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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较长，见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89008
很值得一读。这里只是节选和讨论。
澎湃新闻：海外汉学对清史研究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元史领域好像不太有？
刘迎胜：元史和其他断代史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清代自《元朝秘史》汉字音写本被发现之后，就在元史学界引起轰动。十九世纪末洪钧到俄、德、奥、荷兰四国担任公使，发现海外的元史研究也有很多非汉文史料，于是回国后写了《元史译文证补》，翻译了不少海外资料。这是内亚视角的开始，使元史学界意识到光靠汉文资料是不够的，要注意新材料。慢慢地，元史研究的主流演变成了海外东方学中的汉学、中国传统乾嘉史学中的边疆舆地之学和钱大昕以来的传统元史学三者之间的结合。多年来元史学界几乎没有人会把吸收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视为异端。反过来，海外蒙元史学界在中国元史学界面前，从整体上讲，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资本。对科学研究来说，要承认研究材料的共通性，只要材料是真实的，使用是符合学术规范的，观察的方法和视角可以不同，剩下的只是观点的分歧。
我想你是想问，同样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元朝，国内学界在看待国外有关元史研究的成果与方法时，有没有面临当代“新清史”那样的挑战。据我理解，海外“新清史”研究流派的学者自认为他们能够挑战传统清史研究的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史料，“新清史”强调了汉文史料以外，包括满文文献在内的非汉文史料的重要性；第二点是视角，“新清史”强调清的“内陆亚洲”属性。
当代中国的元史研究是两个学术传统融合，一个是以清钱大昕等优秀学者为代表的乾嘉传统，一个是前面我已经提到清末洪钧出使欧洲以后介绍到中国的欧洲东方学。
我们先讲第一个传统。“乾嘉学派”代表了我国传统学术的最高成就，有很高的科学性，其学术追求以及其方法*论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形成的人文科学有很大的相似性。我们知道，明初修《元史》时，虽然使用了大量元代文献，但却没有利用元皇家秘档《脱卜赤颜》，即《元朝秘史》（后来明人对《秘史》用汉字注音，加上旁译与段后总译，用为培养蒙古语译员的教科书）。直至《秘史》被人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后，才引起学界的注意。钱大昕是最早注意到《秘史》史学价值的元史学者之一。钱大昕以前的元史学者，在言及元代文献中记载的北方民族人物氏族及族属时，其理解均没有脱出传统中国史学的范围。钱大昕是通过阅读《秘史》，第一个从血缘的角度理解蒙古人内部亲疏之分的元史学者，因此他所编次的《元史氏族志》至今仍有重要价值。钱大昕阅读过《圣武亲征录》，注意到《秘史》与《太祖纪》之间的差异。而相对于传统的汉文史料，《秘史》是另一类史料，是元代蒙古人自己书写的史籍。换而言之，钱大昕既关注到非汉文史料，也试图通过《秘史》来理解元代历史。也就是说，前面提到的“新清史”的两个最重要的突出点，从元史研究的角度看，钱大昕的学术生涯中已经开始萌芽。
其次再谈欧洲的“东方学”。从清末开始，赴欧美、日本求知的中国学子便开始有人学习“东方学”，其中最杰出者便是陈寅恪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海外归来的有于道泉、王静如、夏鼐、冯家昇等人，而韩儒林、邵循正、翁独健先生则是将近代欧美蒙元史流派引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学术相结合，形成当代中国蒙元史研究新流派的代表人物。要说国内蒙元史研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新清史”那样的挑战，我个人感觉，如果有，也就是在清末洪钧归国著《元史译文证补》，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韩、邵、翁三先生带来欧洲“东方学”的视角那几十年中。
当代中国元史学界数十年来，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反对把自己的视野限于国内，将学术竞争的舞台定位于全球，敢于与世界最优秀的蒙元史学者同台竞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蒙元史学界的学者潜心钻研中国少数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字，学习英、德、法、俄、日等发达国家语言，使用各种文字的史料，阅读并评述境内外同行的成果。随便查阅一下国内的研究成果，便可以发现，在讨论元代制度的论著中，从草原旧制与中原汉制入手者比比皆是，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元史研究并不缺什么“内陆亚洲”视角。可以说中国的蒙元史研究与世界同行是并驾齐驱的，是互相讨论、切磋与学习的。即使面对当代日本京都大学的杉山正明、韩国汉城国立大学的金浩东、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Michal Biran（彭小燕）这些强调蒙元帝国的“世界性”的学者，也是这样。当代中国以外最重要的蒙元史工程，当属前述以色列彭小燕教授领导下的研究计划，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不乏中国元史学者的身影。
其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带来的种种争论，涉及“什么是中国”的问题。有一些人一方面享受了多民族国家的好处，比如地大物博，再比如当年抗战，退到了大后方，云南从边陲之地变成了抗战最重要的基地，滇缅公路、驼峰航线等支持了继续抗战，边疆成了复兴的基地；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承认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这是有问题的。
以上是对访谈题目中问题的回答，即在回答为什么“新清史”没有对元史造成冲击时，刘指出“新清史”（1）重视非汉文史料、（2）“强调清的‘内陆亚洲’属性”。他说第一点元史研究者早就做到了，因此不会产生与之相当的（取个名比如叫）“新元史”，但他对第二点说了些什么不明白。
> 在宋的文献中，称金统治下的老百姓为汉人，自称为中国人，“汉”和“中国”成了两个不同的概念。
不知这个是否有文献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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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27 17:57: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