙阴等地发现了齐、鲁、郜、薛、莒、吴、越、楚等国的春秋时期青铜器。除了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外,西汉齐国、济南国、济北国等西汉诸侯王的青铜器及巨野菏泽、章丘洛庄汉墓、济南魏家庄、双乳山、六曲山古墓亦曾发现较为重要的汉代铜器。此项工作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梳理各个时代的青铜器的发现情况,解读出山东地区青铜器从萌芽、发展、繁荣等各个阶段的概况,对青铜文化有全面的认识,而且构建出本地区青铜文化的体系。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方辉教授以《山东所见西周早期青铜器》为题,集中讨论了山东地区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他认为,目前鲁北平原地区西周早期青铜器主要分布于济、泺、淄水流域,代表性遗址有济阳刘台子、高青陈庄和临淄齐故城河崖头。三处墓地或城址都是在空地上建立起来的,周代遗存之下并没有商代晚期堆积,说明商王朝在东方经营多年的区域中心,无一能够在西周早期得到延续。晚商早周鲁北地区聚落形态的这一巨大变化,无疑是周王朝对本地区政治势力进行整合的结果。在半岛地区,龙口归城城址可能是莱国的都城,虽然不知道其城墙是否在西周早期修建,但当地曾发现昭王时期的铜器。同处半岛的胶县西庵曾经清理一座出土青铜器的残墓和两座陶器墓及一座车马坑。这两处遗址所在区域,在西周早期仍然属于土著的珍珠门文化分布区。以滕州为中心的鲁南是山东地区西周早期青铜器的另一个密集发现区域,除了个别零星墓葬之外,主要集中在以庄里西、前掌大两处较为临近的遗址。前者可能是滕国公墓所在,后者则可能是薛国公墓。

中国国家博物馆闫志副研究员以《早期广域国家的军事整合——从赏赐铭文看西周时期宗周与山东诸国关系》为题发表演讲。他认为,山东地区在西周时期与宗周所在地距离最远,而且由于古代东夷、商遗民旧势力的存在,使当地与宗周关系十分复杂,因此对山东地区的羁縻管理方式,是宗周社会极有典型性的。他以马克思·韦伯和迈克尔·曼的政治学理论框架为起点,对西周时期涉及山东古国的赏赐铭文中的军事事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西周早期由于开拓疆土的需要,宗周在各地设立了军监和“师”两种军事基地,以控制征服地。到西周中期,大规模战争结束,各地的军事据点逐渐被废弃,宗周对山东地区的军事控制逐渐松弛。在西周中晚期,周天子频繁用兵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重新整合大东地区的权力。

潍坊市博物馆孙敬明研究员,对山东地区所发现的莱莒邾鲁齐等国的金文铭文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分析,结合文献记载,对于两周时期山东地区古国互动交流关系问题进行分析,并深刻分析这些发现背后的深刻社会背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常怀颖以《东周时期海岱诸国的葬乐》为题发表演讲,较为系统地梳理东周时期海岱地区确定诸侯国贵族墓葬的甬钟、纽钟和鎛钟的编组方式、不同乐钟的配列组合方式、编列乐钟在墓内的埋藏空间位置和墓主的身份等级、性别。他发现海岱地区在东周时期的乐钟配列组合情况是北方各文化圈中最为复杂的,地区内部因国族的差异,内部差异十分明显。乐钟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存在时间和地区差异,使用编列乐钟的器主身份与性别区别也具有明确的等级和族姓区别。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徐倩倩先生提交论文讨论了山东地区的东周刻纹铜器。她以平度东岳石、长岛王沟、薛故城发现的刻纹铜器为讨论对象,认为这三批刻纹铜器都是外来器物,可能与东南吴越地区关系较为密切。

上海博物馆周亚研究员介绍上博藏山东古国青铜器,其中有37件带铭文铜器可确定与山东地区两周时期的鲁、邿国、纪国、杞国、铸国、滕国、逄国、邾国与小邾国、莒国、己国等国家有关,虽然大部分为传世品,但是不失为重要的研究资料。

山东师范大学邵文臣教授介绍了山东师范大学收藏的传世青铜器,这批青铜器有60余件,基本上都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从山东省文物商店购置的,部分器物带有铭文。



自济南大辛庄2010年重启发掘以来,对济南市周边商文化的研究又掀起了一轮新的高潮。本次会议中,这一问题也多有涉及。

济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俊峰先生介绍济南刘家庄遗址商代墓葬的发现。该墓地位于济南市城西北城中村中,1970年代曾在挖防空洞过程中见到23件青铜器。2010年至2011年在配合基建的正式发掘中,获得了非常丰富的材料。发掘灰坑200个,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圆形袋状坑,灰坑内发现有卜骨、整头的殉牛、殉猪。这次发掘,发现墓葬约80座,绝大部分为小型墓葬,且基本上都有二层台与腰坑,其中有随葬品的约有36座。以M56、M109、M121、M122几座墓葬规模较大,且后两座是并穴合葬墓。M121长3.3,宽1.5米,墓主头向南,有殉狗4条,出土78件青铜器。发掘者认为这片墓地的年代集中在殷墟二、三期之际。从发现的青铜器铭文显示,共发现有“ M121:61方鼎腹内壁铭文拓片 ”“ 拓片20 M122:34器盖内壁铭文 ”,“ 拓片11 M121:43铜壶颈部内壁铭文拓片 ”等族徽。



以高青陈庄西周墓地的发现和《临淄齐故城》、《临淄齐墓》的出版为契机,鲁北地区齐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无疑是近年来山东省商周考古进展最大,也最令人振奋的学术问题。

临淄市博物馆张光明研究员介绍以临淄为中心地区的西周青铜器发现情况和齐国早期历史的关联。介绍高青陈庄、临淄齐故城、临淄太河南阳、张店沣水西山、桓台旬召、桓台唐山等地点的西周青铜器的基本情况,认为这些青铜器基本发现在临淄市境内,比较符合文献记载的齐国始封之初的百里之地,可以视之为齐国的腹心地区。他还介绍了高青狄城城址的勘探与试掘情况。根据初步的勘探可知,该城长约800,宽约700米,西北两侧城墙保存较好,始建可早至商周时期,战国至西汉时期有大规模的修补。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魏成敏研究员提交论文,对临淄河崖头铜器墓和1965年在齐故城大城东北部东古城村附近出土的车马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这两批材料时代较早,为探索齐故城的营建和营丘地望的探索,提供重要线索。

国家博物馆冯峰副研究员对东周时期齐地的波带纹方座铜簋进行了专项讨论。他认为,此类器物器形纹饰、甚至大小都基本相同,流行于春秋早期至战国中期,还有类似的仿铜陶方座簋流行于齐地。这类器物的出现,可能与两周之际的“复古”倾向有关。除了方座簋外,在春秋时期的齐地,部分铜器甚至于墓葬的帷帐上也发现装饰有波带纹。这一现象在其他地区相对比较少见,使用者的身份很高,应是本地特殊的文化现象。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青教授则对新泰周家庄东周墓的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周家庄墓葬的发掘,明确了龙耳簋、花盖簋、花盖笾三类器物的演变序列;填补了铜鼎和铜敦发展序列的空白。周家庄墓地墓主以齐国将士为主,齐文化因素有明确体现,但鲁文化的陶罍、卮等仍有存在,并能与齐文化的陶器组成新的组合,这些现象说明,齐文化对鲁文化形成优势地位是在春秋中晚期,比齐桓公称霸滞后。新泰一带先为鲁国边邑,至晚到春秋晚期已被齐国夺取。墓地内有特殊而复杂的社会及人员构成,不同于齐国腹地的城邑,反映了齐国与南方诸侯国的关系。他认为,地处军事重镇的周家庄墓地反映出,当地的兵员构成上有自己的特点,说明齐国以都县为单位征兵,实行的是常备兵和兵民结合制度,周家庄墓地与郭家泉和凤凰泉等普通村落的兵员以农民为主的墓地有明显的差别。

临淄市文物局韩伟东介绍临淄地区出土的西周和汉代青铜器情况,提出临淄城内分布着大量炼铜、铸钱、冶铁、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其中与炼铜或铸钱有关的遗址就多达15处,而青铜铸造业的发达对临淄的长期繁荣和强盛提供了强力支撑。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2000年以来,伴随着渤海南岸盐业考古的区域工作和龙口归城考古发掘,半岛地区的商周时期考古工作,再次也为研究者所关注。本次会议,对胶东半岛的商周考古新发现,多位学者都发表了综合性的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锦琼副研究员以《胶东地区中原化进程的考古学观察》为题发表演讲,他认为胶东地区西周时期等级最高遗址,分布最密集的遗址群在黄水河流域以龙口归城为中心的区域。归城城址的外城是东周时期的,但归城城址内城的筑城年代不晚于西周早期晚段。从铜器发现的地域看,西周晚期以后逐渐扩大,可见周人的控制能力加强。从归城出土的陶器看,当地的文化面貌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中原系,一类是土著的珍珠门文化的材料。从这些现象看,西周早中期胶东地区与中原关系密切,但到西周晚期,与中原联系逐渐减少。这一现象说明,胶东地区的文化面貌和中原的进程化在西周中期以后逐渐平稳。他认为,胶东地区西周时期所见的铜器,可能不是本地的固有文化因素,但本地有仿制中原地区的铜器,也有自制铜器的情况。

烟台市博物馆王富强研究员提交论文介绍胶东地区周代中心聚落及其周边发现的青铜器情况。他认为,伴随着周文化的东渐,胶东地区在西周中期左右便形成以莱阳市前河前、莱州市侯家(当利故城)、龙口市归城、蓬莱市村里集、长岛北城以及招远市曲成故城、牟平区半城、乳山市育犁故城、文登市昌阳故城、不夜城等若干中心聚落,聚落周围的墓地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器。胶东地区周代中心聚落群分布零散,反映了西周中晚期以后周文化东进;同时,胶东地区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和边缘区域松散的社会结构也是导致上述聚落形态的重要原因之一。

烟台市博物馆闫勇研究员则介绍该馆馆藏的己国青铜器情况。传统观点认为己国地望在今弥河流域的寿光一带,但胶东地区出土地点明确的己国铜器有3处,他进一步认为其中莱阳前河、烟台上夼可能是其中心聚落。

青岛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林玉海介绍青岛胶州西皇姑庵调查采集到的商周时期青铜器。这批青铜器当与胶县西庵遗址发掘所获的车马坑和墓葬同属一处墓地。所获铜器年代集中在商周之际,部分铜器上有“北举母”、“父甲”、“史”或“冉父癸”等铭文。



近些年,鲁国早期遗存有部分发现,这对于目前处于瓶颈阶段的鲁国始封和早期历史研究而言,无疑是重要的线索。本次会议,对这些材料,有较为集中的讨论。

北京大学历史系朱凤瀚教授专门对鲁国青铜器和周初鲁故城进行讨论。他认为,鲁国始封,时间可能在践奄之后。三监之乱之前,可能周人没有从豫北向东扩张。伯禽始封,是在二次东征以后。上海博物馆藏鲁侯簋(尊),器主可能是鲁幽公,而鲁炀公熙可能活动在康王末年到昭王初年,当时的东国可能还是不太稳定。除了零星发现的鲁国青铜器外,与传统文献记载认识不太相符的现象是,鲁故城极少见西周早期铜器。1977年大规模发掘前,仅有少量西周晚期或者春秋早期的墓葬,比如西周中晚期之际的M23,西周晚期的M11、M24等。除了铜器,即便西周早期的陶器墓在曲阜鲁故城都未曾发现,所以198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曲阜鲁故城是“炀公徙鲁”所建,而非最早的始封地。2010年前后,在香港文物市场上新发现的铜器为炀公徙鲁提供了新证据,可能是鲁炀公时期新到曲阜所作之器。由此,曲阜一带应该有康王末到昭王初的遗迹存在,这需要在下一步的考古工作中予以注意。近年来在香港和纽约还曾有数件西周早期的鲁国青铜器出现,对这些流失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应该大力寻找,而文献记载中,伯禽初封在“穷桑”,这一地点是否在今曲阜以北,也值得探索。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赵燕姣对朱凤瀚先生公布的三件早期鲁国青铜器, 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纪要尊、 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纪要卣以及提梁套盒的铭文进行了补充阐释,考证了器主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纪要受赏原因和铭文中涉及的地点,也从器物铭文和文献出发,对于早期鲁国历史发表自身见解。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谢尧亭研究员提交论文,介绍了绛县横水倗伯墓地M2158墓葬出土的鲁侯鼎。该墓长5.4,宽3.5米,墓口有斜洞和柱洞,葬具为二棺一椁,椁底有垫木。男性墓主头向西,墓内殉6人,墓底腰坑内有一狗一人,墓主为一代倗伯。出土的鲁侯鼎为分裆带盖鼎,形制与纽约出现的一件鲁侯鼎极为相似。由于M2158墓葬其他铜器显示,墓主倗伯与王姊联姻,芮国国君制作媵器,鲁国也赠送铜器。谢尧亭推测,倗伯娶王姊,同姓诸侯国都有陪嫁女子,这件鲁侯鼎可能是在这次婚姻中陪嫁的鲁国女子的媵器。



以滕州枣庄为中心的鲁西南枣滕地区,在近几年,晚商至两周时期的区域考古工作也取得了令人兴奋的新进展。而两周时期汶上诸侯国,在近20年中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梁中合研究员提交论文《从前掌大墓地出土青铜器看方国与中原王朝关系》,从铜器形制和组合、分类、墓葬的年代、墓葬的形制与葬俗、典型器物的比较等方面,重申了前掌大墓地与中原晚商时期墓葬的差异,以及与中原王朝同时期文化的联系。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燕生东教授提交论文《枣滕地区周代邦国及青铜器初探》,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以枣庄、滕州为中心的鲁西南地区两周诸侯国的考古发现。从现有的发现可知,两周时期,当地至少存在姬姓滕国、妊姓薛国和邳国,姒姓缯国,赢姓粊(鄪)国,曹姓邾国、滥国等国家。

吉林大学文学院考古系井中伟副教授对枣庄徐楼墓地进行了分析,对墓葬性别差异和嵌红铜铜器进行讨论。他认为,枣庄徐楼M1墓主 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纪要夫人来自宋国公室,其墓室内器物箱与棺椁葬具呈东西向南北并立,当是遵从夫家葬俗。不过她拥有的青铜礼乐器要比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纪要公丰厚许多,这有违于周代贵族妇女较其丈夫“礼降一等”的惯例,当与其娘家为宋国有关。夫人墓中出土的塔式铜盒、提链铜罐除盛放香料外,也会盛放其他日常生活用品。而墓葬出土的嵌红铜铜器工艺较为原始,当是受到南方楚地的影响而出现的,可能随之又将这种工艺传播到了豫北地区。另外M2出土的“鄝子妆之用”戈,可能是墓主 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纪要参加了助楚灭蓼战争,死后将彰显当时军功的这件战利品随身埋葬。



三、山东地区周邻青铜文化的新研究成果

    部分学者从自身研究角度出发,研究山东周邻区域的青铜器与古国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这些周邻区域文化与山东地区的青铜器与古国关系密切、相互影响,呈现出交流与融合的状态。

南京博物院张勄研究员介绍江苏省内发现的先秦青铜器情况。江苏在先秦的不同时期古国分布情况不同。商代青铜器数量不多,目前仅在连云港大村水库、江宁横溪、铜井、句容葛村和高邮三垛有发现,是苏北的地方方国还是和商王朝关系更加密切的地方行政机构,目前尚无法确定。西周时期目前发现的材料可能属于干国和吴国。前者的青铜器在仪征破山口、高邮周邶村有过发现。吴国青铜器则在丹徒烟墩山、荞麦山、磨盘墩、溧水乌山、丹阳四方山,访仙、司徒的窖藏中被多次发现。两周时期江苏北部有莒、郯、徐等国家,而中南部主要为干、吴、越的文化分布范围。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主要以徐国、吴国和越国青铜器最为常见。战国时期青铜器目前仅见越国、邳国和楚国铜器,且数量有限。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钱益汇教授对徐国和山东周代古国的青铜器进行分析。他认为徐国从周初到春秋早期,一直活动在鲁国东南部,后来逐渐退出这一区域。徐国退去之后,鲁东南地区,成为了齐鲁、楚、吴等国的冲突缓冲地带。而徐国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山东地区的莒、邾、齐、鲁等国家都保持较密切的关系。

安徽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叶舒然博士对山东、安徽春秋墓葬青铜容器组合进行了定量考古学分析对比。她从单变量研究和奇偶数变量研究两个方面入手,以频率为研究视角,进行比较。她发现,鼎在山东和安徽出现频率较高,在山东的频率极高,因此可能处于次核心的地位。春秋晚期两地都有敦随葬,但早中期未见到。安徽出土大量的缶,山东较少。安徽、山东在青铜容器的组合规律上,整体类似,但两地的奇偶数变量非常复杂,说明地域差异对墓葬的影响比较大。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琨璋研究员对比东周时期晋国与齐鲁莒三国的青铜文化。他从都城迁徙过程与布局、墓地和青铜器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认为晋国青铜文化共性较强,而山东地区的古国却存在较强的地方特色和国别差异。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华玉冰教授介绍辽东半岛的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文化圈的分布格局与演进情况。他认为,过去学术界将辽东半岛的东周考古学文化统属于双房文化中,但实际上当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属不同考古学文化,渊源、流向各不相同,称“圈”为妥。他认为,当地的考古学文化圈形成可上溯至西周初年,在辽西地区是高台山文化、半岛北部是马城子文化(山地文化)、半岛南部则是双坨子三期文化的分布区。之后,双坨子三期文化最先终结;辽西地区高台山文化逐渐退出,主体沿西拉木伦河成为夏家店上层文化主要构成因素;马城子文化不断扩张,并形成不同的新考古学文化——新城子文化、西团山文化。新兴的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很多共性,比如都使用弦纹壶、东北系铜剑。以共性文化因素弦纹壶的分布,可初步确定辽东考古文化圈的范围为西起辽河(含东辽河)以东的辽河流域,东到鸭绿江中下游及辽东半岛诸河流域。战国时期,郑家洼子类型开始向半岛及山地渗透,伴随燕文化的扩张,共同占据整个辽东;而双房类型、岗上类型大部分退出辽东,新城子文化一部分留存本地。西周以后,辽东逐渐与山东半岛断绝了联系。

河南博物院李琴研究员对商代的镂空圈足青铜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专项研究。她认为商代镂空青铜器的出现,与铸造技术不发达,需要设置泥芯撑有关。随着时代的发展,器物圈足上的镂孔由大变小,甚至不见,是青铜铸造业更为发达的结果。而在现实铸造过程中,不排除部分圈足镂空是刻意预留的装饰性孔洞。

河南省博物院李宏研究员提交论文《从平盖鼎的播迁看春秋时期楚和夷族群的关系》。她从两周时期平盖鼎的传承流变和出土地域、国属入手进行分析,认为平盖鼎在两周之际集中分布于淮河下游的鲁西南地区,以东夷、淮夷小国最为常见,而其他国家较为少见。在春秋中期以后,由于楚国的扩张和北上扩张淮河流域的夷系诸小国,使得平盖鼎开始在江汉平原北部出现。至战国时期以后,平盖已经内化为楚式鼎中的一种元素存在。

山西大学陈小三先生提交论文《琉璃阁墓地春秋青铜文化因素分析》,对琉璃阁墓地甲、乙墓、M55、M80和两对对子墓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M80的无盖鼎可能是郑国铸铜作坊的产品;甲墓中的嵌红铜扁壶、瓠壶、乙墓中的环耳矮圈足铜盘,当是来自海岱地区的文化因素。甲墓中的凤首直内戈、铜锁,乙墓中发现的蟠虺纹瑚,则是楚文化影响的产物。同时,在乙墓中发现的高裆空柱足甗,则很可能是群舒文化的产物。另外,琉璃阁墓地中还有部分器物如铜鍑、花格剑可能受到了北方地区的影响。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路国权先生以《江淮起源:试论铜浴缶的谱系和源流》为题发表演讲。他细致分析了铜浴缶的形制演变规律,认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浴缶可以追溯到在两周之际至春秋初期的江淮地区,原是群舒文化的器物,后来为楚文化所吸收,成为楚文化中的江淮裔文化因素,尔后伴随楚文化的扩张影响到周边地区。路国权认为,除了浴缶,楚系青铜器中的附耳子母口平顶盖鼎、小口鼎等也属于楚文化中的群舒裔文化因素,源头亦在江淮地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雷兴山教授介绍了周原地区近年来的系统调查和2014年的发掘成果。他通过周原地区的空白地带与自然界标、壕沟等人文界标、特殊遗迹和遗物的组合关系探讨了周原地区的功能区划以及各区的年代分界。他认为周原的殷遗民和周人共同居住在周原地区,二者形成了“聚邑成都,二系一体”的格局。

四、山东地区青铜器冶金考古研究

对于青铜器而言,冶金考古和金属器的科技分析手段,拓展了我们对于铜器的认识,而从科技检测分析的数据中,往往能获得传统研究手段所不能获取的信息。本次会议中,有两位学者,就将冶金考古的成果上升到了社会层面。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苏荣誉研究员以枣庄徐楼镶铸铜器为切入口,讨论了铸镶青铜器的年代与产地问题。徐楼墓葬出土的五件铸镶铜器,过去往往被称为错红铜铜器。苏荣誉研究员系统展示了目前已知的春秋至战国早中期的铸镶工艺铜器,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年代和分布地域分析,他认为,此类铸镶红铜器装饰风格十分一致,纹饰有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其工艺技术源头,来自于青铜器的芯撑(垫片)使用,而采用铸镶红铜,是将芯撑的实用功能发展到装饰,由透镶到半透镶的工艺变化过程中,红铜片也由几何图形转变为动物画像。而从这一工艺的起源地看,目前的证据皆指向鲁西南的淮河流域,在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楚文化的技术改造和推广。

上海博物馆丁忠明先生则对新泰周家庄墓地的青铜器的铸焊、铸接(包括同心圆剑首铸接)、复合金属技术、菱形纹饰技术、薄壁技术(金属芯撑的设置)、加强筋的设置、热锻技术进行了分析。他发现,新泰周家庄出土的青铜器中,鼎、豆普遍使用了铸焊技术,焊料以纯铅为主,焊接连接方式以凸榫,环钮榫头最为多见,所焊接的对象都是器壁薄,故他认为这些器物,因此很可能都是明器。周家庄墓地较小的附件还是以铸接技术为主,如同心圆首剑的剑首、戈的翘尖鼻饰,匜鋬,盘、豆、舟、鼎盖等环钮是铸接而成。有的在主体上设置凸榫外,还设置了防止脱落的次榫头。周家庄出土的两把复合剑是将低锡部分设置在剑身中,整体被包围在剑身中间。剑脊及剑刃是高锡青铜合金,为一次铸造而成。这种复合结构与以往剑脊为低锡的结构完全不同。周家庄墓地的铜容器大部分器璧极薄,为保证浇铸成功,在铸型上设置了大量有序的芯撑以确保成型。

五、相关商周考古学问题的探索

除了山东及其周邻地区的青铜文化发现与研究外,本次大会对部分商周考古学的核心问题也有涉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提交论文《从夏代都邑看“夷夏东西”》。他系统梳理了有关夏代都邑的文献记载,发现在文献中夏族活动区域主要在今黄河沿线,以河南为中心,势力范围涉及山西与山东的部分地区。从文献记载的夏代都邑的迁徙过程看,夏与东夷在地理上的分界并不明显,甚至是犬牙交错的。傅斯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总体上可以成立,但在彻底蠡清豫东鲁西的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以前,可能不宜将夷夏关系简单等同于东西对峙。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岳连建研究员以《商末周初青铜器的比较与时代特征》为题发表演讲,详细梳理晚商和西周早期的铜器特点,他认为西周初期铜器有如下八个特点—1.深腹柱足较粗的圆鼎和方鼎;2.收腹高圈足的盆形无耳或双耳簋;3.深腹高裆的甗;4.瘦体高圈足的觚和粗体深腹的爵;5.侈口长颈圆腹的高圈足尊;6.球腹双耳(无垂珥)高圈足的大兽面纹簋;7.浮雕感强的夔龙纹和兽面纹装饰的铜器;8.有“祀”和“翌日”纪年日铭文的铜器。岳连建认为,这八个特点也可以作为商周铜器断代的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以《西周时期侯、伯性质及其关系》为题发表演讲。他认为,如何理解周代家族爵制,对于理解西周时期的政治体制和权力分配具有重大意义,文献记载的五等爵制是否真的存在于西周社会,是值得推敲的。对于西周家族爵制研究,一种是依据文献记载展开的,但是考古材料不断证明,这种文献视角的缺陷较大,尤其是对西周早中期周王朝政治格局和行使有效政治统治的情况更缺乏记载。整个西周时期,在文献中有记载的家族与封国数量有限,而根据考古发现确认的,如前掌大的史氏、弓鱼、倗、霸等文献失载的也很多。另外,各诸侯国或贵族家族的自我标榜,历史记忆的重构等也影响到文献记载的准确性。此外,西周晚期异姓称“侯”者,其性质未必如早期之“侯”。西周的“侯”,可能有特殊的性质。徐良高认为,西周金文所称之“侯”代表天子镇守一方,有征伐之权,大约相当于文献所记的诸侯之长;而伯包括在王室服务的京畿之“伯”和在京畿之外的“伯”,基本是血缘家族的族长,既有同姓者,也有异姓者,包括接受周人统治的商人或各地土著部族首领、族长。王室内大臣称周公、召公、井伯等,不见称“侯”者。京畿地区不见“侯”国。从考古发现看,称“侯”者与称“伯”者家族聚居地的地理分布位置往往既毗邻而居,又相对独立。他认为,西周时期的政治管理格局大体应该分为四层,周王直接控制京畿;诸侯处于京畿与敌对四夷之间中间地带,发挥“封邦建国,以蕃屏周”作用;与“侯”杂处,作为附庸或部属的由称“伯”等领导的同姓或异姓宗族;再外围,是称“子”、“王”的异姓部族方国人群,他虽然基本承认周王主导权,但又叛服不定,再外围则是完全不受周王控制的化外四夷方国部族。徐良高以此模式分析了作为“大东”区域的山东地区的西周政治格局,认为从西周早期到中晚期,随着周人统治的巩固,异姓家族大大受到抑制,许多家族消失;但也有诸如莒这样地处边缘的国族侥幸存留。西周晚期到东周时期,随着周王室控制力度的削弱,山东地区各个诸侯势力的此消彼长的变化,滕的势力弱化,东夷势力获得发展机会,方才形成明显的齐鲁莒三大文化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占奎研究员以《由畯簋说初吉》为题,介绍了他对西周历法的最新研究成果。他通过对新见畯簋铭文中“今朕不丕顯考龏王”确定该器为懿王时期的器物,而铭文篇首“隹十年正月初吉甲寅”证明懿王的积年当在十年以上,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表中,认为懿王仅有7年,这明显产生了错误。若懿王王年超过十年,则《古本竹书纪年》中“天再旦于郑”就需要重新考虑。依《断代工程年表》,懿王元年始于BC899年,则其十年当为BC890,以历日反推,则可证明《断代工程年表》“初吉初干(即初一到初十)吉日说”是错误的。同时,畯簋铭文证明,《史记·周本纪》与诸《世家》中关于厉王在位年份的推导,应该取诸《世家》的短年说,而不应取《周本纪》的37年长年说。进而,长期以来晋侯稣钟(33年)厉、宣争论当以宣王说的胜利而告结束。对应于懿王十年即BC890年正月(建亥)十八,亦即,对应于计自冬至的第339天,则说明初吉应是定点,而非是一个时间区间。在《国语·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中对初吉的上下文中,已经非常清晰地说明,初吉是阳历性的,是以星象(农祥晨正)的周年视运动为根据的,初吉不是诸旧说的阴历性的,更不是吉日性的说法。王占奎据此给出了初吉的数学表达公式——


初吉=1+(9×4)+2+(9×20)+3+(9×16)=366天


这一公式,以目前已知的所有四要素俱全的其他铜器铭文衡量,尚未发现矛盾。而且,这一理解,也可以调和月相与初吉之间的关系。王占奎研究员的这一说法,虽与传统诸说有较大的差异,但结论却不需改动金文原文,研究意义尤值期待。

山东省博物馆于秋伟先生对青铜器和汉画及历代《狩猎图》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狩猎题材这种图式若只是现实生活的逼真描绘,从远古到清代的传承说明这根本是不可能的,相反,这种图式暗含着一种寓意。在汉代,这种图式完全失去了内容的含义,而成为单纯装饰性的画面。这种变化出现在中原地区,与此同时,在中原周围的边地,这种狩猎图仍然延续着其内容的现实性,这一点与中原地区存在很大差别。





会议闭幕式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占奎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雷兴山教授分别对分组讨论的情况进行总结。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则对本次大会进行学术总结。他认为,这次会议始终受到了当地领导的重视,会议的组织,规模不大,但省内研究者和临近地区的相关学者基本都有代表出席,这为推进山东古国和青铜器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组织推动作用。从内容上讲,本次会议的议题比较集中,基本围绕山东地区的古国和青铜时代展开,讨论的问题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这达到了会议的预期效果。从参会学者看,年轻学者人数较多,这反映了当前中国考古学界的发展趋势,是新的现象,对青年学者而言,也是很好的机遇。他希望年轻学者能够在业务上有所突破。他说,对于考古研究而言,只要沉下来静心研究,就一定有成果。

刘绪教授对今后山东古国与青铜器研究的前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第一,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山东地区就是相对独立的区域,但他和中原地区交流很广泛,发展过程基本与中原地区。从北辛、后李时代到龙山、岳石时期,山东地区的文化基本上都能与中原地区对应,几乎可以说是在同步发生。但是,到了商代早期偏晚阶段,山东地区传统的相对独立的文化格局被打破。从这时期开始,山东开始了一个古国林立的时代。从现在已知的族墓地看,族徽种类以山东最为复杂。山东的古国研究,应该有学者继王献唐以后好好梳理考证。

第二,岳石文化进入青铜时代以来,分布范围并不比典型龙山小,但是目前未发现高等级的遗迹和遗物。因此要着重解决岳石文化的等级问题。同时,二里冈下层文化的遗存,在山东地区也十分缺乏。但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先商文化的来源,商文化的起源问题。这一学术问题,必须在山东有突破,填补空白。要证明或者证伪传统文献记载的商文化起源于东方,都必须具备充分的证据。

第三,西周时期,山东地区分封很多诸侯国,最重要的齐、鲁两国的始封地目前还无法确认。近些年,汉阳诸姬的分封问题,在湖北省有突破,说明只要肯下功夫探索,山东地区也一定能解决齐、鲁的始封问题。而对于其他文献记载或失载的诸侯国,山东地区数量很多,同样需要综合研究。类似滕、薛的始封地、对应的城址、建筑、高等级贵族墓葬等等,也需要解决。东周时期,山东的情况更加复杂,比如会议召开地的莒国,虽然不是大国,但是文化面貌很有特色,同样需要山东省和省外学者共同探讨与研究。

第四,鲁东南地区对山东考古学史而言,商代过去基本是空白,但是最近有很多新发现,有商代陶器的证据,这是很了不起的突破,也是夏商周考古学的重大突破。西周的鲁东南文化面貌如何,目前还没有线索。但从本次会议提供的材料看,在莒的范围内,可能有部分原来被认为是商代的材料,年代可能已经进入了西周早期,部分原来被定为西周晚期的,可能年代进入了春秋早期。但零星的材料,依然说明鲁东南地区整个西周时期还是缺乏研究的基础材料。对于鲁东南地区的探索,不仅仅关乎齐鲁和周王朝对东方的经略,也关系到商王朝晚期在本地的政治经略方式,还关系到,东部沿海地区各诸侯国间的疆域与互动关系,是非常重大的学术课题。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先生做了总结发言。他认为这次会议非常成功,会议期间成立的山东省青铜文化研究会将会在未来推动山东的青铜文化研究。对山东地区的古国研究,李伯谦认为,应该将之放置在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来观察。山东地区出现的数量众多的古国,是中华文明在王国时期的第二和第三阶段的产物,是国家形态演进的缩影。对于这一阶段的考古学研究,首先要做扎实考古工作,才能联系传说中的有关记载,将考古研究上升到历史研究。虽然对于山东古国的文献记载很少,但毕竟还是有文献记载的线索,研究者应该充分利用,进行可信性研究,尽可能地回答国族的线索。不能对历史文献的记载采用虚无主义,更不能因为没有同时期的文献记载就不进行国族研究。对于中国先秦时期或者原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在扎实田野工作的基础上,更要加大文献的研究和利用,这才是我们研究的乐趣所在,更是夏商周考古的优势和学科使命所在。



在会议期间,部分与会代表也参加莒县县政府在莒州博物馆举办“苏兆庆先生从事文博工作60周年座谈会”活动。苏兆庆先生扎根基层文博岗位勤奋工作多年,不断提高自身业务能力,参与、见证陵阳河、大朱村等一系列重大遗址发掘工作,为莒县文物保护事业劳碌奔波,为莒县当地文物事业的繁荣发展、为宣传莒文化做出重大贡献。苏先生是老一辈文物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也是今后山东基层文博单位发展壮大的坚实力量。此次活动的举办,不仅是当地政府表达对苏先生的敬意,也是全省文物工作者对于老一辈文博工作者的崇敬和感谢。

“山东青铜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也在此次会议期间进行。随着山东商周时期重大考古发现的增多、商周考古研究的深入及细化,山东青铜文化研究引起省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同时对于研究也提出新要求。近两年,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的《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山东卷》、《山东文物大系-青铜器卷》的编纂工作便是这种学术动向的反映。山东青铜文化研究会就是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在省内外相关学者的倡导下应运而生。研究会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方辉教授任主任,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延常研究员兼任秘书长。在成立大会上,几位与会顾问认为研究会的成立将极大的推动山东地区青铜器研究、古国、古文化的研究,并且对于山东青铜文化研究会提出深切期望。

此次学术会议是山东考古学界近年学术研究的盛会,聚集国内商周考古与青铜器研究的众多学者,与会学者发表对于青铜器与山东古国相关学术见解,会议期间也进行热烈的讨论。会议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也是对山东近年商周考古研究工作的一次检阅。通过此次会议,不仅加深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对下一步的深入研究也具有指导意义。







原载《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68期,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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