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文化乱相路,一方面是满清的文化逆转,扰乱了儒家文化自然演变的理性循序;另一方面是强势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图解,扰乱儒学原有的逻辑理路。如唯心与唯物,辩证与教条的定义界分,完全紊乱不堪。老子的无为自然观被归属唯物而崇扬;孔孟人能弘道的主观能动归入唯心论而贬斥。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被定义为主观唯心主义,何其谬矣。“万物皆备于我”,诚之者人之信道,应对诚者天道,诚者实也,反身而诚,应对天道的万物过化,诚也;应对人之信道,同样是人道之诚吧。如此的“万物皆备于我”的豪情,“乐莫大焉”。“有诸己之谓信”,强恕而行的诚信道,不是求仁莫近焉?人能弘道的实学,“充实之谓美”,“充实而光辉之谓大”,何有理由视之为主观唯心主义?“万物皆备于我”,非空言,乃实学。特别在物质生产力落实的战国时代,虽然有着人道弥补天道缺失的逻辑义理,更有激发认识和开发自然的逻辑义理,理性接续就是荀子的“精于物者而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船山的实学心性,“我性自天,不能自亏;我才自命,不能自逸;我情自性,不能自薄”,不是对“万物皆备于我”最好的逻辑解释?五四运动提倡个性自由,传统文化研究却在埋汰个性自由,活生生的倡扬个性自由的心性文化视为糟粕,诚为感慨。其实,唯物论非老子自然观,而是荀子顺天而制天的儒家自然观,更高阶段是船山的道体论,顺乎物则的终奏物,因此而产生对始奏活力人的两个条件限定,一是物质生产力条件限定,二是社会制度与文化的条件限定。始奏活力人必要有顺乎物则的两大条件配备,“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实践理性的“推而准之于无穷,皆是物也”,“容有迹而音无方”的心性唯物。离开人能弘道的主观能动,不存在唯物论。传统儒学给我们展现着这一逻辑思路,“知于天更要知于人”。人能弘道的实学,非唯心;脱离实学,绝对唯心。佛之空,幻化人生的真*相皆空,不是唯心?道之虚无,坚执质朴人无为的心性概念,漠然人参天地的文明事实,包括继善成性成文明的心性事实,不是唯心?宋明理学的理在气先,先天定理,漠视孔子的习以性成,气中理、神中理的客观事实,不是唯心?儒道佛追求的善性,都以抑情禁欲,漠视人的生理本能与物欲需求,不是唯心?值得一提的是:宋明理学的唯心与教条连在一起。超越孔儒应该之理的逻辑底线,成为教条的当然之理。《易传》易简理得的尊卑在位,被宋明理学视为理在气先的尊卑定理;《中庸》的天命之谓性,性即理,便成天命之谓理;孟子的可欲之谓善,冲破了道德底线成存天理,去人欲……。辩证法的理则体现在那里,存在音容天,逮音容成与音以节容的不同因果路,疑乎人心的心性辩证。所以我赞同以传统哲学理论去质正西方的哲学理论,真正的中西文化会通路。
中西文化会流造成传统儒学的义理思路紊乱,唯心与唯物,辩证与教条之定义分界的理则也紊乱了,无限感慨!
孔子的中庸之谓德,君子文质彬彬,言及心性修养,传统儒学值可传续的心性文化。宋后,孔子中庸的心性范畴,演绎为心性人事合一的本体论范畴,中庸体用,由此产生实学与非实学的两种儒学。非实学是宋明理学的中为心体庸定常;实学是张载气学与船山实学,中为体,庸定用。质文的心性范畴也进入本体论中,船山说:“刚柔文质,道原并建,大中即寓其间”。本体的功能运行中,从“大中即寓其间”的“道原并建”的逻辑理解,可以感悟到君子文质彬彬之心性文化所发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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