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洪武釉里红松竹梅纹梅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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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洪武釉里红松竹梅纹梅瓶
1 }! t/ |6 U' ]3 Y9 k  D来源：绝世宝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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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x$ e2 l& t7 I' E* M2 ?5 q　　此梅瓶为南京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洪武官窑出品，是作为墓主人永乐皇帝（即明成祖）朱棣(1360-1424)的驸马都尉宋琥和女儿安成公主（宋琥夫人）生前喜爱之物下葬的，也是墓主人高贵身份的象征。此梅瓶不仅体现出洪武釉里红制品的鲜明特点，更重要的是它有明确的考古出土经历，这个事实又使得其有明显超越其它馆藏品的历史地位，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考古学上的意义，它的身份证可是杠杠的！

0 H' p9 g& O, o& b; x' x9 ~　　此梅瓶高41.7厘米，腹围68.4厘米，口径6.3厘米，造型优美，器型完整无缺，胎体白而坚致。岁寒三友指松树、绿竹、梅花三种常绿植物，象征着高洁的志向，是元代文人画的常用题材。岁寒三友纹饰添绘一株芭蕉。釉里红瓷器色彩凝重华丽、纯正鲜艳，烧制条件要求高，烧制技术难掌握，所以十分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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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皇帝朱元璋与釉里红瓷器
3 s5 C3 a, m) k& n　　明开国洪武皇帝（即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是一个勤俭皇帝，在立国之初百业待兴，对于前朝（元朝）的奢侈的金银铜日用器提出限制。并积极倡导国民使用瓷器，加上朱家得天下的不易。朱乃红也！又是汉民族的尊崇之色。因此，明代在我国瓷器发展史中，对元代的釉里红发展可以讲是不惜一切代价。在朱元璋执政时期，釉里红的烧造数量比其它釉色的瓷器要多得多。釉里红是贯穿整个洪武时期的主基调。但是，由于明洪武在立国之初，很多事情多需要改革与强化。没有时间顾及到瓷器生产设立官窑的建制。从目前考古研究证明，因为洪武瓷器传世极少，加之目前尚未发现带洪武官窑款的器物，所以给区分洪武瓷器与元代瓷器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是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明洪武瓷器的面貌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1964年考古工作者在南京明故宫遗址发掘出一批明洪武时期的瓷器，在出土的瓷片中，官窑、民窑都有。这些器物无论是形制还是纹饰，都可以看到元瓷的影响，同时又蕴藏着不同于元代瓷器的新的变化。１９８４年夏季在北京第四中学基建工地上，又发现数千片青花和釉里红残片。这些残片的风格既区别于元青花，又早于明永乐的标本，根据土质，地层叠压关系及伴随物，确认是明代洪武时期的产品。另外景德镇御窑厂出土了一批明代洪武器的残片，它们虽然都不完整，但可作为典型器来对照完整的传世品，这些发现不仅填补了瓷器史的空白，而且是研究明初景德镇窑场，烧造瓷器的分期，断代的很好资料。这些珍贵资料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特别是景德镇瓷器烧造技术在宋、元的基础上都有了很大提高，烧制瓷器技术得到了全面发展，当时，除了正式设“御器厂”、“厂官窑”烧制的御用器外，民窑瓷器也有很大发展，出现了“官民竞市”的欣欣向荣的局面，在繁花似锦的众多器物中，明初洪武时期的釉里红瓷器以及红釉、青花瓷器如昙花一现，尤为短暂，稀少、珍贵。洪武瓷器也与元末瓷器一样，对于考古研究和学术界来说，都是新鲜课题。几百年来，没有人把洪武瓷器作为专门的课题来研究，因此也没有人能够把洪武瓷器讲清楚。WG结束以后，80年代中后期，专家们根据考古新发现的资料（瓷器标本）对馆藏瓷器进行研究后，逐步总结出了洪武瓷器的基本情况和特征。就现有资料来看，洪武时期精美的青花和釉里红瓷器与元末至正型瓷器一样，有巨型器、大型器和中小型器，存世的品种中尤其以釉里红居多，另外有少量矾红彩瓷、青花瓷、白瓷等品种。洪武时期是元朝瓷器逐步向明朝瓷器过渡的时期，洪武初期的瓷器与元末瓷器相比，不论是造型、纹饰，还是绘画布局，都没有明显的划分界线。许多大碗大盘等巨型瓷器并不亚于元末至正型瓷器；若把实心蕉叶纹和独立变形莲瓣纹作为元朝纹饰的特征，把空心蕉叶纹和相互借边的变形莲瓣纹作为明朝纹饰的特征，那么，在同一器物上，这两类纹饰常常交互使用，就明显地反映出元末明初这个过渡时期的纹饰运用的特征了。洪武中后期，瓷器的造型、纹饰和布局，都有力图摆脱元末瓷器的影响，试图有所创新，但又无法完全不受元末瓷器的影响，所以，在创新过程中，在没有形成自身特色的时期，洪武瓷器就有既不同于元末瓷器，也不同于永宣瓷器的釉面特征和纹饰特征。区别元末和明初的瓷器，主要是纹饰的变化，但若以纹饰力图把二者截然分开的想法，就不符合“过渡时期”的客观实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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