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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老师《论语别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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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16 07:42:56 |显示全部楼层
学而第一

三言四语 现在各大专学校的学生,有一个新称号——“三四教授”。假如我们看见一位不认识的教授,想知道这位老师是教什么的,往往被询问的同学会说:“哦,三四教授。”这句话含有非常轻视的意思。所谓“三四教授”就是教三民*主义、四书五经的教授。他们在学校里是没有人看得起的,同军训教官一样,被学生另眼相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八、九年前,和一位国立大学教书的朋友谈起,问他怎么搞的,教得学生对三民*主义如此反感?他说这件事没有办法。我认为不是没有办法,表示愿意代他教几个小时。后来有个机会,一位某大学的学生要我去参加他们开会,他说他们要开会讨论“中国文学的再革命”,听到这个题目,我说:“你们要搞这个东西?!我晚上来看看!” 我约了那位三民*主义教授一起去参加。参加开会的都是调皮学生,他们激昂慷慨,说了一大篇话,最后要我讲话。我就告诉这些同学们,首先应该了解“革命”是什么意思。这所大学是国立的最高学府,在这里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它的意义不能不懂,要知道“革命”一辞,出于我国最古老著作之一的《易经》,然后讲了许多理由。 我说,譬如中国文学自“五四运动”以来,由旧的文学作品改成白话文后,有什么功用呢?几十年来亲眼所见,中国的教育普及了,知识普遍了,对世界知识的吸收力增加了,无可否认,这些对于国家的进步有贡献。但是对于中国文化,却从此一刀斩断了。什么原因呢?中国文化库存里堆积的东西太多了,几千年来的文化都藉着古文保留着。

至于接受白话文学教育的人们看不懂古文,当然就打不开这个仓库,因此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看,就此一刀拦腰斩断了。

你们现在讲文学再革命,讲白话文学,我们先要知道为什么要推行白话。在“五四运动”前后,一般人认为救这个国家,必须吸收新的知识,尤其要融会古今中外的学术文化,于是老牌留学生到外面一看,任何国家的语言和文字都是一致的,因此认为中国所以不进步,是文字工具害了我们,尤其四书五经“子曰、孔子曰”一塌糊涂,非把这个打倒不可,所以提倡了白话文。

语文的变与不变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看世界的文字,不管英文、德文、法文,虽然现在的文字和语言是合一的,但是语言大约三十年一变,所以一百年以前的英文、法文书籍,除非专家,否则是莫辨雌雄。

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晓得语言和时代是要变的,所以把文字脱开了语言,只是用很短的时间,经过两三年的训练就会写出来,这个文字就单独成为一个体系,表达了思想。因此这种文字所保留下来的几千年以上的思想,在几千年以后的人看来,如面对现在,没有阻碍,它对于国家有什么错误呢?没有错。只是因为教育不普及,大家对于这个国文的修养没有学好。当时提倡“五四运动”的部分人士,求进之心是对的,在学问修养上,老实讲,还有商量的必要,于是这一文学革命就出了问题。


举例来讲,生活上每天必有的一件事——上厕所,我们小时候叫“出恭”,后来叫“解手”,现在叫“上一号”了,看看几十年来,变了好多。因此,我们翻开资料,对“五四运动”前后的白话文,现在看来,简直不通;到了现在的文章,说它不好吗?真好。好吗?文章看完了,价值也完了,多半没有保留的价值。将来怎样演变还不知道,所以你们为什么要文学再革命,我就不懂。因此,文学革命,我没有资格讲,你们也没有资格讲。为什么呢?如果古文、四六体、作诗、填词,都能露一手,然后发现这种文学有毛病,这才有资格谈革命。现在你们连“命”都还没有,还“革”个什么呢?你们还有文学革命的资格吗? 我这番话一讲,他们听傻了。这个会后来也就搞不成了。无形中也把大专院校中这个小风波平息了。因此,我告诉那位教三民*主义的朋友,一定替他教几个钟点课,因为大学生中,信仰坚强的固然很多,而对三民*主义头痛的也大有人在。后来我去替这位朋友讲课,起初不讲三民*主义,而讲中国文化与中国思想演变的原因道理。分析自上古到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演变到后来,所以才有我们国父的三民*主义出来,问同学对不对?对!有没有价值?有价值!所以要读三民*主义,读了以后再加批评都可以,不能盲目的不去看它,就说这个三民*主义是党八股。党八股你懂不懂?不懂就不能随便批评。这一来,引起他们读三民*主义的兴趣了,这是我所经历的故事。

四书五经的假面目 讲到四书也是一样,我们在这里讲推行复兴文化运动,而在外面,尤其是新的教育——国民义务教育施行以后,讨厌四书五经的情形,是无以复加了,而问题出在四书五经的孔孟思想被讲解错了。这不是现在才开始,从唐宋以后,乃至远从汉唐以来,许多要点,就一直讲解错了。 要说明这个道理,我们也要讲一个实际的故事。 我们这一代,就时代背景而言,是生活在夹缝中,是新、旧、中、外交接巨变中的人生,我的幼年在私塾中度过,当时读四书五经也非常反感,因为以前老师对学生的质疑,只说“将来你会懂”,这个“将来”不知要“将”到几时。所以后来“五四运动”,闹新学派风潮的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参加作打手,但是多少也有点愤慨。
步入中年以后,对中外思想,尤其在这个时代的演变,看到了这么许多,自己要找症结了。 所谓找症结,那也是十七、八年以前,好几位先生在一起谈起,大家认为要救中国就要复兴文化。于是有些教授学者们,主张把四书重新编辑。他们认为四书杂乱无章,要分门别类编在一起,讲孝的归到孝,讲仁的归到仁,把《论语》的篇章整理一道,希望我也负责一个部门。当时我答应考虑考虑,回家拿出四书重读一遍后,发现这个改编方法有问题。第二天开会,我就反对,不赞成改编,因为,以全部《论语》来讲,他本身就有一贯的系统,完全是对的。我们不需要以新的观念来割裂它。问题出在过去被一般人解释错误了。我们要把握真正的孔孟思想,只要将唐宋以后的注解推开,就自然会找出孔孟原来的思想。这叫做“以经解经”,就是仅读原文,把原文读熟了,它本身的语句思想,在后面的语句中就有清晰的解释。以这个态度研究《论语》,它可以说前后篇章贯而通之,因此我不主张改编。

被忽视的道家

后来,在一些地方讲解《论语》,我就提起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自“五四运动”以来,有个口号,叫“打倒孔家店”的问题。

中国文化的演变发展,大致分两大段。譬如一提起秦汉以前的中国文化,人们就拿孔孟思想代表了一切。其实所谓孔孟思想,只是中国文化中间主要的一环。另外还有道家、墨家、诸子百家……很多很多,都是中国文化一个系统下来的。如果把它缩小范围,则有儒、墨、道主要的三家。尤其中国文化在政治上历代引用的是道家思想,这一点我们要注意。

中国历史上,每逢变乱的时候,拨乱反正,都属道家思想之功;天下太平了,则用孔孟儒家的思想。这是我们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关键,身为中国人,这个历史关键是应该知道的。 孔孟思想,本来与道家是不分家的,这种分家是秦汉以后的事,到了唐代,讲中国文化,已不是儒、墨、道三家,而是儒、释、道三家了。 “释”就是印度来的佛学,代表整个印度文化的精华,它从东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一直到宋代。宋朝以后,印度本身已没有真正的佛学,而被阿拉伯民族的伊斯兰教思想及婆罗门教等所占据,佛学思想在印度式微了。现在要研究真正的佛学,只有到中国来。欧洲人乃至日本人讲的那一套是不正确的。

三家店卖的是什么


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要讲儒、释、道三家,也就变成三个大店。 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 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 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药店不打,百货店也不打,偏要把粮食店打倒。打倒了粮食店,我们中国人不吃饭,只吃洋面包,这是我们不习惯的,吃久了胃会出毛病,吃到后来,西方思想出现了。那些思想是西方来的,不是从我们中国文化思想中来的。那么它为什么会来?为什么会变成这一套?就先要深切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演变,不但要了解何以今天会如此,还要知道将来该怎么办,这都是当前很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研究四书。 研究中国固有文化并不是开倒车,而是要以最新的观念去理解它。并且,我们要了解中国上下这两千多年的文化、思想、历史,不管它是什么政体,大致都以司法为中心,司法与行政是分不开的。谈到司法就讲到法律,现在我们只讲两大法系,所谓海洋法系与大陆法系。司法方面的立法,也根据这两个法系的精神而来。我们却忘记了中国自秦代以来,汉、唐、宋、元、明、清,有我们“中国系统”的一个法律系统。这个中国法律系统的哲学背景,就是以四书五经作基础,例如过去中国许多判例的根据,就是根据四书五经中的道德观念而来。


所以这部四书五经,在过去无宪法观念时代,严格说来就是一种宪法思想,也就是政治哲学思想的中心,法律思想的中心。其他各种哲学思想也都归之于它,这是讲好的一方面。

冤枉的一打 讲坏的一方面,孔家店为什么会被人打倒?“五四运动”当年,人们要打倒它,这是必然的。但为什么道理呢?后来才发现,实在打得很冤枉。因为这个店,本来是孔孟两个老板开的股份有限公司,下面还加上一些伙计曾子、子思、荀子等等,老板卖的东西货真价实。可是几千年来,被后人加了水卖,变质了。还有些是后人的解释错了,尤其是宋儒的理学家为然。这一解释错,整个光辉的孔孟思想被蒙上一层非常厚重的阴影,因此后人要推倒孔孟思想。 最近有人邀请几位先生写文章,讨论孔子思想的问题。我说有人要推倒孔孟思想是不好的,那是没有用的,第一个理由是孔子思想在中国,绝对不是他们所能打倒的。

这不是感情的话,我们把几千年历史看清楚,过去历史上也有人动过手,现代也看到“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结果打倒了没有?是越打越光辉。这样一来,使世界各国对孔子本来不肯研究的,现在却要研究一下了。这一下,反而变成弘扬孔子思想了。 现在,面对思想学术界的情况,我们有个更重要的课题,那就是如何了解文化的宝库。因为现在中年以下的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尤其现在中学以上到大学的青年,根本不知道中国文化的宝藏。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今天开始讲四书,并从《论语》讲起。 再论《论语》 《论语》,凡是中国人,从小都念过,现在大家手里拿的这一本书,是有问题的一个版本,它是宋朝大儒朱熹先生所注解的。

朱熹先生的学问人品,大致没有话可讲,但是他对四书五经的注解绝对是对的吗?在我个人非常不恭敬,但却负责任地说,问题太大,不完全是对的。 在南宋以前,四书并不用他的注解,自有了他的注解,而完全被他的思想所笼罩,那是明朝以后,朱家皇帝下令以四书考选功名,而且必须采用朱熹的注解。因此六七百年来,所有四书五经,孔孟思想,大概都被限制在“朱熹的孔子思想”中。换句话说,明代以后的人为了考功名,都在他的思想中打圈子。其中有许许多多问题,我们研究下去,就会知道。所以各位手上这本朱熹先生注解的书,值得参考,但不能完全相信。 我们既然研究孔子,而孔子在《易经·系传》上就有两句话说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以现代观念来讲,意思是人类的语言不能表达全部想要表达的思想。现在有一门新兴的课程——语意学,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声音完全相同的一句话,在录音机中播出,和面对面加上表情动作的说出,即使同一个听的人,也会有两种不同的体会与感觉。所以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能完全表达意志与思想。而把语言变成文字,文字变成书,对思想而言,是更隔一层了。

我们研究孔孟思想,必须要从《论语》着手。并不是《论语》足以代表全部孔孟思想,但是必须从它着手。现在我的观念,有许多地方很大胆的推*翻了古人。在我认为《论语》是不可以分开的,《论语》二十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我们手里的书中,现在看到文句中的一圈一圈,是宋儒开始把它圈断了,后来成为一条一条的教条,这是不可以圈断的。再说整个二十篇《论语》连起来,是一整篇文章。至少今天我个人认为是如此,也许明天我又有新认识,我自己又推*翻了自己,也未可知,但到今天为止,我认为是如此。


学而有何乐 现在这篇《学而》,包括了孔门当年教学的目的、态度、宗旨、方法等等。过去我们把它圈开来,分作一条一条读,这是错误的。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三句话连起来看,照字面讲,凡是中国人,无论老少,一定都知道。照古人的注解,学问是要大家随时练习它。“不亦说乎”,“说”是古文借用字,就是高兴的那个“悦”字,是很高兴的。假如这是很正确的注解,孔子因此便可以作圣人了,那我是不佩服的,连大龙峒孔子庙我也不会去了。讲良心话,当年老师、家长逼我们读书时,那情形真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孔子如果照这样讲,我才佩服他是圣人,因为他太通达人情世故了。

至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似通非通的,什么道理呢?从一般人到公务员,凡靠薪水吃饭的,是“富不过三天,穷不过一月”,遇上了穷的那几天,朋友要来家里吃饭,当裤子都来不及,那是痛苦万分的事。所以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惨’乎。”绝不是不亦乐乎。 第三句话“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所谓“愠”,就文字解释,是放在心中的怨恨,没有发出来,在内心中有烦厌、厌恶、讨厌、怨恨之感。那么,别人不了解我,而我并不在心中怨恨,这样才算是君子。那我宁可不当君子,你对我不起,我不打你,不骗你,心里难过一下总可以吧!这也不可以,才是君子,实在是做不到。 根据书上的字面,顺着注释来看,就是这样讲的。所以几百年甚至千多年以来,不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对四书反感,过去的读书人也对四书反感。因为它变成了宗教的教条,硬性的法律,非遵守不可。


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等到真正了解了以后,就知道孔子真是圣人,一点也没错。 “学而时习之”,重点在时间的“时”,见习的“习”。首先要注意,孔子的全部著述讲过了,孔子的全部思想了解了,就知道什么叫作“学问”。普通一般的说法,“读书就是学问”,错了。学问在儒家的思想上,不是文学。这个解说在本篇里就有。学问不是文学,文章好是这个人的文学好;知识渊博,是这个人的知识渊博;至于学问,哪怕不认识一个字,也可能有学问——作人好,做事对,绝对的好,绝对的对,这就是学问。这不是我个人别出心裁的解释,我们把整部《论语》研究完了,就知道孔子讲究作人做事,如何完成作一个人。

真人和假人 讲到作人,我们就想到庄子也提到过这件事,《庄子》这本书把有道的人叫“真人”。唐宋以后,对神仙、得了道的人叫“真人”。譬如现在指南宫供奉的吕纯阳叫“吕真人”。如今的人听到“真人”这个名称,就好像带有宗教色彩,相当于西方的上帝,中国的仙、佛一样。实际上过去道家所谓的“真人”,是指学问道德到了家的人。与这名词对称的叫假人,假人还是人,不过没有达到作人道德的最高标准。发挥了“人”的最高成就,在道家就称之为“真人”,孔子认为这就是学,就是学而之人。于是一个“学”字,这么多观念都被他包括了。 那么学问从哪里来呢?学问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识,学问是从人生经验上来,作人做事上去体会的。这个修养不只是在书本上念,随时随地的生活都是我们的书本,都是我们的教育。所以孔子在下面说“观过而知仁”,我们看见人家犯了这个错误,自己便反省,我不要犯这个错误,这就是“学问”,“学问”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这个研究方法,随时随地要有思想,随时随地要见习,随时随地要有体验,随时随地要能够反省,就是学问。开始做反省时也不容易,但慢慢有了进步,自有会心的兴趣,就会“不亦说乎”而高兴了。我们平日也有这个经验,比如看到朋友做一件事,我们劝他:“不可以做呀!老兄!一定出毛病。”他不听,你心里当然很难过,最后证明下来,果然你说得对,你固然替他惋惜,对于自己认识的道理,也会更进一层得到会心的微笑——“说”,不是哈哈大笑。悦者,会心的微笑,有得于心。 上面第一点所讲的是学问的宗旨,随时注重“时”和“习”,要随时随地学习,不是我们今天来读四书就叫做学问,不念四书就不叫做学问,这不是它的本意。

寂寞的享受 第二点接着下来,是说做学问的人要准备一件事,就我个人研究,有个体会——真正为学问而学问,“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该做的就做,不该做的杀头也不干,所谓“仁之所至,义所当然”的事,牺牲自己也做,为世为人就做了,为别的不来。因此为学问而学问,就准备着一生寂寞。我们看历史——即看孔子就知道。孔子一生是很寂寞的,现在到处给他吃冷猪头,当年连一个“便当”也吃不到。但是他没有积极去求富贵。怎么知道这一套他不来呢?因为他明知当时有拿到权位的可能,乃至他的弟子们也要他去拿权位。


因为孔子时代中国人口只有几百万人,在这几百万人中,他有三千弟子,而且都是每一个国家的精英,那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所以有些弟子,尤其是子路——这个军事学的专家,几乎就要举起膀子来:“老师,我们干了!”那种神气,但是孔子不来。为什么呢?他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是要靠思想的纯正,亦即过去所谓之“德性”。因此他一生宁可穷苦,从事教育。


所以做学问要不怕寂寞、不怕凄凉。要有这个精神,这个态度,才可以谈做学问。 虽然做学问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人了解,但是孔子说只要有学问,自然有知己。因此他接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个人在为天下国家、千秋后代思想着眼的时候,正是他寂寞凄凉的时候,有一个知己来了,那是非常高兴的事情。而这个“有朋自远方来”的“远”字,不一定是远方外国来的,说外国来几个人学中国文化,我们就乐了吗?那是为了外汇,多赚几个钱罢了。《论语》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远”字是形容知己之难得。我们有句老话:“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任何一个人作了一辈子人,包括你的太太、儿女、父母在内,可不一定是你的知己,所以人能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一个人哪怕轰轰烈烈做一辈子,不见得能得一知己,完全了解你,尤其做学问的人更是如此,所以第二句话跟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不要怕没有人知道,慢慢就有人知道,这人在远方,这个远不一定是空间地区的远。孔子的学问,是五百年以后,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兴起来,才大大的抬头。董仲舒弘扬孔学,司马迁撰《史记》,非常赞扬孔子,这个时间隔得有多远!这五百年来是非常寂寞的,这样就懂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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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了解你

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就是说做学问的人,乃至一辈子没有人了解,也“不愠。”

“不愠”这个问题很重要。“怨天尤人”这四个字我们都知道,任何人碰到艰难困苦,遭遇了打击,就骂别人对不起自己,不帮自己的忙,或者如何如何,这是一般人的心理。严重的连对天都怨,而“愠”就包括了“怨天尤人”。

人能够真正做到了为学问而学问,就不怨天、不尤人,就反问自己,为什么我站不起来?为什么我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是自己的学问、修养、做法种种的问题。自己痛切反省,自己内心里并不蕴藏怨天尤人的念头。拿现在的观念说,这种心理是绝对健康的心理,这样才是君子。君子才够得上做学问,够得上学习人生之道,拿现代的新观念来讲,就是讲究人生哲学的开始。

再说,连贯这三句话的意义来说明读书作学问的修养,自始至终,无非要先能自得其乐,然后才能“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这三句话的重点,在于中间一句的“不亦乐乎”。

我们现在不妨引用明代陈眉公的话,作为参考:“如何是独乐乐?曰: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如何是与人乐乐?曰: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如何是众乐乐?曰:此中空洞原无物,何止容卿数百人。”有此胸襟,有此气度,也自然可以做到“人不知而不愠”了。不然,知识愈多,地位愈高,既不能忘形得意,也不能忘形失意,那便成为“直到天门最高处,不能容物只容身”了。

爱与罪 接下来是有子的话: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首先就讲到孝悌,是人的根本,仁孝是孔子学问的基本。但是,“孝悌”就是孔家店要被人打倒的“罪状”之一。

为什么孝悌会成为被打倒的“罪状”之一呢?这要先知道一件事,就是司马迁作《史记》是一件大事。他当时对汉武帝有些作法是反感的,但又不能不服从。服从吗?在良心上又不安,他就作《史记》,将自己的思想,容纳到《史记》中去。如记帝王的事,称为本纪,而他将未做皇帝的项羽也列到本纪中去,就是暗示汉高祖与项羽,一个是成功的英雄,一个是失败的英雄。

又如《史记》中“世家”本来是记载诸侯和大臣的事,而孔子不是诸侯,也列入世家,司马迁的意思,是孔子有千秋的事业,说孔子的言行思想,影响将及于千秋后世,所以将他列入世家。

孔子思想言行表现在书本上的有多处,而孔子最大的重要著作为《春秋》,他著《春秋》后最重要的两句话是“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千古以来,这两句话各有各的解释,都非常暧昧,到了我们这种时代搞清楚了。为什么呢?自从民*主时代以来,大家都骂孔子帮助专*制皇帝,因为专*制皇帝的思想和制度,用了孔子“尊君”这一部分思想精神,后来我们打倒他,也就认为他是这样的。现在再读《春秋》,再研究孔子思想,不是这样一回事了,而是另有一番道理。 第二点我们讲到孝悌,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讲到这里我要说两个现实故事。 十多年前,有一个哈佛大学博士班的学生,跟我作中国文化的论文,他回国之前,我嘱他回到美国去提倡中国文化的孝道,他说很难。我告诉他这是千秋事业,不是现世功业,告诉他孝道是什么东西。我说,中国人谈孝字,“父慈子孝”是相对的,父亲对儿子付出了慈爱,儿子回过头来爱父亲就是孝。“兄友弟恭”,哥哥对弟弟好,弟弟自然爱哥哥。我们后来讲孝道:“你该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说法有问题,天下的确有些“不是的父母”,怎么没有“不是的父母”呢?这不是孔孟的思想,是别人借用孔孟的帽子,孔家店被人打倒,这些冤枉罪受得大了。

孝道是这样一个东西

且看世界上的生物——人也是生物,中国道家过去叫人为“倮虫”——不带毛的光光的虫。人号称万物之灵,是人自己在吹,也许在猪、牛、狗、马看起来,人是万物中最坏的了,“专吃我们猪、牛、狗、马”,这是立场不同。拿生物学的思想,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说,“倮虫”与其他生物是一样,人之所以与其他生物不同,就是加上人文文化。由此可知文化的可贵。 为什么讲这个道理?世界上凡是动物,猪、牛、狗、马、鸡、鸭等等,都是一样的,以母鸡保护小鸡的现象来看,可见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性。等孩子带大了,走开了又各不相顾。各种动物都是一样,人原来何尝不是这样,但人现在为什么不会这样?于是谈到人文文化的教育来了。

秃头的十字架

西方人常自称为十字架的文化——爱下一代。大家知道,美国是孩子的天堂,中年人的商场(等于赌场),老年人的坟场。到现在为止,西方文化的结晶就是如此,只知道爱下一代,下一代长大了,结婚了,就是夫妇。对父母、兄弟、姊妹都不管了。由男女变成夫妇,而家庭,而社会,而国家,横着向世界发展,又下而爱孩子。就这样循环下去。他们自认为是十字架的文化,我看这个十字架断了,是丁字架的文化,因为没有上半截了。我这样说他们也许不承认。但是谈自然科学,他们可以把我们当学生,谈到人文文化,他们作我们的学生还不够。美国立国才两百年,我们有五千多年历史,谈到人文文化,靠经验而来,尤其中国历史,多少失败,多少破碎,一直到现在,才完成了这个文化系统。

当然他们不承认十字架文化没有上面,因为上面有上帝。但却看不见,摸不着,谁相信呢?姑且承认有上帝,但是由人到达上帝的桥梁,在中国文化有孝。“孝”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西方文化叫的“爱”,也就是回过来还报的爱。就是说父母好比两个朋友,照顾了你二十年,如今他们老了,动不得了,你回过来照顾他,这就是孝。孝道的精神就在这里,假使一个人连这点感情都没有,就不行。 那么西方文化有没有这个爱呢?绝对有,只是生活的方式不同而已。父母到子女家,尽管要事先写信给子女,使他得准备,子女还是会思念父母的。又如祭祖宗,西方人不一定清明节扫墓,但到了坟场,在亲人的坟墓前,悲哀的情绪是一样的,只是表达方法不同而已。遗憾的是,外国人没有把“孝道”在文化上培养起来的心理建设。

“孝”的问题解决了。什么叫作“弟”呢?“弟”就是兄弟姊妹的友爱。中国的五伦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中四伦都讲得通,为什么加朋友这一伦?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朋友在五伦的思想上也占一席,为什么呢?有时候有许多话,许多心情和苦痛,上不可以对父母,下不可以对妻儿讲,只有找朋友讲,所以朋友为五伦之一。朋友是一种感情的结合,这是中国文化的特殊处,这个“弟”就包括了对兄弟、姊妹,一直到朋友,伸展到社会的友情。 说到这里,又一个故事来了。五六年前,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来访问,他问了好几个问题,中间他提到一个问题,他非常佩服我们《大学》一书的思想,“但是《大学》思想有一个问题”,他说:“我是一个社会学教授,而《大学》中有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间没有社会思想,这是个遗憾。”我听了哈哈大笑,然后告诉他,《大学》思想包含有社会思想在内,其中“齐家”即是社会思想。中国“齐家”的家,不是到教堂中一结婚就成了家的家,那是西方文化小家庭制度的家。

【过去的中国文化是大家庭制度,有宗族、有祠堂,所谓五世同堂,聚族而居】。大家庭固然有许多小毛病,但也有它的好处,像宗族的发展,即由此而起,这是孝道的精神。大家庭制度假使不破坏,西方思想在当年也打不进来,因此,我要重复说一句,“齐家”的“家”就是社会。大家庭制度,是值得必须要研究的。 又如江西人称“老表”,是最亲切、最好的称呼。其由来是古时候战乱,江西人很多移民到湖南,许多年后,年轻的后代,还回到江西扫墓,而留在江西的后代子孙,以为是祖宗坟墓被他人误祭或盗葬,次年预先守候,两方相见,论起家族上代渊源,认出是表亲关系来,而称“老表”。这个“老表”就说明了宗法社会对血统、家族的重视。如以西方制度电气化的小家庭,来看我们“大家族”的“齐家”,岂不是大笑话? 把这几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再来看这里的书就懂了。

有子是谁呢?有子名有若,孔子的学生,字子有,少孔子四十三岁,孔子死后,学生们怀念孔子,因有子的学问好,曾请他上堂讲课。所以孔门弟子编这一篇书时,立即提出有若的话,因为当时他等于一个助教,先由他讲。他说一个人有没有学问,就看这个人能否对父母尽孝,对兄弟、姊妹、朋友是否友爱。 “而好犯上者鲜矣”,犯上就是捣乱——“孝悌”的人有深厚的感情,这种人是不好捣乱的。
谁能忘情

这点我们要注意,有人是反对温情主义的。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孔孟思想?因为他们不相信世间这种感情力量。中国文化中的“感情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宗族的力量最大。所以由“友道”形成的这套结合,我名之为“特殊社会”,就是后世所讲的帮会。

我国的帮会,从秦、汉以来,唐、宋、元、明、清,历代一直都有。曾经有人说,中国的农民与知识分子一结合,就会发生变乱。这说法我不同意,我认为中国过去的农民最乖了。他们只要能安居乐业,国泰民安,少找麻烦,有口青菜豆腐饭吃就好了。中国怕的是半农民,不是真农民。中国知识分子与特殊社会一结合,社会就会乱。但是这种特殊社会非常讲仁义之道。这种特殊社会包括孔子、墨子、游侠三种思想的结合,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力量很大,但是他们凡事是诉诸情感的。所以我们要看清楚他们所打击的,就是我们固有的好东西。至于应该如何去发扬光大,这是另一个问题。

所以有子说,一个人有真性情,就不会犯上作乱,不好犯上而好作乱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人有分寸、有限度。 因此,大家要知道学问的根本是什么呢?“君子务本”。文学好,知识渊博,那是枝节的,学问之道在自己作人的根本上,人生的建立,内心的修养。所以“本立而道生”,学问的根本,在培养这个孝悌,孝悌不是教条。换句话说,培养人性光辉的爱,“至爱”、“至情”的这一面,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他说这个是“仁”的本。至于什么是“仁”,下面有一专篇,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它。 这个“仁”,就是孔子做学问的最高目的。

花言巧语

有子的话
讲完了,接下来就是: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什么是“巧言”?现在的话是会吹、会盖。孔子说有些人很会盖,讲仁讲义比任何人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却不脚踏实地。“令色”是态度上好像很仁义,但是假的,这些与学问都不相干。“鲜矣仁”——很少真能做到“仁”这个学问的境界,因为那是假的。

我们从电视中就看得到,那个小丑表演的角色,动作一出来,就表示“巧言令色”。

“巧言令色鲜矣仁”,我经常也跟同学们讲,作领导人第一个修养是容忍。有的人不一定像小丑那样的“巧言令色”,但每个人都喜欢戴高帽子,人若能真正修养到戴高帽子感觉不舒服,而人家骂我,也和平常一样,这太不容易。所以知道了自己的缺点和大家的缺点,待人的时候,不一定看到表面化的“巧言令色”。大家经验中体会到,当你在上面指挥时,觉得那种味道很好;但是这中间很陷人、很迷人,那就要警惕自己。你说素来不要名、不要钱,只讲学问,就有人来跟你谈学问。要注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他那个学问是拿来作工具的,所以除了要懂“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个道理以外,相反的,我们作学问要踏实,不能“巧言令色”。

三面镜子

下面讲要怎样作学问: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为孔子的学生,名参,少孔子四十六岁。由这一点我们看到,孔子回到鲁国讲学传道的时候,都是培养年轻的一代,同我们的心情一样,怕自己死了以后,这个命脉,这个根本失传了。和我们现在一样,对于年轻学生,拼命讲给他们听,好有一个交代。

曾子在当时孔子的学生中比较鲁,鲁就是拙一点,其实并不是笨,只是人比较老实,不太说话,后来嫡传孔门道统。他著《大学》,孔子的孙子子思著《中庸》,也是跟他学的,所以现在一般人拿《大学》、《中庸》,代表了孔子思想,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跟着搞错了。《大学》是曾子作的,原来是《礼记》里的一篇,后来到唐宋的时候,才把它拉出来,变成了四书之一。所以把《大学》、《中庸》思想,就认为是孔子的思想,是不大妥当的,这仅是孔子思想的演变。孟子是子思的学生,孔子三传的弟子,这时已经到了战国时代。孟子的思想又与孔子的思想有些出入,孔子温文儒雅、修养极高;孟老夫子,有时好像卷起袖子伸出拳头,有点侠气,也有一谈就使气的味道,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这也代表了时代和文化思想的演变。

曾子说,我这个人做学问很简单,每天只用三件事情考察自己。要注意的,他做的是什么学问?“为人谋而不忠乎?”替人家做事,是不是忠实?什么是“忠”,古代与后世解释的“忠”稍有不同,古代所谓的“忠”是指对事对人无不尽心的态度——对任何一件事要尽心地做,这叫做“忠”。这个忠字在文字上看,是心在中间,有定见不转移。“为人谋而不忠乎?”是我答应的事如果忘了,就是不忠,对人也不好,误了人家的事。“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与朋友交是不是言而有信?讲了话都兑现?都做得到?第三点是老师教我如何去作人做事,我真正去实践了没有?曾子说,我只有这三点。我们表面上看这三句话,官样文章很简单,如果每一个人拿了这三点来做,我认为一辈子都没有做到,不过有时候振作一点而已。

曾子这几句话,为什么要摆在这里?严格地说,这些学问不是文学,要以作人做事体会出来,才知道它难,这就是学问。 这个学问讲到这里,都是个人的修养。但是学问只讲个人修养是不是可以?不是的,扩而充之就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所以上面是讲学问的内涵,下面就讲学问的外用了。引用孔子的话: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这“道”是领导的导,换句话就是孔子也教我们领导之德、领导的修养,以领导千乘之国。 讲到“国”字,研究中国文化便要注意,看到秦汉以前古书里的“国”字,很多学者都容易产生很大的误解。比如老子曾说“小国寡民”,讲老子的思想,就讲小国的政治,在民*国初年,又有人对无政府主义与老子思想拉在一起。要知道秦汉以上,到汉代初期的“国”字,不是现在的国家观念,那个时期的“国”字、“邦”字都是地方政治单位的名称。所谓“诸侯就国”,就是中央政府下一个命令,要这些地方官(诸侯)各自回自己的岗位(封地)去。那时地方单位有千乘之国,百乘之国。“千乘之国”用现在的观念比方总是不伦不类,还是不作比方的好。“乘”,古代以战车、壮丁、田赋等合在一起计算的。汉、唐以来有很多考证注解,不必多说。换句话说,领导一个大国家,或者领导一个单位,乃至领导地方的政治,要“敬事而信”,这是很难的。“敬事”,对一件事认真做为“敬事”,一项职务宁可不接受,既接受了就要认真去做,现在就有许多地方许多人不敬其事的。至于“而信”是使下面的人绝对信服。争取下面的“信”,如何得到“信”,就要敬其事,说了的话一定要兑现。如好的将领,身先士卒就是敬事,那么谁也会受感动而信赖他。所以要“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节用指经济政策的措施,对经济要能够节省,是经济原则。节用是为什么呢?不是为我,而是为“爱人”。 第三点“使民以时”,用人时应该把握时间。这个“时”很重要。在军事思想方面来讲,包括很大,所以孙子兵法讲时讲势,也有用势之道。对人在道德上要知道“时”,比如部下生重病,你不去慰问,反责备他不来上班,这就是不“爱人”,“使民不以时”了。所以“使民以时”是用人要在时间上恰到好处。这样部属都听你指挥,乃至全国老百姓自然跟你走。这是道德的修养,也就是学问。 这些话不但是孔子教育门人做学问的道理,同时也是孔子当时针对社会人情的弊病而指点的。我们只要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的史料,为什么那个时代是那么的紊乱,便可了然于心了!

可爱的小学生

以上讲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便是孔门做学问的目的、态度和方法的记录。说到这里,我们已经了解了,所谓做学问,是要从人生的经验中去体会,并不是读死书。假使一个人文章写得好,只能说他文学好;这个人知识渊博,只能说他“见闻广博”,不一定能说他有学问。一个人即使没有读过书,可是他作人做事完全对了,就是有学问。何以见得呢?下面就是一个证明了,跟着讲学问的道理。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这话在文字上解释当然容易,但我们深入研究一下。所谓弟子,古代称学生为“弟子”,中国古代老师对于学生,看成自己的儿子一样。讲到这里,我们有点感慨了,中国的文化,师生之间有如父子,过去有“一日从师,终身若父”的情形,而老师对于学生,也负了一辈子的责任。我们亲眼看到的,几十年前,还保留了这个风气,一个学生纵然中了状元,官作得很大了。回到家乡,看见老师,而老师既没有功名,也没有地位,学生对他一样的要跪拜,和当年从师一样。学生对老师是如此,老师对学生,也是负了一辈子责任。 举个特殊的例子来说,我们很明显的看到明朝的方孝孺,后来永乐帝要杀他的时候,他为了要作忠臣,不怕死,他说充其量灭我的九族,而永乐偏偏要杀他的十族,加上的一族就是他老师的家族,认为老师没有教好。 从这件事情,我们可看出过去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精神,那就是“师道精神”。

谈到过去的道,在人文世界的道中,就有这三道:一个是“君道”,讲究如何领导,如何当家长,如何当国家的领袖,乃至如何当一个班长,这都是“君道”。其次是“臣道”,就是说我们怎样做一个忠实的部下,怎样帮助人完成一件事。再其次“师道”。中国过去文化中,这三道是合一的,所谓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换句话说,那时的教育、行政、司法和教化(教育与教化,应该有其不同的意义,我们将来再讨论。)集于一身。那么师道的精神就形成了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观念,所以老师称学生为弟子,弟等于兄弟,有朋友之间的友情,又等于自己的孩子,所以学生称弟子,再传称门人,这个观念和习惯是这样来的。 到了我们现在,值得研究了,我们须注意将来如何建立,如何复兴固有的尊师重道精神。现在的尊师重道,只是一句口号而已,真正尊师重道的人是小学生,我想诸位都有这个经验,我们的孩子如果在小学念书,回来就开口老师怎么说的,闭口老师怎么说的。几年前,教师节的时候,孩子回家要敬师金,说给他五十元,孩子一定说不行,这是敬老师的要一百元。这种事到了中学就淡了;到了高中以上根本没有这个观念了;到了大学,学生看老师是不相干的陌路人。相对的,老师对学生也是如此,挟了一个皮包上来,拿一本书讲解一番,便有钟点费,彼此都是商业行为,教完了以后,懂不懂是你的事,挟个皮包走了。学生与老师在路上见面,万一点个头,在我觉得,已经是很稀奇了。一般都彼此不认识,就这么迎面过去,堂而皇之的,学识愈高,愈没有尊师重道的精神。这是今日中国文化一个极大的讽刺。 至于说老师与学生之间的道义关系、感情关系,除非这位老师很有地位。据我所经验的,每个学生要拿学位,作论文的时候,便随时来找:“老师怎么办?”很亲切。我还碰到过这样的事实,有个要拿学位的学生天天来,来了非常恭敬,甚至觉得他恭敬得过分,我家里的孩子们说:“这个学生好,真有礼貌。”但是,你得注意,这是“币重言甘”哪!他也的确送礼来,还送得蛮讲究,我说你送礼送得这么重,虽然有研究费领,可是一个月的研究费也不够买这些东西,何苦呢?他说:“对老师应该恭敬。”我晓得这不是诚意的话,因为他的言语太恭敬,太甜了。“巧言令色”、“币重言甘”是靠不住的。结果毕了业以后连影子都看不见了。这就是现在中国文化的怪现象,是文化道德的普遍事实。

国民道德的修养从教育界开始,是应该彻底研究的,所以我在这里要讲到师生的道理。

吕端大事不糊涂

现在,孔子告诉我们说,这个学生“入则孝”,在家里是个孝子。(怎么才叫孝,下面有很多地方研究孝道,在此暂且不谈。)“出则弟”,出门在外面与兄弟分开了,怎么弟呢?就是在外面,对朋友、对社会、对一般人能够友爱,扩而充之爱国家、爱天下都是这弟字的意义。“谨而信”,作人非常谨慎,但是谈到这“谨”字要注意,不要变成小器。谨慎与拘谨是两回事,有些人作人很拘谨,过分了就是小器。“谨慎”在历史上有个榜样,就是我们中国人最崇拜人物之一的诸葛亮。所谓“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一副名联,也是很好的格言。吕端是宋朝一个名宰相,看起来他是笨笨的,其实并不笨,这是他的修养,在处理大事的时候,遇到重要的关键,他是绝不马虎的。那诸葛亮则一生的事功在于谨慎,要找谨慎的最好榜样,我们可多研究诸葛亮,这里暂且不提。

总之,所谓谨慎不可流于小器,这点修养要注意,这个人能谨慎处世而信——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一切都言而有信。同时又“泛爱众”,有伟大的胸襟,能够爱人,尤其在此时此地来讲,对同志的友爱,扩而充之,对其他人的友爱。理论上讲起来很容易,而广泛的爱人,那就是“君道”“师道”的综合,爱天下人就如爱自己一样,理论容易,要修养到如此真难。孔子说,假使一个人对这些都做到了,“而亲仁”,再亲近有学问道德的人做朋友,“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做到以后,还有剩余的精力,然后再“学文”,爱作文学家也可以,爱作科学家也可以,爱作艺术家也可以,爱作别的都可以,那是你的志向所在,兴趣问题,可以量力而行,各听自由。

饮食男女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这几句话,是接着证明了学问的目的,不是文学、不是知识,是作人做事。子夏比孔子少四十四岁,他的名字叫卜商。孔子死后,在战国开始的初期,他讲学河西,在战国时期一般对时代有影响的大学者,蒙受他的影响很大。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领导历史、领导国家社会的,到底还是学问思想。 现在引用子夏的话,证明学问是什么。我们看原文“贤贤易色”,两个贤字,第一个贤字作动词用,因为中国文字有时候是假借的。第二个贤字是名词,指贤人——学问修养好的人。“易色”,古人如宋儒他们,是怎么解释的呢?他们对“色”字解作“女色”、“女人”、“男女之色”了。(孔子被人叫打倒,就是这样受冤的。)“贤贤易色”就是看到贤人——有学问道德的人,马上跟他学了。“易色”,女色都不要了,太太都不要了,在恋爱中的,把女朋友都丢掉了。如是女方,男朋友也不要了。如果真如宋儒的说法,我认为孔夫子不是圣人了。因为圣人,是不会违反人情的。孔子在《礼记》里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确是孔子对于人生的看法——形而下的,不讲形而上的。凡是人的生命,不离两件大事:饮食、男女。一个性的问题,一个生活的问题。所谓饮食,等于民生问题。男女属于康乐问题,人生就离不开这两件事。有时候看到有关中国文化的文章说“食色性也”是孔子说的,错了,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是与孟子同时的告子说的。以后引用文章,不要将错就错,一错再错。 这个性的问题,究竟先天的性或后天的性呢?以后再讨论。但宋儒解释“贤贤易色”,为了作学问,都可以把自己的妻女或丈夫丢开,这是不通的。 这个“色”字,很简单,就是态度、形色,下面还有证明,所谓“态色”就是态度。“贤贤易色”意思是:我们看到一个人,学问好,修养好,本事很大,的确很行,看到他就肃然起敬,态度也自然随之而转。这是很明白,很平实的,是人的普通心理,不管一个如何坏的人,看到一个好人,总会不自觉地对这好人比较友善,这是人之常情。

“事父母能竭其力”是讲孝道。这句话有一个问题产生了,子夏为什么提到“竭其力”呢?重点在这个“竭”字。 过去一般人讲到对父母的孝顺,是“非孝不可”。其实孝道也要量力而为,孝要竭其力,不要过分了。前一两年,有个年轻人基于天生的(不是教育的)孝心,为了孝养父母,去做了小偷,犯了法,对于这样行孝的人,在心理道德上,我们觉得这个人“非其罪”也,因为他为了孝顺,为了医母亲的病,结果偷了钱,犯了法,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在学问修养上看,对他的批评是“这个人没有受良好的教养”。在道理上来讲,这个青年是好心,但是好心要学识来培植它,使他知道要“竭其力”而不要做过分的事。

中国古人有两句话综合起来的一副对联说:“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少完人。”其“原心不原迹”就只看他的心孝不孝。比如一个人很穷,想买一罐奶粉给父母吃,但实在没有钱,买不起,因此心里很痛苦,只有希望慢慢积蓄点钱再去买。只要有这个心,只要他这份情感是真的,我们就不能说他不孝。“原迹贫家无孝子”,如果一定要在事实上有表现,那穷人家里就没得孝子了。这个道理非常清楚,我们用这个道理来解释,就是说明“事父母能竭其力”是尽自己的心力做到了就是孝。

“事君能致其身”这个“君”字,成为过去打倒孔家店,乃至在诬蔑孔子,毁灭中国文化那些人的口实。他们认为这是专*制思想,是捧帝王、捧独裁的古老教条。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先要了解中国文化的“君”字是什么意思。从文字的字形上看,“君”字古写,头上“尹”字,“尹”字的古写是“丮”。我们的文字,是由图案演变而来的,手里拿一根拐杖,下面一个口,代表一个人,这个人年龄大了,学问道德很高,拿根拐杖,也等于指挥杖,所以凡是拿拐杖的,指挥杖的,都是君。后来才转借变成皇帝的专用,其实中国文化中的“君”也不是皇帝的专用词,比如我们过去写封信给平辈,不好称他先生,也不好意思称他老弟;乃至一位老师写给学生,这位老师谦虚一点就称学生“某某君”,如果说君是代表皇帝,就是“某某皇帝”了,通吗?没有这回事。日本人学我们中国文化,写信通常都是以君为尊称词。 这句“事君能致其身”的意思是:不论朋友或同事,他跟你感情好,他了解你、认识你,认为非你帮忙不可,而你答应了,那他就是君,你既已答应帮忙朋友完成一件事,要抬轿子就规规矩矩一定尽心,答应了就言而有信。“能致其身”,竭尽自己身、心的力量。就好比结婚一样,要做到从一而终。否则当初不要答应,既然答应了,讲作人的道理,就要有信。至于替人家做事的道理就是忠,也就是尽自己的力。不可以表面上愿意帮忙,做出部下很恭敬的样子,背地里却一切不同意,反而捣乱扯腿。即使在外面做主管,也常会碰到这些事。这就是作人的“臣道”不够,简单说就是不诚恳。 所以“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白话解释就是看到好的人能肃然起敬,在家能竭心尽力地爱家庭,爱父母。在社会上做事,对人、对国家,放弃自我的私心,所谓许身为国。还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句话再三提到,在感情上说,每个人都认为做到了对朋友言而有信。据我自己的反省,虽然很想彻底做到,事实上却很困难。有时候对朋友答应了的事做不到,心里非常难过,为了自己道德的要求,想尽办法去做,所以仔细研究起来,“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句话,实在很不容易。所以子夏说,能够做到这样,“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尽管这个人没有读过一天书,我一定说这人真有学问,这不是说明“学而时习之”并不是说一定读死书吗? 因此,我们不要跟着宋儒一段一段地去解释,整篇连贯读下来,自己就搞清楚了。

没有朋友的上帝

下面讲到学问态度,那就更妙了。引用了孔子的话: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讲到这里,说句笑话,朱文正公及有些后儒们,都该打屁*股三百板,乱注乱解错了,所以中国文化,给自己人毁了。我们怎么看出来的呢?不知道诸位是否跟我一样都见过的,清朝末年,老一套的学者,大体上许多都是这样的,他们读了这句“君子不重则不威”的书,就照宋儒他们的解释学样起来,那样子,用现代的话来讲,对于年轻人真是“代沟”。那时老头子们在那里谈笑——你不要以为老头子们谈笑会有第二个方式,还不是一样谈饮食男女,人事是非。再不然就谈调皮话,不管他学问多高,都是人嘛!人很普通,都是一样。可是那些老头子明明正在谈笑不相干的事,看到我们年轻人一进去,那个眼镜搁在鼻尖上,手拿一根烟筒的老头子,便憋起嗓子道:“嘿!你们来做什么?好好念书去!”一副道学面孔。他们认为对年轻后代要“重”,可是他们不知道“重”是怎么解释,以为把脸上的肉挂下来就是“重”,为什么呢?“君子不重则不威”,硬要重,“学则不固”,不重呀,学问就不稳固了。 接着“无友不如己者”,照他们的解释,交朋友不要交到不如我们的。这句话问题来了,他们怎么注解呢?“至少学问道德要比我们好的朋友”。那完了,司马迁、司马光这些大学问家,不知道该交谁了。照他这样——交朋友只能交比我们好的,那么大学校长只能与教育部长交朋友,部长只能跟院长做朋友,院长只能跟总统做朋友,当了总统只能跟上帝做朋友了?“无友不如己者”嘛!假如孔子是这样讲,那孔子是势利小人,该打屁*股。照宋儒的解释,那么下面的“过则勿惮改”又怎么说呢?又怎么上下文连接起来呢?中国文化就是这样被他们糟蹋了。 事实上是怎么说的?“君子不重则不威”的“重”是自重,现在来讲是自尊心,也就是说每个人要自重。“君子不重则不威”,拿现代话来讲,也可以说是自己没有信心。今天中午有一位在国外学哲学的青年,由他父母陪来找我,这青年说:“我觉得我自己不存在。”我说:“你怎么不存在?”他说:“我觉得没有我。”我说:“现在我讲话你听到了吧?既听到了怎么会不存在呢?根据西方哲学家笛卡儿的思想,‘我思故我在’,你能够思想,你就存在,你怎么没有?”他说:“没有,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行。”我说:“你非常行,比任何人都行。”事实上这个孩子是丧失了自信心,要恢复他的自信心就好。 我们要知道,人都天生有傲慢,但有时候,对事情的处理,一点自信都没有,这是心理的问题,也是大众的心理。比如交代一个任务给诸位中间任何一人,所谓“见危授命”,你有时候会丧失了这个信念,心理非常空虚,在这地方,就须要真正的学问,这个学问不是在书本上,这就是自重。所以一个人没有自信也不自己重视自己,不自尊,“学则不固”,这个学问是不稳固的,这个知识对你没有用,因此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人格,自己的信心来。

那么“无友不如己者”,是讲什么?是说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不要认为任何一个人不如自己。上一句是自重,下一句是尊重人家。我们既然要自尊,同时要尊重每一个人的自尊心,“无友不如己者”,不要认为你的朋友不如你,没有一个朋友是不如你,世界上的人,聪明智慧大约相差不多,反应快叫聪明,反应慢就叫笨。你骗了聪明的人,他马上会知道,你骗了笨人,尽管过了几十年之久,他到死终会清楚的。难得有人真正笨到被你骗死了都不知道的,这个道理要注意。 所以,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人与人相交,各有各的长处,他这一点不对,另一点会是对的。有两个重点要注意的:“不因其人而废其言,不因其言而废其人。”这个家伙的行为太混蛋了,但有时候他说的一句话,意见很好。你要注意,不要因为他的人格有问题,或者对他的印象不好,而对他的好主意,硬是不肯听,那就不对了。有时候“不因其言而废其人”,这个人一开口就骂人,说粗话,你认为说粗话的土包子,没有学问,然后把他整个人格都看低了。这都不对,不能偏差,“无友不如己者”,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我们应该用其长而舍其短,所以“过则勿惮改”,因为看到了每一个人的长处,发现自己的缺点,那么不要怕改过,这就是真学问。

据心理学的研究,人对于自己的过错,很容易发现。每个人自己做错了事,说错了话,自己晓得不晓得呢?绝对晓得,但是人类有个毛病,尤其不是真有修养的人,对这个毛病改不过来。这毛病就是明明知道自己错了,第二秒钟就找出很多理由来,支持自己的错误完全是对的,越想自己越没有错,尤其是事业稍有成就的人,这个毛病一犯,是毫无办法的。所以过错一经发现后,就要勇于改过,才是真学问、真道德。

那么,我如何来证明这个“无友不如己者”是这样解释呢?很自然的,还是根据《论语》。如果孔子把“无”字作动词,便不用这个“无”了。比如说,下面有的“毋意”、“毋我”等等,都用这个“毋”字。而且根据上下文,根据整个《论语》精神,这句话是非常清楚的,上面教你尊重自己,下面教你尊重别人。过去一千多年来的解释都变成交情当中的势利,这怎么通呢?所以我说孔家店被人打倒,老板没有错,都是店员们搞错了的,这要特别修正的。

种瓜者

下面一节,等于一个结论: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古人对于这一句的解释,我也有点意见。拿孝道来讲,过去讲中国文化的孝道,本来很重要,我们看历史上给皇帝的奏议,常有“圣朝以孝治天下”这句话。等于是宪法的基础精神,过去我们没有“宪法”这个名称,但是有这个精神——宪法的哲学精神,以孝道为基础、作中心。所以过去的皇帝,权倾天下,一到内宫,见到母后,皇帝也要跪下来,皇太后对什么事讲一句不应该,皇帝就非改不可。(但是出了内宫,母后则不能干政。)固然,我们向来以孝治天下,但硬拉上了作解释,也是不对的,古人就解释“慎终追远”是孝道。所以过去在大陆,人家大厅里的祖宗牌位上面,总是“慎终追远”四个字,这就是因为古人解释“慎终追远”只对孝道而言的。他们解释:慎其终者,是说对过去了的,死了的先人,我们要怀念他。“民德归厚矣”,他们解释,如果大家都能孝顺父母,孝于祖宗的话,社会风气就趋于厚道了。 这是有问题的,意思对,但牵强附会。为什么引用曾子的这一段话讲学问呢?“慎终追远”是什么意义?“终”就是结果,“远”就是很远的远因,用现在观念的一句话来讲就解决了,“一个人要想好的结果,不如有好的开始。”欲慎其终者,先追其远,每件事的结果,都是由那远因来的,这里我们可以引用佛学里的一句话:“菩萨畏因,凡夫畏果。”佛家的菩萨,大致相当于中国儒家的圣人,圣人们非常重视一件事情的动机。比如有一个朋友来约你作生意,这个动机,也就是这个初因,我们要注意,也许是善因,也许是恶因,如果是恶因,即使叫你作董事长,将来坐牢的也是你,那么这个因要注意了,所以菩萨是怕这个因。而“凡夫”——普通一般人畏果,像死刑犯到执行时才后悔,这个后果来了他才怕。真要注意学问的人,对每一件事,在有动机的时候就做好,也就是刚才说的,要有好的结果,不如有好的开始,也就是开始就要慎重。 有人不择手段的创业,经常喜欢引用西方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的“不择手段”这句话。但是你要注意,对马丁·路德这句话,不要只说一半,他是说:“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现在把这句话拦腰一刀,砍去一半,把“不择手段”拿去用,而不是“完成最高道德”,这就很危险了。 所以“慎终追远”的意思,是说与其要好的结果,不如有好的开始,西方文化中有一句俗话:“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也是这个道理。大家认识了这个道理,则“民德归厚矣”。社会道德的风气,自然都归于厚道严谨。这是“学问”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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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20 07:31:54 |显示全部楼层
孔子的素描

讲到这个地方,一直太严肃了,所以下面来个滑稽的事情。在这里,也可窥见孔门弟子写文章的笔法,并不呆板,是活泼生动的。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禽名亢,又字子元,少孔子四十岁。孔子一生讲学,尤其是周游列国回来,专心培养后一代,教育后一代,所以学生都是年轻人。子贡是孔子弟子中最出色的一个人物。吴越之战,也和他有关,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父母之邦——鲁国,自动以国民外交的身份到吴、越去动之以利害,而引起这场战争。 这一段是说有一天子禽问子贡的话,如果把它改编作话剧,那一定是一场很滑稽、很有趣,令人莞尔的戏。好像是子禽悄悄地扯了子贡的袖子,把他拉到门边,避开了孔子的视线,然后压低嗓门轻轻的问道:“喂!子贡!我问你,我们这位老师,到了每一个国家,都要打听人家的政治,他是想官做,还是想提供人家一点什么意见,使这些国家富强起来?”子贡答得很妙!他说:“我们的老师是温、良、恭、俭、让以得之的。老弟,夫子不是像你们这一般思想,对于一件事情总把人家推开,自己抢过来干的。他是谦让给人家,实在推不开了,才勉强出来自己做的。假如你认为老师是为了求官做,也恐怕与一般人的求官、求职、求功名的路线两样吧?”可见他没有作正面的答复,只把反面的道理告诉子禽,等于对年轻后进同学的一种教育方法,这方法是启发式的,不作正面解答,要受教的人自己去思考判断。

温、良、恭、俭、让。现在先简单的解释这五个字的五种观念。 “温”是绝对温和的,用现代的语汇来讲就是平和的。“良”是善良的、道德的。“恭”是恭敬的,也就是严肃的。“俭”是不浪费的。“让”是一切都是谦让友好的、理性的、把自己放在最后的。上面这五个字,也可以说是五个条件。描写了孔子的风度、性格及他的修养。 这五个字包含了许多,也就是中国儒家教人作为一个人,要在这五个字上作重大的研究,多下功夫。

五字串通五经 讲到温、良、恭、俭、让这五个字,就又牵涉到中国文化的全体根源。因此,我们首先就要研究一本书——《礼记》。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宝库。我们的“大同”思想,就是《礼记》中《礼运》篇里的一节。要了解“大同”思想的哲学基础,必须要把《礼运》这一篇全盘搞清楚。所以《礼记》是我们文化的宝库,也是过去几千年来宪法精神的所在,里面包括了现代的学问: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社会、科学,什么东西都有,乃至医药、卫生,以及中国人过去的科学观念,都有了。所以要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礼记》是不能不研究的。岂但是《礼记》,换句话说,要了解我们中国文化,了解孔孟思想,了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下来的根本渊源,还必须了解其他“五经”。

谈到“五经”,《礼记》中有一篇《经解》,对于“五经”作总评。这怎么说法呢?以现在的观念来说,就是对“五经”扼要简单的介绍:对《诗》、《书》、《易》、《礼》、《乐》、《春秋》以一两句话批评了。 《经解》篇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意思是,到一个地方,看社会风气,就可知道它的文教思想。 《经解》篇接着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所谓诗的教育,就是养成人的温柔敦厚。讲到温、良、恭、俭、让这个“温”字,就得注意孔子所说诗教的精神。(现在我们不偏向于这方面,暂时只作一参考。) “疏通知远,书教也。”

《书经》又叫《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历史,也不止讲历史,而是中国历史文献的第一部资料。现在西方人学历史,(现在我们研究历史的方法,多半是由西方的观念来的。)是钻到历史学的牛角尖里去了,是专门对历史这门学识的研究,有历史的方法,历史的注解,历史对于某一个时代的影响。中国过去的情形,学术家与文学家是不分的,学术家与哲学家也是不分的。中国人过去读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懂得人生,懂得政治,懂得过去而知道领导未来,所以它要我们“疏通知远”。人读了历史,要我们通达,透彻了解世故人情,要知道远大。这个“远大”的道理,我讲个最近的故事来说明,有一位做外交官的朋友出国就任,我送他一副对联,是抄袭古人的句子:“世事正须高著眼,宦情不厌少低头。”一般人应当如此,外交官更要善于运用它。对于世局的变化,未来的发展,要有眼光,要看得远大。“宦情”是做官的情态,要有人格,尤其外交官,代表了国格,代表全民的人格,要有骨头,站得起来,少低头,并不讨厌“少低头”。不能将就人家,要怎样才做得到呢?就是懂得历史——疏通知远——这是《书经》的教育精神。 “广博易良,乐教也。”乐包括了音乐、艺术、文艺、运动等等。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这些都包括在“乐”里,也就是所谓育乐的要旨,以养成“广博”伟大的胸襟;“易良”就是由坏变好,平易而善良。 “絜静精微,易教也。”《易经》的思想,是老祖宗们遗留下来的文化结晶。我们先民在文字尚未发明时,用八卦画图开始记事以表达意思。什么叫絜静呢?就是哲学的、宗教的圣洁;“精微”则属科学的。易经的思想是科学到哲学。融合了哲学、科学、宗教三种精神。所以说“絜静精微,易教也。” 至于“恭俭庄敬,礼教也。”是人格的修养,人品的薰陶。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也是孔子作的,也是历史。什么是“属辞比事”呢?看懂了《春秋》这个历史,可提供我们外交、政治,乃至其他人生方面作为参考。因为人世上许多事情的原委、因果是没有两样的,因此常有人说历史是重演的。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历史会重演吗?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吗?也许可能,因为古人是人,我们也是人,中国人是人,外国人还是人,人与人之间,形态不同,原则却变不到哪里去,所以说历史是重演的。但是,不管历史重演不重演,尤其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对于作人处世,处处都有前辈的经验。虽然古代的社会形态与我们不同,原则却没有两样,所以读了《春秋》,“属辞比事”,就知识渊博,知道某一件事情发生过,古人也曾有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善恶、处理方法都知道,这个就叫“比事”了,是“《春秋》教也”。

以上五经,在《经解》中,只用几个字,就将每一部书的精华思想予以表征。拿现在的白话文来讲,这每一句话的几个字,就可以拿到好几个博士学位。“小题大作”嘛!尽管作,从西方文化自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到现在为止,一切都扯进来,扯到最后,说明了这一点,就可以完成一篇博士论文了。但是在古人,几句话而已。

善知识与恶知识

下面还有:“故《诗》之失,愚。”老是去搞文学的人,变成读书读酸了的书呆子,很讨厌,那就是笨蛋。任何学问,有正反两面,五经也如此。 接着提到“《书》之失,诬。”所以读历史要注意,尤其读中国史更要注意,因为宋朝的历史是元朝人编的,元朝的历史是明朝人编的,明朝的历史是清朝人编的,事情相隔了这么久,而且各人的主观、成见又不同,所以历史上记载的人名、地名、时间都是真的,但有时候事实不一样,也不见得完整。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还要读历史的反面文章。反面文章看什么呢?看历朝的奏议,它相当于现代报纸的社论,在当时是大臣提出的建议和报告。为什么要提出建议报告?可见所提的事出了毛病,否则就没有建议了。

宋朝王荆公——王安石就说过懒得读《春秋》,认为那是一本烂帐簿,这也是认为“《书》之失,诬”的观念。这点是我们研读历史要注意的。 “《乐》之失,奢。”光是讲艺术等等,又容易使社会风气变得太奢靡了。

“《易》之失,贼。”一个人如果上通天文,下通地理,手掐八卦,未卜先知,别人还没有动,他就知道了一切,这样好吗?坏得很!“察见渊鱼者不祥”。如果没有基本道德修养,此人就鬼头鬼脑,花样层出了。所以学《易》能“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固然很重要,但“作人”更重要,如果作人没有作好,坏人的知识愈多,做坏事的本领越大,于是就“《易》之失,贼”了。

“《礼》之失,烦。”礼很重要,过分讲礼就讨厌死了,等于说我们全照医学理论,两手就不敢摸面包。全听律师的话,连路都不敢走,动辄犯法。你要搞礼法,那烦透了。所以“礼”要恰到好处。 “《春秋》之失,乱。”懂了历史的春秋大义以后,固然是好,有时候读了历史又有问题,好像一个人不研究军事哲学,则这个人作为一个健全的国民不成问题,等到研究了军事哲学以后,相反的,他又容易闯乱。不会武术的人,最后可以寿终正寝;会了武术,反而不得好死,是一样的道理。

《经解》对五经的批评,正面反面都讲了。下面一段,就是告诉我们,五经的修养,要做到温柔敦厚而不愚。这样的人,才能爱任何一个人,爱任何一个朋友。所谓敦厚,对别人的缺点,容易包涵,容易原谅,对别人的过错,能慢慢的感化他,可是他并不是一个迂夫子,那么才是“深于诗者也”,这样才算是诗的教育。以下《书》、《易》、《礼》、《乐》、《春秋》,都是如此。现在我们再回到《论语》上来。 子贡所讲孔子的温、良、恭、俭、让,是讲孔子的修养,是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之大成,他有了这样高深的修养,所以他的目的,就是我国古代的“淑世主义”,他具有救世救人的思想,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他的千秋大业。千秋大业就是学问思想,千秋事业在当时是很寂寞的,例如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等等,在当时并未受人重视,可是德及万世,名震千古。孔子这种千秋事业是要集中国文化、思想、精神之大成,认清楚自己的任务,牺牲现实的荣华,才能够做到。所以子贡对子禽说,你问到老师究竟为什么来着?你看看老师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你一定要认为他对政治有野心、有要求的话,恐怕他所要求的,也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 经过了这一段有趣味的问答,下面一段的问题就来了。

老鼠生儿的孝道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讲到这里,我们要向前辈的某些儒者、理学家、读书人告个罪了,他们的解释,又是错误的。他们说看一个人,他父母还在的时候看他的志向,父母死了的时候看他的行为,三年当中,没有改变他父母所走的路线,这个人就叫作孝子了。问题来了,假使父母行为不端,以窃盗为生,儿子不想当小偷,有反感,可是为了孝道,就不能不当三年小偷去。这样,问题不就来了?如果遇到坏人的话,明明知道错,可推说:“孔子说的呀!圣人说的呀!为了作孝子,也只好做错三年呀!”这叫圣人吗?照这样讲,我就叫它是老鼠生儿的孝道哲学。为什么呢?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通吗?不通!这些问题,都出在过去的误解。当然,宋儒并不一定完全错,但像这种错的地方,我们要注意。所以古人说,读书要顶门上另有一只眼。中国宗教里有的神像,多一只眼睛,名为智慧眼。我们要用宗教家所谓的智慧之眼去看,就很容易了解了。

“父在观其志”的这个“志”,古人的文字“志”为“意志”之意,它包括了思想、态度。我们都曾经作过儿子,都有这样的经验:当父亲、师长的面前,听到教训吩咐,口口声声称“是”,但背过身来,却对着同学、朋友,做一个鬼脸,表示不听。所以“父在观其志”这话,是说当父母在面前的时候,要言行一致。就是父母不在面前,背着父母的时候,乃至于父母死了,都要言行一致,诚诚恳恳,非常老实,说不接受就是不接受;如果作好人就是作到底,父母死了,于三年之内,无改于父之道,说得到做得到,经过三年这么久的时间,感情没有淡薄,言行一致,一贯作法,这就是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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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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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22 06:53:54 |显示全部楼层
无所适从的礼俗

下面讲做学问的态度。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为什么讲学问讲到礼?这个礼,刚才提到了《礼记》。讲到礼,感慨良深!我们知道,中国人都自称“礼义之邦”,现在很成问题。几十年前,遇到人打恭,后来慢慢改成鞠躬,后来再加上一点军事化的,将手举起掌近于眉,十五度的半鞠躬,以后改成两方面握手,又变成现在的点一个头,后来又变成翘一个下巴。

现在我们中国人,见面施礼的动作,不知道是哪一套了。所以说,讲到文化,感慨良深。
文化表现在形态上,常有四样大类:“衣、冠、文、物”。我们在日本都还看得到,日本人平常也穿西装,但是遇到皇室的重大典礼,还是穿自己制定的民族礼服。过去执政党在抗战以前,拟过一个关于“衣、冠、文、物”的文件草案,对国民的衣服,都有了规定,后来因抗战军兴,没有实行。 现在我们在礼仪方面,看见了人,刚说的五套礼貌都要来的,再加上在飞机场,还有抱一下,贴个脸的,真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又看结婚礼仪,过去拜天地,拜父母,后来改成文明结婚,新娘穿白衣服,这是我们过去的孝服;还有男傧相,拉纱的花童,这叫“文明结婚”。再下来,法律问题,写一张婚约,盖两个章,还加上证人,大有为离婚作准备的味道,现在更简单了,跟外国人结婚的,外国人穿上那种日本式的木拖板,就去结婚了。到法院公证处看看,什么怪样子的都有。

丧事上更看出来了,军乐队、西乐队、锣鼓队、笙箫队、和尚、道士,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出殡行列,什么都有,不伦不类。所以讲这个礼仪,我们大家要注意,为自己的国家建立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大家要起来做具体的研究。 此外,《论语》上的“礼”是社会秩序的礼,个人的礼。曾有一个学生给我的信上称“南老师”,我对他说,不知道你究竟写信给谁,因为我的孩子也在教书,也是“南老师”,你既不照中国礼法称名,也可照西洋规矩称“亲爱的某某”,只来一个“南老师”,“南”是姓氏,是通称;名是特称。在我们中国的礼貌,有事写信用通称,呼姓是不礼貌的。更滑稽的是他自称“愚生某某”。这个“愚”,本来是平辈稍长或长辈自称的谦词,“愚兄”、“愚叔”、“愚舅”等等。而他来个“愚生”,就不知道到底谁是谁的学生了。这是一般人看不起中国文化,不加以注意,所发生的许多问题之一。信不会写,礼貌不懂,不知道进退应对,不晓得席位尊卑。现代坐沙发,坐汽车,西方物质文明产品的使用,西方人也还是有西方人的礼貌、西方人的规矩,尤其学外交的人不能不懂。而现在年轻人常弄错,所以我们自称“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反省起来,是很难过的,非常沉痛的;为了国家民族,这些地方是要注意的。 再讲到有子的话“礼之用,和为贵。”这等于礼的哲学。礼是干什么的?是中和作用,说大一点就是和平。这也就是礼的思想。人与人之间会有偏差的,事与事之间彼此有矛盾;中和这个矛盾,调整这个偏差,就靠礼。那么法律也就是礼的作用,法律的原则之下,理国乃至办事的细则,就是礼的作用。假如没有礼,社会就没有秩序,这怎么行?所以人与人之间要礼,事与事之间要礼,而礼的作用,“和为贵”,就是调整均衡。 “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中国文化中称先王,不是指哪一个皇帝是先王,“先王”这两个字,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意思。所谓“王者望也”、“王者用也”这些注解以外,我们了解“先王”两字的精神,就代表列祖列宗。

所以中国文化的先王之道“斯为美矣”,最了不起的,我们人文文化的建立比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更早。“小大由之”,无论大事小事,都要由礼的精神来处理,失去了礼的精神就不行,一定出毛病。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是讲相当矛盾的道理。我们经常看到“矫枉过正”四个字,“枉”是歪了,看见事物歪了,必须要矫正它;矫正得过分了,又是歪了。换句话说,不是向这边歪,就是向那边歪。总之“过正”就是歪。礼也是这样,要中和,过分的调节也不好。一个青年一点不懂礼貌固然不对,但他一天到晚都讲礼貌,太多礼了,人家就要误会他拍马屁,所以“知和而和”,对一件事,了解了它的中和之道,而去中和、去调整它。但过分的调整就错了,“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所以礼义的基本精神,是调节一件事物,中和一件事物,但是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又要重新把它调整。 上帝的外婆是谁 要研究中国文化,孔子所编的《礼记》是不能不看的。它是我国传统文化初期包罗万象的著作。以现代学术来讲,包括了哲学、政治、军事、经济、卫生、医学等各方面的学问。当然,是原则,不像现在分得那么细。所以《礼记》这部书,并不是只讲礼貌,我们的礼节礼貌,只是礼的一种表现而已。

中国文化的“礼”字,拿西方文化来讲,就是哲学。哲学大致可分两个范围,以中国道理来讲,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所谓形而下的,是宇宙万有一切学问,都包括在内;形而上的,在中国人叫作“道”,在儒家思想叫“天”,“天道”也就是“本体论”。形而下的,在西方哲学,就是“知识论”、“人生的价值论”。西方哲学大概是这样分类的。

“形而上”这个名称,来自《易经》,日本人翻译希腊哲学时,借用了《易经》上孔子所说的这个名词——“形而上者谓之道”。 什么是“形而上”?就是宇宙来源的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男或是先有女?究竟这个宇宙万有是谁创造的?宗教家说是一位主宰创造的。哲学家就问这个主宰是哪里来的?创造主宰的又是谁?假使创造主宰的是主宰的妈妈,那么主宰的外婆又是谁?哲学家是一路追到底的。

讨论这形而上的道,就是“本体论”。“形而下”是讲宇宙万有形成以后的各种现象和各种知识。西方“本体论”的探讨,最早发源于希腊,也已经两三千年了。当时大概又分作两派,一派是唯物思想,一派是唯心思想。这个唯心与中国固有文化所讲的唯心,又不相同。讲到哲学,这个基本上的思想来源问题,首先要认识清楚,以免混淆。

后来哲学家认为:人为什么会知道宇宙的来源?是靠知识来的,靠思想来的,那么,思想的本身是不是靠得住?就先要研究了。于是产生了知识论。假使思想的本身都靠不住,那么用思想所了解的“宇宙的本来”,也是不完整的。这就是哲学的范围了。一直经历了上下几千年的这一学术,中国人根据日本人的翻译,叫它为“哲学”。

另外一部分是“人生哲学”——研究人的价值问题。 在西方哲学家看来,中国人没有哲学,至少过去中国没有像西方人一样,追究宇宙的本体。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文化这个系统是很严谨的,他们的哲学思想最初是宗教,宗教只教人信,而且是专*制强权,绝不容许你怀疑。你想知道上帝怎么来的,但是你不能问,只要“信”就得救。哲学家说,你要我信可以,不过你要把那个幕拉开给我看看,我看到了以后,绝对信!这是哲学精神。

后来,因为哲学的发展,又形成了科学,科学家更进一步说,光看一下还是不行,我要摸到以后,我才相信的确有这个东西。所以由宗教而哲学,而科学,是今日西方文化发展的步骤。 中国人真的没有哲学吗?有!所有哲学是“人生哲学”。只讲作人伦理的道德,讲作人应该怎样。西方人认为我们没有哲学,过去我国的一些学者也跟着人家这样讲,是不对的。事实上,中国哲学思想,都包括在《礼记》、《易经》等书里面,而且最多了,不过须要大家努力整理。我国学者,在这几十年来,所整理出来的哲学思想,还是不够的,太不够了!而且有所偏。这还要我们自己温故知新,多向这方面努力。 现在,我们讲的重点:“礼”不光是礼貌、礼节,而且包括了形而上的哲学,和形而下人生上的一切运用。因此,下面就接到这一节了。

《三国演义》的幕后功劳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为什么中国文化提倡“仁、义、礼、智、信”?“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教人建立“信”?因“信近于义”,义者相宜也。这“义”字上表现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我们要注意“仁义”两字,“仁”字,凡是博爱、慈爱都叫“仁”,世界各国文化,都有“仁”的同义字;但中国的“义”字,英文、法文、德文,任何一国文字中都没有同义的字。只有中国文化中才有的。这个“义”字,有两个解释,儒家孔门的解释讲:“义者宜也”。恰到好处谓之宜,就是礼的中和作用,如“时宜”就是这个意思。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墨子的精神——“侠义”,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中国人有这个性格,为朋友可以卖命,我们中国人这种性格,有时候比儒家的影响还要大,为了朋友,认为这条命该送给你,没有关系,帮你的忙给了你,其他民族也有这种精神,可是没有这种定义。我们有这种文化,而且过去中下层社会普遍存在。这很重要,尤其一个国家在变乱的时候更明显,在抗战期间就看到,老百姓为国家民族牺牲的精神,非常伟大,就是中国文化的表现。有人说这是儒家孔孟思想影响的,并不尽然,其实是《三国演义》等等几部小说教出来的。所以中华民族个个能够有忠义之气,这是我们民族的特性,特别的长处,所以我们负责教育的,要留意这类问题。

这里“信近于义”的“义”,与墨子的“义”字,有相同之处。人为什么守信?答应的话,一定做到。所以我们历史上有著名“季布一诺千金”的故事。《论语》中的子路也是这样的人。“言可复也”,守信的人,不可讲空话,因为“言可复也”,讲了话必须恢复。什么是“恢复”?就是讲了的话要“兑现”。 “恭近于礼,远耻辱也。”礼貌的当中要恭敬。所谓恭,就是内心对事情的庄重认真,并不是看见人敬礼就是恭;虽然不敬礼,当朋友有困难的时候,那种无限关心的神态,不说出来就知道。所以人恭敬不恭敬,表面态度虽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内心的事。因此恭敬就是礼。人与人为什么要恭敬?“远耻辱也”,免得招来无谓的耻辱。“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因就是动机,中国文化:亲亲、仁民、爱物。“因不失其亲”,意思是人绝对无私是做不到的。(这个问题,将来会讨论到,中国文化中两个观念是由道家出来的,一个是大公无私,一个是绝对自私,两种极端思想,对我们而言都做不到的。而儒家则主张有限的自私。)举个例子,如果大家没有衣服穿,我弄到了一件,先给我的父亲穿,父亲穿了给我穿,等自己多一件时,再给别人穿。助人的心行,由近而远,渐渐扩及他人。“亦可宗”,像这个样子,也可以宗仰。 这些都是讲做学问的态度。然后再引用孔子的话: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说明学问的道理,并不是只读死书,而是注重现实人生中的作人处世。孔子说生活不要太奢侈,“食无求饱”,尤其在艰难困苦中,不要有过分的、满足奢侈的要求。与《乡党篇》孔子自己生活的态度、作人的标准是相通的。“居无求安”,住的地方,只要适当,能安贫乐道,不要贪求过分的安逸,贪求过分的享受。这两句话的意义,是不求物质生活的享受,而重视精神生命的升华。“敏于事而慎于言”,包括了一切责任、一切应该做的事,要敏捷——马上做。“慎于言”,不能乱说话。“就有道而正焉”,这个“道”就是指学问、修养。那么哪里叫“有道”呢?古人的书本,书本上就是“有道”,从书本上去修正作人做事的道理,这个样子就叫作好学。可见《学而》一篇,并不是说读书就是学问,前后好几处,都是这样证明的。

多才多艺的子贡

接下来讲子贡。我们特别留心这个人,上面也曾提到过,子贡在孔门弟子中,不但是学问家,也是外交家、政治家,以现代观念来讲,也是工商界的钜子。 读司马迁的《史记》,就可以看见一篇东西——《货殖列传》,《史记》这部书,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有了不起的价值。《货殖列传》就是讲商业家,讲社会工商经济发展的情形。中国文化在过去始终是轻商的,所谓士、农、工、商,商人的阶级,列在四民之末,为社会所轻视,而司马迁特别提出商来,写了这篇创作。以后中国的历史,才有《货殖列传》的精神,顺便也记载一般经商者的事。司马迁当时写《货殖列传》的动机,是认为工商社会的发展,是关系国家政治的命脉,不能不注意,可是当时不能如此明显提倡,所以他写了《货殖列传》。其中还包涵许多褒贬的微词。

司马迁有很多东西是创作,像他又写了《游侠列传》。在过去,人们认为游侠这一批人,作奸犯科——“老子拳头大”,就是那么回事。司马迁却特别写了《游侠列传》,他认为这些人在社会落伍的时候、动乱的时候,道德、道理、人情、法律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只有“老子拳头大!”一伸胳膊则没有事了,才可解决问题,所以他觉得这种精神,非常可取,就写了《游侠列传》。

《史记》这部书,研究起来很有趣,中国文化的许多精神,司马迁都在《史记》上点出来了。 我们讲子贡,牵涉到《史记》,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特别提到子贡这个人,非常了不起,乃至强调地说,孔子的学说思想,后来能够流传下来,端赖他的出力。现在讲到学问的修养,提到子贡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这一段很值得注意的。以前一直讲学问,这一段则是描写有一天子贡问孔子的故事。有如电视上的一个短剧。

子贡说,老师!人穷了,倒楣了,还是不谄媚,不拍马屁,不低头;发财了,得意了,还能够对人不骄傲,何如?这个“何如?”若演起戏来,导演一定教演员作得意状。子贡这个时候,似乎认为自己学问修养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错,很有心得了,心里在想一定可以得到老师的欣赏,给一个一百分,至少九十分,所以他这“何如”用白话来说是:“老师!你看看我怎么样?”那种自肯的味道,完全在这“何如”两个字上表现出来了。 我们都常听说“得意忘形”,但是,据我个人几十年的人生经验,还要再加上一句话——“失意忘形”。有人本来蛮好的,当他发财、得意的时候,事情都处理得很得当,见人也彬彬有礼;但是一旦失意之后,就连人也不愿见,一副讨厌相,自卑感,种种的烦恼都来了,人完全变了——失意忘形。所以我就体会到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个人做学问,只要做到“贫贱不能移”一句话——能够受得了寂寞,受得了平淡,所谓“唯大英雄能本色”,无论怎么样得意也是那个样子,失意也是那个样子,到没有衣服穿,饿肚子仍是那个样子,这是最高修养,达到这步修养太难了。所以子贡讲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确是不容易,很难得。可是孔子并没有给他九十分,只是“可也”而已。下面还有一个“但是”,但是什么?“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你做到穷了,失意了不向人低头,不拍马屁,认为自己就是那么大,看不起人,其实满肚子的不够;或者你觉得某人好,自己差了,这样还是有一种与人比较的心理,敌视心理,所以修养还是不够的。同样的道理,你到了富而不骄,待人以礼,因为你觉得自己有钱有地位,非得以这种态度待人不可,这也不对,仍旧有优越感。所以要做到真正的平凡,在任何位置上,在任何环境中,就是那么平实,那么平凡,才是对的。

所以孔子告诉子贡,像你所说的那样,只是及格而已,还应该进一步,做到“贫而乐,富而好礼。”安贫乐道。安贫就非常难,孔子在下面就有“君子,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的话。所以有些朋友很了不起,很清高,聊天时常常问起:“你看我这个人怎么样?”我说:“我个人不完全同意你,你是很清高,不过有一点苟求清高。”一个人是应该清高的,但有人是苟求清高,或者为了标榜自己清高,因此只好忍痛牺牲。那就大可不必,这就不平凡,不平凡不是真涵养的精神。因此孔子告诉子贡,要安贫乐道,要平实,他说仅是做到不骄傲,不算好,还要进一步做到好礼,尊重别人和爱人。

富而好礼的方面,我们与工商界人士接触就看得出来,社会上的有钱人,有的非常讨厌,不学无术,一开口庸俗不堪,所以富有不一定好礼。好礼不一定仅仅讲礼貌,而是在学问作人各方面随时虚心求进。假如一个真正富有的人,能够不断追求学问,不断讲究作人做事的道理,实在了不起。有的人事业成功了以后,往往亲朋间脱离了关系,这是遗憾的事。 讲到这里,再看下去,知道子贡是服了老师,孔子是了不起的,所以子贡提出了一句话来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这个诗是古代的诗,谁作的呢?前辈古人作的,当时流传很广。“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八个字是引用古诗里的原句。这诗是讲做玉石的方法,如花莲的玉石,最初是桌面大的一块石头,买来以后,先将它剖开,里面也许能有几百个戒指面,也许只有十个八个也说不定。做玉器的第一步,用锯子弄开石头叫剖,也就是切;找到了玉,又用锉子把石头的部分锉去,就是第二步手术叫磋;玉磋出来了以后,再慢慢地把它雕琢,琢成戒指型、鸡心型、手镯型等一定的型式、器物,就是琢;然后又加上磨光,使这玉发出美丽夺目的光彩来,就是磨。切、磋、琢、磨,这就是譬喻教育。一个人天生下来,要接受教育,要慢慢从人生的经验中,体会过来,学问进一步,工夫就越细,越到了后来,学问就越难,所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这句话大有推崇孔子的意思,好像说:“做学问还要像玉一样地切磋琢磨,我懂了。”那么孔子答复他了,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赐是子贡的名字,孔子说你懂得这个道理,现在可以开始读书了,也可以开始读诗了,因为我刚刚提示了你一个道理,你自己就能够另外推演出别的道理来。这表示了一个人的天分高,拿现在的教育来说,是教了一个原则,其他就可以自己类推了。

诗的人生

不过这句话研究起来有一个问题,是诗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在文学的境界上,有一个演变发展的程序,大体的情形,是所谓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到了清朝,我认为是对联,尤其像中兴名将曾国藩、左宗棠这班人把对联发展到了最高点。我们中国几千年文学形态的演变,大概是如此。

今天中午有位学者,谈到很多人写作的东西,他说过去看了一些作品,马马虎虎过得去,还不注意。现在看一些作品可难了。他这话是真的。有些人有文学家的天才,随便写几句,从笔调上一看,就知道他在文学上一定会有成就;也有的人力学一辈子,也不能变成文学家。虽然写文章写得蛮好,但是他到不了那个程度,怎么下工夫都无法突破他们自己的那一个极限,他的文章始终只是一个科学家的文章。所以看科学的书,没有办法看得有趣味。我曾经对学生说,你教化学的,如配合文学手法来教,会比较成功。科学本身很枯燥,所以最好把它讲得有趣味,比如对一个公式,先不要讲公式,讲别的有趣的;最后再说明这个有趣的事,跟某一公式的原理是一样的,听的人就可以贯通。结果有几个学生用这个方法教,的确很成功。但现在中国文学正在剧变当中,还找不出一个法则来。 至于诗,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人不是在小学(不是现代的小学)就开始学诗的。每一个人都会作诗,不过是不是一个诗人,是另一个问题。有人问为什么我们对诗的教育这样重视,这是个大问题。下面第二篇《为政》里就有一个要点,说明这个道理。一般人通常认为,作诗就是无病呻吟,变成诗匠。从前也有人打趣这种诗,所谓“关门闭户掩柴扉”,关门就是闭户,闭户也是关门,掩柴扉还是关门。平仄很对,韵脚也对,但是把它凑拢来,一点道理都没有。这就是无病呻吟,这样的文学,实在有问题,都变成“关门闭户掩柴扉”了。 过去还有一个笑话,在几十年前,有一种所谓“厕所文学”。在江南一带,像茶馆等公共场所的墙上,乱七八糟的字句,写得很多。这些字句,无以名之,有人就称它为“厕所文学”。有人看了这些文字,实在看不下去了,也写了一首诗,这首诗也代表了中国文化中文学的末流。原句是:“从来未识诗人面,今识诗人丈八长,不是诗人长丈八,如何放屁在高墙?”这是当时批评“厕所文学”的滑稽之作,像这类衰败的情形,我们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却很严重。所以当年国父不得不提倡革命。那时文学、文化的问题,是非常严重。那些无病呻吟的诗,衰败的东西太多了!像这一类含义的笑话,实在太多。所以后来“五四运动”的时候,要打倒旧文化,固然打错了,可是这个错误的实在,也不能完全由当时动手打的人担负起来。这个错误是在那个时代,历史的包袱给他们的压力而造成的。 这里孔子对子贡说的话,点出了“诗”的道理是什么,作诗学诗的人,并不光是想当一个诗人,否则当诗人就要被骂“如何放屁在高墙”。所以诗的目的,并不是专搞文学,其中所含的道理非常重要。关于诗的文化,孔子在下一篇说了,在这里他告诉子贡,读了诗,并不是教你变成一个酸溜溜的书呆子,一定要“告诸往而知来者”。岂但作诗,我们读历史也是一样,我们为什么读历史?现在大学里的历史系、历史研究所的研读历史,虽然拿到好成绩,但对作人做事,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们中国人过去读历史,主张要学以致用,它的精神就是“告诸往而知来者”,懂了过去就要知道未来,这也就是诗的精神。

到了最后,是这一篇的结论了。大家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论语》第一篇《学而》篇的开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你看这一篇文章又是怎么作结论?恰恰好头尾相顾。最后一句怎么说呢?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这是《学而》这一篇的精神所系。他说一个人不怕人家不了解你,最怕你自己不了解别人。这就归结了那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大概人们都有的一个通病,就是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往往我们说错一句话,脸红了;但三秒钟以后,脸不红了,自己马上在心里头找出很多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错误,认为自己完全对,再过个把钟头,越看自己越对。人,就是这样,所以人总怪人家不了解自己,而对于自己是不是了解别人这个问题,就不去考虑了。所以《学而》这一篇的宗旨,最后的一点,以本篇第一节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为重点。这个结论的重点就是你为什么在心中怨恨?不要怕人家不了解你,最重要的是你是否了解别人。于是这一篇作学问的目的,到这里得到结论,整个结束。 《论语别裁》 下一篇:为政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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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第二 ---论语别裁  

孔子不谈政治

第一篇《学而》是讲个人作学问的内在修养,接着下来第二篇《为政》则是讲学问的外用。 不过提到为政,有一点要注意:我们常发现在一些著作中,许多人认为《为政》是孔子的“政治思想”,或者用现代的语汇来说,称之为“政治哲学”。

在我个人研究的结果,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孔子很少提到完整观念的“政治”,孔子只说“为政”,这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站在学术的立场,态度要非常严谨。我们常说一句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服从真理。”作学问的立场,就是“在学术面前,态度要非常严谨,服从真理。”孔子只讲“为政”,不谈政治;“政治”如国父所说的:“管理众人的事。”孔子所提的“为政”是教化,教化是中国文化的名词,不能看成是教育。

教是教育,化是感化,但过去又不叫作感化,而叫作风化。为政的意义包括了教化。这个重点我们必须把握住。因此第二篇《为政》,也是谈到学问外用的道理。

大政治家的风范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共”即“拱”。这几句话,表面上看来,非常容易懂。孔子提出来,为政最重要是“德”。说到这里,我们要注意,春秋战国时代,“道德”两个字,是很少连起来用的,那个时候,道是道,德是德;魏晋南北朝以后,到唐宋之间,才把这两个字连起来,变成一个名词为“道德”;到现在年轻人一提到道德,都当成讨厌的名词。这是文化思想的演变。

所以我们要知道,秦汉以前,德是德;而“道”与“天”,在当时可说是最麻烦、最难于解说的两个字,同样的有无穷意义。有时候“道”字,是形而上的那个本体的代表;有时候是道路之道,有时候是原则或法则,像《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这个道就是法则的意思;有时候又是道德的代表。

“天”字也是这样,包含有四五个意义之多。在同一本书,甚至在同一句里,前后的道字,所代表的意义就不同。这个好像是中国文化的毛病,其实也是长处,尤其在古代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一个观念用一个字来代表,用刀刻到竹简上,在当时就足以完全表达。 再说到这个“德”字的意义,过去“德”是表示好行为的成果和作用。古时人解释“德者得也”。因此我们了解孔子讲的“为政以德”,是好行为的成果,也和后世讲的“道德”意义差不多。如果不作深入研究,一般在学校里,就告诉学生,这里的“德”就是“道德”,因为学生不到相当的程度,老师也无法多搬古董来为他们作详细解说。孔子为什么提出这个“德”字,这是第一个问题。

星辰知多少

第二个问题说到“北辰”。我们中国文化发达得最早的是天文。过去我们把天体分成二十八宿和三垣——紫微、少微、太微,类似于我们现在讲天文的经纬度。经纬度是西方的划分法。曾经有位天文学家主张,我们自己重新划过,不照西方的度数划,如格林威治时间是英国人划的,与我们不相干。我们为什么不讲自己的中原时间,或以台*湾作中心,把经纬度再划过呢?而事实上,我们过去是划分过的。天体的分度为三垣、二十八宿,就是把天体星座的范围,划分二十八个部分。为什么叫“宿”呢?这是指每天太阳从西方落下去的时候,东方天上是哪一个星座出来,这星座就是“宿”。这出来的星座,每个月不同,每半个月不同,每七天不同,所以分作二十八宿,又分为十二辰,作为时间与天体的关系。过去发现了北斗七星,就是现在西方人所指大小熊星座之际。在夏天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银河,在银河的北面,那七颗最亮的星就是北斗星,这七颗星连起来,像舀水的瓢,古时叫“斗”。现在的天文学,也没有离开我们老祖宗那个原则。整个天体那许多星星,都是以北极星作为中枢,众星拱卫着它,每到晚上,北斗七星的斗柄前方,一定有两颗最亮的星,名招摇二星,它的光最为闪烁,很容易看见。春天北斗星一定指着东方的寅宫。过去做大将的,要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无所不通,才能带兵。因为天文在军事上非常重要,就拿行军来说,如夜间迷了路,即观星斗,不藉仪器,就可辨别出方向来。我国过去这一套文化是很普遍的,现在对于固有的“天文学”,我们反而一点认识都没有了。对于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些东西,我们不能不注意,一定要把它捡回来。

一年四季,天体星座的移动,好像听北斗星的指挥,跟着它,绕着它转动。不但一年四季,每个月北斗星所指的方向都不同,整个天体随时在运转。每天十二个时辰,北斗星的方向也在变动,而且这是几千万亿年,固定的一种变动,不能错乱,事实上它也决不会错乱。

对于“北辰”我们了解了,那么孔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政以德”,内心有道,表现在外的行为就无懈可击。譬如北辰,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作风,以道德的感化,你在那里本身不要动,只要发号施令,下面的人就像满天无数的星座,都会跟着你的方向动。
刘备上了曹操的当

在军事思想上,大家都知道“万众一心”以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两句。大家对它的解释也各有不同的见解。有的人解释成“千万雄师千万心”,那就不太好了,最好的主帅在这情形下也没有办法,这就是思想问题,思想一定要集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岳飞所提出的。现在我们如果解释为主帅心计的变通,所谓“山人自有妙计”,那就更糟了。我们研究起来,【岳飞这句“存乎一心”的“一心”,就是“万众一心”的意思比较恰当】。那么“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我们知道,儒道两家的思想,在秦汉以前并不分家。大家都知道,老庄道家的思想讲“无为而治”,有些讲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人,都解释为在上面领导的人,什么都不管,就是“无为而治”。这完全搞错了,道家没有这个说法,是“无为无不为”。所谓“无为而治”是制其机先,看起来是没有事。譬如说,一个领导的人,一个主持的人,对任何一个方法,一开始你就要先透析它的流弊,毛病出在哪里,先找到病源,把它疏通了,再不会出毛病,然后才能无为而无所不为。

讲到这里,说一个笑话,当年抗战期间,有一个朋友在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当保安副司令,他差不多天天都在外面剿匪,我问他:“你们地方上哪来这么多土匪?”他怪我一天到晚留心天下大事,连鹅毛扇都不去拿,不会当军师。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如果把土匪都剿完了,我们怎么办?”我说你们原来是这样干的。他说:“不是我们要这样干,是邻县要这样干,把土匪赶来赶去,剿的次数多,功劳多,他们要这样干,那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也有人说刘备是曹操培养出来的,假如他不培养一个刘备,就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天下事原来如此。现在讲这样坏的一个故事,以解释这个道理——这种无为而治,实在是太不道德。我们在政治学上,军事学上的政治思想中,都看得出来,所谓“为大将者无赫赫之功”,这句话在军事思想上的意义,是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要大将在那里,敌人就怕了,不敢动了,仗就打不起来了。这当然是了不起的。假如是一个普通人有赫赫之功,又是另外一件事了。所谓无为的道理,大致的要点也在此,孔子讲道德的政治,就是这一个道理。

为什么孔子老是提到这一类的东西呢?古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有一句话叫“经史合参”。什么叫经呢?就是常道,就是永恒不变的大原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这个原则是不会变动的。但不是我们能规定它不准变动,而是它本身必然如此,所以称为“经”。而“史”是记载这个原则之下的时代的变动、社会的变迁。我们要懂得经,必须要懂得史。拿历史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来配合。这样研究经史,才有意义。譬如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则刻板的教条。其实不是的。我们读历史就知道,孔子出生的那个时代,我们后世称它为“春秋时代”,就是西周与东周之间的时代,孔子写了一本书叫作《春秋》,后来“春秋”成了历史的代名词。在孔子前后,有人写了历史,都称春秋。中国文化中为什么把历史称为“春秋”而不称为“冬夏”呢?照理冷就是冷,热就是热,称冬夏也无不可。有人说因为春秋第一句话“春王正月”——后世把“春王正月”读成一句话,是读错了。所以我们再三讲,读古书要注意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纸笔,文字要用刀刻在竹简上,很艰难,所以往往一个字就代表了一个复杂的意义。这个“春”是春季;“王”是中央政府,是周朝;“正月”是周朝所行月令的正月;而成为“春王正月”——以此来解释历史所以称作春秋的原因,这是不对的。

刚才提到,中国文化发展得最早的是科学,而科学中最先发展的是天文,讲世界科学史,乃至讲科学,一定先研究天文。要讲天文,则中国的天文,在三千年以前就发达了。在全世界而言,是一马当先的。讲天文又必须讲数学,而中国的数学,六千年以前,也很发达。这方面等将来有机会谈到《易经》的时候,再讨论它。

中国的文化是自天文来的——我们知道一年四季的气候是不平均的,冬天太冷,夏天太热。讲昼夜,白昼在冬天太短,在夏天太长,都不平均。只有春天二月间和秋天八月间,“春分”“秋分”两个节气,就是在经纬度上,太阳刚刚走到黄道中间的时刻,白昼黑夜一样长,气候不冷不热很温和,所以称历史为春秋。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学家,认为在这一个时代当中,社会、政治的好或不好,放在这个像春分秋分一样平衡的天平上来批判。拿现在的观念来说,称一下你够不够分量,你当了多少年皇帝,对得起国家吗?你做了多少年官?对得起老百姓吗?都替你称一称。历史叫作“春秋”就是这个道理。

从台风了解人生

我们看了《春秋》,看了春秋战国时候的历史,孔子在《易经》的《系传》上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当孔子写《易经·系传》的时候,正是春秋时期动乱的时候。但是孔子认为“非一朝一夕之故”——不是一天所形成的。道家的庄子说:“飓风起于萍末”,飓风就是现在广东话、福建话所讲的台风,现在西方人用中国语音译过去,也叫台风。我们看到台风的力量这么猛烈,但它在水面上初起的时候,只见到水面上的一叶浮萍,稍稍动一下,紧接着水面上一股气流冒上来,慢慢大了,变成台风。道家这句话是说,个人也好,家庭也好,社会、国家、天下事都是一样,如果小事不在乎,则大问题都出在小事上。“飓风起于萍末”,大风暴是从一个小风波来的。所以孔子在《易经》中说的上面那一段话,说明天下事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几乎没有偶然。平常听人说:“这个机会很偶然”,实际上没有偶然的事情。 以中国文化《易经》的道理来说,认为天地间的事都有原因,有很多因素的。譬如有人捡到一块钱,“这多么偶然!”但仔细分析,一点不偶然,它的前因是什么?因为他走出门来了,如果没有走出门这个前因,就不会有捡到一块钱的后果。或者说,坐在家里就掉下一块钱来了,这该是偶然了吧?但是因为他坐在家里,这块钱掉下来他才捡得到呀!假如他出门不坐在家里,掉下来的钱,也不会是他的了,所以坐在家里不出去,也是得到这块钱的前因。因此这些都是因素,“其所由来者,渐矣。”都是慢慢转变来的。

《易经》告诉我们,天下的事,没有突变的,只有我们智慧不及的时候,才会看到某件事是突变的,其实早有一个前因潜伏在那里。

我们懂了《易经》这几句话,孔子著《春秋》,正是赶上那个时代,他所以那么偏重教化,正是在那三四百年当中,社会风气乱得不得了。我们不妨引用下面几个人的话,就可以知道春秋时代乱到什么程度。

司马光说:“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指赵、魏、韩三家分晋),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分不得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又说:“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灭,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顾亭林说:“【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邦无完交,士无完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得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从上面的记载,说明了春秋战国当时社会之乱,变乱是不得了的。当时,大家重视权利的斗争,社会秩序之乱,文化的衰败,与我们现在有些地区的社会情况相比较,几乎有相同之处。孔子面对这个动乱,非常担忧,因此他说为政,权力是没有用的,唯“德”而已。

圣人也势利吗?

讲到“德”,第三个观念来了,我们看*中*国历史,儒家思想为什么对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样推崇?【以前我有一个老朋友,他比我大几十岁,是我的忘年交,四川人,自称为“厚黑教主”的李宗吾】,此人当系大家都知道的。他本人道德非常好,就喜欢故意骂人,我劝他少骂人一点,不要提倡厚黑学,我说人性本来就是那么一回事,脸厚心黑,但还用一张幕掩盖起来的,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揭开来呢?他说:“揭开吗?你搞错了,我是拉开坏的一幕,教人看后面真的。”李宗吾对历史非常怀疑,他说圣人靠不住,为什么专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成功的人?不成功的就没有圣人吗?所以他有一篇文章叫“对圣人的怀疑”。这位老兄,专写反面文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老弟,你不知道,我和爱因斯坦同年,我那位同年发明了相对论名闻世界了。我呢?当个厚黑教主还没有当好,所以我非要调皮一下不可。”此人很妙,我认识他时,他已六十多岁,整天不吃饭,老喝酒,喝酒就饱。精神、道德都很好。

讲到这里,再回头讲正题,孔子为什么推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等?第一,有道德思想,没有德业的成果,只能说他有道,不见得有德。有道德的思想,又有德业的成果,道与德配合,才叫“道德”。 历史上,道家、儒家都提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因为那时谈到“为政”,讲究“德”字,【到秦汉以后,只讲事功,所谓“三王之治在道德,五霸之志在事功】。”王、霸之不同在于此,【等而下之,连霸业都谈不上,连事功都没有,光是拿偷鸡摸狗的手段窃国而已】。

这几句话虽然简单,解释起来,却有一大堆的意思,我们把它整个了解了,就晓得它的价值了。

悠美的情歌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所以有人说《论语》要重新编排,他们看《论语》看到这里就说:“讲为政讲得好好的,为什么又突然讲到文学上去,而讲起诗来了呢?还不是编错了,编乱了吗?应该把它拿出来,照现在西方办法,逻辑的整理一番。”我说:“逻辑?!大概是把它逻过一下,再辑一辑吧?”只好为他们的主张作如是解释。殊不知《论语》已经编得非常完整了。

为什么在《为政》里谈这个问题? “诗三百”,是指中国文学中的《诗经》,是孔子当时集中周朝以来数百年间,各个国家(各个地方单位)的【劳人思妇】的作品。所谓劳人就是成年不在家,为社会、国家在外奔波,一生劳劳碌碌的人。男女恋爱中,思想感情无法表达、蕴藏在心中的妇女,就是思妇。劳人思妇必有所感慨。各地方、各国家、各时代,每个人内心的思想感情,有时候是不可对人说,而用文字记下来,后来又慢慢的流传开了。孔子把许多资料收集起来,因为它代表了人的思想,可以从中知道社会的趋势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人们要发牢骚?“其所由来者渐矣!”总有个原因的。

这个原因要找也不简单,所以孔子把诗集中起来,其中有的可以流传,有的不能流传,必须删掉,所以叫做删诗书,定礼乐。他把中国文化,集中其大成,作一个编辑的工作。对于诗的部分,上下几百年,地区包括那么广,他集中了以后,删除了一部分,精选编出来代表作品三百篇,就是现在流传下来的《诗经》。
读《诗经》的第一篇,大家都知道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拿现在青年的口语来讲,“追!”追女人的诗。或者说,孔子为什么这样无聊,把台北市西门町追女人那样的诗都拿出来,就像现在流行的恋爱歌“给我一杯爱的咖啡”什么的,这“一杯咖啡”实在不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来得曲折、含蓄。由此我们看到孔子的思想,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迂夫子。上次提到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一定要吃饭,一定要男女追求,不过不能乱,要有限度,要有礼制。所以他认为正规的男女之爱,并不妨害风化,这也叫“为政”,正规的。那么他把文王——周朝所领导的帝王国度中,男女相爱的诗列作第一篇,为什么呢?【人生:饮食男女。形而下的开始,就是这个样子】。人一生下来就是要吃,长大了男人要女人,女人要男人,除了这个以外,几乎没有大事。所以西方文化某些性心理学的观念,强调世界进步,乃至整部人类历史,都是性心理推动的。 《诗经》归纳起来,有两种分类——“风、雅、颂”、“赋、比、兴”。

什么叫“风”?就是地方性的,譬如说法国的文学是法国的文风,法国文风代表法国人的思想、情感,所以《诗经》有《郑风》、《鲁风》、《齐风》等等。

“雅”以现代用词来讲,是合于音乐、文学的标准,文学化的、艺术化的,但有时候也不一定文学化、艺术化。“颂”就是社会、政府公事化的文学叫“颂”。

作品另三种型态,一种是“赋”,就是直接的述说。

其次是“比”,如看见下大雪,想起北国的家乡来,像李太白的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因这个感触联想到那个,就叫“比”。

“兴”是情绪,高兴的事自己自由发挥;悲哀的事也自由发挥;最有名的,像大家熟悉的文天祥《过零丁洋》七律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飘零雨打萍;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也就是“兴”。他在挽救自己的国家,挽救那个时代,而遭遇敌人痛苦打击的时候,无限的情感,无限的感慨。这也就是真的牢骚,心里郁闷的发泄,就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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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26 07:26:05 |显示全部楼层
诗的伟大

孔子说我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在什么地方?“一言以蔽之”——一句话,“思无邪”。人不能没有思想,只要是思想不走歪曲的路,引导走上正路就好,譬如男女之爱。如果作学问的人,男女之爱都不能要,世界上没有这种人。我所接近的,社会上普遍各界的人不少,例如出家的和尚、尼姑、神父、修女,各色各样都有,常常听他们诉说内心的痛苦。我跟他讲,你是人,不是神,不是佛,人有人的问题,硬用思想把它切断,是不可能的。人活着就有思想,凡是思想一定有问题,没有问题就不会思想,孔子的“思无邪”就是对此而言。人的思想一定有问题,不经过文化的教育,不经过严正的教育,不会走上正道,所以他说整理诗三百篇的宗旨,就为了“思无邪”。

那么为什么把这个讲文学境界的话,要放到《为政》篇来呢?这不是次序乱了吗?一点都不乱,这就是“点题”了,就是把题目的中心抓住,先拿出来。 第一个点题:以现在的话来说,【一切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只是思想问题。只要使得思想纯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知道,现在整个世界的动乱,是思想问题。所以我在讲哲学的时候,就说今天世界上没有哲学家。学校里所谓的哲学,充其量不过是研究别人的哲学思想而已。尤其是作论文的时候,苏格拉底怎么说,抄一节;孔子怎么说,抄一节。结果抄完了他们的哲学,自己什么都没有,这种哲学只是文凭! 世界上今天需要真正的思想,要融汇古今中外,真正产生一个思想。可是,现在不止中国,这是个思想贫乏的时代,所以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文化。

第二个点题:牵涉到人的问题。

中国史上,凡是一个大政治家,都是大诗人、大文学家,我常和同学们说,过去人家说我们中国没有哲学,现在知道中国不但有哲学,几乎没有人有资格去研究。因为【我们是文哲不分,中国的文学家就是哲学家,哲学家就是文学家,要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必须把中国五千年所有的书都读遍了】。西方的学问是专门的,心理学就是心理学,生理学就是生理学,过去中国人作学问要样样懂一点,中国书包括的内容这样多,哪一本没有哲学?哪一样不是哲学?尤其文学更要懂了,甚至样样要懂,才能谈哲学,中国哲学是如此难学。

譬如唐初有首诗,题名《春江花月夜》中有几句说:“江上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与西方人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意思一样,但到了中国人的手里就高明了,在文字上有多美!所以你不在文学里找,就好像中国没有哲学,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一看,哲学多得很,譬如苏东坡的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是哲学问题吗?宇宙哪里来的?上帝今天晚上吃西餐还是吃中餐?“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问的这个问题,不是哲学问题吗?所以中国是文哲不分的。此其一。

文史不分:中国历史学家,都是大文学家,都是哲学家,所以司马迁著的《史记》里面的八书等等,到处是哲学,是集中国哲理之大成。此其二。

文政不分: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唐代的诗为什么那么好,因为唐太宗的诗太好了,他提倡的。明代的对联为什么开始发展起来,朱元璋的对联作得很不错,他尽管不读书,却喜欢作对联。有个故事,朱元璋过年的时候,从宫里出来,看见一家老百姓门前没有对子,叫人问问这家老百姓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门口没有对子。一问是阉猪的,不会作对联。于是朱元璋替他作了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很好!很切身份。

唐太宗诗好,大臣都是大文学家,如房玄龄、虞世南、魏征每位的诗都很好。为什么他们没有文名?因为在历史上,他们的功业盖过了文学上的成就。如果他们穷酸一辈子,就变文人了,文人总带一点酒酿味,那些有功业的变成醇酒了。其次,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诗很好,但文名被他的功业盖过了。所以【中国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都是大文学家】。我们来一个老粗皇帝汉高祖,他也会来一个“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别人还作不出来呢!不到那个位置,说不定作成:“台风来了吹掉瓦,雨漏下来我的妈!”所以大政治家一定要具备诗人的真挚情感。换句话说,如西方人所说,一个真正做事的人,要具备出世的精神——宗教家的精神。此其三。

第三个点题:中国人为什么提倡诗和礼?儒家何以对诗的教育看得这么重要?因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会工作的人,经常人与人之间有接触、有痛苦、有烦恼。尤其中国人,拼命讲究道德修养,修养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

我经常告诉同学们,【英雄与圣贤的分别:“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圣贤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将自己的烦恼交给别人去挑起来,圣人自己挑尽了天下人的烦恼】。”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希望每个人能完成圣贤的责任,才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从事政治碰到人生的烦恼,西方人就付诸宗教;中国过去不专谈宗教,人人有诗的修养,诗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么无法化解的烦恼,自己作两句诗,就发泄了,把情感发挥了。同时诗的修养就是艺术的修养,一个为政的人,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感、诗人的修养。我们看历史就知道,过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将,退朝以后回到家中,拿起笔,字一写,书一读,诗一诵,把胸中所有的烦闷都解决了。不像现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将或跳舞去了。这种修养和以前的修养不同了,也差远了。 由此我们已了解,孔子说《为政》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人,除了领导思想不走邪路以外,对于自己的修养,更要有诗人的情操,才能温柔敦厚,才能轻松愉快的为政。

穷哉法治

下面提出问题来了: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个“道”是领导的导。刚才我们提出来,说孔子讲的为政,不是谈政治,以现在观念勉强说来,他讲的是政治哲学,或说是政治的原理。他说领导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以政治体制来领导,再用法制来管理,“齐之以刑”,使大家不犯法,犯法就罚他。但是用法制来管理人民,这样一来【“民免”,一般人会逃避,钻法律的漏洞,而且他逃避了责任、法律及处罚,他还会自鸣得意,认为你奈何他不了,毫无羞耻心】。这和道家【老子讲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道理一样,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

因此孔子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假如以道德来领导,每个人都有道德的涵养,“齐之以礼”,以礼教化。这就谈到礼义精神了,大家能自动自发,如果做错了,有那惭愧的心情,这样做到人人有耻,不敢做不道德的事,不要等到法律制裁,自己就很难过,这就是有耻。到了这种情形,则“且格”,就达到了政治的目的。所以他是主张用道德的政治、道德的感化,这就是儒家与法家的精神之不同了。不过,中国的政治,向来是道家、儒家、法家合用的。

孔子的自剖

下面更有趣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孔子的自我报告,为什么孔子在谈到为政,要作自我报告呢?孔子是七十二岁死的。他用简单几句话,报告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的身世很可怜,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半残废的哥哥和一个姐姐,对家庭,他要挑起这担子来,他的责任很重。他说十五岁的时候,立志作学问,经过十五年,根据他丰富的经验,以及人生的磨炼,到了【三十岁而“立”。立就是不动,作人做事处世的道理不变了,确定了,这个人生非走这个路子不可】。但是这时候还有怀疑,还有摇摆的现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才不怀疑,但这是对形而下的学问人生而言】。还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岁,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学的宇宙来源,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体范围】。到了“六十而耳顺”,这里问题又来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么问题不顺,耳腔发炎吗?这句很难解释,可能在当时漏刻了文字。可能是“六十而”下面有一个句读。如果照旧,“耳顺”的道理就是说,自十五岁开始作人处世,学问修养,到了六十岁,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而毫不动心,不生气,你骂我,我也听得进去,心里平静。注意!心里平静不是死气沉沉,是很活泼,很明确是非善恶,对好的人觉得可爱,对坏的人,更觉得要帮助改成好人,要这样平静,这个学问是很难的。然后再加十年,才“从心所欲”。西方的文化就是自由,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不逾矩”。我们上街去看看,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来吃,“从心所欲”嘛!行吗?要“不逾矩”。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个范围。“从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不逾矩”,同时这句话也通于形而上的道理。

讲到这里,我们要研究孔子为什么把几十年所经历作人、做事、做学问的经验,要放在《为政》篇里。这经验太重要了,本来为政就是须要人生的经验。 在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实验的,就是政治和军事。这两个东西,包罗万象,变动不居。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政治,专*制、君主、民*主、集体,究竟哪样好?谁能下得了这个结论?尤其现代的中国,几十年来,西方的什么思想文化,都搬到中国这个舞台上来玩过,但是西方思想是西方文化来的,结果如何呢?所以为政的人要了解人生,要有经验,要多去体会。因此孔子将自己的经验讲出来,编到《为政》这一篇,就是暗示一般从政者,本身的修养以及作人做事的艰难,并不简单,要效法他这个精神,在工作上去体会、了解它,才把这一段编到《为政》中来。 从上面几段,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不管是为政或做事,是要靠人生经验的累积。而人生经验累积成什么东西呢?简单的四个字——“人情世故”。

讲到人情世故,中国人现在往往把这个名词用反了,这是很坏的事。如果说“这家伙太世故了!”便是骂人。尤其外国人批评中国人,几年前在【《中央日报》我就看到这样的文章,说中国人什么都好,就是太重人情了】。这里一般年轻人的反应,认为这个外国人的文章写得非常透彻,我说你们不要认为外国人在中国留学两三年,就能懂中国文化,那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几十年的饭是白吃了。中国文化一直在讲人情,所谓“人情”,不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提着一只火腿,前街送到后巷,左邻送到右舍,在外面送来送去地转了个把月,说不定又转回来物归原主了。这只是情礼的象征,中国文化所讲的“人情”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性情。人情这两个字,现在解释起来,包括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等学问都在内,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的感情。

“世故”就是透彻了解事物,懂得过去、现在、未来。“故”就是事情,“世故”就是世界上这些事情,要懂得人,要懂得事,就叫做人情世故。但现在反用了以后,所谓这家伙太“世故”,就是“滑头”的别名;“人情”则变成拍马屁的代用词了。就这样把中国文化完全搞错了,尤其外国人写的更不对。

为政以“德”为本,再以学来培育“诗”的温柔敦厚精神,是不是就具备了为政的条件了?不然!不然!就好像一个军人,把中外古今的军事思想理论都翻遍了,但是连枪怎么放都不会,二等兵上等兵是怎么回事也不晓得,这等人充其量只能当个参谋,绝对不能带兵上战场的。所以《论语》行文的气势,轻轻一转,把孔子的简略自传编进来了。也就是告诉我们,为政的道理就是要真正能多懂得人情世故。 我曾讲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归纳起来,最简单扼要的,不外中国的四个字——“安居乐业”。所有政治的理想、理论,都没超过这四个字的范围;都不外是使人如何能安居,如何能乐业。同时我们在乡下也到处可以看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八个字,现代一般人看来,是非常陈旧的老古董。可是古今中外历史上,如果能够真正达到这八个字的境界,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时代来说,无论是什么政治理想都达到了。而这些老古董,就是透彻了人情世故所产生的政治哲学思想。
车上的一课

接下来,根据我们全篇连贯起来的观念,似乎有了问题了,因为下面接着是说: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如此一节,我们不要看宋儒这样的一圈,就把它圈断了;这是后人圈的,是不对的,上加一圈,下加一圈,结果就变成了教条。其实它是连贯的,也就是前面“为政以德”的引申发挥,把中国文化里面的孝道精神,扩充到待人处世上面,中国自古以来,大政治家的出入不苟的胸襟,就是根据这一点培养出来的。

现在我们先对文字作一了解,孟懿子不一定是孔子的学生,而是介于学生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他是鲁国的大夫。当时的“大夫”,当然不是现代的医生,而是一个相当高的官位。勉强比,有如现在的内阁官员之流,通称作“大夫”。“大夫”是官阶,不是官职。中国这些官阶职务,历代都有变动的。我们要了解中国历代政治形态的变迁,必须读“十通”或“三通”——通志、通献、通考。里面不仅包括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官职的演变、一切的演变,乃至现代研究三民*主义思想,国父为什么采用了五权分立制度,都与“三通”、“十通”的文化有绝对的关系。这是讲到孟懿子的职位,顺便提到的。 既然孟懿子是这样一位人物,以当时孔子的立场来讲,这一段问答,到底是孔子做鲁国司寇以前,或以后说的,就很难考证了。孔子当时在国际——诸侯间——的地位也很特殊,是一位突出人物。所以孟懿子来问他什么是孝,孔子只告诉他“不要违背”。如果根据这句话来看,孔子讲话非常滑头。不要违背什么呢?没有下文。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答话,接下来,又是一幕短剧式的谈话。我们看《论语》,深入了,很有趣味,像看小说一样,不必用那么严肃的态度去看。 “樊迟御”——樊迟是孔子的学生,名叫樊须,字子迟,小于孔子三十六岁,是年轻的一辈。“御”是驾车。孟懿子刚刚来拜访孔子,并请教什么是孝道这个问题,孔子说“不要违背”,就只有这么一句话。等一会儿孔子出门了,因为请不起司机,都是学生来服务。现在由年轻的樊迟来驾车子,不像现在的汽车,孔子那时坐的是马车,驾马车有一套专门技术,很不容易的。那么孔子坐进车厢了,樊迟坐在前面的驾驶台上,开动了车子,在途中,孔子坐在车厢中和学生谈起话来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是随时随地都在对学生施教的。 “子告之曰”是描写孔子在车上特别告诉樊迟一件事:“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孟孙是孟懿子的号,因为他是当朝有相当地位的人,而且在当时政界来讲,还算好的一个人,所以孔子对他相当尊敬,便只称他的号。孔子说,他问我什么叫作孝,我答复他“无违”,不要违背。“樊迟曰:何谓也。”从这一句话,我们看到那个画面上,学生正在前面驾车,静静的,没有开腔,而老师好像在自言自语的告诉他,刚才答复孟懿子问孝的经过,樊迟一听,回过头来说,老师,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跟我们现在的疑问一样。“无违”,不要违背,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孔子说,没有什么,很简单。“生,事之以礼。”这个“事”字是古人以下对上而说的。孔子说,当父母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孝敬他——“事之以礼”。怎么叫以“礼”事之呢?很难说了,这个礼不是说见到父母行个礼就叫孝。礼是包括生活上的照应、爱护。(这一切道理,将来我们还有专门讲“礼”的机会,在这里暂不详述。)又说:“死,葬之以礼。”所以礼是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看到这个礼字,绝不能作狭义的礼貌解释。去世以后则“祭之以礼”。

我们研究这一段,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又把这一段问答记到《论语》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对为政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把这些问题先放在一边,再看下一段,然后综合起来作研究。

下面跟着记载的,是孟武伯问孝。 孟武伯问孝。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是何许人也?就是刚才所讲的孟懿子的儿子,他是“世家公子”。这又牵涉到什么是“世家”,古代的制度,和现代两样,尤其在春秋时代,与印度、欧洲古代又不相同。所谓“世家”就是作官的,子子孙孙都有这个官作,不过是长子继承这个官位,即所谓的封建时代。但是与欧洲的封建不同,不是永久的,谁家不好,就被除掉。在中国这样传下来的家庭叫“世家”,长子有继承权,第二以及第三、四、五个孩子都是另外在一边了。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儿子,是正统的世家公子。父亲刚刚问了孝道,(当然不是同一天的事,不过编书的人——孔子的学生们,硬要把它编在一起。)儿子孟武伯也来问孝,孔子的答复,和答复他父亲的是两样的。 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这句话就是说父母看到孩子生病了,那种忧愁、担心,多么深刻,你要去体会这种心境。 孔子这个答复有多妙!这句话,我们要这样说,这个问题只有自己做了父母的人才真能体会出来。这种情形是,自己要上班,家里钱又不够,小孩病了,坐在办公室里,又着急,又出汗,又不敢走开,可是心里记挂着。这种心境就是“父母唯其疾之忧”。

孔子对孟武伯就是说,对父母能付出当自己孩子生病的时候,那种程度的关心,才是孝道。
以孝治天下

这两段话都是大问题,现在我们转回来谈第一点。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经常讲孝道,尤其儒家更讲孝道。把四书五经编辑起来,加上《孝经》、《尔雅》等,汇成一系列的总书叫十三经。《孝经》是孔子学生曾子著的,我们要研究孝道,就必须看孔子思想系统下的这部《孝经》,《孝经》中说什么样子才是孝呢?不单是对父母要孝,还要扩而充之大孝于天下,爱天下人,谓之大孝。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来为政,也就是我们所讲公务员是人民公仆的道理一样的,所以后来发展下来,唐宋以后的论调:“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一个人真能爱父母、爱家庭、爱社会,也一定是忠臣。因为忠臣是一种情爱的发挥。假使没有基本的爱心,你说他还会对国家民族尽忠吗?这大有问题。关于忠字有一点,是古人讲的:【“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慷慨赴死是比较容易的,等于西门町太保打架,打起来,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脾气来了,真是勇敢,视死如归;假如给他五分钟时间去想想看该不该死,这就要考虑了,“从容”——慢慢的来,看他愿不愿意死,这就很难说了。所以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要有真感情,真认识的人,才能够尽忠。 因此,孔子答复孟懿子的话不同,孟懿子是从政的人,孔子相当尊敬他,答话就比较含蓄,只说:“不要违背”,不要违背什么呢?不违背天下人的意思,必须大孝于天下,就是这个道理。他知道这样的答复孟懿子也不一定懂,这种说法,土话名之为“歇后语”、“隐语”,像“外甥打灯笼——照旧(舅)”,“瞎子吃汤团——肚里有数。”都是“歇后语”。讲了半天,后面的意思要人猜的。他为什么这样答复?意思是说,你孟懿子的身份不同,既然是从政的人,对天下人要负公道的责任,视天下人如父母,那才是真孝,这是大臣的风度。所以“无违”,就是不可违反人心。 他也知道孟懿子未必懂,所以与樊迟的一段师生对白是“打丫头骂小姐”的用意,知道樊迟也一定不懂,不懂让他不懂,慢慢去传话,作间接的教育,所以等学生驾车时有这段对白。这种间接的教育,比直接的教育更有效。个人的孝道,能做到对樊迟所讲的,是了不起的孝子;对国家大事,能够做到“无违”就是了不起的大臣。 但是他对孟武伯这位世家公子的问孝,答复就大不同了,他说孝道很简单,你只要想到当你病的时候,你的父母那种着急的程度,你就懂得孝了。以个人而言——所谓孝是对父母爱心的回报,你只要记得自己出了事情,父母那么着急,而以同样的心情对父母,就是孝;换句话说,你孟武伯是世家公子,将来一定会当政的。我们读历史晓得一句话,就是最怕世家公子当政“不知民间之疾苦”。所以为政的道理,要知道民间疾苦,晓得中、下层社会老百姓的苦痛在哪里。所以爱天下人,就要知道天下人的疾苦,如父母了解子女一样,你将来从政,必须记住这个道理。这两段穿插在《为政》篇中,用得很妙。

当然,世家公子不知民间之疾苦,往往是失败的,我们看到晋惠帝当天下大荒年的时候,太监对他讲大家没有饭吃,他说:“何不食肉糜?”他就不知道连饭都吃不上,哪里吃得到比饭还不容易的肉糜。这就是不知道民间之疾苦。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得到一个结论,凡是创业的帝王,都了不起,两三代以后的皇帝“长于深宫寺人女子之手”,连米从哪棵“树”上长出来都不知道的这一类皇帝,我代他创造了一个名称,叫他们为“职业皇帝”,他天生的一定当皇帝。这些“职业皇帝”往往犯一个心理毛病——自卑感,他们非常自卑。所以历史上【“职业皇帝”非常糟糕,对于文臣,反感他学问比自己好,对于武将,他也要反感,觉得武功不如人,所以“职业皇帝”往往是做出杀戮重臣、罢黜能臣等等莫名其妙的事】,注定了他的失败。

同样的,除了帝王政治以外,我们做任何一个主管,对于大小事情都应该知道,尤其对于下层的事务,更是不能马虎。 然后,我们要讨论到一个孝道的大问题。中国文化,对于家庭教育来讲,素来就有以“忠孝传家”相标榜的,可见中国文化把孝道看得严重,这个我们就要先懂得中国整个的历史文化了。中国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与欧美各国都不同。所以这几天,几个在外国留学返国的学生来看我,大谈欧美情形,一位在德国念了博士以后,现在又学精神分析的学生说,在外国看了这么多年,结果证明我几年前告诉他们的话没有错。我告诉他们,研究西方文化,不要只以美国为对象,美国立国还不到两百年,谈不上什么,要从整个欧洲去看;而研究欧洲文化,必须研究希腊文化,从雅典、斯巴达两千多年以前开始。同时要知道西方文化与我们有基本的不同,中国这个国家,因为地理环境影响,能够“以农立国”,欧洲做不到,尤其希腊做不到,他们要生存,必须发展商业。过去欧洲的历史,在海上的所谓商业,看得见就是做生意,看不见时就做海盗,所以十六世纪以前,西方缺乏财富,穷得一塌糊涂。十六世纪以后,抢印度、骗中国,黄金才流到西方去,所谓西方文化、经济发展等等,原先都是这样来的。

我们了解西方文化以后,再回头来看*中*国,中国以农立国,有一个【文化精神与西方根本不同,那就是中国的宗法社会。三代以后,由宗法社会,才产生了周代的封建】。一般讲的封建,是西方型的封建,不是中国的封建,把中国封建的形态,与西方文化封建的奴隶制度摆在一起,对比一下,就看出来完全是两回事,完全搞错了。中国的封建,是由宗法形成的。因为宗法的社会,孝道的精神,在周以前就建立了,【秦汉以后,又由宗法的社会变成家族的社会,也是宗法社会的一个形态,那么家族的孝道,把范围缩小了,但精神是一贯的】。这个孝字,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人情世故的扩充,把中国这个孝字,在政治上提倡实行而蔚为风气,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西汉以后,魏晋时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我们看到二十四孝中有名的王祥卧冰,他就是晋朝的大臣。晋朝以后,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下来,都是“以孝治天下”。我们看历朝大臣,凡是为国家大问题,或是为爱护老百姓的问题,所提供的奏议,很多都有“圣朝以孝治天下”的话,先拿这个大帽子给皇帝头上一戴,然后该“如何如何”提出建议,这是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提倡孝的好处、优点。

但是天下事谈到政治就可怕了,我们关起门来研究,也有人利用孝道作为统治的手段。谁做了呢?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

康麻子的教孝教忠

我们看历史,经常可以看到有个因果律,如清朝,孤儿寡妇率领三百万人,入了中原,统治了四万万人,最后清朝完了,又仍然是孤儿寡妇,夹了一个皮包,回到关外去了。一部历史,怎么样开始,就是怎么样结束,好像呆板的。古今中外的历史,也几乎完全是跟着循环往复的因果律在演变。清朝孤儿寡妇入关以后,顺治很年轻就死掉了,不过这是清朝一个大疑案,有一说顺治没有死,出家去了,这是清人历史上不能解决的几大疑案之一。接着康熙以八岁的小孩当皇帝。到十四岁,正式亲政。老实讲,那时候如果是平庸之辈,要统治这样庞大的四万万人的中国,是没有办法的,但这个十四岁的小孩很厉害,康麻子——康熙脸上有几颗麻子的——十四岁开始统治了中国几十年,(康熙八岁当皇帝,十四岁亲政,六十九岁去世,在位六十一年。)清朝天下在他手里安定下来。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反清复明的人太多了,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班人都是不投降的,尤其是思想上、学说上所作反清复明的工作,实在太可怕了。

结果呢?康麻子利用中国的“孝”字,虚晃一招,便使反清的种子一直过了两百年才发芽。满清的入关,有三部必读的书籍,哪三部书呢?【满人的兵法权谋,学的是《三国演义》】,还不是《三国志》,在当时几乎王公大臣都读《三国演义》。第二部不是公开读的,是在背地里读的——是《老子》,当时康熙有一本特别版本的《老子》,现在已经问世,注解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当时每一个清朝官员,都要熟读《老子》,揣摩政治哲学。另一部书是《孝经》。但表面上仍然是尊孔。说到这里,诸位读历史,可以和汉朝“文景之治”作一比较,“文景之治”的政治蓝本,历史上只用八个字说明——“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这么一来,康熙就提倡孝道,编了一本语录——《圣谕》,后来叫《圣谕宝训》或《圣谕广训》,拿到地方政治基层组织中去宣传。

【以前地方政治有什么组织呢?就是宗法社会中的祠堂,祠堂中有族长、乡长,都是年高德劭,学问好,在地方上有声望的人。每月的初一、十五,一定要把族人集中在祠堂中,宣讲圣谕,圣谕中所讲都是一条条作人、做事的道理,把儒家的思想用进了,尤其提倡孝道】。进一步分析,康熙深懂得孝这个精神而加以反面的运用。要知道康熙把每一个青年训练得都听父母的话,那么又有哪一个老头子、老太太肯要儿子去做杀头造*反的事呢?所以康熙用了反面,用得非常高明。此其一。 其二:当时在陕西的李二曲,和顾亭林一样,是不投降的知识分子,他讲学于关中,所以后来顾亭林这班人,经常往陕西跑,组织反清复明的地下工作。康熙明明知道,他反而征召李二曲作官,当然李二曲是不会去作的。后来康熙到五台山并巡察陕西的时候,又特别命令陕西的督抚,表示尊崇李二曲先生为当代大儒,是当代圣人,一定要亲自去拜访李二曲。当然,李二曲也知道这是康熙下的最后一着棋,所以李二曲称病,表示无法接驾。哪里知道康熙说没有关系,还是到了李二曲讲学的那个邻境,甚至说要到李家去探病。这一下可逼住了李二曲了,如果康熙到了家中来,李二曲只要向他磕一个头,就算投降了,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民族气节问题;所以李二曲只好表示有病,于是躺到床上,“病”得爬不起来。但是康熙到了李二曲的近境,陕西督抚以下的一大堆官员,都跟在皇帝的后面,准备去看李二曲的病。康熙先打听一下,说李二曲实在有病,同时,李二曲也只好打发自己的儿子去看一下康熙,敷衍一下。而康熙很高明,也不勉强去李家了。否则,他一定到李家,李二曲骂他一顿的话,则非杀李二曲不可。杀了,引起民族的反感;不杀,又有失皇帝的尊严,下不了台,所以也就不去了。安慰李二曲的儿子一番,要他善为转达他的意思,又交待地方官,要妥为照顾李二曲。还对他们说,自己因为作了皇帝,不能不回京去处理朝政,地方官朝夕可向李二曲学习,实在很有福气。康熙的这一番运用,就是把中国文化好的一面,用到他的权术上去了。可是实在令人感慨的事,是后世的人,不把这些罪过归到他的权术上,反而都推到孔孟身上去,所以孔家店被打倒,孔子的挨骂,都太冤枉了。

实在讲,孝道的精神绝对是对的,要说它对的理由,很多很多,现在是讲《论语》,不在本题外说得太多,只在这里提一下,就可以了解“孝”可以治天下。由各人的孝父母,扩而充之爱天下人,就是孝的精神。这个精神的更深处,我们再看一下《孝经》,就了解了。

晚娘面孔难为人

再下来是: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是孔子的弟子,姓言,名偃,子游是字,少孔子四十五岁。他问孝,孔子讲解很明白,他说现在的人不懂孝,以为只要能够养活爸爸妈妈,有饭给他们吃,像现在一样,每个月寄五十或一百元美金给父母享受享受,就是孝了。还有许多年轻人连五十元也不寄来的,寄来了的,老太太老先生虽然在家里孤孤独独,“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但看到五十元还是欢欢喜喜。所以现在的人,以为养了父母就算孝,但是“犬马皆能有养”,饲养一只狗、一匹马也都要给它吃饱,有的人养狗还要买猪肝给它吃,所以光是养而没有爱的心情,就不是真孝。孝不是形式,不等于养狗养马一样。 这里我们看出来了,孔子对学生讲孝道与答复从政的人讲孝道完全两样,所以我们证明孔子前两段话是歇后语,用隐语的。

至于接着下面讲孝道: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夏来问孝,孔子说色难。什么叫色难呢?态度问题,上面讲不敬何以为孝,就是态度很难。他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有事的时候,像我们做后辈儿女的,看见父母扫地,接过扫把来自己做。“有酒食,先生馔。”(先生是现代的一般称呼,古代对前一辈的人都尊称为先生。)有好吃的,就拿给父母长辈吃。“曾是以为孝乎?”(“曾是”是假定的意思)你以为这样就是孝吗?替长辈做了事,请长辈吃了好的,不一定就是孝了,为什么呢?“色难”。态度很重要,好像我们下班回家,感到累得要命,而爸爸躺在床上,吩咐倒杯茶给他喝。做儿女的茶是倒了,但端过去时,沉着脸,把茶杯在床前几上重重的一搁,用冷硬的语调说:“喝嘛!”在儿女这样态度下,为父母的心理,比死都难过,这是绝不可以的。所以孝道第一个要敬,这是属于内心的;第二个则是外形的色难,态度的。

为什么这两节放在这里呢?这就包括了君道、臣道。一种是做人长官,领导人的;一种是做人部下,配合别人的。所以我们谈为政之道,也是“色难”,也是“不敬,何以别乎?”我们爱护部下,态度很难。历史上的名帝王唐太宗,天生就很威严,有一天他问魏征,为什么这些大臣们,当着他的面都不讲话。魏征就告诉他——也只有魏征敢和他这样讲——陛下自己不知道,因为陛下很威严,大臣们看见你后,心理上先就怕了,所以讲不出话来。唐太宗听了这话以后,就去对着镜子学笑,见了人就笑,慢慢使自己的态度变得和蔼起来。

所以为政之道,也是色难。有时到机关中去,尤其邮政局或银行,许多人怕那里的面孔,譬如到邮局买一块钱邮票,邮局的柜台小姐,忙累得那个样子,给你邮票时,那种好像欠她多还她少的态度,实在叫人受不了。但替她想想也够可怜,坐了一整天,有些人对她还够噜苏。所以领导别人的,或者做部下的,都“色难”——态度不容易作好。内心上更难。“敬”——真爱人,不容易作好。所以把这两句孝道的话摆在《为政》篇中,也就是从政的修养与态度,这是真学问。你说你对部下是最爱护的,可是你对他开口就骂,把脾气都发在他的身上,发了脾气以后,对他再好也没有用了。 现在接下来讲孔子与颜回的谈话,包括了上面子游与子夏问孝道的,连起来放在《为政》篇里,是臣道与君道的理。

这一段是没有问题,单独记述出来的。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我们知道,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就是颜回,又叫颜渊,无论在道德或学问上,是孔门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所以孔子经常提到颜回。 讲到这里,我们说个笑话,我常常说年轻学生们没有办法自己写东西,但是世界上最高明的人,从不写作东西,一个字也不写,他们的思想、学说,都是学生写。像释迦牟尼、耶稣都是自己不写东西,而由学生写。可是中国的两个圣人就惨了,最糟糕的是孔子,学生不大写,都是老师写东西捧学生的。老子也很可怜,只一个学生,也没写,自己写了五千字,这是中外圣人不同之处。今日我们所以知道颜回,也是孔子经常在他的著作里,提到他这位得意弟子。这一段话,提到颜回。

他说,我和颜回谈话,有时谈了一整天,他从来没有反对过我的意思,看起来笨笨的,但当他离开我而单独生活,不在我面前时,作人做事都会自己检讨自己,结果不但是懂了我的意思,还能更进一步发挥我的意思,由此看来颜回并不笨。

现在问题在于为什么又把这样一段话,编在这里呢?就是谈到《为政》这一篇书,上面两段的问孝,第一个是“敬”,第二个是“色难”,和臣道、君道都有关。现在以颜回的态度来讲臣道,上面对你讲话都答“是”,都是只有接受、服从。可是,光接受、服从,有时候反而有问题,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有了接受、服从的修养,还要“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再加以发挥,能够扩而充之,这才是事业的好干部,为政的人才。所以把颜回的个人修养,放在《为政》篇的这一段。

孔子也会看相 到了下面,文章就转了,正式谈为政的道理。关于孔子对人的观察。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这是孔子观察人的道理。

讲到观察人的道理,我们都知道看相算命,尤其现在很流行。这两种事,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就是世界各国,有所谓意大利相法,日本相法等等。由此可见任何国家民族,都很流行。讲中国人看相的历史,那很早了。在春秋战国时就多得很,一般而言,中国人的看相,自有一套,包括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麻*衣、柳庄、铁关刀,乃至现代意大利、日本人研究出来的手相学、掌纹学,许多新的东西都加上,也逃不出中国相法的范围。但中国人还有另外一套看相的方法,叫“神相”或“心相”,这就深奥难懂了。“神相”,不是根据“形态”看,而是看“神态”的;还有一种“心相”,是以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绝对唯心(非西洋唯心的哲学),所以有几句名言:“有心无相,相由心变。有相无心,相随心转。”一个人思想转变了,形态就转变,譬如我们说一个人快发脾气了,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从他相上看出来了,他心里发脾气,神经就紧张,样子就变了。所以,看相是科学。有人说,印堂很窄的人度量一定小,印堂——两个眉尖中间的距离——很宽就是度量大,这是什么道理?有人天生的性格,稍遇不如意事,就皱眉头,慢慢的印堂的肌肉就紧缩了,这是当然的道理。还有人说露门牙的人往往短命,因为他露牙齿,睡觉的时候嘴巴闭不拢来,呼吸时脏的东西进到体内,当然健康要出问题。还有很多这一类的道理,都是这样的,但是古人看相,很多人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是书上说的。”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从经验中来的。

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其他的没有了,其实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这一部书。它所包涵看相的理论,不同其他的相书。他说:“功名看器宇”,讲器宇,又麻烦了。这又讲到中国哲学了,这是与文学连起来的,这“器”怎么解释呢?就是东西。“宇”是代表天体。什么叫“器宇”?就是天体构造的形态。勉强可以如此解释。中国的事物,就是这样讨厌,像中国人说:“这个人风度不坏”。吹过来的是“风”,衡量多宽多长就是“度”。至于一个人的“风度”是讲不出来的,这是一个抽象的形容词,但是也很科学,譬如大庭广众之中,而其中有一人,很吸引大家的注意,这个人并不一定长得漂亮,表面上也无特别之处,但他使人心里的感觉与其他人就不同,这就叫“风度”。 “功名看器宇”,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功名,要看他的风度。“事业看精神”,这个当然,一个人精神不好,做一点事就累了,还会有什么事业前途呢?

“穷通看指甲”,一个人有没有前途看指甲,指甲又与人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呢?绝对有关系。根据生理学,指甲是以钙质为主要成分,钙质不够,就是体力差,体力差就没有精神竞争。有些人指甲不像瓦型的而是扁扁的,就知道这种人体质非常弱,多病。

“寿夭看脚踵”,命长不长,看他走路时的脚踵。我曾经有一个学生,走路时脚根不点地,他果然短命。这种人第一是短命,第二是聪明浮躁,所以交待他的事,他做得很快,但不踏实。

“如要看条理,只在言语中”,一个人思想如何,就看他说话是否有条理,这种看法是很科学的。中国这套学问也叫“形名之学”,在魏晋时就流行了。有一部书——《人物志》,大家不妨多读读它,会有用处的,是魏代刘劭著的,北魏刘昺所注,是专门谈论人的,换句话说就是“人”的科学。最近流行的人事管理,职业分类的科学,这些是从外国来的。而我们的《人物志》,却更好,是真正的“人事管理”、“职业分类”,指出哪些人归哪一类。有些人是事业型的,有些人绝对不是事业型的,不要安排错了,有的人有学问,不一定有才能,有些人有才能不一定有品德,有学问又有才能又有品德的人,是第一流的人,这种人才不多。

以前有一位老朋友,读书不多,但他从人生经验中,得来几句话,蛮有意思,他说:【“上等人,有本事没有脾气;中等人,有本事也有脾气;末等人,没有本事而脾气却大】。”这可以说是名言,也是他的学问。所以各位立身处世,就要知道,有的人有学问,往往会有脾气,就要对他容忍,用他的长处——学问,不计较他的短处——脾气。他发脾气不是对你有恶意,而是他自己的毛病,本来也就是他的短处,与你何关?你要讲孝道,在君道上你要爱护他,尊重他。我有些学生,有时也大光其火,我不理他,后来他和我谈话,道歉一番,我便问他要谈的正题是什么?先不要发脾气,只谈正题,谈完了再让你发脾气。他就笑了。

第二部应该研究的书是什么呢?就是黄石公传给张良的《素书》,这一部书很难说确是伪书,但它也的确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对于为人处世及认识人物的道理,有很深的哲学见解,也可以说是看相的书,他并不是说眉毛长的如何,鼻子长的怎样,它没有这一套,是真正相法。眉毛、鼻子、眼睛都不看的,大概都看这个人处世的态度和条理。孟子也喜欢看相,不过他没有挂牌,他是注意人家的眼神,光明正大的人眼神一定很端正;喜欢向上看的人一定很傲慢;喜欢下看的人会动心思;喜欢斜视的人,至少他的心理上有问题。这是看相当中的眼神,是孟子看相的一科,也可说是看相当中的“眼科”吧! 孔子观察人谈原则。“视其所以”——看他的目的是什么?“观其所由”——知道他的来源、动机,以法理的观点来说,就是看他的犯意,刑法上某些案子是要有了犯意才算犯罪,【过去中国人不大打官司,喜欢打官司的叫作讼棍】。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人被控用刀杀人,这是有罪的,要偿命的。有讼棍要被告一千两银子,包可无罪。被告为了保命,就是上当受骗,也只好出这一千两银子了。而那个讼棍得了银子,将送出去的公文抽回来,将“用刀杀人”的“用”字,轻轻加了一笔,变成“甩”字,于是“甩”刀杀人,没有犯意,是无罪的。

还有满清时候,祭孔大典,凡是参加的人,是不得在祭典中东张西望,或转头回身说话的,否则就犯了“大不敬”,重则杀头,轻则坐牢,至少是免职永不录用。有一次,一位督抚率领部属祭孔,在部属中同僚有隙,某甲到皇帝面前,告某乙在祭典中回头说话,于是皇帝下命令督抚查明这件事。督抚一接到圣旨,惶恐得不得了,最后从部属中,找来了平日最讨厌的讼棍,被敲了八千两银子,一千两银子买一个字,讼棍还说白送了一个字,共有九个字:“臣位列前茅,不敢反顾。”这样答复上去,不但没有事,那个原告,也不敢顶上去了。因为追究下去,你自己如果规规矩矩不转头,又怎么知道被告转了头呢?有罪大家有罪嘛!一件要杀大官们脑袋的大案,就这样由讼棍用九个字,轻轻地平息下去了。

李陵答苏武书中所谓“刀笔之吏,弄其文墨。”从政的人,都要了解这一点,公事办久了,从政久了,法律熟了,专门在笔杆上做工夫,害死人杀*死人,比刀都厉害。 所以讲到这里,要“视其所以”,看他的动机、目的。“观其所由”,看他的来源,整个行动的经过。“察其所安”,再看看他平常作人是安于什么?能不能安于现实。譬如有些人就很难安,有一位七十多岁的朋友,已满头白发了,读书人,学问蛮好。刚刚退休,太太过世了,在生活上打牌没有兴趣,书法好但没兴趣写字,读书人本可看书,但是拿到书,就想睡觉,躺下来又睡不着——讲到这里,请青年朋友们注意,【老年人很可怜,有几件事是相反的:坐着想睡,躺下来却睡不着。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把眼泪笑出来了】。讲现在的事,当面讲当面忘,对过去的事,连小时候的都记得起来。讲他好话听不见,骂他的话马上听到了。这是老年人的惨状——因为他太无聊、寂寞,事事无兴趣,只好交了个女朋友,我劝他不必结婚了。他这种现象,就是老年人的无所安,心不能安,这是老年人,但是年轻人也一样。这是心理上的问题,一个人作学问修养,如果平常无所安顿之处,就大有问题。有些人有工作时,精神很好;没有工作时,就心不能安,可见安其心之难。 孔子以这三点观察人,所以他说“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这个廋是有所逃避的意思。以“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三个要点来观察人,就没什么可逃避的了。

看任何一个人作人处世,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样?(前者属思想方面,后者属行为方面。)另外,再看他平常的涵养,他安于什么?有的安于逸乐,有的安于贫困,有的安于平淡。学问最难是平淡,安于平淡的人,什么事业都可以做。因为他不会被事业所困扰,这个话怎么说呢?安于平淡的人,今天发了财,他不会觉得自己钱多了而弄得睡不着觉;如果穷了,也不会觉得穷,不会感到钱对他的威胁。所以安心是最难。以这三点观人,放在《为政》篇中,就是知人励品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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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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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28 07:48:22 |显示全部楼层
接下来的一句话,是我们都很熟悉的。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从文字上去解释,大家都知道,意思就是温习过去,知道现在的,便可以做人家的老师了。照表面文字上的解释,只此而已,实际上我们要更深一步体会。“温故”——说过去的我们要知道,譬如讲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二十五部大史,真不容易,倘使读历史的,目的并不在拿学位,那么为了什么呢?为了“温故知新”,认识了过去,就知道未来,这样,“可以为师矣”,过去就是你的老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温故而知新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前面的成功与失败,个人也好,国家也好,是如何成功的,又是如何失败的,历史上就很明显地告诉了我们很多。刚才和人闲谈,就谈到过,现在这一代青年作学问很难,不但要知道自己中国文化传统的根——过去,也要知道现在社会的新学问,不但是国内的事,国外的事也要清楚,古今中外都要了解,所以为政的人,更要注意这事,为政到底是要有学问的,所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样才真能师法过去的历史,判断未来新的事物的发展。

是什么东西

下面接着是: 子曰:君子不器。 如照字面翻成白话就很好笑了——孔子说:“君子不是东西。”提到这个思想,我常说我们中国人实在了不起,个个懂得哲学,尤其骂人的时候更是如此。譬如说:“你是什么东西?”拿哲学来讲,我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东西,因为人的生命究竟怎么回事,还搞不清楚嘛!所以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东西。 但孔子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为政”要通才,通才就要样样懂。【“不器”就是并不成为某一个定型的人】,一个为政的人,就要上下古今中外无所不通。从表面上看,一个很好的大政治家,好像一个很好的演员,演什么角色,就是什么角色。当演工友的时候,就是规规矩矩扫地倒茶,当演大官的时候,温温和和就是作官,干哪一行就是哪一行。“君子不器”这个学问,就是成为了真正的通才,否则只有变成专才、专家。所以君子不器放在《为政》篇,就是说明为政在这方面的道理,换句话说:“允文允武”,也便是“君子不器”的说明。 《论语》在这里讲到了君子,什么是君子呢?下面提到: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儒家孔孟思想,经常提到君子,什么是君子?将来我们还要讨论到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里不发挥。我们这里只讲子贡问“君子”,孔子是怎么答复他的?孔子说,把实际的行动摆在言论的前面,不要光吹牛而不做。先做,用不着你说,做完了,大家都会跟从你,顺从你。古今中外,人类的心理都是一样的,多半爱吹牛,很少见诸于事实;理想非常的高,要在行动上做出来就很难。所以,孔子说,真正的君子,是要少说空话,多做实在的事情。 接着下来,对于君子的涵义,又有一说: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与小人的分别是什么呢?周是包罗万象,就是一个圆满的圆圈,各处都到的。他说一个君子的作人处世,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不是说对张三好,对李四则不好,这就不对了,这就叫比而不周了。你拿张三跟自己比较,合适一点,就对他好,不大同意李四这个人,就对他不好,就是“比”。一个大政治家是和宗教家一样,爱人是不能分彼此的,我们对于人,好的固然好,爱他;但对不好的更要爱他,因为他不好,所以必须去爱他,使他好。这样一个真正的大政治家,也就是宗教家,也就是教育家的态度,这就是“周而不比“,要周全,不能比附一方。“比”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中国字,古写的篆文比字,是这样写的—— ,象形两个人相同,同向一个方向;而古文北字——就是相背,各走极端的象形字,所以“比”就是说要人完全跟自己一样,那就容易流于偏私了。因此君子周而不比,小人呢?相反,是比而不周,只做到跟自己要好的人做朋友,什么事都以“我”为中心、为标准,这样就不能够普遍。 讲到这里,君子的道理还没有讲完: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过去的历史,对于人才,有三个基本的原则,便是才、德、学。有些人的品德是天生的——品德往往大半出于天性——但没有才能。我们知道有品德的人,可以守成,教这种人到大后方坐镇,好得很;教他设法打开一个局面,冲出去,那他办不到,他没有这个才,他只有守成之才,没有开创之才。所以守成之才,偏重品德。而才德两个字很难兼全的,但有一个东西可以补救,那就是学,用学问来培养那所缺的一面。有些人虽然天生有才有德,但还是须要学问来培养的。

讲到学问,就须两件事,一是要学,一是要问。多向人家请教,多向人家学习,接受前人的经验,加以自己从经验中得来的,便是学问。但“学而不思则罔”,有些人有学问,可是没有智慧的思想,那么就是迂阔疏远,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罔”了,没有用处。如此可以作学者,像我们一样——教书,吹吹牛,不但学术界如此,别的圈子也是一样,有学识,但没有真思想,这就是不切实际的“罔”了。 相反的,有些人“思而不学则殆”。他们有思想,有天才,但没有经过学问的踏实锻炼,那也是非常危险的。许多人往往倚仗天才而胡作非为,自己误以为那便是创作,结果陷于自害害人。

尤其是目前的中国青年,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交流、撞击,思想的彷徨与矛盾,情绪的郁闷与烦躁,充分显示出时代性的紊乱和不安,因此形成了青少年们的病态心理。而代表上一代的老辈子人物,悲叹穷庐,伤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大有日暮途穷,不可一日的忧虑;其实童稚无知,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来到人间,宛如一张白纸,染之朱则赤,染之墨则黑,结果因为父母的主观观念——“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涂涂抹抹,使他们成了五光十色,烂污一片,不是把他们逼成了书呆子,就是把他们逼成太保,还不是真的太保。我经常说,真太保是创造历史的人才。所以老一辈人的思想,无论是做父母的,当老师的,或者领导人的,都应该先要有一番自我教育才行。尤其是搞教育、领导文化思想的,更不能不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青少年教育的问题,首先要注意他们的幻想,因为幻想就是学问的基础。据我的研究,无论古今中外,每一个人学问、事业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时期的这一段,从少年的个性就可以看到中年老年的成果。一个人的一生,也只是把少年时期的理想加上学问的培养而已,到了中年的事业就是少年理想的发挥,晚年就回忆自己中少年那一段的成果。所以我说历史文化,无论中外,永远年轻,永远只有三十岁,没有五千年,为什么呢?人的聪明智慧都在四十岁以前发挥,就是从科学方面也可以看到,四十岁以后,就难得有新的发明,每个人的成就都在十几岁到二三十岁这个阶段,人类在这一段时间的成果,累积起来,就变成文化历史。人类的脑子长到完全成熟的时候,正在五六十岁,可是他大半像苹果一样,就此落地了。所以人类智慧永远在这三四十岁的阶段作接力赛,永远以二三十年的经验接下去,结果上下五千年历史,只有二三十年的经验而已。所以人类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宇宙从哪里来的?人生究竟如何?还是没有绝对的答案。因此,有了思想,还要力学。上面所说,有了学问而没有思想则“罔”,没有用处;相反的,有了思想就要学问来培养,如青少年们,天才奔放,但不力学,就像美国有些青少年一样,由吸毒而裸奔,以后还不知道玩出什么花样。所以思想没有学问去培养,则“殆”,危险。

异端与偏激

接着下来是: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这是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异”就是特别的,“端”也就是另外一头。但在宋儒以后,“异端”两字,就用来专指佛、道两家,宋以前则没有这种肯定的说法。

讲到这里,顺便提到一个问题:现在世界上流行一个名词——汉学。欧美各国讲中国学问,都称之为“汉学”,这是世界通称,成了习惯,已经没办法更正了。事实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所称的【汉学,是指汉儒的作学问,注重于训诂】。所谓“训诂”,就是对于文字的考据,研究一个字作什么解说,为什么这样写?不过汉学很讨厌,他们有时候为了一个字,可以写十多万字的文章,所以我们研究这一方面的书,也是令人头大的。但是古人所谓博士学位——我们现在的博士也是这样——往往凭藉这些专深的研究,可以作一百多万字的文章,这就是训诂之学。后来发展为考据,就是对于书本上的某一句话,研究他是真的或是假的。这些学问,为了一个题目,或某一观念也可写百多万字。总之,汉儒就是训诂考据之学;在中国文化上叫“汉学”,意思是汉儒作的学问。汉学自汉武帝开始,就有“五经博士”,就是四书五经等书中,通了一经的就是“博士”,所以【中国有博士这个尊称,也是从汉朝开始的】。所谓博士,就是专家。如《诗经》博士,就是《诗经》的专家。到了唐代以后,就慢慢注重文学了,因为几百年训诂考据下来,也整理得差不多了。

到了宋代,当时有所谓五大儒者,包括了朱熹等五个人,他们提倡新的观念,自认为孔孟以后继承无人,儒家的学问断了,到他们手里才接上去。这中间相隔差不多一千多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碰到孔子和孟子,就一下子得了秘传一样,把学说接上去了,这是宋儒很奇怪的观念。然后他们就批评各家都不对,创了所谓理学。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现在的思想界中,理学仍然非常流行,有一派自称新理学,讲儒学的学问。但很遗憾,他们还不成体系,仍旧不伦不类的。

至于宋儒的理学家,专门讲心性之学,他们所讲的孔孟心性之学,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半是佛家来的,一半是拿道家的东西,换汤不换药地转到儒家来的。所以,我不大同意宋儒。对于宋儒的理学,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发现了这一点,就不同意他们。一个人借了张家的东西用,没有关系,可以告诉老李,这是向张家借来的,一点不为过。可是借了张家的东西,冒为己有充面子,还转过头来骂张家,就没道理了。【宋儒们借了佛道两家的学问,来解释儒家的心性之学,一方面又批驳佛道】。

其结果不止如此而已,从宋儒一直下来,历代的这一派理学,弄到后来使孔孟学说被人打倒,受人批评,宋儒真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以后经过宋、元、明、清四朝,都在宋儒的理学范围中转圈圈,是不是阐扬孔子的真义,很难下一定论。有一本《四朝学案》,是讲宋、元、明、清几百年来儒家心性之学的。尤其到了明朝末年,理学非常盛行,所以清兵入关的时候,很多人对明儒的理学非常愤慨,认为明儒提倡理学的结果是:“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指责理学对国家天下一点都没有用。平常讲道德、讲学问,正襟危坐谈心性,到了国家有大难的时候——“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不过话说回来,能够做到“临危一死报君王”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对于真正儒家的为政之道而言,未免太离谱了。因此,清初一般学者,对于此高谈心性、无补时艰的理学相当反感。最著名的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些人,也绝不投降满清,而致力反清复明的工作。【后来中国社会帮会中的洪帮,现在又叫洪门,就是他们当时的地下组织】,是士大夫没有办法了,转到地下去的,【洪门首先是在台*湾由郑成功他们组织,一直影响到陕西,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所谓天地会等等,都由洪门后来的分衍而来】。

清初顾亭林这些人,既不同意宋明儒者的空谈,于是回过头来作学问,再走考据的路子,叫作“朴学”,因此也有称之为汉学的。我们身为中国人,必须要了解“汉学”这个名称是这样来的。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也称汉学,是指中国学问。古书上所指的汉学,是偏重于考证的学问,这是顺便介绍的。

我们为什么引出了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了孔子这句话:“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自宋朝以后,八百年来,一提到异端,一般人都认为专指佛道两家。这句话不要搞错了,在孔子当时,没有佛家,也没有道家,在当时儒道不分家的。以儒、佛、道三家的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心,是唐代以后的事,所以认为《论语》中异端两个字,是专指佛道而言,则是错误的观念。 现在我们回转来研究,什么叫“异端”呢?这在文字上解释非常简单。“端”就是两头,尖端,两边的头,或多边的头谓之“端”。“异端”是走极端偏向的路线,不走中道的。不但不走中道,而且还标新立异,特别从事怪异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如果用现代的思想问题和心理学来研究,也可以说一般的人,大都是喜欢异端的,每个人都有爱好标新立异的天性。

由养士到考试

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篇文章,对于处世大有助益,这篇文章简称《论养士》,苏东坡作的。这篇文章在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领域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的人不能不看。这篇文章很有意义,它提出了一个原则,讲得非常有道理。 “养士”这个名称,出在战国时代,当时书籍不如现在普及,也没有考试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识,就依靠权贵人家求出路,到他们家里作宾客。过去叫宾客,现在的名称等于“随员”;从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国藩,不少有本领的人,都在他的幕府里——等于现在的研究室、参谋团、秘书室。现在也有称作幕僚。“六国的养士”就是这样的情形。 那时养士,养些什么人呢?【苏轼指出的分类是智、辩、勇、力四种人;实际上也可说只是两种人,一种用头脑,一种用体力。】讨论这四种人,如果以现代职位分类的科学来作博士论文,起码可以写他两百万字不成问题。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喜欢简单,所以几百字的文章就解决了。

苏轼在这篇文章中说,社会上天生有智、辩、勇、力这四种人,他认为这一类的人好役人——坐着吃人家的——无法役于人。如果我们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上有许多人是这样的,用头脑非常能干,叫他用劳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头脑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劳力就蛮好。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气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个小时就做不下去了。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要多观察人,然后再读有关的书,才有道理。又像许多人有智,这个智是聪明才智;有许多人有辩术,专门用手段,不走正道,走异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当方法想不出来。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人才,就看老板怎么用他,这就是所谓会不会用人了。所以智与辩看起来是一样,聪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两面的方法不能相违。勇与力看起来似乎也是一样,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气,而个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为国牺牲,他怕死了不干,这是有力没有勇。因此苏东坡说智、辩、勇、力四种人,往往需要人家养他,不能自立。不过依恃人家,攀龙附凤,也可以立大功,成大业,教他一个人干,就没有办法。

所以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不养士了,这些人就走向民间去,结果怎样呢?反了!后来到了汉朝的时候,对这种士怎么办呢?

到汉武帝时代,就是中国选举制度的开始,那个时代的选举,当然不像现代的由人民去投票——这是西方式的选举。中国式古老时代的选举,是由地方官参考舆论,把地方上公认是贤、良、方、正的人选出来,(以现代名词而言,是人才的分类,贤是贤,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为一谈,这是四个范围。)称为孝廉。(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称孝廉。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那是沿用汉朝的。)汉朝实行这样的选举制度,就取代了战国时养士的制度,所以汉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来。

到隋朝又开创以文章取士的考试办法。到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正式以汉朝地方选举的精神,采用了隋朝考试取士的方法,综合起来产生了唐朝考选进士的制度。所谓进士,就是将民间有才具的知识分子,提拔出来,进为国士的意思。那时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试阶级的一个名称,秀才再考举人,举人再考进士,进士第一名是状元。唐代的秀才,也便是进士的通称,凡是学问好的、优秀的,都称秀才。

天下英雄入彀中

唐太宗创办了考试制度,录取了天下才人名士以后,站在最高的台上,接受第一次录取者朝见之后,忍不住得意的微笑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他的意思是说,你看我这一玩,天下的英雄都自动来钻进我的掌握中,再不会去造*反了。有功名给你,有官给你做,只要你有本事,尽管来嘛!这是唐太宗的得意之处。苏轼也说,建立了考试制度以后,就等于六国时候的“养士”,所以他认为养士是很重要的事。以现在的观点来说,就是智、辩、勇、力分子没有安排很好的出路,没有很好的归宿,就是社会的大问题,也是政治的大问题。但是如何使他们得其养,又是个问题。起用也是养,退休也是养。讲到养,我们要想到前面所讲的,犬马也有所养呀!不是说有饭吃就得养了,仅仅这样是养不了的。智辩勇力之士,有时候并不一定为了吃饭。天生爱捣乱的人,如果没有机会给他捣乱,他好像活不下去,若不要他捣乱,就得把他引入正途,这就是为政教化的道理。

解释了半天,“异端”就是走特殊思想,不走正路的,走偏道,而偏道中还想出特别花样。但是,异端有没有用处?仍是有用处的。举个例子来说,汉朝平定天下,汉高祖说,我不过得到几个人而已。他是指张良、萧何、陈平等,尤其是陈平这个人,在历史上也是有名的六出奇计,他只为汉高祖提过六个建议,还是秘密的建议,后世从历史上知道内容的也只有五次,另外一次到底是什么花样,直到现在无法确定。 所谓奇计者,就是古怪的、特殊的。我们读了历史也就知道,异端不能乱用,还要以德业为基础,异端多半走入术的路子,术就是方法、权术。权术没有德业为基础,就要不得。所以我们再看历史,《史记》记载很清楚,陈平六出奇计,帮助汉高祖统一天下,但是陈平说了一个预言,他的后代不会太好。人家问他什么原因,他说他喜欢用阴谋,他说:“阴谋者,道家之所忌也。”为天道所忌。果然汉高祖封给他的国,到他孙子手里就亡,他也早知难逃自取灭亡之道。 这个道理,是说明孔子所说的“异端”,并不是宋儒所指佛道两家而言的异端,而是走偏道,喜欢走特殊路子钻牛角尖的异端。所以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跟着下来,什么不是异端呢?什么是作人做事应该的道理?

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由是名字,子路的名字叫仲由。“诲”字下应该有一个小标点,诲是说教育、教诲。“汝知之乎?”你知道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一个人要平实,尤其是当主管领导人要注意,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就是不懂,这就是最高的智慧。换句话说,不懂的事,不要硬充自己懂,否则就真是愚蠢。

关于这一点,几十年来看得很多。这个时代,很容易犯这个毛病。很多学问,明明不懂的,硬冒充自己懂,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出去做主管的人要注意。我们看历史上伟大的成功人物,遇事常说:“我不懂,所以要请教你,由你负责去办,大原则告诉我就行了。”说这话的人就成功了。如果硬充懂就不行,结果一无所成。历史上,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政治的道理也一样,懂就懂,不懂的就是“对不起......我不懂。”这是最高的智慧,也是最高的礼貌。所以我常对出国的学生们说,有一个最高的原则,也是走遍天下的国际礼貌,那便是你走到任何国家说:“对不起,我是中国来的,对这件事我不懂,请问应该怎么办?”万万不要认为这样说是丢人,这是最大的礼貌,不会吃亏,尤其做国民外交更用得着,最怕冒充懂,就会失礼。 到这里是为政的大原则,下面文章的气势为之一转,而转到另外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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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30 07:10:29 |显示全部楼层
千里求官只为财

子张学干禄。

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张是孔子的学生,他姓颛孙,名叫师,少孔子四十八岁,是位年轻学生。他到孔子这里来是要学干禄的。什么叫“干禄”呢?就是怎样去谋生。古代俸和禄是两回事。“俸”等于现在的月薪;“禄”有食物配给。禄位是永远的,所以过去重在禄。“干”就是干进、干求;干禄,就是如何拿到禄位。换句话说,孔子希望弟子们学仁学义,子张这位学生来的时候,大概填志愿表与众不同,直截了当,干脆两个字——干禄;要找饭吃,怎样找公务员当。但是孔老夫子没有气得把他撵出去,反而传授他一套办法说,想做一个好干部,做一个良好的公务员,要知识渊博,宜多听、多看、多经验,有怀疑不懂的地方则保留。阙就是保留,等着请教人家,讲话要谨慎,不要讲过分的话。本来不懂的事,不要吹上一大堆,好像自己全通,最后根本不通,这就丢人了。如不讲过分的话,不吹牛,就很少过错;多去看,多去经验,对有疑难问题多采取保留的态度。换句话说,对于模棱两可的事,随时随地都用得到古人的两句话:“事到万难须放胆,宜于两可莫粗心。”第二句就是多见阙殆的意思,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处理,不要有过分的行动,这样处世就少后悔。一个人做到讲话很少过错,处世很少后悔,当然行为上就不会有差错的地方。这样去谋生,随便干哪一行都可以,禄位的道理就在其中了。

从这一段书中,我们看到孔子的教育态度,实在了不起,这个学生是来学吃饭的本领,要如何马上找到职业。孔子教了,教他作人的正统道理,也就是求职业的基本条件,我们为人做任何事业,基本条件很要紧,孔子说的这个基本条件已经够了。

到这一节为止,上面都是讲为政中关于作人处世的部分,下面高峰突起,就正式讲到政治问题。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哀公是鲁国的国君,孔子自己祖国的君侯,孔子忠君爱国之心是很强的,自己国家的领袖问他怎样使老百姓心服。要注意这个“服”字,含义可说是服从,也可以说绝对服了,不敢反抗,这是重点。以鲁国的国君,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是一大笑话。【在中国政治的道理,所谓服与不服,在德不在力,权力的使人服是霸术、霸道;道德的使人自然顺服,才是王道】。鲁哀公拿这个问题问孔子,你说孔子怎么办?他很婉转的说明这个道理,他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这个“举”就是提拔,这是针对鲁哀公当时的政治毛病而来。举直,就是提拔直心直道而行的人,包括圣贤、忠诚、有才能的人。“错诸枉”的错等于措,就是把他摆下去,放下去,把狂妄的人安置下去,这样老百姓自然就服了。相反的,“举枉错诸直”,把狂妄的人提拔起来,或只用自己喜欢的人,而把好人打击下去,老百姓自然就不服了。这是谁都懂的道理,而孔子拿这人人都懂的话去告诉他,就好像说当诸侯、君王的人都不懂,未免太笨了。 但人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到了那个权位的情况,就很难讲了。譬如我们平时常会说,假如我做了某一位置的事,一定公正,但是真的到了那一天,就做不到绝对公正。人总会受人情的包围,例如,人家送高帽子,明知是高帽子,仍然觉得蛮舒服的,这就是要命的心理了。所以一个人能够做到公正廉明,真是一种最高的修养。

像唐朝的历史中记载,武则天问武三思,朝中谁是忠臣?武三思说,跟我好的都是忠臣。武则天说,你这是什么话?武三思说,我不认识的,怎么知道他好不好?同样的道理,看戏容易作戏难,所以我们批评历史容易,身为当局者时,就真不容易了。因此我们知道孔子答复鲁哀公的话,虽然非常平淡,但最平淡的道理是最难做到的。

下面接着是季康子的问话,我们曾经提到过,季家是鲁国的权臣,后来鲁国就是亡在他们手里,季康子问什么呢?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使民,就是怎样使用群众的意思,在为政的道德上而言,这个动机就有问题,要想使用别人就已经是问题了,他还用了一个当时蛮流行的口头语,敬啊!忠啊!这些都是老子当时所骂的假仁假义。(其实老子并不反对仁义,只是当时社会普遍流行谈的仁义,变成了虚假无实的名词,所以老子反对。)他提到敬与忠两个字,是大问题。敬是尊敬人,忠是忠于事,劝是教导的意思,等于现在所说的“教育”。孔子对于季康子所提这几个大问题,没有批评不对,认为都对。但是孔子告诉他,不要只是空洞的宣传,口头话没有用,天下人的聪明相等,口头骗得了一时,骗不了永久。所以他告诉季康子,接近老百姓,内心要有真正的庄严情操,百姓对你自然就恭敬了。如对人敬礼,只是表面的动作,而内心却是不诚,则敬礼的姿势都不对的,这样的敬礼有什么意义?要内心真正的庄严,尤其对部下、对群众,有发自内心的庄严情操,部下对你自然就恭敬了。“孝慈则忠”,真正爱人,人对你自然尽忠,一个人对部下与群众,付出爱儿女一样的心肠,付出了真情,则没有不收到忠的反应的。如果没有这种慈孝,光是劝导教化是没有用的。“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对善的奖励提倡,不作官样文章,诚恳的举善。“教不能”,部下不懂的,并不讨厌他,教他,因为你要作之君,作之师,等于他的长辈,既然作长辈,就是作老师,尽量教他,他自然受感化。 由这里看到答复国君的问话与答复权臣的问话不同之处;都在《为政》篇中,连起来文章又转了一个味道了,所以连贯起来看《论语》文章的编排非常妙。尤其古代文章,几句话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说的,把它连贯起来,而仍能成为一篇曲折有致,蛮讲究结构的文章,它的文学价值,也实在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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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2 07:11:29 |显示全部楼层
治国难!齐家更难!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这时候有人说话了。对孔子说,你吹了半天牛,说了许多为政的大道理,头头是道,你自己怎么不出来为政呢?你自己来干嘛!讲到这里,我要特别提醒诸位,以前我们说过《为政》这一篇,被大家解释成是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不大对的,因为孔子不讲政治,只讲为政。拿现代政治哲学来讲,是大原则,并不是政治的一种方法。所以孔子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他引用了《书经》里的话解释说,《书经》里不是讲过孝道吗!一个人在家里能够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家人、朋友(社会关系),这也就是政治了。有朋友说自己不得志,我说你有什么不得志?不是员,就是长,他说没有什么长在身,我说你至少是家长呀!这个资格还真不容易,这件事情也真不容易做好。孔子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何必一定要出来从事政治工作,才叫作政治呢?

下面讲为政的原则。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这节很重要。为政的道理——言而有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读中国历史,对于从政的人,始终要注意一个道理,所谓“百年大计”。一件事情,一个政策下来,要眼光远大,至少须看到百年或几十年以后的变化与发展,这是古人政治的道理。

天下没有一个完整无缺的法律或完整无缺的办法。天下事一定会变,而且时时在变,这张桌子今天是新的,十年以后就不新了。不新了该怎么办?今天就要预作最好的、最切合十年后应变的方案。我们看小说,诸葛亮给人补救的方法,都是“锦囊妙计”先放在那里。对为政来讲,这个“锦囊妙计”就是百年大计。不可只顾目前,如只顾目前,事情因时间的发展改变而情况不同,就变成言而无信,结果就是朝令夕改。早上下的命令,晚上认为不对,去赶快改过来,究竟哪个对?老百姓搞不清楚,这就是大问题。所以孔子说作人、处世、对朋友,“信”是很重要的,无“信”是绝对不可以。尤其一些当主管的人,处理事情不多想想,骤下决定,以致随时改变,使部下无所适从,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大车无輗,小车无軏。”

輗和軏两个字,是古代车子上的车杆子。大车是牛车,輗就是牛车上一根用来套在牛肩上,中间的大梁子;小车是马车,軏就是马车上挂钩的地方,这都是车子上的关键所在。他说作人也好,处世也好,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关键所在,而且是很重要的关键。有如大车的横杆,小车的挂钩,如果没有了它们,车子是绝对走不动的。

讲到这里,本篇快近尾声。子张,就是刚才说到那个来问谋生办法的子张,现在提出一个大问题: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现在说十世的问题。先说世,什么是世?西方的观念,一百年为一世纪,西方文化以耶稣诞生那一年(约在我国汉朝的时候)开始为纪元——第一年。【现在为一九七四年】,又称二十世纪。我们现在也用这个西元,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是相当令人痛心的事,一个当祖父的,不应该与孙子平行,不应该把自己的历史抹煞,这实在痛心。这暂且不提,我们知道现代西方文化以一百年为一世纪,而中国文化过去的世,小的单位以三十年为一世,这是一个时间的代表单位,后来用以作抽象的代表单位了。这是把一代叫作一世。所以每说到“世”的问题,常以“十世”表示久远。唐代以后,佛学进了中国,又有“三世”之说,什么叫“三世”呢?过去、现在、未来,就叫“三世”。几千万年前是过去,前一秒钟也是过去的;现在就是现在;未来,此后的一秒钟是未来,以后的千百万年也是未来。这就叫“三世”——是佛学的名称;儒学则称之为“十世”。这里《论语》上的十世,等于说千秋以后将来的世代。

子张问孔子是不是可以先知,预言将来怎么演变,孔子在这里讲到夏、商、周三世,只是引用过去以代表将来。子张问孔子将来时代的演变知不知道?孔子说知道。怎么会知道呢?孔子说殷商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是由夏朝的文化演变而来。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夏朝原有的文化,有的减损了,有的增益了。但增益也好,减损也好,总由前面的历史迹象而来,必须要变才变。殷商以后是周朝,所以周朝文化,又是从殷商渐变而来的。我们现在说传统文化,所谓传统,就是这样在一个系统中渐变传下来的,并不是顽固得一定永远保留原来的样子,才叫传统。所以周朝就因为殷礼——殷商的文化,演变成周朝的文化。那么从周朝的文化,也可以看到前朝,殷商文化的对与不对,而有所改变。“其或继周者”,孔子是东周时代的人,这意思就是说,周代的文化也是要变的,而将来的历史演变,不必说下一代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是千百万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可以知道。孔子并不是有宗教性的神通,也不是先知,换句话说,是他要人凭借智慧,多读历史,就知道过去。既然用上述的法则,循历史的轨迹就可以知道过去,用同一法则,也就能知道未来。

以前提到过,温故而知新,也是这个道理。历史的演变,不会突然的,都是渐变而来的。所以将来的历史,未来的时代,明天怎么样?几乎很清楚的可以了解。 下一段把为政的道理讲完了,每篇都有一个结论,但是本篇的这个结论,非常有意思。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为什么把这两句话作为《为政》篇的结论?而且为什么提到鬼呢?中国文化讲孝道,敬祖宗,就要拜鬼了。所以鬼在这里,不是一般人讲的魔鬼,而是祖宗的灵魂。要拜鬼,要拜自己的鬼,还是拜别人的鬼呢?这句话的意思很妙,很幽默,也很深远,拜人家的祖宗就是拍马屁(谄媚),不知从何说起才对。

因为夏朝的文化尚忠,殷朝的文化尚质。但是殷也尚鬼,那时社会的风气,每个人都诚恳老实,迷信的成分也多;周则尚文,才注重人文文化。孔子所崇拜的是人文文化,这是上古历史文化演变有名的转捩点,所以孔子在这里提到鬼以后,第二句就说:“见义不为,无勇也。”看到应该做的事情,不敢去做,没有勇气。没有智、仁、勇就无法从政,换句话说,也不应该从政。

历史上有许多人是见义不为,对许多事情,明明知道应该做,多半推说没有办法而不敢做。我们作人也是这样,【“看得破,忍不过。想得到,做不来】。”譬如抽香烟,明明知道这个嗜好的一切害处,是不应该抽,这是“看得破”,但口袋里总是放一包香烟——“忍不过”。对于许多事,理论上认为都对,做起来就认为体力不行了,这就是“想得到,做不来。”对个人的前途这样,对天下事也是这样。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为政就是一种牺牲,要智、仁、勇齐备,看到该做的就去做,打算把这条命都付出去了。尽忠义,要见义勇为。所以把这句话加在《为政》篇的最后,这是为政的基本精神——要有见义而为的大勇;要有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胸怀。 《论语别裁》 下一篇:八佾第三 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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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4 07:53:16 |显示全部楼层
八佾第三

礼乐衣冠

首先,我们对本篇篇名作个简单的解释:八佾——“佾”与“仪”同音,如今在孔庙中拿羽毛,在祭孔典礼中所舞蹈的叫八佾之舞。用现代的名称,可说它是“文化舞”,代表古代文化的一种舞蹈。当时中央政府是周天子,天子举行国家大典,代表国家的精神,用作余兴的舞蹈,典礼开始的礼乐。八佾是八个人一排,共有八排;诸侯之邦,六人一排叫六佾。诸侯之下的大夫——大臣之家,用四人一排,共四排,叫四佾。这是固定的形式,周朝的礼乐、衣冠、文物等,都有周详规定。

那么,孔子为什么在这一篇里教起跳舞来了呢?不是的。这篇书的全部重心,以现代用语说,是代表了文化精神。他的内容讲“礼”。礼的根本,也就是孔子一生做学问之所在。只是因为当时写文章的习惯,而用了《八佾》这个名称做篇名。

“礼”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五经中《礼》这部书是不能不研究的,尤其因为它偏向于中国哲学思想的根本,同时包括形而上宗教哲学的问题。但本篇是以过去的观念而言,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文化”这个名词,与过去的观念不同。过去的观念,文化偏重于人文——人伦的道理,即是伦理的道德,政治的伦理与社会的伦理。现在“文化”这个名词的含义,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教育、哲学、宗教等等归纳起来,成为文化的总体。因此,对于“文化”这一名词,古今定义不同,为了讲书的方便,应该先有一个认识。我们说《八佾》这一篇全篇的精神在于文化,是切合古代所谓“文化”的定义而言的。

第一篇《学而》,是个人求学的宗旨;第二篇《为政》,也就是为学的外用;第三篇是把个人的内圣为学,乃至于外用的为政,综合起来的文化精神,放在《八佾》篇中,这是从一个故事开始的。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即季家,当孔子时代,鲁国有三家权臣,即所谓权门,而且不是普通的权门,是可以动摇政权的权门。这三大家是孟孙、仲孙、季孙,国君都拿他们没办法,整个政权都操在他们手上,鲁国当时的国君就那么可怜。

季氏这位权臣,有一天高兴起来,在家里开家庭舞会,结果,玩出天子的味道来了。照规定他只能欣赏四人一排的舞蹈,他居然摆出八人一排的舞,完全天子的味道,要与中央抗衡,已经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有人把这事告诉孔子,孔子就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照后世学者们的解释,好像孔老夫子听了这件事,大发脾气,握着拳头,敲响了桌子,厉声斥责道:假如这件事我们都能忍耐下去,容许他去干,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容忍他季某去做呢?事实上,并不是后儒们所解释的这样,假如真是后儒所解释的一样,那么《学而》篇当中:“温、良、恭、俭、让”形容孔子的五个字里的“温”字,要用红笔打×了,孔子的修养就不行了。

很简单,《为政》篇不是刚说过孔子能不能先知的问题吗?其实孔子早已看出季氏的动向,所以有人告诉他季氏八佾舞于庭,在家里摆天子的排场时,孔子就说,这要注意!季家的野心不小,像这样的事情,季家都忍心做了,还有什么事情他不忍心去做呢?叛变、造*反,他都会干的。孔子就以这件事断定,季氏将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说季氏竟然忍心做这些事。并不是孔子在那里发脾气骂人,这些很明显的文字,不必要故意转个弯来把它乱解释。

不但如此,那时社会变乱得很厉害,正如现在所讲的文化堕落。现在再看: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哪三家呢?就是这季氏三家权臣,他们不但眼里没有顶头上司的鲁君,连中央的周天子,他们也不放在眼里,结果不但在家里开舞会,摆出八佾之舞,还在家里宴客完了撤席时,奏起天子所用的国乐来。“彻”就是撤宴撤席,“雍”就是天子所用的国乐。他们三家权门,竟在家里奏天子所用的音乐于宴席之中。所以孔子引用古代的诗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他的意思是说,在中央政府天子奏“雍”这支国乐的时候,天子站在中央,辟公(即当时的诸侯)站在两边拥护着天子,然后天子从中间走过。因为天子本身代表国家的精神,所以态度也非常庄严,绝不会左右乱看。而现在这三家权臣,拿了中央天子用的这种庄严的国乐到家里开舞会,真不知道他们用意何在?换句话说,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开始变坏,是由有权势的人所引导的。所以孔子非常感伤,接着感叹起来。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仁是孔子学问的中心,下面第四篇就专讲仁,这里暂时不去讨论他。上面几句话的意思说,一个人没有中心思想,“如礼何?”文化对他有什么用?文化是靠每一个人自觉自发,自省自悟的;文化不是法律,不能由他人来管的。所以“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人如果自己不省悟,文化与艺术对他有什么用呢?这是孔子的感叹。

由于孔子对“礼”、“乐”的感叹,再转到:
林放问“礼之本”。

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这个人问孔子,礼的根本是什么?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们讲过的,中国文化这个“礼”字,如果谈到根本,是哲学最高的问题,也是宗教哲学最高的问题。宇宙万有怎样来的?哪一天开始的?这个本体论,也就是礼的根本所在。所以林放问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说,他这个问题太大了。孔子不跟他谈哲学,不谈文化的精神,只答复他关于礼仪的问题。孔子说礼仪的过分铺张就不合理,宁可简单隆重。办丧事太轻率了也不好,宁可取悲戚的态度。拿我们现在的情形来看,假如孔子现在还活着,处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他不知要感慨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的礼恰恰与孔子讲的相反,礼不从简而从奢,越奢侈越有排场,丧事不从悲而从易,家人逝世了,送殡仪馆,火葬过后三天,又在家开舞会了。

孔子当时对文化衰败非常感叹,因此他的结论: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过去所谓夷狄,就是文化落后的边疆地区,孔子的思想是以文化为中心,凡没有文化的,称为夷狄,因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四种族在当时是没有文化,非常野蛮。中国则称中夏、中原,是有文化的。孔子说那些蛮族落后地区的人,也有头子,有君主、酋长。但光有形态,没有文化,有什么用,不如夏朝、殷商,虽然国家亡了,但历史上的精神,永垂万古,因为它有文化。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国家不怕亡国,亡了国还有办法复国,如果文化亡了,则从此永不翻身。试看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亡了的民族而能翻身的,史无前例。所以对于文化重建的工作,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太重大了,绝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一代的手中断送掉。这是很重要的,像孔子在这里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夏朝虽然亡了,成了历史的名词,但夏朝的文化,一直流传下来,现在我们也还接受。譬如过年,我们喜欢过阳历年还是阴历年呢?凭心而论,还是喜欢过阴历年。对阳历年,那是不得不过的。阴历年就是夏历,是夏朝留下来的文化。很多很多我们现在的文化,还是夏朝的文化。所以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政权的存在而没有文化的精神,那有什么用呢?因此文化精神一定要建立。

泰山之旅

再看下面,季氏的野心越来越明显了: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这段事情,记载得这么简单,但妙不可言。

冉有是孔子的学生,后来成了文人而带兵的统帅。孔子穷是自己穷,他所教的学生,后来很多都很得志,他培养这批年轻人,在教育上大有成就。冉有这时在季家为相,等于总管。

季氏旅于泰山,“旅”依现在解释,就是旅行。我们现代看来,是蛮好的事情,发展观光事业,有什么不好?孔子为什么要反对呢?我们读书要注意时空关系,要注意当时的时代和事件发生的地区,这样就会更了解真*相了。

泰山是当时文化精神的集中点,也是因为中国古代相信天道,国家政治太平了,上泰山去祭告天地,这叫“封禅”,像后来秦始皇去泰山封禅,立了碑,回来在路上病死了。古代对“封禅”这件事,迷信得不得了,皇帝不敢随便封禅的,封禅以后几乎都倒楣。古代的观念,认为泰山有神,所以要国家的领袖,才能到泰山去祭告天地。告就是祷告,而季家旅于泰山,带些部队说要去泰山打猎,但这是假的,实际上他是想造*反,到泰山去祈祷神的保佑,这个政治内幕,孔子根据观察,当然知道。所以把他的学生冉有叫来,对他说:“女弗能救与?”——你不能救他们季家吗?他们这样一定失败的,一失败全家性命丧亡。他怎么可以做这样狂妄的事!冉有的答复是不能救,因为冉有讲的话,他们也不听,所以冉有做不到。孔子到这时候叹口气说:“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他说难道泰山就不如林放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上面讲了,林放问礼之本,表示林放这个人,还知道讲究礼的根本。又为什么说泰山不如林放呢?因古代认为泰山有神,所谓“东岳之神”,季氏想去祭东岳之神,等于现在的拜拜。我对任何宗教的感情是一样的,但我们看见拜拜的情形:三支香、五块钱香蕉、十块钱饼、磕了几个头,然后要求发财,公公要活到八十岁,儿子要考上大学,功名富贵,前途无量。一切都求完了,五块钱香蕉还要带回去,这样小的代价,求那么大的报酬。神如果有灵,这种神叫我做,我就不愿干。两家人有了仇恨,也去拜拜菩萨,求上帝要整倒对方,双方都同样要求,到底要整倒哪一方,我也不知道,所以神也难当。

季家也和一般人一样,他想造*反,到泰山去拜神。所以如果有神的话,难道还不如林放吗?林放是个普通的人,他都知道问礼,一个神——中国人讲神是怎样做的呢?“聪明正直,死而为神。”这八个字是神的资格,任何一个人,凡是聪明正直的人,都可以修到死而为神。既然东岳之神是聪明正直,季家去拜他,拍拍马屁,他怎会帮忙季家呢?难道那个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这个人吗?以上这一节就是这个道理。

有许多人把权力把前途诉诸迷信,寄托在狭义的宗教上。我们以人文文化为基础,不管上帝也好,菩萨也好,神也好,如果因为肯拜拜他,他就会保佑,不信他,就不管——果真是如此,第一个我就不敢信他,因为他太偏私,又太意气用事了,反不如一个普通人。如果不分善恶,有求必应,那作人很容易,我尽管做坏事,天天去拜他,或做了坏事再去忏悔就可以了,这岂是神的意旨?

志在春秋

季氏旅于泰山这一段,是表示春秋时代社会风气之乱。乱在什么地方?乱在春秋时代整个的都是在讲究“权”与“术”,后来大家把这个字连起来用了。所谓“权”就是政治上讲的统治,也就是霸道。春秋末期王道衰微,霸道因此起来了。【其次是“术”,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用手段。不讲传统文化的道德和理性,就是用手段。以手段而取天下,就是“权术”】。因此,我们要了解当时的政治变乱,一定先要了解一本书——《春秋》。

《春秋》是孔子著的,像是现代报纸上国内外大事的重点记载。这个大标题,也是孔子对一件事下的定义,他的定义是怎样下法呢?重点在“微言大义”。所谓“微言”是在表面上看起来不太相干的字,不太要紧的话,如果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可以增删;但在《春秋》的精神上看,则一个字都不能易动;因为它每个字中都有大义,有很深奥的意义包含在里面。所以后人说“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为什么害怕呢?历史上会留下一个坏名。微言中有大义,这也是《春秋》难读的原因。

孔子著的《春秋》,是一些标题,一些纲要。那么纲要里面是些什么内容呢?要看什么书?就要看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这是三个人对《春秋》的演绎,其中《左传》是左丘明写的,左丘明和孔子是介于师友之间的关系。他把孔子所著《春秋》中的历史事实予以更详细的申述,名为《左传》。因为当时他已双目失明,所以是由他口述,经学生记录的。

《公羊》、《穀梁》又各成一家。我们研究《春秋》的精神,有“三世”的说法。尤其到了清末以后,我们中国革命思想起来,对于《春秋》、《公羊》之学,相当流行。【如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派学者,大捧《公羊》的思想,其中便提《春秋》的“三世”】。

所谓《春秋》三世,就是对于世界政治文化的三个分类。一为“衰世”,也就是乱世,人类历史是衰世多。研究中国史,在二三十年以内没有变乱与战争的时间,几乎找不到,只有大战与小战的差别而已,小战争随时随地都有。所以人类历史,以政治学来讲,“未来的世界”究竟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学政治哲学的人,应该研究这类问题。

如西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所谓“理想国”。我们知道,西方许多政治思想,都是根据柏拉图的“理想国”而来。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理想?当然有,第一个:《礼记》中《礼运·大同篇》的大同思想就是。我们平日所看到的大同思想,只是《礼运》篇中的一段,所以我们要了解大同思想,应该研究《礼运篇》的全篇。其次是道家的思想“华胥国”,所谓黄帝的“华胥梦”,也是一个理想国,与柏拉图的思想比较,可以说我们中国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另一面看,整个人类是不是会真正达到那个理想的时代?这是政治学上的大问题,很难有绝对圆满的答案。因此我们回转来看《春秋》的“三世”,它告诉我们,人类历史衰世很多,把衰世进步到不变乱,就叫“升平”之世。最高的是进步到“太平”,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太平盛世”。根据中国文化的历史观察来说,真正的太平盛世,等于是个“理想国”,几乎很难实现。

我们《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就是太平盛世的思想,也就是理想国的思想,真正最高的人文政治目的。历史上一般所谓的太平盛世,在“春秋三世”的观念中,只是一种升平之世,在中国来说,如汉、唐两代最了不起的时候,也只能勉强称为升平之世。历史上所标榜的太平盛世,只能说是标榜,既是标榜,那就让他去标榜好了。如以《春秋》大义而论,只能够得上升平,不能说是太平。再等而下之,就是衰世了。国父思想中所揭立的三民*主义最后的目标是世界大同,这也是《春秋》大义所要达成的理想。

秉笔直书 罪罪恶恶

又怎样从春秋《左传》看得出它的“微言大义”呢?如果读懂了《左传》上第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就大概可知《春秋》的笔法。

郑伯是一个诸侯,(春秋时,王道衰微,五霸崛起。五霸中郑庄公是第一个称霸的,接下来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等)在本篇中,孔子的“微言”在哪一个字呢?那就是这个“克”字。“段”是郑庄公的亲兄弟——共叔段。对兄弟是不能当敌人看待的,【“克”字有敌对的涵义在内,打败了敌人就是克敌,结果他对待兄弟用对待敌人的办法——事先不肯教化,不止恶于其先,而且还故意培养罪行,最后又故作仁义。因此春秋的笔法,就在这一个“克”字的微言上,定了他千秋的罪状】。

左丘明写这段历史怎么说呢?大家也许都读过了,我们也不妨温习一下。

郑伯——郑庄公是老大,他母亲姜氏生他的时候是寤生——迷迷糊糊在昏迷中生的,作母亲的受了惊,害怕了,于是心理学问题来了,姜氏因为这次受惊,从此对庄公没有好感,始终心里不高兴。由此可知,现代研究青少年思想问题的人要注意,有许多青少年的思想,主要都是在小的时候受到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环境上每一件事,影响他们的心理很大。譬如从小贫穷的人,尤其是孤儿,他们大多容易产生偏激心理,我也曾栽培过好几个孤贫的少年,并告诉他们,穷苦出身、孤儿出身的人,最后只走两条路,没有第三条路:一种是他将来成功了,对于社会非常同情,他有办法时,同情别人、同情社会,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从苦难中出来的,就非常同情苦难的人。另一种人成功了,对社会非常反感,对于社会上的任何事、任何人都怀疑、都仇恨。他认为自己当年有谁同情?社会?社会上哪有公平?他心里始终反感。这两种相反的心理,同样是受环境影响而产生的,至于为什么同样的原因而产生相反的结果,这又牵涉到遗传本质及教育等等问题了,如参照上文“学而不思……”这段,便可思过半矣。所以有许多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办孤儿院,办得无论怎么好,孩子还是有反感。对自己的孩子骂了以后,孩子虽然生气,但过了一会儿就忘了。假如孤儿和那些有心理问题的孩子挨了骂,他不会生气,可是他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他天生有反感。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这多方面的学识,一定要注意。

讲到这里,就知道郑庄公的母亲姜氏有了心理偏见,而孩子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以后,就产生不正常的心理了。后来姜氏又生了一个孩子段——次子。在中国古代,长子是继承官位的,将来继承诸侯的当然是郑伯。中国有句老话:“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就因为长子是继承人,而老百姓则往往喜欢年老时生的孩子。可是姜氏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告诉丈夫,希望将来由次子继承王位,但基于传统习惯是不可以的,所以后来还是由郑庄公继位做了诸侯。姜氏就要郑庄公让弟弟段到“制”这个最好的地方去做首*长。而郑庄公对妈妈说,“制”这个地方并不好,是艰苦之地,没有发展的价值,既没有经济价值,又不是政治重心,把弟弟派到这样一个地方去不太好,还是换一个地方好,叫妈妈另外选一个地方,结果把弟弟封到“鄢”这个地方去。实际上“制”在当时郑国,是军事、政治上的重镇,他不敢养痈贻患,因此,郑庄公用了权术,说了一篇假仁假义的话,骗了母亲。孔子写这一段,这是说郑庄公没有用道德,而用权术。

后来,母亲姜氏和弟弟“段”要起来造*反,招兵买马,积草囤粮,已经有了反叛的明显迹象,左右大臣都向郑庄公报告,郑庄公明明清楚了,但说没有问题,姑且等等看吧!意思是说,他的狐狸尾巴还没有露出来,要培养他把狐狸尾巴露出来,再处理他。这就是政治上古代奸雄权术中的一套,道德的政治,绝对不可这样。两者的差别也就在这里。尤其对亲兄弟,应该感化他,把这件事情坦然地告诉母亲来处理,不应该像培养敌人罪行那样培养他,最后母亲与弟弟通通造*反,郑庄公出兵灭了这个弟弟。所以历史上有人说,曹操培养了刘备和孙权,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手段是效法郑庄公的,因此便指历史上第一个奸雄是郑庄公。

孔子著《春秋》为什么用这件事开始呢?这就是说明社会的变乱,并不是普通人能够引导的,都是权臣、有地位的人变坏了风气,所谓乱自上生,所以上面讲到季氏旅于泰山的故事,孔子说:“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也就是这个意思。

承让 领教

现在下文是孔子讲的原则: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这是讲人类文化基本问题,孔子用“举一隅”的教育方式来讲。中国文化的所谓“君子”,是与“小人”对立的名称,等于是个符号,怎么叫君子?怎么叫小人?很难下定义,等于说好人、坏人很难下定义一样。尤其站在哲学的观点来看,更是如此。好人对某一件事情好,有时在好里会变坏;坏人一切都坏,但有时在某一点上会变好。所以好人与坏人很难下定义。可是在社会、政治的立场,不能以哲学观点来讨论,好与坏是对事功而言。现在孔子所讲的君子,是站在哲学的立场讲,是一个抽象的代名词。

中国文化所讲的君子是无所争的,不但于人无争,于事也无所争,一切是讲礼让而得。无所争就是窝囊吗?不是的,孔子以当时射箭比赛的情形,说明君子立身处世的风度。射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这个射代表军事训练。他说,当射箭比赛开始的时候,对立行礼,表示对不起——礼让。然后开始比赛。比赛完了,不论谁输谁赢,彼此对饮一杯酒,赢了的人说:“承让!”输了的人说:“领教!”都有礼貌,即使在争,始终保持人文的礼貌。人之所以不同于生物世界中其他的动物,就是这一点人类文化的精神。其实人类有什么了不起,其所以为人,因为有思想,加上文化的精神。孔子讲这一件小事,也就是说人应不应该争?不论于人于事,都应该争,但是要争得合理,所以“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就是在争,也始终保持君子的风度。

以现代而言,类似于希腊的所谓民*主思想。中国人过去也讲民*主,这个问题在《论语》中将来另有专题再去讨论它。而中华文化的民*主精神,一个人立身、处世,乃至一切,都要民*主。我们民*主的精神基于礼让;而西方民*主的精神基于法治。礼让与法治有基本上的不同,法治有加以管理的意义,礼让是个人内在自动自发的道德精神。

淡泊以明志

再看下面,进一步讲到中国文化的精神: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引用到古人的诗来讨论,他们并不是作文学的研究。本来中国人作诗填词,也不是无病呻吟的,诗包括了人的思想与感情,所以他们是讨论这首诗中的意义。

诗中的“兮”字,古音是否如现在兮音的读法,并不一定,因为音韵及语言,相隔数十年就会有变动的,这个字有如今日歌曲中的“啊!”一样,没有实质的意义。再说“巧笑”,笑就是笑,为什么要来个“巧笑”呢?我们知道有所谓苦笑、大笑等许多笑态。“巧笑”就好比广告上女孩子的那个笑,似笑非笑,不是笑吗?还真是笑,笑得很迷人的就是巧笑,巧笑已经很难描述了,还要“倩兮”,“倩”是什么呢?好像电影中女演员的表演,笑得那么俏皮,还带点诱*惑性的,就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漂亮的眼睛已经够厉害了,还要盼兮,眼神中流露着“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意味。“素以为绚兮”,素就是一张白纸那样,“为绚兮”,是说在白底子上画了很漂亮的图案,如果用现在的文学手法来处理这三句话,可以写好几本很好的小说。

子夏问孔子,这三句话到底说些什么——“何谓也?”当然子夏并不是不懂,他的意思是这三句话形容得过分了,所以问孔子这是什么意思。孔子告诉他“绘事后素”,他说绘画完成以后才显出素色的可贵。这句话的意思,以现在人生哲学的观念来说,就是一个人由绚烂归于平淡。就艺术的观点来说,好比一幅画,整个画面填得满满的,多半没有艺术的价值;又如布置一间房子,一定要留适当的空间,也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孔子的启发教育,以子夏的聪明,一听就懂,于是提出了心得报告:“礼后乎?”难道礼仪的后面还有一个“礼”的精神吗?也就是说礼的内涵比表之于外的礼仪更重要吗?说到这里,难怪孟夫子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的感怀,而后世当老师的,也应该学习孔子对学生鼓励的方式,他说:“起予者商也。”认为子夏不但讲得对,而且更启发了他自己。当一个主管的,更要效法孔子这种精神,遇到部下有好的意见,就说“对!你完全对。”这样的主管,才是成功的领导者。孔子继续称赞子夏“始可与言诗已矣”,真正懂得诗了。

诗教并不是教人作一个诗人,酸溜溜地“关门闭户掩柴扉”有什么意思?要懂诗,透过诗的感情以培育立身处世的胸襟,而真正了解诗背后的人生、宇宙的境界,这才是懂得诗的道理。换句话说,人更要注意这个“素”字,素就是平淡。所以孔子在后面提到“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这也是后来中国文化里讲人生的道理:“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所谓大英雄,就是本色、平淡,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就是最平凡的,最平凡的也是最了不起的。换句话说: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看起来是笨笨的,事实上也是最笨的,笨到了极点,真是绝顶聪明。这是哲学上一个基本的问题。人没有谁算聪明,谁又算笨,笨与聪明只是时间上的差别。所谓【聪明人,一秒钟反应就懂了,笨的人想了五十年也懂了】,这五十年与一秒钟,只是那么一点差别而已,所以了不起就是平凡。唯大英雄能本色——平淡。上台是这样,下台也是这样。所以【曾国藩用人,主张始终要带一点乡气——就是土气。什么是土气?我是来自民间乡下,乡下人是那个样子,就始终是乡下人那个样子,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彭玉麟、左宗棠这一班人,始终保持他们乡下人的本色,不管自己如何有权势,在政治功业上如何了不起,但我依然是我,保持平凡本色是大英雄】。另一句“是真名士自风流”,同一意义,不再重复了。

这一段说明了“绘事后素”,是指一个人不要迷于绚烂,不要过分了,也就是一般人所谓不必“锦上添花”,要平淡。这以后,又引用孔子的话,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

穷源溯本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子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根据历史来的,而历史与文化是不可分开的。

我们讲的传统,由来远矣。昨天有个从美国回来的学生,谈到他看到一本新出版的书《文明的历程》,他告诉我这本书所论述的某个观点,和我以前对他们讲的思想一样,认为人类文化历史,从上一个冰河时期,就流传下来了。如宗教思想、哲学思想,在上一个冰河时期,人类毁灭的时候,极少数没有死的人传下来的,并不是这一个冰河时期所新兴起。我们中国文化,向来就是这样说的,所以要中国人讲自己传统的历史,看看古时的人所记载的,有一百二十万年,至少也说十二万年,我们现在讲五千年文化,那是客气话。不过很可怜,现在还不敢吹五千年,只说三千年文化,因为西方文化讲历史,动辄只提两千多年,我们说得太多了,好像不大对似的。在中国古代历史,动辄讲一百多万年。现在孔子在这里说,不管多少年,文化是历史传统来的,所以夏朝的文化,我可以研究讨论,不过“杞不足征也。”杞是周朝封的一个国家,是夏朝的后代,封到杞国。我们晓得“杞人忧天”这句话,就是这个国家的典故。

这里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封建制度。当周武王统一了中国,所谓封建,井不是只封自己家里的人,像尧、舜、禹、汤的后代,都封了诸侯,所以周朝的封建,不是西方的封建,不能随便把中国封建制度与西方的所谓封建混为一谈,那是错的,等于说没有把自己的家当搞清楚。——这里孔子说如果拿杞国的文化,来看夏代的文化,并不准确,更不完整,但殷商以后的宋国,所保留的文献资料也是不够,这两个诸侯之国所保留的祖宗文化都没有了——这里要特别注意,任何一个民族的后代,如果不重视自己的文化历史,就是自己把自己毁灭,后代就无法考证。孔子说,假如他们自己不毁灭自己,保存了祖宗的文化资料,我就有办法整理。

这里放进了孔子的话,就是说明保存文化的重要,因此继续在下面讲到文化与礼的关系: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讲到这里,又是一个问题了,是由中国文化中“礼”而来的。所谓“禘”,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礼。中国文化和西方一样,有狭义的宗教。“禘”象征宗教的精神,祭天地祖宗之礼。讲到这里,要认识“禘”字的来源了,至少要拿《康熙字典》来研究。过去读书,五、六岁以后,先研究“小学”,就是研究作人的道德行为,等于现在学校的公民课程——洒扫应对。“洒扫”从文字上看很简单,洒洒水、扫扫地而已;“应对”可就麻烦了,对老前辈行什么礼,到了客厅坐什么位置,送一封信给叔叔伯伯,讲话的态度该怎样等等,作人处世都包括在应对当中。除此之外,研究“小学”之学,就是后来所谓的说文、训诂等的文字学,探讨文字的来源。中国文字不同于西方文字的拼音而成,中国文字有所谓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法则。

心香一瓣 诚则灵

我们知道中国字的部首是从“一”字开始。“一”就画分了上下,所谓一画分天地;再在上面加一画“二”(上),就是上,下面加一画就成“ ”(下),是为下。宇宙本来是圆的,无法分别,现在分了以后,“人”在“ ”的下面,即成为“ ”,这个字就代表了天。我们看到了“示”这个字,就是表示上天垂下来许多象征,显示给人们看,太阳、月亮、风云、雷雨都是上天的垂示,所以这个字,就代表了与上天的关系。圆圈中间加个十字,就代表了土地的“田”字,这土地上面出了一点苗芽便是“由”,再向下伸展成为上下通的便为“申”,在申旁再加上“示”;表示由天上来的,而上下左右都能通达,便谓之神。只能下行旁通而上面长了一根象征性的毛毛“ ”就是鬼。那帝的篆文“ ”也是表示上天垂示下来的征象,代表形而上的,不可知,不可说,也无法形容他,有这样一个力量,这样一个东西在,就叫作帝,再加上示,就成了一个宗教性的哲学观念。中国古礼称祭天地的礼为“禘”。至于形而上,到底有没有?又是怎么样一个东西?暂时不谈,到此为止,如再向上讨论,就牵涉到哲学与科学的问题了。

禘,【古代国家举办禘礼,皇帝代表全民祭祀大典,仪式非常隆重。皇帝在此期内,不回内宫,必须清心寡欲,反省自己。在中国古文中所谓的斋戒沐浴,便是如此】。

“斋”是内心的反省。(后来中国人对佛教的吃素也叫吃斋,那是有不同的意义,由于佛教戒律中一种“八关斋戒”而来。)【斋是中国文化中心理的净化,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清理思想、排除人欲,真正的作到肃庄叫作斋戒】。沐浴也不止是洗澡,而是孔子在《易经·系辞》上所讲“洗心退藏于密”的意义。所以古代禘礼,是国家的大典,全民的大典,领导者皇帝斋戒沐浴七天或三天以后,才代表全民出来主祭,要全副精神,诚心诚意,很郑重的,等于是一个宗教家的大祈祷,绝对不可马虎。在这里,孔子指出当时文化的衰败,大家参加禘礼,都只是在真戏假做而已。这等于现代有许多人吊亲友乃至长辈的丧事匆匆忙忙,叫一辆计程车,赶到市立殡仪馆,签一个名,行三鞠躬礼,好像去缴一百元什么税似的,缴完了,赶紧就跑,没有一点肃庄悲戚之感。今日社会这种风气,也是文化精神一个重大的问题。

孔子对春秋时代的情形怎样说的呢?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就是说禘礼开始以后,主祭者端上一爵奉献神祇的酒以后,心里就想赶快走了,接着祈祷等等隆重的祭礼,都在那里应付了事。孔子看到这种情形感叹的说:“吾不欲观之矣!”我实在不想看下去了,为什么不想看?就是认为何必勉强做假,而丧失了这件事的实际精神呢!

孔子这几句话,有很多意义。譬如现在社会上举办许多事情,内心没有真正的诚意。无论是宗教仪式或任何社会的宣誓,只要举起手来表示一下,心里完全没有肃庄恭敬的诚意。冷眼旁观者看来,不得不油然而兴“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的感慨。这就是中国文化告诉我们,事事要发自内心的诚恳,而不完全在于形式,一切形式,都必须配合内心的诚恳,才有意义。

由此再进一层,便引出下面一段话。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譬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有人问孔子,关于“禘”这个礼仪的说法,和这一套学术思想的理论,它的基本精神又在哪里?孔子怎么答复呢?他说:“不知也”——我不知道。孔子真的不知道吗?当然,这是他幽默的话,换句话说,是一种“反教育”,用现代术语来说,是“反激式的教育”。他的意思是说,这一种基本的文化精神,大家应该知道的。既然大家都不知道,那么我也不知道了。且看他说了不知道以后又怎么说下去,就可明白他真的知道不知道了,“……‘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譬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孔子指自己的手掌说,真正懂得禘这个文化精神的人,看天下国家事事物物的道理,就好像是呈现在这掌心上,这么清楚明白了。他指着他的掌心,用动作来表示天下的事理,就像指顾之间,如在目前那样的容易。由此你说他懂不懂禘之礼?当然懂。

为什么要拜天地呢?这就代表了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所在之处。我们以前过年,正月初一早上起来,家长带领全家的人,先要祭天地、拜祖宗,虽然仪式简单,但却很严肃,而慎重。春秋二季要祭祖,也就是实行“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的尊敬传统的精神。现代一般家庭,就从来不祭祖,连跪拜的礼都不会行,这就是教育的问题,值得重新研究、重新修整。保持这一点传统,这一点习惯,使后代知道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刚才讲到禘礼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关系,跟着便提到孔子几句有名的话,后世一般人们都流行而变为成语的: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这是孔子所说祭祀祖宗和祈祷时心仪的原则,当我们祭祖宗的时候要以“如在”目前相对的诚心,犹如祖宗尚在面前一样的诚敬。假使是祭神,神就在此。要表里如一,才是肃斋庄敬的道理。所以他又说:“吾不与祭,如不祭。”假使说我因为没有时间,没有亲自参与这个祭典,只是象征式由别人去代表一番,这样就等于不祭,又何必故作排场呢?这种精神,不但告诉我们对于任何祭典要如此,同时也间接地告诉我们作人的道理,无论对生者或死者,由明里到暗里,都要由衷一贯。

我们现在讲民族精神。热爱国家民族的人,为什么到了国外,看到自己的国旗便肃然起敬?我们在国外看到国旗的那种心情,与在国内看到国旗的心情绝对不同。在某一个时候甚至会为之掉下眼泪。其中道理,就是这种精神的流露。所以一个人的修养,对人对事,都要有这种“祭神如神在”的心理。否则,表面上非常恭敬,内心里又是另一回事,那是没有用的。所以由于孔子的这番话,了解了祭礼,依此来讲作人的道理,也就可以触类旁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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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6 06:48:57 |显示全部楼层
拍灶君的马屁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王孙贾是卫国的大夫,孔子在卫国很多年,卫灵公对他非常好,但卫灵公又偏宠有名的美人——南子。卫灵公实在很想起用孔子,卫国的权臣王孙贾有一天就对孔子说出:“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中很有趣的历史性问题。凡是中年以上的人,都见过我们在大陆上家庭中供奉的灶神。每到夏历十二月二十三的晚上,家家户户都要送灶,小孩子们非常高兴,口袋里就可装糖果了。现在用电炉、瓦斯炉,没有灶了,当然也就没有灶神。为什么要祭灶神呢?

以宗教思想来说,中国人信仰的是多神教,什么神都信。

十年前有一位外国的神父来和我研究中国宗教思想问题,他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我说中国绝对有宗教信仰。第一个是礼,第二个是诗。不像西方人将宗教错解成为“信我得救,不信我不得救”的狭义观念。我说这一点的误解,使我绝对不能信服,因为他非常自私嘛!对他好才救,对他不好便不救。成吗?一个教主,应该是信我的要救,不信我的更要救;这才是宗教的精神,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其次,谈到中国“诗的精神”,所谓诗的文学境界,就是宗教的境界。所以懂了诗的人,纵使有一肚子的难过,有时候哼呀哈呀的念一首诗,或者作一首诗,便可自我安慰,心灵得到平安,那真是像给上帝来个见证。第三,中国信多神教,这代表了中国的大度宽容。出了一个老子,还是由东汉、北魏到唐代才被后人捧出来当上个教主——老子自己绝对没有想过要当教主的瘾。孔学后来被称为孔教,是明朝以后才捧的,孔子也不想当教主。

总之,世界上的教主,自己开始都不想当教主,如果说为了想当教主而当上教主的话,这个教主就有点问题,实在难以教人心服。因为宗教的热忱是无所求,所以他伟大,所以他当了教主。我们中国,除了老子成为教主以外,孔子的儒家该不该把它称为宗教,还是一个问题。但是中国人的宗教,多是外来的,佛教是印度过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也是外来的。我们中国人自古至今对于任何宗教都不反对,这也只有中华民族才如此的雍容大度。为什么呢?有如待客,只要来的是好人,都“请上坐,泡好茶”。一律以礼相待,诚恳的欢迎。【所以我们的宗教信仰,能叫出五教合一的口号】,而且这种风气,目前已经传到美国去了。现在纽约已经有教堂,仿照我们中国人的办法,耶稣、孔子、释迦牟尼、老子、穆罕默德,都“请上坐,泡好茶”了,凡是好人都值得恭敬。所以我最后告诉那位外国神父,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替中国的宗教辩护,而是外人没有研究深入而已。

现在我们再讲“奥”与“灶”。为什么我们拜灶神?如果以政治哲学的思想来讲,“民以食为天”,这是管子讲的名言。因为饮食最值得重视,值得注意,所以拜灶神。尤其在过去,教育不普及,讲礼治的时代,家里有灶神、财神和祖宗等神祇的牌位。中国古代的建筑,大多有这一套设计,进门一定是大厅,大厅上供祖宗牌位,有的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之位”。民*国初年,牌位上的君字改成国字,看这五个字,中国人究竟信哪一个教呢?任何一教都不信,而任何一教都信。还有财神供在卧房里,灶神供在厨房里。

“奥”是古代的家神,我们中国古代的神——宗教很妙,代表中国政治组织的理想。家里有家长,就有家神。还有灶神,连吃饭都要管。据说灶神一年到头,不但对家里人的行为要管,连在心里起了好念头,或动过歪脑筋,他都会记录下来,到一年终了:上天报告好坏。所以乡下人送灶,弄块糖给他吃,送一个红包给他,以便“上天言好事,下地报吉祥。”请他上天报告时,多替家里讲讲好话,回来时候多赐些福祉。所以在腊月二十三以后,一直等到第二年初四之间,他在天上还未回来以前,不在家里的时候,偶尔背后轰他一下,暗地里幽默他几句。

中国民间这些神话故事,现代也可以归到“民俗学”。要了解这些,起码要看《荆楚岁时记》这本书,尤其是南方——长江南北过年过节的风俗,这本书大概都有了。在人世间的社会上有里长、乡长、区长。在看不见的一面,便有土地、城隍等神。城隍归谁管?归阎王管。阎王却归玉皇大帝管,玉皇大帝归谁管?玉皇大帝的妈妈——瑶池圣母。由此看来世界上的宗教,最高都是女神。天主教来个圣母,佛教的观音菩萨,中国的瑶池圣母。所以女性还是最伟大。同时也可知人们讲了半天的宗教,尽管教理和教条如何如何的,但他们最后还是崇拜女性的,因为母性的慈爱毕竟是最伟大的。像这样一个宗教组织,无所不包,代表了中国人的政治哲学思想。所以天与人是一贯的。

王孙贾问孔子这个奥与灶的问题,是非常幽默的,他的意思,是告诉孔子说,你老是跟诸侯往来,我们这些士大夫如不在君王面前替你讲几句好话,是没有用的呀!你拜访了诸侯,还是该来向我们烧烧香。孔子却作正面的答法:“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是中国人宗教思想的精神。他说一个人真的作坏人、做坏事,怎样祷告都没有用,任何菩萨都不能保佑你。所谓自助天助,神是建立在自己的心中。换句话说,人有人格,尤其须要心理上建立起人格,不靠外来的庇护。如果进教堂,上帝就保佑,那么上帝首先就犯了接受贿赂的罪。同时也等于孔子答复王孙贾说,这些手法我全知道,只是不屑于如此而已。

从上面的话也可知道,由周代开始的文化,和孔子的教化,始终走人文文化的路线,所以孔子又说: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这就是前面提到过,中国夏、商、周三个朝代文化的演变:夏尚忠,殷尚质(鬼),周尚文。

尚的意思就是崇尚、偏重的意思,夏的文化偏重于忠诚、朴实。殷商的文化仍是重质朴,但是宗教观念很强。周代文化呢?我们今天讲孔孟思想中的中国文化,就是周代文化,重在人文文化。“周监于二代”,是说周朝所建立的文化是集上古之大成。

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是以周代文化作代表。“郁郁乎文哉”,郁郁是形容词,意思是非常茂盛、伟大与光辉的人文文化。孔子在此自称他的文化思想,是承先启后,发扬周代的文化精神。这是连接到上面所讲的宗教文化之后。孔子认为只有人文文化这个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量力而为 谦虚好学

现在讲到另一段:

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鄹是孔子出生的地方,即邹。鄹人之子即指孔子。这一段所讲的应该是正当孔子做鲁国司寇的时候——司法行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古代官制,无法与现代比类,为了便于了解,姑且作此近似的比拟),参与了代表国家、代表王室的宗庙大典。他进去以后,对于每件事都要问清楚,向人请教。走哪里?坐哪里?每事都问人。于是有人笑他说,一般人乱捧,都说孔子这个人了不起,处处懂礼,可是这个“鄹地佬”进了大庙,什么都不懂,事事都向人请教。这话被孔子知道了,他说:“这就是礼啊!”以前我们提到过,假如出国到了别人的国度,风俗习惯不同,对人家的事,不懂的应该多问。到人家家里也是一样,求学问也是一样,做事也是一样,诚恳向人请教,就是礼的精神,也是作人的道理。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是古代传统的武功——射箭,那时的武功还没有发展到少林拳、武当派(这些是唐、宋以后的事)。周代的军事武功是车战的时代,最重要的武器还是拉弓射箭,武功高低的标准,就看射箭的高明到什么程度,相当于现代打靶、射箭的标准,在于射中了红心没有,而不问箭能否透过牛皮,每枝箭射中了标的,就绝对够标准,箭能不能透过牛皮,则不作考虑。因为每个人天生的膂力不同,有些人膂力很强壮,他的箭不但可穿牛皮,甚而可穿过墙,有些人的箭射出去不能穿透牛皮,但他每箭都中红心,也就够标准了。

这一段是说明作人做事,够不够道德的标准,只问合不合正道,并不苛求他对事功成就的程度。因为没有机会给他表现,环境不对,时代不对,他也就无从表现,这有什么办法?由此触类旁通,对人对事就可减掉些苛求了。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非常慎重的祭典之一——告朔。【每个月的初一为朔,十五为望,月暗为晦】。过去没有订出现在这些假日,【“朔望”就是休息的时候】,不过不像现在这样重视。【每月的初一,主政者要代表国家,向天地祖宗,禀告所作所为,这就是所谓的“告朔”】。用现在观念来说,就是说在那时发表政见。对谁发表呢?对天地鬼神。现在对大众发表政见,讲了不兑现的也有。当时对天地鬼神讲的话,如不兑现自己就害怕了,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在监视管制。所以告朔这件事也很郑重。

从前告朔时一定要杀羊。到春秋战国时代,社会风气已开始衰败,这些礼仪的精神,也慢慢跟着衰落变化了,所以子贡当时准备去祷告朔时候用的饩羊。饩羊是蒸过了的,等于现在拜拜,杀了猪羊,还没有炊熟就放在祭桌上,稍稍蒸一下免得腐臭,这就是饩羊。子贡当时想,拜拜就拜拜,这只羊可以省下来。所以孔子告诉子贡说,你的主张也对,为了经济上的节省而不用羊也好,为了表示诚恳而不必用羊也好,不过我不主张去掉,不是为了这只羊要不要省,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精神。固然不用象征性的东西,只要内心诚恳就可以,但现在的人,真正诚恳的心意发不起来了,就必须要一件象征性的东西才能维系得住,所以你子贡爱这只羊,而我更重视这礼仪和它的精神内涵。

由这件事我们就懂得,在社会上,或在政治上,有时绝对空洞的精神,并不足以维系一件事物,而必须配合某些实质的东西才能生效。如口惠而实不至,有时候就要失败了。

这里又引用孔子另外一段话,颇为感慨。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这段话,连起上一段来说,是说作人处世的艰难。我想大家有时也会有同感。一个人想做个忠臣,有时候也很难。对主管、对领导人尽礼,处处尽忠合礼,而旁边的人会认为是拍马屁。所以孔子非常通人情世故。凡是当过长官也当过人部下的,都有这种经验。如果自己毅力不坚定,见解不周到,受环境影响,只好变了。那么该怎么办呢?还是以礼为准,也是上面的话“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人格还是建立在自己身上。别人尽管不了解,只看自己内心真正的诚与不诚。诚正的建立,久后自知。自己的见解与人格的精神,等待时间来考验,等待时间来证明并不是他人说的那么一回事,也就心安理得了。

儒冠错换八卦袍的诸葛亮

平常一般人谈到修养的问题,很喜欢引用一句话——“宁静致远,澹泊明志。”这是诸葛亮告诫他儿子如何作学问的一封信里说的,现在先介绍原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诸葛亮《诫子书》

有人说文人都喜欢留名,其实,岂只文人喜欢把自己的著作留给后人。【好名好利,是人心的根本病根】,贤者难免。先不谈古人,就拿现在来说,几十年来,不知出版了多少的著作,但其中能被我们放在书架上要保留它到二三十年的,又有几本书?尤其现在流行的白话文章,看完了就丢,只有三分钟的寿命,因为它缺乏流传的价值。一本著作,能够使人舍不得丢掉,放在书架上,才有流传的可能。所以留名是很难的。清代诗人吴梅村说的:“饱食终何用,难全不朽名。”一点不错。

所以古人又有一句名言说:“但在流传不在多”。比如诸葛亮的一生,并不以文章名世,当然是他的功业盖过了他的文章。而他的文章——只有两篇《出师表》,不为文学而文学的写作,却成为千古名著,不但前无古人,也可说是后无来者,可以永远流传下去。【他的文学修养这样高,并没有想成为一个文学家】。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一个事业成功的人,往往才具很高,如用之于文学,一定也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家。文章、道德、事功,本难兼备,责人不必太苛。

诸葛亮《出师表》外,留下来的都是短简,文体内容简练得很,一如他处事的简单谨慎,几句话,问题就解决了。看他传记里,孙权送他东西,他回信不过五六句话,把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就这么解决了。

这一篇《诫子书》,也充分表达了他儒家思想的修养。所以后人讲养性修身的道理,老实说都没有跳出诸葛亮的手掌心。后人把诸葛亮这封信上的思想,换上一件衣服,变成儒家的。所以这封信是非常有名的著作。他以这种文字说理,文学的境界非常高,组织非常美妙,都是对仗工整的句子。作诗的时候,春花对秋月,大陆对长空,很容易对,最怕是学术性、思想性的东西,对起来是很难的。结果,诸葛亮把这种思想文学化。【后来八股文也是这样,先把题目标好,所谓破题,就是把主题的思想内涵的重心先表达出来】。他教儿子以“静”来做学问,以“俭”修身,俭不只是节省用钱;自己的身体、精神也要保养,简单明了,一切干净利落,就是这个“俭”字。“非澹泊无以明志”,就是养德方面;“非宁静无以致远”,就是修身治学方面;“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是求学的道理;心境要宁静才能求学,才能要靠学问培养出来,有天才而没有学问修养,我们在孔子思想里也说过的,“学而不思,思而不学”的论点,和“才须学也”的道理是一样的。“非学无以广才”,纵然是天才,如没有学问,也不是伟大的天才。所以有天才,还要有广博的学问。学问哪里来的?求学来的,“非静无以成学”。连贯的层次,连续性的对仗句子。

“慆慢则不能研精”,慆慢也就是“骄傲”的这个“骄”字。讲到这个“骄”字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人的修养,力戒骄傲,一点不敢骄傲。而且骄傲两个字是分开用的:没有内容而自以为了不起是骄,有内容而看不起人为傲,后来连起用为骄傲。而中国文化的修养,不管有多大学问、多大权威,一骄傲就失败。所以孔子在《论语》中也提到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一个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学,有周公的成就,假如他犯了骄傲,和很吝啬不爱人的毛病,这个人就免谈了。

【我们中国人,力戒骄傲,现在外国文化一来,“我有了他真值得骄傲”这类的话,就非常流行,视骄傲为好事情,这是根据外国文字翻译错了,把骄傲当成好事】。照中国文化规规矩矩翻译,应该是“欣慰”就对了。这是几十年来翻译过来的东西,将错就错,积非成是,一下子没办法改的地方。但是,为了将来维护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是要想办法的。有许多错误的东西,都要慢慢改,转移这个社会风气才是对的。这是说到慆慢所引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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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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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8 07:59:41 |显示全部楼层
再回到本文“慆慢则不能研精”,慆就是自满,慢就是自以为对。主观太强,那么求学问就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为什么用“险躁”?人做事情,都喜欢占便宜走捷径,走捷径的事就会行险侥幸,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尤其是年轻人,暴躁、急性子,就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这个地方,有些本子是“志”字,而不是“意”字,大概“意”字才对,还是把它改过来。——年龄跟着时间过去了,三十一岁就不是三十岁的讲*法,三十二岁也不同于三十一岁了。人的思想又跟着年龄在变。“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少年不努力,等到中年后悔,已经没有法子了。

看诸葛亮这篇《诫子书》,同他作人的风格一样,什么东西都简单明了。这道理用之于为政,就是孔子所说的“简”;用以持身,就是本文所说的“俭”。但是文学的修养,只是学问的一种附庸,这是作学问要特别注意的。由历史文化谈到诸葛亮的学养,到此告一段落,现在再继续原文。

孔子的换心术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这个问题,以现代的观念来说,就牵涉到政治思想,也可以说是政治的作法,简明一点就叫政治领导术。鲁定公所问的,是领导术或领导的方法,而孔子答复他的,是领导的道德,撇开了鲁定公所问的方法。换言之,乃是在驳鲁定公。认为用方法——手段——是错误的,所谓领导应该是以“德”领导人。从什么地方可看出孔子这种意思来呢?就在这“君使臣,臣事君”两句话中的“使”字。我们知道鲁定公是个诸侯,以一个“王者”——这是随便借用一个头衔来形容的——之尊问孔子,孔子当然也尊重他。鲁定公问,假使一个帝王领导人,该怎样去指挥下面的干部?相对的,一个忠贞的干部,对于领导人,又应该用什么方法理事及自处?鲁定公当然问得很客气,很婉转。而孔子则用两句话,解答了鲁定公这两个对立的问题——“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我们中国文化讲孝道,但孝道也是相对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母付出了爱心的教养,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两者是对立的。忠也是一样,就如孔子的话,上面对下面以礼,礼敬——也是爱的一种形态,等于父母爱子女的爱心。这种礼义德业的流衍,道德的风行,则下面对上面自然就敬而忠了。所以这种君臣的上下关系是建立在道德上,不是建立在手段上,两句话就答复了鲁定公的问题。

有些人看了老子的两句话,认为对于忠孝的观念,老子和孔子是持相反意见的。其实不然,只是表达的方法不同而已。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在表面上误解了这两句话,好像老子是反对孝、反对忠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一个不和的问题家庭中,有几个孩子,其中一个最乖的,于是人们便说这个儿子才是孝子,拼命地标榜他,而忘记了基本上“家庭不和”这个问题。【一个家庭如果不出问题,个个都是孝子,何必特别标榜一个孝子?所以要六亲不和的时候,才看得出孩子的孝或父母的慈】。至于“国家昏乱有忠臣”也是同样的道理。【文天祥在宋朝亡国了,才表现出他的忠贞,假使宋代不到亡国的时候,就看不出文天祥对国家有如此尽忠,虽然文天祥仍是忠心耿耿,但是没有那种成仁的表现机会】。因此我们对历史、对国家,并不希望常常有文天祥那样的情形出现,而希望国家能长治久安。所以用白话来说老子这两句话,加上一个“才”字,成为【“六亲不和才有孝子,国家昏乱才有忠臣】。”那么就可以知道老子并不是反对忠、孝了。假如在一个团体中,我们说某某人是好人,那么其他都是坏人了吗?希望全体都是好人,无所谓谁好谁坏,这就最好。

孔子答复鲁定公的话中,意思是说,你不要谈领导术,一个领导人要求部下能尽忠,首先从自己衷心体谅部下的礼敬做起。礼是包括很多,如仁慈、爱护等等,这也就是说上面对下面的如果尽心,那么下面对上面也自然忠心。俗语说人心都是肉做的,一交换,这忠心就换出来了。

现在要研究《论语》,为什么把这段话放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此乃《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整个社会上下一片混乱,乱到持德者寡,用术者多,所以孔子提倡仁,提倡孝,提倡道德,因为大家都用手段。譬如现代人们流行的一句话,常说“你少用手段”,尤其这六七十年来,每论团体或个人的经验,【玩手段的一个比一个高明,谁都玩不过谁,玩到最后还是个笨蛋】。所以还不如规规矩矩、诚恳的好,如果把真正的诚恳当作手段,这个手段还值得玩,这也是最高明的。这六十年来的变乱,对于手段,谁都学会了,谁要玩几套手段,别人没有不知道的。只有老实人最可爱,讲道德的人才是最可爱,最后的成功还是属于真诚的人,这是千古不移的道理。我们从现实生活中,也可体会得出来。孔子答复鲁定公这几句话的时候,就是针对着当时的风气。一个风气之来,就像台风一样,不但下层、中层社会受影响,上层也是一样。鲁定公是领导阶级的上层,结果还是犯了这个毛病,孔子就针对他的毛病,开了这个药方。

追的哲学

讲完这方面以后,又讲到纯文学的观点。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又在讨论《诗》的文学了。刚才谈政治,现在又谈《诗》;上面和鲁定公谈的是政治风气,也包括了社会风气,那么政治的风气、社会的风气哪里来的?如果站在文化的——礼的立场来讲,它是由文化而来的;谈到文化,就提到孔子所重视的《诗经》。我们知道《诗经》是代表各地社会风气的自然演变,《诗经》的第一篇,就是男女相爱。讲到《诗经》的男女相爱,有一句话要注意的,孔子在《礼记》中提到人生的研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上面也曾提到)孔子知道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是却往往避而不谈,偏偏谈到最起码的、很平实的这两件人生大事。我们曾经说过,一般人引用的“食色性也”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说的,两人的话相近,但观念完全不同。【男女饮食不是“性”也,不是人先天形而上的本性,是人后天的基本欲望】。一个人需要吃饭,自婴儿生下来开始要吃奶,长大了就需要两性的关系,不但人如此,生物界动物、植物都是如此,因此人类文化就从这里出发。

说到这里,我们就联想到,影响这个时代观念的两种思想,一个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影响了这个时代;另一个也是近代西方文化的重心,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观,认为人类一切心理活动,都由男女性欲的冲动而来,这一思想对现代文化影响也很大。弗洛伊德原来是个医生,后来成为一个大心理学家。比如α西方的存在主义,也是几个医生闹出来的】,有人依据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观点,来看历史文化(这个性不是我们所说人类本性的性,是男女性行为的性。)认为历史上的英雄创业,就是一种性冲动,乃至说希特勒是性变态心理。

我们现代思想界受这说法影响的也很多,乃至把旧的历史写成的小说,多半都加上这种观念。甚至许多戏剧、电影故事,总要插上一些性——医学上的性;而【文学上改用一个好听的名词——爱,等于一个人穿上外衣、结上领带,好看一点,也礼貌一点而已】。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我们懂不懂这方面的道理呢?孔子也早已提出了,所以《诗经》第一篇选了《关雎》,根据“饮食男女”的基本要求,指出人生的伦理是由男女相爱而成为夫妇开始的,所谓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所有社会一切的发展,都由性的问题开始。

曾有一位学者对我说,他有一个新发现——“性非罪”论要提出讨论,他所指的这个“性”是狭义的,指男女性行为的性而言。我没有立即答复这个问题,他把文章留下来,后来函电催问,我始终觉得碍难直接答复,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大概谈了一下,但还是避开了他那个观点。我认为这是人生哲学上最高的问题。究竟这是本能的冲动吗?这个本能又是什么?不过我告诉他,【世界上的宗教家,都认为性是罪恶的】。

中国文化中,过去的思想——万恶淫为首;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亚当和夏娃不吃那个苹果,一点事都没有,上了魔鬼的当去吃苹果,他们也认为性是罪恶的。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西方文化是两个半苹果而来的:第一个苹果是亚当夏娃吃了,闯了祸,所以我们人类到如今那么痛苦。第二个苹果,启发牛顿发现了地心吸力,中国人吃了很多苹果都不晓得。另外半个苹果,是木马屠城记所表现的英雄思想。这是西方文化来自两个半苹果的笑话,当然这不是偶然说说的。

西方与东方宗教家都认为性是罪恶,哲学家则逃避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孔子,他可以说是哲学家、宗教家,又是教育家。我认为现代观念的什么“家”、什么“家”都可以给他加上。反正孔子,集中国文化之大成。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他的封号最好——大成至圣先师,我们不要跟外国人走,给他加上了一个“家”字,反而不是大成,而是小成了,所以不要上西方文化的当。

孔子认为“关关雎鸠”男女之间的爱,老实讲也有“性非罪”的意思在其中。性的本身不是罪恶,性本身的冲动是天然的,理智虽教性不要冲动,结果生命有这个动力冲动了。不过性的行为如果不作理智的处理,这个行为就构成了罪恶。大家试着研究一下,这个道理对不对?性的本质并不是罪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只要生命存在,就一定有这个大欲。但处理它的行为如果不对,就是罪恶。

孔子就是这个观念,告诉我们说,关雎乐而不淫。大家要注意这个“淫”字,现代都看成狭义的,仅指性行为才叫淫,在古文中的“淫”字,有时候是广义的解释:淫者,过也,就是过度了。譬如说我们原定讲两小时的话,结果讲了两个半小时,把人家累死了,在古文中就可以写道:“淫也”;又如【雨下得太多了,就是“淫雨”】。所以关雎乐而不淫,就是不过分。中国人素来对于性、情及爱的处理,有一个原则的,就是所谓“发乎情,止乎礼。”现在观念来说,就是心理的、生理的感情冲动,要在行为上止于礼。只要合理,就不会成为罪恶,所以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

但《关雎》这篇诗中,也有哀怨,我们看这一篇诗,很好玩的。虽然只有几个字,假使用现代文学来描写,就够露骨的了。它最后说:“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这个求,就是现在白话文的追呀!追呀!追不到的时候睡不着呀!睡不着还在床上翻来覆去打滚哩!但古文用“辗转反侧”四个字都形容尽了。可见这中间还有哀怨,尽管哀怨,并不到伤感、悲观的程度。这个道理就是说一个人情感的处理适中,合乎中道。

譬如我对音乐是外行,但在许多地方,听到播放日本音乐,只要他一开口,听起来就使人有不胜哀戚之感。隐隐象征了这个海岛民族的命运,也可以说是日本民族性的表现。不管它怎么变,一听就知道是【日本音乐,哀怨中有悲怆,悲怆中有哀怨】。

现在我们的音乐等等一切文化,能不能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呢?恐怕还没有做到。我们读了孔子这一段话以后,对于目前社会上的文化思想,必须深切地反省。所以孔子在答复鲁定公问政之后,随即谈到诗的问题,就是表示修身要具备“诗”的感情,从政更要把握“诗”的情操。

传统历史上的精神堡垒

这个又转到另一个文化问题: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宰我是孔子的学生,他白天睡觉,挨了孔子的骂。这个问题,等下面讲到的时候再讨论。
鲁哀公问社。什么叫社呢?这里的社就是社稷的简称,有形的社稷坛,过去国家的首都建有社稷坛,就是代表国家和天人之间的象征。我们现在社稷的精神象征,譬如过去在南京到中山陵谒陵献花,几十年来,我们还没有完全正式确定这个精神的代表,最近又好像有外宾到国父纪念馆致敬了。相对的,假定我们去国外做国民外交,或者负了国家外交任务出去,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到别的国家,就要随他们的礼俗,到他们所尊奉的地方行礼。这是古今中外不移的礼貌,也是现代国际上外交的礼貌。像当年西方英雄【拿破仑,当他到每一个地方,即如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他也要到伊斯兰教教堂行礼】。这点他实在很聪明。同时我们再看到一点,从十七世纪末叶开始,印度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统治,英国并派了总督驻在印度统治。英国人也深懂这套手法。所以有人说英国人专门研究老子,因为老子的政治手法很高明。英国总督出门,看到印度的婆罗门教(印度在宋以后没有佛教了,那时起佛教已经完全移送到中国来,印度人保留只是穿白衣的婆罗门教),总督立即停车,下来站在路边合十,让婆罗门教士先过去。这就是说尊敬一个地方的民间信仰,对于他的工作很有帮助。这是由社讲到社稷的精神而牵涉到的附带问题。

现在回到本文,哀公问宰予,社稷坛与历史文化演变有什么关系呢?宰予告诉他夏朝社稷坛上栽的是松树,殷朝栽的是柏树,周朝栽的是栗树(有如现在的国花,是国家的标志。)不过他说栗树栽得不好,栗树使人看了会害怕,战战兢兢。宰予后来回到孔子这里,报告见哀公的问答,孔子听了以后就感叹了。就周朝而言,孔子觉得文王、武王在各方面都没有错,只在这件事上还不大妥当,但对前辈的圣人,不好意思多加批评,所以他说已经既成事实,再说也没有用。对人与人之间相处来说,既成事实,劝也劝不转来了,过去了何必追究呢?
孔子这番话,虽然看起来是对历史的一个宽恕,实际上透过这个宽恕,表明了孔子认为周朝的这件事是有问题的。这是怎么说的呢?

因为社稷坛种的树,就像是一个民族文化、国家精神的标志。宗教方面也不例外。基*督教的十字架,佛教的莲花。再看欧洲人的标志用猛兽,有虎、有狮;印度人用的是飞禽;美国人用老鹰,也不太好;中国文化则用龙,龙是水、陆、空三栖的东西。对于文化的标志,我们要特别注意选择决定,但有时有人漫不经心就定了。过去有一位朋友,想把台北市成为杜鹃城。后来在一次宴会中碰面,说起此事,好在他的杜鹃城没做成,否则我第一个反对。因为杜鹃是亡国之花,又名杜宇;也是鸟名,又名子规,又叫望帝。唐人的诗所谓:“望帝春心托杜鹃”,有一个神话故事,上古时蜀国亡,蜀国的太子伤心而死,精魂不散,变成杜鹃鸟,昼夜啼哭,泪枯血出,滴在花上变成杜鹃花。这一些事,和《易经》的谶纬之学也有关系的。许多看起来不相干的事,有时候关系很大,尤其研究国家的历史文化,不能不注意,孔子对于这件事情也是很注意。不过他也只好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了。所以我们将来在处事的时候,必须注意这些事情,这也是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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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0 06:29:34 |显示全部楼层
责备贤者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管仲的时代比孔子早一点,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管仲佩服得很,他曾经赞叹过,如果没有管仲助齐桓公称霸的一段历史,我们几乎变野蛮人了。

在这里他说管仲的器局太小,这话也是对的。管仲不过帮助齐桓公完成霸业而已,但未能走入王道,这样的器局就嫌小了。这是他评论历史的感叹。但是有人就问,管仲是讲究节俭的吧?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都够得上俭的。这里的“俭”字,正如诸葛亮《诫子书》中所说“俭以养德”的那个俭字一样,包括了许多东西。我们提到俭字,再看看老子思想,老子说他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再三提到俭,孔子也再三提到俭,下面有关俭字的话也蛮多的,上面谈到诸葛亮时,已经介绍过了。历史上称有成就的人“沉默寡言”,就是一个人“俭”德的描写。成大事的人很少说话,讲出来一两句话,扼要简单,解决了一切问题。既不沉着,话又多的人,那就免谈成什么大事了。

孔子说了管仲的器局小,别人并不和他争论这个问题,而提出来问管仲是不是够得上“俭”德的修养。可是孔子的答复,【从个人来说,以管仲有三归之堂,可以说他在经济生活上非常浪费。三归堂是建筑物的名称,就是说他的宰相府,还是相当讲究漂亮的,可见他还不够俭朴】。

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汉文帝的俭朴、节省,是皇帝中有名的,一件袍子,穿了一二十年还补起来穿。后来景帝、武帝时代的经济繁荣,就是他打下的基础】,因为他本身就非常俭朴。

所以管仲的生活,诚如孔子说的并不俭朴。另外在公事上,孔子又说他“官事不摄”。在公家的政治制度上,又不能做到扼要统筹。只知因人设官,重重叠叠设置了太多的部门,其实可简化而他没有简化,这是在行政上的不俭,那他怎么算得“俭”呢?

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到,要真正处理好公事,制度与编制的紧缩很重要,法令也不可繁琐,这是孔子对管仲两方面的批评,也是我们后人应该警惕的地方。

在管仲的俭德上,孔子有所批驳之后,此人又提出管仲是不是懂礼的问题来。中国文化以礼义为中心,懂礼是很重要的,但孔子认为管仲在这方面的修养还不够。虽然管仲是个大政治家,但他还不能担负领导历史文化的重任。这是什么道理呢?邦君齐桓公在大门外建立屏风——塞门。(讲到这里,我们顺便讲到现在很难看得到的,古代衙门前的大屏风,上面都写有“【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四句话,已经流传下来一千多年了。后来到清末腐*败的时候,大概是我们革命前辈老党员骂清朝的杰作,改为“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欺欺欺欺”的笑话。)

在中国的古礼,只有领导人、诸侯才可以有塞门,可是管仲的宰相府也摆起这样东西来,这就是不懂礼。其次国君为了外交的关系,有反坫之坛,这是两国元首见面时用的。结果管仲的家里也有反坫。就凭这两点,如果说管仲也懂礼的话,还有哪一个不懂礼?如以管仲作懂礼的标准,人人都懂礼了,这是孔子对管仲批评的话。下面就谈到中国文化与“礼”并称的“乐”了。

敲响了的活礼乐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这是孔子讲音乐的原理及作用。大师乐是古代专门掌理乐教的官名,他的职掌重在以乐配合政教,当然也包括了当时的一般音乐。讲到这里,也是中国文化很可惜的事,因为我国原有的古乐早已没有了。现在我们能够听到的,只是明清以来的遗音。

据朋友们说,目前在韩国,还可以隐约窥见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的大乐章——《秦王破阵舞》,以及《霓裳羽衣曲》的古琴曲调,还可欣赏到中国的古乐和古乐器的流风遗韵,同时把诗、词谱在中国的古乐器上弹出来。

除了韩国,在日本也还找得到一点影子。所以说【中国文化的衰落,不完全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相反地,故作自我解嘲的说,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伟大处,人家外国人说我们不珍惜自己的文化,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好东西太多,满不在乎的丢,外国人听了也没有话说。

孔子和鲁国的大师乐讨论音乐的原理。他非常谦虚地说,音乐的原理大概可以了解——其实孔子对音乐是很内行的。接着他就谈论一首代表国家民族精神的曲子。音响开始的时候,好像含苞待放的花蕾,轻轻地舒展,慢慢地发声。跟着下来,由小而大,但是很纯正。后来到了高潮,激昂慷慨,或非常庄严肃穆,最后这个乐曲奏完了,但还是余音缭绕,后面好像还有幽幽未尽之意。这便是成功的音乐。这些是孔子的客气话,请教的态度,也证明了他深通音乐的修养。今日我们看到自己国内的音乐,的确是问题很大,中不中、西不西;轻薄有余,温柔敦厚不足,实在可叹。不过一切文化,今日都处在古、今、中、外的巨流涌变之间,始终未定。旧的已经打倒,新的如何建立,还要靠我们这一代的继续努力了。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仪是一个地名。古时的这个“封”字,是指的封疆。所谓“封人”,是管诸侯国界的人。勉强拿现在的职务来讲,是管土地、管地政的人。他来请见孔子之时,从字里行间看来,他似乎有被挡驾的样子。但封人有封人的理由,他说,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到了我们这个地方,每个人我都见过。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你们的老师孔子尽管伟大,像我这样的人,你老师也应该接见一番。他说了这番话以后,跟随孔子的那些人无话可说,就安排了一个机会,让他去见孔子。但是孔子和他谈了些什么话就不知道了。他出来以后,就告诉孔子的弟子们说:你们诸位不必担心文化的衰落,我们中国文化有救了。天下乱了这么久,文化已将凋零,上天降生了孔子,孔子的学问道德将影响你们和世人。上天要以孔子作为警惕世界的木铎的,你们不要担忧了。古代木做的铎,是用来敲响作警惕用的,好像庙堂里的敲钟打罄一样。
这是对孔子从事人文文化教育的赞叹,所以也放在讲文化精神的《八佾》篇中。画龙点睛,别有用意。

跟着是: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这是孔子对礼乐文化的批评。【韶是舜乐,代表那个时代,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精神,他说很好,很美,也很善】。以现在西方观念来说,真、善、美的价值都具备了。【但武王时代的音乐,代表那时代的历史精神,好是好,美是真美,可不能说它是至善】。等于对社稷坛标志的批评一样,都有点遗憾的味道。

衰世的通病

下面是这一篇的结论,所以我说《论语》是整篇连贯接起来的,是完整的。《八佾》讲历史时代文化的精神。那么,这篇最后引用孔子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批评作结语,就特别有韵味了,例如: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原则,一个时代到了衰落的时候,最怕在上面的领导人以及各级单位主管,待部下和对人并不宽厚,这是很严重的偏差。讲到这里,我们看*中*国历史上,记载了许多作人或作官的过分尖刻或凉薄。什么是刻?所谓“察察之明”,为人太过精明,做部下的就不容易发挥他的才能。因此,中国古人在政治领导上,都采用道家老子的道理。也就是像郭子仪的故事:唐明皇因安禄山之乱由京城逃走,一直逃到了四川成都,终于靠郭子仪打败了安禄山,收复两京,迎唐明皇还都。郭子仪也因功封王。以后唐代宗把公主下嫁郭子仪的儿子。有一次小夫妻吵架吵得很厉害,郭子仪的儿子说,公主有什么希罕,你父亲的天下,若不是我父亲替你们打回来,还有你公主当吗?这句话的确讲得太严重了。公主气了,马上回宫去报告唐代宗。郭子仪听了儿子的报告,也吓坏了,知道这件事可不得了,马上把儿子绑起来送到宫中去。唐代宗自然先听到了公主的报告,说郭子仪他们意图造*反,唐代宗安慰了女儿一番,要她先在宫里休息。见亲家把女婿绑进宫来,不但不生气追究,反而问老亲家好好把个儿子绑进宫来是为了什么?郭子仪报告并论罪一番。唐代宗真是个好皇帝!他对郭子仪说,他们小俩口吵架是年轻人的常事,你去管他干嘛呢?“不痴不聋,不做阿姑阿翁。”这个故事后来也编成了平剧及其他地方戏。故事本身也说明了如果一个当主管的有“察察之明”,下面部下就难为了。

前几天,有位同学当了法院的庭长,他来看我,我告诉他一句话:历来做法曹的最怕“深文刻法”。这句话就是当公务员的也要注意。什么叫“深文刻法”?就是根据条文,一个字一个字去推敲,在鸡蛋里去挑骨头,真是要了命。虽然法律的条文,完全合于逻辑。但有时是不合道理、不合情理的,完全用逻辑是用不通的,举个例子来说,法律规定,抓到小偷应该送到法院办,如果打他两拳打伤了,小偷可以告你伤害,在法理的逻辑上完全对,但讲到人的常情上就不对的。所以我和这位同学说,搞法律的人,就怕深文刻法,都讲逻辑,则天下是非辨不清了。因此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告诉作公务人员的朋友说:“公门里面好修行”。否则的话,人们便把公务员的过错、怨气统统都累积到政府头上。自己如果多动动脑筋,别人就省了气力,同时也消弭了怨气,这就是道德。所以“居上要宽”,要求别人过严,别人没这个本事;天下无全才,不必求之太严。如果要求过严,希望别人都是圣人、全才。在道德上人人如孔子,而防他又如防土匪,用他又随便用得像机器。这是不可以的,切记居上要宽。

为礼要敬,并不是只限于下级对上级行礼要恭敬,上面对下面的爱护,也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而且都要敬,就是都要做到诚恳、真挚,不真诚没有用。天天行个礼很方便,搞惯了成机械式很容易,但中间没有诚意就没有用。同样的,做长官的对部下的爱护关怀,也要有诚敬之心,假的关怀没有用。

临丧不哀,以前讲过,我们到殡仪馆吊丧,没有一点哀戚之意,毫不相关,何必去呢?但这个丧也是狭义的,广义的是对于某一件沉重的大事,假如没有沉痛的心情,也是属于“临丧不哀”的一种情况。

孔子提出来这三点,有感于当时春秋时候的社会风气那么坏,孔子讲这些话,都是开药方。当时有这种坏风气,他就开出医治的方法。所以他说像这个样子的社会,就没有什么可看了,这是感叹当时文化思想的衰落。实际上我们看历史,每到衰乱的时候,都有这种情形,岂止春秋战国而已呢!《八佾》这一篇,把前后对照起来,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他完全是在阐扬中国文化的思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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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2 07:18:22 |显示全部楼层
《论语别裁》 第04章 里仁
那“仁”却在灯火阑珊处

现在我们讲到《论语》第四篇,是最重要的一篇,这篇的问题很大。

首先谈第四篇的题目《里仁》。过去对“里仁”的一般解释。里就是乡里之里,也就是住的地方;照过去的传统,一般三家村学究们解释“里仁”的意思,就说孔子的意思是如果买房子,或租房子,应选择“仁里”。换句话说,要住到好人堆里去。如果真是这个意思,那么坏人堆里没人住了吗?而且哪一个地方才是好人堆?哪个地方是坏人堆呢?台北市有“仁爱”路!那么除了仁爱路,没地方可住了?所以三家村学究们的解释是大有问题的。

这个“里”字应该作为动词看,当然也指居住的地方。但是居住的地方,有处的意思。“居、住、处”在古文中,有时是表示站或坐在那里,是动词。我们读春秋战国时代着的书,经常看到“居”单独一个字。我国古代没方桌子,没有椅子。日本人的榻榻米,是我们中国去的,由秦、汉到魏,都还是席地而坐。魏晋以后才从西域传进椅子来。唐代以前我们还看到一句话——“据胡床而坐”,胡床就是椅子的初形,从西域过来的。我们中国文化,许多名词有一胡字,如胡椒,一看就知道这样东西是外来的;不是“胡”就是“蕃”,蕃茄就是外国来的。后来又加上“洋”,如脚踏车是外国来的,四川人叫“洋马儿”,甚至如病名“洋梅疮”也是外国传来的。在明代以前,我国的医学书籍上,没有看过这种病,可见这是从外国传进来的,而且开始由广东方面上岸的,所以又称作“广疮”。

我们知道了这些道理,就了解居、里的意义就是“自处”,“里仁”的意思也就是一个人如何处在仁的境界。处世,处人,尤其是自处,都要有“自处之道”。再明白点讲,什么叫“里仁”呢?就是我们随时要把修养、精神放在仁的境界。现在讨论“仁”。说到仁字,孔子学问的中心来了,头大的问题来了。上面三篇中,第一篇学而时习之,学的是什么?学的是仁。“仁”是什么?两千年以来,莫衷一是,这真是一个大问题。

最近,有位立法委员提出一篇质询,就谈这个“仁”字。前一个礼拜他把这质询给我看,问我的意见,我说无可奉告。因为他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又何必再作讨论?不过我认为“仁”字的确很难谈,我这样说也就是“微言大义”的精神吧!我们现在讨论到这里,全部《论语》的中心谈“仁”,“仁”是什么?过去有几种解释法。最有名的是“博爱之谓仁”,许多人谈到仁的意义,都会这样答复,而且以肯定的语气说,这是孔子的意思。其实错了,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也不是孟子说的。孔家店的两大股东——孔、孟都没说过,这是孔家店的伙计——唐朝的韩愈讲的。在唐代大家也讨论什么是“仁”的问题,而【韩愈下的定义:博爱叫做仁】。后世以讹传讹,就认为这是儒家思想了。这也是有问题的。韩愈为什么会下这个定义?虽然称他“文起八代之衰”,他的定义不一定也是起八代之衰的。真理是不能够用名气压住人的,韩愈的思想,并不都是孔、孟思想。他是研究墨子的专家,墨子的思想就有“兼爱”,大家现在忘记了韩愈是研究墨子思想的专家,所以他把墨子的思想,融会到儒家思想中去,把“兼爱”换一个字改为“博爱”,等于把长袍脱掉穿上西装而已。后世不明真*相,就以为博爱之谓仁是儒家思想的解释。我们并不一定说韩愈这个定义下得不对。我们的态度要客观,【真理只有一个】。我们拿哲学观点来说,【宇宙万有的那个最原始的东西,哲学家说它是本体,西方的宗教家叫他作上帝,印度人叫“佛”,叫“如来”,中国人叫“道”】。名称不同而所指的是同一东西。等于馒头与面包,名称不同,一样是用面做成,可以吃饱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被某一名词捆住,各个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

其次,汉代以来一直到唐代,对仁的解释,漫无限制。古代书上不管说什么,都“仁呀!仁呀!”的大谈仁义之道。孔子讲仁,孟子讲义,最后连起来就是仁义;仁义即孔孟,孔孟即仁义。如果我们作八股文就这样大作文章了:“仁义者,孔孟之说也,孔孟之说者,仁义之道也……”这篇文章通了。实际说了半天,如果以逻辑来批评,只有八个字:“陈言颠倒,不知所云。”等于清代乾隆年间才子纪晓岚批评文章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学生拿一篇文章请他看,他引用了两句古诗来评语:“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说这个学生的文章“不知所云,越说越远”了。所以汉唐以来,一般学者讲孔子之仁的,都可借用纪晓岚这个批评,也是“不知所云,越说越远”了。那时的学者,讨论这个仁字的文章,有多达一百万字的,这样一个字会扯得那么多,孔子何尝有这个本意!所以我常说,老子写了五千言,后世解释老子的文章,古今中外累积起来,有几千万宇,到目前为止,外文翻译有好几十种《老子》之多,如果老子知道了,会把大牙都笑掉。大家讲了半天,是不是老子原来的意思呢?张先生讲的张老子,刘先生讲的刘老子。谁的老子才是老子?

到了宋代的理学家,自认为继孔孟之心传。孔子传心法与曾子,作了《大学》这篇书,曾子传心法与子思,子思写了《中庸》。子思传心法与孟子,孟子以后失传了。宋代理学家自认为又得了这个心传秘诀。中间事隔千把年,不知道宋代理学家们在哪里拿到这个秘诀的。其实他们把佛家、道家的东西挖了来,然后还要骂佛家、道家,所以宋代理学家的学问态度很有点不对劲,这种作法实在不大高明。其次,他们拿心性——哲学的道理解释“仁”说:“仁者核之心也。”如核桃的仁、杏仁。同时他们又加上佛家的思想,认为万物的果实,都是阴阳两瓣,中间空心的,所以仁便是道体的心空境界。

宋儒另一个解释,他们说医书上麻木就叫不仁,可见仁是讲心的知觉性的,他们这样一来,暴露了身份了,这完全是佛家的话,不过硬将光头的和尚,拉来戴上孔子的帽子。在唐代以后讲孔孟的心法,而传承孔孟之心法者,就是这些宋儒——理学家。

汉唐之学讲仁,到底讲什么?我们勉强可以说他们讲用。宋儒讲的仁,则扯到哲学里面讲体。我们讲了他们的缺点,也该说他们的好处,宋代及汉唐的儒家,各有所长,汉唐以来的儒家,了解孔子心法“仁”的用,宋儒借用佛道两家之学,了解孔子心法“仁”的体。他们都有划时代的创见,但每家都是不同的孔子。

讲到体用,我们要顺便提一下,拿中国唐代以后佛学原理来说,万物只有三个理则——体、相、用。如这茶杯,玻璃为“体”,“相”就是它的形状,“用”就是它的功用,即是可以盛液体的东西。抽象的思想,也是一样。譬如我们现在讲的,以孔子的《论语》思想为“体”,“相”就是二十篇《论语》,我们来研究、解释。“用”是了解孔子以后,该怎样去弘扬中国文化,其“用”就在此。

汉唐儒者对于仁都讲用,而孔子当时讲仁,也多半是针对那个时代讲用。宋儒扯到哲学里讲仁的体,从现象来探究体,不能说在见解上没有一点进步,但可惜的也只是各执一端,闭户称王而已。

了解这些资料以后,再回转看这个“仁”。“仁”是什么?中国古代“仁”字就是这样写:人两足走路旁加个二,为什么不就旁加个“一”?“二人”是两个人,就是人与人之间,有我就有你,有你我就有他。有你、我、他,就有社会。一个人没有问题,有两个人就发生了怎样相处、怎样相爱、怎样互助的问题,就是仁。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事,这是文字上的解释。

现在归纳起来。

第一,题目的里仁。自处于仁,里仁象征了学问的中心在如何自处。自心是“体”,处于人之间就是“相”和“用”了。相就是人的行为,用则是发挥的作用。所谓自处就是自立,所谓处人就是立人。佛家的所谓“菩萨”之道,自立立人就是菩萨,这是梵文“菩堤萨埵”的译音,译成中文简称菩萨,等于中文的圣贤,名称不同而已。自处处人,就是仁的体用。

第二,本篇孔子就讲到“吾道一以贯之”,换句话说,就是体用一贯,有体有用。所以说仁只是行为,只讲用不讲体,不讲内心修养,也错了。如果像另一派的宋儒所说,仁就是在那里静*坐,养性谈心为仁,不讲究用,不能救世救人,不能立己立人,也错了,应该体用一贯。

第三,在第篇《述而》里有“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四点是孔子讲学问的中心纲要。这也是他“一贯”的道理。但在《颜渊》篇中却提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彻底语。这些资料,我们要先了解,以后再研究这篇的本身,最后把结论沟通起来,大家就可以豁然贯通了。

月是故乡明

《里仁》篇第一段: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照三家村学究的解释就是:“孔子说,我们所住的乡里,要择仁人的乡里,四周邻居,都是仁人君子,就够美了。”真不知道世界上哪来这许多仁人君子,对“择不处仁,焉得知?”他们解释说:“我们选择一个居住的地方,假使不住在仁里的当中,这个人就不算有智慧的聪明人。”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大家都是笨蛋!对于这种解释,刚才批评过了,这是三家村的学究们的解释。

现在依照我们新三家村学究的解释,“里仁为美”意思是我们真正学问安顿的处所,要以仁为标准,达到仁的境界,也就是学问到了真善美的境界。“择不处仁”的意思是我们学问、修养,没有达到处在仁的境界,不算是智慧的成就,这是第一原则。

第二段: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孔子说假使没有达到仁的境界,不仁的人,不可以久处约,约不是订一个契约,约的意思和俭一样。就是说没有达到仁的境界的人,不能长处在简朴的环境中。所以人的学问修养,到了仁的境界,才能像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可以不改其乐,不失其节。换句话说,不能安处困境,也不能长处于乐境。【没有真正修养的人,不但失意忘形,得意也会忘形】。到了功名富贵快乐的时候忘形了,这就是没有仁,没有中心思想。假如到了贫穷困苦的环境就忘了形,也是没有真正达到仁的境界。安贫乐道与富贵不淫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说:“知者利仁”。如真有智慧、修养到达仁的境界,无论处于贫富之际,得意失意之间,就都会乐天知命,安之若素的。

照临万类的仁道

所谓“仁者安仁”相当于仁的体,“知者利仁”相当于仁的用。我们研究孔子学说,他的主要精神是“仁”。对于仁的道理,我们最好不要拿自己的意见来作注解,要把有体有用的道理把握住。前面提到唐代韩愈拿自己的意见作了注解,说“博爱之谓仁”。我们现在不用自己的意见作注解,拿接近孔子的,或拿孔子本身的意见作注解。孔子对于仁的注解全部都在《里仁》这一篇中,本篇里都是谈“仁”;谈它的用,比谈它的体来得多,正如孔子在《易·系传》中所说的:“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

再其次,我们可以从《孟子》的资料中找到一些有关仁的界说,现在我们看《孟子》最后一篇《尽心》章的上章里所提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这几句话,上面讲到“根于心”是讲体,以下是讲用,这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作学问的办法,最好以经注经,以他本身的学说,或者本人的思想来注解经典,是比较可靠的事。然后,把古人的学说消化以后,再吐出来,就是你自己的学问。有些人作学问,对古人的东西没有吃进去,即使吃进去,也消化不了,然后东拉西扯,拼凑一番,这方法是不能采用的。我们要真的吃下去,经过一番消化,再吐出来,才是真学问。正如雪峰禅师所谓:“语语从胸襟中流出,盖天盖地。”

现在我们继续看下去。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这是仁的体用并讲。孔子说真正有“仁”的修养的人,真能喜爱别人,也真能够讨厌别人。“好”就是爱好的“好”。“恶”字读去声,照现在的国语读法是读作第四声,就是厌恶的意思。我们读历史,有“善善恶恶”的话,上面的“恶”是厌恶,可恶的恶;下面是恶的本字,很坏的意思。过去的古文以及许多奏议中,有“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的话,等于说喜欢这个有才干的部下,但又不能提拔他、奖励他;讨厌那个坏的部下,而又不能去掉他。

这里孔子说有“仁”的修养的人,是真能够爱人,也真能够讨厌人。但孔子的话,假如说到这里停住了,像宋儒一样把它圈断了,那么我们研究起来,对孔子思想的“仁”还是无法有清晰的认识。现在我们把下面一句: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与上面的话连接起来就懂了。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真有了仁的修养,就不会特别讨厌别人了,好比一个大宗教的教主,对好人固然要去爱他,对坏人也要设法改变他、感化他,最好也使他进天堂,这样才算对。所以说一个真正有忠于仁的人,看天下没有一个人是可恶的,对好的爱护他,对坏的也要怜悯他、慈悲他、感化他。

下面讲仁的重要: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这是儒家仁的修养,一个人要在心地上下工夫。刚才我们提到《孟子·尽心》篇,就是讲研究孔子“仁”的学问,我们应该读读《孟子·尽心》上下两篇,对于仁的涵义会有更深切的领会的。

孔子说,富与贵,每个人都喜欢,都希望有富贵功名,有前途,做事得意,有好的职位,但如果不是正规得来则不要。相反的,贫与贱,是人人讨厌的,即使一个有仁道修养的人,对贫贱仍旧不喜欢的。可是要以正规的方法上进,慢慢脱离贫贱,而不应该走歪路。接着他讲:“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他说一个人去了“仁”字,就没有中心思想。即使其他方面有成就。如文学高的,不过是一个才子风流而已,知识渊博的不过是一个才人而已。所以君子没有“仁”这个境界,就没有中心思想,既没有中心思想,靠什么成名呢?所以做学问的人,“无终食之间违仁”,就是说没有在一顿饭那样短的时间违背了仁的境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造就是创造、作为,次就是这个情况。这句话是说任何事业的成功都靠仁;倒楣的时候不颓丧,不感觉到环境的压迫,也靠这“仁”的修养而安然处之。换句话说,得意的时候,要依仗仁而成功,失败了,也要依靠“仁”而安稳。

兼收并蓄见仁心

因此他说明达到仁的修养: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他说我没有看过一个真正喜欢仁的人,讨厌那个不仁的人,看不起那个不仁的人。拿我们现在的观念来看,他是说我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爱好道德的人,讨厌一个不道德的人。为什么呢?一个爱好“仁”道而有道德的人,当然他的修养几乎无人可以比拟,实在很难得;可是,他如果讨厌不仁的人,看不起不仁的人,那么他还不能说是个仁者。但有些人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宋儒的解释,认为爱好道德的人,讨厌、看不起不道德的人,就是仁的境界。这样一来,宋代以后的儒家,意见纷争,越来越多。我们看《论语》的原文,并不是这样解释。因为接着下面就说:“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意思是说,一个仁者,看到一个不仁者,应该是同情他、怜悯他,想办法怎样把他改变过来,这是真正仁者的用心。我们讲道德,别人不讲道德,我们就非常讨厌他,那么我们是同样以“不仁”的心理对付人家,我们这个仁还是不究竟。所以孔子说:“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这是孔子讲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的写照。我觉得冷了,想到别人也怕冷,要别人快去加衣服;想到自己,就联想到别人。假如我自己仁,看到别人不仁就讨厌,那我也是不仁。

下面跟着是讲“仁”的用:“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这是他假设的话。他是说,仁是很难的修养,人本来有爱人之心。我们观察一个幼儿,同情人家的时候特别多,后来渐渐长大了,心里的厌恶也越大,仁心就不能够发挥。所以他说仁是人人可以做到的,但几乎没有人能在一天当中,用心、处世,完全合于仁道。假使有,他仁的修养必然很高超。只要立志,没有说因力量小而达不到仁的境界。但是他又补充一句,也许有力量不足而达不到的,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这种情形。

这篇从开头的一节,到这里为止,都是讲仁的体与用。所谓体是内心的修养,如何做到仁、爱人;仁的用,有推己及人的精神,心胸宽大,包容万象,能够感化他人,这是仁的用。

讲了仁的体用之后,下面引伸讲仁的修养方法: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孔子说人的毛病,各于其党。这个“党”不要以现代的观念来解释为政党之“党”。古人所讲的党是乡党,包括了朋友在内。儒家思想,时常用到这个乡党的观念。古代宗法社会的乡党,就是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交朋友等社会人际的关系对一个人影响很大。孔子说一个人会有过错,往往都是社会关系的因果。我们在社会关系中看到一个人的过错,譬如某人作人的态度非常坏,而我们看得清楚,那么自己就要反省,自己是不是有同样的过错,假如有,就改过来,假如没有,就更加勉励。所以看看人家的过错,可以引发仁的修养。

了知生死不相关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个“道”就有两个研究了。前面曾提到过,在《述而》里头,孔子真正的学问精神是讲“仁”,他的根基则在于“道”。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孔门学问的四大原则。那么这个“道”是什么道?这是很难讲得清楚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来了,我们前面稍微提过,研究上古时代的“道”字与“天”字,都有几个意思。同样是个道字,用处不同,有时“道”是代表形而上的所谓本体,就是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也是指人生宇宙万有最初的那个本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个道是指那个本体。“可道”说可以用一个方法,一个原则把它假设说明。“非常道”,但毕竟不是平常的假设可以表达得出。就在这两句话中,三个同样的道字,意义都不同。中国文字有假借用的。碰到这些问题就很讨厌。例如“道”有时表示形而上的本体,有时候表示形而下的法则、原则、守则,如治道。又如《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因为军事思想是活动的,用兵是不厌其诈的,一切为了打胜仗,这个“道”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又完全是两回事。还有时候是道路的道,一条路叫作道。有时候又是指心性而言,是心性的本体,也就是理性、理念的最高境界叫作道。

那么孔子在这里讲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究竟是形而上的那个道,还是形而下的那个心性的法则呢?无法定论,这个问题很大。在本篇里,后面有孔子对曾子传道的话,到那时再来研究,可以连贯起来解释的。如果在本起来讲:道是仁之体,仁是道之用。所以他说,一个人如果真正得了道,早晨得了道,晚上死了都合算,人生就是怕不闻道。

富贵不淫贫贱乐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一个人如果真正立志于修道,这个“修道”不是出家当和尚、当神仙的道,而是儒家那个“道”,也就是说以出世离尘的精神做入世救人的事业。一个人如果志于这个道,而讨厌物质环境艰苦的话,怕自己穿坏衣服,怕自己没有好的吃,换句话说,立志于修道的人而贪图享受,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因为他的心志已经被物质的欲望分占了。孔子这句话是说,一个人的意志,会被物质环境引诱、转移的话,无法和他谈学问、谈道。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讲到仁的用世,一个大政治家处理国家的事情,没有自己固执的成见。“无适也”是说并不希望自己一定要发多大的财,作多大的官。虽然这样没有成见,也不是样样都可以。“无莫也”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应该走哪一条路呢?“义之与比”,义就是仁的用,只问应不应该做,为道德应该做的就做了,不应该做就不做,以义作比对。推之个人的立身处世,也是一样的道理,这是讲仁的修养条件。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孔子在这里讲君子与小人在仁上的分野。他说君子的思想中心在道德,违反道德的事不干,小人则不管道德不道德,只要有土地就干了。古时的土地,相当现代的财富。有钱就是好的,小人想念的都是财富、利益。“君子怀刑”,君子最怕的事,是自己违反德性,其次怕做犯法的事情。法律和门锁一样,防君子不防小人,小偷真正要偷,锁是没有办法的。法律也是一样,真要犯法的人,很多是精通法律的,不精通法律的不敢犯法。所以要有道德作基础,才能补救法律之不足,因此君子是怀畏刑法,小人只是怀思福惠——处处讲利害,只要有好处就干了。中国过去商场上有句话:“杀头的生意有人作,蚀本的生意没有人作。”就是这个道理。这里孔子是说明仁义之道。但说起来很容易,真正的修养却很难做到,因此下面补充一句: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这个放,就是开展、放任。一个人基于利害而作人做事,最后招来的是怨怼;对于朋友,若是以利害相交,要当心,这种利害的结合,不会有好结果,最后还是怨恨以终。

敝屣功名尊道义

以下讲到仁人对社会做大事业的原则: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古代的诸侯立国的大原则,是要谦让就位,最后又功成不居,所以老子就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是上古文化的传统思想,后来儒道两家都奉为圭臬】。而中国几千年来历史的事实,每当拨乱反正的时候,都是道家的人物,用道家的思想来完成大业的。等到天下太平了,才由儒家的人物出来大讲治平之道。道家的功成身退,而又退得不大好的有两人,一个张良,一个诸葛亮。比较退得可以打八十分的是姜太公,诸葛亮大概可以打六十五分到七十分,因为欲罢不能,只好鞠躬尽瘁了。

道家的人不求名不求利,隐显无常,所以更觉亲切可爱。这与西方文化的观念大相异趣。我们看【历史上道家的人物,要去考证他们可真要命,他们学问再高,功劳再大,最后还是隐掉了,修道去了。修道以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要了,最多报个代号叫什么子、什么老的就算了,有时还装疯装癫,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近世的西方文化可不然,一个人如果成功了,就要拿什么什么奖金,名要大,利要多,越大越多越好】。

由此看来,中西文化的确在基本上有所不同。中国文化真诚谦虚的精神,是孔子非常赞成的事,【他大加赞扬身退之道。尤其他对吴泰伯、伯夷、叔齐等不肯当帝王,最后逃走了的这些人,称扬得不得了】。这并不是他鼓励人不要当皇帝,不要搞政治,而是说你有才干的话,就好好干一番,成功了就退隐而不居功。所以【孔子在这里感叹,能以礼让为国的人哪里有呢?不以礼让为国,用争夺来的,或用手段起来的,那么文化的精神就不要谈了】。司马迁就根据这个道理,写了一部《史记》,大谈其历史哲学的观点了。

说到这里,想起我以前的一位老师,他是逊清最后一次科举的探花。我学习旧体文写了一篇文章向他请教,他许以在满清时考一名举人、进士没有问题,我当时也很傲慢,心想前清进士的文章,也不过如此而已。后来碰到一位老师,我把写的诗文拿给他看,他派头十足,瞄一眼,往旁边一搁,响都不响。我心想这是什么道理?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再给他看,又是往旁边一摆,他说:“你怎么会写文章?”我说:“人家还说写得不错哩!”我这个人狂妄得很,我说:“老师,你说哪点不对?不对的,帮我改。”他说:“《伯夷叔齐列传》你读过没有?”我说:“当然读过呀!《古文观止》上都有,我还背得呢!”他说:“你背过了《伯夷叔齐列传》,你就懂吗?”我说:“那么!要请老师再加指点。”他说,“你回去。再倒背一百遍,背完了来见我,再告诉你!”这位老师真了不起,我心里很不服气,气得不得了,其实他这种教育法,当时是要刺激我。我回去再看,后来看出道理来了,我去看他,我说:“老师!我看出道理来了,我讲给你听。”他笑着说:“好!你真懂了,不需要再讲了。你也可以写文章了,这样才能懂历史文化,文中才另有一只眼呢!”这位老师的教育手法是这样的好,实在终生感激不尽。

《伯夷叔齐列传》真难懂,司马迁的全部思想的纲要都摆进去了。在《史记》中,帝王的传记叫“本纪”;诸侯、宰相等,有功业成就的人的传记叫“世家”;再其次为“列传”,为某人的传记。讲列传,大体上应该和我们现代的传记一样,某人,某地人,家世如何,出身什么等等。可是《伯夷叔齐列传》中,叙述伯夷、叔齐的话没有几句,初看起来,还真似“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不知他说些什么,越说越远。文章一开头是:“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等等,一路下来,乱七八糟,东一句,西一句,伯夷、叔齐的事情,倒是没说几句。可是他把历史哲学全部的观点,都放在这一篇里。他同时讲到,上古中国文化,以礼让为国,但告诉我们,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并不是说句:“你还不错,由你来做。”这样简单,【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都经过“典职数十年”,叫他跟着做事做了几十年】,做部长,又做行政院长,都做了。考察他,认为他实在行了,然后才让位给他。“传天下若斯之难也”,中国文化公天下个个让位的过程,是这样不容易——德业的建立,需要经过这样长久的考察。他说从此以后没有了,不是你拉过来,就是他抢过去。他说得很明白,因此他说【从此以后就有问题了。武王统一天下,“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把武王的马拉住,告诉武王:“你不能这样做”。原因如何如何。武王以后,礼让为国的精神就更没有了】。不过说得没有这么明显而已,必须你自己去体会。所以有人说《史记》是汉代的谤书。实际不止是汉代的谤书,是对中国历史严厉批评的一部谤书。但是司马迁有一个把握,他说要把这部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个牛可吹大了,换句话说,他把当时的学者骂尽了。他等于说:“你们还能看懂我的书吗?只有把它藏起来,将来会有人看得懂我的书。”

由此再回转去看孔子所说的“礼让为国”的精神,在春秋之世已经没有了,于是接着说下去为什么要礼让为国的政治哲学。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一个人不怕没有地位,最怕自己没有什么东西站得起来。根本要建立。如何建立?拿道家的话来说:立德、立功、立言——古人认为三不朽的事业,这是很难的成就。上古之人首在立德,后世则重立功——到周秦以下,就只讲功业了。再其次就重立言,如退隐的老子,后世儒家尊奉为“素王”的孔子。这个“立”,是自己真实的本领,自己站得起来的立。不怕没有禄位,也可以说是不求人爵的位子,只管天爵的修养。同时也不要怕没有知己,不要怕没有人了解,只要能够充实自己,别人自然能知道你。同《学而》篇最后的结论,是一样的道理。

孔子四字禅

讲到这里,刚才提到过的一个问题又来了,上文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大问题。现在呢?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这是千古以来一个大问题、一个大疑案。孔子说“一以贯之”以后,现在便有什么“一贯道”等附会的宗教团体出现,成了问题中的问题,真有匪夷所思之感了。

曾是曾参。孔子对曾参说,为什么不对别人说?这就是人的问题了,怎么是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释起来很讨厌。我们现在姑且把他剧本化来说,有一天孔子坐在教室里,曾参经过他的前面,于是孔子便叫住他:“参!”曾参听到老师叫,回过头来,于是孔子便告诉他说:“吾道一以贯之。”就是说,我传给你一个东西,一以贯之。这一以贯之的是什么呢?如果说是钱,把它贯串起来还可以,这“道”又不是钱,怎么一以贯之呢?但曾子听了这句话以后,打了个拱说:“是,我知道了。”孔子讲了这句话,自己又默然不语了。同学们奇怪了,等孔子一离开,就围着曾参,问他跟老师打什么哑谜呢?夫子又传了些什么道给曾参呢?曾子没有办法告诉这些程度不够的同学,只有对他们说,老师的道,只有忠恕而已矣。作人做事,尽心尽力,对人尽量宽恕、包容。就此便可以入道了。曾参讲的对不对呢?有问题!那不叫“一以贯之”,该“二”以贯之了,因为一个忠,一个恕,岂不是二贯?明明孔子告诉他“一以贯之”,为什么他变出两个——忠恕来?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说我们研究孔子的心法,这是一个讨厌的问题,因此只有借用别家的东西,讲几个故事给大家听,作为本题的参考。

我们知道,目前最流行述古的禅宗,现在社会上一般都称为“禅学”。禅宗有一个故事,在文学上也很有名的,就是“拈花微笑”的故事,是说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是梵文的译音,释迦是姓,中文的意思是“能仁”,牟尼译成中文是“寂默”。晚年住在灵山——也叫灵鹫山。释迦是十九岁丢开了王位出家,三十二岁成道弘法,一直到八十一岁才过世,有四十九年从事于教育,现在我们暂且不用宗教的观点来研究它。)有一天上课,在禅学里叫“上堂”,后来我们的理学也用这个名词。下面有很多学生们等他,都不知道他这天要讲什么,结果他上去,半天没有说话,他在面前的花盆中,拿了一朵花,对着大家转一圈,好像暗示大家看一看这朵花的样子,一句话也没有讲,下面的学生,谁也不懂老师这一个动作是什么意思。所以这叫做“拈花”,就是释迦拈花。释迦拈花后,他有一个大弟子迦叶尊者,(叶,根据旧的梵文译音,音协。尊者,就是年高德劭的意思。)释迦牟尼的弟子,大部分与孔子的相反,孔子所教的都是年轻一辈。释迦牟尼所教的弟子,大部分比他年纪大。佛经上记载,迦叶尊者在释迦拈花后“破颜微笑”。什么叫做破颜呢?因为宗教的教育集团,上来都规规矩矩、鸦雀无声,大家神态都很严肃。可是在这严肃的气氛中,迦叶尊者忍不住了,于是“噗嗤”一笑,这就叫作破颜,打破了那个严肃的容颜,但是不敢大笑,因为宗教性团体的戒律,等于说管理制度,非常严肃。他破颜以后,没有大笑,只是微笑。那么两人的动作联合起来,就叫做“拈花微笑”。此时释迦牟尼讲话了,这几句话是禅学的专门用语,等于孔子对曾参讲的“一以贯之”是一个道理。解释起来是很麻烦的事情,这几句话译成中文是:“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音玛哈,意为大,大成的意思。)迦叶。”就是说我有很好的方法,直接可以悟道的,现在已交给了这位大弟子迦叶。这就是禅宗的开始。所以又称禅宗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法门。说它不须要透过文字言语,而能传达这个道的意思。现在我们不是讲禅学,暂时不要去研究它。(我是不大主张人家去研究的,我常常告诉朋友们不要去研究,因为怕一般人爬进去了,钻不出来。)只是引证这样一件事,比拟于“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类似相同。孔子讲的一贯是什么?而佛家又为什么一个拈花,一个微笑?等于我们有两个人,一个举起一支粉笔,另一个说:“懂了!”除非这两个人有“黑道”术语、暗号,才知道彼此讲的是什么。对吗?——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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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4 08:34:06 |显示全部楼层
现在我们再引第二个故事加以说明。禅宗到了中国是在南北朝梁武帝时,(这个教外别传的法门,就是脱离了佛教的经典之外,不限用文字,而以另外的方法来传心,后来宋儒理学讲“孔门心法”,也就是套用这个名词的意义而来。)一个印度籍的达摩祖师(所谓祖师,就是有别于教主),他也是王子出家,禅宗的传心法门,到了他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八代了。我们知道,到了我国宋朝的初年,印度的佛教,整个没有了。阿拉伯文化的侵入,伊斯兰教权力统治了印度。所以宋朝以后,印度连佛教的文献都没有。今天要研究佛教思想,老实说,只有中国保留的文献最完整。十七世纪以后,英法等国才开始由印度找到残缺的、遗留的佛教文化资料,译成外文而产生了西方的佛学系统。但到现在为止,他们不承认中国的佛学系统,这是西方人有意的,尤其是有些人有意制造的。实际上宋代以后,印度的佛学系统已经全部到了中国,非常完整,且具规模。印度本土的佛学则可说是销声匿迹了。十七世纪以后的梵文佛学系统,是另外一个系统,那应该说是西方人的后来的佛学系统。这是世界学术史上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去管它了。

达摩祖师是在隋唐以前,梁武帝这个阶段,从印度把禅宗带到了中国。后来流传下来,到唐代传至禅宗的六祖——广东的惠能,就是中国的第六代禅宗祖师,他没读过书,却成为了不起的人物。在中国文化史里,这一段相当于是佛教的革命,推*翻了依文解义的经典研究,产生了中国文化中一股佛教的新精神。六祖下来,后来有一个和尚“俱胝禅师”,我国禅宗“一指禅”故事就是由他而来——不过要注意,有一本书名为《三指禅》,是研究按脉的医书,不要误认作禅宗的书。怎么叫“一指禅”?禅宗是不限于借用言语文字传道的。六祖以后的这位大禅师,有人问他什么是“道”?他回答得很简单,每次都是举起一根食指示人,说道,“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可是问他的人却懂了,悟了道。

有一天老和尚出门了,不在家,一个跟了他很多年的小沙弥在守庙。这天有个人来找老和尚问道,小沙弥说师父不在,你要问道问我好了。问道的人便请小沙弥告诉他什么是道,小沙弥学师父的模样,举起一根食指向那问道的人说:“这个!”那个问道的人很高兴,跪下来了,因为问道的人真懂了,悟了道。这个小沙弥可真不懂。等师父回来了,小沙弥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了师父。师父听了报告进去了,一会儿背着手出来,要小沙弥再说他怎样向人传道,小沙弥再比划着伸出一根食指说,“这个!”师父放在背后的手一挥,手上拿了一把利刀,把小沙弥的那根食指砍断了。小沙弥手指被砍,大叫一声:“唉哟!”小沙弥也因此悟了道。

禅宗像这类的故事很多,我们不管禅宗的道。这里所提到的几个故事,跟孔子说的:“参乎!吾道一以贯之。”不是一样吗?这是由禅学回头来看《论语》,发现孔子也和一指禅一样,他说的“一以贯之”这个“一”字是什么东西?曾子听了,也等于迦叶的微笑一样,说:“是!我懂了。”曾参懂了以后,孔子出去,门人们围着曾子,问老师说了什么?可见孔子对曾参说这段话蛮不简单的,所以同学们才问他到底什么意思,曾子于是回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实际上,意思是说,你们不要问,你们的程度还没有到哩!

吉光片羽 稍纵即逝

讲到这里,《论语》上还有一个大问题,和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将来要讲到,现在先连起来研究,是在第十篇《乡党》的最后一段:“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朱熹——宋代的大理学家朱夫子,以及历代的学者,认为这段书的上下文中掉了文字。古代不像我们现代印刷发达,书籍是用刀刻在竹片上的所谓竹简,一片一片很容易弄掉。但是这种观点也有不能完全采信之处。

我们看原文:“色斯举”就是说鸟在开始飞翔之前,拍展着羽翼,飞向青天,而后又翩然而逝。这是一幅自然美丽的生动画面,意境之美颇似最近流行的“天地一沙鸥”。现在看看原文:山梁——山岗上面,雌雉——雌的野鸡(山岗上的雌野鸡),时哉时哉——就在这个时候。那么子路在旁边听到了,“共之”——就是恭身一拱手说:“哦!”的情状,又为什么“三嗅而作”呢?“三嗅”——所谓嗅,就是用鼻子吸气的意思。我们年轻时候说笑话:“子路共之,三嗅而作。”为什么?是子路想吃野鸡肉,先用鼻子闻闻很香。又说:子路是练气功的,先吸三口气,“而作”,再打出去,于是野鸡被子路打倒了。这些都是笑话。那么这一段到底记载的是些什么东西?用我们的观点,就是和“吾道一以贯之”一样,也和禅宗“拈花微笑”的道理一样。我认为并没有掉落了文字,上面是记载当时的情形,描写飞翔的景象。“色斯举”——大家也看过孔雀,看过野鸡。我曾在山里住过很久一段时间,山中一大群野鸡出来,的确很漂亮。“色斯举矣”,野鸡要起飞之前,翅膀尾巴一展,像孔雀一样很美丽,然后起飞了,“翔”是飞翔一阵,然后又下来,停在什么地方呢?在山岗上面。孔子当场看到这个景象,野鸡羽毛很鲜艳,仔细一看,是只母野鸡,悠闲安然地站在山岗上。这时候子路也在旁边,孔子就告诉子路:“时哉!时哉!”

这个“时哉!时哉!”在孔子一生思想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尤其研究《易经》及中国文化,关于“时”的问题,更要注意。人生一切,个人小事也好,国家大事也好,都要把握时机。还有“位”——环境。《易经》重点,就在这里。天下万事万物都在变,随时在变,没有不变的事,时间一分一秒在变,空间随时随地在变。所以孔子经常在《易经》中提到时空的变。我常告诉年轻同学们,不要怨恨,也不要牢骚,年轻人不怕没有前途,只问你能不能够站得起来;但要懂得把握时间和空间。如同赶公共汽车一样,这就是人生。等得久的人,不要埋怨,是自己到站太早了;有的刚刚赶到,汽车开出去了,于是气得不得了,大骂一阵,骂有什么用?干脆等下一班第一个上去,不就好了。从这一点小事,也可了解人生,怎样去安排自己,把握时间,孔子告诉子路“时哉!时哉!”也包含了这个道理。

野鸡站在山岗上面,显得很神气,假使它站在中央菜市场的鸡笼旁边,你说它的后果是什么?它站在那山岗上,就大有凤凰之象。正如晋代左思的诗:“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一幅大自然的画面,上是千仞岗,下是长江浪,一人怡然自得地站在上面,真是神仙中人,了不起,这就是得时、得位。孔子指着那山岗上美丽的雌雉对子路说:“时哉!时哉!”意思就是说,你看,那只雌雉正在这个时候飞起来,然后又降落在那么一个好地方,这一幕活动的画面,影射了人生处世之理。孔子周游列国,要想救这个时代,救这个世界,救这个历史文化,但却深感回天乏术。他藉着这一幕景致对子路表达这个意思,而不从正面讲,好像释迦牟尼拈花微笑的手法。不用语言,就用目前这个事实指示给子路,你要懂得这个,要立足,要站稳,要站得好,早一点站到你的好位置。“时哉!时哉!”要把握时机。子路这时候拱手:“是!”三嗅是子路听懂以后,恍然领悟而生感叹的反应。

中国文字,古文非常简单,就是这么回事,但是拿现代文字改写成剧本的话,起码是两页的对白,加上表演,镜头恐怕花费二十分钟。

这段在研究《乡党》时要极小心,在此只提前作个简述。现在再回到讲仁的这篇上面;“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此一说词内涵的道理。也相当于子路那一则“山梁雌雉……时哉!时哉!”的道理。前面说过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这个人用功,很注重培养自己内心的宁静,德行的修养到了相当的程度,孔子看到他进来——一个人道德素养到了宁静安详的境界,走路的神态和平常不同;忧郁时,走路的态度又变得与高兴时不同。他的学问、道德修养到了这个境界,在孔子面前一走过来,这位至圣先师就看出了火候。所以孔子把他叫过来:“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其他学问讲了半天,都是空的。等于释迦牟尼说的不立文字,真理就在你自己内心里,内心随时随地都能宁静、安详、平淡,这个境界就差不多了。你永远保持修养上的这个境界,久而久之即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了。但是一般同学们没有修养到这个程度,此中道理,并不是即讲即知,必须要有内涵的真正修养。曾子也知道一般同学没有到达这个程度,因此就轻轻一推,推到行为上去,告诫他们先要留心作人做事的忠恕之道。

孔子的学问,的确有一段内在修养、真实工夫,并不是完全谈空洞的理论而已。这一段我们暂时讲到这里为止,恕我才疏学浅,言难尽意。这类的问题后面还是有的,以后还可以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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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值千金

再接下去: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一段记载,涉及到孔门的仁学,也就是心学。这个“心”包括了现在所谓的思想等等的心理之学,但却不限于目前心理学的心,而是指“吾道一以贯之”的心性之心。

什么叫“喻”?这个字要注意。现代人喜欢讲逻辑,逻辑是西方文化,十六世纪以后逻辑之道大行,它是根据希腊的原始逻辑发展而来的。逻辑是一种思考的方法。我们曾经介绍哲学,哲学要问宇宙是怎样开始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男或者先有女?对此哲学家有两派见解:一种是唯物思想,他说宇宙开始先有水,由水变成火,而后冷却逐渐形成现在的大千世界。印度也有一派讲地、水、火、风的四大是天地开始的根源。相当于中国金、木、水、火、土的五行道理。这些理论慢慢演变成后世的唯物思想。另一派是讲唯心的,认为宇宙有一个超越物质的精神主宰,物质是由他所创造产生的。这牵涉到哲学问题,解说很多。到了后世,提出了问题,问及哲学家怎么知道宇宙从何而来的?哲学家说是靠学问思想来的,那么先行研究你哲学家那个思想(工具)的判断准确不准确。因此产生了逻辑学——对思路法则的研究。这种思路的法则学,在印度的佛学中,早在希腊之先就有了。

对于这问题,世界学者也有两派说法:一派是西方人的立场,认为印度的思考方法是从希腊来的;一派是东方人——包括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认为希腊的逻辑,是从印度方法来的。印度这套方法,我们翻译过来叫“因明学”,比西方的逻辑还要完备,还要严密。【西方文化中妇孺皆知的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是举世闻名的。所以有许多人谈到《易经》时,说我们的《易经》真了不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反、合”完全一样】。这是中国人的悲哀!我说,老兄!我们《易经》是五千年以前的产物,黑格尔几时才发明辩证法?为什么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拿来与西洋人比,还说同他一样?这等于在街上看到祖父拉着孙子走,说祖父长得像孙子,而不说孙子长得像祖父。

怎么说因明的方法比逻辑高明?因明有几个步骤,简单的讲:“宗、因、喻、合”。“宗”就是前提,说话必有宗,引伸“宗”的理由为“因”。有时候有宗有因还讲不清楚的事情,只有用比喻来说明,这就是“喻”,在《庄子》中叫做“寓言”。每个宗教里的寓言都很多,像西方文化中基*督教的《圣经》,就有很多寓言,每个大教主都很会讲譬喻,其中还包括了隐语和幽默话。宗、因都讲通了,那么就是结论的“合”了。因为讲到《论语》中的喻,所以引出这些闲话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意思是:与君子谈事情,他们只问道德上该不该做;跟小人谈事情,他只是想到有没有利可图。如果拿孔子这个观点来看今天的世界就惨了,今天世界的一切都是喻于利,处处要把利欲摆在前面才行得通。不过,满天下都是小人,也就单纯了,麻烦的是,始终还有小人与君子的分野存在,这就很难办了。

那么,要如何才能做到仁呢?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上面曾经讲到过,真正“仁”道的人,一定能爱人,不会讨厌人。即使讨厌,也是要把讨厌的人改变过来,使他同样地能达到“仁”的境界。在这里又补充这个道理说,我们看见一个道德、学问有修养的贤者,就想达到他那个境界,跟他在造诣上有同等的成就;如果看到不贤的人、坏的人,最好当作自己的借镜,藉以自我反省。上面一句话就是说明上文仁者爱人不能恶人的道理;下面一句话,就是解释上文“人之过也,各于其党”的道理。

孝子仁人不二门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现在又讲到孝道中仁的范围,他说对于父母的过错必须“几谏”。什么叫“几谏”呢?我们好几次提到孔家店被打倒,都由孔家店的店员搞错了观念而出的毛病。宋儒以后论道学,便有:“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名训出现。因此“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时,这些也成为罪状的重点。其实孔子思想并不是这样的,天下也有不是的父母,父母不一定完全对,作为一个孝子,对于父母不对的地方,就要尽力的劝阻。“见志不从”就是说父母不听劝导的话,那么就“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只好跟在后面大叫、大哭、大闹,因为你是我父母,你要犯法,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不对的。你是我的父母,我明知道跟去了这条命可能送掉,因为我是你的儿子,只好为你送命,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这样是不对的。这种孝道的精神,也并不是说父母一定会不对,只是说如有不对的地方,要温和地劝导,即使反抗也要有个限度。总之,父母有不对的地方,应该把道理明白地告诉他,可是自己是父母所生的,所养育的,必要时只好为父母牺牲,就是这个原则。

因此: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古人讲父母老了,怕没人照应,而不远游,即使要远游,也一定要有个方向。这种解释,我不大同意。有哪一个人出门会没有一定方向乱走的呢?到月球去也还是个方向。我认为“游必有方”的方是指方法的方,父母老了没人照应,子女远游时必须有个安顿的方法,这是孝子之道。“方”者应是方法,不是方向。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但本篇到这里,为什么又单独的提出来呢?这是接到上面一句“游必有方”所引起。离开了父母,不在父母面前三年,对父母的爱心、孝心深系于怀,这就是孝子。同时,对于古人在上面解释这句话的错误,也有了明证,而可以纠正过来了。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孔子说,我们做子女的人,对父母的年龄不能不知道。为什么呢?两种心理,一种因为知道父母的年龄多了一岁,寿又添了一岁而高兴;但同时又害怕,因为父母年岁越高,距离人生的终站越近,为儿女与父母相处行孝的时间也越短,所以就有这两种矛盾的心理了。

以上是由仁讲到孝,现在要由孝重返于仁的道理。

仁者之言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这是讲到用仁之重要。孔子说古代的人不肯乱讲话,更不说空话,为什么不随便说话呢?因为怕自己的行为做不到。所以行仁的人,有信义的人,往往不轻易答应,不轻易发言。我们历史上有句话——“重然诺”,这就是说不肯轻易的答应一句话,答应了一定要做得到。我们又在历史上看到“轻诺则寡信”的相反词,这是说随便答应一件事的人,往往不能兑现守信,所以孔子指出了这个道理。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因此个人的修养也好,处理大事也好,小事也好,最好注意“以约失之者,鲜矣!”

约就是约束、检束、小心、谨慎,意思是要常常约束自己。谨慎的人,过失比较少;放荡的人,容易犯错;讲话随便的人就容易失信。所以个人行为道德能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失败的事情就少了。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最后又讲到仁的言行之重要。“讷”,是嘴巴好像笨笨的;利嘴除了教书、吹牛、唱歌以外,没什么用。真正的仁者,不大会说空话,做起事情,行为上却很敏捷。换句话说,先做后说,不要光吹而不做。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依我对《论语》的研究,认为每篇里面的章句是连贯而不能拆开的,二十篇前后次序也是连贯不能拆开的,现在这里又可以证明。这篇《里仁》,并不是教你去找一个仁爱路去住。古人的解释,即是选一个住处要找一个仁里,世界上哪来这许多仁里?到哪里去找?孔子自己的家乡,当年也不一定是仁里。哪里是仁里?假如我们的故乡是不仁统治的世界,我们就不管他了吗?我们正要把他恢复回来,把罪恶打垮。这才是人性的仁道呀!其实那个“里”字,就是“自处其中”的意思,脚跟站得稳的地方就叫“里”。“里仁”,是我们作人的立足点处于仁道。所以“德不孤,必有邻。”自己有道德的涵养,能体用兼备,自然会影响近身的人。《大学》里的修、齐、治、平也是这个道理。一般人往往以现前利益的眼光,批判道德为无用之修养。讲到这里,我最近读了一本清人的笔记,提到有一个人很清廉,告老回乡,一天在门前看到乡下人卖一条新鲜的鱼,问价以后,摸摸口袋中没有钱,没有买成。回家和太太提起,太太说你何不写一张条子给他呢!他问写什么条子可以买到鱼?太太说你写上“清官”两字,他就把鱼给你了。太太幽他一默,这个老头子被逗得笑了。这说明什么?就是说明为道德而活着,有时候你会感到寂寞、冷清。所以我认为如果寂寞能当成一种享受,那就可以讲道德了。如果你视寂寞为痛苦而不是享受,就难讲真学问真道德了。但是在此,孔子告诉我们,如果真为道德而活,绝对不会孤苦伶仃,一定有与你同行的人,有你的朋友。

讲到这里是一个结论了,上面全篇几乎都是孔子的话,最后这两句则用子游的话: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我们看《论语》,好像《庄子》一样,最后往往吊两句,好像毫不相干的话。这里最妙的不用孔子的,而用他学生子游的话。子游这话的意思是说,要讲仁爱之“行”,也要懂得方法,不能乱干。对君子尽忠,也不容易。君王有了不对,每次见了劝他,次数多了,硬要做忠臣,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有时命都丢了。对朋友也是一样,朋友不对,你劝他劝多了以后,他不听你的,就会变成冤家了。

子游的话为什么放在这里?这是人性的另一面。虽然行仁之道,义所当然,但是要讲究方法。譬如大家喜欢看《贞观政要》这本书。魏征的忠贞和他的道德学问,使唐太宗很敬畏,而且信任他。唐太宗喜欢一只小鹞子,一天正在玩鸟,魏征来了,唐太宗怕他讲话,赶快把小鸟藏到怀里,魏征假装没看到,故意留下来和他谈国家大事,唐太宗心里虽为鸟着急,也拿他没办法。等魏征走了,唐太宗拿出怀里心爱的小鸟一看,早已魂归奈何天了。于是伤心得回到后宫,大发雷霆说:“我非杀掉这个田舍翁(乡巴佬,指魏征)不可!”长孙皇后问明了原委,立刻穿了大礼服向唐太宗行礼道贺,唐太宗说有什么可贺的?皇后说,唐朝有魏征这样的好臣子,又有你这样的好皇帝,这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好现象,国家的兴盛是可期的,这还不可贺吗?于是唐太宗息怒不谈了。以唐太宗这样气量宽宏的人,对魏征的意见,样样接受,到最后唐太宗还气得要杀他,若不是唐太宗的皇后暗中救魏征一把,这个老头儿的头也是要保不住的啊!后来魏征死了,唐太宗终于信了谗言,还是把他的墓碑给推倒了。一直到唐太宗征高丽失败后,才又想起魏征若在,必不会有此失。因此又树立起他的墓碑。

这里把子游这几句话,放在讲仁道这一篇的最后,是含有深意的感慨。但是如果随时随地把这两句话记牢,做人家的部下也好、朋友也好,就变成滑头,不负责任了,那又不是仁道。所以我们研究了孔孟学说,懂得了人生,才知道作人真不容易,的确须要多体会历史、多体会人生。然后才能做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随时随地里居于仁道之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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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配以南解,略)

本人评论:此言差矣。这也是儒家之“仁”屈从于“权”的病根。真正的仁(义),必高于“亲”。故有大义灭亲之说。而此恰为儒家所缺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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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别裁》 第05章 公冶长

以上四篇是孔门学问之道的纲要,本篇是拿事例来说明孔门的学问,对话录和讨论集的味道更浓。

孔门学问之道多半是讲“用”——作人做事的应用。下面记录的都是孔子学生的故事,里面谈到孔子教育的方法,和在事实上面启发教育的作用。

孔子选女婿

这一篇以公冶长为篇名,他是孔子的学生,在《史记》孔门弟子传,乃至《孔子家语》中,对公冶长的资料都有限。不过散见其他杂学中的记载,公冶长是懂鸟语的。几十年前听到这种事还会哈哈大笑,现在并不稀奇了。因为现代研究生物科学的人,对于动物的语言和动作所表达的意思都懂了。所以科学发达以后,对古代人懂鸟语这种知识,反而并不觉得是笑话。所以我们的俗话有:“近水知鱼性,在山识鸟音。”这是很普通的事,也可以说是生活习惯上体验得来的。在现代来讲,因为古人不大有研究科学的精神,所以对于公冶长识鸟语,简直不相信。过去的儒家因此也就不敢说这个话,认为这是个笑话。但到现在由我们研究起来,它不会是笑话。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以其子妻之”的“子”就是女儿。古时候“子”字是男女通用的,所谓女子、男子、都用“子”。因此古代中国文化对自己女儿可以称子;而兄弟姊妹之间,妹妹可以称女弟;到后世反不大习惯用,也可说在另一方面看,中国过去是男女平等的。现在就孔子所讲公冶长的资料,只知道他坐过牢,为什么坐牢不知道,在历史上查不出来。在另外的杂书上,有一则关于他的故事说,公冶长因为懂鸟说话,有一次对鸟失了信用,鸟就害他,所以他坐了牢。为什么呢?传说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次鸟对他说:“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有头羊,你吃肉,我吃肠。”结果公冶长忘记了,把整只羊连肚里东西都吃掉了,鸟没东西可吃,就想害他。后来又对公冶长说南山有只羊,公冶长跑去,羊没看到,而看到一个被害死的人,有口难辩,结果坐了牢。这是我们小时候听过的故事。这种小孩子神话的传说,大概有几千年了,也是根据杂家的学问而来,当然这仅是传说而已。究竟公冶长为什么被关在牢里?就不知道了。但是孔子认为公冶长坐牢,不是罪有应得,因此孔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孔子的为人,绝对不是要选一个有财、有势或有学位的人,才把女儿嫁给他。而且最妙的是,他把女儿嫁给坐过牢的公冶长,又把侄女儿嫁给南容——南宫适。为什么呢?我们看下面的理由。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我们先要了解一个要点,孔子的出身很苦,他的生母是继室,孔子的前娘留下来一个残废的哥哥,家里很贫穷。孔子十一二岁间,就负担起了家庭生活,一切艰难困苦他都尝过,他是从艰苦中站起来的一个人。他的道德、学问、文章被后世尊称为圣人,这圣者不是偶然的。他对哥哥留下来的这个女儿,也是尽心的照应,最后将这个侄女嫁给南容。

《论语》中好几处提到过南容,下面还说到南容“三复白圭”,孔子才把侄女嫁给他。白圭是什么东西呢?是白玉,“圭”就是做官的人上朝时手上拿的手板,秦汉以后又经改变形式为“竹简”;所谓“朝笏”的便是它。这是干什么用的呢?第一是礼仪的规定;第二作为大事的记载。现在可以用日记本抄一下,古代没有日记本,遇到朝政大事,像对皇帝报告,如果忘记了怎么办?就把重要事写在朝笏上,这是它的第二个用处。所以我们看上古图画中的帝王,手里也都拿一块长型式的手版。

古人之所以重玉,是有其意义的,并不像现代人爱好宝石的心理,说它是稀世奇珍。古人重玉,是因为“玉洁冰清”,人品要做到像玉一样洁白,拿玉来比自己人格学问的修养,所以重玉。后世相传,才戴玉的戒指、手镯。至于腰带挂玉佩,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据说人跌倒了如会受伤,则所佩的玉会先代人受伤。玉碎了,人就可以免于损伤。这种迷信的传说,是否真有其事?在力学上可能有这样一个作用,并不是玉有什么神灵。

我们知道,白圭就是一块玉。上古有篇《白圭》,是专门赞叹玉的诗。赞叹玉,并不是因为宝石价值高,可值多少美金,而是赞叹它的“玉洁冰清”。玉的洁白,不能够有一点瑕疵、污点。南容读到这篇诗的时候,非常欣赏,再三地朗诵。孔子听到他再三朗诵这首诗,就把侄女嫁给他。如果说这记载的内容就只这样简单,那么我们年轻人看到哪家小姐漂亮,去她家门口唱几支歌试试看,不把你赶出去才怪呢?孔子就那么爱听歌吗?那为什么孔子听南容吟了三次诗就把侄女嫁给他呢?是因为孔子平日考察,如今日训导处之有资料,南容非常注重品德的修养,因此他读到这篇诗的时候,有特别的感慨,被孔子听见,这时就决定了把侄女嫁给他。到底孔子对南容学问、人品等修养的考察有何观感?一个时代——社会上了轨道的太平时代——就需要像南容这样的人才。他不会埋没,一定会出头。南容的才具由此可见。但是,凡有才具的人,多半锋芒凌厉,到不得势的时候,一定受不了,满腹牢骚,好像当今天下,舍我其谁?如果我出来,起码可比诸葛亮。有才具的人,往往会有这个毛病,非常严重!南容的智慧、才具是不会被遗弃的,太平治世自然少不了他;一旦到了混乱的时代,才能越高的人,艰难险阻也越多,甚至生命也越危险,但南容不会。因为当社会乱的时候,也有善于自处、清以自守之道,他绝不会遭遇杀身之祸,可以免于刑戮。换句话说,他擅于用世。不但有用世的才具,也擅于自处之道。因此孔子把自己的亲侄女嫁给他。

我们把这两节合起来研究,就可见孔子处事有一定的原则。南容虽然善于自处,但公冶长在学问修养上,有更深的功夫,所以遭遇困逆还能够不怨不尤,涵养得平平淡淡。事实上比起来,他认为公冶长比南容更了不起。但是假如孔子把侄女嫁给公冶长,很可能遭到社会的批评,说他没存好心,把侄女嫁给坐过牢的公冶长,而把自己女儿嫁给世家公子的南容。可是他的做法,恰恰相反。在这些地方,我们虽有作吹毛求疵研究之嫌,但它是一个事实。重点在于“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这两句话是孔子处世的原则。一个人如何做到治平之世,才具不被埋没;混乱之际,不会遭遇生命危险,实在颇为不易。

第三个评论的学生为子贱。子贱姓宓,名不齐,子贱是他的号。这是年轻人,《史记》上记载他比孔子少三十岁,《家语》记载他比孔子少四十多岁,到底小多少岁?在这里不是主题,反正这是孔子晚年所收的学生,以全部精神培植的年轻人之一。孔子对他的评语:

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孔子大概在这里对学生们有所感叹。他说,子贱真了不起,是一个君子。“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周公之后封于鲁,鲁国保存的文化风规,是周代文化的代表。从春秋战国直到秦、汉之间,都是如此,也是中国文化中心的所在。但是从这一节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人,对鲁国文化也有感叹,指出文化要没落了,至少一些人物已经没有了。孔子特别提出子贱对同学们说,你们看,不论内在的修养品德,或者发挥于外的才能,宓子贱都可称得上是一个君子;假使现在有人认为鲁国没有一个君子,那么子贱这个人不就是君子吗?如果说这人不是君子,还有什么人可以说是君子呢?在此隐约透露出:第一,文化精神教育的目的,是在于培养承先启后的继起人才。第二,注意奖励后起之秀,导之使他发扬光大。

以上是孔子对学生学问、德行的评论。讲过了三个人,下面是文章中的一个插曲,也等于一个转捩点。由此更显得《论语》文章的活泼。
高高山顶立

子贡问曰:赐也如何?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子贡看见老师评论了三个同学,自己忍不住了,突然起来发问,老师!你看我怎么样?孔子对他说,你是个东西。我们曾经提到过,中国人骂人的习惯,往往会说你是什么“东西”?人要构成一个东西,可也真不容易,等于说你有什么名堂?我自己想想,的确什么名堂都没有,只会吹牛。可是在这里孔子等于说子贡,你已经成了一个典型了。子贡又再问,那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孔子说,你是个瑚琏。

“瑚琏”是古代的玉器,这个玉器,还不是民间普通老百姓可用的。是古代用来供于庙堂之上的,相当于中央政府、皇宫的布置,摆在上面,非常精洁庄严。为什么呢?它是“高”、“贵”、“清”的象征。子贡形成这种精神的典型,未免有点太高、太贵、太清了。古代要在国家有大典的时候,才请出瑚琏来亮一下相。平常的时候,只好锁在柜子里藏起来,保护起来。

一天,同学拿了张钞票说:“好脏,要当心细菌。”我说:“这就是人生哲学的写照。”人如果拿了一张新钞票,喜欢它,总想多保留些时候;旧的钞票,先拿来用掉,所以钞票越破旧越容易流通。同样道理,好的东西深藏不露,保存起来。子贡就是这样一个被存起来,保护起来的人物。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孔子自己父母之国——鲁国——有难,孔子想要自己出马解决,同学们劝孔子,您老人家不要去,让我们出去替国家办外交。孔子说,自己国家的事,不能不管了,还是要去。后来子贡来了说,老师!我去。孔子立刻答应由子贡去。子贡是政治、经济、外交、工商,样样皆通的大通才。国际上走一趟,游说诸侯,就把鲁国稳定下来了。我们知道吴越之战等等大战争,最后的决战,是子贡挑起来的。子贡为什么要把战争挑起来?因为齐国要打鲁国,他就吴齐之战开始,一路挑下来,把越、晋也挑动了,这么一来,于是鲁国就泰然无事。他才具之高,本事之大,于此可见。但是后面还会讲到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后来他官不想当,什么都不想做,专门去做生意,而且做生意总发财,孔子晚年的生活好像都靠他照应的。子贡这个人就是豪迈慷慨,什么都不能拘束他,但是他绝不骄傲。所以孔子说他形成了高、贵、清的风格。对低下的事情不屑去做,就成了这“瑚琏”的典型了。

深深海底行

下面再说一个孔子的学生冉雍,号仲弓,比孔子少二十九岁,是平民出身,但是孔子认为这个学生有帝王之才。颜回固然是道德学问都好,可以传道,但并不一定能成帝王之才,或者做惊人的事业。这里提到冉雍。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或,是不定词。不知道谁看到孔子对冉雍太好,有点不服气,就对孔子说,你经常说冉雍非常好,他人是蛮好,仁慈、爱人、宽宏、厚道,优点不少,就是有一点,说起话来不大动听,态度上也不随和。——“不佞”,这个佞字的意义,以现代话来解释,就是既会吹牛又会拍马。不佞就是口才不好,态度也不很随和的样子。孔子听了这个人的话后,对他说:“焉用佞?”——一个人为什么要耍嘴皮子呢?“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他说耍嘴皮子是最可怕的,会讲话的人,常犯一个毛病,喜欢用嘴巴得罪别人或刻薄别人。说话刻薄别人的人,常常被别人讨厌,有时言语给人的伤害,比杀人一刀还痛苦。所以“御人以口给”,用嘴巴和人家对抗的人,常被人讨厌。于是他进一步说:“不知其仁,焉用佞?”假如一个人没有做到仁的修养,光是利嘴有什么用么?这一节首先讲明人格修养的标准;其次说明了孔子再三强调以冉雍榜样的道理。

立己易立人难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漆雕开是孔子学生中专门研究历史的,从《史记》上知道,他曾随孔子学习《尚书》。《尚书》就是现在说的《书经》,是孔子所整理中国上古的历史资料。他年纪比较大一点,只少孔子十一岁。漆雕是姓,名开,字子若。

这里提到,孔子有一天对漆雕开说,你的学养已经可以为社会服务了,出去做官吧。可是漆雕开说,老师,谢了!对这件事,我没有自信。这句话蕴含的修养很高,他是说你让我出去做事,我真能够替国家,为社会做得了什么事吗?我的学问够吗?你吩咐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出来为别人担当大事这一点,我没有自信,我不想出去做官。孔子听到他这样的话,高兴极了,因为在他的学生中,也有许多是急功好利的。

孔子周游列国。自己尽管穷,尽管倒楣,但每个诸侯对于他的推荐,还是要买帐的。同时,孔子的学生在外面了不起的也很多,当军事统帅的也有,当行政首*长的也有,权位很高的也有。只是每一个诸侯都不敢用他,因为他的学生太多了,在当时那样少的人口——大约几百万人口,他就有三千弟子。以今日人口比例来说,他该有多少学生?而且学生们对他都很忠实,他只要动一下,任何一个诸侯之国都可能会动摇,谁敢用他?但是他的学生一个个出来都吃香,因此有些孔门弟子,很可能也想走他们老师的路线。由少正卯的聚徒讲学,拉走了孔子许多学生的例证,便可推想而知。但是漆雕开,听到孔子叫他出来,他反而说对做官这件事没有自信,由此可见他为学之诚,行道之笃。所以孔子听了非常高兴。

孔子要出国

老师论评学生的记载到这里,又一转,来一个轻松的题材。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这是孔子晚年感觉到,文化衰颓的振兴以及社会风气的挽回,有如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即。所以他感叹地说,今日文教、德育的路是走不通了;世界变了,大家都现实,对于文化没人讲究了,还是出国吧!——这个出国,不比现在是好事,那时出国是很痛苦的,海外都还没有开发,完全是原始状态,那是去受罪。现在出国还了得,如果孔子要想为功名富贵而出国,就不是圣人,跟大家一样了。他当时还不是坐船出国,而是乘桴。

古代交通不发达,把一根大木头中间挖空,就成为“桴”了。当时江南一带是用木筏、竹筏;在北方多半用桴。他感叹地说,万一自己在中国无法传道,无所作为,那只好做个独木舟,到海外野蛮的地方归隐,默默无闻以终此生。到那时候,大概子路还会跟我一块儿走吧?(子路武功好,是弟子中军事成就最大的,有统帅之才。)子路在旁边听了老师这句话非常高兴,好像孔子马上就准备出发的样子。所以孔子说,子路的武功、勇气都超过我,但是他的暴躁也超过我,对于事情,不知道仲裁,(无所取材的“取材”就是中肯的判断。)不明断,太过偏激了。

孔门弟子画像

讲到这里,来一串总评。同时可看出孔子说话的艺术。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这个人,我们前面介绍过,是鲁国一位大夫,当时的当政者,向孔子征询人才——要他介绍学生。因为孔子学问的最高境界是仁。
所以他先就孔子学生中最出名的几人问起,问他们有没有学养到“仁”的最高境界。

首先他问子路的学问有没有达到仁的境界,也就是说是否达到以仁道入世的程度?孔子说:“不知也。”这个“不知也”的意思,我与古人的解释又不同了。古人常解释说,孔子答复孟武伯,子路不知道仁。我认为不是这个意思。孔子说的是一句幽默的答辞,不肯定的话;等于有人来问我们说,你认为你的学生某某的能力,能不能当省主*席?我们也许答复他,这个我不晓得。也许我们的心里认为这个学生的本事,还超过了这个地位,但口头上不能这样吹;也许我们认为这个学生当科员的本事都不够,也不能说得他太难堪了,否则害他没有前途、没有饭吃,我只有说不知道。所以孔子说“不知道”这句话时,是带着笑容说的,就是不作肯定答复,当然语意中隐含了子路还没有达到仁的境界的意思。这是我对这个“不知也”含义的看法。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因为孟武伯的这个问题,得不到结果,没有听到肯切的答复。所以下面又有“又问”的一层转折,由此便可自得证明。因此孟武伯又向孔子追问子路的成就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孔子就具体介绍自己的学生,他说子路如在千乘之国——在春秋战国时候,是一个大国——“可使治其赋也”,可以让他当统帅。“赋”在古代,包括了军事和赋税的征调,乃财、政、经,联合为一的制度。所以赋有时可以代表三军统帅中,后勤补给的联勤总务。所谓千乘之国,上古是车战时代,四匹马拖一辆车叫一乘,车上是兵员、战备、武器,千乘之国是最大的国家。他说子路是大将之才,前后方都可由他统领。至于学问修养是否已到仁的境界,这一点,在孔子的标准上来说,是很难通过的。

孟武伯又问冉求这个人怎样?在《八佾》篇中曾提到过冉求,是在鲁国的权门季孙家当家臣的,等于说他有行政的长才,所以孔子答复孟武伯就冉求是最好的行政首*长。以现在的官制来说,当一个相当于省主*席的行政首*长是没有问题,而且足以胜任愉快。“千室之邑”的千室,不能和现在比,像台北市有百多万人口,但是古代的“千室之邑”已经了不起,是很大的地方。“百乘之家”是古代宗法社会制度中的大家族,等于一个大的地方政治单位。冉求可以当这样的地方官,至于学问上也还没有达到仁的境界。


孟武伯又问到一个人说:“赤也何如?”赤是孔子的学生,姓公西,字子华,少孔子四十二岁。孔子说,你问到公西华,他穿起礼服,仪态非常好,学问也过得去,有外国的首*长、大使来,他是最好的外交官。“束带立于朝”,我国古代衣服都捆腰带,所谓锦袍玉带,就是说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现在外国的礼服也捆了腰带。虽然在外交应对上是上乘之选,但是谈到学问、修养,也还是没有达到仁的境界。
我们从这一节,看到孔子对于“仁”的要求,严格到这个程度,几乎没有一个学生可以达到这个标准。学问真正能够达到“仁”的标准,只有一个颜回,但是不幸短命死矣。后来才传道给曾参,前面讲过:“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是晚年了。历史的记载,孔子三千弟子,优等的(贤人)有七十二人,但是见诸《论语》及《史记》所留下来的资料,出名的、有了不起成就的,一二十人而已。而且,这一二十个人,还是靠孔子宣扬出来的,都是孔子介绍学生,着书立说的也是孔子。我们怎么知道颜回?颜回没有写过一篇文章,没有作过一首诗,也没有写过一个字留下来,我们怎么知道他的学问到了什么程度?都是他的老师说他如何好、如何了不起。武才方面,子路可以当元帅,但他没有像后来的孙子,还写了一部兵法。子贡也是如此,这些学生们多半是孔子宣扬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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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20 06:53:13 |显示全部楼层
由此可见人才之难,古今历史上一个大问题,总有“才难”之感!真正的人才实在难得。同时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有趣的问题:第一等人往往可以不写文章,不讲学;学问越好越不响。试看历史上有好几个真正了不起的人都如此。耶稣根本没有念大学,但现在研究耶稣讲的话,拿几百个博士学位也不止,但他没有写过一句话,都是他的门徒写的;释迦牟尼也没有写过一个字,所有的经典,都是弟子记载的;老子自己写了五千字;孔子最可怜,都是自己写,还是他反过来捧学生,学生无法捧他。所以我们当学生,最好找个像孔子一样的老师,不但有学问听,自己又省力气,他来捧捧我们蛮好的。且看孔子这些学生,都是他捧出来的。虽然这是笑话,但事实是从他嘴里讲出来,我们才知道。所以从另一角度来看历史,真正的人才的确是不易得的。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弟子里各种人才都有。军事的子路、外交的公西华、行政的冉求,至于子贡这一类,器也!有如庙堂上的瑚琏,精致高雅;乃至江湖上一诺千金,面孔难看的,各种各样,无奇不有,无所不包,所以他真是叫做“有教无类”。

吾爱吾师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子贡、子路是孔子喜爱的两个学生。我们可以看到,子路有时拳头一挥,是最冲的;子贡是什么话都讲的。他们对老师特别一点,孔子对他们俩也特别一点。所以有一天就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孔子最欣赏的是颜回,这次他对子贡说,你讲老实话,你自己与颜回比比看,哪一个好?哪一个了不起?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子贡说,老师,谢了!我实在没法跟他比。“回也闻一知十”,颜回嘛,老师讲出一分,他懂十分。从子贡的答复,可见学问之难,所谓启发式教育也真不容易,告诉了他这个角,另三个角都懂了;告诉他那边有烟了,他便知道是起火了,如此才是英才。有的则是反应迟钝地还反问道:“那边有烟吗?”等到都烧光了,他还不知所以然呢!这就是智愚的差别了。子贡回答说,老师告诉颜回一分,其他九分他都知道了,不需要老师再教了。至于我——“赐也闻一以知二”,老师讲了一步,我顶多知道两步,第三步就不知道了。这是老实话,可见子贡很坦然,很诚恳。再看孔子的态度:“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这多谦虚呀!他说:“是的,你不如他,不但你不如他,我和你一样都不如他。”孔子那么欣赏颜回,这也不是过分,有一种人的头脑,特别聪明,品德又好,才具又高。后来的孟子认为天下有三件乐事,第一是父母具存,兄弟没有什么事故,尽到了孝道和友爱;第二是胸襟光明磊落,没有对不起人,没有对不起天地鬼神的事;第三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点孔子就得到了。不过有时得天下笨才而教育之,实在是一大苦事也。孔子对于颜回,他认为是得英才而教育之,是快乐的。由孔子对子贡说的这段话,可见孔子的教育和他的为人,是如此地谦虚,能够把握机会启发人,一点都不呆板。

手倦抛书午梦长

下面一个大问题来了: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

宰予是孔子的学生,四科高弟之一。孔子说的言语、文学、德性、政治这四种才学分类,宰予等于是孔门那个“学府”里的后起“语文系”的系主任呢!言语嘛,宰予的长处就是“利口”。“宰予昼寝”据古人的解释是白天里睡觉——大概睡午觉,或睡懒觉。被孔子看到了,就骂他:“朽木不可雕也”。这个烂木头无法雕凿。“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这个烂墙去粉刷也粉刷不好。“于予与何诛!”该死!该死!因此中国过去守老规矩的读书人,不敢睡午觉,都是受这一段话的影响。我们知道,历史上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也是有名的理学家,他就不敢睡午觉,尽管忙成那个样子,还是不敢睡午觉,怕孔子会发牢骚“——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所以曾国藩改成睡晚觉。早上起得早,公事又多又忙实在受不了,没有办法,只有在吃晚饭以前,睡一下,然后夜里精神又好。这个昼寝的教训,在古人是这么严重的事。

后来到了民*国初年,洋学堂是学的西方文化,新的规矩一定要睡午觉,尤其那个时候,德日式的训练风气来了,早起有朝气,补充的休息时间便靠午睡,否则不合乎卫生。那么“宰予昼寝”的问题怎么办呢?有人便提出如康有为、梁启超他们的意见,说这个不是“昼”寝,是“画”寝的错误。因为宰予没有事,常常在寝室里头“画”壁画。除非幼稚园的学生,可能偷偷地在墙上乱画,宰予又不是小孩子,为什么要在墙上乱涂。读书不多真难,后来才知道受了康有为他们的骗。这个“画寝”的问题,最先提出的是梁武帝,后来宋代也有个人照此讲过,说宰予并不是白天睡觉被骂,而是他在寝室的墙上乱画,所以孔子骂他。康有为他们的说法,并非创见。

然而,据我们的了解,古人对孔子这两句话,似乎都曲解了。据我的研究,这两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这根木头的内部本来就已经腐坏了,你再去在他外面雕刻,即使雕得外表很好看,也是没有用的;“粪土之墙”,经蚂蚁、土狗等爬松了的泥巴墙,它的本身便是不牢固的,会倒的,这种里面不牢的墙,外表粉刷得漂亮也是没有用的。等于房子烂了,你把他整理起来,像用现代的三夹板、甘蔗板、壁纸一敷,走进去看看很漂亮,但架子松散,这是不对的、靠不住的。

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就懂得他是说宰予的身体不好。只好让他多休息一会,你们对他不要有太过的要求。这个道理,我是从学生中体会出来的。因为我有几个学生,能力好、智慧高,他的才能见解,老实说我都佩服他。但要命的是,交给他一件事情,一个月都没有消息。骂他吗?不忍心。实际上他三天两天就患感冒,一天到晚都必须与床为伍,没有精神,只好躺下来睡觉。我才发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不是说他坏,而是他的底子太弱了。但是人很奇怪,身体弱的人头脑都好,试看《孟子·尽心章》里:“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一个有病的人,因为经常在病苦中,身体没有其他的活动,所以会多思想、会搞学问。体力好的人,运动得锦标的,要他写两篇,他很吃力。这两件事,不可得兼;体能好,智慧又高,文武具全的人太少了。学问、德业好的人多半体弱多病,这是事实。所以孔子说:“于予与何诛?”对于宰予不必过分诛求了。“诛”者求也,在此不可当杀人的“杀”字用。“诛”也是要求的“求”,这里“于予”的“予”就是宰予。换句话说,你们对于宰予,何必要求太过呢?就让他睡个觉吧!

接下来: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孔子说,从前我听了一个人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年纪大了、人生经验多了,听了一个人说的话,还要观察观察他的行为。这个改变,是宰予给我的启发。

古人根据这些话解释说,孔子对宰予恨极了。事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从生活和教学的经验中体会,便可知孔子这样的话,是说他从前看到一个人,有思想、有才具,便相信这个人将来一定有成就——“听其言而信其行”。后来他发现并非如此,一个人即使有才具、有学问,但没有良好的体能、没有充沛精力,也免谈事业。一个人做事业,必须要强健的体力,饱满的精神。所以孔子说,我看了宰予,对人生看法有了改变,天下事实在并不简单。有人有思想、有能力、有才具,他却一辈子做不好事业,因为他的精力不足、精神不够。所以曾国藩的相法便说:“功名看气宇,事业看精神。”有道理!所以我认为这一节是这个意思,对与不对,还待大家再研究。不过我个人至少到今天为止,认为是这样的。只是古人把孔子描写得太古板、太迂腐了,其实孔子非常通人情。

人到无求品自高

这里讲到另外一个人了。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孔子有一天在感叹,他说我始终没有看见过一个够得上刚强的人。要注意这个“刚”字,脾气大不算刚,那是脾气大。刚的人是方正,并不一定脾气大,普通讲这个人很蹩扭,高帽子戴不上,骂他也不改变,这差不多有点像刚,但还要看他的品德、智慧、修养。前面我曾经提到有一个人讲过,他说上等人有本领没脾气,中等人有本领有脾气,下等人没本领脾气大。孔子这里的刚是指有本领没脾气的上等人而言。

孔子讲了这句话,有一个人说,有嘛!申枨,他不是很刚吗?“子曰:枨也欲。焉得刚?”他说申枨这个人有欲望,怎么说是刚呢!【一个人有欲望是刚强不起来的,碰到你爱好的,就非投降不可】。人要到“无欲”则刚,譬如说,这个人真好!真了不起!就是一点毛病,爱钱。既然他爱钱,你拿钱给他,他的了不起就变成起不了。你说这个人品德样样都好,就是有一个毛病爱读书,遇到懂得手段的人就利用他了,什么都不和他谈,专谈书,他就中计了。历史上有些人,“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请他出来做官,他不干;任何权势拉拢他,理都不理。但是中国政治上有一个传统的手法,只要在人上者,肯“礼贤下士”,管你什么人,都要吃瘪、投降。有人认为你是天下第一人,你不出来,奈天下苍生何?这时候你想想,觉得还不错,不妨出来试一试。功名富贵什么都可以不要,就怕“礼贤下士”。只要以礼下人,任何英雄都不免来入彀中。不过要有道德作背景,如果没有道德的基础,仅是这样乱用,礼也是一把刀,有时要把自己杀掉的,这要特别注意!

所以真正刚强的人是没有欲望的——无欲则刚。有一个学生要我写一副对子,我送他八个字。上联是佛家的思想,下联是儒家的思想:“有求皆苦,无欲则刚。”如果你说什么都不求,只想成圣人、成佛、成仙,也蛮苦的呀!所以有求就苦,人到无求品自高,要到一切无欲才真能刚正,才可以作顶天立地的人。

孔子说申枨还有欲望,怎能算得刚?因此,引出了另一个人的话。

推己及人难又难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这是子贡很得意地讲自己学问修养的心得。他说,我不喜欢人家加到我身上的那些事,我也不想有同样的情形加到别人身上。譬如有人骂我,我会觉得不高兴,因此我也不骂任何人。换句话说,别人给我的痛苦、烦恼,我不喜欢,因此我也不愿加给任何一个人痛苦、烦恼。你说一个人够做到这样的修养,多了不起!他向孔子报告了自己这个做学问的可贵心得。“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孔子听了便说:子贡呀!这是你做不到的呀!再下一句虽然没有写出来,但隐约中包涵有孔子自谦的意味,等于说,就算我为师的也不能完全做到,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为什么呢?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只要是活着,一定烦恼了别人,这是必然的道理。譬如我们大家在这里研究《论语》,蛮轻松的,等会儿回家一看:“太太!你怎么搞的?饭没做好!”我们在这里享受,那个烦恼是加在太太身上的。人活在世上,都是把自己的痛苦加在别人身上,然后自己得到一点所谓“享受”,所谓“幸福”。所以子贡说了这些话以后,孔子说他做不到,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人活在世界上是互助的,我们的幸福享受,一定有赖于人,甚至妨碍了别人。不过,如能常生警觉,想到妨碍了别人时,尽量少妨碍一点,已经是最好的道德了。所以说,绝对无私,绝对无欲,是做不到的。

老子也认为绝对无私是不可能的,做到“清心寡欲”、“少私寡欲”,已经很了不起。少私就公了;绝对无私行不通;绝对无欲做不到;少欲就是了不起。所以替自己想时也能替别人想,就是很了不起的公德。当我想到需要拿扇子的时候,也问问他:“你要不要?”就了不起。假如说当我拿扇子的时候,我买扇子送给天下所有需要扇子的人,是做不到的,不但没有这个财力,而且也缺乏这种能力。况且世界上有些人,你给他扇子,他拿了丢掉,为什么?他有病还吹不得风呢!由此可知作人之难,道德修养之难。

有人说,我们后世的人景仰孔子,知道他了不起,那都是子贡的功劳。为什么?孔子晚年的生活,很可能都靠子贡维持的。乃至扬名天下,子贡也大有功。当时国际之间,不论外交策划,工商界的声望,战略政略的顾问,子贡样样都行。而且子贡对孔子的认识非常够,孔子死后,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大多都服心丧三年——就是对老师像对父母一样,内心服孝三年。只有子贡庐墓三年——守孔子的坟墓守了三年。中国人讲究看风水的“堪舆”学中,相传孔子在曲阜的坟墓也是子贡勘定的。起先孔子死后,同学们先看中了一个坟地,便是后来葬汉高祖的地方,但是子贡认为这个地方用来葬我们的夫子,是不够的,因为那只能算是一个帝王之地,我们夫子是千古圣人,这个地方是不够格的。因此子贡决定葬在曲阜,这是风水家的相传,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孔门文武事功的二子

子贡如何的捧孔子,下面便是明证: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以子贡的学问与成就,终于说出孔子的伟大来。他说,我们跟了夫子这么多年,所晓得的,只是他的文章。说到“文章”一词,我们要注意,在这里并不是写稿子的那种文章;古人的所谓文章,包括美好的言语、思想、行为、举动、待人、处世等表之于外的都叫作文章;事理成了一个章法,蕴含艺术的气氛,就叫文章。后来变成狭义的文章,写成某些形式的文字才叫文章。子贡在此说,老师的学问文章,我们都常听到;可是老师有关于人性的本源,与形而上生命的来源的本体论,以及宇宙最初是怎样开始的?究竟谁造的?是唯物的或唯心的?这个天道——哲学的问题,因我们的程度还不够,老师也就没有跟我们提。所以我们后世只有研究《易经》,才看出孔子谈形而上道的哲学和科学问题,四书中关于形而上道的阐述非常少。因此,后世研究孔子的学说,如果有人提出孔子对于形而上的观念是如何如何的,多半是他的孔子如此认定,难为笃论。譬如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内容上说孔子认为如何,如何;多方引证一番,那只能说是我们的孔子,并非孔子的我。这是什么道理呢?根据子贡的话:“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可见他因这班弟子的程度还不够,所以很少跟他们提到。

本篇到此,话题一转,这里说子路的好处了。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子路尽管那么粗暴,那么冲动,但子路的品德特别好,武功也好,孔子的确喜欢他。他是后来在卫国出大乱的时候战死的。卫国发生变乱时,他刚从外面回来,原来他可以躲开这场祸乱的,但他没有逃避,他听到消息认为“见危授命”,更应该前去,不能逃避。【他进去以后,正在战乱,他参加作战而死亡,临死时一身都是创伤,但他认为儒者之死,应该整其衣冠。所以临命终时,抱着重伤,戴上帽子,整理好衣服,端端正正,然后才断气】。【一个人一身创伤,还如此从容,知道大限已至,整理衣冠,扣好扣子,死得端正,这种精神修养,太不容易】,他能如此,决非偶然。所以这里说子路最怕听见孔子讲话,为什么?因为他怕听了做不到,有愧于为学。道理明白了,行为要配合得上,此即所谓“履践”的工夫。他因为怕做不到事理合一之境,等于是自欺,所以他最怕老师的教诲。

盖棺成定论

本篇这一节之前,都是讲学生的故事。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这节开始讲到孔子对于当时及其前后时代人物的评论。这个人物的评论,包括了如何作学问与整体的文化精神。现在这里先介绍一个人。

他就是孔文子,姓孔名圉,是卫国的大夫。文子的“文”的来源,是中国古代的谥法,从周朝开始,一直流传下来的,民*国以来,因为几十年都在战乱之中,国家多故,我们文化中的这一点还没有恢复。

什么是谥法?简单一句话,就是一个人死后的定论。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只有中国历史文化才有的,连皇帝都逃不过谥法的褒贬。我们要晓得,这一点便是中国文化春秋大义的精神所在,同时更应该使下一代记取这具深义的特点。中国古代做皇帝、做官的最怕这个谥法,怕他死后留下万世的骂名,甚至连累子孙抬不起头。因此他们为国家做事情,要想争取的是万世之名,不愿死后替子孙留下臭名,更不愿在历史上留个骂名。这个就叫谥法——也就是死后的一字之定评。皇帝死了就由大臣集议,或史官作评语,像汉朝的文帝、武帝,称谓“文”、“武”,都是谥法给他们的“谥号”。“哀帝”就惨了,汉朝最后那个帝为“献”帝,也含有奉献给别人,送上去的悲哀。可见这个谥法很厉害。王阳明,是他本人的号,后来加谥为“文成”。曾国藩,后人称他曾文正公,“文正”两字是清朝给他的谥号。死后的评语够得上称为“文成”、“文正”的,上下五千年历史,纵横十万里国土,虽然有几亿的人口,其中却数不出几个人,最多一二十人而已。这是中国文化中谥法的谨严。所以中国人做官也好,做事也好,他的精神目标,是要对后代负责;不但对这一辈子要负责任,对后世仍旧要负责任。如宋代的名臣,也是理学家的赵拤,他一度放到四川作“省主*席”——比拟现代的官位来说。他自己骑一头跛脚骡子,带了一个老仆人、一琴、一鹤去上任,到了省城里,全城的文武官员,出城来接新主*席,却看不到人,谁知道那个坐在茶馆里面,一琴、一鹤相随的糟老头子就是新上任的主*席。当然他不止是当主*席,也当过谏议大夫,是很有名的名臣——历史上成为名臣不容易。有所谓大臣、名臣、具臣、忠臣、功臣、奸臣、佞臣等等。所谓忠臣、奸臣,看小说都知道,不必细说了。要够得上成为一个名臣,很不容易,够得上一个大臣,更难。大臣不一定在历史上很出名,可是他一定有安定天下后世的功业。我们不希望看到奸臣,也不希望看到忠臣,这话怎么说呢?我们晓得文天祥是忠臣,岳飞也是忠臣,但是我们不希望国家遭遇到他们当时那样的时代。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名臣、大臣,像赵拤就是名臣、大臣。他最后退下来,回到家里,写了一首诗:“腰佩黄金已退藏,个中消息也寻常,世人欲识高斋老,只是柯村赵四郎。”不要看错了,说他腰里都是黄金美钞所以退休了。这个黄金不是黄金美钞,看京剧就知道,所谓“斗大黄金印,年高白玉堂。”古代方面大员的印信,实际上是一颗铜的大印,叫作“黄金印”,有如现在中央部会的印,铸印局用铜铸的,也可叫黄金印。“腰佩黄金已退藏”,是说退还了那颗黄金印。“个中消息也寻常”,一生风云人物,其实很平常。“世人欲识高斋老”,他下来以后所住的地方叫高斋,他说你们以为住在高斋的这个老头子有什么了不起,而想认识认识他是何等样的人吗?“只是柯村赵四郎”,其实还是当年住在柯村的赵老四啊!他是那么平淡,那么平凡。所以一个最了不起的人,是最平凡的人。真做到平凡,才是真了不起。而赵拤最后的谥号是两个字“清献”,历史上的赵清献公,就是赵拤,他一生都奉献给国家,而一生清正,到达这个程度是很难的。其他的名臣很多,在这里一时也说不完。

总之,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非常重视这个谥法,而我们现在呢!大有陆放翁诗的:“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管他的!死了就拉到,老子死后,你要骂就骂吧!只要我现在活得舒服就对了。我们不要忘记了,谥法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等到邦有道时,这些东西仍然要恢复起来才对。试看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精神,不管文人、英雄,死了就死了。像法国人,一提到就只有拿破仑。拿破仑又有什么了不起,崛起只有二十来年,五十多岁就死了,而且是个失败的英雄,比楚霸王还差劲,什么拿破仑的!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英雄多得很,只因为历史上多是同情失败的英雄,所以“徒使竖子成名耳”。现在的西方文化更搞不清楚,“死后是非谁管得,生前拚命自宣传。”可是我们中国人要懂中国文化谥法的道理和精神。

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像日本明治维新的几个重要人物之一——伊藤博文的名言:“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是吸收中国文化的东西,日本人自称东方文化,其实都是道地的中国文化。我们这一代青年,那种短见,那种义利之不分,实在“匪夷所思”。刚才我们几个人谈到现代青年对现代知识的贫乏,什么都没有,一谈就是考什么学校,为了待遇多少,为了求生活,这些是从前我们从来不考虑的。现在搞成这个样子,真是文化精神的衰退,实在值得我们多加注意。这是谈到谥法引出来的题外感想。

现在回到原文。卫国的大夫孔圉,死后谥作文。子贡问孔子“何以谓之文也?”一个人一生作人做事,要怎么样才够得上称作“文”?“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一个人聪明——聪明的人不大好学的,而且聪明的人往往以为自己的学问够了,尤其我们现代人,容易犯这个毛病,好像自己什么都懂;而且现代人犯一个更大的毛病,地位越高了,好像自己学问也随之而越高深了,这是很成问题的。要敏而好学,越聪明越好学,为自己,为事业都好,这才是了不起的人物。第二点更难了:“不耻下问”,什么叫下问?比我不如的人,也要虚心向他请教求证。人要有自知之明,那样行就是行,即使行了,以能问于不能,作为参考,这才叫能够集思广益。孔子说一个人能够敏而好学,再加上不耻下问的谦德,才符合“文”这个字的内涵。曾国藩的了不起,就是幕府中的人才多,他的智囊团组织大,第一流的人才都参加,大家的智慧变成他的智慧。诸葛亮的了不起,也是幕府人才非常多。所以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才叫做“文”。

名臣的典范

孔子又批评一个人,是当时春秋时代,比孔子稍稍早一点,郑国有名的首相,对郑国有了不起的贡献的,名叫子产。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子产是历史上有名的好宰相,好政治家,孔子非常佩服他,说他特别有四点君子之道,不是普通的常情、德业、修养等等可比。因此孔子对他四个长处,在历史价值上加以评论。他说子产自己严肃得很,管理自己非常恭谨,不马虎,这是很难得的。一个人对自己最易放松,往往认为错处总是他人的,很少对自己的错失反省,而子产做得到“行己也恭”,实在难得。同时又“事上也敬”,子产做首相,对于主上非常恭敬。恭是自己内心的肃诚,敬是对人对事态度上的严谨。换言之:对上接受命令时,不只是服从,有好的意见时要提出力争。执行命令,要尽心,不只是敷衍了事。最怕的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你要他提意见办法,他表示没有异议,你教他执行,他又呆在那里。而子产对上对下都能敬于其事。“其养民也惠”,他能促使经济繁荣,对于社会百姓,大家能得其所养,安定生活,对于社会有贡献,有恩惠给人民,因此老百姓感恩于他,他有命令下达时,各个服从。但是“其使民也义”,他又非常合理、合时、合法,人家乐意听他用,的确是大政治家的风范。所以郑国有子产才能兴起来,因为他有四点君子之道。这四点长处并不仅是政治家才应该具备,而我们不是政治家就用不着,没有这种事。如果我们拿这四点来作人处世,就是成功的一半,所谓君子之道,大有可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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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22 09:53:41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兵行象水 于 2016-10-22 09:56 编辑


孔子讲到另外一个人,就是晏平仲。齐国人,曾任宰相,年纪比孔子大一点,但与孔子同时。孔子到齐国所以不得志,就是小矮子不让他去,齐国本来想请孔子去,小矮子告诉齐王:“你能有这度量,可以请他来吗?”这个话皇帝一听,心里有数了,就不敢请孔子去。但是孔子对于晏子很佩服。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他说这个人作朋友了不起,历史上有他的专门著作——《晏氏春秋》。晏子是大政治家,可说是孔子前辈,年龄虽然差不多,但比孔子出道早。《古文观止》上有一篇,辑自《史记·管晏列传》,提到晏子的车夫,一天回家时,太太要求离婚。车夫问什么原因,他的太太说,我今天在门缝中看到你驾车载晏子经过门口,晏子那么矮,做了宰相,名震诸侯,还是简朴无华,自居人下的样子。而你身高八尺,只是他的仆役,却显得意气扬扬、自足自满的样子。你竟是这样没有出息,不长进的人,所以我要离婚。晏子的车夫听了这番话,就马上改过,力学谦卑,第二天驾车都变了。晏子看见他突然一反常态,样子变了,觉得奇怪,问明了原因,晏子就培养他,从此立志读书,后来官拜大夫。从这个故事可知晏子有他了不起的地方,孔子尤其佩服他这个人对于交朋友的态度。他不大容易与人交朋友,如果交了一个朋友,就全始全终。我们都有朋友,但全始全终的很少,所以古人说:“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到处点头都是朋友,但不相干。晏子对朋友能全始全终,“久而敬之”,交情越久,他对人越恭敬有礼,别人对他也越敬重;交朋友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字——“久而敬之”。我们看到许多朋友之间会搞不好,都是因为久而不敬的关系;初交很客气,三杯酒下肚,什么都来了,最后成为冤家。

讲到这里,我们想到中国人的夫妇之道——“相敬如宾”——宾是客人,对于客人无论如何带几分客气,如果家人正在吵架,突然来了客人,一定暂行停战,先招待客人,也许脸上的怒意没有完全去掉,但对客人一定客气有礼。夫妇之间,在最初谈恋爱时,西门町电影院门口等了两小时,肚子里冒火,对方来了,还是笑脸迎上去,并且表示再等两小时也没关系。如果结了婚,再这样等两小时,不骂一顿才怪!因为是夫妇了嘛!所以夫妇之间,永远保持谈恋爱时的态度——相敬如宾,感情一定好。不但夫妇如此,朋友也如此。扩而大之,长官对于部下,部下对于长官,也是这个道理。

这个“敬”的作用是什么?好像公共汽车后面八个字的安全标记:“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少碰为妙。

普通人交朋友,恰恰与晏平仲相反,时间久了,好朋友变成冤家,这对五伦中的友道,实在有亏。尤其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对任何人都不大相信,友道根本上已成了问题。必须急图匡正。以便维系“久而敬之”的交友原则。

玩物丧志

接下去,谈到了臧文仲。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

我们首先要了解的,臧文仲是孔子父母之邦——鲁国的大夫,为臧孙氏,名辰。“居”字在这里,和“囤积居奇”这句成语中的那个“居”字的意义相同。“蔡”是大乌龟,就是在街上特产店中可买到的玳瑁。讲到乌龟和狗,在中国上古的文化中,都是很受重视的东西。平常碰到广东朋友,就往往会谈到吃狗肉。为什么广东朋友欢喜吃狗肉?因为广东、福建一带,直到现在还保存了不少唐代以前的文化。同时在中文音读方面,广东、福建的语系,很多地方还保有唐代的中州音。我们研究诗词、读古文、讲音韵平仄。假使用现在的国语发音,有时候会有很大的困惑;我们如用国语来朗诵古诗词,就会常常读错音的。例如一个字的平、上、去、入四声,现代改为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但第四声(入)往往和平声没什么分别,所以原来的四声等于只有三声。原来的上、去、入等三声都是仄声,但现在听见有人用国语朗诵诗词,对入声字就念成了平声,这就是因为现在的国语,一、四两声不容易分而发生的毛病。

我们中国字的念法,不但有平、上、去、入四声,事实上以中原音为准,有宫、商、角、征(知矣切)、羽、变宫、变征等七音。(笛谱上有合、四、一、上、尺、工、凡等七个音阶。)所谓中原是古南阳,现在的河南、鄂北一带,为中原的中心地带。京戏中皮黄的黄,就是指湖北黄陂、黄冈一带而言,如“大王”这个名词,在京戏里念成“代王”的音,广东话的“大佬”也念成“代佬”,这就是古音。所以现在要研究中国的文学、文化,都必须懂得广东话,乃至福建话(包括台*湾话)。因为广东话、福建话有七个音,尤其闽南话到了八音,它的鼻音非常多,有些是国语没有的音。

为什么我们说广东人的吃狗肉,也是来自上古的文化?我国自古以狗作祭品。自三代以来,差不多到商周时代,祭品中才取消狗,改用牛、猪、羊等作祭祀的牺牲。老子《道德经》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话——一般人批评老子这句话为阴险、刻薄,看事情太透彻。因为他们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地无所谓仁不仁,生了万物,又把万物当刍狗来玩弄。这是对老子思想的误解,或者故意曲解来作幽默用的。老子“刍狗”的本意,就是草做的狗。狗在古代本来是作祭祀用的牺牲,在祭祖宗、祭天地等典礼中,如现在的冷猪头、牛、羊等。后来由于社会风气的演变,不再用真的狗,而用草扎一只狗形来代替。相当于后世在拜拜的时候,用面做的猪头来代替真的猪头一样。刍狗做好以后,在还没有用来祭祀之前,大家对它都很重视,碰都不敢随便碰;等到举行祭祀以后,就把它丢到垃圾堆里去了。

儒家常说天地有仁心,滋生了万物;老了则说天地无所谓仁,也无所谓不仁。天地生了万物,并没有想取回什么报酬。人帮助了人,都往往附带了条件,希望有所回报。于是老子说人要效法天地。天地生了万物,他没有居功;天地给万物以生命,他没有自认为荣耀;天地做了好事,使万物生生不息。凡是能做的,做了就做了,没有条件。所以真正要成为圣人,就要效法天地的这种精神,养成这样的胸襟。所以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真正意思是:天地看万物和那个丢掉的草狗一样,并没有对人特别好,对其他的万物特别差。人之所以对万物差,是因为人的主观,人的自私的观念;这是老子的本意。

总之,这是说明上古把狗肉看得很重要,同时也把乌龟看得很重要。刚才说过了,研究古代文化,比较接近的,要从广东、福建两省的文字、语言、风俗、习惯着手。本省同胞的祖先,都是来自闽粤的,他们祭祀时用米做的乌龟很多。而在大陆其他各省,对乌龟就很忌讳。实际上乌龟在唐代以前都是好的象征。认为它的寿命很长,又代表了厚道、富贵,所以本省现在还保留这个风气。

现在讲到“蔡”,就是大龟——玳瑁,是龟中特别好的一种。战国时代,对大龟看得很珍贵。如果现在有人以此为题写博士论文,一定也可以拿到一个学位。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就提到过乌龟。所谓“日者”在古代包括了天文学家、气象学家、占卜、算命等都在内。过去对于这些像科学,又像哲学,又像玄学的东西,都归“太史公”掌管。所以当时太史这个官,就是专管历史和这些事情的。司马迁的《史记》中,常有“太史公曰”,因为他是历代世袭的太史,他是把父亲捧出来:“我爸爸说的。”后来司马迁承袭父职也做了太史公。他自己要骂人的时候,不好意思直骂,就说“太史公曰”——“我爸爸当年说的”,这是司马迁写文章调皮的地方。

司马迁在《日者》、《龟策列传》中,写到卜卦用乌龟的事。古代认为乌龟有神灵,卜卦要用乌龟的壳。卜卦的人如何找得到那么好的乌龟壳?古代的情形不知道,据我们所看到的,就很残忍了。是把乌龟上下夹住,然后在乌龟后面用火一烧,乌龟被烧痛了,拚命想逃走,可是壳又被夹住了,最后向前猛窜,龟肉飞了出去,壳就留下来,所谓“脱壳乌龟”就是这情形。这种龟壳,就被认为有神灵,拿来作卜卦之用。

司马迁因为世代研究这类东西,天文、气象、卜卦等等都会,因此他在《龟策列传》中,对这件事写得很妙。他说乌龟如何如何灵,如何如何神。在春秋战国以前,遇到国家大事,连大臣们都不能决疑的时候,就用卜卦来决定。他还举出了许多例子,来证明乌龟如何灵验,但写到最后,妙了!他写道:“江淮人家,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最后这么一句,意思是说:据小子我遍游名山大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了南方一看,江淮之人,长江以南,湖南、广东一带的人,他们还吃乌龟的肉呢!这篇文章到此就完了。你说他迷信不迷信?这可不知道了,也许这是他的历史哲学。上面说了乌龟很灵验,既然很灵验,又自己保不住,江淮的人还吃乌龟肉,就可见不灵验。假如不灵验,又何必去迷信?但一定说是迷信,上面又举了很多灵验的事实。由此我们知道古人写文章,不像现代的人写文章没有根。古人写文章不但有根有据,而且不轻易下结论,非常客观。

现在回到本文。如上面所说的,因为古人对于乌龟非常重视,鲁国的大夫臧文仲居蔡,把一个玳瑁藏起来。当年没有博物馆,臧文仲是一位大夫,在自己家里,修了一间房子,把这个玳瑁供起来。这间供玳瑁的房子,漂亮极了。“山节藻棁”,就是古代木质的建筑物,在梁柱上雕刻有山水。“藻”是海藻形的花纹浮雕。“棁”就是接棁的地方。为了供一只乌龟,特别在家里修一栋建筑物,又修得那么漂亮、华丽、奢侈。一般人都认为臧文仲很有智慧,很有学问。孔子就说:“何如其知也?”——这个“知”读“智”——像他做这样事情的人,为什么一般人说他很有智慧呢?孔子认为臧文仲做这件事,太不懂事,几乎是近于无知。他相信一个人到了某种地位时,在言行上,一举一动,一句话,都会影响到社会风气。以现代社会而言,如果一个有权位的人家,养一只小狗,给它盖栋小洋房,就未免太过分了。当一个社会艰难困苦的时候,这样做是不应该的,这不能算是智。

进退揖让之间

这里又批评当时历史上另外一个人——令尹子文: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子文是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名宰相。姓斗,名谷于菟。楚国是当时南方新兴的国家。研究春秋战国的历史文化就知道,北方大概偏重于传统守旧;到了南方,楚国是后起的国家,气象就不同,文化思想都有新兴开展的现象。同时他也有很好的政治家。

令尹子文,令尹是官名,等于后世所谓的宰相、首相。子文是封号。他的道德、学问都很有修养,而他当时在国际间的声望,大致相当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的名相伊藤博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他三次上台做首相,并没有觉得了不起,一点也没有高兴过。“三已之,无愠色。”三次下台卸官,他也没有难过。人在上台与下台之间,尽管修养很好,而真能到淡泊的并不多。一旦发表了好的位置,看看他那个神气,马上不同了。当然,“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难免。如果上台了,还是本色,并没有因此而高兴,这的确是种难得的修养。下台时,朋友安慰他:“这样好,可以休息休息。”他口中回答:“是呀!我求之不得!”但这不一定是真心话。事实上一个普通人并不容易做到安于下台的程度。所以唐人的诗说:“逢人都说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这是描写当时在朝做官这种情形,古今中外都是一样,不足为怪。不但中国,外国也是一样。“不喜不愠”,这是很重要的修养。此其一。

其次,上台终有下台时。爬山的朋友就知道,爬上去时固然很难,下山的时候更危险。因为向上爬很费力很痛苦,一定会小心。走下坡的时候,就满不在乎了,但往往在这时出毛病。我们可以从爬山体会人生。人“上台终有下台时”,而且老是站在台上,永远演上去就没有意思了。和电影、电视界的人一接触就知道,再好的明星,演上十年,也就不再受欢迎了。大家看惯了的面孔,就会生厌,必须要换新人。所以有时下来,换个面孔,蛮好!同是一个人,到别的地方站站,蛮好!此中也其有人生哲理。此其二。

在权位、名利之间,大家都说对富贵功名不在乎,但有人问我喜欢什么?我一定说喜欢钱。问我有钱没有?我老实回答没有钱。当然,不应该要的钱不会去拿,危险的钱不敢去拿,所以一辈子也没有钱。但钱是人人喜欢的,所以要讲老实话。如果说“我绝不要钱”,这个话真不真?很难说了。同样的说“我绝不要做官”,这个话是不是真心的,也很难说。富贵功名我很喜欢,可是绝不乱来,绝不幸致。这是坦白话、良心话,我喜欢,但不苟取、不乱来,这已经了不起,是很好的素养了。如果说我绝对不喜欢,那是假话。人要诚恳。所以做官,必须要学学令尹子文,三次上台,不喜,三次下台,不愠。我们看书时往往把这种地方很轻易带过了,如果自己切实一体会,才知道他真是了不起。上台,应该的,你交给我做,只要能够做的我尽力去做;下台,最好,我休息休息,给别人做,心里无动于衷。这还不怎么难,最难的是:“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定详详细细告诉后面接任的人该怎么办。普通交接,只说:“这事我办了一半,明天你开始接下去。”就这样了事,令尹子文,则把事情的困难、机密,全部告诉来接印的新人。多数人都会有经验,新旧任交接,在交印时总不是味道,多半不愿把困难的所在告诉新任的人。即使双方是好朋友,也是一样。甚至原来两个好朋友,一个在台上的病危了,另一个到医院去探望,关心的是哪一天可以去接他的印,而不是病情何时好转。看了几十年人情,颇恨眼睛还很亮,不太老花,耳朵也颇灵光,这真不是件快乐的事!

这里是说令尹子文对国家的尽忠负责。对来接任的人,看成是工作的接班人。他这种态度,在表面上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在外面做事的人,对这些要牢记,这是对国家尽忠,对自己尽职。在一个团体,就为团体尽忠,不为私事。所以子张问到令尹子文时,孔子便说:“忠矣。”指出令尹子文是国家的忠臣,因为他把私人的利害得失丢开了,完全为国家尽忠。“曰:仁矣乎?”子张又问到像令尹子文这样的做法,他的学问修养,有没有达到“仁”的境界?“曰:未知,焉得仁?”孔子说,“仁”是什么他还不知道,他怎么能算得“仁”者?他只是忠臣,仁还不够。

对于孔子说的仁,我们在《里仁》篇中曾提到过的,这里不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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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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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24 08:05:43 |显示全部楼层
濯足沧浪哪得清

崔子弑其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事情。齐国是鲁国的邻邦,当时有一大臣崔杼叛乱,杀掉了齐国君王庄公。孔子写《春秋》的微言大义,前面已经说过,他常用一两个字标明,衡论是非。这里的“弑”字,就是《春秋》大义的微言。凡是叛变的人杀了上面的都称为“弑”,所以在历史上看到弑,就知道是叛变杀了上面,在历史上永远留下叛变的罪名。这是中国历史哲学的精神,也是历史的道德观。无论怎样成功,如果做了不对的事,千秋万世都要负这个历史道德的罪名,弑就是弑,杀就是杀。对敌人打胜仗就是克,不是敌人就不能用克。这是一定的、刻板的,所以崔子叛变杀了齐君就是弑。

陈文子也是齐国的大夫,和崔子是同事,地位相当。古代的交通工具,一部车子为一乘,用四匹马驾驶。有马十乘,就是有十部马车,一共四十匹马。以现在来说,小轿车就有十辆以上了,直升飞机几架不去说他。“弃而违之”,对崔子的叛变看不下去,把自己的偌大财产都丢掉不要,逃离了齐国。“之于他邦”,又流浪到别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每个国家都很乱,到别的国家一看,“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他说,这个国家的大臣们,也都是混蛋,和齐国的崔子一样,都不是好东西。“违之”,因此又走。周游列国,到处走。“之一邦”,又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又是感叹!整个世界都是一样,都在混乱,大臣都和崔子一样,没有好东西!“违之”,离开了。子张就问孔子,老师,像陈文子这个人,你看,了不起吧?“子曰:清矣。”孔子说,好!很清高。清高的人往往比较自私,只顾自己,不能算是忠臣。否则,为什么自己国家有难,弃而不救,到处乱走?这里看不惯,那里看不惯,难道国家太平了,就非要你来住吗?

绝大多数清廉之士,最高的成就只到这个地步。他们清,很清。他们批评什么事情,都很深刻,都很中肯,很有道理。但是让他一做,就很糟糕。高尚之士谈天下事,谈得头头是道。不过,天下事如果交给他们办,恐怕只要几个月就完蛋。国家天下事,是要从人生经验中得来。什么经验都没有,甚至连“一呼百诺”的权势经验都没有尝过,那就免谈了。否则,自己站在上面叫一声:“拿茶来!”下面龙井、乌龙、香片、铁观音,统统都来了,不昏了头才怪,你往地上看一眼,皱皱眉头,觉得不对,等一会就扫得干干净净。这个味道尝过没有?没有尝过,到时候就非昏倒不可。头晕、血压高,再加上心脏病,哪里还能做事?一定要富贵功名都经历过了,还能保持平淡的本色,最了不起时是如此,起不了时还是如此;我还是我,这才有资格谈国家天下事。不然去读读书好了。至于批评尽管批评,因为知识分子批评都很刻骨,但本身最了不起的也只能做到清高。严格说来普通一般的清高,也不过只是自私心的发展,不能做到“见危授命”,不能做到“见义勇为”。所以古人的诗说:“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也是从人生经验中体会得来,的确大半是如此。屠狗辈就是古时杀猪杀狗的贫贱从业者,他们有时候很有侠义精神。历史上的荆轲、高渐离这些人都是屠狗辈。虽说是没有知识的人,但有时候这些人讲义气,讲了一句话,真的去做了;而知识越高的人,批评是批评,高调很会唱,真有困难时找他,不行。

讲到这里,想起一个湖南朋友,好几年以前,因事牵连坐了牢。三个月后出来了,碰面时,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三个月坐牢经验,有诗一首。是特别体裁的吊脚诗,七个字一句,下面加三个字的注解。他的诗是:“世态人情薄似纱——真不差,自己跌倒自己爬——莫靠拉;交了许多好朋友——烟酒茶,一旦有事去找他——不在家。”我听了连声赞好。这就和“负心多是读书人”一样,他是对这个“清”字反面作用的引伸;对社会的作用而言,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孔子对于陈文子这种人的评论只给他一个“清”字。总之,“水太清则无鱼,人太清则无福。”这话很有道理。子张又问陈文子这个人,够不够得上“仁”的程度?孔子就说,他对仁的观念都还没有,怎么可能达到“仁”的修养?

想得太过了

上面列举出“忠”的榜样和“清”的榜样,接着讲一个道理。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姓季孙,名行父,谥文,是鲁国的大夫。做事情过分的小心,过分的仔细。“三思而后行”,一件事情,想了又想,想了又再想叫“三思”。孔子听到他这种做事的态度,便说:“再,斯可矣!”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从前老学究们的解释认为:“做事情要特别小心,孩子们,想三次都不够,孔子说‘再斯可矣!’还要再想一次哪!”这种解释是不对的。其实,孔子认为他想得太多。作人做事诚然要小心,但“三思而后行”,的确考虑太多了。学过逻辑就知道,学过《易经》的道理更懂得。世界上任何事情,是非、利害、善恶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但是要三思就讨厌了,相对总是矛盾的,三思就是矛盾的统一,统一了以后又是矛盾,如此永远搞不完了,也下不了结论的。所以一件事情到手的时候,考虑一下,再考虑一下,就可以了。如果第三次再考虑一下,很可能就犹豫不决,再也不会去做了。所以谨慎是要谨慎,过分谨慎就变成了小器。大家都有几十年的人生经验,过分小心的朋友,往往都犯了这个小器的毛病,小器的结果,问题就多了。所以孔子主张,何必三思而后行,再思就可以了。

难得糊涂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宁武子是春秋时代,卫国很有名的大夫,姓宁,名俞,武是他的谥号。经历卫国两代的变动,由卫文公到卫成公,两朝代完全不同,宁武子却安然地做卫国的两朝元老。“邦有道则知”,这个邦就是古时国家的别称,国家政治上了正轨,他的智慧、能力、才具发挥出来,了不起!可是后来到了卫成公的时候,政治、社会,一切都非常混乱,情况险恶,他还在朝,也参加了这个政治,可是他在“邦无道”的时候,却表现得愚蠢鲁钝,好像什么都很无知。但从历史上看出他并不笨,他对于当时的政权、社会,在无形之中,局外人看不见的情形下,在努力挽救。表面上好像他碌碌无能,没有什么表现,可是他对于国家、社会真的做了事。所以孔子给他下了一个断语:“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他说宁武子那种聪明才智的表现,有的人还可做得到,但处于乱世那种愚笨的表演,就难以学到了。

人们到了社会历史发生变动的时候,尤其是古代帝王政权变乱时,在前一个君王手上,充分表现了政治才能的人,本来是很容易遭忌的。这是政治上千古以来不移的定例。何以如此?有点莫名其妙的,也许是人类心理的通病,能干了会有人妒忌的。为什么妒忌?只能说是人类天生的劣根性,我们必须以学问、道德来消磨它。这种妒忌心理,到了事业或利害相对的时候,就忌刻别人。所以学问之道,就要了解自己的心理,把这些罪恶的心理,消磨了、转化了,那才是真正“仁道”之“仁”。所以孔子说到宁武子,当初他的才能表现得那么高,应该遭人家的妒忌;但是到了变乱的时候,他表现很碌碌无能,没人打击他,也没有人仇恨他,这一点修养是别人做不到的。人在得意时,聪明才智很容易露锋芒;“其知可及也”,这点大家还可以做得到。但是其实无华、老实平淡、笨笨无能的样子,“其愚不可及也”,这就很难做到了。

这里我们就想到清朝名士郑板桥,说过几句很了不起的话:“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绝顶聪明的人,不是故意装糊涂,而是把自己聪明的锋芒收敛起来,而转进糊涂,这就更难了。下一句话说待人接物,遇事退一步,把利益权位都让给人家,心里很舒服,并不希望人家事后报答,只要当时心里舒服就好。这也是孔子说宁武子的“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的另一引伸。

不如归去

下面讲到: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归与的“与”字是惊叹词。这一节等于孔子的一段传记。这是孔子周游列国,到晚年的时候,要想回来讲学的自白。这里谈到学问之道。我们要特别了解的是,孔子在这段时间周游列国,对于国家天下大事,了然于心。有很多很多拿到政权的机会,但是他不要,他认为国家天下所以安定,必须要以教育文化为基础,于是他决心回到自己的国家讲学去。此时他很感叹地说:回去吧!回去吧!

“吾党之小子狂简”——小子是年轻人。党是指古代的乡党,也就是鲁国这一些跟随他的学生们。“狂简”是两个典型。豪迈、慷慨,多半年轻人喜欢的个性和作风就是“狂”。轻易、草率,对国家天下事掉以轻心,就是“简”。我们知道宋代的名诗人陆放翁,(在清末民初,有更多的文学家喜欢捧陆放翁,誉他为爱国诗人。)他的一首名诗:“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与伯仲间。”这是他当时的自述。他在少年时代,希望带兵打仗,把金人赶出去,那种幻想中的气魄,非常可爱可嘉;后面四句则说到年纪大了,头发白了,一无所成的感慨。现在引用他的诗“早岁那知世事艰”,说明年轻人虽然富有冲劲,但容易犯轻狂的毛病,太过冲动,这就是“狂简”的狂。第二种典型“简”,把天下事看得太容易了,自己想到就好像做得到一样,年轻人也容易犯这个毛病。“吾党之小子狂简”,是说跟自己的这班年轻人,蛮有豪气,看天下事太容易了。虽然文采不错,“斐然成章”地议论纷纷,毕竟还未成器。像现代许多年轻人搞的书刊著作,大谈国家天下事,头头是道,但文章是文章,天下事是天下事,这完全两回事。要做到事理合一,非有几十年亲身艰苦的经历,是不会了解的。所以孔子认为,必须要回国教育后一代,决心把精神放在教育上,培养国家的根本。“不知所以裁之”这句话,是说年轻人有够狂的豪气,凡事看得太容易太简单。文章见解固然有,却不知道仲裁,不知道裁取。如何是该不该?怎样是能不能?都不考虑。学问之道,最难的是如何中肯仲裁。像做衣服的技师一样,要把一块布裁剪成一件合身而大方的衣服,这是一门不简单的学问。所以他一心要回到鲁国,献身于文教的千秋事业。

这一段,在时间上说,很可能是孔子晚年回国讲学的情况。为了整篇《论语》的行文,特地安排在这一篇。也很可能是孔子在陈蔡之间,遭遇困难以后,决心要回国讲学了,于是发出了这个“宣言”说明他回国讲学,对一些人或事,所采取的态度。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孔子对于伯夷、叔齐、吴泰伯三个人是非常佩服的。关于吴泰伯,在下面还有专篇。中国历史上这三个人,都是薄帝王而不为的人,他们本该当君主的,可是他们都谦让了,自己不要。伯夷是老大,叔齐是老三。老大让位给老三,老三也不干,结果两人都逃掉了,只好由老二勉强担当政权。伯夷、叔齐这样让国,吴泰伯也是这样的人。孔子到处提到他们,非常尊敬他们、崇拜他们。在这里又提到伯夷、叔齐有不念旧恶的美德。过去有人对不起他的,过了就算了,不怀恨在心。这有什么好处呢?有!“怨是用希”,能够不怀恨别人,宽恕了别人,所以和别人之间的仇怨就没有了,而坏人渐渐也会被他们所感化。

为什么《论语》编到这里,把这句插进去呢?因为孔子在鲁国做过一任司寇,至少也有现在电视上《包青天》节目中,包公的那种政风。上了台就把少正卯杀掉了,雷厉风行的作法,不免在政治上有些恩恩怨怨。不过他走的是正路,所以大家也拿他没办法。既然要回国讲学,政治上的恩怨可以抛诸脑后了。过去有人对我不起的,不要放在心上,随他去。我们回去教学吧!

虽然如此,他又讲了一件事。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微生高,姓微生,名高,是一个鲁国人,人家说微生高这个人很直爽、坦率,但是孔子认为大家的话说过分了,他并没有符合这种修养。“或乞醯焉”,有人向他要一杯醋浆。他没有,自己便到别一家去要一杯醋来,再转给这个要醋的朋友。孔子认为这样的行为固然很好,很讲义气,但不算是直道。直道的人,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必转这个弯。微生高转了这个弯,就不能算是直。

这一点值得我们研究了。我们要注意,孔子的思想——在下面还会讲到——是“以直报怨”,这也就是后世儒家思想的争论点。什么是“以直报怨”呢?你打我一记耳光,我不打你一拳,但吐你一口唾沫,不过分吧!总可以吧?因为你打我,我实在生气。至少,你骂了我,我可以不恨你,但我不理你,这总可以吧?这就是“以直报怨”的道理。孔子一直是这个主张。“以德报怨”是老子的思想,后世也把它代表了道家的思想。就是说,你对我不起,我不恨你,不报复你,反而对你好,乃至把你感化了。孔子“以直报怨”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和墨子思想以及侠义思想,有相同看法,都主张“直”。所以中国侠义的思想和墨子的思想,普遍流传于民间,所谓“睚眦必报”,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是由这种精神演变而来。那么孔子这个思想对或不对呢?我们不管他圣人不圣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先把圣人这头衔供到上面去,问题则要讨论。

拿中国传统的侠义思想或道家的思想来说,对于一个有困难,有急用而来借钱的朋友,正好自己没有钱,于是转向他人借来,给这困难的朋友,这是义所当为的事。但孔子在这里却并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不是直道的行为。

就我们现在研究的方法,《论语》是整篇连贯的,不能一节一节拆开来看。而且二十篇《论语》,也可说是全部连贯的一篇大文章。那么在这一个基本观点上,来看这一句话的含义。正如我刚才所讲的,孔子晚年周游列国后,要回国讲学了。他发表“宣言”,首先提出来“不念旧恶”,过去的都过去了,所有恩恩怨怨,大家都不必去说他。现在应该回去,为自己国家、为天下人,打一点文化的基础,来教育后代。第二点他也说明,虽然过去不问,但好的还是好,坏的还是坏。并不因为既往不咎,坏的就一下子变好了。这里不过借用这个“直”字来作说明而已。如果一定要说这一点,是孔子解释直道行为的要点,那么,后世的儒家就发生问题了。汉、唐、宋、元、明、清以来,所有读书称儒家的人,都变成胸襟狭窄,结果就成为刚才所例举过古人的诗说:“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了。难道说读书人多半不管别人,不能具有这种侠义的精神?这是误解了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我的观点,连贯全篇的思想看起来,孔子是故意向当时鲁国一些因政治上恩怨而怕他回国的人,透露了一个消息——虽然对于你们,在我心里并不同意,但是各走各的路,你们不要害怕,我要回来了。

何以见得是这样的呢?下面孔子还有一句话。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这个丘是孔子的名字。我们过去老式的念书,念到这里不称丘,不敢念,念了犯忌讳,要挨揍的。于是另外拿一个字来替代,而念成“某亦耻之”。现在时代的忌讳不同了,无所谓。这里孔子又说,一个人讲一些虚妄的、好听的话;脸上表现出好看的、讨人喜欢的面孔;看起来对人很恭敬的样子,但不是真心的。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左丘明就是写《春秋左传》的左丘明,古人认为左丘明是当时的闻人。古代所谓的闻人,就是名气非常大,可并不是官,也不是一个固定型的人,所以称闻人。后世对帮会领袖称作闻人,这个观念,古今是有出入的。)孔子这句话是说,左丘明讨厌这种说假话做假事的人,我也和左丘明一样,讨厌这种人。

“匿怨而友其人”,明明对人有仇怨,可是不把仇怨表示出来,暗暗放在心里,还去和所怨恨的人故意周旋,像这样 的人,他的行径就太不对,用心也太奸险了。左丘明作人的态度不屑于这样,我也不屑于这样。

把孔子这两句话,和对微生高的话连在一起,再把上面“归与……归与……”连贯起来,如我刚才所说的,是孔子归国办教育前的“宣言”。等于是对鲁国政治上这班怨恨他、怕他回来的人说,我对你们是不同意的,但没有仇恨,我要回来了。一连串贯通起来,便成了这个意思。但非定论,我只是作如此说而已。对与不对,另俟高明。

下面接着孔子回到鲁国了,我们把它连起来,就像是孔子的一段传记历史。也可当一部小说,也可当一部电影看。




一乐也的对话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有一天,颜渊和子路站在孔子旁边闲谈,孔子就说:“盍各言尔志”。“盍”是一个虚字,中国古文里经常有“盍”“夫”这类虚字,等于我们现在的“嗯”、“那么”。他说,:你们年轻的一代,把你们的愿望、志向讲出来听听看。在这里,我们等于在看话剧,台词中表现了孔子学生的个性,也烘托出孔子的教育手法。

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这完全代表了子路的个性。子路是很有侠气的一个人,胸襟很开阔。他说,我要发大财,家里有几百部小轿车,冬天有好的皮袍、大衣穿,还有其他很多富贵豪华的享受。但不是为自己一个人,希望所有认识我的人,没有钱,问我要;没饭吃,我请客;没房子,我给他住。气魄大!唐代诗人杜甫也有两句名诗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是子路这个志愿的翻版。他说修了千万栋宽敞的国民住宅,所有天下的穷读书人都来找我,这是杜甫文人的感叹。而子路的是侠义思想,气魄很大,凡是我的朋友,衣、食、住、行都给予上等的供应。“与朋友共”的道义思想,绝不是个人享受。“敝之而无憾”,用完了,拉倒!

颜渊却是另一面的人物,他的道德修养非常高,与季路完全两个典型。他说,我希望有最好的道德行为、最好的道德成就,对于社会虽有善行贡献,却不骄傲。“伐善”的伐,就是夸耀。“无伐善”,有了好的表现,可是并不宣传。“无施劳”,自己认为劳苦的事情,不交给别人。“施劳”的意思,我主张这样解释。在上面也提到过,圣贤与英雄的分野:英雄能够征服天下,不能克服自己;圣贤不想征服天下,只想征服自己。所以圣贤比英雄还要难。换句话说,英雄可以施劳,把自己的理想,建筑在别人的烦恼、痛苦上。圣贤则不想把自己的烦恼、痛苦放在别人的肩膀上,而想担起天下人的烦恼与痛苦。所以颜渊讲“无施劳”,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的烦恼痛苦放在别人身上,这是颜渊的所谓“仁者之言”。

一文一武这两学生的理想志愿完全不同,都报告完了。孔子听了以后,还没说话,我们这位子路同学,可忍不住,发问了,老师!你先问我们,你的呢?也说说看。孔子说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是《礼运篇》中大同思想的实现,这是最难做到的了。这三点一看就与众不同。孔子之所以为圣人,成为了不起的教育家、哲学家……总之什么家都被他“家”上了,了不起就是了不起。“老者安之”,社会上所有老年的人,无论在精神或物质方面,都有安顿。“朋友信之”,社会朋友之间,能够互相信任,人与人之间,没有仇恨,没有怀疑。“少者怀之”,年轻人永远有伟大的怀抱,使他的精神,永远有美好的理想、美丽的盼望。也可以说永远要爱护他们,永远关爱年轻的一代。我们仔细研究,如果这三点都能做到,真是了不起的人。这样的人,如果要为他加一个头衔,就是圣人,或者神仙,或者如来。因为这三点,对上一代,自己这一代,以及下一代都有交代。此即所谓圣人境界,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

讲到这里,这篇对于学问之道实际的讨论,引用孔子的话,作个结论。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这就是学问之道的点题。主要的要与第一篇《学而》连起来。孔子这几句话,用白话文翻译过来是:算了吧!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能随时检讨自己的过错,而且在检讨过错以后,还能在内心自我审判。怎样受审判呢?就是自己内在打天理与人欲之争的官司,就是如何善用理智平衡冲动的感情。这是学问的基本;也是中国文化儒家情操的中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随时会碰到,而无法避免的事。例如吸烟的人,戒烟非常难,看见了烟,理智告诉自己要戒,然而手下意识地会伸出去取烟。其实人生随时随地都是如此,每个人都有理智,都很清醒,有的事不愿做,但欲望一起,就压不下去,理智始终克服不了情欲。所以孔子儒家的学问重点,在于内讼和自省,自己在肚子里审察一番。孔子在这里就讲到,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可以随时自己反省、随时检讨自己、责备自己的。这是特别提出孔子讲作学问的重点所在。

在下面还补充一句。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根据孔子上面所说,以他活到六七十岁的年纪,周游世界各国,竟然没有看到过一个随时反省的人,顶多只有一个,是他的学生颜回。似乎抹煞了天下人,但是孔子并没有那么偏激的思想。十室之邑——等于我们说在三家村里。(古代的“邑”,等于现代的邻或里。汉唐以后,“邑”的观念又不同了,相当于现代的县。如果把汉唐以后的“邑”的观念,拿来看春秋战国时的“邑”,那就错了,这是研究学识上要小心的地方。)所以他接着补充说,就是在十户人家的三家村里,也一定有讲学问道德的人。对事的忠、对人的信,都像我一样,只是不像我一样肯努力去多方学习而已。孔子认为许多人有天才,但没有加上学识的培养,因此不能成就。就道德心理而言,问题也是一样。任何人都有道德的基本因素,只是因为没有学养,不知道把这种道德心理的基本因素培养出来。要使这种心理上善良的本质见之于行为,就必须加上学问的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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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27 07:14:08 |显示全部楼层
《论语别裁》 第06章 雍也

上一篇《公冶长》,是对前四篇整个学问系统,作一对话式讨论的前半集,本篇第六篇《雍也》是和第五篇的性质相衔接起来的,也就是讨论印证的后半集。

闲置帝王才

这里就讲到一个人。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这篇书,同上篇以公冶长的名字来作篇名一样的,也是以学生“雍”的名字来作篇名。《公冶长》代表修德之体;《雍也》代表进业之用。雍是孔子学生中有名的一个,姓冉,名雍,字仲弓,比孔子年轻二十九岁。在孔门得意的高弟当中,他认为道德学问都行的是颜回;慷慨好义、军事第一的是子路;政治、外交、经济等等第一是子贡;另一个他最得意的学生,就是冉雍。

他认为“雍也,可使南面。”所谓南面,就是说他有南面而王,君临天下的大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每个国家都怕孔子,因为他的排场太大了。一来就带了那么多弟子,而且他的弟子中,各国的人都有,他的理想国中的各项人才也都有:冉雍可以作君王,宰相可由子贡出任,三军统帅子路可以站出来。这情形,诸侯列国有谁敢收容孔子?他在那里一待,谁都紧张】。

所以从整个历史来研究孔子,就可以知道,他之所以伟大,之所以成为圣人,实在是起来有自。他不是没有办法,而是非常有办法,只要他头一点说:你们干吧!问题就大了。以他的三千弟子,在春秋战国时,随便哪一个大国都吃不消,都可以被他拿下来。但是孔子不走这条路,为什么不走这条路?这种道德修养,就值得我们研究了。如果对当时的史料不清楚,好像孔子之成为圣人,是读书人被逼得穷到无可奈何,才做了圣人,那就完全错了,这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孔子提出来:“雍也,可使南面。”这是说冉雍这个学生有帝王之才。古代帝王,依照传统文化观念,一定要坐北向南,一直到清朝被我们推*翻以前,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古时南北正向的房子,老百姓是不准修的,尤其在清代,老百姓如建南北正向的房子,地方官一向上报,就要论罪灭九族的。老百姓向南的房子有没有?有的,但是大门一定向旁偏一偏,不许正向南方。只有州、县等官府的衙门,或者神庙可以坐北向南,其他不行。这是中国专*制时代建筑方向的规矩。还有,北京的房子,在过去绝不能高过宫殿,否则就是犯罪。所以“南面”这两个字,在古文中往往就是称帝称王的代名词。

我们在这两篇书上看得出来另外的一个道理。第五篇公冶长,坐在牢里犯了法的人,孔子却把女儿嫁给他;第六篇则讲可以作帝王的是冉雍。

而冉雍本来是最可怜的人。他的父亲很不好,出身于贫贱家庭,如以阶级观念来讲,他的父亲是所谓下等人,可是他的儿子却资质非凡。由这两件事例,可以看出孔子在中国上古时代,那种注重阶级的社会里面,他并不考虑到这些。他只问一个青年,他个人是不是人才,如果是一个人才,该如何就如何。所以后来他也一再鼓励冉雍。当然,冉雍下意识中也会有一种心理——自己的出身、自己的家庭如此,难免心理上有点自卑感。孔子就告诉他,不必要存有这种心理,一个人要靠自己站起来。所以这两篇书,第一个提到的人,都是在困苦艰难中,由孔子的培养,学问德业才能有所成。

说到冉雍,他有一天提出一个问题来问孔子,讨论到子桑伯子这个人,在《庄子》这部书中也曾经提到过,他非常豁达。在秦汉以后的文化中用豁达这两个字,很有内涵。《史记》上写汉高祖,也有这种字句。达者指度量的宽大,讲得好听点是豁达;讲得难听点,就是“吊儿郎当”,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穿衣服领带都打成歪的,扣子也扣不好,说不定领子也经常翻起来。这个样子,也有一半像豁达——不在乎。子桑伯子,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豁达的人往往太简。关于这个“简”字,值得研究了。我们须要特别了解:孔子经常提到的“简”,就和老子所提到的“俭”,观念是一样的。这两个字的定义,在古文中几乎完全是一样。只是两个字的表现不同而已。孔子说子桑伯子从简,一切都是简化,近乎豁达,批评得简单明了。那么冉雍就提到他的思想了。他说做一个领导人“居敬而行简”,如果对一件事——处事,对一个人——待人,都是敬重的心理,事情自然就可以简化。这样来处理老百姓的事情,和一般社会的事务,就对了。如果说内心的精神,没有尊重这件事情,没有重视行政组织,没有“敬业”的心理,只是满不在乎,以此来标榜简化,以简化的目的来实行简化,就变成一种权术、一种手段,就不是政治的道德,这样就未免过分简化。在我们历史文化上,做领导人的,要注意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位的人,爱好一件事或一种动作,标榜一事或提倡某一点,下面的人就群起效颦,做得更热烈、更过火了。孔子听了冉雍的话,马上就说,你的话对,我一时说错了。由此也可看出孔子的民*主态度及教学精神的诚敬之处。

下面又提出一个最有名弟子的重要问题。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鲁哀公问,你学生中,哪一个能真正续承你的学问?最好学的是谁?孔子说,只有颜回。他认为继承学问道统的是颜回,不一定有帝王之才,却有师道的风范;而冉雍则有君道之才。颜回足为人师的学问德业在哪里呢?“不迁怒,不贰过。”但是“不幸短命死矣。”可惜已经死了。“今也则亡”,现在就没有了。“未闻好学者也”,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好学的人了。从这段话又证明了我们的一个观念——学问并不专指文学知识。

现在要讨论的是“不迁怒,不贰过。”这六个字我们一辈子都做不到。孔子也认为,除了颜回以外,三千弟子中,没有第二个人了。凡是人,都容易犯这六个字的毛病。“迁怒”,就是脾气会乱发,我们都有迁怒的经验。举例来说,我们最容易迁怒的是自己家人,在外面受了气回家,太太好心前来动问:“今天回得那么晚?”于是对太太:“你少讨厌吧!”这就是迁怒了。其实并不是骂太太,是在外面受了气,无处可发,向太太迁怒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对长官、对朋友也要原谅。很多人挨了长官的骂,仔细研究一下,这位长官上午有件事弄不好,正在烦恼的时候,你再去找他,自然挨他的骂,这是被迁怒了。处理事情也是这样,我们看到历史上,有些人做了历史的大罪人,就由于迁怒。有的因为对某一个人不满意,乃至把整个国家拿来赌气赌掉了。不迁怒真是太难的事。

当皇帝的能受气

我们讲两个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名宰相俾斯麦与国王威廉一世是对有名的搭挡。德国当时会强盛,不但是俾斯麦这个首相行,同时也因为有这个宽容大度的好皇帝。威廉一世回到后宫中,经常气得乱砸东西,摔茶杯,有时连一些珍贵的器皿都砸坏。皇后问他:“你又受了俾斯麦那个老头子的气?”威廉一世说:“对呀!”皇后说:“你为什么老是要受他的气呢?”威廉一世说:“你不懂。他是首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下面那许多人的气,他都要受。他受了气哪里出?只好往我身上出啊!我当皇帝的又往哪里出呢?只好摔茶杯啦!”所以他能够成功,所以德国在那时候能够那么强盛。

另外一个故事。朱元璋的马皇后也是了不起的人物。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有一天在后宫廷与皇后谈笑,两个人谈得高兴,朱元璋突然拍了一下大腿,高兴得跳起来说:“想不到我朱元璋也会当皇帝!”手舞足蹈,又露出了他寒微时那种样子,这是非常失态的。当时还有两个太监站在旁边,他没有留意到。一会儿朱元璋出去了,马皇后立即对那两个太监说:“皇帝马上要回来,你们一个装哑巴,一个装聋,否则你们两人都会没有命了,记住,听话!”果然,朱元璋在外面一想,不对劲,刚才的失态,将来给两个太监传了出去,那还了得。于是回到后宫,一问之下,两个太监,一个是哑巴,不会说话;一个是聋子,没有听见,这才了事。否则这两个头岂不掉下来了?所以马皇后也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好皇后。

这就讲到人生的修养与迁怒,一点事情不高兴,脾气发到别人身上,不能反省自讼。尤其是领导别人的,要特别注意。

第二点最难的,“不贰过”。所谓贰过,第一次犯了过错,第二次又犯。等于我们抽烟一样,这次抽了,下决心,下次再不要抽,可是到时候又抽起来了。再犯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贰过”。孔子说只有颜回才能做到“不迁怒,不贰过”这六个字,人们真能做到如此,不是圣人,也算是个贤人了。“迁怒”的意义发挥起来还很多,总之,我们作人做事,要尽量注意“不迁怒,不贰过。”那么,“虽不中,亦不远矣。”

事实上,我们所讲的“不迁怒,不贰过”,只是其中的一小点。如果认真地研究起来,这两句话是概括了全部历史哲学,也概括了人类的行为哲学。人若真能修养到“不迁怒,不贰过”,那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孔子再三赞叹颜回,是有他的道理。

譬如我们说“怨天尤人”,就是迁怒的一例。一个人到了困难的时候怨天,这是普通的事。说到“怨天”,如【韩愈所说的,一个人“穷极则呼天,痛极则呼父母。】”这是自然的现象。又如司马迁《史记》中对《离骚》的评论:“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澹,未尝不呼父母也。”这里所指的“穷”,并不只是没有钱了才叫作“穷”。一件事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就叫作穷。此时往往情不自禁地会感叹:“唉!天呀!”身上受了什么难以忍受的痛苦,往往就脱口而出:“我的妈呀!”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人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心理上就逃避现实,认为这是上天给我的不幸。“尤人”,就是埋怨别人、诿过于人,反正是“我没有错”。古时平民文学中有一首诗说:“作天难作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寒。行人望晴农望雨,采桑娘子望阴天。”像这样,天作哪一种天才是好天呢?作天都难作,何况作人?所以一个人为朋友效力,受人埋怨,是难免的。尤其领导的人,受人物议,更是必然。所以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也就是包含了要我们效法天地广大包容的气度。

至于“不贰过”这层修养,比起“不迁怒”的操守,那是更深一层的功夫了。

下面文章气势再转,更见《论语》编排之曲折而隐含条理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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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富济贫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子华名公西赤,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二岁。有一次公西赤派出去做大使,这时孔子大概在当政。冉求是公西赤的同学,他因为公西赤还有母亲在家,于是就代公西赤的母亲请求实物配给,也就是请拨一笔安家费。孔子说,好,给他一釜。“釜”是古代度量衡的单位,六斗四升为一釜。这是米谷的成数,数量不多,所以冉求为他“请益”。冉求为同学说话了,老师,一釜少了一点,给他增加一些吧!于是孔子说,好吧!加给他一庾。庾是古代容量的单位,十六斗。等于说孔子原来给他五万元,现在又增加了八万。大概当时冉求是在孔子那里当总务,“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为了同学,不管孔子的意见,另外自己一批给了五秉。当时十六斛为一秉,现在来说,数字相当大,好像一下子给了三五十万了。

事后,孔子知道了,但是并没有责怪冉求;这也是一种教育。当然现在做官就难了,以前做官,讲情、理、法,除了法律以外,还要合理、合情。不像现在的时代精神,以法治为主,专讲人事法规与人事管理,往往无法兼顾情理。

冉求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孔子如果专讲*法令,那冉求是不对的,很可能要撤职查办。但是孔子没有追究,他始终站在教育的立场上说:“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袭。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意思是对学生们说,你们要知道,公西赤这次出使到齐国去,神气得很;坐的是第一流的交通工具,穿的是第一流的行装。等于现在西装几十套,皮箱几十口。他有这许多置装费,额外津贴,尽可以拿出一部分来给他妈妈用。我们帮忙别人,要在人家急难的时候帮忙人家。公西赤已经有了办法,再给他那么多,不是成了锦上添花吗?这是不必要的。这也就是所讲“求人须求大丈夫,济人须济急时无”的道理。

不过我们经常会感觉到助人是件很难的事,这牵涉到社会心理问题。比如有一个朋友,又穷又病,于是替他找些朋友出钱治病。同样是这人的事情,去找了一位朋友三次,第四次以后,就要找别的朋友了。有时为了周人之急,我们可以要求别人:“再来一次!”但别人的答复说:“今天实在不行。”我们也许可以勉强的说:“这一次算我要的!”这就等于硬上了。但是某人一死,朋友们又很热心地出钱出力帮忙买棺材了。有时候碰到这种情形,真使人有很大的感慨,也感觉很奇怪。当某人生前有急难的时候,替他奔走,找人帮忙还不大顺利。而他死了以后,大家又这样踊跃帮忙,同情他,可怜他穷病得死了。这种心理用在某人生前多好呢?把准备给他死后买棺材的钱,在他生前多出一点医药费好不好呢?这都要仔细思量。所以说,道德行为,又该怎样讲呢?研究下来,还是应该“济人须济急时无”,比较重要。孔子说“君子周急不继富”,已经有了的人,就不必再给他了。

从公西赤的事件看起来,好像孔子当主管时,对于财政的管理是比较紧缩的。但是接着这一节书连下来,便讲到另一件类似的事情,证明孔子对于财务并非悭吝。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原思名宪,字子思,孔子的学生。他在孔子过世以后,就辞官归隐江湖。子贡后来相卫的时候,因为很佩服他,特别去看他,结果被他刮了胡子。子贡去时,排场很大;原宪故意装扮成一个乡巴佬,穿了破旧的衣服会见子贡。见面以后,子贡说:“你生病了吧?!”原宪说:“我没生病。我没有钱,只是穷;学道而不成,才是病。像我这样子是穷,而不是病。可是你学了夫子之道,看你今天这个神气、派头……。”虽然把子贡弄得下不了台,不过由此也可见原宪的侠义气概。孔子当政时,“原思为之宰”,这个“宰”是家宰,以今天的职务来说,相当于总务。孔子“与之粟九百”,这个九百的数字,到底有多少,无法考据,总之很多。“辞”,他不要那么多,希望减掉一点。但是孔子说,你不要推辞,你用不完可以周济那些贫穷的亲戚、朋友。

这一节是记载孔子出仕当政时,两个不同的态度。公西赤外放当大使,同学帮忙,要求多发一点安家费,孔子认为并不需要;而原宪经济状况较差,当他为孔子当总务的时候,孔子把他的待遇提得特别高。原宪不要,孔子却反而劝他收下。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孔子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的风范。除了是长官的身份之外,还身兼父母、师长之责,随时以生活中的事例来教育学生,这也就是后世儒家所该效法其教化精神的重点之处。

天生我才必有用

由此又讲到对仲弓的直接教育。仲弓就是冉雍,本篇的主角,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之一。本篇第一句话,孔子就说他有当皇帝的才具——“可使南面”。前面我们曾经介绍过仲弓贫苦的出身,他父亲当时的名誉也并不高明,大概各方面都很不如意。但这做儿子的,却才德出众。因此孔子全力提拔这个学生,给予特别培养。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蛉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他劝冉雍心理上不必有下意识的自卑感。“犁牛”是一种杂毛牛的名称。现代畜牧中,荷兰来的杂毛牛算是好品种。但在古代这种杂色的牛,除了耕种,没有什么其他的用途。尤其在祭祖宗、祭天地等庄严隆重的典礼中,一定要选用色泽光亮纯净的牛为牺牲。但这条杂毛牛却生了一条赤黄发亮,头角峥嵘的俊美小牛。虽然杂毛牛的品种不好,但是只要这头小牛本身条件好,“虽欲勿用”,即使在祭祀大典中,不想用它,“山川其舍诸?”山川神灵也不会舍弃它的。山川在往古和春秋时代,有时代表神只。在这里,孔子是说天地之神,也一定启示人们,不会把有用的才具,平白地投闲置散的。这也是告诉仲弓,你心里不要有自卑感,不要介意自己的家庭出身如何,只要自己真有学问,真有才具,真站得起来,别人想不用你,天地鬼神都不会答应的。

上面讲了冉雍的才,下面就提到颜回的德了。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这个仁字是讲内养的境界,是前面《里仁》篇所讲的仁之体。也就是孔子告诉曾参的“吾道一以贯之”的仁的境界。这方面目前还没有加以说明,以后有机会再详细解说仁的修养。现在我们把“仁”的问题暂时搁一下。孔子说颜回能把仁的境界一直保持上三个月。至于其他同学们,只是偶然地“日月至焉”而已。或是一天有一次仁的境界,或是几天有一次,或者一个月有一次,现在我们姑且不谈这个“仁”的修养,先反过来体会一下自己的情绪:我想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心情好的时候,即使碰到问题,碰到困难的事,心情也是非常好,不会受到外境的干扰。但是好景不常,情绪坏时,芝麻绿豆的事都会惹得一肚子闷气。要说连续三个月不冒一点火气,这步修养已经难得了,更何况“三月不违仁”。由此,我们不难了解为什么孔子一再赞叹颜回这个得意门生了。

讲了内在的修养以后,下面讲到外用。

各有千秋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康子,鲁国的大夫、权臣。有一天向孔子打听他学生的才干。孔子一一作答。由此我们可看出这些学生们的性格,同时也可看出孔子认为从政所必备的学养。季康子首先问起有军事统帅之才的子路,是不是可以请他当政?孔子说子路的个性太果敢,对事情决断得太快,而且下了决心以后,绝不动摇。决断、果敢,可为统御三军之帅。如果要他从政,恐怕就不太合适,因为怕他过刚易折。

季康子接着问,请子贡出来好不好呢?孔子说,不行,不行。子贡太通达,把事情看得太清楚,功名富贵全不在他眼下。聪明通达的人,不一定对每件事盯得那么牢。比如说桌子脏了,擦一下好不好?通达的人认为擦不擦都是一样,因为擦了又会脏,不擦也可以。如果有人说一定要擦,通达的人说擦也可以,擦了总比较干净,那擦就擦吧!总之,把事情看得通达,像这样的人,往往可以做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因为他有超然的胸襟,也有满不在乎的气概。但是如果从政,却不太妥当。也许会是非太明而故作糊涂。

所以孔子说子贡通达,但是达者不一定肯从政了。

季康子再请教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说,冉求是才子、文学家。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打高尔夫、跳现代舞都能来。名士气味颇大,也不能从政。

换句话说,如果把他们三个人凑合起来,不愧是大政治家的材料。为什么呢?具有刚毅果敢的精神,这是子路的长处;但还要有宽大的胸襟,也就是所谓任劳任怨的气度,这就要子贡的达。任怨尤其难;当一个计划、一个政策没有实施以前,如有人骂你混蛋时,只好低下头让他叫骂,等做出成果再说。当然,真做成混蛋就要命了。同时要见闻渊博,知识丰富,多才多艺。这“果、达、艺”三个简单的字,包括了那么多,由此可见政治家还须兼备艺术家、诗人的修养才行。

从另一面看,季康子问到这三位学生,孔子都不放行,也是因为季家当时在鲁国为权臣,气势嚣张跋扈,孔子不愿让自己学生去插上一脚。当然在学生这方面也不会愿意去。所以他故意推辞掉,虽然所讲的都是事实,但是如果说他们不能从政,却也不尽然。子贡后来相卫,每次主政,国际局势就摆平了。当时时代之乱,比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子贡有这样的才具,而孔子为什么硬说他不行呢?实际上是孔子当时看这些学生都可以独当一面,无奈季康子这个老板不对路,所以连一个都不让他去。说句老实话,在学问上讲,一个从政的人,对于这三种人的才具都需要。第一性情要养得通达,胸襟不可那么狭隘,不要有一点事就想不开,一句话就放不开,否则成就就太有限了。其次要处事果决、刚毅,下了决心,又能坚定不移,才不会受环境的影响。第三要多艺,样样都知道。政治生涯很痛苦,生活枯燥无味,比科学家还痛苦。每天接触的,都是痛苦烦恼的事,都在是非中讨生活。这个对,那个不对,老张来说老杨,老杨又来说老李,几乎没有一件愉快的事。所以自己要有艺,胸襟有超然的修养。我有一个做医生的朋友,每天接触到的都是痛苦的病人,看到的是愁眉苦脸,听到的是痛苦的呻吟,乃至呼天抢地,喊爹叫妈的声音。所以他一下班以后,回家就从事仑e画,几十年下来,他那种半中不西的画,意境很高,许多名画家,都非常佩服。想买他的,他不肯卖,于是向他要一张,他说送一张还可以,立即落款送一张。这是讲艺的价值,所以从政还要有文学的修养、艺术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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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1 09:24:27 |显示全部楼层
爵禄不能移——闵子骞

上面说明了学问与从政的关系;下面则说到闵子骞不为费宰。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季家找孔子第一流的学生从政,他们当然不会干。于是他私底下来拉一个人——闵子骞,孔子的学生,名损。是一个有名的孝子,二十四孝中就有他。比孔子少十五岁,年纪比别的同学大一点。季家请他去当“费”这个地方的行政首*长。当时“宰”的官职,比之现代,讲小一点大约是县长、行政督察专员;讲大一点,就是请他当省主*席了。闵子骞听到了,就告诉传话的人说,您好好替我辞掉他,我不会做的。而且,如果有第二个人再来对我说这件事,对不住,那时候我出国去了——已经过了齐、鲁两国交界的汶水了。也就是说如果一定再来逼我作这个官,我立刻就走,离开鲁国。

从这一节记载,我们知道:第一,闵子骞是有名的孝子,他的人品德行非常好。第二,当时他对官位、功名、富贵看得淡如浮云。人家要他作官,反而会把他逼走了。第三,当时鲁国上下的知识分子,对鲁国的权臣季家,没有一个满意的,不愿意做他的官,尤其是孔子这一些学生。但是有一个人在那里做事,那是冉有。有关季家的事,有时孔子就找冉有。

讲了这几段,老是讲这一类的事,未免太单调。到此文章有了起伏,又由绚烂归平淡,下面编进了另外几个人的事,虽平凡,而意义深远。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是孔子的学生,姓冉,名耕。他有病,孔子亲自去看他,孔子待学生有如自己的子女一样。孔子在南面的窗子外,伸手拉住他的手,感叹说,他快要死了,真是命运,这个人,为什么生这种病!这个人,为什么生这种病!重复了两句,无可奈何地走了。

这节很简单。但是伯牛究竟生的什么病?不知道。到了后世及近代,有人特别指出这一段。有一派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说是肺病,会传染,孔子怕传染,所以不进去,在窗子外握到他的手问病。又有人讲不是肺病——十九世纪威胁人类的才是肺病;二十世纪威胁人类的是癌症;【我想二十一世纪一定会是精神病】。这话是真的,精神病将来会越来越严重,现在已经开始了。物质文明虽进步,给人类带来许多生活的方便,并没有为人类带来幸福,只是带给人类更多心灵上的痛苦。这种痛苦的结果,将来又导致心理变态、精神分*裂而至于现在已开始增加的精神病。这是闲话,顺便带过。又有些学者说伯牛得的是麻疯病,所以孔子不敢去碰他。那么学生想办法,让孔子握了他一只手,在外面感叹,啊!为什么得了这个病呢?这是什么病呢?不知道嘛!当然没有人讲这是花柳病,因为在明朝以前,中国医书上的记载,没有这种病。这是后来从外国进来,在古代中国医学称“广疮”,因为这种花柳病是广东进口来的,而广东是与外国接触最早的通商口岸,由此证明花柳病是外国来的。这几种病都不是,那么到底是什么病呢?不知道。那么这篇书,对于这种问学生的病,重复了两句,有什么了不起呢?战国时候,吴起在魏国为将,他的士兵屁*股上生疮,吴起这位大将军、总司令,居然用嘴替他把脓吸出来。吴起如此作为是手段,孔子如此做,则出于仁慈。

李斯的老鼠哲学

讲到吴起,顺便讲一段儒家末流支派的插曲。

我们都知道孔子传道给曾子,曾子写了篇心得报告《大学》。曾子传道给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又写了篇心得报告《中庸》。子思则传道给孟子,孟子不错,写了不少论文。至于荀子,也有一部著作传世,但到底有点掺水了。而且他的学生出了几个半吊子,像李斯、吴起这些人便是例子。

就李斯来说吧!我们如果讲政治哲学史,李斯的哲学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叫他是老鼠哲学。什么是老鼠哲学呢?先要了解人类思想与历史演变有绝对关系,我们只要翻开《史记》一看《李斯传》,就可知道李斯的老鼠哲学了。李斯少年时跟荀子念书,他当时很穷,时代到了孟子以后的战国末期,人都现实了。世界越乱,人心越现实;国家社会安定了,仁义之心、道德之行才比较常见。李斯的思想,后来影响秦始皇,就是被现实所困而来。他有一天上厕所,不是现在的抽水马桶,是古时农村社会的大粪坑。又深又大,坑上放一块木板,人就蹲在板上大便,谓之蹬坑。这种粪坑,更重迭远望如高楼。坑深的,大便落坑,时间长,声音大,每把偷粪吃的老鼠惊吓逃散。一天,李斯这个穷小子蹬坑,看到粪坑老鼠,又小又瘦,见人惊逃的仓皇样子,十分可怜。后来又看到米仓中偷米吃的老鼠,又肥又大,看见人来,不但不走避,反而瞪瞪眼很神气的样子。李斯觉得很奇怪,仔细一想,结果给他悟出一个现实的道理来了。原来又瘦又小见人就逃的老鼠,是无所凭藉;而又肥又大见人不避的米仓老鼠,是有所凭藉的。分别在此而已。凭藉,就是有本事,有靠山,或有本钱之类。李斯悟出道理以后,于是向老师荀子报告,不要读书了。荀子问他不读书要去干什么?他说要去游说诸侯,求功名富贵。荀子说,你还不行,学问还没有成就。李斯说,人穷到饭都没得吃,还去讲什么学问道德?这像什么话!老师一听这种话就说,你这个学生这种思想真糟,你去吧!就这样把李斯开除了。结果李斯碰到秦始皇这样一个混蛋,两个搞在一起,于是把一个国家搞得民不聊生。“鼠目寸光”,只搞老鼠哲学注重现实,不知仁义道德为何物的结果,自秦始皇身死沙丘之后,李斯也自家难保。所以在他父子临刑的时候,他对儿子说:“此时要想和你牵黄犬出东门也不可能了。”

李斯搞老鼠哲学,为什么会被他弄成功呢?这就要看当时的环境。春秋战国三四百年动乱下来,民穷财尽,不止经济上贫困,人才也都完了。真正人才的培养,总要百多年来的安定社会才行。不谈别的,就说溥儒的画吧!人家说真好,别无第二人。我说你认为溥儒的艺术好,但可知他成本多大?满清以孤儿寡妇率领了两三百万人入关,三百年来称帝,在宫廷里就培养了这样一个艺术家。你说成本多大?譬如李后主的词好。当然好!“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真好!但成本多大?一个万乘之尊,玩掉了一个国家,才写出这样的词。别人的确写不出,在气魄上,没当皇帝的人,硬写不出那种境界。如果是个穷小子站在西门町的大街上,可能便写“车如流水马如龙,口袋太空空。”所以说一个国家的人才,要几百年社会安定的文化才能培养得出来。但战争一来,又都光了。因此到了战国时代,只有苏秦、张仪这两个半吊子的同学,玩弄了天下。他们是当时的骄子,如果把春秋时代的子贡、子路这班人才,来与苏秦、张仪相比,子贡、子路一定连正眼都不看他们。可是到了战国末期,像苏秦、张仪等的人才,也过去了,如李斯这些人居然也出来旋乾转坤,大摆乌龙了。由此可见当时人才之荒的严重。历史是要这样看、这样读的。不能光读故事,要把环境、地理,一切搞清楚才能了解。到了汉高祖、项羽出来的时候,人家说汉高祖是流氓出身。那时候,没有什么流氓不流氓,四百多年战争打下来,再给秦始皇、李斯两个家伙一搞以后,根本天下人各个都是如此,又岂只是汉高祖?文化的重行建立,是在汉文帝、汉武帝的时候,其中有近百年空档,几乎可以说没有文化,所以汉文、汉武对于文化整建的功勋,的确是可圈可点的。吴起也是荀子的学生,同样是没有毕业的,都是书不要读了,追求现实名利的角色;这就看出当时文化演变的衰退情形。吴起后来当大将,有个士兵生疮,吴起用口替他吸出脓血。这一来,士兵的母亲哭了,他说孩子的父亲当年生疮,吴大帅也是这样待他,所以为吴大帅卖了命;如今又对我儿子这样,这条命又要卖给吴大帅了。

我们为什么说到这些,是因为这节书引起的。我们现在再回到原文:找不出伯牛的病在什么地方,而孔子在伯牛临死之前,还来握握手,看他一下。看他一下这件平常的事,却慎重地把它记载下来,编在《论语》里。可见平凡中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伯牛的病,是个很大的疑案。我们暂时把它保留在这里,等到以后再来讨论。至少有一个字,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亡之,命矣夫!”的“亡”,在古人的解释,认为孔子当时握着他的手,很悲伤地感叹,他得了绝症,这真是命!但是我的看法,古文中“亡”字往往与“无”字相通。拿白话文来解释,是孔子很伤感的说,命真不可信吗?真没有命运吗?意思也是说像这样好的人,怎么会这样短命?

不在愁中即病中

我们在中国文学里,对于人生常有“贫病交加”的悲叹。现在上面说的是一个人的病,下面便要说到一个人的贫。世界上贫病交迫的人太多了,这是我们应该用心致力的地方。所谓行仁道,就是要从社会整体的环境来均富。拿现在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要达到全民的富强康乐。

有一个朋友,过去地位很高,也是部长级的,现在有七八十岁了。前两个月碰面,看他气色很好,相逢便问年,他很风趣的说:“我是望八之年”。他来个谐音答话,自我幽默一番。这位朋友,现在蛮穷的,他常说人世上的两个字,自己只准有一个字,决不许同时拥有两字。什么字呢?“穷愁”两字。凡“穷”一定会“愁”,穷加上愁就构成穷愁潦倒。他虽然已到望八之年,因为只许自己穷,绝不再许自己愁,所以能“乐天知命而不忧”。他真的做到了,遇见知己朋友,仍然谈笑风生。另外一个人还告诉我关于他的故事说:某老还是当年的风趣。他虽然穷,家里还有一个跟了他几十年当差的老佣人,不拿薪水,在待候他。有一天,他写了一张条子,叫老佣人送到一个朋友那里,这个朋友知道他的情况,又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他有条子要钱,当然照给。这一天他拿了一千块钱,然后到一家饭馆,吩咐配了几样最喜欢的菜;身上的香烟不大好,又吩咐拿来一听最喜欢抽的英国加立克牌的高级香烟。一个人慢慢享受,享受完了,口袋里掏出这一千元,全部给了茶房。茶房说要不了这许多,要找钱给他,他说不必回找了,多余的给小费。其实连那听外国香烟在内,他所费一共也不过三四百元。茶房说小费太多了,他仍说算了不必找了。他以前本来手面就这么大,赏下人的小费特别多,现在虽穷,还是当年的派头。习惯了,自己忘了有没有钱。所以朋友们当面说他仍不减当年的风趣,他听了笑笑说,我就要做到这一点,两个字只能有一个。穷归穷,绝不愁,如果又穷又愁,这就划不来,变成穷愁潦倒就冤得很。社会上贫病交迫的人很多,要想心理上不再添愁,这个修养就相当高了。

本篇上文提到伯牛的病,下面就提到颜回的穷。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这几句话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要自己身体力行,历练起来,就不简单了。孔子第一句话就赞叹颜回,然后说他的生活——“一箪食”,只有一个“便当”。古代的“便当”就是煮好的饭,放在竹子编的器皿里。“一瓢饮”,当时没有自来水,古代是挑水卖,他也买不起,只有一点点冷水。物质生活是如此艰苦,住在贫民窟里一条陋巷中,破了的违章建筑里。任何人处于这种环境,心里的忧愁、烦恼都吃不消的。可是颜回仍然不改其乐,心里一样快乐。这实在很难,物质环境苦到这个程度,心境竟然恬淡依旧。我们看文章很容易,个人的修养要到达那个境界可真不简单。乃至于几天没饭吃,还是保持那种顶天立地的气概,不要说真的做到,假的做到,也还真不容易。颜回则做到了不受物质环境的影响,难怪孔子这么赞叹欣赏这个学生。三千弟子只有他做得到这个修养,而他不幸三十二岁就短命死了。近代人研究孔孟思想的,认为颜回是死在营养不良。虽然是一句笑话,但是大家对营养还是要注意到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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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的鸿沟

说到这里,峰回路转,又转出一个高峰。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

这节文字,就是说冉求有一次对孔子说,老师!你不要骂我们,老是说我们不努力。我们对于你的学问非常景仰,只是我们做不到,力不能及。孔子说,你这话错了。做了一半,无法克成其功,这是力量不足的缘故。可是你根本还没有开始做,怎么知道无法做成呢?“今女画”,并不是说“你学画去了”,是说你冉求,自己把自己划在一个界限内。孔子的意思说,你不管做不做得成功,只要你肯立志,坚决的去做,做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这便是真正的努力。现在你自己划了一个界限,还没开步走就先认为自己过不去,这不是自甘堕落吗?

接着就讲到真正的作学问,孔子说要作到什么程度呢?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先谈什么叫“儒”?这个中国字,根据《说文解字》的另一种解释:“儒”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人,所以在“人”字旁边加一个需要的“需”字,便成了儒。我们再看“佛”——“弗人”,不是人,是超人。“仙”——“山人”,有如高山流水。“需人”则是人类需要他,社会当中不可缺少的人,这就是“儒者”。我们都称孔孟思想为儒家学说,但是究竟要什么样子才能叫“儒”呢?孔子在这里提出来分为两种:一种叫君子之儒,一种叫小人之儒。如果再进一步参考《礼记》中的《儒行篇》,便有很多儒者类型的标准。一个儒者应当有怎样的行为,他的作风以及人格的规范,在《儒行篇》中,说得很清楚,也包括孔子在这里所提两种儒者之一的君子之儒行。

我们现在来说,什么叫小人儒?书读得很好,文章写得很好,学理也讲得很好。但除了读书以外,把天下国家交给他,就出大问题,这就是所谓书呆子,小人儒。所以处理国家天下大事,不但要才德学三者兼备,还要有真正的社会体验,如果毫无经验,只懂得书本上那一套,拿出来是行不通的;不知道天下事的现实情状就行不通。比如说,这两天美国总统到了中东,他在那里讲些什么?知不知道?如果说报纸上有新闻;报纸上登的,和原有的真话,不知相差多远。根据报纸你就可以评论天下事,这是书呆子之见。君子之儒有什么不同?就是人情练达,深通世故。如前面所讲的,子路的“果”,子贡的“达”和冉求的“艺”,都具备了,那就是“君子儒”。

知人之明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子游为孔子弟子,少孔子四十五岁,姓言名偃。他出去做官,在武城这个地方为“宰”——首*长。回来看老师,孔子问他在地方上得到人才没有?讲到这句话要注意,从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对后辈的培养。尤其在汉唐,对地方的人才,都经过慎重的选拔,并且视选才为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子游这个学生来看他,孔子的第一句话,就问他在地方上发掘到人才没有。因为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代都要人才。所以孔子第一句话就问这个问题。子游说:“有个澹台灭明。”号子羽,比孔子少三十九岁,相貌很难看。中国人常用孔子一句话,“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便是指此公的故事。在这以前他曾见过孔子,我们这位老夫子,这天不知道什么事情心情不好,看见这个年轻人怪难看的样子,并不太注意他,这位年轻人没有好久就走了。不过他还是愿意做孔子的学生,学问非常好,后来成为不得了的人物。历史上记载:在南方,他和他的弟子们名动诸侯。他到哪里,各国元首都欢迎他。而且他还带有点英豪侠气。子游在武城发现了,又介绍给孔子。所以孔子后来感叹“人不可以貌相”,以外形去判定一个人才,往往会有失误。孔子自己承认错了。错了就错了,孔子非常勇于认错。

子游向孔子报告,找到了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才。此人“行不由径”——这句话照古人的解释,是说走路绝不走小路。如比之现在的情况,不走小路,难道走大马路?不被汽车压死才怪——子游又说他从来没有到我房子讲过私话。对于汉代以来“行不由径”解释为“不走小路”的说法,(朱注:径,路之小而捷者。)我不同意。古时候“径者道也”,并没有说必是小路,人光走大路,不走捷径是笨蛋。难道是瞎子,小路不敢走,怕跌倒?那么什么叫“行不由径”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澹台灭明后来带了弟子,在南方一带,游说诸侯,名动公卿。他到哪里,各国元首都对他重视。这个人有江湖豪气,“行不由径”是说他行事从表面看来,有时不依常规,不循常道,有点满不在乎的味道,有如子贡那个“达”字的道理一样。因为他“行不由径”,所以孔子对他也看走了眼。言偃在这里讲他“行不由径”,表面看来有违常规,但是他又发现澹台灭明还有一个很大的长处——很讲义气,绝对无私,不是为了公事,从来不到子游的房里来。因此,我认为“行不由径”四字,当作此解。但我这个说法,也是“行不由径”的。此举实在并非故意,因为发现这里面有些混淆不清,只好套用孟子一句话:“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功成身退

这一篇上面都是讲学生的故事;下面是对当代一些人物的评论,说明待人处世的学问之道。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孟子反,是鲁国的大夫。在鲁哀公十一年这个阶段,当时鲁国有难,作战的时候,孟之反为统帅之一。孔子学生冉有也参加战役为统帅。孟子反怎样的不伐呢?有功而不骄矜,不宣扬叫不伐。古代“伐”与“矜”这两个字常常会连在一起用。“矜”是自以为高明;“伐”则为有功、有才,而自我夸耀。“奔而殿”,是说他在这次战役中打了败仗,撤退时他走在最后,拒敌掩护撤退。我们知道历史上记载,鲁国那一次是打了败仗。学军事的人就知道,打胜仗容易,打败仗难。军事中的作战计划是有两套的;这两套计划分门订立。假如当统帅的作打胜仗的计划,参谋长便应当另作打败仗的计划,然后两套计划配合起来运用。或者参谋长作打胜仗的计划,但统帅就不能再作打胜仗的计划,否则万一败了会很惨。战争不是胜就是败,但一个人又计划胜仗怎么打,又计划败仗怎么打,心理上也成问题。当然,有特殊的将才不在此限。中国历史上打败仗最有名的军事家应该算是诸葛亮,他六出祁山,每次撤退,一兵一卒都不会少,是古今以来,安全撤退成功的战略家。

在战场上打了败仗,哪一个敢走在最后面?就是平常走夜路,胆小的也先跑了,怕后面有鬼。打败仗比这还可怕。孟之反则不同。“奔而殿”,叫前方败下来的人先撤退,他自己一个人挡在后面。“殿”便是最后的意思。“将入门”这句,是说孟之反由前方撤退,快要进到自己的城门时,“策其马曰”,他才赶紧用鞭子,抽在马屁*股上,超到队伍的前面去。然后告诉大家说:“非敢后也,马不进也。”他说,不是我胆子大,敢在你们背后挡住敌人,实在这匹马跑不动,真是要命啊!

孔子认为像孟之反修养到这种程度,真是了不起。这一节,我们有两点要了解。第一点,历史上每一战争下来,争功争得很厉害,同事往往因此变成仇人、冤家。尤其在清朝时候,有些人夺取了功劳,还把过错推给别人。因此引起内部的不平。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是由诸将争功所致。第二点,由此可知鲁国当时国内的人事问题太复杂,但孟之反的修养非常高,怕引起同事之间的摩擦,不但不自己表功,而且还自谦以免除同事之间彼此的嫉妒。

《论语》所以要把这一段编入,乃是借孟之反的不居功,反映出春秋时代人事纷争之乱的可怕。实际上,人事纷争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很坦白地说,在一个地方做事,成绩表现好一点,就会引起各方面的嫉妒、排挤;成绩不好呢?又太窝囊。人实在不大好作。当时鲁国人事上也是这样情形,孟之反善于立身自处,所以孔子标榜他不矜不伐。同时以另一个观点来看,孟之反更了不起,不但自己不居功,而且免除了同事间无谓的妒忌,以免损及国家。古人说:“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像李陵与苏武的故事便是如此。当时李陵孤军作战,友军各怀忌心不来相救,因此被逼到投降了。司马迁为这件事向汉武帝力争,他说李陵之投降是被逼的。友军嫉妒他,不支援他,他一人带了五千士兵,孤军深入绝域,最后拚得剩下十余个人,还在奋勇拒敌,这怎么能责怪他呢?结果汉武帝发了脾气,司马迁受了宫刑。后来苏武回来,就写信劝李陵回来,李陵回信说,叫我怎么回去呢?回去以后,那些专门根据人事法规办案的人,东挑剔,西挑剔,挑剔得没完没了。我将无法辩白,实在受不了。前方作战受苦,回来碰到那些自以为懂法的专家,鸡蛋里挑骨头,一个字错了就会有罪,这叫人怎么受得了?所谓:“刀笔之吏,弄其文墨。”便是此意。

讲到这里,同时想起汉高祖大将周勃的故事。他功劳很大,到文帝时,出将入相,万人之上,一人之下。后来因事坐牢,而那个监狱的管理员,叫他坐就得坐,叫他站就得站。周勃不免感叹当年统兵数十万,一呼百诺,那种威风之神气。无奈进入监牢,受尽了窝囊,也只好叹息说:“今日方知狱吏之尊!”

讲孟之反为什么要说到这些?这便是读书不要读死书,要把书读活了。读《论语》是要懂得如何作人做事,并不是为了应付考试。

圣人也有牢骚吗?

接下来,说到孔子对于时代的感叹。我们经常批评人家发牢骚,其实,这也是人情之常。虽然有时候历史上看到发牢骚而获罪的事,但人人都有牢骚,发出来还好一点,不发出来更糟糕。孔于偶尔发发牢骚,也并不为过。

子曰:不有祝跄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先说祝跄,跄是人名,字子鱼,有口才,是当时卫国的大夫。祝是当时的官名,管宗庙、国家祭祀的官,他的资料,在《左传》鲁定公四年“祝跄长卫于祭”中有详细的记载。“宋朝”是宋国的公子,公子是世袭的官名,所谓“世家公子”,他的名字叫朝,长得很漂亮。孔子说,假使一个人没有像祝跄那样能言善辩好口才,虽然长得像宋公子朝那么帅,可是在这个社会上,还是吃不开,行不通的。所以时代变乱中的人物,不但人要帅,还要有口才。在现代社会上说来这还不够,还要有财。这是孔子对当时时代社会变乱中的感慨,我们也可以当他是牢骚吧!


上面看孔子发了一顿牢骚,他向现实低头了没有呢?他始终不低头。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孔子虽然对时代那么感叹,但是他认为还是要走正道才对。一个君子不要对现实低头,最后的胜利,最后的成功还是归于正道的。他举例说“谁能出不由户?”大门里的门为户。他说哪一个要出外的人,能够不经过门户出去呢?出了门才走上正路,人一定要走上正路的,走邪门,行左道,终归曲折而难有结果。

这一段,也是说人一定要有作人的标准。尽管许多人,不走正道而得意一时,最后还是有问题。不过许多人还是只顾目前,不顾自己的后果。虽然我们看到不少人作恶多端,却仍然安享天年,但是这笔帐终归有来世结算的。

百无一用是书生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是朴素的文质;“文”是人类自己加上去的许多经验、见解,累积起来的这些人文文化。但主要的还是人的本质。原始的人与文明的人,在本质上没有两样。饿了就要吃饭,冷了便要穿衣,不但人类本质如此,万物的本质也是一样。饮食男女,人兽并无不同。但本质必须加上文化的修养,才能离开野蛮的时代,走进文明社会的轨道。

所以孔子提出“质胜文则野”,完全顺着原始人的本质那样发展,文化浅薄,则流于落后、野蛮。“文胜质则史”,如果是文化进步的社会,文化知识掩饰了人的本质,好不好呢?孔子并没有认为这样就好,偏差了还是不对。文如胜过质,没有保持人的本质,“则史”。这个“史”,如果当作历史的史来看,就是太斯文、太酸了。我们要拿历史来对证:中外历史都是一样,一个国家太平了一百多年以后,国势一定渐渐衰弱,而艺术文化,却特别发达。【艺术文化特别发达的时代,也就是人类社会趋向衰落的时候】。如罗马鼎盛时期,建筑、艺术、歌舞等等随之渐渐发展,到了巅峰时期,国运即转衰微了。所以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两样要均衡的发展。后天文化的熏陶与人性本有的敦厚、原始的朴素气质互相均衡了,那才是君子之人。

整个国家文化如此,我们个人也是如此。所以我有时也不大欢喜读书太过用功的学生,这也许是我的不对。但我看到很多功课好的学生,戴了深度的近视眼镜,除了读书之外,一无用处。据我的发现是如此,也是我几十年的经验所知,至于对或不对,我还不敢下定论。可是社会上有才具的人,能干的人,将来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并不一定在学校里就是书读得很好的人。所以功课好的学生,并不一定将来到社会上做事会有伟大的成就。前天在×大考一个研究生,拿硕士学位,很惭愧的,我忝为指导老师。还好最后以八十五分的高分通过了。这个孩子书读得非常好,但是我看他做事,一点也不行,连一个车子都叫不好。书读得好的,一定能救国吗?能救国、救世的人,不一定书读得好。假定一个人书读得好,学问好,才具好,品德也好那才叫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算是一个人才。所以我常劝家长们不要把子弟造就成书呆子,书呆子者无用之代名词也。试看清代中叶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以后,有几个第一名的状元是对国家有贡献的?再查查看历史上有几个第一名状元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宋朝有一个文天祥,唐朝有一个武进士出身的郭子仪。只有一两个比较有名的而已。近几十年大学第一名毕业的有多少人?对社会贡献在哪里?对国家贡献在哪里?一个人知识虽高,但才具不一定相当;而才具又不一定与品德相当。才具、学识、品德三者兼备,这就是孔子所讲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但学校教育要注意,家庭教育也要对此多加注意。

人性的基本问题

关于“文质彬彬”一节,再深入就要进入个人具体的修养,和人性本质问题。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是哲学上一大问题。中国哲学的基本,几千年来讨论这个问题,都无法下定论,西方哲学也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根据孔孟思想,认为人性的本质,本来是善良的。最有名的《三字经》,第一句话就引用孔子“人之初,性本善。”不善都是后天学坏了的恶习气。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也曾举例,说明人性基本是善的。他说,我们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小孩子掉下井里去,第一个念头,第一件事一定是救人,不管这个孩子是谁,是仇人的孩子,或是自己的孩子,一定只要救人,所以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仁爱、慈悲的心各个都有。其次,人看到悲惨可怜的人,心里一定为他难过。由此可见人心是好的。

相反的,如荀子主张人性天生是恶的。举例来说,如果一个母亲生了双胞胎,当其中一个孩子要吃奶的时候,另一个孩子又哭、又闹,把奶抢过来自己吃,可见人性是恶的。荀子认为人之为善,是后天的教化慢慢塑造而成。在孔子、孟子和荀子之外的另外一说,便是与孟子同时的告子,他认为人的本性,既不好也不坏。他说人性好比木头,以圆规一量可做成圆形,用矩一量又可做成方形。墨子也是这种主张:他说人性像白丝布一样,要把他染成黑的就是黑色,染成红的就是红色。人性无所谓善恶,善恶都是后来的染色。现在教育上“可塑性”的观念,便和此相近。于是,人性是善是恶,或不善不恶,哲学上几千年来都在争论。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

但是这些学理到今天还没有给人类以公认的定论,至少在学术思想上是如此。所以我们常常提到人类的文化非常滑稽。中国人五千年文化历史,西方人也有几千年,同样的吹牛认为人类最伟大,最了不起——自吹是万物之灵。但在万物的心目中,如猪、牛、鸡、鸭来看人类,说不定认为人是万物中最可恶的东西,既狡诈又凶残,因为人类专门杀害它们,吃它们。可是我们万物之灵的人类,虽然有了几千年文化,但对几个基本问题,却仍然都没有肯定的答案。例如:我们的生命究竟从哪里来?人性究竟是善的或是恶的?人类自己认为哲学、宗教、科学等累积的文明,已经征服了太空,这也是吹牛。严格说来,人类今天的文明,只能说开始向太空进军,太空并没有被我们征服。虽然进到了太空,人类自己切身的问题,仍如几千年来一样,还是没有解决。科学上为什么要到太空去?主要目的还是要追求生命的来源。今日科学的物质文明虽然发达,但科学的基本精神还是在追究这种问题的根源。不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追出来,却把这套探讨的技术,发展到物质文明上去了,因此便形成今天文化的趋势。

我们不要把问题扯远了,人性的形上形下问题,以后再讨论。以上所谓正反双方的理由都不太充分,而且有问题。现在我们回来单单讨论人类本性的这个“质”究竟怎样?这个问题也很难讲。不过人类原始的本性——质——是比较直爽的,我们看一个小孩子所表露的动作,纵然打破了东西,做错了事,他那个样子都蛮可爱的,因为他没有加上后天的颜色,还是人性的本质。假使人长大了,都还是这样,好不好呢?且看我们流传的一两则哲学性的笑话,供给大家做研究性的参考。

还是老虎可爱

有一个老和尚,收养了一个很小的孤儿,才两三岁就带到山上。关着门不使他与外界任何人接触,也不教他任何事,到抚养成人了,有一次老和尚下山去,一个朋友来访,问这个小和尚,师父哪里去了?这个小孩傻傻地说师父下山了。来客奇怪地问,你是他的徒弟,怎么什么事都不会?小和尚说,什么叫做“会”呢?客人就教他见了人,要怎么讲礼,要怎样讲话,师父回来时应该怎样对师父行礼。客人把这许多事都教给了小和尚,这小和尚已经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了,越学越会。客人没等他师父回来就先离开了,等到师父回来时,小和尚到山门外老远去迎接,行礼问好。师父看见,奇怪极了,问起这一套举动是哪里学来的。小和尚说出经过,这个师父气坏了,找到那位朋友大吵一顿。他说我二十多年来,不让他染污上任何是非善恶的东西,保留一副人性原本的清白。结果给你这一搞就搞坏了,我二十几年来的心血白费了。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其中所包括的内涵很多,不妨从各方面去理解。

第二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老和尚也是这样收了一个小孩。到了二十几岁,要带他下山,但很为他担心。就告诉他,你没有到人世间看过,现在我带你去。在城市中很热闹,五花八门,不过什么都不必怕,只有一个东西——老虎,你要注意,那是会吃人的。小和尚问老虎是什么样子,老和尚就把女人的样子告诉他,说这就是老虎。老和尚带他走了一趟,回到山上以后问徒弟,到了闹市里最喜欢的是什么?小和尚认为一切都很好,没有什么特别可动心的。老和尚又问那什么东西最可爱呢?小和尚说,最可爱的还是老虎。

这两个故事都涉及了人性,所以讨论到《论语》上的这个质字,一定要说怎样才是人的本质,也是很难下定论的。

如果质胜文,缺乏文化的修养就不美。倘使文胜质便很可能成为书呆子。学识太好的人,也很可能会令人头大。谈学问头头是道,谈作人做事,样样都糟,而且主观特别的强。所以文与质两个重点要平衡。

另外他又说出一个道理来: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这是讲到质与文以后,孔子说,人生来的天性,原是直道而行,是率直的。说到这里就很妙了,人喜欢讲直,站在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一个尽管很坏的人,但也喜欢他的朋友很老实,不但老实人喜欢老实人,连坏人也欢喜老实人,从这里就可以体会到,人应该作哪一种人才对。人都喜欢别人直——诚实,即使他自己不诚实,至少对于老实人,肯上他当的,还是喜欢。从教育上看,任何一种教育,都是教孩子要诚实,不要撒谎,可是人做到了没有?不可能。

就我来说,十几年前,我有一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每逢晚上,来访的朋友太多,简直没得休息,有时感到很烦,有一天实在疲劳,也知道有位先生一定会来访,我就交代孩子:“我去楼上睡觉,有人来访,说我不在。”结果这位客人来了,我孩子说:“我爸爸告诉我,他要睡觉,有客人来就说不在!”应该骂孩子吗?不应该,我们要求他要诚实,他讲得很诚实,他很对,不对的是我们,那么人到底应不应该率直?呆板的直,一味的直,会不会出毛病?这都是问题。所以人生处世的确很难,有时候作了一辈子人,自己越作越糊涂。但根据孔子的话,人生来很坦诚,很率直。试看每一个小孩都很诚恳,假定在幼稚园发现了一个会用心机的孩子,那这个孩子大成问题,不是当时身心有问题,就是将来长大了会成为问题人物,但绝大部分的小孩都不会用心机。不过人慢慢长大了,经验慢慢多了,就“罔”了。

这个“罔”字做什么解释呢?平常用到迷惘的惘,在旁边多了一个竖心旁。罔字的意义,代表了虚伪、空洞。“罔之生也”,一个人虚虚假假地过一辈子。虚伪的人不会有好结果的,纵然有时会有些好际遇也是侥幸意外免去了祸患,并非必然。必然是不好的结局。这两句话是说人天生是率直的,年龄越大,经验越多就越近乎罔。以虚伪的手段处世觉得蛮好的,但是结果一定不会好,纵然好也是“幸而免”。可是“幸而免”是万分之一的事,这种赌博性的行为,危险太大,是不划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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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8 10:39:39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下黄金楼上人

说到这里,孔子又转了另一个道理,他认为要把学问作好,不是一件痛苦的事。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这在教育上是一个大问题,世界上谁不想作好人做好事?都想做。有很多人知道应该怎么做,道理都懂,可是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前面我也曾经提到,许多人“看得破,忍不过。”比如说:算了吧!生活简单一点吧!这是看破了,但到时候却忍不过。看到不义之财,第一个念头是不要;多看一眼,眼睛就亮了;再看一眼,眼睛就发红了。

历史上有个故事,是说三国时的管宁与华歆,管宁是有名的高士,后来他一生不下楼。最初与他的同学华歆一起读书,两人一起挖地。管宁挖到一块黄金的时候,视黄金如泥土一样地丢开了,看都不去多看一眼。而华歆走去多看了一眼,才不再去管它。就这样管宁和华歆绝交了,或许有人会说管宁未免太不近人情。但古代历史记载简单,事实上他们两人同学,感情如此好,管宁已经观察华歆很久了,再加上这一件事情,他断定华歆是不安于淡泊的。果然后来华歆扶助曹丕篡汉,成了千古罪人,虽然文章非常好,但是他变成了反派的文人,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小人之儒。所以管宁当华歆地位高了,他就永远不下楼,意思是你虽然有了政治的权力,但我就不踏在你的土地上,这就是华歆看得破,忍不过的道理。

还有“想得到,做不来”,有许多事情我们都想得到,但做起来的时候,就硬做不来。也就是说学问、道理虽然懂得,身体力行时,却做不到。所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对做学问必须养成习惯,一日不可无它。第一篇《学而》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习”字就是要“好之”。“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爱好它,喜欢虽然喜欢,并不认为是生活中的一件乐趣。以现在最流行的打太极拳来说,决没有打麻将那么受人欢迎。因为打麻将的人视此事一乐也,坐在那里快乐得很,而打太极拳,知道对身体有利益,是知之者,天天打,是“好之者”,可是摸两下,觉得今天好累,明天再打,那就还不是“乐之者”。欲期学问的成就,进入“乐之”的境界,就太不简单了。我们对于部下或者子女的教育,就要注意这一点,看他乐于哪一面,就在哪方面培养他。就算爱打麻将,也可以培养他,当然不是培养他去打麻将,而是将他打麻将的心理转移到近似的正途发展。这才是师道的原则,不但对人如此,对自己修养学问也要如此,但是孔子下面又说一句话: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这是说人的智慧不能平齐,姑且把它分作上、中、下三等的差别。中人以上的资质,可以告诉他高深的理论;至于中人以下的资质,在教育方面,教导方面,对他们就不要作过高的要求,不妨作低一点的要求。但中人以下的人,他们的成就,又不一定永远在中人以下,只要他努力,最后的成就,和中人以上的会是一样的。这在历史上可以举很多的事例来说明的。凡当过老师的,作过领导人的,都能体会孔子这一段话是绝对正确的。

我误聪明

上面的话,都是孔子从“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话一直讲下来的,是教育的道理,也是作领导人的原则。大凡领导人的时候,对部下先要认识。看他的能力若是中人以下,却把较高的任务交给他,那一定糟糕。教育的原理也是一样,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更要注意,千万不要“儿女都是自己的好”,对自己的儿女也要看情形,“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教育后代,只是希望他很努力,很平安的活下去,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分子,这是最基本的要点,并不希望他有特殊的地方。像苏东坡,名气那么大,在文人学者中,他实在好运气。比苏东坡学问好的人,不是没有,可是苏东坡在宋朝,名闻国际,几个皇帝都爱他。当时日本、高丽派来的使臣都知道,甚至敌国的人都知道,当时金人所派来的使臣,第一个问起的就是苏东坡和他的作品,他的文章、诗词,中外传扬。后来他在政治舞台上受到重重打击,便写了一首感慨的诗说:“人人都说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蠢,无灾无难到公卿。”我们从苏东坡这首诗上看到人生。他无限的痛苦、烦恼。所以学问好,名气大,官作高了,没痛苦吗?痛苦更多,这是我们从他这首诗了解的第一点。第二点,从这首诗看苏东坡的观点就很可笑了,试看他前两句,不但他有这个感觉,大家也有这种感觉;第三句也蛮好的;第四句毛病又出在他太聪明了。世界上哪有这种事?!生个儿子又笨、又蠢,像猪一样,一生中又无灾无难,一直上去到高官厚禄,这个算盘打得太如意了。这是“聪明误我”?或是“我误聪明”呢?就人生哲学的观点来看,如果当苏东坡的老师,这一首诗前三句可打圈圈,末句不但打三个××,还要把苏东坡叫来面斥一顿:“你又打如意算盘,太聪明了!怎么不误了自己呢?”

以上中间这一段,几节连起来,是讲人生作学问的道理,跟着说的牵涉到政治的问题。

政治与宗教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这个“知”念“智”,为智仁勇的智,古代知智相通。樊迟,这位孔子的学生,不必介绍了,上次驾车的就是他。有一天他问孔子,什么叫真智慧,这个知包括了科学、哲学,但在这里却偏向于政治哲学。孔子答复得很妙:“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务民是什么?是领导人,作一个从政领导的人便是务民,意思是他所领导的事务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是孔子的名言。孔子不相信宗教吗?他非常相信,他认为鬼神是有,但与人是两路。所谓“天道远,人道迩。”鬼神是天道的问题,离我们很远。我们现在活着都是人道——“人道迩”,政治、教育、经济、军事、社会都是人道的事,不要以鬼神为主,所以敬鬼神而远之,是敬而远之,不是不信。过去,尤其是现在,一谈到宗教,人们就说迷信,这种态度我非常反对,持这态度的人“懂不懂宗教?”是一个问题,如说:“不懂,是迷信何必去懂他?”这样便是大迷信。为什么呢?因为迷信自己嘛!对于一个东西,内容还不懂,就随便下定义,这不是迷信吗?迷信,就是迷糊不知道而相信,这才叫迷信,现在你对宗教不知道而下了这个定义,这是大迷信。孔子绝不迷信,“敬鬼神而远之”,这就是知。

这是个大问题,中国古代历史,西方古代历史,几乎政治与宗教没有分过家。我们历史上的秦始皇、汉高祖、唐、宋、元、明、清一路下来,几乎没有一个皇帝没有和宗教发生过关系,不管他是信仰或反对。外国也一样。

讲到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当南越已故总统吴廷琰未去世前,有位神父,陪一位也是教书的外国神父,到我家里来访问,说是由教廷来的。我一听这件事,颇头大。我声明如果视我为代表中国的某一宗教徒,我不愿谈话,因为我不能代表任何一个宗教。他说就因为我不代表任何一个宗教,比较超然,所以要访问我。我说我首先告诉你,请你转告他们。我曾经在香港对宗教人士演讲,提到二十一世纪之时,所有宗教的外衣都必须脱掉,所有宗教的大门都必须打开,而且各宗教要联合起来共同服务,追求人生、宇宙的真谛,二十一世纪的文明,才能够建设。我说也许言之过早,但是你们可记录下来,将来必定如此。为什么呢?假使不脱掉宗教的外衣,不打开宗教的大门,还是闭关自守,对所有宗教而言,便有八个字的定论——“关门主义,自*杀政策。”宗教是谁在排斥?并不是宗教之间的斗争,而是自然的发展,科学文明在捉弄宗教。后来他问到南越的事情,天主教与佛教之间在南越的问题。我说现在你可以记录我的话了,我是中国人,站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立场,贡献你们一个意见,世界人类文化,站在宗教的观点来看政治,好像每一个地区的政权,不过是由宗教制成的一个作品;相反的站在政治立场来看宗教,任何宗教不过是政治上的一环而已。凡是纯粹的宗教徒,最好站在政治的立场来看宗教。西方的宗教不去管,在中国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政治如果扯上了宗教问题,便非失败不可。我当时认为贡献他们这个意见,非常踏实,很诚恳。现在来说更中肯,一点没错。我们中国历史上,秦汉以下,三国时的黄巾张角、元朝的白莲教,近代如红灯照、义和团、太平天国等都是政治扯上宗教关系。凡政治扯上宗教关系来玩的,非失败不可。西方的十字军东征,这么大一个战争,为了宗教的观念而起的,成功了没有?失败了,此其一。第二,政治必须仰仗历史文化的经验,当时的南越太年轻了。我不好意思讲,这是我国自己国家运气差一点的时候,自己倒楣,免谈了。严格说来,南越是小孩嘛,政治和历史文化是要久远的经验,不可像小孩子一样随便乱来的。

这些事例就是说明“敬鬼神而远之”的意义,如果讲宗教史,佛教玄奘取经回国以后,便是唐太宗捧出来的。同时唐太宗也捧道教。唐代的真正国教是道教,上朝排列朝班时道教站在第一位,佛教站在第二位,但待遇上是平等的。至于儒教,不用说,也是照捧,对伊斯兰教也很崇敬,老的基*督教——景教,也是唐太宗时候到中国来的,唐太宗还替他写一个碑文,准他在广州盖庙——建教堂。唐太宗那样大的政治气派,看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都“请上坐,泡好茶。”他自己信什么教,他没有表示。老老实实说,后来考据他是信佛教的。但在政治态度上,他绝对公平,过去尽管没有宪法,对宗教还是公平。所以孔子说为政的领导道理与鬼神之事的关系,不能完全做迷信看。有时对工作,对政治非常有帮助。不过上面一个“敬”字很重要,应该非常恭敬。比如拿破仑,绝不迷信,他当皇帝以后,曾经把皇冠一脚踢开,认为这些皇帝的帽子算什么东西。但当他打到了伊斯兰教的国家,看到伊斯兰教的教堂,却跪下来,跟着别人一样礼拜,这就是“敬鬼神而远之”的道理,这也是最高度的智慧,不能叫迷信。信仰是个人的事,处大事时,则不能随意有所偏废。

为什么举这许多事例来说明“敬鬼神而远之”为“知”呢?要注意,孔子上面有一句话,“务民之义”,讲到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智慧问题,并不是普通闲谈地,讨论鬼神这个哲学问题。

后来又问到仁这个问题。这里的仁不是讲仁的体,而是讲仁的用,作人处世的仁。孔子说,一个领导别人的人,极须要仁爱的心怀,对任何问题不要轻视,不轻视也就是儒家“敬其事”的思想。尤其领导人聪明的,往往容易轻视天下事,犯上苏东坡“我被聪明误一生”的毛病,所以任何事先从“难”的方面想,以后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先从难的方面,问题多的方面看,都研究完了,最后有一个结论,得到中道的成果,这就是仁的用。这样一来,便利了自己,也便利了别人,更便利了老百姓。

这几十年来,年轻的朋友,用西方文化的观念来处理事情——错了,不怕错,就怕不做;错了没有关系,再改。这一来,在政治上有好也有坏。有些人喜欢引用拿破仑的气魄,说他的字典里没有难字,这句话听了很过瘾,非常有气魄。但是大家想想,拿破仑并没有成功,他不会成功,如同中国的项羽一样。说到西方文化,美国除了科学以外,追根究柢没有什么真东西可看;只有到欧洲去看;在欧洲只有到法国看,到了法国只看到拿破仑的凯旋门。欧洲人都崇拜拿破仑,可是像拿破仑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多的是,可以拣出来一打以上,这有什么了不起?一个老成谋国的人,要注意这个“难”,先难而后获,这就是用仁之道。

不在山水之间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什么是真正的爱心?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这几句话,一般的人说,“知者乐水”的意思是说聪明的人喜欢水,因为水性流动。“仁者乐山”是说仁慈的人喜欢山。如果这样解释,问题大了。套用庄子的口吻来说,“知者乐水”,那么鳗鱼、泥鳅、黄鱼、乌龟都喜欢水,它是聪明的吗?“仁者乐山”,那么猴子、老虎、狮子都是仁慈的吗?这种解释是不对的。正确的解释是“知者乐,水。”知者的快乐,就像水一样,悠然安详,永远是活泼泼的。“仁者乐,山。”仁者之乐,像山一样,崇高、伟大、宁静。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不是我故意作此解释的。

为什么不是我故意的?再看下文就知道,他说知者的乐是动性的,像水一样。仁者的乐是静性的,像山一样。这不是很明白吗?硬是断章取义,说“知者乐水”是喜欢水,“仁者乐山”是喜欢山,这是不对的。有些人的学问修养,活泼泼的,聪明人多半都活坡,所谓“杨柳岸,晓风残月”、“滚滚长江东逝水”就是这么个气魄,这么个气度。仁慈的人,多半是深厚的,宁静得和山一样。所以下面的结论:“知者乐”,知者是乐的,人生观、兴趣是多方面的;“仁者寿”,宁静有涵养的人,比较不大容易发脾气,也不容易冲动,看事情冷静,先难而后获,这种人寿命也长一点。这是连起来的意思,千万不要跟着古人乱解释:聪明的人一定喜欢水,仁慈的人一定喜欢山。那问题就很大了。

变了形的文化样品

下面两节,孔子感慨起当时的文化问题了。看起来是两节闲文,毫不相干的话。研究起来,必须要配合春秋战国的历史时代。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讲到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演变,齐鲁两国,无论在东西周时期,都具有核心性的影响作用。后来的楚国、秦国,虽凭一股新兴文化的气势,左右战国时期,但始终是以国富兵强而具有影响时局的力量而已。若论文化的渊源,仍然不能离开齐鲁。鲁国乃周公之后,周朝武王统一天下,对老功臣,分封建国。【周公的后代被封在鲁,保存了周代文化的精神。姜太公帮助了武王统一天下,他的后代封于齐,发展出后世道家学术的精神】。换言之,姜太公一系遗留在中国的文化,可以说代表了传统道家的文化;鲁国的文化则代表了周公这个系统,也就是形成后世儒家的文化;楚的文化则为老、庄一系所形成的南方文化成分较多;【墨子则代表宋国的文化,宋为殷商的后代,所以在墨子的学术思想中,保留有浓厚的夏商文化的色彩】。讲中国文化史或哲学史,对这个观念应该清楚。

春秋时期,当时的文字语言并没有完全统一,交通也不便利,各国诸侯的政治措施也有了各自为政的趋向,只是大体上还保持大同小异而已。到了孟子的先后时期,鲁国保留的周代文化,也只剩一线命脉。那时候较为兴盛的,还是道家传统所流衍的燕齐文化。而且齐国比较强,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现在山东靠海这一带地方,本来资源缺乏,因为姜太公封到了齐国,他便发展资源经济,开始制盐,不但使齐国成了产盐区,并且渔盐之利大增,后来又经管仲的一番开展,齐国的经济更发达,到了战国时期,他的国际地位,等于我们当年在大陆时的上海、现在美国的纽约。所以当时孟子、荀子这些学者,都曾到齐国转一趟,好像现在的人们都要去美国混一下一样的。这是孔子以后的事。

在孔子当时,鲁国文化,还大有可观之处。孔子的思想中,认为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保留起来,乃至于振兴起来,就要以齐国的文化为基础,再加上好的转变,就可以到达当年鲁国的情况;再把鲁国的文化,提高一点水准,就可以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这是他的一个看法,一个感叹。

下面孔子又对觚发出一个感叹。觚依考据是一种四方有棱角的酒杯,到故宫博物院,应找得出这件东西。依古人的解释“觚不觚!觚哉!觚哉!”这句话,是孔子在感叹说,这个时代什么都变了。你看嘛,这只酒杯本来是有棱角的,现在酒杯的棱角也磨平了!这里记载孔子有这个感叹。但是酒杯没有棱角有什么稀奇?孔子如果看到我们现在用的茶杯还是玻璃做的,圆圆的,孔子一定要感叹,玻璃杯啊;玻璃杯啊!我们如果连接上文看,就知道这句话的意义了。孔子说我们的文化已经衰落了,要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是件非常吃力的工作。除非像齐国那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能为后代文化努力,再加重整一番,可至于鲁。鲁国的文化有这样相当基础,能够把他再发扬光大一点,可以保持传统文化之“道”。可是他讲到这里,正在拿着杯子喝酒,于是就近举例说,试看看,酒杯的样子都变了!什么都在变,时代已经变了;酒杯啊!酒杯啊!他是感叹连这样一个用具、都跟着时代在演变了,人更是永远在演变,历史是拉不回来的。这是他假借酒杯对文化演变的感叹。我曾和朋友们谈起,不要感叹,感叹是没有用的。历史无法拉回。我们死了,下一代照样活下去,照样又生下一代来。我们现在要尽到自己的任务,把我们所知道的,尽量交给后一代。他们去整理,他们去发扬,那是他们的事,不要担心。一定说“人心不古”、“今不如昔”、“世道衰微”也不见得。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历史,每代历史有每代历史的精神。所以孔子说“觚不觚!觚哉!觚哉!”意思不单指这个酒杯。而是说变了,一切在变,就是这样一个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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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可欺以其方

正当孔子感叹,旁边有个学生提出了问题。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就是孔子说他“朽木不可雕也”的台柱学生,我认为他是身体不太好,而聪明有余,德性不大够的一个人。他有一天和孔子半抬杠,也可以说是在怀疑一个问题。他问孔子说,你天天教我们要学仁,作人做事要讲道德仁义。假使有一个人,去骗一个有仁义修养的人说,水井里有仁义。难道为了修养仁,就听他的话往井里跳?宰予这个话问得没有错,并不调皮,很实在的。他的意思是,老师你天天教我们讲仁义道德,现在世界那么坏,坏人那么多,有人来骗我们井里有道德,道德又值几毛钱一斤?要不要跳下去呢?和我们现在问:“这个社会这样坏,仁义有什么用?”是一样的。

孔子听了以后,终于笑了。他说你怎么这样想呢?一个作学问成为君子的人,并不是一个笨蛋,必须要晓得应变。孔子力赞《周易》,而《周易》的道理,便有“适变”、“随时”这两个要点。要懂得时代,适合于时代。但自己要站在中间,顺应这个变,有中心主张、中心思想。他在这里说一个君子之人“可逝也”,可以放弃自己的终身,但“不可陷也”,绝不受人家的包围、困扰,落入陷阱之中。比如说抛弃了一切,甚至抛弃了这个社会环境,抛弃了一生的功名富贵,绝不受困扰。如果说没办法,受了环境的困扰,陷进去了,在无可奈何下而拿了功名富贵,然后自说清高,那对不住,这是没有骨气,不是君子。有骨气的作法是自我牺牲,不受困扰。“可欺也,不可罔也。”当面来欺骗可以,愿意接受这个欺骗,这是仁慈。但如果糊涂、将就,自己根本不知道,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孔子是说,你问的哪有这个道理?归纳起来的意思,人一定要仁义道德。这是孔子所标榜的,也就是他的学问中心,要有中心思想,中心路线。如果这个中心思想行不通,只要认为对了,乃至于被时代遗弃了都可以,可是如果被现实所陷没了,那是不应该的。

所以孔子在下面再加以引伸解释。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孔子说博学于文,这个文不仅是文学,而是代表了一切学术文化。以现代名词来说,包括了文法、文理和一切知识。所以说要博学于文。博就是渊博,样样要懂,才能成为通才。但是渊博的人,常是样样都懂,门门不通。所以先求渊博;后要求专精。要渊博而专精,并且还要约束自己,作人处事在在合礼。孔门的思想要讲礼,我们再三提过,礼并不是教我们行礼,而是《礼记》所包涵的文化精神。孔子说如果做到这样,大体上人生的道路,可以走得出来,不会离谱太远了。“弗畔”,就是没有离经叛道的意思。

冲冠一“路”为红颜

到这里引出一件事来了。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这段很妙。南子是古代的一个美*女,是卫国的人。孔子在这个国家相当久,因为卫国本来有意留孔子,把国政交给他,学生中有很多人怀疑孔子想取得在卫国的君权。当时卫国的诸侯卫灵公,宠爱一个漂亮的妃子,就是南子。春秋战国的时候,女子把持政权的有好几位,不过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专书,我倒很希望有人,如果有功夫,对这种女人把持政治的风气,列举中外的历史事例写一本书。

中外历史上,与政治有关的女人太多,几乎任何一个政权都离不开女人。常在报纸上看到,英国的绯闻出来了,白宫的桃色新闻又出来了,全世界新闻界闹得那么凶,我看看觉得蛮好玩的。有的学生问,怎么觉得好玩而已?我说这有什么希奇呢?报纸上闹是另外一回事。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几乎没有不和女性发生关系的。不过有些是好的女性,有些是坏的女性。和历史的整个型态都有关系,可惜的是古代重男轻女,历史的记载没有朝此方向发挥而已。明末清初文学家李笠翁说的,人生就是戏台,历史也不过是戏台,而且只有两个人唱戏,没有第三个人。哪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这句话又引起另一则有名的故事:相传清朝的乾隆皇帝游江南,站在江苏的金山寺。看见长江上有许多船来来往往,他问一个老和尚:“老和尚,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老和尚当然不知道这个问话的人就是当今皇上,他说:“住了几十年。”问他:“几十年来看见每天来往的有多少船?”老和尚说:“只看到两只船。”乾隆惊奇地问:“这是什么意思?为何几十年来只看到两只船?”老和尚说:“人生只有两只船,一只为名,一只为利。”乾隆听了很高兴,认为这个老和尚很了不起。李笠翁说人生舞台上只有两位演员,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也是很自然的现象。

孔子当时到了卫国,南子这位宠妃正在把持政权,曾经找人告诉孔子,想见见孔子。这是古代,不比现代外交:除了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外,到了一个国家,见元首夫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还是一种习惯上的礼貌。但在古代不然,尤其是南子这个人,名声并不好,她要见孔子,孔子并没有答应,后来有人告诉孔子,要在卫国有所作为,非要走南子这条路线,孔子当然没有走这条路。但是孔子有一天的确见了南子,照历史上记载,孔子见南子,南子对他恭敬万分。历史的记载,男女相见,中间挂一幅珠帘,南子穿了国家的大礼服,在帘子里面向孔子跪拜,非常尊敬孔子,这也是事实。

现在《论语》中记载,孔子见了南子。这一下,学生当中脾气最大的子路不高兴了,出来在态度上大概给孔子很难堪,逼得孔子赌了咒:“你不要怀疑我啊!我假如做了对不起人的事,给天雷打死!给天雷打死!”古人对这节书,都作上面这样的解释。

如果这样解释是对的,试想想,我们民族文化所标榜的这位圣人,岂不太糟糕了?见南子就有不轨的行为吗?这是不可能的。南子虽然在社会上的名誉不太好,孔子也瞧不起她,到底她是这个国家国君的如夫人,她硬要见见,也理所当然。孔子特别讲礼,这又有什么失礼的?

孔子见了南子出来,子路这个学生就摆脸色给他看,孔子这个“校长”也干不下去,要辞职了,太受学生的威胁了,还要逼得孔子当面赌咒,“天啊!给雷打死!给雷打死!”哪有这样的解释?这完全是后人塑造孔子的错误,所以孔家店被打倒是难怪的,都是这些店员乱搞!把自己老板塑得那个怪像。就是现在,也还有人把孔子像塑得那么呆板。孔子哪里是这样的,孔子态度本来非常活泼轻松。

孔子见南子,是事实;子路不大高兴也是事实,孔子也的确矢之。“矢之”是很严重,等于赌咒,赌什么咒呢?问题在下面这句:“予所否者”,孔子就告诉子路,你们的看法不对的。这里要千万注意,古人说:“万事谁能知究竟?人生最怕是流言。”又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就是人言可畏。又“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情世故要通达,凡事问心无愧,旁人背后怎么说不要管他,只问自己。所以孔子是说,你们看法和我看法不一样,我所否定的,我认为不可救药的人,一定是罪大恶极。不但人讨厌他,就是天也讨厌他,那么这种人便不需要与他来往。

我们再看南子,是不是那种“天厌之”的人呢?南子在历史上不像夏姬,后来的夏姬是不得了的,坏得很。我们查卫国的历史,南子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错,不过长得漂亮,卫灵公非常迷她,如此而已!政治上当时比较起来,卫国还算好的。而且孔子周游列国,流落他方的时候,还是在卫国住得最久,卫君在卫护他,南子也在卫护他,卫国的大臣,蘧伯玉这班人也在卫护他。所以孔子说,你们不要听到人家胡说八道就相信了。“谣言止于智者”,有聪明有智慧的人,一听到就知道是真的或是假的。我所认为不对的,不像你们的看法,如果真有罪大恶极的人,天意都会厌弃他,何况人呢?你们对于南子,用不着这样不高兴。这节的意思,如此而已。我们绝不能照旧的解释,把孔子说成像孩子偷了嘴,怕大人打那样,哪有这种事,这是三家村学究们的见解。

接下来,孔子提到这件事了。所以我说《论语》是连成一起的,编得非常好。讲了南子这故事,马上就把孔子的一段话引进去了。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在孔子的孙子子思着《中庸》的时候,第三章中,就引用这一句话。孔子是讲了这一句话,孔子就中庸太难了,中庸是什么呢?讲孔子的中庸也是很难解说的,如仁字一样,有体有用,我现在不讲中庸的体,将来有机会研究《中庸》时再讲,现在讲中庸的作用,有些学者写文章骂中国文化,他们也是中国人,现在中国人“骂”中国文化的太多了!真使人感慨万千,我们这个国家在五代那八*九十年中,也是最乱的,是当时认为的外族侵略进来的时代,有许多中国人变成什么样子呢?很难看,也很坏,他们帮助外族侵略自己中国人,所以唐末司空图有一首感慨的诗:【“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音。汉人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咒汉人。”】将来百把年以后,写我们现代的历史,可能有人也会这样写。现在骂中国文化的,不是外国人,而是我们自己中国人。自己对自己没有搞清楚。

现在也有很知名的学人写了文章,说中庸就是马马虎虎的意思。他曲解说,张三说对,李四说不对,而王五说对与不对没有关系,就中庸吧!这位学者竟如此解释中庸,他们这些人对于中庸是什么,自己都没有好好的研究。

我们现在说中庸,就是能够中和的中庸之作用。我们中国文化中《易经》的道理,是说天下的事物,天下的人物,随时随地在变,每秒钟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事。如何能适应这个变,如何能领导这个变,这是学问的中心。同时《易经》告诉我们,变是对立的变,任何一件事都是相对立的,有正面必有反面,有好必有坏,你说对的,同时也就产生了不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在这个相对的中间,有一个中和的道理。所以“中庸”便提到中和的作用,孔子是说两方面有不同的意见,如果有最高的领导德业的人,使它能够中和,各保留其对的一面,各舍弃其不对的一面,那就对了。那才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同时感叹说:“民鲜久矣。”一般的人,很少能够善于运用中和之道,大家走的多半都是偏锋。

把这节放在孔子见南子后面,正说明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道理。一般人对人事的批评,要多方面注意人情世故。将来各位出去外面做事情,你的部下,你的朋友,甚至你的敌人,对你也是一样。当骂你坏的时候,什么都是坏的,没有好的;当捧你的时候,什么都是好的,没有坏的。但是不管捧与骂,都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要忘记了自己的本分,自己要很清楚自己,不要为这些毁誉所动摇,要问自己真正的作为。所以孔子在这里所讲的道理,说明了孔子见南子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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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14 11:49:34 |显示全部楼层
此事古难全

下面等于为本篇作结论了。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贡问的问题,都是中肯扼要,而且碰到孔子中心思想的要点之处。他说假使一个人广泛地博施济众,要为整个人类谋福利事业,照现代话来说,团体、社会、政府做的公益事业就叫社会福利。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福利思想?假使有研究社会问题的,这个问题要注意,在中国历史文化里,好像找不出社会福利问题的记载,事实上有没有呢?有!社会思想早有了,社会福利思想也早有了,过去都偏重在个人做,以个人立场,做社会福利事情,这是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告诉人,有钱做做好事,修桥铺路,再不然夏天在路上摆一些茶缸。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每到夏季,家里忙得很,天天都要烧茶,大锅大锅的烧,多少里一桶,放在那里,不要钱的凉茶,大家尽管喝。很多人家都这样做的,这些都是社会福利。中国过去的社会当然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由个人做社会工作,做社会福利,认为这是一种道德,所谓阴功积德。

现代的思想,社会的福利工作,已经由政府、由社团做。时代不同,工业时代与农业时代,是两个时代,思想也不一样。子贡讲的博施,就是讲社会福利。广博,无条件的把东西送给人家,救济大家,让大家都得到帮助。在孔子学生中,只有子贡敢讲这句话,因为这位老哥子很有豪气,有时不大肯作书呆子,孔子也没有骂他,认为他很对,可是也没有鼓励他。他一边是讲仁义,一边不同意装穷,不像颜回一样,三天吃一个便当,还是馊的,喝一口水下饱。他要做生意,他的钱很多,所以他敢吹这个牛,假如我博施、济众,老师,怎么样?可以算得是你所标傍的仁慈吧?孔子对子贡这个问题的答复很妙,他说,你说的这件事,太伟大了,岂止是对仁来说,实在是永远做不到,做不尽的大事业,我也做不到,就是古代圣帝明王如尧舜一样当权的人,也做不到。问题是在于一个人想做好事,绝对大公,很难很难,是做不到的。所以中国的字,“公”是化“私”,这是儒家的思想。由道家演变而来的杨朱思想,“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绝对讲个人主义,我不拔你的毛,你也不要拔我的毛,一毛都不拔。墨子则讲“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尽量的为公。儒家认为都不对。儒家是讲保留适度的自私,慢慢扩充到为公。我们大家要注意,三民*主义的思想,就是从儒家这个思想来的。儒家的推己及人,我有饭吃,才想到你需要饭吃,分点给你,我们两个有饭吃才分给他,我们三个有饭吃,再分点给大家吃。一步一步扩充。如全体都要一下子做到,不但我们做不到,尧舜也做不到。所以孔子说子贡的理想太高了,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陈义太高了。孔子告诉他,真正仁的人,是要自己站起来,但是要顾虑到别人的利益,使别人也站起来。

学问道德也是如此,我要作一个人,不要忘记了他也要作一个人,我想将来通达有前途,不要忘记了他也要有前途,尤其是将来诸位如果出去做一个领导人,要多爱部下,像待自己的子女兄弟一样替他们着想。我要利益,他们也要利益,我太累了,同样地他们也累了。从最浅近、最平凡的当中去了解他。做到了这种地步,就可以说找到了仁的方向,为仁找到一条可走的路了。

本篇讲到这里,结束了《雍也》一篇的连贯性,也等于对第一篇《学而》这些道理,作一个陪衬。拿事实来证明、讨论。孔门学问中仁的应用,是推己及人,想自己利益的时候,也替别人的利益着想;扩而充之,想到天下人的利益。仁的路就是这样开始走的。

现在第六篇《雍也》讲完了。这六篇连起来,等于是全部《论语》中孔子师生之间学问问答的纲要。 




下一篇:《论语别裁》 第07章 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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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16 07:21:48 |显示全部楼层
论语别裁 述而第七

  《论语·述而》第七,等于是《学而》这一篇的注解,并且连带发挥前面六篇的内涵,引申了学问之道。述,即是叙述、记述的意义。 一肩挑尽古今愁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我们研究孔子思想,知道孔子自己很谦虚,他说我述而不作。什么叫述?就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保留传统的文化,就所知道的,把他继续起来,流传下来,好比现在说的,散播种籽,没自己的创作,不加意见。

孔子的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等六经*文化的整理,只是承续前人,并没有加以创作。但是他有个态度,信而好古,不是迷信,是真信,加以考证过的真信。譬如我们中国第一部历史文献的《书经》,也叫做《尚书》,第一篇是从《尧典》开始,难道尧以前没有历史了?当然有,我们自己都晓得,讲祖宗文化从黄帝开始,黄帝到尧这个阶段,历史还有一千多年。中国文化五千年,是从黄帝开始数起,黄帝以前再推上去,如果照我们旧的说法,认为中国历史是有十二万年之久。以前历史是十二万年,哪知道后来年纪大了一些,进了洋学堂,就变了,变作五千年文化,再后来又变成只有三千年了,我看将来,说不定会变成只有一千多年了,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越来越短了! 孔子当时删诗书,为什么《尚书》将尧以前的删除呢?因为尧以前的文献不够,他不敢轻易断言,所以历史资料的文献,自尧这个阶段开始。他在这里说自己“信而好古”,就是说明他作学问的态度,实在非常相信而喜欢传统的文化,把它保留下来。我们看了他自述的这八个字,再看现代的学者作学问的态度,恰恰相反,我们现在是作而不述,专门创作,而且写文章,是千古文章一大抄,在于抄得好抄不好。过去写文章,如加“子曰”就表示这句话是引用孔子的。现在叫保留他的著作权,古人不是权不权的问题,如作诗,作到与前人同一个句子了,就在下面写明“借句”或“借××人句”。

写文章如果引用古人的话,或孔子的话,或苏东坡的话,任何人的话而没有写明,一定被老师或家长责备:“你这个孩子,怎么搞的,不道德!”现在的著作,会偷人家的,非但不说明引用人家的,甚至于有很多的是全盘盗印。这种事,我亲自经历过的,我一本书已经被盗印三次,我还鼓励那个出版商,说非常欢迎他盗印我的书,因为我在后面加了一行字:“为了修正起见,暂时保留版权。”我不想我的儿女将来靠我的著作吃饭,如那样没有道理了,著作的目的,要使世人懂得,我何必保留他。 还有一次,有一个人申请奖学金,作了一篇论文要审查,传到我手里,我打开一看蛮好,没有看完,先交给学生替我看看,并要他提点意见给我,他看了以后笑了,他说:“老师,全篇是你的。”核对一下,果然,一字不差,就是这个样子“作而不述”。

还有呢?专门疑古,对古代的文化不相信,于是好犯上作乱,尤其抗战以前有些学人,现在讲起来,真是该死,后来我们的思想一度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跟着日本人说,尧舜不是人,是中国人自己编的,尧是香炉,古代的香炉,舜是烛台,禹也不是人,是爬虫,这是日本人故意侮辱我们的,我们的学者也都跟着这样说】。

所以我们的文化到了今日这个地步,不是偶然的,是几十年来大家疑古,随便抛弃了传统,抛弃了前人的经验,轻视前人的学问,结果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信而好古,是保持历史人生的经验,孔子对此,持以非常慎重的态度,实在了不起。

可是他还谦虚地说“窃比于我老彭”。老彭是两个人。老,是老子;彭,是彭祖,名彭篯,在古代的史料上,一般人说他活了八百年,是否有这个人,姑且不问,反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长命老人叫彭篯。孔子下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想向老子、彭篯看齐。这两个人都是讲传统文化,而且是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态度。总而言之,他等于是自我幽默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一个老古董而已。” 接着又说他作学问的态度和教学的精神,就是说明他自己人生的志趣。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默而识之”,学问要靠知识来的,这里的“识”在古代文字中是与“誌、记、志”字通用,所以“默而识之”这句话就是说:作学问要宁静,不可心存外务,更不可力求表现,要默默然领会在心,这是最要紧的。 “学而不厌”,他自己说作学问的志趣永远不厌倦,这在文章上读起来很容易了解,乍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深深体会一下,孔子的学问就在这里。虽然非常平凡,但要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平凡,能安于平凡是很难的,这也是“人不知而不愠”的引申。以自己的经验来证明,假如发狠学一样东西,肯下工夫去学习,最多努力一段时期,就不能继续不倦的去搞了。所以一生能够学而不厌,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像写毛笔字、打太极拳,开始很有兴趣,再继续下去,到快有进步的时候,对自己的毛笔字,越看越讨厌,简直不想看;打拳也打得自己不想打了,认为学不好。这正是一个关键,是个进步的开始,可是大多数都在这种情况下厌倦的放弃了。因此,就觉得孔子这句话,的确了不起。 另一点便是“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也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但是如果“得天下笨才而教育之,一苦也!”教育的事有时真使人厌倦不堪。尤其是现在青年的教育,从小底子打得太差了,几乎必须要重新打基础。所以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必须要有宗教家的精神,爱人爱世,须要有舍身饲虎、入海救人的牺牲精神才行,又像是亲自施用换心术硬要把自己的东西,装到他的脑子里去的这种心情。但有许多学者有了学问,却当成千古不传之秘,不肯教给别人。

孔子这三句话,表面上看是很容易的,做起来就非常难。后世为人师表者,可以将这几句话作成格言,在碰到厌倦的时候,提起孔子这几句话,在肚子里脸红一下,马上自己改正过来。孔子在接着这三句话之后便说:“何有于我哉?”翻成白话,便是说,我没有什么学问,只不过到处留意,默默地学习中,我把它强记下来;求学问不厌倦;教人也不厌倦;但是除了这三点以外,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三点都是真学问,我们大家都很难做到,所以我认为这篇是第一篇《学而》的引申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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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中的忧乐

接着是讲为学与为政的道理。孔子对于时代风气的衰变非常忧虑,所谓忧国忧民,他忧的是什么?这里说: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就此四项的内涵,已足以陈述孔子当时忧天下、忧国家、忧民族、忧文化衰颓变乱的心情。这种心情,到了现在,又压在我们的心头。孔子说,那个时代不得了,一般人不讲修养自己的品德;只讲现实,不讲求真正的学问。正像这个时代,教育尽管普及,可是人们都不喜欢读书,甚至连买书都不愿意。现在出的书都是小本,裤袋里可以放的,不是读书,是坐在公共汽车上摩擦,搞破就算了。不像我们以前读书,要反复背诵的慎思明辨。现在的背书,并不是以所背诵的书成为自己的学问,而是作临时应付考试之用,偶然也启发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思想,知道了很多的知识,过去是读书,现在是看书,看过就行了,其实不深入。知识不一定就能成为学问。 最可怕的是,听到了义之所在,自己也知道这道理是对的,只是自己的劣根性改变不了,明明知道自己走的路线不对,又不肯改。为什么不能改?时代环境的风气,外在的压力,自己又下不了决心,所以只好因循下去。

孔子说了他担忧的四点:“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也是每一个人和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通病,尤其碰到衰乱的世局,任何一个国家社会,都可能有这四种现象出现,由此可见他的心情,所以说孔子是淑世——救世主义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怕亡国,因为亡国可以复国。只要有决心,有勇气,就能把国家光复回来,没有什么可怕。尤其我们这个民族与众不同,历史上已经有好多次复国的经验,就是因为我们有悠久深厚的文化,国虽亡而文化犹存。最怕是把自己文化的根挖断了,就会陷于万劫不复。

这里所记孔子的感慨,也就是担忧人文文化迷失了的后果。我们再看古今中外的历史,一旦国家文化亡了,即使形态存在,但已动摇了根本,难以翻身,这是一定的。犹太人虽然亡了国,他立国的文化精神,始终建立在每一代犹太子民的心目中。文化看起来是空洞的,但它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脉,孔子在这里不谈国家政治而谈人文文化,实际上这正是民族历史的重点。国家天下,尽在其中。 接连前面两节,说明孔子自处处人与作学问的要点,下面就加上学生对孔子的描写。根据上面的话,我们看到孔子一天到晚忧世忧民,活得好苦。古人有说:“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在愁中即病中。”一个人即使活到一百岁,不是忧愁就是病痛,这个人生未免太惨了,通常人的寿命是六七十岁,但计算一下:十五岁以前不懂事,不能算;最后的十五年,老朽不堪,眼看不见,耳听不见,也不能算;中间三四十年,一半在睡觉,又不能算。余下来的日子不过十五年左右,这十五年中,三餐吃饭,大小便又花去许多时间,真正不过活了几年而已。 这几年如果真正快乐还好,倘使“不在愁中即病中”,那么在人生哲学上,这笔帐算下来,人活着等于零,够悲惨的!如果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简直活不下去。尤其像孔子,看得见的,忧国、忧家、忧天下;看不见的,还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他既要忧,还要管,如果这样算起来,孔子这一生痛苦得很,实在受不了。果真如此,所谓圣人者,只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而已。慢着!我们且看下面说到他如何面对这种忧患一生的平日生活情况。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这里燕居的“燕”与“晏”相通,在文学上也叫“平居”,就是在家的日常生活,这里说孔子平常在家的生活“申申如也”,很舒展,不是皱起眉头一天到晚在忧愁。他修养好得很,非常爽朗、舒展,“夭夭如也”,而且活泼愉快。所以尽管忧国忧民,他还是能保持爽朗的胸襟,活泼的心情,能够自己挺拔于尘俗之中,是多么的可爱。但是他乐的是人生的平淡,知足无忧,愁的不是为己,为天下苍生。因此下面又引出孔子的一种心忧。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大家都知道,在孔子以前,凡提到中国文化,必提到周公,因为自周朝建国以来的人文文化,都由周公一手整理而付诸实行。等于我们后世,一提到中国文化,便提到孔孟。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用这句话,改说:“唉!我老了,很久没有梦见孔子了!”孔子这句话,就是这种意思的感叹。如果解释为他晚上睡不安稳,经常作梦,那是精神有问题,就不会“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而是“苦苦如也!”精神好,身体健康当然不作梦,孔子的身体是健康的,所以这句话是形容和感叹之词,意思是说现在的时代,乱成这个样子,实在无法再挑起这副担子。

当然这只是孔子的感慨而已,结果担子还是挑下来了。梦不见周公没关系,他到底很清醒的担负起中国文化承先启后的担子。所以我们要注意孔子思想中究竟藏有些什么精神,在第四篇《里仁》中讲到他的全副精神,这里更清晰地提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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