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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兵行象水

南怀瑾老师《论语别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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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5 09:22:09 | 显示全部楼层


大丈夫当如是乎?

下面继续说孔子作人处世的态度: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这是说孔子的修养。由这一段话看出两点,第一可见当时学生们,尤其子路、子贡这些人,对孔子的尊敬。以另一个观点来研究,我个人经常认为——这里特别提醒大家注意,我个人见解不一定对,只是提供大家作一个参考——孔子了不起的地方,除了他的学问、道德、修养以外,我以前说过,他在当时的确可以推翻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取而代之,但他绝不这样做。

说到取而代之,我们讲一点题外话。读《史记》,刘邦和项羽两个人,分别看到秦始皇出巡的那种威风与排场。项羽看后,对朋友说“彼可取而代之。”用白话说是“老子可以把他拿下来,我来干!”刘邦看后则说“大丈夫当如是也。”用白话来说:“一个大丈夫,应该做到这样,才够味道。”根据行为心理,同样一个观念,但两个人表达的气度,就完全不同。一个是非常粗犷的,好比你坐在椅子上,一个人走进来,把你拉下来:“你下来!我要坐。”而另外一个人说:“这个位子,可让我坐坐吧?”然后坐下来。气量就不同。所以我们读历史,这些文字上的要点,应该特别注意。 我们回头再说正题:孔子当时那么多门弟子,而在那么少人口对比下,等于现在一个非常大的党组织。尤其在孔子那个时期,春秋战国的变乱已经那么久了,他又有三千弟子,都是各国的优秀分子,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人才都有。只要稍微动一动,任何一国的政权,他都可以取而代之,但孔子始终不干这种事情。为什么呢?他认为这样,影响并不久,不是千秋万代的事业,要影响得悠久而博大,不在于权力,而在于文化与教育。在这节书里可以看到,这些弟子们对他,简直捧成一个大党魁。所以后来儒家称誉孔子为“素王”,这是真正的王。所谓【“素王”,是没有土地、没有人民,只要人类历史文化存在,他的王位的权势就永远存在】。称孔子为“素王”,等于佛教中称释迦牟尼为“空王”是同样的道理。不需要人民,不需要权力,而他的声望、权威和宇宙并存。第二点看到孔子本身,始终是一副救人救世的心肠,并没有把富贵、权位当一件事情。这里说,孔子有一段时间生病,子路就把同学组织起来。把孔子视同一个皇帝或社会组织的领袖,而叫同学们为臣,好像是层层节制的部属。这里的“臣”是阶级的观念,俨然显示出政府组织的味道。

后来孔子病好了一点,知道了这件事,就感叹:“久矣哉!”他说我病了这样久,在这段期间“由之行诈也。”他就骂子路,你怎么光做些欺骗的事情,自己欺骗了良心,违背了道德。“无臣而为有臣”,我本来是个平民老百姓,又不是帝王,为什么把同学们组织成这样?把我变成这样?“吾谁欺?欺天乎?”你骗人,这个罪过可是我背了,我本来是老百姓,你硬把我变成这样,这不是骗人吗?骗自己?还是骗天呢? 看到这里,我们有个感想,这感想要从经验来。我们发现,有时候当一个领导人,往往会被部下捧坏了。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自己并不想这样,下面的人会把我们捧成这样。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要注意,假使将来有那样的地位,要留心被别人捧,到了那样地位,别人都说你的话说得对,都对你说“是的”。这时你要考虑,不要给人捧坏了。历史上有很多人,到了某一阶段会昏了头,就是被下面捧坏的。还有,当一个领导人,自己要想下台下不了,下面的人不让你下来,像有位工商界的朋友,不想做。我劝他说,你做做好事,你现在关门是舒服了,可是你要想到你下面一万多员工,加上他们的家属,有好几万人靠你吃饭,你不能说不干。我劝他不要以工商的观点,而以社会事业的观点继续做,这样就伟大,所以人到某个时候,自己想下台,有下不了台的痛苦。

解脱生死

回头说到正题,孔子说“吾谁欺?欺天乎?”用土话来说,就是“你为什么替我摆这个臭架子?反而替我丢了人!”的意思。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孔子的态度,子路对他恭敬,而他责备子路,当然没有像我们那样用土话痛快地骂子路一顿,他反而是“引咎自责”的态度,觉得自己没有把子路教育好,所以说“吾谁欺?欺天乎?”

下面又申述理由:“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他说我与其以君臣的关系,死在臣子的手边,还不如以师生的关系,死于你们学生的手边更好些。这个话假如没有到那个位置去体会,是不知道的。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过,有些帝王死了好可怜,曾有好几个帝王死了以后,尸体发臭,生虫没人管,几个儿子,去争着当皇帝,真还不如一个老百姓。明朝的崇祯皇帝,最后亡国自尽的时候,拿起宝剑要杀公主,公主年纪小,跪下来问自己有什么罪,皇帝说你没有罪,错在作了皇帝的女儿。这便同南北朝时刘宋顺帝所说:“愿后身世世勿生帝王家。”是一个道理。所以一个人死得光明磊落、痛痛快快很难。我有些朋友,其中学佛、学道,或打坐的来问我修道的工夫,我总是劝他们不要搞这一套,是有这种方法,但做不到,也不要想成佛成仙,一个人健康快乐的活着,死的时候干脆利落,不牵累别人、不拖累自己,就是第一等人。这个话也是经验中得来的。因为我的老朋友太多,而有【许多老朋友真可怜,死得不干脆利落,拖累了别人,也苦了自己。所以不要拖累别人,不要拖累自己】。【如何安排自己将来的死,最好找一个洞,先进去睡好,自己差不多了,搬块石头把洞门一堵,好了】。否则拖累别人很痛苦。不过,这也不够解脱,倒不如梁启超说的:“求仁得仁又何怨,老死何妨死路旁。” 说到这里想起了两位老朋友与殡仪馆的故事。一位是上将军某公,有一次,他说真想在殡仪馆附近,最好隔壁找一幢房子。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有两点理由。第一,老朋友一个个凋零,经常要跑殡仪馆,方便些。第二,有一天自己要去的时候,就走过去了,也方便。第二个朋友也是一位将军,十多年前一个春节,碰到我说,今年真倒楣。我向他为什么?他说刚过年,大正月坐三轮车去吊一个朋友的丧,到了门口付了车钱,那个三轮车夫问道:“先生你还回去不回去?”可真把他气得不得了,大骂车夫:“你才不回去!”不料几个月后,这位朋友真到那里不再回去了。就是这样巧的事情。这是两个故事,也是两种绝对不同的观念。 由这一段,看到孔子思想的通达,他意思说,为什么死还要摆这种排场。第三点,他告诉子路,你怕我死后不得大葬——就是国葬、公葬——得不到你们认为死后的光彩。我们经常看到“生荣死哀”四个字,生的时候享尽了荣华,死后的荣耀,就是大家都会哀痛。可是我们现在到殡仪馆吊丧,有许多人在那里已经没有哀痛之情了。 孔子这里是说,我虽然不得大葬,没有生荣死哀,“予死于道路乎?”我也没有惨死,总是寿终正寝。我们常常看到讣文上有“寿终正寝”这四个字,但现代往往与事实不符,因为现在的人都是死在医院,有几个寿终正寝的?【古代说寿终正寝,是指死在自己的房间里,断气以后,才抬到正门的大厅上,所以是寿终正寝。现在都死在医院,送到太平间,哪来的正寝?】还有现在殡仪馆中,有许多太太挽丈夫,儿子挽父母的挽联,都不合理的。因为【照古礼,自己是当事人,没有心情在文学境界上作诗作联,所以亲人是没有挽联的】。若是自己不会写,由别人代写,更是莫名其妙。挽联要与死者有感情才挽得出来,与之毫无感情,怎么代写?有感情的自己写,很简单。白话的:“你死了,我也快来了!”或:“你先走一步,我会跟来的,你安心的去吧!”不很好吗?【所以讲到中国文化,目前许多地方都是问题】。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孔子对于他自己的生死,却看得非常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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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7 10:50:3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兵行象水 于 2017-1-27 10:52 编辑

卖不出去的无价宝

下面这段文章,转了一个气势。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第二个“贾”字在这里念“姑五切,音古。”行商坐贾,是古代商贾两个字的分别意义。流动作生意的称为商;开店固定在一个地方做生意的称为贾。子贡有一天和老师幽默一番,他说有一块美玉在这里,老师!你说我是把它放到保险柜里藏起来好呢?或者找一个好价钱把它卖掉了好呢?孔子一听就懂了,他说:决定卖!决定卖!我在这里等人来买的,可是卖不出去,没有人要!这是他师生之间的幽默。也就是说孔子感觉到生不逢时,吾道不行,而借子贡的幽默表达出来。

所以接下来就叙述孔子的另一个想法: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这是孔子平居时的一段闲话。九夷是东南方一带蛮夷之地,当时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南方省份的边区。这些地方还没开发,还是披发文身,非常落后的地区。孔子当时想另外开辟一个天地,保留中国文化。但有人说,那个地区太落后,没有文化,野蛮得很,怎么办?孔子说地区不怕落后,只要真有道德、真有学问的人,去任何地方,在任何时代,自己都有自处的办法,那有什么关系?读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最后的一句话“孔子云:何陋之有?”就是从这里来的。他引用时,说出了“孔子云”,便不算千古文章一大抄,只能算是借用的。

讲到这里就想到,书读多了,便会觉得今古文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谓“千古文章一大抄”,于今为烈!有人到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或别的什么地方,把几十年前的报纸找出来,多抄几篇报屁*股的文章,都变成了新的。或者一瓶浆糊、一把剪刀,拼拼凑凑,就是一本书,新著作。还有的人叫学生研究了半天,把资料拿来,拼凑一番,就是著作。

最近有一个学生,留学法国,暑假回来,找论文题目,他说法国老师要他作关于中国问题的某一个题目。我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国老师这样,外国教授也这样。他根本不懂这个问题,所以指定你的博士论文作这个题目,他做指导老师,名义是他挂了,实际上是你替他研究,今日学术界,作学问都不老实,真是孔子讲的“吾谁欺?欺天乎?”统统都是这样干。自己不懂的问题,要学生作论文,去研究。学生要想拿这个功名——学位,只好去找资料,苦死了。找来了以后都交给他,学生的学位完成了,他的知识也得到了,又不要费力气。这是学术界的秘密,全世界一样】。绝不像古人教学生是“传道授业”的精神了。人老了,对这些也看透了,实在也不想看了。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研究孔子的生平,这里也是他重要的资料。这是孔子周游列国以后,到了晚年,他深感即使拿到了权力,也平定不了世界。要想对社会、历史有贡献,只有从事文化与教育。因此决定回到鲁国来,整理中国文化,由此产生了六经。他说,我自从由卫国回到鲁国整理文化以后,中国文化的中心,把它改正了。所以我们说“文化复兴”这个名词,在孔子这个时候,是一个阶段。(在此以前大乱了一个时期后,经过孔子的整理,一直流传了几千年。)文学的路子,与文化、文艺的路子配合,才走到正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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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9 07:57:13 | 显示全部楼层

不落醉梦中

下面说孔子平常的生活: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孔子说自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在外面,参加政府会议的时候,(“出则事公卿”的事字是动词。)与这些高级的国家大臣一起,参加会议,正式从事于国家的政务。回到家里则“事父兄”,规规矩矩是一个家族里的成员,也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官架子。在父亲的立场就尽到父亲的责任;在弟弟的立场,对兄长、对家里的人就应该尽到作弟弟应尽的义务。这两句话,以现代的观念来说,当一个公务员,上班的时候,规规矩矩从事公家的事,尽我的责任,守我的本分。回到家里,做家庭中一个很好的成员,当父亲尽父亲的责任,当丈夫尽丈夫的责任,当妻子尽妻子的责任。 “丧事不敢不勉”,对于生死大事,尽量的周到,朋友之中有人家里出了大事,有人死亡,就尽量的帮忙。对于朋友的红白帖子,喜事可以礼到人不到;对于丧事,礼到人也到,这是最后一次了,不去殡仪馆行个礼是讲不过去的。对于丧家,要安慰问讯他们,有没有事需要自己帮忙,如果有,立刻就去。这是孔子说的丧事不敢不勉,就是在患难时需要朋友,否则人类交朋友有什么意义?光景好的时候才来往,那不是多余!光景好到处都是朋友。 第四点孔子“不为酒困”,喝酒没有喝醉过。我是天生不会喝酒,也讨厌喝酒的人。不过因为不会喝酒,我也自己试验过,看看喝醉了什么滋味。我的结论是不相信人会喝醉,如果有人喝了酒乱说话,我照样认为是装疯。没有人会喝醉的,试试看他绝不会吃大便,他绝不会骂他的妈妈,不会揍他最爱惜的人。孔子说“不为酒困”不只是喝不醉的意思。实际上人都在醉梦中,如果以哲学看人生,几乎没有一个人清醒过。爱情的醉,富贵功名的醉,没有哪样不醉。

【道家的吕纯阳有两句诗说:“浮名浮利浓于酒,醉得人间死不醒。”】吕纯阳以道家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大家都在醉中,临死都没有清醒过。现在《论语》上记载孔子“不为酒困”,在我个人的看法,就有这种意味。当然,孔子的酒量很大的,在《乡党》篇中说孔子“唯酒无量,不及乱。”如果解释为酒量很大,怎么说“无量”呢?也许一点都不会喝。但也不对,否则又怎么说“不及乱”?所以研究起来,大概是酒量很大,从来没有喝醉过。不过也不能说不会喝醉,“不为酒困”应该是不迷醉于酒,没有酒瘾,而且始终保持清醒,不会在喝酒以后,有酒态醉意,更不装疯卖傻的。孔子说除了这几点以外,“何有于我哉!”意思说,我这个人非常平凡,出去作公务员就规规矩矩是个公务员,回到家里就规规矩矩是家里的一分子,朋友之间有困难,尤其是有丧事这类患难,则一定尽力帮忙,平常作人,不在迷醉中。除了这几点以外,一无长处,一点学问都没有。

水流花谢两无情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在这里讲,为了体会得更亲切一点,就借用碧潭这个地方吧!孔子去郊游,他站在碧潭吊桥上,看到下面的流水说:“过去的就像这下面的流水一样,白天晚上都在流。”这两句话的文学气息非常重,全部《论语》中,最富于哲学意味的,也就是这两句话。从这里,有几个要点可以了解。 第一,道家思想方面,老子也和孔子这个观念一样,经常用水代表人生哲学。老子教我们效法水,中国有一句老话“人往高处爬,水向低处流。”老子教我们学下流——不是普通所指不高尚的下流,是指水的下流——大海。天下的水都向下流汇归成大海。所谓下流,就是谦下,站在最下面,“人之所弃,我则取之。”人要有容量,像大海一样包罗万象。老子又教我们“上善若水”,最高的品德像水一样。道家形容水很妙,水是绝对干净的,脏的东西到水里,都被水冲洗干净了。让我们的心境,以及人品的修养,效法水一样,冰清玉洁,不受一点尘埃。虽然容纳了许多废物、污垢,但仍然是水,水的性质没有变,而且永远自强不息。 第二,佛家也说过水,我们看到流水,永远只是一股流水而已。照佛学的分析,人的心理就和流水一样,如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永远在流,真的吗?错了。等于看到电灯光,说它一直亮着,也错了。当我们看到一个浪头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浪头已经过去了,是接上来的另一个新浪头,当在看到这新的第二个浪头时,它又已经过去了。灯光也是一样,当我们刚一打开开关时,所发出的光波已经消失了。我们的思想、感觉、年龄、身体,当一个钟头乃至一分钟前坐在这里的我,与此刻坐在这里的我,已经不知道经过多少变化了。所以“今我非故我”,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前一分钟的我了。都过去了,像流水一样,不断的向前去。所谓“江水东流去不回”,历史永远不会回头,时间永远不会回头。人生永远像浪头一样,一波又一波地过去了,要想拉回来是做不到的。 这些都是另一面的说法,也可以说是消极的人生,许多宗教家、哲学家,都从这一面看,花落了再不会开了。大家都看过的,《红楼梦》中林黛玉葬花。这位小姐病兮兮的,花落了还要去收回来,还要葬下去,情调非常美,文章也作得很好,葬花词名句:“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此之为林黛玉!怎么不生肺病?怎么不那么痴迷的死?你管他谁葬你,死了就死了。说到这里,龚定庵的诗就比林黛玉高明多了,他的诗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刚才说过的某先生,他死后有人问我送什么挽联给他,我说我会另作一副。但送给他的挽联最好是这两句诗,因为他的为人始终是忠心耿耿的,虽然人死了,而其耿耿的忠心仍令人感动,在文学境界上,就是龚定庵的这两句诗。以上这些都是从悲观的角度来看“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但孔子并没有以悲观的态度来说这句话,而很多的意义包括在内,极高明。从另一面,用积极的观点来看人生。人生如流水一样,不断的向前涌进。所以我们要了解,人生就像这股流水一样。孔子所以站在上流告诉学生们:“注意呀!你们看这水,过去的都像这样,向前面去!向前面去!而且是昼夜不断的向前去。”他这话的意义,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易经》乾卦的卦辞。乾代表了天,中国文化是用乾代表了天体,现在的名词就是宇宙。《周易》就是文王的思想,也就是孔子所效法的。文王解释宇宙,是永远在转,永远在动,没有一分一秒停止,假使一秒停止,不但地球完了,没有人类了,整个宇宙也垮了,所以宇宙是动态的。这就是中国的哲学了。我们有两位现代的学者是在思想界很有影响力的,他们评论中国文化,属于静态的。我对他们说,老兄,谁告诉你们中国文化是静态的?讲中国文化,第一部书就是《易经》,里面就告诉了你“天行健”,宇宙没有静态,永远是动的。中国文化并不主张静态的宇宙。人生也是这样,要不断求进步。静是缓慢的动态,没有真正绝对的静。譬如人坐在椅上好像很静,其实并不静,身上的血液正在分秒不停地循环,各个器官也都各司其职地工作着。“天行健”是永远强健地运行。“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教我们效法宇宙一样,即如孔子所说“逝者如斯”,要效法水不断前进,也就是《大学》这部书中引用汤之盘铭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道理。人生思想、观念,都要不断的进步。满足于今日的成就,即是落伍。 所以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包括各方面很多意义,可以说孔子的哲学,尤其人生哲学的精华,都集中在这两句话中,它可以从消极的、积极的各方面看,看宇宙、看人生、看一切。我们自己多多去体验它,应该了解很多的东西。在这里所提供大家去研究的意见,还只是其中的一点点。实际上,根据这两句话,可以写很多很多的文章。历史是不能停留的,时代是向前迈进的,宇宙如此,人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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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2-1 08:34:10 | 显示全部楼层

女人未必皆祸水

这里是另起一节。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这句话里面说的色,包括了女色、物欲、嗜好三重意义。但根据历代的看法,只是偏重在女色这一面,认为这是孔子对卫灵公的感叹。孔子周游列国时,对孔子比较重视的是卫国,但卫国的政权,当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是大臣蘧伯玉,而左右卫君的是美丽妃子——卫灵公嬖好的南子,所以有这句感叹,而成了一句名言。事实上不止卫灵公,从人情世故上看,人都是好德不如好色。如果一定要以最高的道德要求,世界上很少有合乎标准的人。 像我们看到很有名的唐明皇与杨贵妃这段历史故事,唐明皇这个皇帝的确是不错,少年时代非常好,晚年时因嬖好杨贵妃,致使国家发生了变乱,成为知名的历史故事。在过去的历史,很多人都把这个罪过,推到场贵妃身上去,这也是很难说的。说一个女子对于政治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也有可能。就是西方也有这种情形,所谓英雄征服了天下,女人征服了英雄。不过要看哪种女人,真能征服英雄的女人,并不容易。我们看到蜀亡国以后,蜀王妃子花蕊夫人被俘。宋太祖赵匡胤就问她,你们国家有十几万大军,为什么今天你会到我身边来。这位妃子作了一道诗答复他,大意是说我本在深宫中养尊处优的女子,对国家大事不了解,但这首诗的结论却骂尽了男人,【她说:“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这也是历史上,女人关系历史命运的一个故事。再其次,大家都说唐明皇是误在杨贵妃手里,尤其是诗人们都如此说——中国的诗人多半对于历史大事,有谨严的批评——但也有另一面的看法,如袁枚的诗说:“【空忆长生殿上盟,江山情重美人轻。华清池水马嵬土,洗玉埋香总一人】。”当安禄山造反,兵逼长安,唐明皇出走到长安南面马嵬坡的时候,发生兵变,部队不肯走了。大家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把杨贵妃杀死。唐明皇没有办法,只好让杨贵妃自缢死。所以后人评论历史,认为唐明皇不一定是为了杨贵妃而误国的,这首诗就是这个意思。建温泉池给杨贵妃洗澡的,让杨贵妃自杀的,都是唐明皇做的,不要把历史的罪过,推到一个女人身上去。 同样,清代的龚定庵也提了一个反调,他的一首诗说:“【少年已自薄汤武,不薄秦皇与汉王。设想英雄迟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他说一个英雄到了晚年没事情做了,不让他住在温柔乡里,又要他干什么?龚定庵这个理论,和现代的心理学、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有点类似。我们要特别注意,性心理学与马克思的理论,严重的影响了近一百年思想。今日除了马克思的影响不小以外,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对近百年来历史文化转变的影响更大。以佛学的立场看,那就更明显了。照儒家的思想,一个领导人,简直任何嗜好都不应该有。但是人很难做到完全没有嗜好。譬如有些人什么嗜好都没有,就是好读书,这也变成一个嗜好,于是左右的人都是读书人。南朝梁元帝读书读呆了,敌兵临境,还要文武诸臣戎服听他讲书。最后终于亡了国。他在投降时,放一把火,把收藏的十四万卷图书烧了,他说“文武之道,今夜尽矣。”有人问他为什么烧了书,他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可见读书也很害人,真成呆子。 从此我们了解,上面有一点偏好,下面就偏向了,这就是“物必聚于所好”的道理。我们要看古董,就必须到好古董的人家才看得到。有些人好石头,有些人好怪木,有一些人就是好钞票。某公说,有一个老朋友,每天入睡以前,要一张张点过他铁柜里的钞票以后才能睡着。所以孔子这句话,是一个最高的目标。同时提高我们的警觉,凡是作一个领导人,不但是好色,任何一种嗜好,都会给人乘虚而入的机会,因而影响到事业的失败。所以接着下面引用孔子的话: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一切的进德修业,都是如此。不但是学问的成功、道德的成功、事业的成功,原则都相同:不是进步,就要退步。没有进步,停留在原地,也是退步。尤其对于自己道德的要求,更难!我曾说过,英雄征服了天下,不能征服自己;圣人不想征服天下,而能够征服自己。事实上征服自己比征服天下更难。所谓道德的修养,就是征服自己。上面孔子的话,就是说这个道理。他说譬如我们去挑泥土来堆成一座山,要挑一百担泥土的,已经挑了九十九担,最后“未成一篑”,少了一畚箕泥土。“止”,停止了,因此便不能登峰造极到顶点。是谁使你停止的?我们一件事没有成功,往往推之于客观的环境、社会的因素,但是孔子在这里说那是不可能的,“吾止也”,还是自己心理的疲劳与退缩,不是客观因素。他又说,譬如填平一块土地,倒一畚箕泥土上去,就看到更高一点,这个进步,也不是外来的因素,而是自己的成功,这里他所强调的,是指一切的作为,其成功或失败,都在于一个人自己,不要推之于外来的因素。外来因素之所以形成,也是自己本身的关系。 到这里为止,结束了孔子上面站在河川上所发的感叹。

下面是孔子的教育经验,对于个人的评论。
学而有成之难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孔子说在他的学生中,能依照他的教导去做,而不懒惰的,只有颜回这一个学生。这句话好像很普通,但如果在教学上或在领导位置上工作久了,就可以体会到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话。我们现在常常发现有些年轻人,吩咐他们去做一件事,譬如去照顾一位老年人,他有这个心,但没有这份热情,他会觉得是老师叫他去做的,而没有感觉到这件事情是他应该去做的,就只差了这么一点。讲理论时,他讲得和大家一样,知道应该爱人,应该尽心,但做起来是另外一回事。我和年轻的同学们说,许多社会上已经做了的事情,如“张老师”、“生命线”这些,已经有人做了,不要再重复,你们应该去做一些需要做却还没有人做的事。据我的资料,一些老年人很可怜,子女不在身边。可以发动年轻人对老年人服务,绝不接受招待,自己带便当去。青年们都说得头头是道,但我告诉他们,要经得起往后的困难。有些老年人替他服务久了,他会觉得应该。第一次有感谢之意,第二天他觉得差不多,第三次也许你迟到了,他会骂人,那么年轻人还要准备行礼、道歉。由此可知做一件好事,也有如此的困难。所以理论与事实配合起来,要“语之而不惰”,讲到了就做到,而且非常勤快,又持之以恒地去做,实在是非常难的事。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论,一个人总有些熟人有事相托,如果做得到的事情就答应了,答应以后有时又觉得烦了,摆在那里两三天,就把事情“惰”下去了。有时候提高警觉,赶快办,办了以后,有没有结果不知道。办不到的也要早告诉人家。否则等于医生替人看病,看不好的,给人家一点平安药吃,好不了也死不了,就是拖,这就是罪过。所以孔子讲颜回的这句话,表面上看很普通,真正体会一下,这种修养实在是不容易的。

下面接着再赞叹颜回: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这并不是对颜回本人说的话,是他对学生们说颜回的。颜回不是只活了三十二岁就死了吗?孔子说可惜得很,我只看到他的进步,没有看到他的成就。有进步应该有很大的成就,可惜短命死了,所以成就没有看出来。因此孔子有下面对人的感慨: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所谓苗就是根苗。有些植物,种籽种下去,发出的芽非常好,应该前途无量,但结果却长不大,枝叶并不茂盛,这是“苗而不秀”。也就是说有许多人,小时了了,大时糊涂。尤其在教育界更看得到,有些年轻人非常好,眼看他慢慢变,变到最后不成器。再更进一步是“秀而不实”,虽然花叶扶疏,但没有结出果实来。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话,回转来看看自己的人生,大多可以说是“秀而不实”的。在这个非常时代里,年轻时,想如何如何。结果到了现在,得了结论,晓得自己是“起不了”。而这个重点,就是孔子上面所讲的“止,吾止也。进,吾往也。”在乎自己,不关他人,尤其作学问更是如此。我们常看到年轻人文章写得好,有许多人寄以厚望,我说不见得,这就是“苗而不秀,秀而不实。”真正文章写得好,能称得上是一个文学家的,以整个人类文化历史看,古今中外不到两三百人。这仅就文章这一行而言,写了许多书的人,能流传的又有几本?这都是“秀而不实”。 所以文学也好,学问也好,无论哪方面,能够做到历史上有成就的,很不容易。这也就是孔子对人物的感叹。有许多人,聪明而进取,有前途,但最后并没有结论。许多人的事业、道德、学问,都在这两句话的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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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2-4 09:08:50 | 显示全部楼层
勿轻后学

因此孔子又对学生们讲到对年轻人的观感: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这句“后生可畏”是孔子的名言,切不要轻视后一代的年轻人。从古至今,对年轻的后一代都非常重视。孔子说后来的年轻人可畏,并不是怕他,而是说值得用心培养,值得重视。“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千万不要轻视后一代,不要以为未来的不如现在的。这一点我们不要冤枉孔子了,我们学术界经常都把孔子描写成非常古板、保守的。实际上孔子的思想最前进,他不轻视后一代,更不轻视后来的历史,认为未来的社会不比现在差。所以他说你何以知道将来就不及我们?以人来说也是如此。不过一个人到了四十、五十,还没有成就的话,那也就算了,再没有什么可观的了,这也是事实。 前面说过,我个人的看法,人类文化永远是年轻的,到现在为止,永远都在幼稚的阶段,还没有成熟,假使真正成熟,在文化的立场来看,此时人类的生活就永远安定了。这个理论是最麻烦的历史哲学问题,在此我们不去多讨论它。这一段也是孔子在鼓励青年们努力,我们过去有一句格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就是这个道理。

下面还是他对于学生们的鼓励:

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这固然是他对学生的鼓励,也是我们一生作人做事值得效法的地方。“法语”,就是我们现在普通说的“格言”。古人的名言,古时也称“法言”,有颠扑不破的哲理。我经常告诉来学中国文化的外国人,不要走冤枉路,最直捷的方法是先去读“三百千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四本书,努力一点,三个月的时间,对中国文化基本上就懂了。三字一句的《三字经》,把一部中国文化简要地介绍完了。历史、政治、文学、作人、做事等等,都包括在内。尤其是《千字文》,一千个字,认识了这一千个字以后,对中国文化就有基本的概念。中国真正了不起的文人学者,认识了三千个中国字,就了不起了。假如你考我,要我坐下来默写三千个中国字来,我还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慢慢地去想。一般脑子里记下来一千多个字的,已经了不起了。有些还要翻翻字典,经常用的不过几百个字。所以《千字文》这本书,只一千个字,把中国文化的哲学、政治、经济等等,都说进去了,而且没有一个字重复的。这本书是梁武帝的时候,一个大臣名叫【周兴嗣,据说他犯了错误,梁武帝就处罚他,要他一夜之间写一千个不同的字,而且要构成一篇文章,如果作不出来就问罪,作得出来就放了他。结果他以一日一夜的时间写成了《千字文》,头发都白了。即“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四个字一句的韵文,从宇宙天文,一直说下来,说到作人做事】,所谓“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不要以为千字文简单,现代人,能够马上把《千字文》讲得很好的,恐怕不多。至于格言,也有一本书《增广昔时贤文》,是一种民间的格言。过去读旧书的时候,等于一种课外的读本,个个都会念,包括作人做事的道理在内。当然里面也有一些要不得的话,如“闭门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的作风。但有很多好的东西,都被收进去了。到了台湾以后,发现市面上发行的《昔时贤文》,又把闽南语的一些民间格言也放进了。 讲中国文化,除四书五经以外,不要轻视了这几本小书,更不要轻视那些传奇小说。真说中国文化的流传与影响,这几本小书和一些小说发生的力量很大。四书五经,除了为考功名以外,平常研究起来又麻烦,就很少人去研究。而这几部书,浅近明白,把中国文化的精华都表达出来了。这是说到“法语”而引出来格言的道理。 孔子说历代的格言,构成了“法语之言”,“能无从乎?”能够说不信从它吗?譬如我们看到了很好的名言,一定因欣赏而背诵下来,默记在心。“改之为贵”,仅仅欣赏也没有用,要把它当成一面镜子一样,照照自己,反省反省,发现自己的毛病,然后彻底改正,这样读书,才是学以致用。“巽与之言”就是顺从的话,顺着你的意思的话。有人编了一则笑话,说有一位侨领之流,年纪也大了,人家请他在一家豪华饭店吃饭,坐在首席。这位老先生经常放屁,联珠直响以后,他道歉说:“对不住!”旁边有人说:“没关系,不臭。”这位放屁的老先生说:“真的吗?那就糟了,听人家说老年人放屁不臭,命就不长了。”此话一出,那位说“不臭”的朋友愣住了,其他的人也很尴尬,过了不到一分钟,又有人用鼻子嗅嗅说:“唔,现在有一点点味道。”这也就是巽言的刻薄形容。还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出国前找到一幅祝枝山的画送给一位朋友,这位侨商展开画,看了祝枝山的名字后说:“啊!他画的,我认识他的,他为什么不写我的名字?”这位朋友听了,不好意思说穿是明代古书,只好说“巽与之言”:“那恐怕他忘记了,我回去要他替你加上好了。”

高帽压人低

这位朋友说的笑话,虽然非常刻薄,但他的经验阅历非常多,对事情看得非常透。人的经验阅历多了,也容易变成尖酸刻薄。我现在老了,有资格对年轻学生们说,他们骂我们老年人老奸巨滑,我绝对承认,而且认为是恭维的话。老奸不是巨滑,因为年龄越增加,经验越多,讲话就只好保留一点,这也是一种修养的工夫。如果年龄增加,人情经过多了,把人事看透了,而转来对自己的朋友,非常厚道,宁可你不对,我不挖苦你,不刻薄你,仍诚恳对你,这是道德,这是学问。各位要注意,假使作领导人,自然有好听的话要来的。孔子说,顺耳的话,听了难道会不高兴吗?捧两句总比骂两句听来舒服,明知道那两句捧的话是假的,可是总舒服点。清代才子袁枚有名的故事,他二三十岁就名满天下,出来作县长,赴任之前,去向老师——乾隆时的名臣尹文端辞行请训,老师问他年纪轻轻去做县长,有些什么准备?他说什么都没有,就是准备了一百顶高帽子。老师说年轻人怎么搞这一套?袁枚说社会上人人都喜欢戴,有几人像老师这样不要戴的。老师听了也觉得他说的有理。当袁枚出来,同学们问他与老师谈得如何?他说已送出了一顶。这就是孔子说的“巽与之言,能无说乎?”好听的话谁不愿听? 所以我们要注意“绎之为贵”,绎就是演绎,要反省、研究、推敲、分析一下。“说而不绎”,光喜欢好听的话,自己不加反省、推敲。“从而不改”,对于好的格言,只是欣赏,而不依格言去改自己的毛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孔子说对于这种人,我也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了。这也是说知识分子讲理论,告诉人家如何如何很容易,要做到就很难,如果做不到,也没有办法。孔子的学问是讲实际行谊的,能够做到,才是真的学问。

子曰: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这句话是重复的,前面说过,不再讲了。重心在“无友不如己者”,千万不要依古人的解释,认为交朋友一定选比自己好的,那就错了。要尊敬每个人,认为所有的朋友,不可能不如自己的。

意气凌云

下面是讲学问之道,除了知识以外,要注意气节的培养。气节是人格的中心。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这是说一个人中心思想的养成。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讨论过的,佛家、儒家都主张作人要作到无我,这无我是对个人道德修养而言。处理事情则要有我,要有正确的意志思想,用现代话说,便是主义的中心思想。“三军可夺帅也”,古代作战,如果把对方主帅抓住了,三军失去了领导人,就整个崩溃了。对人而言,“匹夫不可夺志也”,任何一个人真有气节,立定了志向,怎么样也不会动摇。我们看到抗日战争,多少年来,许多朋友,为国家、为主义牺牲,很多人值得钦佩的,他们可歌可泣、有气节的事太多了,像许多敌后工作人员,无论受到怎样的折磨,始终志向不屈,气节不变,就是说个人的思想与意志,是很难征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人对于思想、文化侵略的严重,还不大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每一个国家对于这一点都懂了,在战略上先侵夺对方的意志,先把敌人的思想意志变更。在人类文化的战争史上来说,到这几十年来,他们才真正懂得运用这个道理。拿中国历史来说,我们中国自南北朝以迄满清,经过好几次的亡国,为什么中华民族始终站得住,外来的民族结果都被我们的文化所同化,就因为文化力量的伟大。 有个哈佛大学的教授来问我,全世界的国家亡了就亡了,永远站不起来,唯有中国经过好几次的大亡国,但永远打不垮,永远站得起来,理由在什么地方?我答复他说,关键在一个很简单的名词“统一”,文化的统一,思想、文字的统一。现代的欧洲,和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一样,交通不统一,经济不统一,言语也不统一。我们中国言语,到现在也还没有统一过,广东话、福建话,各省各地都有他的方言。但秦汉文化统一以后,不但是整个中国,即使整个亚洲,包括日本、东南亚各国,都是中国文字。最近东南亚曾经先后想改,不用中国字,结果没有办法,改不了。越南在变,变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马来西亚也在变,有从那里回来的学生告诉我,他们把“窓”字变成“ ”,去掉中间的两点,但学生还是写“窓”字,老师就说那是以前的窓,现在新来的 不必要中间的两点,新式的 不用那两个螺丝钉了,可是学生说字典上窓还是有螺丝钉。据说这一类的趣事很多,所以统一的文化非常重要。因此文化不能亡,不能挖根。我们有些国人,自己去做文化挖根的工作,这是自取灭亡的事情。 因此孔子讲到个人“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志节,表现于日常生活上的情形:

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 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这是孔子描画出的子路。如果现在遇见子路这样的人,是很有味道的;有侠气,讲话直,有点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水浒传》中的李逵,没什么心机,宋江想打一个鬼主意,就往往被李逵叫开了。孔子弟子中,子路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人。当然,子路有学问,他并不像张飞、李逵的粗鲁,但个性豪迈,慷慨尚义。孔子说他,穿着破旧的袍子,与富贵中人穿了皮袍的——大陆北方冬季严寒,非穿皮袍不可,至少穿羊皮,高级的穿狐皮、貂皮、灰鼠,相当贵的——站在一起。“而不耻者”,他没有自卑感,丝毫不觉得不如别人,这种气魄不容易养成。通常穿一件蹩脚的衣服,到一个豪华的场所,心理上立即会觉得自己扁了。这就要有真正学问的气度,即使穿一件破香港衫,到一个华丽的地方,和那些西装笔挺的人站在一起,内心中能真正的满不在乎,不觉得人家富贵自己穷,实在要有真正的修养。孔子说这种气度,这种修养,只有子路做到。如孟子所说“说大人则藐之”,见到了不起的人,也看得很平凡,很普通。下面孔子引用《诗经·邶风·雄雉章》中两句诗称赞子路“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子路能够做到,凭四个字【“不忮不求”。“不求”,大家都知道,你官大,我不想作官;你钱多,我并不以为钱是了不起的东西,我并没有觉得穷是悲哀,对你无所求嘛!什么是“不忮”?以现代观念解释,就是心中很正常、坦荡,你地位高,有钱,但你是人,我也是人,并没有把功名富贵与贫贱之间分等,都一样看得很平淡】。对人不企求、不寄希望,自己心里非常恬淡、平静。如此作人做事,“何用不臧”?哪里还行不通?有此心理,自然就气度高华。所以说培养气质,不是衣服装饰可以培养得出来的,要在内心上具有这种修养,风度、气质自然就出来了。子路听了老师用《诗经》这两句奖励他,就“终身诵之”。孔子又说他,我说你好,你就得意起来了。我讲你对,这不过是学问的过程,而学问永无止境,以此到处炫耀,你就已经不行了。因此孔子的结论: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天气冷了,所有的草木都凋零,只有松树与柏树永远是碧绿的——台湾的气候看不出来,大陆上四季分明,就看得很清楚——这是孔子的感叹。人生要在最后看结论,人要在艰难困苦中才看得到他的人格,平常看不出来。如文天祥就是一个例子,国家无事时,他是一个风流才子,谁看得出他后来竟是一个如此坚贞而正气浩然的人。所以古人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大风来了,所有的草都倒下去,只有山顶上有一种草,可以作药用的,台湾也可看到,名叫“独活”,在海拔很高的地方,所有草都不生长,只有这种草生长,所以叫“独活”,就是劲草,大风都吹不倒。时代的大风浪来临时,人格还是挺然不动摇,不受物质环境影响,不因社会时代不同而变动。国家一乱,就看到了忠臣,也就是孔子说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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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2-6 08:30:13 | 显示全部楼层
三达德的重心

下面孔子说到人格修养的三个重点。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孔子告诉我们,一个人要达成完美的人格修养,重要的有三点,缺一不可。智慧,我们要注意,“知”在东方文化里并不是知识。书读得好,知识渊博,这是知识。智慧不是知识,也不是聪明。研究佛学,就看出来了。照梵文的音译,“般若”这两个字,中文来解释,相当于智慧。当时我们翻译佛学经典中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其中的“波罗密多”、“般若”都是梵文译音。“般若”的解释是智慧,为什么不译成《金刚智慧波罗密多经》呢?因为【中国过去翻译有“五不翻”,外文有此意义而中文无此意义的不翻,为“五不翻”中的一种】。现在对外国学生上课,就常有这种情形。譬如“境界”一词,外文里就没有这个字,勉强翻成“现象”,但并不完全是境界的意义。“现象”是科学上的名词,“境界”是文学上的名词。譬如说有人常引宋代辛稼轩有名的词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就是境界,若隐若现。再说诗的境界,如“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好境界!如改作“飞机轰轰对愁眠”那是噪音不是诗了。李后主词的名句“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若是“月如团,红烧鸭子一大盘。”那就没有境界了。这是讲文学的境界。如把境界翻成现象,就只有“月如团,红烧鸭子一大盘”,才是现象。又如中国文字的“气”如何翻译?西方文字不同,氧气、氢气、瓦斯气,究竟用哪一种气来代表?中国字就不同了,一个“电”字,就有许多的妙用。在外文就不得了,现在外文有十几万字,真正常用的几千字而已。外文系的学生可不得了,新字一年年增加,我看照这种情形下去,七八十年以后,谁知道要增加到多少字,将来非毁弃不可。而中国只要一个“电”字就够了,发亮的是电灯,播音的是电唱机,可以烧饭的是电锅、电炉,还有电影、电视、电熨斗,只要两个一拼就成了,谁都懂。外文可不行,电灯是电灯的单字,电话是电话的单字,所以他们的物质越进步,文字越增加,增加到最后,人的脑子要爆炸的。所以现在中文翻外文,就是采音译的方法,然后加注解。我们过去的翻译,不像现在,尤其南北朝佛学进来的时候,政府组织几千个第一流的学者,在一起讨论,一个句子原文念过以后,然后负责中文的人,翻译出来,经过几千人讨论,往往为了一个字,几个月还不能解决。古人对翻译就是那么慎重,所以佛法能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现在的人学了三年英文,就中翻英、英翻中,谁知道他翻的什么东西?所以翻来覆去,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给他们搞翻了。 当时“般若”为什么不翻成“智”?因为中国人解释“智”往往与“聪明”混在一起,所谓“聪明”是头脑好,耳聪目明,反应得快就是聪明,是后天的;而智慧是先天的,不靠后天的反应,天分中本自具有的灵明,这就叫智慧。他们考虑梵文中这个字有五种意义,智慧不能完全代表出来,所以干脆不翻,音译过来成“般若”。这里孔子说的“知者不惑”的“知”,也等于佛学中智慧的“智”,而不是聪明。真正有智慧的人,什么事情一到手上,就清楚了,不会迷惑。 “仁者不忧”,真正有仁心的人,不会受环境动摇,没有忧烦。“勇者不惧”,真正大勇的人,没有什么可怕的。但真正的仁和勇,都与大智慧并存的。

圣人之道与才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这是作人做事最要注意的事。讲到这种人生的经验,孔子真是圣者,实在了不起。他说有些人可以同学,年轻做朋友蛮好,但没有办法和他同走一条道路,不一定能共事业。假如有一个事业,认为是好朋友,拉在一起做,往往后来朋友变成冤家,真不划算,如不共事业,还是好朋友,多圆满!朋友是难得,结果变成冤家,等于离婚一样,该多痛苦?所以汉光武找严子陵,而严子陵始终不干,始终和皇帝是好朋友,多舒服!如果他作了汉光武的官,最后历史的记载,两人有没有这光荣史迹,就不知道了。 “可与适道,未可与立。”有些人可以共赴事业,但是没有办法共同建立一个东西,无法创业。我们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再回过来看这节书,真感到孔子的了不起。明太祖朱元璋,最初尊孔子,反对孟子,把圣庙里孟子的牌位丢掉,说孟子没什么了不起。后来观念转变,翻开《孟子》一看,读到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一段,他又立即认为孟子真是圣人,恢复了孟子在圣庙的牌位。这就是说明要人生的经验多了,才体会得出圣贤之言的可贵。“可与立,未可与权。”有些人可以共同创业,但不能给他权力,无法和他共同权变。这在历史上很多故事中可以看到,有些人学问、道德都不错,作别人的高级干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不错,但权力一集中到他手里,他自己会害了自己,就坏了。譬如现代史中的袁世凯,和曹操差不多,是乱世奸雄,治世未必能。如果一个人大权在手,又有道德学问的修养,把权力看成非常平淡,那就高明了。

赞元禅师与王安石

再说,由“可与共学”到“未可与权”这三句话,我们可以借用宋代蒋山赞元禅师对王安石说的话,作为更进一层的了解。王安石与赞元禅师交情犹如兄弟,一个出家当了和尚,一个作了宰相,【王安石每个月都要写信给赞元,而赞元始终不打开来看】。有一天王安石问他能不能学道,赞元禅师说:“你只有一个条件可以学道。但有三个障碍永远去不了,只好再等一世,来生再说学道的事吧!”王安石听了很不痛快,要他说明。他便说,你【“秉气刚大,世缘深】。”你的气大,又热心于人世的功名事业,成功与失败,没有绝对的把握,你心里永远不会平静,哪里能够学道呢?并且你脾气大,又容易发怒。作学问,重理解,对学道来说,是“所知障”,你有这三个大毛病,怎么可以学道?不过,不大重视名利,而且生活习惯很淡泊,很像一个苦行僧,只有这一点比较近道而已。所以说你可以先研究修道的理论,等来生再说吧! 我们看了这一段对话,再研究一下王安石的一生与宋神宗时代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便可以了解孔子所说的这三句话的份量了。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孔子所引用这四句古诗,用得很妙。

“唐棣”是一种植物,像栗子一样,台湾也有栗子,五月间开白色的花。这诗上说到看见唐棣开的花朵,好像是反偏在一面的情形,因此引起一时的感想,了解任何一件事物,都有正反两面。有些事所以一时看不清楚,都是因为它太亲近,反而使自己受到蒙蔽,其实,道理就在你的面前,就像在你家里一样,只要多多精思,就可以知道是自家本有的。所谓【“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便是此意。唐棣之花的四句诗,它包含有两个意思。第一是说前面有一朵花,真是好看,可惜偏向了一点。第二是映射偏差的过失,是由自己不注意去深思所致。作事业或作人,最容易出错的地方,就是不太注意最浅近之处和偏信最亲近的人。由人生的经验以及历史上的教训,我们便可知道,一个人的失败,整垮你的不是敌人,往往是你左右最亲信的人。也不是左右的人有意整垮你,而是他无意犯一个错误或太多的错误,结果却帮忙你拆垮了台。所以人最不容易看清楚的,是自己同室的人和最亲近的事。好像我们戴眼镜,可以看见外面的事,往往忘记了自己的眼镜,把镜片撞破了,也把眼睛伤害了。四句话连起来就是说,我们有爱好,就有偏私,有了偏私,往往就看事情不清楚,越亲近的事物越看不清楚。这要特别注意。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这是孔子的结论,他说实际上都是自己不肯用心去深思,才看不清楚。其实,最高远的道理,就是最平凡、最浅近的。我们往往把摆在面前的事情看得漫不经心,不屑去考虑,才种下失败的种子。 一般把《论语》二十篇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面十篇为上论。《论语》上半部的最后一篇,也就是上论第十篇《乡党》,因为这一篇多半是记录孔子日常作人处世的态度,比较枯燥一点。事实上以现在的观点来说,也就是孔子日常生活的素描。本篇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和为人处世的一方面,等于研究孔子的一个结论,我们暂时把它保留。上论到此就告一段落。 《论语别裁》 下一篇:乡党第十 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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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2-9 08:34:53 | 显示全部楼层
先进第十一 ---论语别裁  

半部《论语》

现在我们开始讲下论。把下论讲完了再回来讲上论的第十篇,作为总结论。假使将来诸位教后一辈青年,我提供各位意见,可用两个方法,一个是先讲《乡党》,孔子生活的素描,然后再从第一篇《学而》一直讲下来。或者照我们现在这个办法,讲到第九篇以后,先把它保留,等到以后作结论。 同时在这里我们想到,也是以前曾提到的,宋朝开国的宰相赵普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句名言。因为赵普与赵匡胤年轻时等于是同学,出身比较艰苦,来自乡间,一生没有好好读过书,后来当了宰相。“半部《论语》”是谦虚的话,表示读书不多,只读了半部《论语》。 另一方面,据历史上记载,碰到国家大事或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他都停留下来,把今天不能解决的问题,搁置到明天再解决。有人看到他回去以后,往往在书房里拿出一本书来看。后来他的左右,为了好奇,想知道这个秘密,背地里拿出来一看,就是一部《论语》。其实《论语》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治理国家,更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孔门的政治技巧,它讲的都是大原则。本来读书就不该把书上的话呆板地用。通常某一句书的原则,可以启发人的灵感,发生联想。我们小时候读书的经验,遇到不懂的句子,问到老师时,老师说,你不要管,背熟就行了,将来就会懂。我们当时对这种答复,心里很不满意。但背熟了以后,年龄慢慢增加,作人做事的经验多了,碰到某一件事,突然触发了这一句书,给我们很大的灵感,很高的智慧,往往就因此知道如何去处理事情,这是事实。 现在了解了上面的道理,开始看这第十一《先进》篇。同时告诉诸位一个经验,我们以前读老书出身的,不是在学校,而是在私塾里读书。读的《论语》,不是现在这样整整一部,是用木刻印在纸上。一篇装成薄薄的一本,每本两三个铜钱,准备翻弄坏了再买新的。而我们当年读《论语》,第一篇就开始读《先进》篇,不是读《学而》篇。

素朴的美

现在我们讲《先进》的观念,和下面第十二篇《颜渊》等等,等于上论的《学而》、《为政》、《里仁》这些篇章的注解。以实际的例证来作注解,叙述孔子当时师生之间的讨论,以及他自己实地的一些作为。所以还是连贯的。 为什么篇名叫《先进》?我们看到上论各篇,几乎都是拿每篇第一句的头两个字来作题。古人许多著作往往同我们现在相反。我们现在写一篇文章的程序,是先构想好一个大体,下面分几章,立好大题目,章的下面再分几项、几点,很有条理地写下来。和盖房子一样,先画好图,搭好钢架,然后水泥一灌就行了。【中国古人写文章,完全不同。我们小时候写东西,也都是走古人的路线,大致上没有什么题目。真正抒情的,自己感情思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写完了以后再想一个题目。试看古人写诗,尤其唐诗中李商隐的诗,“无题”特别多】。写了以后,没有题目,算了,就叫“无题”诗。不过也不要上当了,有些无题诗,真有题目,只是不好标明;或者作者私人的事情,无法公开,就干脆来个“无题”吧!我们知道论语中《学而》、《先进》这些题目,不见得就是当时编书的人立的,或许是后来的人,为了分篇,就取开头两个字,作为这一篇的题目。

此篇名《先进》的意思就是“前辈”。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如明朝理学家洪自诚的《菜根谭》——此书两百多年来不见了,清末民初,才有人从日本书摊上买回。其书与吕坤的《呻吟语》是相同的类型。书中第一条就说“涉世浅,点染亦浅,历事深,机械亦深。”涉世,就是处世的经验。初进入社会,人生的经验比较浅一点,像块白布一样,染的颜色不多,比较朴素可爱。慢慢年龄大了,嗜欲多了,(所谓嗜欲不一定是烟酒赌嫖,包括功名富贵都是。)机心的心理——各种鬼主意也越来越多了。这个体验就是说,有时候年龄大一点,见识体验得多,是可贵;但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年龄越大,的确麻烦越大。有些人变得沉默寡言,看起来似乎很沉着,似乎修养非常高,但实际上却是机械更深。因为有话不敢说,说对得罪人,说不对也得罪人。假使一个心境比较朴实一点的人,就敢说话了。譬如武则天时代的宰相杨再思,虽然是明经出身,经历多了,作宰相以后,反而变得“恭慎畏忌,未尝忤物。”别人问他:“名高位重,何为屈折如此?”他说:“世路艰难,直者受祸。苟不如此,何以全身。”因此我们了解孔子所谓的“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也是一样的观念。宁可取朴野的,“朴野”的确更可爱一点。这里我们讲得很简单,但关系很重要,大家可以体会到孔子“宁取其朴素,不取其机械。”的意思。所以世故与经验,加到人的身上,有时候使人完全变了质,并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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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2-11 09:23:33 | 显示全部楼层

知人论事

下面孔子提出他的学生了。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孔子被困在陈蔡之间,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这时候他的处境很困难,而所带领的一些学生都不离散,大家围绕着他,团结在一起。这是他晚年时候的感叹,他说当时随我在陈蔡之间一起蒙难的学生,现在都不在了。这是他怀念故旧之情。


听话的颜回 下面就说到德行的问题。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上论中提到过,颜回对孔子讲的话“不违如愚”,从来不违背他的话,好像很笨,而暗地考察,颜回还能予以发挥,而不违背原则,可见颜回并不笨。这和当面唯唯诺诺,背后却不能发挥,或者是发挥了,却违背原则,是有分别的。前者是诚恳,后者是权术。孔子认为颜回对他个人没有什么帮助,说什么话他都听。孔子之成为圣人,就在这种地方。他意思是说颜回认为他说的话都对,但真的都对吗?要多加反省。这句话不以道德标准来说,仅讲个人行为修养,如果一个长官,遇到部下都说自己对,绝对没有反对意见,就要反省自己对的程度。孔子说“非助我者也”,这样对我没有帮助。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一定会有不同的好意见。所以一个领导人,最难处是容纳相反的意见。对于相反的意见我们听了以后,把自己的观点推开,就他的意见想想,也蛮有道理,然后与自己的意见作正反的中和,这种态度是作人处世的高度修养。孔子就有这气度,认为像颜回一样,对自己的话认为句句都对,这样对于自己是不会有帮助的。

孝子闵子骞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他说真正称得上孝子的人是闵子骞。大家都看过二十四孝的故事,他的后母待他不好,冬天制棉衣,给亲生儿子用棉花做衬,而对闵子骞却用便宜而不能御寒的芦花,但是他还是很孝顺。后来终于把他的后母感动了。所以被列为二十四孝之一。孔子在这里说,闵子骞真正是大孝子,“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最难得的是别人都看不惯他的后娘,看不惯他们兄弟之间悬殊的待遇。而闵子骞对别人打抱不平的话都不听,仍然孝顺后娘,友爱异母的弟弟,这是难能可贵的真孝子。这一点做起来很难,要有自己独立的主见,不听外人的话而变动,实在很难。如曾母投梭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曾参是品德高超的人。有另一个同名的人因杀人被捕,于是有人向曾母说曾参杀人了。起初曾母不相信,照样在织布机上织布。但三个人来告诉她以后,曾母还是丢了织布梭,下机来询问,这就是信心动摇了。母子之间会这样,长官部下之间就更难了。一个长官对于一个部下,有人说坏话,三个人说了不听,第四个人再说而仍然能绝对信任的,不是没有,但很少,这就是说“谣言止于智者”,是很难很难的。尤其讲到闵子骞,很多家庭出了事情,问题不出在家庭本身,旁边的亲戚、朋友、邻居之间,东讲西讲,而导致兄弟之间、夫妇之间,乃至婆媳之间出了问题。这就必须靠自己有主见。所以孔子说闵子骞的后娘是不好,闵子骞也明知道不好,可是他心里有数,无论别人怎么讲,他都可以不受影响。引申这个道理,就是领导的人,更要注意。古人有句话“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边怀疑,一边又用他,这个问题就太大了,不但误了自己,更误了事情,这些都是要注意的。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这件事也在上论中提到过的。南容是孔子学生中德行很好的,吟诵了三遍《白圭》这篇诗,孔子就将侄女嫁给他了。念念诗,唱几遍歌,就得到孔子侄女作太太。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光唱歌就唱来太太,孔子嫁侄女就太草率了。难道孔子希望侄女婿作歌星?当然不是这道理,而是平常已经考察了南容。《白圭》诗篇的原义,是歌颂白璧无瑕的美德。人有一点瑕疵,就是一生之累。南容因为有《白圭》的志向,有这种品性,再加上孔子平常对他考察的结果,才把侄女嫁给他。

才命相妨的颜回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季康子是鲁国大夫,在上论中提到过。他问孔子,学生中哪一位最好学?孔子曾再三提到,只有颜回,不幸他短命死了。另有一种说法,孔子有一次与颜回等学生,一起在鲁国的东门,站在城上看泰山下面的景色。孔子突然问学生们,那远处是什么东西?学生中有眼力好的答道,看见好像有一条白练,很快过去了。颜回就说,是一个穿了白衣的人,骑了一匹白马跑得很快,所以看来像条白练,颜回的眼力太好了。所以后人说颜回读书太用功,视力又过分好,营养又不良,经常饿肚子,因此三十二岁短命而死。孔子对颜回的死是很痛心的,“今也则亡”,现在就没有那样好学的了。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这段故事,也是后人据以攻击孔子的。 颜回死了,家里很穷,颜回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来商量办丧事。古人办丧事,棺材外面还套一样东西叫“椁”。现代也还有,我们看到出丧的行列,在棺的外面套一个花的“罩子”一类的东西,那就是椁的古制。当时颜路买不起椁,孔子有一辆车子,颜路就和老师商量,想变卖孔子的车子,买一具椁给颜回送丧。孔子说这不可以,你是爱你的儿子,有这个想法。可是当我的儿子鲤死的时候,同你一样穷,有棺而无椁,当时并没有把车子卖了为我的儿子做椁。而且他说自己之所以不能徒步当车,是因为从事政务,常和当时一些大臣往来,不能没有车子。这要有这个体验的人才知道。记得当年在大陆的时候,因为有事,去看一位某省的大员,坐黄包车到省政府门口下了车,警卫多番盘问,还要办一些很麻烦的手续,我怕烦就回去了。刚好一位厅长有事打电话给我,就顺便借了他的汽车,坐着一直进去了,非常方便简单。五四运动以后,有人攻击孔子摆臭排场,一部破车子,既不给儿子,又不给自己最爱的学生。但孔子的意思是说人应该行其本分,就是《中庸》第十四章中所说的“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贫穷时就过贫穷的生活,不要做本分以外的事。家里没有钱,为了死要面子,向别人借钱负债来办丧事给活人看,这真叫作“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孔子说他儿子死了,没有钱,丧事也办得很简单,有棺而无椁,没有关系。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这是颜回死了,孔子非常伤心的话,因为颜回在所有的弟子中,是最足以传孔门学问的。现在他死了,孔子学问的继承人,也将成问题。难得有像颜回这样可以传道的人了,所以孔子说“天丧予!天丧予!”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所谓恸,就是非常伤心的意思,颜回死了,孔子哭得非常伤心。当时跟从在孔子左右的学生们说,老师哭得太伤心了。孔子听了以后说,我真的哭得很伤心吗?可是像颜回这样诚恳好学的人死了,我自然是很伤心的。如果颜回这个人死了我不伤心,那么还为哪一个伤心呢?还有哪个人的死亡,会令我这样伤心呢?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颜回死了以后,同学们主张厚葬他,来向孔子建议,但是孔子说不可以,因为厚葬对于颜回已经没有帮助了,而且依据颜回的德行思想来说,他也不会希望厚葬的。可是这件事学生们没有听孔子的话,还是厚葬了颜回。孔子知道以后,就感叹地说,颜回生前一直把我看成他的父亲一样,可是在安葬他这件事上,“予不得视犹子也”。所谓“犹”者如也,犹子就是如同儿子,后世人称侄子为犹子。这里孔子是说在安葬的事上,不能把颜回看得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依平日颜回生活俭约朴素的本性来办。所以他对已死的颜回带点歉意的说“非我也”,这样的厚葬,不是我的意思,而是你的同学们的意思。孔子的这一个感叹,正是率直坦然的一种表示。讲到颜回,使我们想到古往今来,许多有才而短命或薄命的人物,颇为伤感。

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两句诗说:“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真是达人知命的论调。

不问苍生问鬼神

下面问题来了: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关于鬼神,有两个问题,第一是究竟有没有鬼神?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一致承认有鬼神,但是,各个宗教承认有鬼神的理论却都不同。在大学里,拿这些不同宗教的理论,集中到一起来研究,关于鬼神的理论也包括在内,放在一起作研究,称作“比较宗教学”。以这种学问态度来看,每一宗教都承认鬼神。此外,唯心哲学也承认有鬼神。唯物哲学是不承认有鬼神的,科学家们则不反对有鬼神,只是保持怀疑的态度,正在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前面说过的,爱因斯坦最后信了上帝,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现在科学界对这门科学的研究很热衷,有“灵魂学”、“神秘学”正在积极研究,并且运用科学仪器,如红外线照相机等,来证明灵魂的存在。他们已经有不少发现和记录。譬如人体会发出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光;人坐过的地方,当这人离开后七八个小时,用特种照相机还可以照到这人的影子;对于植物,也认为有知觉有感情。这些研究,都很普通而且很积极。假如有一天科学界的灵魂学,能够以科学方法证明灵魂的存在,灵魂不是一种物质,是一种超物质、超电子的东西。到那时候,人类的文化要起非常重大的变化。【现在物质不灭的定律已不成立,物质一定会变、会灭的】。目前的科学是质能互变,欣欣向荣的科学,正在探寻生命的奥秘。 鬼神问题,在中国文化里也很重要。现在大家都讲中西文化合流,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美国文化不能代表西方文化,它只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支流。研究西方文化必须了解欧洲,而欧洲西方文化最初的根源是宗教,所以非研究西方的宗教思想不可。欧洲宗教思想,过去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实际上鬼神的观念,就是中国过去的宗教思想。所不同的是,把祖先的亡魂,与鬼神混在一起。所以鬼神的问题,是研究中国宗教的一个大问题。孔子对于鬼神的态度,在上论中已经提到过“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这里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而是认为先把人作好,再研究鬼神的问题。连人都没有作好,连人都不懂,还想进一步去了解鬼神的事,太远了。“天道远,人道迩。”天道当然不是天文学、太空学这个天道。中国过去这个天道,就是代表形而上的,太深远了。我们活着作人,人事是浅近的。但是我们作了一辈子的人,对于人的事还没有研究透澈,何必来谈那么远的天道呢?这等于他消极的承认有鬼神。 而他认为学生们的程度还不够,暂不讨论。所以他答复子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个“事”字是作动词用,对于人事问题还没有作好就不要讨论鬼神的问题。

接下来和鬼神连贯的有个大问题了:“敢问死?”子路问人怎么死的?大家认为子路的话蛮好笑的,怎么死还要问?但“死”的确是一门科学,人究竟是怎么死的?孔子答得很妙,“未知生,焉知死?”你是怎么生的,知不知道?生从哪里来?一般人都知道是妈妈生的。哲学中“人”究竟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很重要。而每个人都有哲学思想,只因环境或智慧的不同,有人向哲学这方面追下去,有人就不追了。像每个人小时候都发生过一个哲学上的疑问:“我是怎样生出来的?”我们小时候问父母,妈妈告诉我们人是从腋下生出来的,我们还感到奇怪。现在教育普及了,都知道怎样生人,但那只是生理上的解说。 生人真有那么简单吗?照生理医学上说是很简单;但在哲学上对于医学界的解说并不满意。医学并没有解决问题。即使是照医学上的解说,我是妈妈生的,妈妈是外婆生,外婆是外外婆生,推溯上去,最初最初的那个人怎样来的?还是问题。人的生命究竟哪里来的?这是一个大问题。究竟怎样死的?为什么要死掉?以哲学眼光来看人生,宇宙是玩弄人的,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可作这一面的解释。天地简直在玩弄万物,既然把人生下来,又为什么要让他死掉?这是多遗憾的事! 讲到遗憾,我们又想到哲学上的另一个问题。以我们东方哲学来说,《易经》看这个世界,始终都是在变化中,而它的变化始终是不圆满的。我们这部《易经》从“乾”“坤”两卦开始,最后一卦是“未济”。“未济”也可以说是没有结论的。以《易经》来看世界,任何事都没有结束。人生有结论吗?我们也讨论过“盖棺论定”并不是结论,人死了没有结论。宇宙、历史有没有结论?据科学、宗教、哲学所了解的,宇宙最后还是会毁坏,毁坏了又会新生,也是没有结论。所以人生是一个没有结论的人生,而这个没有结论的人生,永远是缺憾的。佛学里对这个世界叫做“娑婆世界”,翻译成中文就是能忍许多缺憾的世界。本来世界就是缺憾的,而且不缺憾就不叫做人世界,人世界本来就有缺憾,如果圆满就完了。像男女之间,大家都求圆满,但中国有句老话,吵吵闹闹的夫妻,反而可以白首偕老;两人之间,感情好,一切都好,就会另有缺憾,要不是没有儿女,要不就是其中一个人早死。《浮生六记》中的沈三白和芸娘两人的感情多好!其中就一个早死了。拿小说来讲,言情小说之所以美,只是写两三年当中的事,甚且几个月中间的事情。永远达不到目的的爱情小说才美,假使结了婚,成了柴米夫妻,才不美哩! 再说笑话,太阳出来了,又何必落下去?永远有个太阳,连电灯都不必要去发明了,岂不好!也有人说笑话,认为上帝造人根本造错了,眉毛不要长在眼睛上面,如果长在指头上,牙刷都不必买了,这些是关于缺憾的笑话。这是个缺憾的世界,在缺憾的世界中,就有缺憾的人生。花开得那么好,为什么要谢了?人生,生活得那么好,又为什么要死了?这些都是哲学的问题。这宇宙的奥秘、神奇,谁是他的主宰呢?有没有人管理它呢?如果有人管,这个管的人大概是用电脑计算的。人同样都有鼻子、嘴巴、眼睛等五官,可是那么多的人,却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只看这么一点点,就有那么多的不同。所以人家说人是上帝造的,我说那个制造厂里,大概有时候抓模型抓错了,所以有的鼻子不好,有的耳朵不好。这到底怎么来的?西方的宗教,有的就告诉我们不要再追问,这是上帝照他的型态造了人。那么上帝的型态又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西方宗教说,到此止步,不能再问了,信就得救,不信不得救;东方的宗教,信的得救,不信的更要救,好人要救,坏人更要救;在东方宗教里,认为人生不是哪一个主宰,既不是上帝,也不是神,另外定了一个名称:第一因。第一个因子哪里来的?第一个“人种”哪里来的?印度来的佛教、中国的道教,都认为人不是生物进化来的,也不是由一个主宰所创造的,也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大问题。 简单地告诉大家,这个生死问题和鬼神问题是连起来的。【东方学说认为光靠男性的精虫、女性的卵子两个东西不能够形成一个人。人的形成需要“三元和合”,由男性的精虫、女性的卵子,配上灵魂而形成人】。现在已有人研究出来试管婴儿,将精虫和卵子放进试管里看到他长大,那是不是三元呢?还是三元。精虫、卵子在玻璃管里或在人体里成长,是一回事。精虫与卵子之能够结合,还是靠一个灵魂的力量来的。人生出后有高、矮、胖、瘦、智、愚之分,不完全是遗传,遗传仅是因素之一,其中另有因缘。因缘的观念,是来自印度佛家的文化。譬如说,我在这里讲《论语》是因,大家在这里听就是缘,双方就有这个因和这个缘。相反的,大家是因,因为有大家在听,我才有机会在这里讲,我就是缘。因与缘互相连锁的关系,就叫作因缘。那么人生下来,有四种因缘,一种是【亲因缘:它是种性,包括了灵魂的关系,人的惯性的关系,由过去的生命历程带到了现世,又由现世再带到来世。】至于【父母的遗传等等,属于疏因缘,又名增上缘】。何谓增上?一颗种籽,本身是亲因缘,种下泥土以后,因地质不同,吸收的养分不同而变,虽然变了,但它的本性不大会变的。所以西方遗传学所讲的,在我们东方哲学说来,那不过是增上缘的一点作用而已,并不是全部作用。【有了现在的生命以后,就叫作所缘缘。何谓所缘缘?如苏东坡的诗说“书到今生读已迟”,人为了今生读书已经太迟了,今日要赶快读书,以便来生的智慧高一点,这也可以做为所缘缘的说明】。【第四是等无间缘。因缘的关系是永远连续不断的下去,所以是平等的,没有间歇性,永远是转下去】,等于我们的银河系统,是永远在转,连续关系转下去。这里大概介绍一下,这是哲学上一个专门的课题,也是科学上一个专门的问题,很麻烦,很精细的。我们现在只能约略地讲个大概,这也就是生死的问题。

东方哲学还有一个东西讨论,最初的生命哪里来的?东方哲学有所谓“原人论”,原始的那个生命,最初从哪里来的?现在全世界都流行的禅宗——这是中国的特产——其中主要的问题,也是问“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照唯物论的解释“人死如灯灭”,这答案行不行?不能满意。事实上证明,人死不如灯灭。如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灵魂学的调查,有很多的事例证明,譬如说有的人没有死,已经有死的征象。不说远的,就说发生在台湾的事,有位老朋友的老太爷,在他死前三天的早晨,他自己的老太太,就看到她的老伴站在门前往外走。老太太呼唤他不要出去受了凉,但又倏忽不见了。再回到房间一看,老太爷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这时老太太心里知道,老伴快要死了,所谓灵魂先出窍了。果然三天以后老太爷去世了。这种事例倒蛮多的,这许许多多事例,在科学上都还是不可知之数。

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我们大家都活到死,死是一个大问题,一个人正常的死到底是怎么死的?

生命的幽默 《庄子》书中有句话妙得很,他说:“【不亡以待尽。”这话怎么说呢?意思是我们活在世界上并没有活,是在那里等死】。所以庄子又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当一个婴儿出世,我们说生了,但庄子的观念中,那不是生了,而是死亡的开始。自生之时就开始慢慢走向死亡。两岁时,一岁的我过去了;十岁时,九岁的我过去了;四十岁时,三十九岁的我过去了,天天都在生死中新陈代谢,思想也在生了死,死了生。我们一个新的思想生了,前一个思想马上死亡了,流水一样。正如孔子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所以【庄子说看着这生命活着,没有死,是在等最后的一天】。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人生,的确是这样。所以有人学哲学,学得不好的,反而觉得人生没有意思,你说搞了半天有什么结论?没有结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缺憾的世界。但是也有人通了的,晓得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个缺憾的世界。 像曾国藩在晚年,就为他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要求自己有缺憾,不要求圆满。太圆满就完了,作人做事要留一点缺憾。如宋朝的大哲学家,通《易经》而能知道过去未来的邵康节,和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弟兄是表兄弟,和苏东坡也有往来。二程和苏不睦。邵康节病得很重的时候,二程在病榻前照顾,这时外面有人来探病,程氏兄弟问明来的是苏东坡,就吩咐下去,不要让苏东坡进来。邵康节躺在床上已经不能说话了,就举起一双手来,比成一个缺口的样子。程氏兄弟不懂他作出这个手势来是什么意思,后来邵康节喘过一口气,他说:“把眼前路留宽一点,让后来的人走走。”然后死了。这也就是说世界本来缺憾,又何必不让人一步好走路?

这里是谈生死问题,孔子并没有作结论。依哲学上来谈这个问题,在这里也无法作详细的介绍,如果像现在这样讲*法,一个星期讲两个小时,就是五六年,甚至十年的时间也讲不完。而且谁知道生从何处来?死往哪里去?没有人敢说,没有人敢作绝对的论断。只有在医学上,以科学的观念说,人怎样是生,怎样是死,有生命的延续,就有新陈代谢的作用。可见医学上也认为人随时都在生,也随时都在死,人的身体就和一个小宇宙一样。就是一片树叶,在科学的观念中,比一所核子工厂还复杂,而人体的结构,就有如宇宙一样复杂。譬如我们一餐三碗饭下去,如何的消化,如何的供给人所需要的热能,如何排泄废物,其间的过程是够复杂,也够奇妙的。如果再加上一些寄生虫和那些帮助消化的细菌在内,那关系可就更不简单了。

生死的确是个大问题,孔子在这里答得很奥妙,他说鬼神是属于天道的事情,“人道迩,天道远。”人本身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怎么去谈那么遥远的天道问题?也就是他说的“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他认为子路他们这批学生,程度还不够,对于生死问题,就难说了。只要我们活着的时候,好好活下去,尽到活着的本分,先把人作好再说。 鬼神问题、生死问题,人类文化上两个大问题,现在再重复一下,让大家注意。 世界各国大学的哲学系,各派宗教乃至现在有许多科学,都在研究这两个问题。人类文化到现在,对这两个大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究竟有没有鬼神存在?生是怎么来?死是怎么去?原始的人种究竟怎么来的? 当然,我们晓得,现在共产主义的哲学,一方面是基于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一方面是基于黑格尔的唯物辩证法,以及吸收希腊方面的唯物哲学而来的。其次,影响了人类思想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弗洛依德的性心理学。这几种学说,同时构成今日世界人文文化一个大问题的存在,不过目前被物质科学的进步,将这问题掩盖住了,使我们不大感觉得到,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很严重地存在着。 生与死问题的研究,现在已经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推翻了。新的理论,一部分已经成立——整个的还没有解决。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可以讨论得完的。《论语》中显然提到这两个大问题,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过现在没有办法专门针对这两个问题,再作讨论,只能在这里作一个交代,将来我们有别的机会,再来研究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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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2-13 07:32:00 | 显示全部楼层

孔门弟子的素描

《先进》这一篇,到了这一段鬼神问题与生死问题是一个高潮,现在继续下来,是对于人物的评论。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这是孔子对于这几个学生的评论。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闵子骞是有名的孝子,孔子非常喜欢的学生,孔子观察他,说他讲话很温和,有条有理。为什么讲话那么重要呢?这就好比曾国藩在《冰鉴》中所说,看一个人头脑够不够精细,不一定要看他的鼻子、眼睛,只要听他讲话,就会知道。有些人有条有理;有些人说了半天,主题还没有讲出来。一个人处事有没有条理,在言语中就可以看出来。所以,闵子骞在旁边是“訚訚如也”,温和,有条理,看着很舒服。子路呢?“行行如也”,什么是“行行”?光从书本、知识上,是难以了解的,要配合人生经验,才会知道。司马迁写《史记》,他自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光读书读多了,不是学问,是书呆子,没有用。还要行万里路,观察多了,才是学问。从前,看到好几位当代的大人物,观察的结果,就懂了“行行如也”这句书,此公说话很简单,但不断在动,好像坐不住一样。这才想到就是子路的“行行如也”。冉有、子贡这两个人“侃侃如也”,这“侃侃”是形容他气度很大,现在的话是很潇洒。对于这几个人,最后孔子下断语:“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他说子路将来不得好死。结果孔子看对了。子路后来是在卫国的政*变中战死的,死得非常光荣。前面说过,他是为了赶回为卫国平乱,身受创伤,然后整肃衣冠,端坐而死。在中国历史上,唐、宋、明各代,这种人物很多,战死了以后还站着,尸体绝不倒下来,以致敌人的将领都对他崇拜万分,往往为他立祠建庙,这就与鬼神、生死的问题有关了。所以我们中国人说“聪明正直,死而为神。”只要人的品格好,如忠义的人,死了以后就可以为神。我们看见许多庙,大家都去膜拜,里面所供奉的神,就是这一类人所升华的。这一段是由子路的“行行如也”所引起的。 “子乐”,描述当时孔子对于这几个围绕在身边的学生,觉得很高兴。可是他很遗憾地深深惋惜子路将不得善终。我们这里也要注意子路的“行行如也”。譬如有些人坐下来会抖腿,在相人术上,这种人有多少钱都会被他抖光,这是一种“败相”,不但钱会抖光,事业也会抖光,实际上也就是“行行如也”的一种小动作。人坐就是坐,睡就是睡,坐有坐相,睡有睡相,走有走相,吃有吃相,前面有相,后面有相,真正看相,太不简单,这是以中国文化中,形名之学作的说明。这是孔子对常在身边几个学生人品修养,表现在外形上的一个定评,虽然是简单一句话,但是很扼要。

言语的艺术

下面跟着就是说到处事了。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这是说鲁国当时财政经济发生问题,鲁国有一个人出任长府,这个“长府”相近于现代的财经首长,不过不能完全和现在比。现在财政经济是分开的,会计也是独立的;过去所谓长府就是管钱的,包括了财政、经济,国税局乃至于审计部,这些业务都集中在一起。换句话说,是管如何收钱,如何用钱。鲁国当时主管长府这个机构的人,大概想对当时的制度有所改变。闵子骞说话了。他说,制度不要轻易变动,还是沿用现有制度,方法变一变就好了。如果变更制度,影响比较大,整个社会又要经过一番波动,才能适合新的制度,不如用旧的制度。你看怎么样? 这就是闵子骞说话的态度,很谦虚、很温和、有礼貌,就是上面说的“訚訚如也”。他是一位社会贤达,始终不想出来做官,立场超然,所以他说了:“何必改作!”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先不讲外国,研究中国历史,不论社会结构,或者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形态,如果一下子把它完全改过来,在当时几乎没有可以成功的先例。这就是《易经》的道理。天下的事只有渐变,没有突变,突变要出毛病的。这是政治哲学的大道理,研究起来也很麻烦。因此闵子骞当时不主张一时变制度,否则突变的结果,社会要出问题,所以他在客气话以后,下一个结论“何必改作!”这是闵子骞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意见。后来传到他老师孔子那里,于是孔子说:“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里的“夫人”不是太太,“夫”是起语的“语助词”,话还没有说出来,先发的声音。孔子认为闵子骞“訚訚如也”,平常老老实实,不大说话的,但是这次他为了国家的利益,大众的利益,他说话了,而且,说得很有意义,很对!他一说话,就把握住重点。这是赞赏闵子骞。但是,我们不要仅看作是孔子称赞闵子骞的话,而把“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八个字轻易放过,这也是我们要学的,当处大事的时候,不要乱说,要说就“言必有中”,像射箭打靶一样,一箭出去就中红心,说到要点上去。

子路的琴学入门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子路学习鼓瑟——瑟比现在流行的古筝一类的乐器还要古老,有现在普通写字台那样大,有五十根弦,很复杂。“鼓”字,便是敲弹的意思。子路正在鼓瑟,孔子看见,觉得很好玩,于是讲了一句笑话,他说子路啊!他对于鼓瑟,还没有入门呢!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事实的笑话:我有一个学生是学科学的,他原有个外号叫“科学怪人”。这人做事、讲话,什么都是机械化的。后来,住在我家里,我所讲的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东西,还是他记载的,他很有兴趣。他的弹筝,也是机械化。我笑他是科学弹筝,他也不管。但有一点,他做事是很科学的,他开始学筝的时候说,每天只学十分钟,以后就固定化,每天尽管忙,必弹十分钟,不多不少。半年以后,还真的弹得蛮好了。由他的修养,我就感觉到,做任何事情,不要怕人家笑,这也是科学精神。他除了“科学怪人”的绰号之外,还有一个外号是“紧张大师”。后来到了美国,有个场合,人家要他表演,他就在很多人面前表演弹筝,一上台,手就发抖。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一种特别的指法呢。常常有些人说,年纪大了,要学什么东西没有时间。我就常拿他这个精神告诉人家,一天只用十分钟好了,一年、两年下来就不得了。实际上,我们回想起来,读书也好,学别的也好,很少用超过一天十分钟,连续三年加起来那么多的时间。如果真下这个工夫,无论哪一件事情,都会有成就。子路鼓瑟,孔子也是对他作这样的批评。 同学们听到孔子这个批评,对子路就不佩服了。在这里就看出群众的心理是盲从的。这个地方,我们读书就要注意了,真正头脑冷静,任何事情不跟着别人转变,要用自己真正的智慧、眼光来看一件事、看一个人。所以,孔子看到同学们这个盲从的毛病就说,你们也真是太看轻人,我说子路,是勉励激发他的话,实际上,子路鼓瑟的成就,已经进入了厅堂里,不过没有进入内室去而已。“升堂入室”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堂与室不能用现代的建筑格局来讲的,中国过去的建筑,有明堂格式,一般人讲话骂人“你是什么明堂?”过去的建筑,都是四合院式的,中间一个大天井,中间的大厅是明堂,深入明堂是内室,再后面就是后院了。孔子认为子路鼓瑟已经升堂了,不过没有深入到内室,如此而已。我这样说了一句话,你们就轻视他,太不应该,太轻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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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2-15 15:43:25 | 显示全部楼层

低昂失律的资质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我们都会用的成语“过犹不及”,就是出自《论语》孔子说的话。师就是子张,商就是子夏,都是在前面介绍过的孔门高弟。子贡有一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两个人,哪一个比较好,孔子说子张太过了,子夏不及。现在我们讨论“过”和“不及”这两个词。所谓‘过”,不是过错的过,不是犯了罪,而是聪明过头,有些人脑筋动得快,反应过敏了。有些人拼命研究一个问题,研究得太多了,反而走上一条错误的路子,这就是过。像讲道德,过分了就难免偏差,有一个学生,连我对他都肃然起敬,但也很难相处得自然。因为他的态度太讲礼,太过严肃了。他随时一定端容正坐,可是一身好像僵硬了,从来没有过自然的姿态。他说他自幼读中学时,就读儒家的书,效法书中所说的孔子,所以养成这个样子。“不及”是有些人懒得用心,对一个问题,想了想:“大概这样”,觉得“差不多了”就停下来,这就是中国人“不及”的毛病。所以人家骂我们中国人“马马虎虎”、“大概”、“差不多”的观念,这都是“不及”。科学精神是买酱油的钱,绝不能移来买醋。中国人买酱油与买醋,两样都差不多,马马虎虎,酸咸混淆一起,这就是作人做事“不及”的地方。总之,“不及”则不够标准,或者“过”则超过了标准,都是偏差。孔子说,子张过头了,子夏则是不及。子贡就说,这样应该子张比子夏更好了;因为子张超过了头,总该是好的。孔子说,不见得如此,超过了标准与不够标准,一样都是毛病。我们这里只能讲一个原则,要发挥起来,可举的事例太多太多,作人做事,稍有不慎,都会过犹不及。做得恰到好处,符合中庸之道,才是对的。中庸之道很难做到,现在也有人故意讽刺中庸之道就是马马虎虎,这不是中庸,这是不及,把不及当作中庸,这就错了。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这是孔子对于一个学生的申斥。冉求为当时鲁国的权门季家当总务长。孔子说季家为鲁国的权门,财富已经很多了,比周公还多。周公是被封于鲁国的始祖,也是鲁国的国君初祖。季家已经富可敌国了。可是学生当中的冉求,还公然替他设法找更多的钱,还为他加倍的设法搜括,等于是拍季家的马屁,特别为他努力,这就造成财富不均、贫富悬殊的趋势。所以孔子说,这个人不是我的学生,可以开除了,你们可以公开的把他轰出去。这就是孔子对学生品行方面的要求,他不希望他们成为一个书呆子,而要他们能做事,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这才是真正的学问,也是儒家学问的中心所在。

儒家四相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这也是对四个学生的评论。柴,姓高,字子羔,少孔子三十岁。这评论不一定是孔子亲自说的,是后来门人的记载。其中说高子羔这个人比较“愚”,照现在话来说就是笨,但并不是我们普通说的笨。朴拙一点,举止比较迟缓就近愚,不完全是笨的意思。 还有这个“愚”字的笑话,有些学生在外国已拿到博士、硕士学位,写信回来,往往自称“愚生”,这对于传统文化真是一大讽刺。后来一问,在高中都正式教过的。可见在教育上并没有错,错在自己不留心而已。唐代以后,一千多年来,“愚”字都是长辈对晚辈或平辈间的谦称。例如师长对学生写信,可以自己谦称为愚兄。舅对年长的外甥,也可谦称愚舅。对弟弟,也可谦称愚兄。可是还有人称“愚生”,那就奇怪了。那么,上面称老师,应该对称为笨师了?(一笑)。这是另外谈到写信的礼貌。在这节书里,“愚”的意思是反应迟钝。 第二个是“参也鲁”,“鲁”和“愚”看起来好像差不多。像《水浒传》这部小说,非常妙,它包含了社会哲学,也包含了历史哲学,其中人物,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怪物。这一百零八个人各加一个外号,这些外号都有民间的哲理,看起来蛮有意思。如宋江的外号“及时雨”,天旱久了来一场“及时雨”有多好。但“及时雨”宋(送)江,送到江里去了,一点用都没有。又如智多星吴(无)用,也是一样。“花和尚”鲁智深,姓就用鲁,所谓鲁就是鲁莽。他相当粗暴,动辄就打,虽然出家当了和尚,喝醉了连佛像都打掉。可是他的打,是很聪明的打法。盲目地崇拜偶像,并不是真正信仰的精神。真正信仰 的人,不一定要崇拜偶像,一个真正具有宗教家精神的人,并不是一定要有宗教的形态。所以鲁智深的鲁是代表这样的性格。我们说鲁就是笨,这说法错了。鲁是在愚的当中又带点直,而直的当中又不粗暴,慢吞吞的为鲁。 “师也辟”,子张比较有点固执,有了学问的人,多半易犯这个毛病,大致文人也多固执,这样看不惯,那样看不起。这里所讲的子张有点特殊的个性,就谓之辟。 “由也喭”,这个“喭”与“谚”相通,就是土佬,很俗气、很粗糙的相似形态。子路做事比较粗暴,讲话也比较豪放。本篇为什么只提这四个人呢?因为这四个人也代表了人格的四种典型。一般人可以用这四种典型来做一个小的归类;不是这类,就是那类。

颜回的空 子贡的有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这里提到的两个人,一个是孔子最欣赏的;一个是孔子得他帮忙最大的。 这篇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学生们各有他的长处,也各有他的缺点。作一个领导人,对他的部下,一定要了解,每人有长处,也有缺点。再讲一个人生哲学的道理,我们要注意,有人说某某的长处是什么,短处又是什么。如以哲学的观点来说,某人的缺点也正是他的长处,而长处也就是他的缺点。不但某人如此,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长处与缺点几乎分不开的。用得好就是长处。用不好就是缺点。作为一个领导人一定要懂得这一点。如果所用的人,都希望他和自己一样,那这个事业就不要做了。人形形色色,各有所不同,就要养成自己对于各种各样的人都能包涵,都能领导,这是很要紧的。 孔子这里说,品德最好的只有颜回,具备各方面的长处,差不多已经够得上道德的标准。但是“屡空”——太穷,常常是空的。不过“屡空”这两个字,有不同的解释,尤其学佛学道的人解释更不同。他们解释说,只有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才能常常做到空的境界,对于任何事情,无论得意或不得意,都可以把它丢掉,摆得下。也蛮有道理。 其次说子贡不受命,怎么不受命?就是孔子希望他专门为学问道德而作。但子贡的个性与众不同,老师这一套道德学问他绝对接受,可是他生活方式走的路线绝对不同,不太肯走呆板的路线,他去作生意了。他作生意的本事非常大,判断估计不会失败,每次都被他料中。以现在西方社会的情况来说,第一流人才作生意。而子贡的才干实在是不止如此,我们在这个地方才知道子贡还会作生意。所以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取用《论语》上这里的“货殖”两个字,代表了工商,中间记有子贡。其实子贡不但是工商界了不起的人才,他对于外交、经济等等是样样通。所以我说孔子后半生的生活,还多半靠他维持的。

不着痕迹的善人

讲了许多关于孔子学生们的评论,下面又转到另一方面了。

子张问善人之道。

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问题来了,这几句话解释起来最讨厌。子张问起,怎样算真正的善人,我们人究竟要做到什么样子才能称为善人?这是一个大问题——也真是一个哲学问题、逻辑问题——逻辑就是辨别是非,下一个定义。现在推开一切不管,以纯粹哲学的立场来讲,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很难下一固定标准。同一件事在这个时代是善的,在另一个时代则变为恶的;在这一地区是善的,换一个地区则是恶的;随着时间空间的转变而转变。因此善恶没有固定的标准。所以说作人怎样才合乎标准?西方有西方的礼节,中国古代有古代的礼节,现代有现代的标准。假使现在为了发扬中国文化,穿一件和尚衣服,(也就是明朝的便衣,古代出家、在家人的分别在头发剃光不剃光。)留着西式的发型,再打上一条领带来上课,这是作怪还是爱国?是善的或是恶的?实在很难断定。所以善恶的问题,是道德哲学上的大问题。 这里子张问怎样才是善人,孔子的答复“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先照字面上解释,不踏一丝痕迹,也不进入房门,走进屋内。如果照字面这样解释,作善人最好连太太房间都不要进去了。这是作笑话讲。怎么叫“不践迹”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用道家中庄子所说的“灭迹易,无行地难”来加以理解。古人的文字太简单,解说起来又很讨厌。我们只作这样的解释:小偷去行窃,可以戴上手套,手印指印都不留下来,使刑警没有办法侦查,这就是“灭迹”,没有痕迹了。但“无行地难”,人毕竟要靠地来走路,完全不靠地面而能走路,这是做不到的。譬如刚才说小偷把他自己的形迹灭掉容易,但什么是小偷的行地?凡是小偷,只要静下来的时候,心里就会想到,自己偷过东西。这种内心的行地要去掉,就办不到。做了坏事,可以骗遍天下人,但没有办法骗过自己,这就是“灭迹易,无行地难。” 由此可知孔子这里的“不践迹”,就是说做一件好事,不必要看出来是善行。为善要不求人知,如果为善而好名,希望成为别人崇敬的榜样,这就有问题。 “亦不入于室”,意思是不要为了作好人,做好事,用这种“善”的观念把自己捆起来。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效法儒家的那个同学,站就立正,坐就端坐,点头也不敢稍稍随便,就是被礼捆住了,没有脱落形迹。不要用心守着善的观念。何必为自己树个“好人”的招牌!所以中国人讲究行善要积阴德。别人看不见的才是阴,表面的就是阳化了。不要在人家看见时才做好事,便是阴德。帮忙人家应该的,做就做了,做了以后,别人问起也不一定要承认。这是我们过去道德的标准,“积阴德于子孙”的概念,因此普遍留存在每个人的心中。 中国专门说鬼狐的小说《聊斋志异》,第一篇《考城隍》,故事是有一个秀才作梦去应考,主考官是关公,一看他的卷子,就录取了。他的卷子里有两句话:“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就是说有心去故意做好事,表现给别人看,或表演给鬼神看,虽然是好事,也不该奖赏。又例如有一把刀不好用了,随手丢掉,而不幸伤了人,实在没有存心要伤害他,那么虽然是一件坏事,也不该处罚。全篇文章都是讨论这两个问题。这本讲鬼、讲怪、讲狐狸精的小说,为什么第一篇说这样一个故事?过去中国写小说的人,不是随便下笔的,一套传统的中国文化,道德规范的精神,摆得很严谨。《聊斋·考城隍》这两句话,也就是孔子说“不践迹,亦不入于室。”的意思。“有心为善”,作善人故意表示善,就践迹了,是不对的。更有些用“善”的观念把自己捆住了,像信教就信教,一定要表现斋公斋婆或招摇成教徒的样子,便是既“践迹”,又“入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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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2-20 07:48:24 | 显示全部楼层

应机施教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有些人讨论问题,讲话非常有理,议论非常精辟。但是要了解,听到话讲得对,就是止于话,不要认为此人话讲对了,就是君子,是了不起的人。你看见他态度温和,言谈温和,就认为此人很有礼貌,很有见解,很有才气,这也错了。尤其是言论非常精到,或者是文章写得好的,不一定就是君子,也不一定态度庄重就是人才,这是教我们观察一个人,要考验自己,有时候听人家讲的还不算,要有事实的表现。所以有些人看了我的书要想和我见面,我常答说,何必呢?“读其书,不见其人。”多好!倘使见了失望,多么划不来!过去有几句笑话说:“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不过如此。”这又何必呢!

下面接连的,便是这个观念的引申: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这是孔子的教育态度、教育方法。同时由这一篇书,也反映自己作人做事的一个反省。子路问,听懂了一个道理之后,马上就去做吗?就言行合一去实践吗?孔子告诉子路说,你还有父母兄长在,责任未了,处事要谨慎小心,怎么可以听了就去做呢? 另外一个同学冉有也向孔子问同样的问题说,听了你讲的这些道理,我要立刻去实行吗?孔子说,当然!你听了就要做到,就要实践。他答复这两个学生的话,完全不同。公西华听到以后,觉得奇怪了,跑来问孔子说,他们两个同样的问题,你的答复却完全不同,我越听越不懂了。“敢问?”——敢有不敢的意思,这就是说我现在鼓起勇气,要请你原谅一下,请告诉我,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作两种答复?孔子说,冉有的个性,什么事都会退缩,不敢急进,所以我告诉他,懂了的学问,就要去实践、去力行。子路则不同,他勇敢,“兼人”——生命力非常强,他这个人的精力、气魄超过了一般人。太勇猛、太前进,所以把他拉后一点,谦退一点。 在字面上只看到孔子教育的方法。我们在教育界久了,有时看到太用功的学生,也是劝他多休息、去玩玩,太懒的就劝他长进一些、多用功一点,这大家都做得到,何必孔子?但这只是文章的表面,进一步就看到孔子对学生的培养。首先,我们知道子路是战死的,非常勇敢,最后是成仁的烈士。孔子早已看出他是成仁的料子,所以他说“由也不得其死然”。这句话不是骂他,而是感叹。如果当时孔子稍稍鼓励他一下,可能早就成了烈士,不会等到后来卫国变乱才成仁。所以孔子在这里警告他,你的父兄家人一大堆,要先对个人责任有所交代,然后才可以为理想奋斗。如此,以中和子路过分的侠情豪气。而冉有则是安于现状,不大激进的人,所以孔子不大愿意他出来做事。结果他在鲁国季家,竟然弄起权来了,那么孔子就鼓励他,跳出现实的圈子,要有独立不拔的精神。

死有重于泰山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这本来是普通的话,记载在《论语》里,是代表孔门师生之间道义的真挚感情。孔子在匡,人家误以为他是阳货,所以他在那里受包围。后来归队的时候,颜回最后才回来。孔子一看到颜回就说,你把我急坏了,我还以为你这次蒙难死了呢!颜回答道,老师,你还在,我怎么敢先死呢?这流露出孔门弟子对孔子的尊敬,以及道义之情的真诚自然。

历史人物典型的塑立

下面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了: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这是孔子对于高级干部、领导者,乃至为人事业伙伴者所说的话。孔子在这里有大臣与具臣的分别。中国历史上的高级干部,归纳起来大概有这几种特称:名臣、大臣、忠臣、奸臣、贤臣、佞臣,加上《论语》中孔子思想的具臣等等。这也就是中国文化历史上国家高级干部的标准。作历史上一个名臣,真是谈何容易?几千年来,名垂青史,只有诸葛亮、王阳明、曾国藩等可数的若干人而已。他们都是名臣,有名望。有些还不一定就是大臣,如范仲淹等等,可称得上是国家大臣,这更不多了。其他忠臣、奸臣、佞臣等的意思大家都知道的。至于“具臣”,只是够得上做个具员而已。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留名实在不容易!中国历史,自然有个规格,不管当时权势有多大,最后这笔帐是算得很公平的。像清朝皇帝下命令,修明朝的历史,而明朝许多大臣,最后投降满清的,仍然把他们定格为“二臣”。这是康熙下的定论。虽然这些人很忠于清朝,但在皇帝的心目中,他们还是不行,只是二臣。我们也在历史上看到,当李闯打进北京时,明思宗崇祯上煤山自缢,李闯还是很尊敬地向崇祯行礼的。后来满清攻陷了北京,也还是去崇祯陵墓祭拜,好人终归是好人,历史上这些地方,是公理昭然的。把这个观念说清楚了,再回过来说本文。

季子然是鲁国人,他问孔子说,请子路和冉求两个人出来做事,他们是不是够得上做国家的大臣?以现代来说,像英国的邱吉尔、日本的伊藤博文,哪个可以说是国家的大臣?季子然是问孔子,这两个学生,可不可以出来做国家的大臣?孔子说,我还以为你问我其他什么特别的问题哩!原来你是问子路和冉求这两个人的事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大臣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自己有理想、有主义,辅助一个主体的人,使这个主体的人,向理性的标准、理想的主义、仁道的思想这条路上迈进。假使这个主体的人,不听这种意见,宁可算了,不肯干下去。这是“大臣”为行道而来的风格,不是为地位、为功名富贵、为作官、为待遇而来的。 至于你问子路和冉求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确是人才,是具臣、能臣。政治、经济、军事都会;很能干,很有才具,也很有气节。季子然说,这样说起来,如果请他们出来做事,这两个人会绝对服从的啰!绝对服从,不一定是大臣。所以孔子说,并不是这样,他们是具臣,你如请他做事,他绝对忠实,绝对尽心。要说绝对服从,这服从是有限度的,你如果做背叛道义的事、背叛国家的事、背叛社会大众的事,那他们不来的。假如你杀了父母,乃至叛变,他难道跟着你叛变?跟着你杀父母?这种事他们绝不来的。这就是具臣,虽然只能算是具员,但也要有才能而又忠贞亮节。 大臣、具臣的分别,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大概了。孔子虽然是讲大臣、具臣之别,同时也影射了刚才所提的能臣。可见之于《三国演义》——曹操年轻的时候,乔玄曾经为他看相。乔玄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如果有好的领导人,跟着做事,会是一个能臣;如果碰到动乱的时代,没有好的领导人,则成为奸雄。就这两句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把曹操一生断定了。能臣与奸雄,往往极难分别。大臣、具臣、名臣之间,说实在的,也很难有一严格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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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2-22 08:12:15 | 显示全部楼层


下面讲到另外一个问题: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子路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子羔也是孔子的学生,前面刚提到的,子路在同学中提拔了他,让他到费这个地方去作地方首长。子路作了这件事,孔子非常不高兴,所以他说“贼夫人之子!”这是骂人的话,而且骂得很厉害,以现代语言来说,就是“简直不是人,你这个小子!”这句话不只是骂子羔,同时也骂子路。孔子骂了以后,子路自然也辩白:“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他说既然有群众,也有地方可以施展抱负,何必要死读书才出去做事呢?孔子说:“是故恶夫佞者。”这个“佞”就是强辩、拍马屁、迷信、自以为是、愚而好自用的人,都属于佞。我们在这一段话上,可以看出几个要点来:第一,宋高宗的话:“宰相须用读书人”,宋高宗为什么这样讲?到底是有学问的人来干政治,会干得很好。据历史学家研究,(这是学者的意见,不能说绝对是对,也不能说绝对不对。)汉代开国,固然有规模,但气度还是不够大,原因就是汉高祖用的只是萧何、张良、陈平等三杰,一共仅三个人。而像萧何是从地方官升上来,一直到宰相,没有远大的开国的气魄。这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因而主张大政治家,要有大的学识,所以子夏也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仕就是出来从政,必定要先把学问基础打好;而在从政期间,又要不断增加新的学问、新的知识。这两句话是不能偏废的,我们平常教育界、学术界引用,只引用了一半——“学而优则仕”,当然也有人反对,而认为工作经验也可以产生学问,至于整部的四书五经,也不过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到后来才称它为“学问”。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是接受前人的经验,可是一般人多半是子路的看法——“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拿到了就干,干了再说。所以许多人就主张不怕做错,做错了没关系,再改。这话就有问题,对个人或对小事而言还可以,对社会国家,天下大事,就要十分慎重了。因为那一改,影响太大,这就是读历史、求学问的重要。经常有些中年以上的朋友发牢骚,我都劝他们回家读书去。过去的失败,我们大家都有责任,现在要紧的是,如果我们再回到原来的位置,应该知道怎么做,这就要多读书,对古今中外有深刻的了解,然后拿出一套办法来,不是今日发发牢骚,就可以了事的。 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几十年来,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一个很严重的偏差,如果扩大范围,拿学术的立场来看,即如今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没有脱离这个错误。那就是几十年来,中国人讲文化,武人离不了《三国演义》的思想,所谓“纵横天下,割据城池”的个人英雄主义。老实说,我们当年出社会,固然有以国家天下为己任的热忱,但是心里面还是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希望插上野鸡毛,号令天下。至于文人的风格,也始终离不开诸葛亮的鹅毛扇,加上文学家的吃花酒,诸如小说《花月痕》中所描写的境界。所谓名士风流,就是这几十年来中国文风的大概。一直到现在,我们研究今日青少年的问题,如大专联考这股竞争热流中,在他们思想深处,也还是没有脱离这个范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在思想上,纯粹是以国家天下事为己任,为求学而读书的很少。

回过来再讲到子路的这句话,也就是《三国演义》型的思想,很多青年都容易犯这个毛病,包括我们自己,当年也差不多。“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再去读书,然后为政?到了自己年龄慢慢大了,人生经验多了,处事多了,然后才知道学问的重要。当然我们讲的学问不是读死书,是经验配合了书本的真正的学问,确是重要。 到了这一段,又转了个方向,这是很重要的。研究孔子的思想、孔子的境界,乃至《礼记·礼运》篇中,大同世界的人生境界,就在这里了。

力挽狂澜的子路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侍坐”,是过去的礼貌,学生晚辈在老师长辈面前,不敢随便就坐,只有站在旁边。这是记载子路等四个高才生站在孔子身边,孔子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比你们大几岁,就认为我了不起,我也和你们一样。“毋吾以也”,不要把我看得太了不起。孔子以这样诚恳的心情自我表白,是一个大宗师的器度,这就是所谓“满罐水不响”了。他又说平常你们在背后说“不吾知也!”认为我不了解你们,假使说了解你们,那你们又将怎样呢?你们把自己的心意,讲给我听听看。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子路的个性,大家已经了解,这位急性子的老兄,听过以后,就冒冒失失地说话了。他说,假使有一个“千乘之国”——这是当时诸侯中大型的国家了,而这个千乘大国,是处在几个大国的中间,在强敌环伺下,又经过了连年的战争,而且内部财政上也非常艰难困苦,不断地发生灾害饥荒。像这样一个国家,如果交到我子路的手上来,我只要花三年的时间去治理,就可以使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每个人都能够站得起来,每个老百姓都知道如何去走自己该走的路,做自己该做的事。子路这个话讲得实在蛮够气魄的,不但有英雄气概,而且有大政治家的气魄。可是孔子听了以后“哂之”,露了牙齿:“嘻嘻!”微微一笑,笑中充分表露了否定的意味。 讲到这里,想到一个笑话,那是《三国演义》中(这是小说不是历史,但是中国三四百年来的政治思想,可以说从来没有脱离过《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笼罩。)“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曹操有一天和刘备两人喝酒聊天,那时刘备还在投靠曹操,等于是他的部下。曹操问刘备,天下哪一个算是真正的英雄,刘备当然第一个捧曹操。曹操问他还有谁,刘备就说到袁绍、刘表等等一些当时有权势的人,曹操都一一驳掉了。说这些人都不够资格作英雄,天下英雄唯有你我两个人而已。他说这句话的同时,天上忽然霹雳一声,响了个大雷。刘备不知道被曹操的话吓着,还是被天上的雷声一惊,手中拿着的筷子,都吓得掉到地上了。曹操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自幼在褓姆手中长大,被他们溺爱,所以胆子很小,刚才被雷声吓了一跳。曹操本来最怕刘备的,这么一来,觉得刘备不过如此而已。但紧跟着刘备就设法逃走了。(中国人对这部小说都非常熟悉,不过要注意的,我们不能说小说不是思想,而且在民间发生的影响力很大。小说是代表知识分子的思想,《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写的,至少是罗贯中的思想,罗贯中也代表了知识分子。)前几天有个学生看到一篇文章中引用的两句诗,来问我这两句诗的出处,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只好叫他自己去查,后来查到是曹操《短歌行》中的两句诗。曹操父子在文学方面,影响南北朝很大,他的英雄思想影响了几千年,这种思想方面的影响是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所以我常常告诉一些喜欢写文章的作家,要特别注意,万一所写的东西能够流传下去,将来就不知道要影响多少人。所以有人一辈子有很好很丰富的人生经验,还不敢轻易写出来,就是写下来了,也还不敢用上自己的真名字。哪里像现在,为了赚稿费,提笔就写了。现在回到本文,子路答的那段话,当然不是曹操论英雄的那个意思和态度。子路说的话很有英雄气概、具大政治家的风范,但是孔子还是笑他,这并不是笑他的话不对,而是认为他还没有这种能力。

谦谦君子的冉求

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冉求说话的态度谦虚多了,他说只要方圆六七十里的一个小小的国家交给我,或者更小一点的国家让我来治理,花上三年的时间,我可以使这个国家社会繁荣,国民经济发达,全民进到康乐的境界,这是我可以做得到的。“如其礼乐,以俟君子。”但是社会的经济充足了、富裕了,还不一定建立起良好的文化来,而对于文化根基的建立,这种重大艰巨的事情,就只好等高明的人才来着手了。这是冉求的谦虚词,也是他的老实话。这节书有两个观念: 首先,一个文化的建立,的确是不容易。不说大事,就拿小事来说,我过去写了一些学术性的东西,后来想把几十年的人生经验,我见我闻,写一部小说,就是写不出来。新体小说、旧体小说都写不出来,写写又撕掉,像现在拥有很多年轻读者的作家,我当面称赞他们,他们真是行,我就无法下笔。所以不要轻看了小说,有许多人都是眼高手低,随便批评别人的作品,自己却写不出来,所以一个文化的建立真难。据我的了解,真是所谓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培养一个人才,是要很长的时间的。我曾说过溥儒的画好,是清朝入关又出关之间三百年培养出来的。他在宫廷中所看到的那许多名画,这是别人办不到的。其实他的字比画更好,他的诗比字又要好,这都是别人学不来的。李后主的词我也说过,像他的《破阵子》那阕词:“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阙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的确是好词,读来令人感叹,但里面每一句话都是他的生活经验,是他的真感情、真思想。由他写来,非常容易。如果不是一个做了皇帝又变成臣虏的人,谁能写出这样的词来。这是在文学方面的情形,由文学的培养,我们可看到文化建立之难。

其次,我们看看管子的高见“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廪实而后知礼义兴。”这句话放之于全世界,无论古今中外,都是站得住的。所以谈中国政治思想,离不开管子。再者,透过这两句话,可知社会国家的富强、教育文化的兴盛,要靠经济做基础的;要衣食富足了才会知荣辱,仓廪充实了才礼义兴。所以有人说,最大的是穷人,连裤子都没得穿了,拼命都不在乎,还怕什么?有地位有钱的时候就怕事了。就是这两句话的道理。可见文化的建立,要靠经济作基础。从冉求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深懂这个道理。所以他说,一个小国家交给我治理三年,我可以使它经济基础稳定,社会政治稳定,至于文化的建立,则要“以俟君子”。这就还要等一段时间,乃至要请比我更高明的人来。这是他的谦虚,也是他的真话。

冉求已经报告了,孔子又问公西华:

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公西华这个人,在上论中已经提到过,孔子说他“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他可做一个很好的外交官,衣冠整齐,生活从来不马虎,仪容很端肃,应对之间很得体,是一个标准的外交官。他在这里表现的也是外交官的风度,一开口就是外交官的口吻,与众不同。(这段《论语》,实在是很好的文学作品。)他说,老师,我是一无所能,不过愿意跟着学习就是了。

这里三个人讲话,表达不同。第一个子路“率尔对曰”,咚咚就讲出来了,就干了。轮到冉求就谦虚了:“小一点的地方……。”问到公西华就说:“我并不是说我有才能,我很差,不过愿意学习。”学习什么呢?“宗庙之事”,这里宗庙就代表了国家。以前是宗法社会,每一个国家的社稷以宗庙为象征,所谓宗庙之事,就是国家大事。“会同”,开大会。等于说现在开国民大会,或者立法院会、行政院会。“端章甫”,大家都穿上礼服,很有礼貌。“愿为小相焉”,辅相是一位很好的幕僚长,或者等于国民大会的秘书长。公西华对孔子说他可以去学习,慢慢在工作中求取经验,以便做到这个程度。可是一位优秀的国民大会秘书长可不容易作,一个重要会议中的小相,是很不容易作好的。小相就是总务人才,也就是宰相才;真正的好总务,就是宰相,像萧何就是最好的总务人才。历史上的这类人物是屈指可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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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2-24 07:32:55 | 显示全部楼层

性天风月

下面是这里最重要的一段了。点,《史记》作“葳”,曾参的父亲,字皙,也是孔子的学生。下面是他和孔子的对话: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孔子和其他三位同学讨论的时候,曾点在旁边悠闲地鼓瑟。孔子听了子路他们三人的报告以后,转过头来问正在鼓瑟的曾点说,曾点,你怎么样呢?说说看。曾点听到老师在问他,瑟音渐稀,接着,弹瑟的手指在弦上一拢,瑟弦发出铿然的响声,然后曾点离开了弹瑟的位置,站起来对孔子说,老师你问我啊!我和他们三个人刚才所讲的不同,我的思想和他们是两样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从这一段描写,我们看到曾点的恬淡、宁静。大家在讨论问题,而他在搞他的音乐,应该是没有听到子路他们的讨论。可是孔子问到他的时候,他又说自己的想法、作法和子路他们三个人不同。可见刚才别人的话他都听到了,这是很高的修养。 能在处世之间,最忙乱当中,同时应付几桩事情,这就要具有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修养、最高的宁静功夫。我的确看到过这样的朋友,一边在一件一件忙着批公文,还在删改文句,一边听别人向他报告紧急重要的事情,口里在“唔!唔!”应着,然后他把笔一放,立即吩咐报告的人怎样去办理事情应付情况。同一时间处理了所有的事,还非常轻松,这个人修养真高,我很佩服。这里又要提到小说了,《三国演义》中仅次于诸葛亮的庞统,怀了诸葛亮的介绍信去见刘备。可是他傲气很重,见了刘备就是见刘备,不把诸葛亮的信拿出来,认为凭介绍信是丢人的事。不料刘备看走了眼,给他当一个县长,他上任以后天天喝酒,公事都不看,一概不管。三个月以后,张飞去视察,他还在喝酒,张飞就指责他。他要张飞坐在一边等着,把积压了三个月的公文拿出来,把所有的关系人全部找来同时报告,他一面听,一面答复,一面批公文,一会儿功夫,把所有的公事全部办完,把笔一丢,问张飞哪里还有什么事情。张飞的智慧很高,立刻道歉,庞统才拿出诸葛亮的信来,就调升了副参谋长——副军师。事实上也真有这种人。所以说,这段书不要马马虎虎读过去,读书不要只靠两只有形的眼睛,还要用智慧的眼睛去读。 这里就看到曾点高雅清华的风度,孔子听了他的话,态度也不同,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并不会矛盾、冲突的,只不过是关起门来,表达各人自己的思想而已,你尽管说好了。于是曾点说,我只是想,当春天来了,冬衣一换,穿上舒适的衣服,农忙也过去了,和成人五六人,十几岁的少年六七人,到沂水里去游泳,然后唱唱歌,跳跳舞,大家悠哉游哉高兴的玩,尽兴之后,快快活活唱着歌回家去。这个境界看起来多渺小!虽然渺小,可是孔子听了以后,大声地感叹说,我就希望和你一样。 孔子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孔子就这么孩子气?所以说这段书很难懂。我们经历这几年的离乱人生——国家、社会、天下事,经过那么大的变乱——才了解国家社会安定了,天下太平了,才有个人真正的精神享受。不安定的社会、不安定的国家,实在是做不到的。时代的剧变一来,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遍地皆是。所以古人说“宁为太平鸡犬,莫作乱世人民。”而曾点所讲的这个境界,就是社会安定、国家自主、经济稳定、天下太平,每个人都享受了真、善、美的人生,这也就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不是西方的,也不是美国的,而是我们大同世界的那个理想。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真正享受了生命,正如清人的诗“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我们年轻时候,家里有书房读书的生活,的确经历过这种境界,觉得一天的日子太长了,哪里像现在,每分钟都觉得紧张。如果我们有一天退休,能悠闲地回家种种菜,看看有多舒服! 这里孔子问这四个学生的话,其中孔子与曾点的一段话,可以说进入了最高潮,师生之间,说出了完美人生的憧憬。政治的目的,不过在求富强康乐,所以这一段可以说是大同世界中,安详、自得的生活素描。

春风化雨

下面就是一个结论。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侍坐的四个学生,答复了孔子的问题以后,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个人都已经走了,还有一个曾皙留在最后。因为孔子除了对他的话发表了意见以外,对其他三位同学的话还没有表示意见,意犹未足,再向孔子请教,他们三位同学所作的答案,老师认为怎么样?孔子说,没有什么,只是每个人报告心得,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此而已。曾皙又进一步问道,刚才子路说的话,老师笑他,为什么笑他呢? 我们也许觉得子路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对,而且很对胃口,有什么可笑之处?但孔子告诉他,子路说的是国家天下大事,是一种大英雄、大政治家的事业,要有文化基础,要有学问修养,不是那么简单。而子路大言不惭,一点都不谦让,自认为很行了,所以我才笑他。至于他说的那个对国家的理想并没有错,我只是笑他太自满、太轻率。 至于冉求的那套话,讲得也蛮好,实际上那就是政治家的作为,事实上方六七十和五六十有什么不同呢?这里我们可以引用老子的话来作一解释。现在有些研究老子哲学的,对“小国寡民”、“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两句话,各有各的解释。现在的青年们,在大学里研究文学的也好,研究哲学的也好,研究政治学的也好,拿硕士、博士学位的论文,很多写老子。什么老子的政治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经济思想、老子的什么什么思想都来了。老子当年自己只写了五千个字,以后几千年来,几千万字都说不完。这些巨著,如果老子自己看了,一定会笑掉大牙。而今日那些论文中的老子,究竟是哪一家说的老子也不知道。 真正的老子思想很简单平实,只有五千字。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要注意这个“烹”字,是慢慢地用文火来炖,小火来烧。小鲜是小鱼小肉,如用大火,一烧就烧焦了,必须用文火,慢慢地烹。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作人,乃至处世的一个大原则,在混乱之中,不能心急,任何一个时代的混乱,都有一个关键,慢慢来,逐渐解决。利用太极拳原理,四两拨千斤,就是顺其势,慢慢来。如果想一下子用突变的方法把它改过来,往往突变还没有变好,新的毛病又出来了,所以他主张“小国寡民”。换句话说,他是以地方政治为基础做起。这也是和孔子说的“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论地方大小,治理之道都是一样,并没有两样。而孔子这样说冉求,并不是说冉求不对,只是说冉求的思想,用来治大国、治小国都是一样的。这句话如引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不论我们职位大小,责任是一样的,事功是一样的,问题在做得好做不好。 至于公西华的思想,孔子认为那也是一个大政治家的见地,但是他话说得谦虚。实际上一个“宗庙会同”,主持一个庞大联合会议,各国的元首、阁员都参加,而能够担任这种会议的秘书长,作主席。公西华说这是小意思,学习学习,话是讲得谦虚,口气是蛮大的。他说这是一件小事,天下还有什么大事?

根据上面这一段,我们还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子路等人的抱负思想很了不起,但总离不开自我英雄主义,我可以如何,我要如何……而且都偏于从政治着手。但曾皙就不同了,同样希求大同之世,但成功不必在我,而着重于文教方面,真正说中了孔子的心事,所以孔子感叹:“吾与点也。” 《论语别裁》 下一篇:颜渊第十二 网站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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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2-26 09:11:11 | 显示全部楼层
《论语别裁》 第12章 颜渊

天人合一  

下论《先进》第十一篇已经讲完了,这是对于上论的《学而》——个人的内养,《为政》——个人发挥到外用的一些事实的注解。现在孔子思想的一个大问题来了。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一段对于仁的研究,是孔子思想的中心。我们先从文字方面讨论颜渊问孔子什么叫做仁,由这句话我们就想到,《里仁》这一篇不都讲的仁吗?在讲上论《里仁》时,已经说过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以后慢慢研究。现在到了“以后”这个地方了。《里仁》篇里的仁,讲仁的体、仁的用、仁的现象。有时讲仁的思想,有时讲仁的待人处世,各个不同。现在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提出来的一个总问:“什么是仁?”要求为仁下一个定义。孔子说,克己复礼叫做仁。照字面讲就是这样。从前在私塾里读古书,老师就这么解释了,不许再问,现在再照过去的读书方法解释下去:“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说只要有一天做到克己复礼的功夫,全世界都归到仁的境界里去。下面引伸下去“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就在你自己的身心上,并不是靠外来的。字面的意思,我们这样解释了,这是“依文解义”的解释。“依文解义”是佛学里禅宗的话,全句是“依文解义,三世佛冤。”意思是说,如果看佛经,只照文字去理解佛学的思想,那么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未来的佛都要说:“冤枉呀!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呀!”换句话说,我们读书,要通过语意,要透过语意,要透过语文内涵的意义,找出思想、道理的真谛,这才叫学问。仅仅文字会了,文章写得好,不一定就是学问。  

我们作进一步的讨论:  “仁”是孔子思想的中心,历代以来的解释很多,尤其宋儒——理学家,专讲这个“仁”。不过在我个人的看法,宋儒理学家们所讲那一套“仁”的理论,已经不是孔子思想的本来面目了。左边偷了佛家的,右边偷了道家老庄的,尤其偷了老子的更多,然后融会一下据为己有。等于偷来的衣服,洗过一次穿在自己的身上,说是自己的衣服,这种作风实在令人为之气短。宋儒天天讲要“诚”,要“敬”,我认为他们作学问的基本态度上就违反了这两点,既不诚,又不敬。假如坦然的说这是借别家的思想来讲的,这又有什么错?而且也并不妨碍他们的学问。譬如今天说借了西方或法国某一政治家或哲学家的思想来解说一个问题,也没有错呀,为什么借了人家的思想,还要骂人家?就像现在有些小偷,拿了人家的钱还要杀人家,这成什么话呢?这还叫“诚敬”之道吗?所以宋儒解释的仁,还是有问题。  

再其次我们提过的,韩愈解释的“仁”为“博爱之谓仁”。后世有些人误解了,认为这就是孔子的思想,仁就是博爱。其实汉武帝时公孙弘先说过仁就是爱。正式定义“博爱之谓仁”,这是韩愈的思想,【韩愈是研究墨子的专家。“兼爱”之说,墨子看得很重要,可以说是墨家的思想】,如严格的讲学术思想,就不要搞错了,否则就是笑话。所以学问可以欺骗所有的瞎子,没有办法欺骗一个有眼睛的人,学术就是这样一个严格的东西。  

另外,到了满清末年,“戊戌政*变”中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他的著作中有一本书叫《仁学》,恐怕单行本很少看到。但现在市面发行的《谭浏阳全集》这部书里,有《仁学》的全部内容。其实《仁学》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从宋儒的理学入手,来讨论孔门的学问。  这些,我们作了大概的介绍以后。现在回转来,再来研究这个“仁”的本身。颜回问“仁”,孔子答复他“克己复礼”就是仁。什么是“克己”呢?以现代话来讲,“心理的净化”就是“克己”。今天有个同学,他也听了我多年课,要去美国了,中午来辞行,谈到这个问题,他问要怎样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他的烦恼就是思想不停。怎么样做到经常不想,那是不可能的事,【人不能不想,我说有一点可以随时做得到的,就叫“想而不住”,这是禅学的境界了】。  大家这里要特别注意:譬如现在我在讲话,诸位在听话,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生理作用,配合心理感受,好几样都在用了——眼睛在看着,耳朵在听着,坐在椅子上舒不舒服,空气的冷暖,都感觉到,内在还有个东西,思想一个一个接连着。我们的思想像流水一样,一个浪头过去了,又来,又过了,又来了,一直这样的,而且在中间还会岔上很多的乱想。但是回想一下,这许许多多的思想,没一个存在。譬如我们说“克己复礼”,这句话就是一个思想,这个念头过去了以后,我们再讲“克己复礼”,但已经不是第一个,而是第二个思想了,再讲一个“克己复礼”,又是第三个思想了。也就是我们讲过的,等于我们看到一股流水在流,表面上我们是看到一股流水。而它一直在流,但第一眼看到的那个浪头早过去了,不断的有个浪头在眼前,可是它是由后面不断地涌上来的。我们看电灯,好像这个亮光是一直存在的,但实际上这亮光是不断的消散,而新的亮光不断的补上来。我们的思想、心理作用也是一样,我们好像是总有思想存在。实际上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思想:前面的思想过去了,后面的思想还没有来,现在的思想当我们讲“现在”的时候,这个思想又已经过去了。  

静的修养  

好了,这个道理我们了解了,所以对于思想,我们不要去控制它,譬如说我们想静下来,脑子里在想“我最好静下来”,这反而又多了一个念头,所以最好不要去作“我最好静下来”的想法。许多人学佛、学道、打坐、练功夫,有意要把心静下来,这心怎么能静?有的两腿盘起来,闭眉闭眼,不言不语,耍把戏一样,这也可以,但不是真正“静”的境界。对生理的帮助则有之,如说这就是静,那就不通的。这样坐在那里,心里的乱想会更多,这不是真正的“静”。所谓【“真正的静”,要有高度的修养,如前面所说,一面批改公文,一面听取报告,处理急务,日理万机的情形下,而心境始终是宁静的】。我们要想作到这一步修养,就先要认识自己的心理,思想是这样不断的过去,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就可以做一个体会,我们对于前面过去的思想不理它,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譬如我们所有的痛苦烦恼在哪里?我们往往知道是无法挽回的,但硬是想要把它拉回来。所谓后悔,就是已经过去了的,想把它抓回来。对于未来的,又何必去想它?有人说我走路很快,我说我这个人“懒得用心”,譬如我出门到这里来,目标是恒庐,就直往恒庐来,路上的事就不去管它,不去想它。可是许多人一路上看到的、听到的、遇到的,可想得多了。假使能够不去想它,心理上永远保持这份宁静,心理就健康了,生理也自然健康了,这是必然的医学道理。现在再回来说本题,我们知道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还没有来,不去管,单说现在的,“现在”也没有,我们说一声“现在”,这“现在”就马上过去了。慢慢从这一面去体会,永远保持心境的安宁,这一个平静的心境,一直平静到甚至于今天被敌人抓住了要枪毙,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一颗子弹这里进去那边出来,一定倒下去,完了嘛!它还没有来,何必去怕?它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怕也没有用,又何必去怕?现在还乐得享受,清静一点。  所以古代许多大臣、忠臣,如文天祥的从容就义,就是如此,【在文天祥的传记里就看到他有这种修养。他在被执以后,路上遇到一位老师,不知是道家的人物或是佛家的人物,他没有讲。只在他遗集中一首诗前面的序言中说,碰到一个异人,传他一个“大光明法”(这是佛家的东西)。因此,当时他就把生死看开了】。读了这传记,才知道怪不得文天祥有这样高的修养,他是从此之后,就把生死观念,完全看开了。  如拿佛家、道家的观点来说,他得了道,有了功夫,对于肉体的生死,不当一回事了,但这有什么稀奇?没什么稀奇,就跟我们刚才讨论心里的思想一样。  我们再举一个眼前的例子。大家现在坐在这里,不要作什么功夫,也不要求静。这个冷气机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事实上大家本来也听到的,不过经我一提,你注意了;本来我的动作你也看到;我的声音你也听到。在这中间,你找一个东西。你的心用得那么多,能听到声音、能看、能动作、能想,还能够知道自己在这里想,知道自己在这里坐着。哪一个“能够知道自己”的东西可重要,那就是你自己,是真正自己的“本来面目”的一面,真正的“自己”。  我不知道我的报告清楚没有,希望对大家在修养上有点贡献,获得一点安身立命的修养,有此高度的修养,才能处理大事,才能担任大的任务。  

刚才说的第一步是比较高的。第二步就要注意“克己复礼”的这个“克”字,克就是克,克伏下去,含有心理的争斗意思。譬如我看到他这条领带漂亮,想去把它拿过来,但理智马上就来了:“我为什么这样无聊?有这样下流的思想!”这就是【克,就是心理上起了争斗的现象。在庄子的观念中叫作“心兵”,心里在用兵,所谓天理与人欲之争】,以现代语汇来说,是感情与理性的争斗,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这种矛盾之中。我们克己,要怎么克服呢?【《书经》里两句话:“惟狂克念作圣,惟圣妄念成狂。”】这个“狂”同一般人所认为的狂不同。照佛家和道家的解释,普通一般的“凡夫”就是狂。如果平凡的人,能把念头克伏下去,就是圣人的境界。换过来,一个人放纵自己的思想、感情、观念,就变成普通人。这是《书经》的文化,比孔子还早,是我国上古老祖宗的文化,孔子继承传统文化,就是这里来的。【“克念作圣”这个“克”字,我们可以了解了,就是孔子说的“克己”】。  克己以后,就恢复了“礼”的境界。“礼”不是现在所谓的礼貌,【“礼”是什么呢?《礼记》第一句话,“毋不敬,俨若思。”就是说我们要随时随地很庄严,很诚敬】。这个“敬”并不是敬礼的敬,而【是内心上对自己的慎重,保持克己的自我诚敬的状态,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老僧入定的样子,专心注意内心的修养】。所谓礼,就是指这个境界而言。从这里发展下来,所讲对人对事处处有礼,那是礼仪了。《礼记》的这一句话,是讲天人合一的人生最高境界。  

【“克己复礼”就是克服自己的妄念、情欲、邪恶的思想、偏差的观念,而完全走上正思,然后那个礼的境界才叫作仁】。如宋儒朱熹的诗:“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这就看到他的修养,不能说没有下过功夫,他也曾下了几十年功夫。尽管宋儒有许多观点值得斟酌,但他们对的地方,我们也不应该抹杀;刚才我们讲克伏自己的思想,心境永远保持平静,不受外来的干扰,这是很难的。这里是朱熹的经验谈,他作了几十年的学问与修养,这个功夫不是一作就作到的,要平常慢慢体会、努力来的。这首诗里他以一个景象来描写这个境界:我们心里的烦恼、忧愁,就像江上一艘搁浅的大船一样,怎么都拖不动,但慢慢等到春天,河水渐渐涨到某个程度的时候,船就自然浮起来了。后两句诗是重点,平常费了许多力气——想把这艘船推动一下,可是力气全白费了,一点也推移不动,【等到修养到了相当程度的时候,便是“此日中流自在行”的境界了】。到了这一步,就相当于孔子所谓的“克己复礼为仁”了。“仁”就是这样解释的。现在我们可以有一个观念,就是孔子所答复的“仁”,是有一个实在的境界,而并不是抽象的理论,是一种内心实际功夫的修养。所以真作内心修养的,个中艰苦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乾坤马一毛  

再下来,“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假使有一天真正做到了“克己复礼”的境界,就“天下归仁焉”。这个问题也很大,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天人合一”这四个字,成为一句成语。以物理观点来说,天是天,人是人,相距那么遥远,没有太空船上不去,上去了还站不住,合的什么一呢?修养到天人合一,就和天一样吗?以有形的天而论,是那么空洞,心境也能那么空洞吗?心里乱七八糟,怎会和天一样空洞?这些都是虚浮的名称、口头禅。但是孔子讲的天人合一,有个道理,就是“天下归仁”。而实际上“天人合一”是庄子提出来的,后世儒家把它借来用。【庄子又以“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表达心物一元的观点】。这两句话发挥起来,又一篇大论文。【“心物一元”绝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但也可说是纯粹的唯心。(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唯心”。)】【“天地一指”的“一指”并不是一个手指,而是一个东西,是一体的意思。“万物一马”是以一匹马来作比方,整匹的马,有马头、马脚、马尾、马毛……等等。所有天地间的万物,就好像马的头、马的脚、马的毛……等等总合起来,才叫一匹马。离开了马的毛,不是完整的马,离开了马的尾巴,也不是完整的马,离了马的任何一样,都不是完整的马。由众归到一,由一散而为众】。所以【憨山大师的诗有“乾坤马一毛”之句,整个宇宙是马身上的一根毛。就好像我们现在文学中的“沧海之一粟”】,我们的人生,不过沧海里的一个小水泡一样,但虽然是小水泡,也是大海中的一分子。所以要我们【“会万物于己者,其惟圣人乎。”这是南北朝一个着名的年轻和尚僧肇说的】。他只活了三十多岁就死了,但他的著作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他的名着《肇论》,融和了儒、佛、道三家。他这句话是真正的圣人境界,修养——不是理论——到【物我同体。人与物是一个来源,一个本体,只是现象不同】。好比在这间屋子里,我们都同样是人,但相同中又有不同。因为你是你的身体,你的样子,我是我的身体,我的样子。但是虽然各人不同,却又同是人类,“乾坤马一毛”就是这个道理。  

“【天下归仁”就是归到这种天人合一,物我同体的仁境。真能做到“克己复礼”,就可以达到(不是理论上)心物一元的真实境界,宇宙万象便与身心会合,成为一体了,这也就是佛家所谓“如来大定”的境界】。什么是“定”的境界?我们的思想一天到晚乱七八糟,在佛学上名为“散乱”。【人不思想不散乱的时候,就睡觉了,这是“昏沉”】。或者说【刚迷糊了一下,没有睡着,这现象是“细昏沉”】。人生就是两种现象,散乱或者昏沉。【不散乱也不昏沉的境界就是“定”,这是功夫修养的境界,这个修养并不一定要炼丹、打坐。随时都可以从内心练习】,也就是孔子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佛家的“定”是指现象,孔子的“仁”是指作用,修养到了这个时候,对人没有不爱的,看见任何人都是好的。像今天上午,我就告诉来辞行要去美国的同学,要学佛家山门外的精神——一走进寺庙,第一眼就看到挺个大肚子,张口而笑的弥勒佛,上面横匾四个字“皆大欢喜”。只有《礼记》大同世界的境界才能做得到,也就是孔子所说“我与点也”的境界。大家都是好好的,天下太平,太好了,统统都是欢天喜地的,没有冤家,没有烦恼,没有痛苦。庙门两边还有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这就是最高修养,也就是仁的境界。  因此,仁的境界在于自己,不是外面找的,不是靠一个老道传的什么法门,然后得了什么道,那是江湖上骗人的。不是道家的道,不是佛家的佛,也不是儒家的仁。道、佛、仁就在各人自己的身心上,是最高的修养,要自己身体力行,绝不是别人给的,也不是老师传的,更不是菩萨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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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2 16:51:17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光明与复礼  

上面讲“克己复礼为仁”时,提到文天祥遇到异人传授大光明法的诗。座中有人问起原诗和关于大光明法的大概内容。所以我们这里暂时搁下《论语》,谈一下这个问题。  

遇灵阳子谈道赠以诗:  

昔我爱泉名,长揖离公卿。 结屋青山下,咫尺蓬与瀛。  至人不可见,世尘忽相缨。  业风吹浩劫,蜗角争浮名。  偶逢大吕翁,如有宿世盟。  【相从语寥廓,俯仰万念轻。  天地不知老,日月交其精。  人一阴阳性,本来自长生】。  指点虚无间,引我归员明。  一针透顶门,道骨由天成。  【我如一逆旅,久欲蹑峙行】。  闻师此妙绝,遽庐复何情。  
岁祝犁单阏,月赤奋若,日焉逢涒滩,遇异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于是死生脱然若遗矣。作五言八句:  谁知真患难,忽悟大光明, 日出云俱静,风消水自平。  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  天下惟豪杰,神仙立地成。  

这两首诗是文天祥陷落在元军之手,解送到北京的路上作的,在他的遗集中,记载他沿途作了几十首诗,都是他的感触。我们从他的诗和有关的著作,以及元朝的历史记载等资料互相参阅,可以看出,虽然他是一个俘虏,但当时各方面对他都很客气,乃至敌方看守的士兵都对他肃然起敬。说到这里,我们有一个感想,【做一个彻底的正派人,他的正气的确可以感动人】。当时,元朝是有许多部队押解他的,可是对外宣称是保护他,一路对他也很客气。经过家乡时,他曾经服过毒,希望能死在自己的家乡,结果没有成功。这一点上,他的心境当然非常痛苦。  在这中间,他碰到过两个怪人,一个是道家的,就是上面第一首诗的灵阳子。这个道人来传他的道,也是和大家一样,知道他是忠臣,一定要为国牺牲。于是传给他生命的真谛,了生脱死的大义以及死得舒服的方法。希望他能坚贞守节,至死不变。当时敌人对他很敬重,派人监护他,只要不让他逃走就是,所以这些人有机会接近他。灵阳子传道以后,两人要分手了,于是送了一首诗。  

第二首诗的题目:“岁:祝犁单阏;月:赤奋若;日:焉逢涒滩。”这些是中国上古文化,年、月、日的记载代号。第一个“岁:祝犁单阏”就是己卯年。己为祝犁,卯为单阏。“月:赤奋若”赤奋若是丑月。子月是每年阴历的十一月,丑月则是十二月。“日:焉逢涒滩”这个“焉逢”是甲,“涒滩”是申,就是甲申日那一天。他别的事情都写得很明显,为什么对这个年、月、日用中国上古文化的用词来记载?这是他对这一套中国的神秘学(现代语的名称,西方人对道家、佛家或其他古老的修炼*功夫的学问,叫做神秘学。)已经很有心得,所以对年、月、日的记载,用中国上古神秘学的记载法。他在这一天遇到异人。异人的观念,如小说上的奇人,奇人、异人或怪人,都是指与平常不同的人,就是所谓有道的人。指示他大光明法。用“指示”两个字,是他写得很客气,可见他对于传道给他的这个人,非常恭敬。他自己说:“于是死生脱然若遗矣”,到了这个时候,对于生也好,死也好,好像解脱了。本来一个扣子扣住了,现在生死完全看开,不在乎了,好像抛开了,丢掉了生死的念头。即使明天要杀头,也觉得没有关系,好像对一件旧衣服一样,穿够了把它丢掉算了。他就有这样一种胸襟,修养是很高的。于是他用五言八句,作了这首诗。诗的本文就很容易懂:“谁知真患难,忽悟大光明。”这个时候是真正在患难中,命在旦夕之间,忽然悟到大光明的正法。“日出云俱静,风消水自平。”这是描写修大光明法所得那个境界,这个时候他的胸襟是豁然开朗的,是所谓危险艰难一无可畏之处了。“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这是他悟道的话。佛家的观念,人生功名富贵,在人道上看起来是非常的荣耀;在佛道形而上学的立场来看,功名富贵,人世间一切,都是桎梏,妨碍了本性,毁灭了本性的清净光明,就好比风云雷雨,遮障了晴空。  人生等等一切事业都是劳生,“劳生”也是佛学里的名称,人生忙忙碌碌一辈子,这就叫“劳生”。中国道家、佛家始终有个观念,所谓成仙成佛,都是出于大忠大孝的人。人道的基础稳固了,学佛学道就很容易。文天祥这两句诗“天下惟豪杰,神仙立地成。”就是这个意思,这时他的心境非常愉快了。上面提到文天祥之所以能够在生死之间,完全脱然若遗的原因,得力在大光明法。根据他自己的文章来说,在这个时候,对成仁的意志,更加确定,不再动摇了。  至于什么叫大光明法?这是麻烦的问题,是很麻烦、很麻烦的事。大光明法就是佛家一种修炼的方法。我们前面说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如拿佛家的道理来讲,也可以说与佛家的大光明法绝对连带的。现在我们推开《论语》不讲,我们是现代人,只好从现代人的观念来讲。  刚才提到“劳生”,无论如何,人一生都是忙忙碌碌,就是劳生。道家的文学还有个名词叫作“浮生”,大家都读过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其中“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这个“浮生”的观念与名词是由道家来的,和“劳生”是同样的意思,人为什么感觉到生命是劳苦的?不管贫富,天天努力争取、忙碌的对象,最终都不能真正的占有。一个富人,了不起每天进帐有一千多万,不过搬来搬去,也不是他的。所以物质世界的东西,必定不是我之“所有”,只是我暂时之“所属”。与我有连带关系,而不是我能占有,谁都占有不了。  

无所住心  

有些人用不着读书,从一些现象,就可以把人生看得很清楚。只要到妇产科去看,每个婴儿都是四指握住大拇指,而且握得很紧的。人一生下来,就想抓取。再到殡仪馆去看结果,看看那些人的手都是张开的,已经松开了。人生下来就想抓的,最后就是抓不住。在大陆上西南山中住过的,就看到猴子偷包谷——玉蜀黍,伸左手摘一个,挟在右腋下,又伸右手摘一个,挟在左腋下。这样左右两手不断的摘,腋下包谷也不断的掉,到了最后走出包谷田,最多手中还只拿到一个。如果被人一赶,连一个也丢了。从这里就看到人生,一路上在摘包谷,最后却不是自己的。由这里了解什么是人生,不管富贵贫贱,都是这样抓,抓了再放,最后还是什么也没有。光屁*股来,光屁*股走,就是这么回事。  这个生死两头的现象我们看通了,中间感觉的痛苦、烦恼,这种心理上的情绪,是从思想这个根源来的。不讲现象,只追求思想的根本,便是形而上学。现在我们坐在这里,试问谁能没有思想?没有思想是不可能的。  西方的哲学家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他认为我有思想则有我,我如没有思想则没有我了。西方哲学非常重视“思想”这个东西,人没有思想叫什么人呢?当然有个名称,叫作“死人”,那我就不存在了。这种观念,严格说来,应该归于唯物思想的范围。  在我们中国哲学,东方哲学,看到西方的这种哲学,能思想的“我”,都是断续的“我”。我们曾经以灯光,以流水来比喻过它。现在坐在这里,都可以体会到,只要是清醒的,一定有思想。但回转来反省、体会一下,没有一个念头,没有一个思想是永恒存在的。一个个很快的过去了。我们脑子里的意识形态,只要一想到“我现在”,便又立即过去了,现在是不存在的。未来的还没有来,我们说一声“未来”,就已经变成现在了,这个“现在”又立即过去了。像流水的浪头一样,一个个过去了。不过连接得非常密切。这是人类本性的功能所引起的现象。  佛学对于本性,比方作大海。我们现在的思想——包括了感觉、知觉,是海面上的浪头。一个浪头、一个浪头过去了,不会永恒存在的。我们从这里看人类的思想、感情,无论如何会变去的。譬如说张三发了脾气,就让他去发,发过了他就不发了。就是这个浪头打过去了。佛学在这一方面就告诉人们,这是“空”的。宇宙间一切现象,包括了人类心理上生命的现象,一切都会过去的,没有一个停留着。这在佛学上有个名词叫“无常”。世界上的事情,永远无常,不会永恒地存在,但不懂宗教哲学的人便不同了,他把“无常”乱变成了“无常鬼”。其实,“无常”是一个术语,意思是世界上的事情没有永恒存在的。因此人的感情也是无常的,不会永恒不变。我喜爱这个东西,三天以后就过去了。这种“无常”的观念是印度文化,也在东方文化的范围。  在中国的文化,见于《易经》中,不叫无常,而叫“变化”。天地间的事情,随时随地,每分每秒都在变,没有不变的道理,一定在变。换句话说,《易经》中变化的道理是讲原则;佛学的无常是讲现象。名称不同,道理是一个。就是讲人的思想,心理的浪头都会过去的,所以认为是空的。这是消极的,看人生是悲观的。就像猴子偷包谷一9样,空手来,然后又空手跑了,什么都拿不到。这是“小乘”的佛学观念。  上面仅仅说了一半,还有道理,不但思想是无常,是空的,就是这个身体,这个生命,都是无我的。试问哪一样是我?佛学认为“我”是假的,没有真正的“我”。西方笛卡儿的哲学认为思想是真我,这个理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是不对的,还是有问题的。现在谈谈物质的“我”,也没有真我。  

身非我有  

佛学看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构成的。我们常在小说中看到“四大皆空”这句话。什么是“四大”呢?“四大”的“大”就是大类。在佛学中地、水、火、风为四大,就是四大类。讲宇宙的现象,整个的物质世界属于“地大”;人身上的骨肉等等固体的体质也属于“地大”。“水大”指宇宙间的水蒸气、海洋、河川、冰山,都是“水大”;人身上的唾液、汗水、血液、荷尔蒙等也是“水大”。“火大”则指热能。至于“风大”,物理世界就是大气流;在人身则指呼吸而言。归纳起来就是四大,宇宙、人身不外乎这四大类,这是印度哲学观念的四大。在中国则有类似的五行观念:金、木、水、火、土。在印度,四大之外,还有一个五大,就是地、水、火、风、空。这里的“空”,不是没有了的“空”,是指物理的空间。不过,普通都说是四大。  好了,现在让我们看看,骨肉、血液、热能、氧气这些东西,到底哪一样是我?如说肉是我,骨头难道不是我?应该每一样都是我,连一根汗毛都是我。如果说打头头痛,头即是我,手脚被打一样会痛,这又无处不是“我”。如果都是“我”,但事实上又都不是“我”。好比你去理发,你说剪我的头发,不说“剪我”。还有,当身体生下来的时候,过了一天,已经老去一天了。几年以后,全身的肌肉、细胞等,因新陈代谢,都已全部换过了,已完全不是两年前的那个人了。“我”究竟在哪里?究竟谁是“我”?“我”又是谁?所以这个肉身的我,佛学认为是“空”的。四大皆空,都靠不住,是无常的,永远在变化。这仍然是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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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5 08:35:39 | 显示全部楼层

梦幻空花非真无  

怎么转到积极的呢?我们前面说过,生命的本身像大海一样,我们现在生命活着的一切作用,不过是这个本性的功能所起的现象。就好比一个浪头过去,又一个浪头过去一样。虽然这个浪头是无常的、断续的。但是,有一点要注意,能起这个浪头的,是整个的海水。等到风气浪静,海水还是海水,没有变。【这一切变化中间,有一个不变的】。就如刚才的比方一样,我们的思想,一个念头、一个念头过去了,是无常的,把握不住的。我想“是”,于是“是”过去了,可是我要再想,它还是能够来的。【那么这个不变的东西究竟在哪里呢?要找它,就是穷究那个生命的根本,和宇宙那个生命同体的,那个根本的东西。找到了那个东西,会发现自己生命的本身一片大光明】。所谓【“光明清净”四个字,是形而上本体的境界】。  

我们拉回来讲,孔子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是讲这样一个东西。大光明法的原则大概如此,理论还多得很。至于说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身心随时随地进入大光明境界里去,那是另外一套方法。但【方法离不开原则,如果我们真能进入这个境界中,对于生死之间,看得就如文天祥所讲的“脱然若遗”。对于现有的这个生命,死去或活着,看起来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分别】。  因此,我们有时讲佛学提到,许多人误解了佛学的用词。如在佛学上经常看到“梦幻空花”这句话,在文学上看来很美,世界上一切的感情、人事等等就是这四个字。从这四个字的文学表面看,以为什么都没有。但不是没有,“梦幻空花”形容得非常好,不能说是没有。这就是哲学了。  当一个人在梦中,如果说“梦没有”,这句话不见得能成立。当我们在梦中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梦是没有。所以在梦中的时候,伤心的照样会哭,好吃照样在吃,挨打照样会痛,这就不能说在梦中的为“没有”,当他在梦中的时候是有的。一个人在作梦的时候,不管在作什么梦,千万不要叫醒他,否则就是大煞风景。即使他梦中觉得痛苦,而痛苦中也有值得回味之处,这也是他的生活,何必叫醒他?(一笑。)  我们知道梦的现象,是在睡眠里头所发现的,感觉到的,醒来以后,自己一笑,说作了一个梦,是空的,那是闭着眼的迷糊事,张开眼睛,梦就没有了。事实上,我们现在张开眼睛在作梦。试把眼睛一闭,前面的东西就没有了。白天张开眼睛,心里构成了活动,也在作梦,并没有两样,现在闭上眼睛,马上前面的东西看不见了,如梦一样,过去了。【昨天的事情,今天一想,也过去了,很快的过去了,那也是一个梦,很快的梦,和一张开眼就没了,在心境上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梦中不能说它没有。  再说“空花”,虚空中的花朵,怎么看得见?人把眼睛一揉,可以看到眼前许多点点,那些点点本来没有,是揉出来的。可是在视觉上是看到了。拿生理学、医理学来讲,因为视神经被摩擦,疲劳了,充血压迫刺激以后,起了幻觉,虽然是幻,但却实实在在看到了。  刚才提到大光明法,就说了这么些拉杂的理论,把这些理论沟通之后,大概可以领略如何修养大光明法的功夫了。还有其他很多的方法,如学催眠术,现在也变成科学了。实际上以我们中国佛学、道家的立场看来,那还是旁门左道。外国人说它是科学,大家就说是科学;如果我们中国人来讲,讲死了也没有用。这真是怪得很,也是这一代文化的怪现象,我们应该注意的。  【催眠术本来是印度的瑜伽术所演变。凡是练催眠术的人,第一步训练,是利用水晶球或人造水晶球、水银球,眼神注视球上的亮光,思想意志集中在球面亮光上,什么都不想,历经几个小时,纹风不动,非常的困难。这个训练完成以后,使他忘掉了自己,忘了身体,也忘了感觉。他的精神意志和这点亮光,完全合一了】。用这股精神力量,可以影响到物质。  在中国过去早就有了,如夜里黑暗中可以看见东西。以前习武的人都要练,【夜晚在一个门窗紧闭的黑暗房间中,点一支香,蹬好马步,注意香的那点火头,眼睛定住不能眨。练久了,香头的光慢慢会扩大,扩大到全室有光。最后不点香了,在黑暗中仍然看得见东西。拿现在的生理学,就很难解释】。当然也有的练坏了,我曾看到过一个人,练得黑眼珠子凹进去,眼白凸了出来,但他非常有信心,再练三个星期又恢复了。以前武功练劈剑,【手里执一柄剑,肩、肘两关节不准弯,和写毛笔字一样,就是运动手腕部分的关节向下劈。也是点一支香,在暗室中把香头劈成两半而火不熄。】然后握一把豆子在手中,往空中抛出一颗,用剑劈成两半。到了这个程度,才可以学剑。再配上心、眼、手、法、步,要费很多功夫。然后练到眼睛不动,而对每一根竹竿的动态都看得很清楚。第二步用水泼眼,眼睛动都不动,这就是功夫。为什么讲大光明法,讲到这些东西?这些也是大光明法中练法的小术之一。文天祥遇到的这个异人传他是哪一路,我们不知道,不过,可以断言不是这些小术。他的确是得了大光明法的心传,对生死看通我们所以说了这许多,就是前面“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个观念引出来的。

可是要做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很不容易,所以颜回又问了:  

顿悟与渐修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颜回说,这个道理很深,很难,总要拿一个章法,一个引子给我们入手,或者可以进入“克己复礼”的境界。因此孔子才告诉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个消极的规范。就是从眼睛、耳朵、嘴巴、身体严格的管束自己。由外在规范,薰陶自己。刚才报告的催眠术、瑜伽术,也是走的这个路线,佛家的打坐入定也是这个道理。这是实际的修养功夫的一种方法。  在理论上则很难说了,“非礼勿视”,哪一种是非礼的,不要去看呢?男人看见女人穿了一件衣服很好看,多看一眼,如果老古董的先生们,或者一板一眼的理学家,认为这个不成,非礼勿视!这就很难讲了。只是看看这件衣服的新奇,并没有别的意思,怎么是非礼呢?一定说这一看是非礼,那一看是合礼的,那就很难讲了,那天下事情没有一样可看的,首先电视不能看,有些短裙子裸背露胸上场的,选美的,都不可以看了。“非礼勿听”,现在打开电视机、收音机播出来的那些歌曲,很多是“非礼的”,我们只好用棉花把耳朵塞起来了。所以讲理论实在很难讲。  但事实上我们要了解,根据《论语》,孔子的说法,并没有后世那样的解释,这样非礼,那样非礼。这里是方法,等于刚才讲的练催眠术,训练眼光的定,当然要非礼勿视,除了看一点亮光以外,什么都不能动。颜回听了这四个方法就说,这我就懂了。换句话说,“克己复礼”做到形而上最高的功夫是很难的,退而求其次,用这种方法困住自己,训练自己不敢乱动,先端肃起来。颜回说,我虽然很笨,不大灵敏,悟性不高,但是借外力薰陶内心的方法是懂了。我只好用这种方法,慢慢去达到那个“克己复礼”的境界。  

上面这一段是讲“仁”学。孔子的道统中心是建立一个“仁”。在这一节书里分成两半。“克己复礼”是讲真正的修养功夫,达到“仁”之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明明德”等于孔子讲“克己复礼”的道理;发出来的外用在“亲民”;最高的境界在“止于至善”,是原则。一下子“明德”明不了,所以要做功夫:“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后来得到什么呢?得到的就是“明德”。所以《大学》里的修养功夫,和这里有相同之处。下面接着下来,就讲仁的用了。如果我们拿曾子的《大学》来比方着讲,等于上面这一节讲“明德”,下面就要讲“亲民”、“至善”的境界了,也就是要讲起用的道理。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大家还记得孔子弟子冉雍,孔子认为他有帝王之器,在学生当中可以当大领袖的人物。他来回仁,孔子告诉他的仁,就是由内心修养的道,发挥到外面作人做事的用,尤其是在政治领导原则下的“待人”之用。他告诉仲弓说:“出门如见大宾”,这在仁的修养就很难了。出门到外面去,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处仁的道理:对任何一个人要恭敬,有礼貌,不能看不起任何一个人。看到任何一个人,都像看到贵宾,很有礼貌,很诚恳的,尊重任何一个人。尤其作为一个领导人,更应该如此,这是领导人的学问。当一个小小干部,马马虎虎还不要紧,当主管的则对任何一个人,即使对下面也应如此,非常尊重人家,这是很重要的修养。  为什么说这是作人处事的外用?在《大学》《中庸》里,却不是教我们“出门如见大宾”,而是教我们“慎其独也”。一个人在房间里,没有一个对象,自己都要庄重。这就是内在的修养合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道理。而现在教冉雍的是外用,所以第一句话“出门如见大宾”着重于待人处世的态度修养。  其次,是讲做事的责任感。“使民如承大祭”。这个“民”就是群众。现代而言,是指对于一般老百姓,对群众社会的领导,为大家做事的时候,要负起责任,担负这个责任的态度,要“如承大祭”一般。古代对于祭祀是很慎重的事情。好比现代一个宗教徒到了教堂,心情就完全不同。对上帝、对祖先,那种心情多么庄重!多么肃穆!去拜菩萨、拜祖宗上香的时候,自然心里就诚敬。对于大众的事情,以这种心情,这种精神来处理。这就是仁道。  第三点则讲到居心、行事的大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所不愿意的事情,也替人家想想。我们普通一般人,大概都是这样:自己不愿意的,都推给人家,这是普通人的心理,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大错。不过假使我们要行“仁”道,扩充于为政之间,处人处事之际,那就不同了。你自己不愿意的,就要想到别人也不愿意。怎样使得人、事至于平和,就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下面两句“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就更难了,这两句是结论。这个“怨”字包括两点:一个是自己,一个是别人。这是人生哲学。我们每个人,自己心中都有好多的怨,即使对别人没有怨,也会怨自己的命真不好,碰到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环境。这是对自己的怨。第二,人与人之间相处,同事之间相处,长官与部下之间相处,彼此之间无怨恨心,没有什么遗憾的事,这个非常难。在原则上要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愿意做的,也应替部下设想,在他也是不愿意做的。譬如一个任务交下去,要告诉他,这是很痛苦的,要抱牺牲精神的,你愿意不愿意?这是在行政之间。当然,领导部队作战时,那情形又不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做到了于己于人都无怨尤,就是真正的“仁行”。冉雍听了以后说,我虽然没有高度的智慧,但是我会朝这方面努力。  说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位《论语》的编辑实在了不起,所以我说它始终是一贯的。它第一段讲内在的修养,形而上的“克己复礼”,教诲的对象,是得孔门道统真传的颜渊。讲到外用的对象,则是孔子认为帝王之才的冉雍。下面这段是谈对于“仁”道的一般修养。  

司马牛的问题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司马牛问仁,孔子的答复又不同了。他说,有仁道的人,在讲话的时候,不随便说话。这个“讱”就是后世所谓说话忍一点,慢慢来。由这一句话看来,司马牛可能有放言高论的习惯,所以孔子教他不要随便说话。司马牛就说,讲话慢一点,不随便放言高论,这样就叫作“仁”吗?这个很容易嘛!孔子说,你不要看得容易,真做起来很难。这是孔子在教育方面,针对学生的个性、行为,某一个缺点,加以纠正。接着司马牛就问君子。君子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尤其是儒家的观念里,差不多是一个完整人格的代名词。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他问孔子怎样才够得上做为一个君子。孔子道:“不忧不惧”。我们听了这四个字,回想一下自己,长住在忧烦中,没有一样不担心的,我们怕自己生活过不好、怕工作没有了,大而言之,忧烦时代怎么变?小而言之,自己的孩子怎么样?一切都在忧中,一切也都在怕中。透过了“不忧不惧”这四个字的反面,就了解了人生,始终在忧愁恐惧中度过,能修养到无忧无惧,那真是了不起的修养,也就是“克己复礼”的功夫之一。司马牛一听,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他说,只要没有忧愁,也没有恐惧,这就是君子?以现在社会来说,街上这样的人太多了,到那些较低级的纯吃茶地方去看看,那里的人既不担心又不害怕,没有钱用就抢一点,那都是君子吗?孔子知道他弄错了,告诉他不忧不惧是不容易的,要随时反省自己,内心没有欠缺的地方,没有遗憾的地方,心里非常安详,等于俗话说的:“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鬼不惊。”内心光明磊落,没有什么可怕的,有如大光明的境界,那时一片清净、祥和。孔子所讲的不忧不惧是这个道理,并不是普通的不忧不惧。  

这里有三段司马牛的问题。下面是第三段:  四海之内皆兄弟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这里的答话是子夏说的,不是孔子说的。但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写文章,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孔子说的,这又弄错了。近几十年来,大家攻击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受这两句话的影响太大,说中国人喜欢讲宿命论,受了这种思想的阻碍,所以没有进步。实际上这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人生哲学中最高的哲学。  “命”是什么?“天”又是什么?在中国哲学中是大问题。后世的观念,对于所谓“命”,以为就是算八字的那个“命”、看相的那个“命”、宿命论的那个“命”,这就弄错了。这不是儒家观念的“命”,而【儒家观念中的“命”,是宇宙之间那个主宰的东西,宗教家称之为上帝、为神、或为佛,哲学家称之为“第一因”,而我们中国儒家强调之称为“命”】。这样说来,不就简单了吗?所以这“命”与“天”两个东西,可以讨论一生的,也许一生还找不到它们的结论。“命”是什么东西?  

在宇宙间生命有一个功能——用现在科学的观念称它为功能。人的生命的功能很怪,因此发展出“宿命论”。  我的医生朋友很多,中医也有,西医也有。我常对他们讲,天下医生都没医好过病,如医药真能医好病,人就死不了。药只是帮助人恢复生命的功能。有一位医生朋友,在德国学西医,中医也很懂。我介绍一位贫血的同学去就医,这个医生朋友说什么药都不要用,要这病人多吃点肉,多吃点饭。他说世界上哪里有药会补血的?除非直接注射血液进去,一百西西注射进去,吸收几十西西就够了,其余变成渣滓浪费了。西医说打补血针是补血的,中医说吃当归是补血的。补血的药只不过是刺激本身造血的功能,使它恢复作用。与其打补血针,还不如多吃两块肉,吸收以后,就变成血了。所以中国人有句老话:“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所以用药医好的病,能够不死是命不该死。有一个病始终医不好的,这个病就是死病,这是什么药都没有办法的。所以我和医生朋友们说,小病请你看,生了大病不要来,你们真的医不好。这就是说生命真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功能,作战时在战场上就可以看到,有的人被子弹贯穿了胸腹,已经流血,但在他并不知道自己已受伤时,还可以冲锋奔跑,等他一发觉了,就会立刻倒下去。等于我们做事时,如果在紧张繁忙之中手被割破,并不会感觉到痛,但一发觉了,立即就感到痛,这种精神的、心理的作用很大。胸腹贯穿了,在发觉以前,中间这段时间,还可维持一下,向前奔跑,这个维持住生命的东西,也是“命”,而命的安排就非常妙。  关于富贵,孔子也说过,大家都想发财,但发财很难。我也一辈子想发财,我什么都不怕,就是怕钱,可永远发不了财,想尽办法也没有用。所以干脆不去想办法,晓得“猴子摘包谷”摘不到的。年幼时家乡有个人,专门为出丧人家抬棺材,夜间就敲更,非常穷。有一次几个月没见到他,后来又见到了,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意外地得了一笔钱,本想过一段舒服的日子,不料生了病,把钱医光,病也好了,还是和以前一样穷。当时听了就让它过去了,后来人生经验渐渐增加,就想起这个人。中国人的话“【小富由勤,大富由命】。”不可强求。这里子夏劝司马牛不必过分悲哀。因为司马牛有两兄——向趔、向巢,他们在宋国作乱,司马牛想劝阻也没有用,所以才有这样的感叹。于是子夏就劝他放开胸怀,冥冥中自有命运的安排,不要为两个亲兄弟担心。即使没有兄弟,朋友就是兄弟,朋友同学们相处融洽,无异亲的兄弟。但交朋友要敬而无失;在上论中孔子也曾说的“久而敬之”这句话,就是交朋友的大原则。朋友交得越久,越亲近了,就要越诚敬。相互间要保持一段恰当的距离,同时相处时要尽量避免过失,这样一来,到处都是好朋友、亲兄弟,那怕没有兄弟?不但个人关系如此,领导部下同事,也是同样的道理。  

自知者明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子张问什么是“明”?孔子就答复他上面的两句话,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尤其是年轻朋友们前途无量,更要注意“浸润之谮,肤受之诉。”这八个字。将来领导别人,乃至朋友同事之间的相处,是很难避免的。  “浸润”就是“渗透”手段。“谮”是讲人家的坏话。“肤受”就是皮肤表面上的一点点伤害。“诉”是心理上的埋怨、攻击。“远”,就远离错失了。  我们看历史上和社会上许多现象,尤其当过主管的,更体会得到,许多人攻击的手段非常高明。一点一滴的来,有时讲一句毫不相干的话,而使人对被攻击者的印象大大改变。而身受攻击的人,只觉得好像皮肤上轻轻被抓了一下而已。所以这八个字,特别要注意。自己千万不要这样对人,同时自己也不要听这些小话进来,尤其当长官的,对于这些小话不听进来,是真正的明白人。但作明白人很难,尤其作主管,容易受蒙蔽,受人的蒙蔽,要“浸润之谮,肤受之诉。”在你面前行不通,你才是明白人,这是孔子对于“明白人”的定义。做到这一步,才会远离错失。至于老子所讲的“明白人”又进一步了,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能够知人,能够了解任何一个人的人,才是有大智慧的人,能够认识自己的,才是明白人。人都不大了解自己,对别人反而知道得清楚。因此在老子的观念中,“明白人”并不多。  

上面都是讲个人“仁”的修养,包括了内在的和外用的,下面又转了一个气势。  

众志成城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这是孔子的政治哲学,能不能绝对奉行得通,就要斟酌时代与环境的情势。儒家政治道德的理想非常高,是对的,但是懂了以后用起来,还是要知道权宜、变通,不能太迂腐。  

子贡问领导政治的道理。孔子的观念有三个:“足食”,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的安定;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生活好。第二“足兵”,国防的建立。能够做到“足食足兵”,还要使人民对他信赖。这几件事做起来很难,以现在观念看,牵涉的范围太广太广。子贡就说,假使时代的环境,到了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的趋势,要在这三件事之间少做一件的时候,应该先去掉哪一样?孔子说,先去了军事经费,缩减人事预算。子贡说,万一碰到这时代中,一个国家非常贫穷困苦,把军事经费撤销了,还不能维持,对于足食与立信这两点,又应先去哪一项?孔子说,那【宁可牺牲经济建设,大家穷,乃至没有饭吃都可以,唯有一个政治大原则中的“信”,必须坚守】。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坚定,然后才能产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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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8 08:39:11 | 显示全部楼层

内外兼修之谓美  

下面一节,讲到文质之辩。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太羊之鞟?  

棘子成是卫国的大夫,也是所谓当权派的人物。他的理论,认为一个人只要天性好,有才能,何必要受教育,求知识,学习文化思想呢?子贡反对这个意见。他说,非常抱歉,可惜你这个见解不对,你对于“君子”所下的定义不对。“驷不及舌”,“驷”就是四匹马驾的车子,当时是最快的交通工具。像这样快的车子,还不及舌头。用现代观念来讲,就是文化宣传和思想传播的重要,它的影响力远大而且快速。所以不能随便讲话,影响后果太大。  子贡又说,文化思想的修养与人的资质,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古人的解释:“质者直也。”犹如一条直线,很纯洁朴素的,就是本质。)文化思想的保留及传达要靠“用”,既然有用,那就要靠“文”了,所以“文与质”同样的重要。“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刚从兽类身上剥下来,还没有经过加工精制,带有毛的皮叫作“鞟”。他说,虎豹的皮和犬羊的皮,在本质上都同样是兽皮,没有两样。但表面上的花纹有好看与不好看的分别。这里是子贡强调文与质有同等的价值,也就是在上论中孔子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发挥。  讲到这里,如继续引伸,可以从历史文化与个人两方面来看。  先从历史文化方面来说,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都有一个通例:凡是有高度文化的国家,它的文与质双方面都是并重的。如果偏向于文,这一个国家一定要发生问题。我们知道,过去世界各民族搞哲学思想,最有兴趣,最有成就的,要算是印度和希腊。  印度人自上古以来哲学思想就很发达,因此形成了佛教思想。印度的气候不比中国,在南印度到中印度一带,天气很热,生活简单,一年四季都只穿一件衣服就够了。我们过去讲“天衣无缝”,这个“天”原来的意思就是“天竺”。汉代翻译的音与现在不同,唐以后翻成“印度”。当时印度衣服的大概式样,现在到泰国边境还看得见,就是一块布,身上一围,就是“天衣”。不需要像我们的一样用针线缝起来,当然无缝。更热的地方甚至可以不穿。肚子饿了,香蕉等野生水果,什么都可以吃。吃饱了以后躺下睡觉,醒来以后坐在那里静静地寻思,想些神秘难解的问题。所以印度哲学的发展,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很大。  希腊的哲学思想,也很发达。我们讲到文化史时,心目中对希腊这个地方,充满景仰之心。如果到了那里一看,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一个比较苦寒的地方。这种苦寒的地方,人生的问题也多,譬如一个人遭遇了困难,会想到自己为什么这样命苦?再想命苦是什么原因?这样慢慢想下去,哲学问题就出来了。  这两个地方,哲学思想那么高,他们为什么不能建立一个富强的大国?那就是文质不相称的必然现象。我们再看西方的文化,像罗马,无论雕刻、建筑等等都很高明,但是它的文化在文学境界、艺术境界到达了最高峰的时候,就开始衰落了。这差不多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一个必然的道理。只有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文化、政治、历史是一体的、整体的。全世界也只有我们中国是如此。这就要注意,文化历史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有如此深厚。只有中国不受这个影响。  
历代兴衰的趋势  

回转来看中国每一个朝代文与质的问题。我们提过【夏尚质,殷尚忠,周尚文,这三代各有不同】。夏禹时代开始建立一个大的农业国家,一切都是质直的、朴素的。到了殷朝的时候,人还是很老实,但是宗教色采比较浓厚。我们文化整体的建立、完成在周代,因为周尚文。但是周朝的文化,仍是根据夏商文化损益而成,是文化传统的总汇。  后来历史的演变,一代一代看得很清楚。  秦纪太短,等于是战国时代的余波,不去谈它。到了汉朝的建立,四百年刘家政权,早期也非常质朴,慢慢国家社会安定了,文风就开始兴盛了。【到东汉时文风特别盛,历史的趋势也走下坡路】了。  汉以后是魏晋南北朝,我们知道魏晋以曹操、司马懿为宗祖。如果说到文学的境界与质作比较:魏晋的文风,包括了哲学思想,实在是了不起。第一个了不起的人就是曹操,他们父子三人在文学发展史上贡献非常大,的确是第一流的文人,所以影响整个魏晋时代的文风都很盛,但缺乏尚忠的质朴。【一直到了南北朝,这几百年都很乱,不是没有文,而是没有质朴的气息】。  后来唐代统一了天下,他们李家的血统中,有西北边陲民族的血液,所以唐代开国之初,文风也好,政治风气也好,社会风气也好,非常其实。我们今天讲中国文化的诗,都推崇唐诗为代表,别代的诗虽然都很好,为什么不足以代表,而推崇到唐诗?说起来好像唐诗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外歌颂月亮好,花开得好,风吹得舒服,风花雪月而已。可是唐代的诗,咏颂风花雪月,就是有那股质朴的美。到了【中唐和晚唐时期,文风越来越盛,而民族的质朴、粗野与宏伟的气魄衰落了】,没有了。  经历了五代,到了宋赵匡胤统一中国,一开始文风非常发达。讲文学、讲学问,谁提倡的?就是赵匡胤他俩兄弟。在马上二十年,手不释卷,一边打仗,还爱读书。乃至于带部队去前方打仗的时候,后面几十匹马跟着驮的也是书。我们读历史读到这里,问题就来了。我们看到有宋立国的天子,是军事家而兼文人,以致宋代的统一,只统一了一半,北方幽燕十六州根本就没有统一过。因为赵匡胤是军人,上过战场,打过仗,晓得战争的可怕。同时他又是爱好读书的学者,不愿意打仗。再者,也觉得没有把握。所以宋代一开国,等于是半个中国。而【宋代的文风非常盛,开国的气魄则始终不像汉、唐那样壮观】。  再下来,元朝不必谈了,八十年匆匆而过。到了明朝三百多年来继承宋朝的文学,学术的气势、格局就不大。我们要注意,在元朝以前的西方人,哪里知道有今天,那时他们根本还落后得很。所以当时在中国做过官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回去写了一篇游记,报道中国的文化。欧洲人看了根本还不相信,认为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美丽的天堂。到了明朝中叶以后,西方文化才抬头,所谓西方文艺复兴,就是这个阶段。  至于清朝,我们推开民族问题不谈,在前一百五十年中,的确是文与质都很可观的。从这些历史上看,我们了解了一个国家民族的建立,文质两方面万万不能有所偏废。  再回到现代,今日整个世界,危机很重。而且还不是政治、军事这些因素,乃是没有文化了。尤其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整个世界,经济失调,又导致文化衰乱,这是很严重的。目前世界各国,经济上都有赤字,只有德国例外。研究结果,二十多年来,世界各国,受了凯因斯经济学理论——“消费刺激生产”的影响,大家吃亏很大,像英国人连糖都吃不起了。一种思想,一种学说,对世界人类社会的影响,就有这样严重。美国这几年来所以【通货如此膨胀,就是一直运用凯因斯经济思想的结果】。现在晓得后果不佳,已经没有办法了,短时间之内无法纠正。德国之所以能立于不败,就是经济恐慌后没有死守凯因斯的经济理论,而用古典的经济思想,也就是中国人的“省吃俭用,量入为出”的思想。很简单,“生之者众,用之者寡。”自然经济稳固。证明用古老的思想对了,这就是时代的考验,这都是学说文化,我们不要把它分割,认为这是经济学,与孔孟之学有什么相干?总之,文化是整体的。  

继绝传薪  

由此引伸出来,我们看到,国家民族的兴衰,端赖于文质的均衡发展。现在我们文化的危机当然很严重,以后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如何在继绝存亡之间,去挑起文化传统的责任来。现在的年轻学生,学位很容易拿到,学士、硕士、博士那么多。老实讲,我是很担心!很忧虑!学位尽管拿,是否确实能挑担子,却是个问题。对于文化的存亡继绝,要青年们将这个火把点下去,火种留下去,最怕青年们没有这个本事,目前就有这样一个危机,这是讲大的方面。  

书画琴棋诗酒花  

讲小的方面,个人文与质的关系。  有些人有天才,本质很好,可惜学识不够,乃至于写一封信也写不好。在前一辈的朋友当中,我发现很多人了不起。民国建立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各方面有许多人都了不起。讲才具也很大,对社会国家蛮有贡献,文字虽然差点,可是也没有关系,他有气魄、有修养。  另一些人文章作得好,书读得好,诸如文人、学者之流。我朋友中学者、文人也很多,但我不大敢和他们多讨论,有时候觉得他们不通人情世故,令人啼笑皆非。反不如有些人,学问并不高,文学也不懂,但是非常了不起,他们很聪明,一点就透,这是“质”。  再说学问好的文人,不一定本质是好的。举个前辈刻薄的例子,像舒位骂陈眉公的一首诗,一看就知道了,这首诗说:“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功名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称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陈眉公是明末清初的一个名士,也就是所谓才子、文人。文章写得好,社会上下,乃至朝廷宰相,各阶层对他印象都很好。可是有人写诗专门骂他:“装点山林大架子”,所谓装点山林是装成不想出来做官,政府大员请他出来做官,他不干。真正的原因是嫌官太小了不愿做,摆大架子,口头上是优游山林,对功名富贵没有兴趣。“附庸风雅小名家”,会写字、会吟诗,文学方面样样会,附庸风雅的事,还有点小名气。“功名捷径无心走”,朝廷请他出来做官都不要做,真的不要吗?想得很!“处士虚声尽力夸”,处士就是隐士,他自己在那里拚命吹牛,要做隐士。“獭祭诗书称著作”,【獭是一种专门吃鱼的水陆两栖动物,有点像猫的样子。它抓到鱼不会马上吃,先放在地上玩弄,而且一条一条摆得很整齐,它在鱼旁边走来走去玩弄,看起来好像是在对鱼祭拜,所以称作“獭祭”,它玩弄够了再把鱼吃下去】。这里的借喻,是说一个人写诗做文章,由这里抄几句,那里抄几句然后组合一下,整齐地编排在一起,就说是自己的著作了。骂他抄袭别人的文章据为己有。“蝇营钟鼎润烟霞”,这是说他爱好古董,希望人家送他,想办法去搜罗。“蝇营”,是像苍蝇逐臭一样去钻营,人家家里唐伯虎的画,赵松雪的字等等,想办法弄来,收藏据有。“翩然一只云中鹤”,这是形容他的生活方式,看看多美!“翩然”,自由自在的,功名富贵都不要,很清高,飞翔在高空中的白鹤一样。“飞去飞来宰相衙”,这完了!当时的宰相很喜欢他,既然是那么清高的云中鹤,又在宰相家飞来飞去,所为何事?可见所谓当处士,不想功名富贵等等都是假的。所谓文章学问都是为了功名富贵,如此而已!  这一首诗,就表明了一个人对于文与质修养的重要。人不能没有学问,不能没有知识,仅为了学问而钻到牛角尖里去,又有什么用?像这样的学问,我们不大赞成。文才好是好,知识是了不起,但是请他出来做事没有不乱的,这就是文好质不好的弊病。一定要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吃饭大如天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一段是有关于国家的财政思想,古时候,国家政府的支用,都靠老百姓纳税而来。古代的赋税有个名称叫“彻”,大概是收十分之一的田赋。(详细的数字,要另外考证,这里不去管它。)所取的很合理。后来到了春秋战国时,因为社会的不安,政治的动荡,政府的财用不足,税收就加了很多。现在鲁哀公问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年饥——农业社会收成不好,社会经济衰落不景气,都可称年饥——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你看怎么办?有若就说要减税。他不但不主张加税,还主张减税。鲁哀公听了说,你不要说减为十取一的税,就是征两成都还不够,怎么能减?减了以后国家的财政怎么办呢?接着,有若说了一个大原则,所谓财经一定要与政策配合,也就是讲政治的大道理。他说,你减税以后,使国民的生活安定,社会增加了生产能力,老百姓富足了,还怕国家不富足?国家当然会富足。假使加重税收,老百姓越来越吃不消,经济只有越萧条,那时离心离德,到哪里去征税?  以中国历史来说,几乎每一次到了变乱的时代,都发生这种问题。外国也一样,现在美国福特上台,恐怕最困难的也是这个问题。每一个国家,财经都很重要,所以大家想对国家有所贡献,财政经济的书要多看看。任何大小事情,财经的知识是不能缺少的。乃至自己创个事业,开个公司,会计把帐拿来都不会看,就糟糕,被蒙蔽了都不知道。何况每一变乱时代,都发生这类问题。明朝末年最严重,当时这个税,那个税,历史记载着弄到“民怨沸腾”。我们读历史的时候,这四个字马马虎虎过去了,但仔细研究一下,老百姓对政府没有感情了,怨恨的程度,像开水一样翻翻滚滚,到了这种程度,实在难以收拾,明末就到了这个地步。

宋代一位文学家范石湖的诗:“种禾辛苦费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范石湖和陆放翁、苏东坡这些人都是宋代着名的文学家,在政治上也是了不起。范石湖出使过金国,办过政治上的大交涉,在政治上贡献很大。他的诗词文章,被誉为宋朝四大家之一,堪称为文质彬彬。他这首诗讲乱世的税捐状况,政治上的根本问题。他描写种田的人,辛辛苦苦用犁锄来垦地,耗尽了心血。垦到无地可垦了,“鬼质枯”,连坟场都挖掉改垦为田地,尽量从事生产。可是收入还不够缴纳繁重的赋税,这从下面两句话可以看出来。他说农民没有钱去买田来耕作,只好弄只船,种种荷花,打点鱼,在水上谋生活。可是下面一句“近来湖面亦收租”,连种水也要缴税了。这是范石湖,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对那个时事的感叹!这就成为有名的诗句,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心声。几乎每个朝代末期,都出现这种代表老百姓的心声的作品,这都是大问题。  回转来看有若的答复,财经税收,离不开政治哲学的大原则。百姓富足,每个人生活安定,社会安定,政府自然富足。如果老百姓贫穷了,则这个国家社会就难以维持了。  
知人易自知难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β】。诚不以富,亦只以异。  

这是一个大问题。既关系个人的修养(内圣),也关系到领导人的修养(外用)。“崇德”是个名词,“辨惑”也是一个名词。这两个名词的并用,是由《论语》开始的,后世成为儒家思想的专有名词。子张问怎样叫“崇德”?怎样叫“辨惑”?崇德是个人的修养,现在新的名词是“心理卫生”,就是薰陶、改善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德性、慢慢崇高伟大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要如何修养自己的人格。“辨惑”这惑包括了两方面,一是怀疑、一是糊涂。一般人的人生,一辈子多半是糊涂,没有思考,没有辨别的能力。即使有,也搞不清楚。说有经历,经历包括范围太广,如要相信经历,就先要辨一辨什么是经历?就要思考。所以辨惑就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见解。子张提出这两个问题问孔子,孔子的答复说,使自己的人格升华,主要在心理修养。一为忠、一为信。【“忠”的意义是直心直肠,心境很直,对人对事绝没有歪曲。另一意义就是非常尽心】,不论对自己或对别人,当国家大事也好,为个人私事也好,绝对尽我的心,尽我的力,乃至赔上自己的性命,都在所不惜。譬如对于思想的信仰绝对忠实,也就是“忠”。“信”,我们解释过了,就是自信、信人。对自己要有自信。对人能够厚道,因此人与人之间建立一个“言而有信”的关系。为了使自己的人格更见崇高,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忠”“信”。“徙义”是应该做的事就去做。“义”者宜也,合情合理应做的去做,就是徙义。  

下面问题来了:譬如领导人对部下,或者丈夫对太太,都容易犯一个毛病。尤其是当领导人的,对张三非常喜爱欣赏,一步一步提拔上来,对他非常好,等到有一天恨他的时候,想办法硬要把他杀掉。男女之间也有这种情形,在爱他的时候,他骂你都觉得对,还说打是亲骂是爱,感到非常舒服。当不爱的时候,他对你好,你反而觉得厌恶,恨不得他死了才好。这就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爱之欲其生的事很多,汉文帝是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皇帝,他也有偏爱。邓通是侍候他,管理私事的,汉文帝很喜欢他。当时有一个叫许负的女人很会看相,她为邓通看相,说邓通将来要饿死。这句话传给汉文帝听到了,就把四川的铜山赐给邓通,并准他铸钱(自己印钞票)。但邓通最后还是饿死的。这就是汉文帝对邓通爱之欲其生。当爱的时候,什么都是对的,人人都容易犯这个毛病,尤其领导人要特别注意。孔子说:“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这两个绝对矛盾的心理,人们经常会有,这是人类最大的心理毛病。我们看这两句书,匆匆一眼过去,文字上的意义很容易懂。但详细研究起来,就大有问题。所以我们作人处理事情,要真正做到明白,不受别人的蒙蔽并不难,最难的是不要受自己的蒙蔽。所以创任何事业,最怕的是自己的毛病;以现在的话来说,不要受自己的蒙蔽,头脑要绝对清楚,这就是“辨惑”。譬如有人说“我客观的说一句”,我说对不起,我们搞哲学的没有这一套,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客观,你这一句话就是主观的,因为你说“我”,那有绝对的客观?这就要自己有智慧才看清楚。这些地方,不管道德上的修养,行政上的领导,都要特别注意。“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人类最大的缺点,最大的愚蠢。  下面这两句话“诚不以富,亦只以异。”宋朝的大儒们研究,认为古代是竹简,摆来摆去把位置摆错了,应该摆在十六篇“齐景公有马千驷”之上,因为这两句话是《诗经·小雅》“我行其野”中的句子。他们解释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这不是富有,不过和富有也差不多了。”放在这里不伦不类。  现在我们的看法,宋儒说摆错了位置也对。假如说并没有摆错,也有道理。因为“富”不限于财物的富有,道德学问的修养是无形、无价的财富。所以“诚不以富,亦只以异。”等于说,虽不是有形的富有,其实是真正的富有。因为你拥有崇高的人格修养和自己内心的安详,这正是极富有的大业。不过,不同于财物的富有而已。  

相对的人为政治  下面跟着是齐景公问的: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就是中国政治哲学了,从古中国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伦常文化的基础上。就是孔子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四点。现代的青年看起来,会认为这种书落后到极点,实在应该烧掉。如果我们真了解了,就觉得非常深刻,非常有味道。这八个字上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名词,下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借用来作动词。“君君”就是说领导人作到自己真正是一个领导人,领导人有领导人的道德。(就这“君君”两个字,就可以写一部叫“领导人的道德修养及其哲学”的大书,或者作为政治系或哲学系同学写博士论文的题目。)君是君,领导人就是一个领导人。臣是臣,作干部的有干部的立场,规规矩矩是个好干部,好的宰相,好的辅助人。这个话连起来讲,如果君不君,领导人不是一个领导人,违反了领导人应有的道德,这时臣也不臣了。“父父、子子。”做父亲的是一个父亲,【如果父亲作得不合一个父亲的标准,但是却要儿女孝顺,尽儿女的本分,怎么可能呢?】所以父母是父母,子女就是子女,这才是所谓的父慈子孝。也就是《易经》上回复的道理。古代的文字很简略,但包括的意义很多。孔子答复了这一点,齐景公非常聪明,他说,好,我懂了。一个领导人自己不站在领导人的本位,越出范围,那么臣也不臣;一个家庭中,父母不像父母,儿女就不像儿女。如果一个国家,政治、社会的风气到了这个程度的话,国家的财富虽充足,我也用不到了,一定要失败的。这一点就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思想。  有人说,民主社会没有这个“君”,我们研究过三民主义——国父思想,关于这个问题都讲过,不用再讲了,是一样的道理。过去是一人领导万人,现在是万人领导所有的人。“民主”政体下每个人都是“君”。所以我对一个美国朋友,谈到美国的情形,我说中国的民主思想和美国的两样。中国过去是帝王制度,没有民主自由的口号。而美国坏就坏在“民主”上,现在“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很成问题。国际上美国到处去帮忙,而没有一个受到帮忙的国家感谢美国,问题就在“美国式”的民主。我们过去的政治思想,尽管是君主制度,据我的研究,中国历史政治的精神,是以民主为基础,君主是一个执行的型态。现在“美国式”的民主,老实说是以君主独裁为基础,而以民主为型态。【美国是什么民主?所有的领导人,乃至于总统,后面都有老板的。他们被操纵于资本家手中,说穿了,美国的民主就是这样】。【我们过去的君主,是真正的民主精神。譬如在明末崇祯时期,骆养性任大金吾之职。所谓大金吾是沿用汉朝的官名,近似于现代的首都卫戍司令,清朝的九门提督,权很大。当时熊鱼山、姜如农两位言官——近似现代的监察委员,在历史上称作言官。『皇帝在政治上的错误,言官都要提出来指摘的,这是中国过去监察御史的精神』。纵然是皇帝错了,他照样提出来,错了就是错了。这两位御史很了不起,当时对皇帝有所批评。朝中的太监权臣,因为党派的关系,把他们关在刑部大牢——清朝所谓天牢里。到了半夜里,皇帝亲笔下了一个条子,命令大金吾连夜把这两个监察御史提出去杀掉。这位大金吾接到了皇帝这个条子,并不执行,坐下来写一篇奏章。大意说天下言官犯了罪,如果要杀他,因为他是代表全国老百姓讲话的,所以应该明告天下,公布他的罪状,使全国老百姓都知道,然后再规定时间杀他。现在凭你这张条子,而且偷偷摸摸地半夜里叫小太监送来,要我夜里去杀他,我是不敢执行的。换言之,无形中是说皇帝没有经过行政程序,是错误的,不可以这样做的。第二天他就把皇帝下的条子同奏本,一并送给皇帝,结果皇帝看了他的奏本反而笑了,这件事也就算了,这两个人命也保住了。(至于骆养性的晚节好不好,是另处一回事,在此不加讨论。)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并不止这一件事,类似的事件很多。不过现在我们读的历史太少了,只靠学校的历史课本、中国史大纲,就认为懂了中国历史。我觉得很好玩。中国历史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可惜一般人都没有好好注意它。尤其说到政治哲学,还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儒家、道家的这许多原则是对的。为政到底在人,并不一定在法。立法、制度固然重要,但执法的还是在人,立法的也是人,所以还是人政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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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0 10:04:11 | 显示全部楼层


能平不平的子路  

下面是对于政治、立身处世、作人做事有关的个人修养: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在尺牍中常常可以看到“片言折狱”这句话。“片言”的来源,就是出自《论语》中孔子的这句话。现代语就是“一句话”的意思。“狱”就是打官司。孔子说,要讲一句话,就可以把人家的纠纷解决了,只有子路做得到。那么子路是很懂法律,大概是个大律师了,但律师并不能片言折狱。这里就值得研究了。我们读遍了四书和传记,所提到的子路,并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可是孔子的确说他片言可以折狱的。就前面所提到的子路,简直像张飞一样,一个粗暴得很的人,既不是大政治家,又不是搞司法的,孔子怎么说他可以片言折狱呢?这就是子路有侠义精神。  最近看到一部描写清代末期的一个闻人的小说,过去我们也知道这个人就有片言折狱的味道。他没有读什么书,是钱庄的学徒出身,他把替钱庄收来一笔呆帐的五百两银子,帮助一个茶馆中萍水相逢,落魄的候补道上京补缺,而他本人却因此被钱庄开除,可是后来这两个人联合起来,东南半壁的金融,都受他们的影响。后来太平天国举事,他还支持当时的清政府,认为太平天国绝对不会成功的。淮军的军饷及许多经费,都向他借。这个人讲义气,头脑好,有办法,真是“片言折狱”的人才。  所以孔子提出来,一句话可以替人解决问题的,只有子路做得到。在我个人的人生经验,也觉得的确像子路这种个性的人才做得到。正如某些问题找读书人来解决,也许一年也解决不了,找这些有侠义精神的朋友一来,三言两语,把一切咎责替人挑起,来代人道歉赔礼,几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下面说子路做得到的理由,是“子路无宿诺”,这就是侠义的精神,他今天答应了事情,说话算话,绝对办了结,不会搁在那里不办的。过去这一类的人蛮多的,但在最近二十年来则少得很,这样的人,往往使人敬佩,信任得过。一个人要做到任何朋友都信任他,很不容易。这不能用手段,要绝对的真诚,绝对的信实,子路有这个精神,所以可以片言折狱。  

理难清  

由片言折狱,就谈到彼此意见的相争了。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原告被告两方的打官司,这是法律上的常事,是普通的讼事。两方朋友有问题,听双方争执的意见,这也是讼事。我发现假使去做法官将无法下裁决,因为我听甲方说的觉得很有道理,听乙方说的觉得也很有道理,所以我常常引用孔子“听讼,吾犹人也。”这句话。听谁的话,就“吾犹人也”,变成了谁,很难严格的说谁对谁不对。  在禅宗里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老和尚,有三个徒弟,有天老和尚叫他们来报告心得。首先老和尚听了大徒弟的报告说你的对。二徒弟的报告,刚和大徒弟说的相反,老和尚听了说你的也对。最小的徒弟感到奇怪,就问老和尚,大师兄这样说,你说对,二师兄那样说,你也说对,究竟谁的对呢?老和尚对小徒弟说,你的更对。  佛家从形而上的观点泯除是非。天下没有绝对的是与非,是根据时间、空间而断定的。儒家则从形而下着手,有是非,主张要明辨是非。至于道家,则认为要调和是非。这是三家文化着眼点不同,各有千秋,各有不同的用处。所以绝对的是非在哪里呢?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这句话要注意了,真正的意思是不要有主观,听原告的话时,自己就站在原告的立场。听被告的话时,自己就站在被告的立场。以现在哲学的观念,这才是绝对的客观。然后再来判断是非。但是我们往往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自己先有成见,所以要为任何一个人设身处地。“必也,使无讼乎!”为什么要做到那么客观,因为我们判断是非的人,最主要的目的,是使大家没有纷争,都能心气平和,心安理得,合理的得到解决。  在我国描述清官的小说中,如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等等,对诉讼,都脱离不了微服私访。当然历史上这些人是否确有其人,其政绩如何?这是另一个话题,暂且搁置。但这一私访的观念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甚至在民国初年还有这样的现象。我们要知道,地方上的恶势力,中外古今都无法完全消灭。不要以为私访可以得知真正的内情,有人就布置好圈套,使私访者正好掉在这个奸谋圈套里。上论中说过:“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也就是这道理。  

完美之不易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子张问个人去从政,担任公家的职务,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孔子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这八个字表面上看起来很容易,但认真的想还真不容易。对自己的职务绝对诚敬而不厌倦,这是很成问题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工作服务态度差的人,有人说是因为待遇不好,所以工作情绪不好。这也不见得,有的地方,登报征求人才,只有一千五百元月薪的待遇,而应征的达六百多人,其中还有的是大学研究所毕业的。可见并不完全是待遇问题,而是教养的问题。学问、学位和职业三个东西分不开,尤其从政,要“居之无倦”,全部精力放进去,如果厌倦,换个工作好了,这是从政的精神。但是我们看到许多人服务态度不好,都是由于对职业的厌倦。老古话说的“做一行,怨一行。”如果做一个心理测验,到底做哪一行不厌倦?大概没有这一行。就是拿钱吃饭不做事,该是舒服了,久了也会厌倦。还有“行之以忠”,从政则一切尽心尽力,为国家、团体、职务尽心尽力而忘记了自己,是很不容易的,怎样才能做到这八个字的精神?还是要学问,还是要修养。  所以下面孔子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要靠学问,这又牵涉到文与质的问题。学问精通了的人可以做到;绝对没有知识的人,普通的人,本质很好的人也做得到。最怕是半吊子。所以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一切渊博以后,选定一点;这也是现在专家教育的精神,先求渊博,以后再求专一。作人的道理,也是一样,一切通透了,然后选择人生专一的道路,这样大概差不多,不至于离经叛道了。  下面再说到个人的修养:“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一个君子人,看到朋友、同事以及任何的好事,都愿意帮助他完成,坏事则要设法阻难使他无法完成。从政、作人都一样要做到这个程度。而小人却正好相反,就喜欢帮忙人家做坏事。  

再引伸来讲“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这句话。我们把“成人之美”这句话,用成了口头语,例如替人家做媒,就常说“君子成人之美”,但是这句话是不负责任的。因为男女双方谈恋爱,已经成熟了,不过到时候在结婚证书上,帮忙盖一个图章而已,这就美其名为“成人之美”。而事实上这又究竟算不算“成人之美”?有时候很难断定。像我曾经为学生证过几次婚,结果很圆满的不多。所以后来有人请我证婚,我说还是不要找我,因为我的福气不好。以前老规矩结婚,没有证婚人,而要请有福气、子孙多的老夫妇为新人铺床,以沾福气。现在不铺床,请人证婚,所以我说最好请有福气的人。当然这是笑话,真正的道理,是“成人之美”的“美”,到底什么是美?  讲到这里,我们就联想到西方文化进来以后,大家喜欢用的“真、善、美”。这三个字不过是西方文化特别注意,特别提出的,并不是中国文化没有。但在学哲学的人的观念,对世界上究竟哪件事是真的或假的?善的或恶的?美的或丑的?没有办法下定论。因为有许多人行为、观念、道德,善恶标准,是由于时间、空间不同而有区别的,例如到了西藏,与人见了面,要伸出舌头来,还要发出“哧!哧!”的声音,形态并不美观,算是行礼,这就是善吗?又如在印度遇见人,最高的礼貌是在地上打个滚,这就是善吗?可是在那里又非这样不行。这些还是表面的事情。所以真正的善恶,在哲学的范围,是很难说的。我们在路上看见一个人很痛苦,在作人的道理一定要去救他。但常常会在救了人以后,而后悔是做了一件坏事,因为所救的竟是一个坏人。不救他反而干脆,以后少些人受害,而他自己也可少做几件坏事。可是救活了这坏人以后,对于社会的后果,反而不堪设想。这在我们个人的一生行为中,就有很多这类的经验。因此对于善或恶,在哲学范围中,没有办法下一个严格的定论。美与丑也是一样,男女之间,热恋的时候,在别人看起来蛮丑的人,而他们觉得对方很美。有人认为最丑的,而其他的人会认为是最美的。也有的人,太太很漂亮,感情闹得不好,而在外面交上一个大家都认为很丑的女朋友。所以美与丑,都是主观的,唯心的,没有标准。这如乡下人的话“臭猪头自有烂鼻子的菩萨要吃。”这句话的意义实在很深长了。  美丑既然没有标准,怎样才是“成人之美”就更难说了。下面说“不成人之恶”是反面的说法。做好事,本来是很难的,像帮助孤儿,就有一位老朋友警告我,不能随便办孤儿院。第一,如经济不充足,收容了一百人,到一百零一人时,还是没有办法。最好是不出名,不挂招牌,而想办法将孤儿分散给人领养,或送去当学徒、进夜校。这样才踏实,较完美。我也曾经访问过孤儿院出生的孤儿,一百人中,九十五人是对孤儿院抱怨的。另一方面访问从事孤儿院工作的人,更是满腔的怨言。双方都会埋怨,到底错又在谁呢?所以做一件善事,想“成人之美”是很难做到的。因为进孤儿院的孩子,心理容易不健全。自己感到是一个孤儿,别人的善意,他也会怀疑的。等于对后娘一样,后娘好,他认为是手段,后娘不好,他认为后娘不是亲娘。后娘难做也就在此,因此,有些孤儿院的工作,等于是失败的。由此看来,孤儿出身的人,最后必然走上两条路,一条是对穷苦孤儿非常同情,一生都做好事。另一条路是相反的,对社会仇恨。他的想法是认为自己困难时,没有人来相助,现在为什么要对别人好?养老院也如此,不容易办得好。主事人难于做到像上面说的“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最后成了形式化。因此“君子成人之美”这句话,我们不能随便引用。这美是善的美,不助别人的坏。可是这两句话反面意思的错误,我们经常会犯。往往自认为做了好事,结果成了坏事,无形中的犯了很多错。最初的动机蛮好,为“成人之美”,事情的结果却不好,变成了“成人之恶”。所以成人之美的道理易懂,但身体力行起来,就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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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2 09:30:52 | 显示全部楼层

上不正下便歪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这个话大家都很熟,这是我们中国人对“政”这个名称的解释。政就是“正”,所谓政治的道理,就是领导社会走上一个正道。刚才我们讲到真、善、美的哲学观点,现在引用哲学观点来说,什么叫正?什么叫邪?也很难讲。这就牵涉到人生的道德行为观念,以及社会的、历史的道德观念等等,都受时间、空间的影响,而改变了观念的标准。以前的社会型态并不适于现在的社会型态,过去历史的标准,并不一定完全可以适用于现在。所以怎样才算是正或邪,也是对某一时间、某一地区而言。但无论如何,政治的原则,就是“正己而正人”,自己先求得端正,然后方可正人,譬如一个教育家、宗教家,以感化的教育,转移社会风气,也可以说是“政者正也”的一个范例。帅之以正,这是孔子的定义,也是千古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名言。季康子是一个当权的人,所以孔子对他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只要你领导人自己做得正,下面的风气就自然正了,这是偏重于为政,偏重于领导而言的。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患盗”,这是说他那里强盗土匪太多了。这是一个大问题,和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都有连带关系。季康子问孔子,强盗土匪这样多,该怎么办?孔子说很简单,你所不要的,赏给他,他都不要。在文字上就是这样,很简单明了,但在《易经》系传上说:【“谩藏诲盗,冶容诲淫。”】“诲”就是教的意思。这句话是说,金银财宝,不好好保藏起来,等于教人家来偷;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妖艳,就等于教人家来揩油。有的女同学,晚上回来很生气,说外面社会如何乱,男孩子如何不好。因此还是少打扮的好。所以孔子对季康子说:“你所不要的,丢在路上,人家也不要,更不会偷,不会抢。”  这个话很简单,但引伸出去,政治、经济、社会什么问题都在内。我们先谈一个哲学的笑话,佛家有个名词“颠倒”。在佛经上经常有“众生颠倒”这句话,这“颠倒”两字很有道理,人都在颠颠倒倒的。刚才也提到,孔子说的“子帅以正”,正就是不颠倒。但以哲学立场看,世界上哪一个事物是正的?下不了定义,就人的颠倒来说,随便举例:田里的稻麦是人类不可少的粮食,何等重要?可是任它在田地上,谁都不去看管。而钞票不过一张纸而已,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衣穿,连作卫生纸用都不行,可是却绳扎,纸包,放到钱柜,铁柜还要摆到严密的库房,上了锁,另外再由人执枪守住,这岂非颠倒?这类事可多了,仔细想想,人生真的很奇妙,究竟哪样才是对?颠倒!对黄金钻石也是如此,本来无用之物,可是大家竞相以为宝物,因此形成了社会上抢购这些东西的风气。说盗窃心理,我们又想到庄子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话。庄子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一般人将黄金珠宝,隐藏妥当,只能防止小偷小盗。至于那些大盗,就怕你不把黄金珠宝等财物集中隐藏起来,你越是装得牢,锁得紧,大盗来了才拿得方便。甚至明目张胆抢劫,还要失主自己代他搬去。至于占领了人家的国土,那么就变成了英雄、侯王。所以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这就是历史哲学。  因此儒家思想,始终教人过俭朴的生活,走其实无华的路子。大家如此,社会就安定,盗窃也少了。如上位的人偏好某一事物,则下面会跟着偏好得更厉害。爱好而得不到,于是就行窃了。这个“窃”,是广义的窃,凡以损人利己的方法获取即称为窃,今日全世界经济危机,就是受凯因斯“消费刺激生产”理论所害的,前面也提到过这点,大家不肯节俭,尽量消费所致。昨天还对一个美国学生谈起,现在美国一般人几乎永远是穷的,因为什么都是分期付款,而生活永远也在分期付款中渡过。这就想起孔子的话,“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现在全世界的“欲望”,风气都趋向这方面,所以大家就都想尽方法来占有,来获取。得不到了,只好去窃,又如女人的打扮,过去仿效宫廷,现在仿电影明星。事实上是一样的,过去看帝王的宫廷,现在看社会整个风气。所以要想不窃不盗,只有改正风气才是。  

风吹草动  

下面仍是季康子问政治方面的一个道理,当然这不是在一天之内问的,而是编书的把它连在一起: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季康子又问孔子说,用以杀止杀的方法,把坏人杀掉,“以就有道”,归到正道那里去,怎么样?孔子说,为政之道,并不是靠杀人而能够成功的。我们知道,老子也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并不是绝对怕死的,为政不用道德来感化,只用杀戮来威胁,是绝对压不住的。所以孔子对季康子说,用杀人来做手段是不对的,应该以自己的道德来做领导。你自己用善心来行事,下面的风气自然跟着善化了。所以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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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4 07:28:02 | 显示全部楼层

修养上的三叉路口  

下面是讲个人修养的问题: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匿、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匿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是孔子学生。“舞雩”,犹如现代的交谊厅,有一次,他跟孔子在“舞雩之下”,向孔子请教三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崇德”,充实自己的修养。这个“德”字不一定作道德讲。以现代观念说,如何使自己的心理、精神、修养到高深的程度。第二“修匿”,就是如何改进自己内心思想、情绪。第三“辨惑”,怎样才不致于糊涂,怎样才是真正的有眼光,有智慧,看得清楚。这是人生哲学的大问题了,这三句话如果严格发挥起来,非常费事,现在我们先研究它的意义。  第一点崇德。这个德,旧的观念就是德业,以现在来说,怎样养成很有教养的气质。说到气质、风度这些名称,在前面也多次说过,经常没有办法做确切的说明。但有没有“气质”这个东西?它又的确是有,这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有如何的教养,就形成如何的气质。也有人天生就具有特殊的本质,不过还要加以力学的培养。所谓崇就是推崇。崇德就是如何把内在的气质培养到崇高的境界。兹事体大,可不简单。  举一个唐人笔记小说的事例来说:如唐初李靖、红拂女、虬髯客等风尘三侠的戏剧故事。那正是南北朝到隋唐之间,天下大乱的时代。当时想起来革命,创功立业的人很多。红拂女不过是隋朝一位大臣杨素家中的一名家伎,而李靖这位唐代的开国大将,在这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还很倒楣,投奔到杨素那里,希望当一个职员而已。可是小说中描写武功很好的侠女红拂,一见到李靖气宇非凡,就认为是了不起的人物,而与李靖私奔。有一天,他们两人住在旅途客栈中,红拂女正在化妆梳头,长发及于地,被虬髯客看到。虬髯客也是想起来革命,而且财富多,武功高,不愿作第二人想的人物。他看见红拂女的长发,认为是极贵之相,不禁在窗外瞪眼看。被李靖发现了,正要拔剑相向,这时红拂女也在镜中发现了虬髯客,于是目止李靖的忿怒动作。由李靖出来询问,接谈以后作了朋友。李靖说明要去投太原公子李世民,后来虬髯客也到太原访李世民,由李靖为两人介绍。笔记上记载当时李世民是“不衫不履”与虬髯客相见,一见面后,虬髯客见到李世民的气度,心里冷了,认为天下第一人该属于他而不是自己,就不多谈。转托李靖再约李世民,第二天在太原郊外一个名胜区凉亭中,和虬髯客的师兄一起见面。李靖如约陪李世民前往,虬髯客正和一位道士在亭子里专心下棋,李世民和李靖也不打扰,只在旁边看棋,那位道士就推开棋盘说:“师弟,这一着,我们输了。”起来就陪虬髯客走了。后来虬髯客把自己的兵器、财富,全部送给李靖夫妇去帮助李世民统一天下,作开国功臣。并且告诉李靖,十年后海外如有大事,就是自己成功的一天。果然唐太宗统一天下,有一天接到扶余国(有说是吉林)来的情报,扶余的领土被一个虬髯的人征服了。唐太宗、李靖,彼此都会心的一笑,那位朋友也成功了。我们引用这个小说,便是用来说明崇德的意义。一个人德业的成就,和一个人的风格、品行、风度、气质都有关系。有了这样的成就,在外表上是可以一望而知的。  第二点修匿。所谓匿,是一种心理作用,所以这个字从心。以心理状态来说,人的理智情感,没有办法压制下去的。有许多人讲究静*坐,但第一步,内心乱七八糟,思想就没有办法平静。譬如遇到一件令人生气的事情,表面虽强作无事,若能把那种忿怒的心放开,那就更好!更美!但是这种不平之气!往往是压不住的,这是内心修养很重要的一步。如果这种内心的修养做不到,外在的崇德就不会真正完备。所以【修匿是内心真正的修养】,在现代心理学上讲,就是把自己矛盾的心理——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求得平和与安详。  第三点辨惑,就是做到有真正明辨的智慧,对于善恶、是非、情势都了如指掌,没有迷惑了。樊迟问了这三点以后,孔子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也太大了。这三点如果都做好了,就入于圣人的境界,在孔子学生中,樊迟并不是第一流学生,但是他非常勤奋。所以孔子告诉樊迟的不是深远的理论,而是其实可行的道理。孔子说作人做事只要先去做,不问自己的结果利益,以后自然会有好的成果,这便是“先事后得”的道理。  这四个字看来很容易,做到很难。尤其现代社会的风气,大家每做一件事,先要考虑有没有价值。所谓价值,就是问后果对自己的利益,这是通常的心理。可是孔子告诉樊迟,作人做事先不要考虑自己个人的利益与价值,认为是善的就先做了再说,后来自然有成果的,这就是德业。其次,专门反省自己的错误,不挑别人的毛病,这也是做起来很难的。因为人都喜欢挑剔别人的毛病,很少反省自己的错误。现在要反过来,专找自己的错误,不挑别人的毛病,就很难做到了。而儒家、佛家、道家的修养,都严格的讲究这一点,做到这一点就是“修匿”。有些人为了一点小事,生起气来,把自己身体生命都忘记了,要与人拚命。犯了法弄出纰漏来,连带父母、妻子、儿女都受了罪,这不是最笨、最糊涂的事吗?  这三点孔子在这里是这样解释。我们要特别注意,下面一篇当中,还要提到这个问题。这里是孔子针对樊迟的程度,所作“崇德”、“修匿”、“辨惑”的解释。实际上这三点所包括的内容很多、很多。不过这里虽是引述孔子对樊迟说的道理,也就是一般人很容易犯的毛病。  

樊迟问“知”“仁”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樊迟问什么叫仁。孔子说,能够爱一切人就是仁。樊迟再问什么叫智慧。孔子说,能够了解任何人就是智。但是这是针对樊迟的程度而言。结果,樊迟对于孔子的答复,还没有通达,未曾彻底了解。孔子便更引伸地说,你还不大了解,我再告诉你,假如做一个领导人,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而对邪曲的人先搁置起来,这样直道而行,就可使原来邪曲的人,也变成为直道之人了,坏人也会变成好人了。  可是樊迟还是没有懂,退出之后,便来看子夏。子夏在孔子的学生中,也是较为突出的一个,孔子死后他在河西讲学。战国后其中很多人物,都是子夏的学生,所以樊迟不懂,又去向这位孔门的高材生讨教。“乡也”的乡,后来写作“向”,是“刚才”,“前些时”的意思。樊迟说,我刚才问老师什么是知,老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是什么意思?子夏一听樊迟的话,就说,老师所讲的这两句话,内容太丰富了,包涵的意义太大了。子夏为了使这位同学有更具体的了解,就举历史的故事来讲给他听他说舜当了皇帝的时候,在许多人中间,选拔了皋陶做助手,管理行政、司法。皋陶一做了他的助手以后,天下便没有冤枉的事,坏人都远离了,变好了,大家都心存厚道了。子夏举的第二个历史例子是说,到了商汤的时候,举用伊尹。我们都知道伊尹是古代的名宰相,与后来周朝的姜尚齐名。伊尹被商汤提拔时,还正在当厨师。因为有伊尹,所以有商汤的天下。在上古历史中,第一流的大臣,并不是靠学历年资慢慢升上来,然后到六十多岁退休。只要是人才,一下子就上去了。当然后世法治社会又是另外一回事,与创业时用人的原则是要有所不同的。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做事业是要人才去做的,而人才并不是学历资历可以限制的。所以商汤举伊尹出来,则“不仁者远矣”。他举这些例子,就是告诉樊迟什么叫作“举直错诸枉”。换句话说,是子夏引伸孔子这两句话,告诉樊迟,无论如何,作人处事要用正人,用品格、才能、道德好的人,提拔这样的人,自然就行了。  
交友的艺术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有一天,子贡问孔子交友之道,应该如何?我们知道,有时候交朋友也是一件很难的事。上论《里仁》篇中子游曾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对上位者如有不对的地方,做干部的,为了尽忠心,有劝告的责任。但劝告多次以后,他都不听,再勉强去说,自己就招来侮辱了。对朋友也是这样,过分的要求或劝告,次数多了,交情就疏远了。这里,孔子告诉子贡,交朋友之道,在“忠告而善道之”。尽我们的忠心,劝勉他,好好诱导他,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不可则止”,就不再勉强。假如过分了,那就不行;“毋自辱焉”,朋友的交情就没有了,变成冤家了。从表面上看起来,孔子教学生的交朋友之道,好像蛮滑头的样子,适可而止,不要过分。实际上,加上我们自己的经验,就知道孔子的话并不滑头。中国文化中友道的精神,在于“规过劝善”,这是朋友的真正价值所在,有错误相互纠正,彼此向好的方向勉励,这就是真朋友,但规过劝善,也有一定的限度。尤其是共事业的朋友,更要注意。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知道实不可为,只好拂袖而去,走了以后,还保持朋友的感情。  我们举一件近代的故事来说,曾国藩下面一位幕友王湘绮(壬秋),当时他是湖南的才子,也是近代以来有名的大儒。他着有《湘军志》,对曾国藩有褒贬之处。曾国藩所领的湘军,在前方和洪秀全作战,开始露败象的时候,王湘绮就要请假回家。曾国藩知道他读书人胆小,如果这仗败下来就不得了。所以也想让他回去。不过事情很忙,没有立即批这件公文。有一天晚上,曾国藩因为有事去找他。看见他正坐在房里专心看书,就站在后面不打扰他。差不多半个时辰,王湘绮还不知道,曾国藩又悄悄地退回去了。第二天早上,曾国藩就送了很多钱,诚恳地安慰一番,让王湘绮立刻回家。有人问曾国藩,为什么突然决定让王湘绮回去?曾国藩说,王先生去志已坚,无法挽留了,朋友之道,不能勉强。尤其打仗的时候,胜败自己都没有把握,如何能保住别人?再问曾国藩何以知道王湘绮去志已坚?曾国藩说,那天晚上去王湘绮那里,他正在看书,并不知道曾国藩就站在他身后。而且有半个时辰,王湘绮没有翻过书。可见他不在看书,在想心思,也就是想回去,所以还是让他回去的好。  这个故事就说明长官对部下或者朋友相处,都要恰到好处。如果过分,那么朋友都变成冤家了。人生交一个朋友是很难的,所以孔子告诉子贡,交朋友适可而止,不是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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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6 05:56:18 | 显示全部楼层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这一篇最后以曾子的话来作结论,也是讲朋友之道;朋友的积极意义在什么地方。“君子以文会友”,这个“文”包括了文化思想。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目的在哪里?在于彼此辅助,达到行仁的境界。  

这篇书一开始,颜渊问的是仁。到这里最后的结论,提到曾子讲的朋友之道,同时再度表明作人也就是仁的用。所谓仁就是爱人;也是人与人之间相处和自处的高度修养;也可以说是作人的艺术。    下一篇:《论语别裁》 第13章 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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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6 06:34:45 | 显示全部楼层
《论语别裁》 第13章 子路

现在讲《子路》篇,以连贯的观念来看,这篇文章是对上论《为政》篇以后所作的发挥。就是说一个人学问的内在修养与外用,当然包括了过去所谓作官的学养,乃至作人与做事的道理。  

先天下之忧而忧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这一节文字非常简单。子路问从政的道理,孔子告诉他两个观念:一个是“先”,一个是“劳”。这两个观念,发挥起来蛮多。  所谓“先”,就是在“为政”的原则上作领导人,一切要为人之先。关于先,大家都读过宋儒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中有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先”的观念,即从《论语》这里来的。中国政治哲学解释“先”字,多半用老子的话“外其身而后身存”。为政作主管的,尤其是作战带兵的,都是这样:自己站在前面,有艰难困苦与辛劳,我领先担负了;利益方面也是先让人家,自己不要,这是“外其身”,而实际上最后的成功还是自己,这是领导的“先之”的道理。  “劳之”,也是处事领导的原则。左丘明的《国语》一书中,有一篇敬姜论劳逸,叙述鲁大夫公父文伯的母亲——敬姜,对儿子的一番教训,政治思想非常高。她说人必须要接受劳苦的磨练:“【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一个人环境好,什么都安逸,就非常容易堕落。民族、国家也是这样。所谓“忧患兴邦”,艰难困苦中的民族,往往是站得起来的。所以古代许多懂得为政的人,都善于运用“劳之”的原则,使得官吏、百姓没有机会耽于逸乐。“劳”包括了勤劳、劳动、运动许多意义。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人在辛劳困苦的时候,对人生的体会较多,良善的心性容易发挥出来。不过这是好的一面的看法。另一方面,也有把这个原则反用了的。所以同样一个学问,正反两面如何去用,在乎个人的道德。这个“劳”同时也包括自己。在个人修养中,一个领导人宁可有困难时自己先来,有劳苦的事自己先做;绝不能自己坐着享受,有困难都让别人去。这样永远带不好人,尤其带部队,打起仗来,就看得更明显。  孔子说了这两点,子路请益,要求老师多告诉他一点。孔子又说了一个“无倦”,这两个字在文字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不疲劳,一切要更努力;用现代语来说,就是责任的观念要加重,自己没有“懒得做”的感觉;从历史上严格体会,做一个政治上成功的领导人的确是很苦的。如果恪守这种原则,即使是看公文这件工作,也令人觉得很苦。因为真正负起责任来,往往就没有私生活,难免有时会厌倦。在前面也说到过,历史上像周公那样忙碌辛劳,“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故事。周朝的政权,存亡绝续之际,维持八百年之久,可归功于周公一手所建立的典制。而且我国文化集中整理成一系统性,也是由周公开始的。当时周公的身份、地位,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不够形容。实际上,他与武王是亲兄弟,是成王的叔叔。可是他对人如此的谦虚,如此的负责任,如此的勤劳而无倦,这种修养实在难得。一个人在自己负到那样的重责,达到那样的地位时去体会它,才更亲切。  上面是孔子告诉子路的三大原则。孔子为什么对子路作这样的答复?这须要我们用头脑去思索一下了。假使子贡、子夏问从政的问题,孔子也许不是这样答复。我们知道子路的个性很有侠气,脾气一来,动辄“算了!”或者“干了!”这一类的个性,容易债事。有些人是慢吞吞的个性,就容易误事。所以孔子严格告诉他这三个原则。但是,我们每人自己反省,个性上有这种成分没有?学问修养的道理,就可在这三个重点上去体会了。  

才难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仲弓出去做鲁国权臣季家的管事,来问从政的原则。孔子告诉他在行政上领导政治的道理:“先有司”,有司是职务代称,也就是管事的,读古书时经常看到它。孔子是说,首先重视每个人的职权,要制度化,不要乱来。在古代专制政治的时代,尤其在春秋战国的时期,一个领导人,一个帝王,本身就是法制。尽管中国过去也是讲*法治的精神,但在君主专治体制下,往往有“言出法随”的情形,他的话就是法律,他要怎样做就是法令。所以孔子告诉他不可犯这毛病,先要把权责分清楚,制度建立起来。  其次,领导人对人要“赦小过”。谁都难免有错误,尤其当领导人,要能原谅人。一个领导人,不单是主管,还要兼作老师,所谓“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领导人同时是老师,同时是父兄,对部属小小的错误,马马虎虎让他过去,充其量喊到房间里告诫他。在历史上看到的名臣,遇到部下犯了错误,当众不说,召到房间里,关起门来责备一顿。出了房门当主管的自己背了过,宣称是自己的错,不关那个部属的事。古代许多大臣都有这种器度,不是用手段,而是一种厚道的修养,这是爱人。  第三,要能够“举贤才”,就是提拔有才能的人。这里发生一个问题了,仲弓提出来问,他说有那么多部下,怎么知道哪一个是人才?人才的选拔不易,在历史上经常看到有人“拔于稠人之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很多人才,当他没有机会表现的时候,永远默默无闻而埋没终生。譬如带一师的部队,这一师人当中,一定有人才,但却没有办法发现。有了发现,就在稠人之中——在很多人之中把他提拔起来,给他机会,随时培养出来。历史上许多前辈提拔后辈,都是这样。  但贤才到底是难得,所以仲弓就说,无法知道谁是贤才,怎样去分别呢?孔子说,你可以就你所看到的,所知道的去选。如果你并不知道,那就是他没有表现的机会,只好等待别人去发掘了。所谓:“博施济众,尧舜犹病诸!”  

孔子要正什么名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迁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有一天,子路和孔子在讨论一个为政的问题。孔子周游列国都很失意,比较好的是在卫国那些年,而且卫灵公对他也的确很重视。所以看孔子的传记,当时许多地方使大家怀疑,有人以为孔子可能在卫国要当宰相;有的怀疑孔子想把卫国的政权整个拿过来。这段讨论的背景就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情况。子路有一天问道,看卫灵公的样子,非常重视老师,假使他希望你出来从政,有意把政权交给你,“子将奚先?”(我们要注意这个“将”字,表示当然不会成为事实,假设语气。)老师你看为政之道,第一步是什么?第一个重点先开始做什么?孔子说,假定有这个事,第一件事是正名。子路说:“有是哉?”这是非常怀疑的口气,意思是说,正名有这样重要吗?因为正名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所以子路不相信。并且说,老师,人家说你是个迂夫子,你真是迂啊!名正不正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我们注意,先讨论这个“名”。中国文化中过去的名,包括了些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后世有一门学问叫“名学”,就是逻辑、思想的研究。严格讲,正名就是指确定思想的观念。以现代的语汇来说,“文化思想的中心”即为正名的重点。也可以说,在逻辑思想上分别得清清楚楚,就叫作正名。  现在“正名”的意义懂了,再说本文。孔子说,如果要谈为政,先要把思想领导清楚。把文化思想的路线作正确的领导,非常重要。子路一听,认为文化思想是空洞的东西,这个何必管它呢?孔子就骂他说,你这个家伙,真是野蛮、胡扯。一个真有学问的君子,对一件事情不了解,不要乱下断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懂就是懂,不懂不要勉强说懂,就告诉人家我不懂,这才是君子的风度与修养。“盖阙如也”,宁可保留这个缺陷,对人说这一门我不懂,没有研究。孔子教子路这一点作人的道理后,继续告诉他“必也正名”的道理,一气呵成的说明中心思想的重要。  政治的重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包括了文字及理论。在理论上讲不过去的事,就是不合理的事,一定不会成功的。有时我们读历史,看政治的演变,都离不了“名正言顺”的原则。“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没有文化的政权,就没有文化的社会,那么立法的制度就建立不好,法治没有良好的基础,一般老百姓就无所适从了。所以领导的重点,还是思想的领导、文化的领导。这在表面上看起来并不重要,其实影响非常深远。  说到这里,我们若以思想问题来讲,人类的全部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思想战争史。一直到今天这个阶段,站在哲学的立场来看,全世界人类文化的思想,正陷落在瘫痪状态,空虚贫乏。讲好听点是物质文明在发达;讲难听点是物质的欲望在扩张,蒙蔽了人类的智慧。也许目前感觉不到,再过十年、二十年就可以感到的。因此我们现在对于自己的文化复兴,要作承先启后融贯中西的工作,这是刻不容缓的重大使命。从事文化工作的人,要晓得自己这神圣而艰巨的责任。是谁给的责任?是自己要自己挑的,挑起继往开来的重任,才能搞思想。如果以现实的环境来看,搞思想的人常是穷苦一生,默默无闻。但每个历史的演变,都受这种潦倒一生的人思想的影响。在他本人死后,领导了世界人类。以个人的现实生活来讲,搞思想、搞文化的穷苦一生,对他有什么用?可是他精神生命的价值就是如此伟大和长远!这就看个人的认识,自己选择要走什么路。  现在引伸孔子提到的“正名”问题与思想文化的重要性,如果到了“民无所措手足”的状况,一般人无所适从,不晓得走哪条路好,那就问题大了。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问题。有些事看来毫不相干,但影响的后果非常大,这就叫做文化思想了。文化思想看来毫不相干,但形成时代潮流,对国家命运的影响非常大。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化思想左右了历史,所以在政治哲学的观点上就更要注意了。一个政治领导人,对于许多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情,譬如路上丢一个香烟头,是毫不相干的,但你丢一个,他丢一个,人人都丢一个,就形成了都市污染,积微成渐,不相干的事成了大问题。就是孔子讲的,名不正,思想就不纯正,“则民无所措手足”。这个时代,老百姓不知哪个思想是对的。  所以孔子的结论:“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这个“名”字包括了思想文化的内涵。同时由此可见,思想文化在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而且我们真正的传统思想,事无不可对人言。在理论上,逻辑上绝对站得住,不是空洞的理论,一定可以做得到的。现在思想的风气,都是讲“应用”的思想,不是基本的哲学思想。因此人心愈乱,民风日下。  孔子所以说【为政的道理,首先是思想文化的问题】。我们传统文化中对于思想文化和言语行为的原则,就是讲究实践的,说得到一定做得到,而且很容易其实的做到。这就是中国政治哲学最高的原则;不谈虚无高深的理论,要其实可行。总之,孔子告诉我们;思想是最重要的,这个思想就归于“正名”的内涵,缩小范围,就是名称与观念的重要。所以我们平常作宣传的人,用一句标语,一句小标题,也必须要经过仔细研究,搞错了,也可说就是“正名”的偏差。  

问舍求田  

下面大体讲作人的道理: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有一次向孔子请教农业的技术问题,稻子要怎样种得好。孔子说,那你不要问我,不如去问有种田经验的老农。樊迟又问如何种菜种花。孔子说,这些事你问我,我不是不懂,但只懂一点,不如去问老经验的种菜、种花的人。樊迟退出去了以后,孔子就对学生们幽默的说,樊迟这个小子,竟来问我这些农业技术问题。其实,我只教你们作人做事的大原则,并没有教种菜的技术。如果身居上位,作一个领导人,本身好礼、诚敬,下面就自然敬业乐群了。这点我们应当要注意,在任何地方,领导人的意向,有一点偏向于某一方面,不久之后,整个风气都会偏向某一方面。不但是坏的偏向会出毛病,好的偏向如果不善加引导,也会出问题。所以道家、儒家都讲无为而治,由此知道领导人的学养,是要很注意的。孔子现在是讲好的偏向,他说上面的人处处好礼,讲究文化思想,下面的人就诚敬严肃,成为风气了;上面的人如处处爱人,牺牲自己,帮助别人,那么下面的人心,受上面的影响,当然人人都服从你。尤其带兵,所谓“先之,劳之”,在艰难困苦中,先替下面的人想办法,只有一餐饭可吃,让大家先吃,有剩的自己再吃,不然自己饿肚子。当然不能为了手段才如此做,要真诚的这样做,那么人民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上好信”的信,不但指有信用,讲了的话兑现,还包括了信人、信己,要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那么下面对你没有不付出真感情的。人能做到这一点,人心归向,贤才毕集,百姓感戴,携家带眷,前来依附,还怕没有人来替你种田吗?  但话说回来,后世儒家的知识分子,因此都不肯自力谋生,只想作领导人——作官的毒素也种因于这种思想流弊了。实因误解孔子的教学生主旨所致。  

.因此,下面便说到从政与个人修养: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说,学识的修养基本,要先读诗。并不是要政治家成为一个诗人,因为春秋战国以上的文化思想,直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时代的《诗经》,可以说是包括了一切知识的通才之学,所谓虫鱼鸟兽的名称,以及人情风土的知识,由诗的内涵中都可以了解。培养一个政治人才,必须先使他有充分学识,成为通才,样样都会。在古代知识范围,比现在简单。读诗读得好,学识渊博,不一定做事做得好。所以读诗以后,要授之以政,给予经验了。  如果所学与行政配合不起来,不能得心应手,不能通情达理,那就要外放出去,使于四方,各处去多经验、多历练。这就和后来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一样,经验不够,就使于四方,到处去增加人生的经历,然后再回来考察他,如果处理事情还是不能专精、深入,那么再培养、训练也没有用。这种人才,只能成为书呆子,从唐代以后,多半是打入翰林院。明清两代,进士出身进翰林院的很多,进了翰林院,就是进入研究院去研究研究,有很高的名望,很高的待遇,可是难得外放作官。在过去有许多人一辈子都待在翰林院里,如果经翰林院出身,而能再从事地方行政的,我们从清朝两百多年的史实来看,多半成为双料大员,纵不能成为国家了不起的能臣,至少也不太错。看看清朝翰林院的制度,是非常妙的,仅仅书读得好的人,就只好翰他一笔在此林中了。所以孔子说,书读好了的人,从政经验不够,就派他到外面多经历人情世故。回来还不能深入,就不是从政的大才,书读得再多也没有用。由此可见人的才具与学识,不一定能够完全配合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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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8 08:55:25 | 显示全部楼层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讲到为政的道理,始终认为个人的修养非常重要,任何一种制度,到底还是人为的。领导人本身端正。(正字包括的意义很多,思想的纯正,行为的中正等。)就是一个良好政治的开端,用不着严厉的法令,社会风气自然会随着转化而归于端正。如果本身不正,仅以下达命令来要求别人,结果是没有用的。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这是孔子对当时历史文化的一个批判。他生长在鲁国,也继承了鲁国的文化,鲁国文化要保存周朝文化和周公流风遗政的精神。后来孔子多半在卫国,在卫国住得比较久。由卫国回来以后,才正式从事著作,删诗书,定礼乐。他认为卫国的文化、政治,基本上还是不错的,还能始终保存着周代封建当初的“兄弟之邦”的精神。孔子这句话是感叹,也是赞美。总之,言下之意,颇多感慨!  

斗屋升基之争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孔子在卫国看到一位世家公子,并不是近代语所谓的公子哥儿。古代的公子是世袭的,大体上都由长子继承。除非这个家族犯了罪,否则是代代相传下去的。例如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等等,这些都是公子。他在卫国看到一个世家公子名字叫荆,这个人对于生活的态度,包括他的思想观念和修养,都很值得推重。譬如在修缮房屋这件事上来说,刚刚开始有一点可住时,他便说,将就可以住了,不必要求过高吧!好比有一幢配给的房子,虽然小了点,人口多住不下来,将就在走廊前加一小间,马马虎虎够了就好。后来又扩大一点,修好一点,他就说,已经相当完备了,比以前好多了,不必再奢求了!等于原来配的房子只有十二个榻榻米,现在改了第一期的国民住宅,好了一点。他说好了,已经很受用了。后来又扩充一点,他又说,够了!够了!太好了。  孔子讲这件事,在我们初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岂但卫公子做得到,我们大家都做得到。所以有时候读《论语》,觉得把这些话都记载进去,好像圣人的经典,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是读书要与生活经验,以及年龄的增长相互配合。我们要知道,古代一个世家公子,可不那么简单。据我所了解,有些朋友因家庭出身不同,吃的穿的硬是很讲究。有一位朋友,年纪相当大,名望地位也很高。他托人买一件汗衫,因为是老牌子,找遍了香港、英国,后来在香港一个老店才买到,价钱非常贵。代买的人也买了一件,穿起来的确舒服。这位先生对日常生活,就是如此考究。他也有他的理论:没有钱宁可不买,要买就要买好的。譬如皮鞋,一双好的皮鞋,又舒适,又漂亮,又牢固,可以穿两三年。花两百元买一双普通皮鞋,几个月换一双,计算下来,花的钱一样,既不舒服,又不好看。皮鞋如此,其他也是一样。这就知道,世家公子的习气,确是不同,由此也就了解到人生,所谓“【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一个穷子小出身,渐渐环境好了,自然会奢侈起来,这种习惯容易养成;用惯了以后,一旦穷了,再要想俭省,就困难了。  所以孔子提出卫公子荆的这个观念,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的四书五经,教年轻人去读,在他们是一件痛苦的事,实在难懂,像这些必须要配合人生的经验去体会。如果在学校里教这些书,仅从文字上讲解,学生听了自然会反感的。这实在难怪学生,只好责怪“人生”了。  其次说到盖房子,讲几个故事:  第一个讲到郭子仪:唐明皇时候,安禄山作乱,唐室将垮的政权,等于他一个人打回来的。在历史上,唐代将军能富贵寿考的,只有郭子仪一个人。他退休以后,皇帝赐他一个汾阳王府。在兴工建筑的时候,他闲来无事,拄一支手杖,到工地上去监工。吩咐一个正在砌墙的泥工说,墙基要筑得坚固。这名泥水匠对郭子仪说,请王爷放心,我家祖孙三代在长安,都是作泥水匠的,不知盖了多少府第,可是只见过房屋换主人,还未见过哪栋房屋倒塌了的。郭子仪听了他这番话,拄着杖走了,再也不去监工。这个泥水匠讲的,是祖孙三代的实际经验,而郭子仪听了以后,就想透了人生的一个道理,不是消沉,而是更通达了。  第二个故事,唐末杨玢在尚书任内,快要告老退休的时候,他在故乡的旧屋地产,有些被邻居侵占了。于是他的家人们要去告状打官司,把拟好的起诉书送给他看。杨玢看了,便在后面批说:“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他的家人看了就不去告状了。  第三个故事,和杨玢的类似,据说(待考)出在清代康熙、雍正间的桐城人张廷玉。他是清代入关后,父子入阁拜相的汉人。据桐城朋友说,桐城有一条巷子名为“六尺巷”。张廷玉当年在家乡盖相府时,邻居与他家争三尺地,官司打到县衙里,张家总管便立刻把这件事写信到京里报告相爷,希望写封信给县令关照一下。张廷玉看后,在原信上批了一首诗寄回来,这首诗说:“千里求书为道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谁见当年秦始皇。”张家的总管于是立即吩咐让了三尺地出来,那个邻居看到张家居然退让了三尺,他也让了三尺出来,于是留下了六尺空地,成为人人都能通行的一条巷道。  从这几个故事,我们就可了解孔子之所以讲到一个世家公子的生活,能够修养到“知足常乐”,只求温饱,实在是很难得的。像这样修养的人,如果从政,就不会受外界环境的诱惑了。  刚才提到郭子仪的起建汾阳王府,我们再看看唐人的两首诗:  门前不改旧山河,破虏曾轻马伏波; 今日独经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阳多。  ——赵嘏经汾阳旧宅诗  汾阳旧宅今为寺,犹有当年歌舞楼;  四十年来车马散,古槐深巷暮蝉愁。  ——张籍法雄寺东楼诗  上面两首诗的词句都很简单,但包涵的意味却发人深省;比起“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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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21 09:07:19 | 显示全部楼层
政治、经济、文化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有一次孔子又到卫国去,他的学生冉有跟着去服务,到了卫国一看,政治很清明,社会进步了,繁荣起来了。于是孔子说,好呀!好繁荣呀!冉有就问,像这样繁荣了,再进一步该怎样做?孔子说,使社会繁荣,是为政的原则。繁荣了还不算,还要使国民经济基础稳固,人人富有。冉有又问,社会繁荣了,国民收入也提高了,那么再进一步又该做甚么呢?孔子说,那就是文化与教育了。仅是繁荣了,如不加上文化教育,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民族,会堕落、沉沦的,这是很严重的。繁荣、富有、文化教育,是政治发展的三阶段。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这是孔子平常的感叹。他感叹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行。孔子在这里说,假定真正有人相信我,“期月而已可也”,期月就差不多了。如果照我的政治理想去做,三年的时间,这个国家就有大成果,可以变成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看这一节书,首先要了解,孔子是引用古人的话。其中“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这两句话,是孔子以前的古人说的,只有下面一句“诚哉是言也!”是孔子自己的话,也就是孔子对于古人那两句话的感想、评语。以现在的话来解释,孔子说,这两句话的确说得不错,真有道理!  这一节书是连接上面政治发展三个阶段:繁荣、富强、文化教育的振兴一直下来的。讲到繁荣与富强,我们想到现代的情况,像全世界都在谈发展观光,观光就是社会繁荣的前奏。现在这样,过去历史也是这样。所谓观光,不免要连带有许多对社会风气不好的事,中国如此,世界各国也如此。  试举一个例子:曾国藩打垮了太平天国,收复南京之初,当然,南京在兵乱之后,经济非常衰落,老百姓非常困苦。曾国藩第一步工作,就是恢复秦淮河的游乐事业,歌台舞榭,什么特种营业都有。这些一恢复,经济的复兴就来了。经济的原理,有如美国人一句话,世界上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你口袋里的钱,放到我的口袋里来。读了几年经济学,不如这句话实在、实用、有道理。好逸恶劳是人的常情,要使有钱的人,把钱花到南京来,当然最好就是发展娱乐。曾国藩不但第一步恢复了秦淮河的游乐事业,而且像他生活那样严肃的人,为了繁荣地方,听部下的建议,自己还到秦淮河去逛逛,以示提倡。曾国藩还遇上几个名妓,其中一个死了,曾国藩送了一副挽幛,题道“未免有情”。更相传其中有一个妓女,艺名少如,也颇有文才,要求曾国藩送他一副对子。曾老先生打算用他的艺名“少如”这两字嵌到联中,先写上联:“得少住时且少住”,意思是能偷闲在这里休息片刻就休息片刻。因为要考这女孩子的文才到底怎样,便要他自对下联,不料这女孩很调皮,开了曾国藩一个大玩笑,提起笔来写道:“要如何处便如何”。这只是相传的故事,并不完全可靠。但曾国藩为了使南京地方的经济复苏,先恢复秦淮河的繁荣,这是一个史实。  然后就是管子的政治道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最后是文化教育,真正的文化教育。古代中国政治,为王道的道德政治;后来讲事功,是来自霸道的思想,不是王道。王道政治的代表,在三代以下是周朝。经过好几百年,祖孙几代的努力,他的文化风气才养成。所以周朝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就有那么久远,乃至变成中国文化的渊源。这就是所谓“善人为邦百年”,急进是不行的。一个理想的政治风气,最后孕育成一股文化的力量,不是简单的。但这种不以事功取胜,以道德为先,才可胜残止杀,化解人们彼此斗争、仇恨、残杀的心理。但是一个社会、国家,要达到这个程度,必须有百年的教育,百年的文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要经过三四世才行(一世三十年)。孔子年纪大了以后,有了丰富的经验,所以这两句,说得非常切实。换句话说,文化历史的成果,不是一下子做得到的,起码要百把年,好几代才能做到。所以急求事功,往往没有好的结果。
因此接下来说:  

仁德须加累积成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对于王道仁政的推行,孔子在这里,再作一个原则性的定论。他说要实行王道的仁政,亲眼看见成功,是很难做得到的。必须要加以时间的培养,隔世或隔代的努力;有了安定的社会基础,有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教育,然后才能“世而后仁”。我们看历史,先不管王道不王道,每一个朝代真正的安定,都要开国以来百把年的根基才行。从近代史来说,就看清朝一代,他们由孤儿寡妇带了三百万人入关,统治了四万万人,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把年来的努力,才开始有真正的安定。像“春满乾坤福满门”,描写当时国家、社会的安定现象,实在也是得来不易的。可是在乾隆的末期就又开始变了,马上又走下坡。再回溯上去看明代、宋代、唐代,甚至汉代,都是如此。每个朝代开始,社会在大变乱之后,真正过安定生活走上轨道,大体上都要百年的时间。当然恢复很容易,长治久安比较难。所以那年去日本开中日文化会议,我曾面对他们的国会议员、大学校长、教授们说,我到了日本,看见东京的繁荣,日本朋友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这并没有什么稀奇,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安定下来,二十年时间,谁都做得到。但你们日本人要知道,日本今日的繁荣,是中国人三千万军民的血汗所施予的。我说世界上两件东西最可怕:一是刀,一是钱。过去你们军国主义,把刀磨快了想统治全世界,后果怎样你们已经知道了。现在你们有了钱了,又想买通世界,这种思想将来所得的后果,一样可怕……”  闲话少说,再回到正题,我们要注意“必世而后仁”这句话,经过一世,才能行其仁政的道理。例如一个家庭,为了培养一个孩子,希望后代优秀,也要“必世而后仁”。培养自己的孩子,希望自己的儿女有所成,还不大可靠;儿女如果照你的教育,再教育下去,到孙子这一代,才有希望。相反的“世而后败”,试看社会上富豪之家,也几乎没有超过三代的殊荣。做父母的很辛苦,白手成家;第二代做儿子的虽然不太过分,总比老子会花钱;到孙子一代出手可大了,完全是纨绔子弟的作风,甚至有些马上败掉了;因此又轮到第四代曾孙在闹穷。穷了又再俭省成家,如此循环往复,永远像一个轮子在转。  这里又顺便讲一个故事。陶朱公的次子在楚国犯了死罪。因为楚王有信任的大臣庄生与陶朱公很有交情,于是陶朱公的太太要丈夫写信给他,把儿子救出来。陶朱公打算叫第三个儿子带黄金千斤,连同信件去见庄生,相信不会有问题。可是长子不肯,因为宗法社会的长子,有特别的地位,有责任与权力,所以争着要去。但陶朱公不答应,他说如果长子去送这封信,一定是把老二的尸体运回来,不是把人救回来。可是长子硬吵着要去,太太不懂事,帮长子说话。陶朱公被吵得没办法,于是就让长子去了。不过同时吩咐太太准备好次子的丧葬事宜。长子到了楚国见到了庄生,交上了书信和黄金。庄生因为是陶朱公的事情,不能不办。适逢这年楚国有灾,古代相信天象,每逢天灾。国家要做好事以求化解。于是庄生去见楚王,建议大赦,楚王接受了他这项建议。但这个消息泄漏出来了,被陶朱公的长子听到,他就后悔老二的事用不着托庄生,大赦一定会放出来的,千斤黄金白送了,心里舍不得。殊不知这次大赦,正是庄生为了救他的弟弟想出来的办法。所以又去看庄生,提起大赦的事。庄生当然很聪明,立即知道了他的心理,就写了一封回信,将千斤黄金退回。对他说你弟弟的事刚好遇到大赦,用不着我帮忙,我可以不管了。然后庄生连夜进宫再见楚王,请求慢一点发布大赦令。他报告楚王,在大赦令的范围中,有一个死犯是陶朱公的儿子,如果不把他先正法,别人还误会我庄生贪污,误会你楚王不公平。于是楚王下令把陶朱公的次子杀了,翌日颁大赦令。陶朱公的长子只有把弟弟的尸首运回,家里却已布置好了灵堂。陶朱公的家人问,为什么事先会知道这样的结果?陶朱公说,我们白手成家,大儿子跟着吃苦出身,对钱看得太重,岂肯轻易花用。而这位老友最清贫,绝对不会受贿赂,我送给他钱是私人感情,他才肯受用。而我们的三子,出生时家里就很有钱,他花钱花惯,送了千斤黄金,绝不会心痛,也绝不会再去问的。我所以断定,老大去了一定是把兄弟的尸首运回来。这则故事的内涵,可以从多方面去体会,涉及到个人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心理学、家庭教育心理学等等。  所以说我们这一代的儿女,再好也有问题存在;主要的,他们在此时此地长大,安安定定,由小学读到大学,父兄尽管穷,他们的学费和零用钱总有得用的,他们哪里真能晓得世事艰难?所以说要在痛苦的环境中施予教育,必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才能真正知道人生、社会、国家、民族的重要,将来也许他会有远大的成就。由此理扩而充之,讲到国家天下,使它合于王道仁政的原则,“必世而后仁”,这是不易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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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25 09:00:39 | 显示全部楼层

正己而后正人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这是中国政治思想重点所在,也是孔子所说名言——“政者正也”的引伸。主要是要求于领导人的。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中有一句“《春秋》责备贤者”的惯用语。这是说明孔子作《春秋》的主要宗旨,是为了时代的衰颓,社会风气的败坏,尽他对于历史的责任。他并不苛责一般人,因一般人大都是盲从的,听命的;他责备的是领导者,当权者,或者有道德学问而负这种责任的贤者。倘使这些人搞错了方向,会导致历史的重大罪过,因此《春秋》以中正责备贤者。《论语》中这里的观念也是如此,解释为政的道理在于先求自正,后来曾子《大学》的正心诚意等一系列思想,也是孔子这一观念的引伸、演绎。到了唐代,真德秀着《大学衍义》、《心经》(儒家的心经)、《政经》等书,就是强调这个重心给帝王和领导者看的,所以唐代以后,用《大学》、《中庸》的正心诚意思想,作为领导人必然的修养,也是根据孔子这里的思想。  这里在文字上的解释很简单,政就是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这句话译成现在的白话文就是:假如本身公正,去从政,不必讲,当然是好的。“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政者正也,要正己才能正人。假使自己不能端正作榜样,那怎么可以辅正别人呢?  

下面跟着这一政治原理,描述一则冉有的故事。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这一段记载很妙,也是孔子的幽默处。孔子学生冉有,当时在鲁国的权臣季家做事,职位很重要。在鲁国的历史上,季家当时很糟糕,想争夺政权,不臣的迹象都显露出来了。在上论《八佾篇》中就曾记载,季氏旅于泰山,孔子曾找冉有,问他能不能想办法救季家,纠正他的思想。冉有说不能,可是冉有还在季家做事,有一天冉有退朝后,见到了孔子。(中国古代都在朝上处理公文,也等于是现代每天的朝会,讨论政治,处理公事。)  说到这里,我们有许多感慨。现在大家都觉得每天的会议太多,头大得很,这是中西文化合璧的过渡时期的现象。时代不同,社会结构、人事变化古今大不相同。古代官制人事比现在少得多。就清代而言,【康熙年间,全国上下二十余省,从中央到地方的正式朝廷官员,只有二万五千多人。就此人数,办理约四万万人的政治事务】。当然,我们看到清末的政治非常腐败,但是在腐败中间,也有一点值得注意,就说那时腐败衙门的师爷们,每天上班,大多已在下午两三点钟,吃过午饭,睡好午觉,鸦片烟抽足以后才上班。可是他们今日事今日了,难得有拖到好多天才办的。难道说这是制度问题?实在难以下一评断!  再看古代,皇帝都是早朝,非常辛苦。就以清朝的皇帝而论,承继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正面,专权到了极点,事无巨细都要过问,以致皇帝从来不能睡得舒服。凌晨四五点钟就要起床,如果贪睡起不来,就有一个老太监跪下来叫;如果叫不起来,就由另一太监,打一铜盆热水,绞一条热热的面巾,覆到仍在睡梦中的皇帝脸上,替他擦一把脸,硬把他拖起来,替他穿上龙袍,拉着去主持早朝。吃饭也没有人陪,孤家寡人一个人吃。清代先祖的法制:不能由皇后陪,最多下命令找一个喜欢的妃子陪他吃。人到了这个地步,权力固然可爱,可是有许多事情,就没有味道了。我们顺便讲到这些,是要注意早朝制度。  闲话一句  几千年来,一切国家大事,都决定在早上,乃至个人的处理政事,也是如此。如曾国藩当年理政,就不大开会,而是找部属们一起吃早饭。有一个人不到齐,他就不动筷子,利用吃早饭的时间,讨论了事情。所以对于过去的早朝和现在的会议,我们可以好好对比研究一下,对于自己国家将来制度的问题,也是值得考虑的一点。  这里是说,一天冉有退朝回来,孔子问他为什么今天回来这么迟?冉有告诉孔子,因为有政务须要商量。孔子说,我清楚得很,看起来好像是国家的大事,虽然我没有参加,不过就好像亲自听见一样。孔子这个话非常幽默,想来,他说此话时,一定作了一个幽默的微笑,等于打冉有一棒。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子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鲁定公一天问孔子,他说一般人都说,不要随便说话,尤其是从政的人,在上面领导的人,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兴邦”,有这个道理吗?孔子说,话并不是那样说法。“一言而可以兴邦”,这句话是一个原则,譬如说有一句一般人都知道的话“为君难,为臣不易。”这不就是一句话吗!做领导人困难,做干部也不容易。  这也就是孔子的机会教育,他对自己的国君,不好意思直接教训。可是趁这个机会,举出这句话来作例子,无形中教育了他。鲁定公本人就是领导人,所以他说假使一个人懂了“为君难,为臣不易”这句话,就可以兴邦了,事业前途无量了。这段文字很简单,如以历史的事实来讲,一言可以兴邦的史实很多,试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唐太宗时代的名论:“创业难,守成也不易。”就是这个道理,不但国家天下事如此,个人也是如此。一个人由贫穷而变成富有,是创业难,至于子孙的守成,又是一个大问题。究竟哪一个难?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上,素来认为两皆不易。另一个例子,宋高宗曾说过,吾年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其实这句话,春秋战国时,卫国的蘧伯玉也这样讲过,人由于年龄的增加,经验的累积,回过头一看,才发现过去的错误。这些都是“一言兴邦”的实例。  引伸到下面的“一言丧邦”,一句话而亡国的,又可以举很多例子了。历史上楚汉之争,刘邦的长处,是听从别人的话,他的所以成功,是对于别人的好意见马上接受。如果我们研究历史上一些成功和失败人物的性格,会发现很有趣的对比。有些人的性格,喜欢接受别人更好的意见;不过,能立刻改变,马上收回自己的意见,改用别人更好意见的人太少。刘邦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而项羽对于自己的主意就绝对不会改变,绝对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对于这一点,在个人修养上是要注意的,尤其作为一个单位主管,往往容易犯一种心理上的毛病,明明知道别人的意见更对,更高明,可是为了“面子”,为了“下不了台”而不接受。这种心理,大而言之是修养不够,小而言之是个性问题,自己转不过弯来。现在,我们看看项羽在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决定:当项羽打到咸阳的时候,有人(据《楚汉春秋》的记载是蔡生,而《汉书》的记载是韩生。)对他说:“关中险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劝他定都咸阳,天下就可大定。  关于这一点,我们中国历史上曾有很多研究,国都应该定在哪里?历代都有讨论。宋元以前,首都多半在陕西的长安,宋代因为国势非常弱,定都汴梁。当时也曾有人认为洛阳是四战之地,不宜为首都。往下元、明、清八百多年来,首都则在北京;民国成立以后,对于定都的争议,当时也有许多主张。一派主张定都北京;一派主张定都南京;还有人主张定都到咸阳;又有人主张定都北京或南京都可以,但是应该在长安、武汉等地设四个陪都。这一派人看到了将来国家的大势,要与国际的局势相配合的。一个国家究竟定都在哪里,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的配合都很重要,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现在为了配合将来时代,预为国家的大计研究,这些历史,乃至于近代史、国际现势,都要研究。这是题外闲话了。  风头主义的英雄  我们再回来讲,项羽对这个定都的建议不采用。他有一句答话很有趣,也是他的名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就凭了这句话,他和汉高祖两人之间器度的差别,就完全表现出来了。项羽的胸襟,只在富贵以后,给江东故乡的人们看看他的威风,否则等于穿了漂亮的衣服,在晚上走路,给谁看?他这样的思想,岂不完蛋!所以项羽注定了要失败的。而同样的事发生在刘邦的身上又是怎样呢?  刘邦大定天下以后,他自己的意思要定都在洛阳。但齐人娄敬去看他,问他定都洛阳,是不是想和周朝媲美。汉高祖说是呀!娄敬说,洛阳是天下的中心,有德者,在这里定都易于王;无德则易被攻击。周朝自后稷封邰,到文王、武王,中间经过了十几世积德累善,所以可在这里定都。现在你的天下是用武力打出来的,战后余灾,疮夷满目,情形完全两样,怎么可与周朝相比?不如定都关中。当然有一番理由,张良也同意,刘邦立即收回自己的意见,采纳娄敬的建议,并赏给五百斤黄金,封他的官,赐姓刘。  以这一件强烈对比的史实,清代嘉道年间,有个与龚定庵齐名的文人王昙,写了四首悼项羽的名诗,其中有一首还说道:“秦人天下楚人弓,枉把头颅赠马童。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徒纵咸阳三月火,让他娄敬说关中。”这是王昙悼项羽有名的四首诗之一。“秦人天下楚人弓”,典故出在春秋战国时,楚王的一张宝弓遗失了的时候,人家向他报告,这位皇帝说:“楚人失之,楚人得之。”意思是说皇家保存与百姓拿到,都是一样,不要太追究。王昙引用这个典故,说秦始皇死了以后,中国人的天下,凡是中国人都可以出来统治。“枉把头颅赠马童”,指项羽在垓下最后一仗,被汉军将领四面围困的时候,他回头看见追杀他的,正是他一个投降了刘邦的老部下,名叫马童。马童见他回头,侧过脸去。项羽说,你不要怕,你不是我的故人马童吗?听说刘邦下令,凡得我头颅的可赏千金、封万户侯。你既是我的故人,就把这颗头送给你。于是项羽自刎了,这也就是项羽的气魄。“天意何曾袒刘季?”刘季是刘邦的名字,这是说项羽“非战之罪,天亡项羽”那句话的错误,而项羽的错在哪里呢?“大王失计恋江东。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徒纵咸阳三月火,让他娄敬说关中。”这就是项羽失败的关键。  这里再插一段闲话。说到历史很妙,大家都知道秦始皇烧书,对中国文化来说,是一个大罪行。但是他的罪过,也只能负责一半。因为秦始皇不准民间有书看,把全国的书籍集中起来了,放在咸阳宫,后来项羽放一把火烧咸阳宫,这把火连续不断地烧了三个月,有多少书籍、多少国家的财富,由他这把火烧掉了。所以严格说来,中国文化根基的中断,这位项老兄负有很大的责任。但后世却把这一责任,全往前面秦始皇的身上推了。至于项羽的责任,由于对失败英雄的同情,就少提了。  我们由“一言而可以兴邦”的思想见解,所以又牵引出许多闲话。现在我们的国家,东方的国家,全世界的国家,都受了美国一句话的害,也就是一个政策的害。美国的什么政策?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所谓“不准打胜利的仗,打有限度的仗。”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大家对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很显着的感觉,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都在这个时代中,就没有感觉到,假使我们退后一百年,或超前一百年来看这段历史,看看美国人这一政策的结果,害死了多少人?破坏了多少国家?这个想作世界盟主的决策有多么滑稽!多么悲惨!“一言丧邦,一言兴邦。”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由历史上的故事,比类引伸体会,必定更为亲切。同时,我们身为现代人,再由现代丑陋的一面去看看,更可了解这道理。  下面也是一样,鲁定公问,有人说一句话就可以亡国,有没有这种事?孔子说,这个也一样的,不是如此随便解释就可以的。接着下面孔子讲的这句话就很妙了,他说有人说,我并不乐意作君主,只是为了言出法随,谁都不能违背,可以完全依照我的意思,达到我的理想,这样才过瘾。孔子为什么对鲁定公说这个话呢?其实这情形也不止是鲁定公一人犯的错误,一般人都有他同样的毛病。试想为什么人总喜欢抓权呢?因为有权力的人才能够随心所欲,才能够控制别人听自己的命令。所以归纳起来,孔子的意思是如果以这种心理来从政,那就错了。下面的人不反对,并不见得你个人的意见就是对的。问题在思想的本身,在于领导人的意见本身对与不对。如果意见是对的,应该绝对信仰,不能违抗;如果领导人的思想不对,而要人们一定都服从他,这就要丧邦了。  “一言兴邦”与“一言丧邦”,连起来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大概地举了过去的历史,以及我们自己在这个时代的风暴中,所亲身体会的经验,希望大家对这一节能有更深的体会。  

画龙点睛  

下面另外提到一个人叶公,他也是春秋时代的一个诸侯,用我们的口头语讲起来是一个小皇帝。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叶公好龙”,就是有关于他的典故。前面曾经提到过,此人在宫廷中墙上、梁上、柱上,到处画的、雕的都是龙。因之感动了真龙来,他却又吓死了。后人对于好讲道德,而真要他行德时又不干了;又如好交朋友,而朋友有困难时又不帮助了,这一类事故,便引用叶公的故事,说此人讲德道、好交友,如“叶公之好龙”。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春秋时,人口少,土地辽阔,很需要老百姓,所以孔子说,能够做到近者悦,远者来,就是最大的成功了。在领导人来说,跟随的人,不愿离开;在外面的人都想回来;别处的人都想来投效,这就成功了。相反的,在你身边的人想离开,在外面的人没有向心力,这就有问题。孔子这两句话,后世更引伸到外交上,能够与邻近的国家,相处得敦睦;而距离远的国家,也愿意来交往,这就做得很成功。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一度在莒父做地方首长,他来见孔子问政,孔子告诉他做地方官的为政大原则。这就是前面提到过,要有远大的眼光,百年大计。做一个地方首长,行政、建设等一切制度,要顾全到后果,为百年的大计,不要急功好利,不要想很快的就拿成果来表现。也不要为一些小利益花费太多心力,要顾全到整体大局。  

接着,“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两句名言,大家都懂得,不须多说了。  下面举的一个例子,是法治思想与法理的重点,同时也与社会的道德观念有关。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这个社会里,老百姓的思想、性格都很直爽,不狡诈。一个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的儿子会挺身而出,作证人。我们这个社会风气有多好!叶公这个话,我们要注意。无论是研究法律的,研究社会制度的,研究政治的,尽管只看到这么几句话,要领会出,对于社会心理、政治心理、法律的最高法理、犯罪心理,都有关系。  孔子听了他这几句话,答复说,我们那边社会的情形,与你们这里就这不同了。如果儿子做错事,当然父亲为了亲情,会为儿子隐瞒一点;父亲做错了事,儿子也当然替父亲隐瞒一番,这是人情之常。也许你看来这样不够诚实,不够直爽,可是所谓直的道理也就自然在其中了。这就是中国后世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的意思。假如讲*法治的道理,父亲偷了东西,儿子告密,并没有错,在法律的观点上看,是合理的行为。从人情上看,作心理研究,这一对父子之间,早就有问题存在了。人与人之间,不要说是父子,即使朋友之间,也不免有这一点感情。如果人没有这点感情,而认为一定要这样做才是对的,这个问题很大。所以这一段,作深入的研究,就有很多道理可以贯串了。  

接着转了一个气势,上面是谈为政有关的问题,下面则谈学问修养方面。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讲到这里我们要注意:孔子的整体思想都在谈仁,究竟对“仁”下的定义是什么?【千余年来,对于孔子的仁,敢下一个定义的很少】。《里仁》全篇讲仁,那都是讲仁的用,仁的行为,《颜渊》这一篇,孔子讲到仁,他下一个定义“克己复礼”为仁,这是仁的体。颜渊再问方法,孔子告诉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修养到仁的方法。  现在《论语》已讲了一半,如果明辨一下,孔子的“仁”究竟是什么?我的感想,只可引佛学上一句话:“众盲摸角,各执一端。”从《论语》上所看到的孔子思想,都是讲仁的用。如勉强抓住其中那一点,就认为是仁的全体,就等于“众盲摸象,各执一端。”仁在孔子的思想中代表了很多,从形而上的本体,到形而下万事万物的用,都归到仁。  现在樊迟问仁,孔子讲的是对个人修养的仁,他说自己平常的言行,恭敬而诚恳,做事尽心负责任,对长官、朋友、部下,对任何人无有不尽心的。恭、敬、忠,这三个要点具备了的人,即使到了毫无文化的野蛮地区,也是了不起的。这是仁的用,他希望学生们在内圣外王的修养,都能做到这个重点。  

是不是——士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上面曾经讲过“士”的观念,从一般的习惯,认为古代所讲的“士”就是知识分子,这个话实际上很笼统。古代的士,必须内在的道德,外在的学识,两方面都很好,才能称作士。子贡这里请教孔子,怎么样才叫士。  孔子说,第一是“行己有耻”。“有耻”包括了很多意义,最基本的是自己的人格道德没有污点,这是对于自己的要求。我们每人几十年交来了许多朋友,其中的确有些人非常有耻,怕做错了事,怕难为情,自己没面子,不好意思。  真正爱好面子这一点心思,培养起来,就是最高的道德。  然后“使于四方”。“使于四方”,也可作社会关系来解释。强调一点来说,这里可以认为是偏重于外交。孔子有许多国民外交的工作,乃至代表政府的外交工作,都是子贡去做。所以狭义来说,做外交要“行己有耻”,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外交官以外的人,一样用得到。如果“行己有耻”,当外交官到外国去,对于职责、任务都能胜任愉快,这就叫士。孔子为什么作偏重外交的答复?我们要了解,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非常混乱,并不统一,各国诸侯,各自为政,处处用得到外交,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一样。我常说,读《春秋左传》,就可以了解现在这个时代,现在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放大。  讲到这一点,又涉及历史哲学了,曾有人说历史是重演的,也有人持反对的意见,认为历史绝对不会重演的。这就成了历史哲学上的争论。而事实上历史会不会重演呢?我们可先读唐代窦巩的一首诗“伤心莫问前朝事,惟见江流去不回。日暮东风春草绿,鹧鸪飞上越王台。”这首诗全部都是哲学思想。东流的江水是一去不回的,但江水永远在东流,历史的原则是不会变,所以也可以说历史是反复的。因此认为要了解今日的国际大势,要读历史,尤其要读《春秋左传》,大原则不会错的,不过要自己去领悟。  因此我们读了这段书,知道孔子在春秋战国那个时代,认为“士”,有才能的人,在外交上能达成任务,办得成功,是了不起的。子贡又问,这太高了,士也有各种各样的,其次又该怎样?孔子说,在宗族之间都称他为孝子,在邻里之中,地方人士都说他友爱,这也可称为士了。  子贡又问,再次一点该如何才是士?孔子说,到处要讲信用,要守信。我们研究儒家思想,这一点要搞清楚,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有些人要打倒它,实在不晓得活用。我们过去读书,总是问这个孩子读书读通了没有?不会问拿到文凭没有;学问要读“通”,要晓得活用的。孔子这里说的,一个人“言必信”,讲了的话一定要兑现。“行必果”,做事一定有结果,有始有终。这种人该不错吧!可是孔子说“小人哉!”这样是不错,可以用在自己作人方面,但并不一定可以处理国家大事,这也可以叫作“士”。这是三种人才的分类。  子贡于是再问,现在一般从政的人,老师以为他们怎样?孔子说,那些都是为了领几斗米,拿点薪水的人,不必谈了。“斗筲之人”,这句话两个观念:一是只为了找个工作吃饭的人,哪里把国家天下事摆在心上,这种人算不了什么。一是可以解释为车载斗量的普通人物,太多了,不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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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27 09:19:41 | 显示全部楼层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猖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上面讲了人才的分类,人格的看法,下面就引用孔子的评语,中行的人,就是行中庸之道的人,自己有中心的思想,而能调和、中和矛盾的思想或感情。孔子认为这种人才还是太少,不易得到。  其次孔子欣赏两种人,就是狂、狷之士,这种人往往是中流砥柱的人。就对交朋友而言,平常无所谓,到了真有困难时,能来帮忙的朋友,不是狂之士,就是狷之士。如何是狂?如何是狷?以前解说过,不必再重复了。  

有恒为成功之本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这一路下来,都是讨论人的问题,以现代来说,包括了人才的分类、人格的类别、人性的研究,这些都与为政有关系,到这里孔子引用南方人的话。春秋战国时的南方,像楚国,在长江以南,道家的思想比较发达。事实上现在也是如此,如湖南、贵州、四川一直到西藏,现代所谓的神秘学都比较发达。印度也是这样,在南方神秘学比较发达,【任何国家都是南方神秘学比较发达】。北方的人个性坚强,行动果断;南方人比较优柔,也比较聪明。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也一样。这是什么道理?扩大问题来研究,是因地质影响人的个性,前面提过,顾祖禹着的《读史方舆纪要》这本书,各地人的性格,都有其地方性的特点。  【古代把医和巫放在一起的巫术,包括了符咒,这些都是神秘学,涉及精神力量的问题】。说到这里,问题又大了,这里巫医,是【古代巫与医并称。古代的记载,巫为巫祝,后来医学有一科名“祝由科”,可也真灵。这些证明了人的精神可以控制物质,转变物质的,物质的根本在精神】。如湖南辰洲派的符箓,怪事很多。  古代认为巫事虽是很浅薄的事,可是没有恒心,就学不会。孔子在这里引用南方人这个观念来说“善夫!”认为这话非常对,是真理。为什么?任何人做事没有决心,没有恒心,都做不成。常听人说中国功夫,什么是功夫?我说,方法加上时间,加上实验,就等于功夫。有方法没有用时间练习,怎么会有功夫?任何一种功夫都要有恒。下面孔子引用的两句话,“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易经》上恒卦九三爻辞,卜卦用的。意思是说做事情,修德行,如没有恒心,做做停停,终归没有结果,很难为情。这虽然是卜卦用的话,但真正懂了有恒的道理,用来处事,就不必去求神问卜,只有“自求多福”了。这和后来荀子解说的:“善于易者不卜。”是同一意义。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这两句话用来解说前面所提到的“中行”的意义,是最恰当不过了。  和而不同,就是自己要有中心的思想,能够调和左右矛盾的意见,而自己的中心思想还是独立而不移。小人就不一样了,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别人纵然影响了他,然而人各有志,到了利害关头,意见冲突,相处就不会融洽,自然而然变成同而不和了。  
乡愿之见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孔子,假如有人,乡党社会中的人都说他好,都欢喜他,像这样的人,怎么样?孔子说,不可以绝对认可。子贡又说,假如大家都说他坏,又怎么样?孔子说,也不可以如此随便附和。不如乡党中的好人喜欢他,乡党中的坏人讨厌他,才能断定他的好坏。  孔子这个道理,说明了一件事,就是我们现代说的“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所以一个人对于善恶之间,很难判断。办地方选举或在司法上判案子,就要注意,有时候群众认为不对的,不一定真的不对;群众认为好的,也不一定是好的。由此可见为政之难。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孔子说,君子之人,与他共事,容易得很。因为君子人多半爱人,多半平易近人,比任何人好相处;但是要想做些什么事讨好他,就很难了。从历史上看,许多好的大臣、好的领袖,都是这样,向一个好的主管提供一个意见,只要差不多,他就会接纳,准予酌情照办;但要想使他真的心里很高兴,就很难做到了。至于说不以光明正当的途径,而想讨好他,那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君子人对于部下,信任、体谅、因才起用。因此,作为一个主管的,对部下的建议,认为可行就采纳,不必问这人本身的学识够与不够。倘希望自己得到百分之百的满意,对部下的品德、才能、知识各方面都要求第一流,则不易得。当主管的不必什么事都要自己计划,要量才而用,舍掉部下的缺点,用他的长处,下面一定能达成任务,这就是“使人也,器之。”  至于小人就很难共事。但是摸到他的心理,稍稍迎合一下,他就高兴了;乃至其他一下,他都高兴。可是小人用人的时候,要求完备,样样要好,这做部下的就很难了。  孔子这些话,都是从政的经验,这就是圣人。把人情世故,透彻到极点。因此我们知道做领导人的,用人不要过分要求,世上没有样样都好的人,爱打牌的劝他少打一点,爱喝酒的劝他少喝一点。办好了事,让他去,不要求备。希望每一个部下都是孔子,道德又好,才能又好,太不可能了。如果孔子来做自己的部下,自己又是一个什么“子”,才能承当呢?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这又是君子与小人的对比。君子之人很舒泰,这个泰字,包括了很多意义:度量宽宏,胸襟开阔,光明爽朗,这就是泰。君子虽然很舒泰,态度绝不骄傲。小人既骄傲,又自卑,心里像猫爪一样,到处都是毛病,心境就不泰然了。  

子曰:刚颜木讷,近仁。  

这一句话,包括一个人的三种个性。刚,很刚强,换句话说有脾气,而且是很明显的有脾气,不对就是不对,绝不愿放在肚子里不响,教他做不合理的事情,他绝不干。毅,是果敢,有决断。木讷,是看起来好象笨笨的,但很厚道、朴实。如这三个因素具备的人就太好了,再不然有其中的一点,也都是近于仁道的人物。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这里也来问,怎样才算一个士,孔子这里和回答子贡的,有所不同了。孔子拿四个字来形容,他说一个人“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总是对人笑咪咪,不是假笑,是内心愉快,这就是士。对朋友切切偲偲,很亲切,有感情,当然这个感情并不是每天请吃牛肉面,而是在朋友有困难时,伸出援手。在兄弟之间,非常愉快,不是冤家,真如骨肉,这样就是士。这几句话看起来好像教条,反省起来,我们每天对朋友、对同事、对兄弟都能愉快相处,和蔼相亲,就不易办到,尤其对子路的个性正好下一针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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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29 08:20:31 | 显示全部楼层
国防第一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到这里,这一篇快作结论了,这篇开头说:“世而后仁”,又说“善人为邦百年”才可以建立一个国家文化的基础。我们知道周公、孔子,都在身死百年之后才慢慢弘扬出他的文化思想,然后影响了后世几千年。  至于军备武功,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善人来领导,只要七年之间,就可以保家卫国了。“即戎”,把军事上的国防建设做好,可以用兵应敌。但要有上面的重点——善人。善人并不只是做做好事,拿点衣服去送送人,做做冬令救济的善人。这个善的意义很大,是包括了道德、学问、才能。这样的人领导人民七年,就可以富国强兵了。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这是本篇的最后一段。我们翻开这篇第一段,是子路问政。现在把孔子这句话放在《子路》这篇的最后作结论更妙。因为子路的个性比较冲动,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孔子骂过子路,“暴虎冯河”,只晓得用武力、用军事,偏向于武功,而不懂得为政之道。可是在这里的结论,却主张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国防,不能忘记军事。如果不教人民军事的知识和技能,不巩固自己国防上的战备,等于自己要把国家丢掉,是不可以的。孔子在许多地方,表面上看起来,不大赞成用武力解决问题,但对于国防的战备,他认为非常重要。个人的修养也是如此,随时要准备战斗的精神,但不轻易用兵。中国武功的道理也是一样,练拳、练刀、练剑的人,要练到最高的武功,可不是为了轻易杀害别人,而主要在于求得和平的自卫。    下一篇:《论语别裁》 第14章 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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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31 09:17:38 | 显示全部楼层
《论语别裁》 第14章 宪问

侠隐中人——原宪  现在讲《宪问第十四》篇。这一篇是上论《里仁》篇的发挥与引伸。  首先,在这个题目里,就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原宪这个人,是孔子学生中,所谓“七十二贤”里很有名的人物。在上论中谈到过,他曾替孔子管过总务方面的事情,用现代观念随便来比,可能在孔子当司寇的时候,他担任过总务长一类的职务,但究竟合于什么官阶,无法明确的定论。孔子死了以后,他退隐于山泽布衣之间,走半隐侠的路线,等于在过去的社会中,领袖清流。所以司马迁着《史记》,在《游侠列传》中,曾提到他和季次。  司马迁赞成游侠,认为游侠是很需要的;但是有人认为不需要,如法家的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认为当时读书的知识分子,对于法制的实行是有妨碍的,于是法家的思想,影响了后世,秦始皇时代的政策都与它有关。韩非子的理由是儒者知识多,嘴会说,手会写,有许多意见提出来,思想不同,使法令不能推行,难于执法。而侠义道中人,是慷慨好义的,好用武力,又容易形成恶势力,也是使法令不能推行的障碍。所以韩非子反对这两种人。司马迁写《游侠列传》,一开始也提到韩非子这两句话,不过他又认为世界上有许多事,用道德、政治、法律都解决不了,只有“老子拳头大”的办法,一下就解决了,所以他认为游侠有游侠的好处。而且他认为古代的游侠,一诺千金,对朋友讲义气,帮助贫弱的人,这些都是最了不起的,其中提到古代侠义中的佼佼者,有季次、原宪。  原宪在孔子死了以后,再没有出来做事,就退隐于草泽之中,现在来说就是退隐到下层社会中,和平民一起生活。后来子贡非常想念他,有一天排场很大去探望他,大有所谓“结驷连骑”的派头,好像现代带了几部汽车的随从侍卫。原宪却穿了一件破旧衣服,好像现代的穿件破衣服,衣冠不整,钮扣不扣,便出来和子贡见面。子贡见他这个样子,就关心地问他是不是生病了?子贡的意思本来想接济这位老同学一下,不料原宪说,无财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我没有病,只不过穷而已。他这番道理,无形中也骂了子贡,等于说当年在老师那里学习,老师教我们该如何做事作人,我们今天对这个时代、国家、天下没有贡献,有什么资格摆你那样的派头?子贡被他骂了这一顿,一直放在心里,始终很难过。  由原宪这个人,可知孔子的学生,什么样的人都有。高行的如原宪一类,也可以说是逃名遁世的隐士,他知道所处的社会太乱,无法有所贡献,因此远走山林,韬光养晦。  

名利浓于酒  现在我们先简介了原宪,这里记载的是: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谷”的意思是代表当时的俸禄。原宪问什么是可耻的事情,孔子说,国家社会上了轨道,像我们这一类的人,就用不着了,我们不必去占住那个职位,可以让别人去做了。如果仍旧恋栈,占住那个位置,光拿俸禄,无所建树,就是可耻的。其次,社会国家没有上轨道,而站在位置上,对于社会国家没有贡献,也是可耻的。结论下来就是说,一个知识分子,为了什么读书,不是为了自己吃饭,是为了对社会对国家能有所贡献,假如没有贡献,无论安定的社会或动乱的社会,都是可耻的。  讲到这里,我们想起一些故事,可作为研究这两句话的参考,像原宪的生活型态与思想,他问孔子及孔子所答的话研究一下,这个免于“耻”字的功夫可真难。  如大家所熟知的,汉光武刘秀和严光(子陵)是幼年时的同学好友,后来刘秀当了皇帝,下命令全国找严子陵,而严子陵不愿出来作官躲了起来。后来在浙江桐庐县富春江上,发现有一个人反穿了皮袄钓鱼,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怪人,桐庐县的县令把这件事报到京里去。汉光武一看报告,知道这人一定是老同学严光,这一次才把他接到京里,但严光还是不愿作官。汉光武说,你不要以为我当了皇帝,如今见面还是同学,今夜还是像当年同学时一样,睡在一起,好聊聊天,【严子陵还是那样坏睡相,腿压在皇帝的肚子上】,所以有太史公发现“客星犯帝座”的说法。后世在严光钓鱼的地方,建了一座严子陵的祠堂,因为历代以来的读书人,都很推崇严子陵,认为他是真正的隐士。有一个读书人去考功名,经过严子陵的祠堂,题了首诗在那里:“君为名利隐,吾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这是推崇严子陵的。相反的,【清人却有诗批评严子陵:“一袭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这是说严子陵故意标榜高隐,实际上是沽名钓誉,想在历史上留一个清高的美名。这是反的一面的。  这里只是提供几个故事,作为研究孔子“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的参考。这些都是人类社会的通常现象,正如古人说,“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  此外,还有一段中国历史上蛮有趣的事情。满清入关以后,有许多读书人不投降。但清帝康熙非常高明,他十六岁登基,就平定了这样一个广士众民的天下,做了六十年的皇帝,把清朝的政治基础奠定下来,可以说他是一个天才皇帝,不是职业皇帝了。他看见汉人反清的太多,为了要先收罗那些不愿投降的读书人,在科举中特别开了一个“博学鸿词科”。对于前明不愿投降的遗老们,特别恩准,马马虎虎,只要报个名,形式上考一下,就给予很好的官位,结果有很多人,在这种诱惑上动摇了,而进了“博学鸿词科”。也还有很多人硬不投降,所以当时闹了很多笑话。其中一些是非常尖刻讥讽,当时曾留下几首讽刺的名诗:“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煞无端谏武王。”后来又开第二次“博学鸿词科”,再收罗第一次未收罗到的人。因为许多人看见第一批“博学鸿词科”的人,都有很好的官位,自己就更忍不住了。(从这里看,中国人讲究的节操,要守住真是难事,自己的中心思想,能终生不变,实在是最高的修养。)第二次去的人更多,考场的位置都满了,后去的被推到门外去,就有人更吟诗挖苦了:“失节夷齐下首阳,院门推出更凄凉。从今决计还山去,薇蕨那堪已吃光。”中国读书人,非常重视节操,也就是中心思想、见解的坚定问题。  

隐痛诗人——吴梅村  又如明末清初的名诗人吴梅村,他的诗的确好。他本来坚持不肯投降,清政府挟持其老母威胁他,逼得他最后只好去向清政府报到。因此吴梅村一生非常痛苦。同时清政府对这些投降的人,虽然待遇很好,但后来写历史的时候,清帝还是下命令把这些人列入“二臣传”。这是中国文化精神,尽管再好,终究是投降过来的,骨头不够硬,这是很严重的,被人看不起的。吴梅村后来被列入“二臣传”,他当时去报到,内心非常痛苦,但是被清政府征召,非去不可。所以他的诗有:“浮生所欠唯一死,人世无由识九还。”【吴梅村因为名气太大,他在应召起程进京的时候,有好几百人,号称“千人会”为他饯行】。有一个青年,没有参加这次集会,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这个宴会中去给吴梅村。吴梅村坐在首席上打开来一看,脸色都变了。旁边的人觉得奇怪,看了这封信后,大家的脸色也都变了。原来这封信上写了这么一首诗:【“千人石上千人坐,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所有在座的人全被骂了。  我们看了这些资料,对于原宪问耻,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一点,对中国文化中的臣节与忠贞的精神,要特别注意。  前天中午和几位同学吃饭,也谈到这个问题。有一位现在法国修哲学博士的同学,回来写论文,因为她是学哲学的,听了这个问题觉得奇怪,她说:“这有什么不对?”还问曾国藩,算不算二臣,我告诉她当然不算二臣,她反而觉得“更怪”。我说,假如有人说你是再嫁夫人,你气不气,她说:“我当然气,我根本还没结婚。”我说,对了,所谓二臣就等于一个女人结了婚,丈夫并没有不对,而她又离开丈夫和另外一个丈夫在一起,当然别人要攻讦。这就是西方文化的看法与中国文化的不同。这个时代的道德、节操的观念也与过去的不同。所以今天的中国文化,在这个问题上,也正处于历史文化观念的矛盾与交替当中。  对于孔子这两句话,我们用了这许多时间讨论,但是这里并没有下结论,只是提供一些故事和意见,大家自己去研究。不过从孔子教原宪的这两句话,可知作人之难。社会、国家上了轨道,干拿薪水,没有什么事可做,不必出力,这不可以;社会、国家没有上轨道,拿了薪水而没有贡献,也不可以,都是可耻。那么到底怎样做好?他的重心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责任,对于社会、国家要有贡献,不管在安定的时代,或变乱的时代,如果没有贡献,没有尽到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就是可耻。  

草泽中自有经纶  原宪还问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显示出,原宪之所以为原宪。后来退隐在草泽之中,并不简单,他的修养相当高,从他的第二个问题,就看得出来。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伐在古书里经常代表自负、自高、自大、骄傲、自满的意思。原宪说,一个人自己的反省功夫,能够克服了自满,做到没有骄傲,非常谦虚;也无怨恨,不怨天,不尤人;而且没有大的欲望,不作过分的希求,清心、寡欲,这是不是仁的境界呢?原宪这个问题并不是偶然提出的,而是他自己的体验心得。他后来退隐草泽之间,可以说这几点都做到了。现在问孔子,这种样子,算不算是仁的境界?孔子还不承认这是仁的境界。他说这是难得的,至于是不是仁的境界,那就不知道了。由此可知孔子所称的仁,中国文化所标榜的仁的道体,就像道家、佛家所谓“得道”那样,不可知、不可测,是非常高,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怀居,等于所谓“问舍求田,原无大志”的问舍。一个人每天问问房子的价钱;有了三十坪,又想扩充到一百坪;买了一层楼,又想变八层楼,这样的人就没有什么大志。所谓“掀天揭地,方是奇才。”这是引用《幼学琼林》上的四句话,我们老的这一代,从小就念这本书,接受了这种思想,到现在还背诵得出来,这种观念依然故我,这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东西。孔子这句话是说一个人只为个人的生活打算,还不够成为一个士。这句话放在《宪问》这一其中,可以说原宪在孔子死后,不管功名富贵,而退隐于下层社会,绝不简单,他一定替下层社会,替人家解决了很多问题,做了很多大众福利的事情。而原宪之所以甘心放弃功名富贵,可以说受孔子教育思想的影响很大,因此他硬是要责备子贡“学道而不能行之,病也!”等于对子贡的不满意,指摘他没有做到老师所教的学问道理,光是摆那么大的排场而已。  又如汉高祖刘邦,在前方打仗的时候,后方仅靠萧何一个人。刘邦和项羽打了七十多回仗,都是打败仗,可是兵源、后勤的补给,从来没有缺少过,这就是因为萧何在后方,政治、经济都做得好,社会非常安定。而刘邦在前方,每见到后方来的人,都要问萧何在做些什么。萧何觉得奇怪,就和宾客——智囊团、幕僚们——谈起这件事。其中有一个人告诉萧何,老板有所怀疑了。因为刘邦在前方作战,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都在萧何的手上,假如萧何随便左右摆一下,就不得了的。这位幕僚就建议萧何做些问舍求田的事。后来有人向汉高祖密告萧何敛财侵占民田,霸占民房,汉高祖看到密告,才对萧何放心,反而一笑了之。这可从反面道理,了解正面人生。  

狼虎丛中安身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这个“危”字就是正的意思。“孙”字古代与“逊”字通用,逊者退也,就是谦退的意思。孔子说,社会、国家上了轨道,要正言正行;遇到国家社会乱的时候,自己的行为要端正,说话要谦虚。字面意思解释了,我们再研究一下孔子。  这看来好像他很滑头,教学生们几种态度。其实不是滑头,在这里是教人处世的臣道,做干部的基本原则,也可以说是作人的基本原则。天下太平,国家社会都上了轨道的时代,一个正人君子,行为要端正,说话正直,没有关系,无所顾虑,也不会有斗争。但当处在动乱的社会中,第一个原则:行为要端正,如当公务员,不贪污,不犯法,规规矩矩,方方正正。可是在言语上,少发牢骚,不要得罪人。因为乱世里没有章法,否则的话,往往出问题。从历史的记录,生活的经验,都可以看到。  前面曾经说过,大家说盖棺论定,而在人生经验中,有许多人,许多事,盖棺不足以论定,有许多人硬是把冤枉带到棺材里去的。看穿了这个道理,又何必怨天尤人?  第一个就说到岳飞,他所处的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他要北伐,完全对,所以岳飞的人品行为,是危言危行,正言正行,结果蒙冤死了。他没有做到《论语》这一段的“危行言孙”,怎么说他言不逊?“直捣黄龙,迎回二圣。”是他要北伐的口号。二圣是宋高祖的父亲和哥哥(过去帝王时代,称皇帝为圣人,非常有趣。)他当时的口号,就是非打不可,准备一定要打到东北去,把太上皇、皇兄两个人请回来。他这个话说得也对,是正言,但二圣回来,高宗怎么办?所以秦桧要杀岳飞,不过是拍高宗的马屁。因为高宗自己的意思,认为岳飞真可爱,可是打尽管打,迎回二圣来,教我这个现任皇帝怎么办呢?而这个话,高宗又无法告诉岳飞,所以岳飞的死,就在他自己不能做到“危行言孙”!  第二个说到冯道,这个人前面曾提过的。在唐宋之间,五胡乱华几十年间,换了好几个皇帝,都是胡人来统治。五个朝代,都请他出任要职,活了七十三岁死了,晚年号为长乐老人。可以想象得到,此人第一是“危言危行”,生活非常严谨,本身一点漏洞、毛病都没有,既不贪财,又不好色。他家里一口放生池,养了一些鱼,他儿子抓了一条鱼吃了,也被他责打了一顿。可是历史上批评他没有气节,有奶便是娘。欧阳修论历史,直骂他无耻。可是在冯道的诗中,发现他的思想,认为只要立身端正,在狼虎丛中,都可以站得往。他认为在当时那个时代中,都是豺狼当道,不须向谁尽忠。只是要保存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华民族的命脉,等待自己国家有真正的人才出来领导,用不着为胡人尽忠。他等了好几十年,直到他死后才出了一个赵匡胤。这个故事说明冯道在当时那么乱的时代,对“危行言孙”是做到了。本身的行为非常端正纯良,而态度上、言语上,绝对有分寸,不发牢骚。与欧阳修相反的意见,有王安石、苏东坡等人,他们却认为冯道是菩萨位中的人。由此可见是非之难定论。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这又是孔子对于人的才德分类。他认为真正有道德、有修养的人,一定有文字著作,或者有名言留给后世。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人,都有德又有言。但是有些著作的人,文章写行很好,理论上讲修养、讲道德,也说得蛮像样的,却一定有很好的修养德行。一个仁者一定有大勇,这个勇并不是会打架的好勇斗狠;而一个勇者,不一定有仁。这里要注意的是“不必”两个定,这表示不一定。当然,有言又有德,有勇又有仁更好。  

度德不量力  下面讲到有德有言,有仁有勇的具体事实。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酋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域若人!  
南宫适就是南容,前面上论和下论都提到过他。我曾说过,孔子不会那么简单,仅仅是听南容唱了白圭之歌,就把侄子嫁给他,现在在这里,我们就可知道南容是怎样一个人。  他请教孔子的问题,提到后羿。古代的传说,当时天下有十个太阳,被后羿用箭射下了九个,只剩下现在的一个太阳。他也会法术,有些丹药,吃了能长生不死。奔月的嫦娥就是他的太太,因为偷吃了他的丹药,就飞到月宫去了。这是中国古代的神话,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就要透过这些神话,中国的神话中有很多问题、很多道理,我们现在暂且不去管它,后羿凭他射箭技术和武勇,为有穷国君,想称王而最后不得好死,被他的臣子寒浞杀掉了。奡又是寒浞的儿子,力气很大。所谓荡舟,就是可以把在江海里航行的船,一手抓起来在陆上拖着走。后来也不得好死,为少康所诛。南容说这两个人,一个射箭技术那么好,一个力气那么大,而后来都不得好死。他举这两个例子,说明靠自己的武力去侵略别人,而想有好结果,反而都不得好死。  另一面他举出禹王、后稷的例子:后稷是唐尧的农师,对于我国农业社会的建立,他的功劳最大;他也就是周朝的祖先。南容说禹和后稷,没有羿、奡那么大的雄心和本事,自己规规矩矩去种田,很平凡老实的人,最后都得到了天下。禹是自己得天下,后谡是他的子孙得了周朝天下。南容举出两种人,一种人不择手段而成功,了不起。(我们经常碰到一些年轻人感慨很多:某某人不择手段的发了财,在社会上就很神气、很吃得开。我为什么要讲道德呢?现在这种思想,很迷惑人。)但南容认为这些并没有用,最终还是要倒下来。另一种人则是殷殷实实地做他分内的工作。这两种人到底哪一种对?他只提了这个问题。孔子听了以后,并没有答复他,因为南容的见解非常高明,这个问题不须要答复。所以他一退出去了,孔子就告诉其他同学,这个人思想这样正确纯正,真是了不起的君子,这才是最高的品德。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这都是连接上面一贯的。孔子说,一个君子不仁,是有的;但是一个小人能仁,这种事是不会有的。以现在的话来说,一个好人不仁慈,有这个道理,如果说一个坏人而能仁慈,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孔孟的思想,都是“春秋责备贤者”的作风,孔子所要求的对象,主要的是知识分子。在古代教育不普及,知识分子少,一个君子当然要仁慈】。但是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有时不仁也是难免的事。至于坏人当然没有仁慈的心,坏人如果有了仁心,就不是坏人,有句俗语“强盗发善心”,这是不大可能的。如真的强盗发了善心,他就不作强盗而改作好人了。  

爱里生害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这句话有关于教育,也有关于个人修养。真爱一个人,如爱自己的孩子,不能溺爱,太宠爱了就害了他。要使他“劳”,这个劳并不一定使他去劳动,要使他知道人生的困苦艰难。前天一位富有的朋友,他有个孩子很好,很乖,他说预备将孩子送到南部一家工厂做工,我非常赞成。在我们看来,像他这样的家庭,无论怎样好的教育,生活环境是太舒服了,弄不好会害了这孩子的一生。教育和《孙子兵法》一样,“置之死地而后生”,硬要想办法使他受苦,使他知道困苦艰难。以这种道理,就能理解“爱之,能勿劳乎?”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人生。其次,不管部下或朋友,即使对自己很忠实,但不要仅仅喜欢他的忠实,还要教育他、培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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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2 08:29:15 | 显示全部楼层
下面转了一个气势,是孔子批评当时的一些人物及政治作风,以切磋为学的外用。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这段话孤零零吊在这里。所说到的四个人,当时都是郑国的大夫。为什么?我们知道【上古王道讲道德,后世霸道讲事功】。春秋战国时的五霸,第一个霸主,就是由郑国开始,所以郑国在春秋战国初期,相当有力量。可是到了孔子的时代等于现在的英国,没落了。虽然没落了,但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还是蛮大,因为郑国出了不少政治上的人才。这里所提的四个人,都是郑国政治上的要人。  孔子这句话所说的“命”,就是古代非常重视的【“诰命”。诰是诰,命是命,两种文件都是政府的公告。】比方现在一国的元首,到另一国家访问过后,发表联合公报。这种公告,起稿的人非常费心,每一个字都要斟酌,这种文件不但影响当时的整个国际关系,将来历史还要留下来的,对与不对,作为历史批判是非善恶的依据。我国五经中《尚书》的记载,就是中国上古政府的文献资料。透过这些资料,可以了解他们过去的历史。诰命就是这些文件。我们现在一般人称它为“大文章”,不止是这一代的,而是永远留在历史上的大文章。  孔子说,郑国的诰命颁布出来,非常慎重,先由裨谌起草,然后由世叔来讨论、检查、研究。“行人”是外交官名,子羽是人名。再由外交官子羽来修改,最后还要经过首相子产,在文采辞藻方面,加以润色。以现在的程序来说,好像是由秘书起稿,送给有关单位会稿,然后经过外交部改正,这还不够,最后经过首相修改文章的辞句,增加文字美。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郑国在那么混乱的时代始终人才济济,发出来的文告,有那么慎重,经过这几个大手笔的考虑才拿出来。这是孔子告诫从政的学生,一个从政的人,一下笔乃至写一个条子都要当心,尤其是有关政治大问题的决定,一写下去,就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模子,不能草率。所以孔子提到“为命”之难,告诉学生们,不要疏忽。  

为政难作人更难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有人问孔子,郑国的子产这个人怎么样?孔子答复他,子产是大政治家,了不起的人物。子产当政的时候,对于社会贡献很大,对国家的老百姓,是有恩惠的人。  再问楚国的子西怎样?子西是楚国的宰相,孔子到楚国时,他怕孔子会把他的位置挤掉。而孔子答复,只是说“他,他啊!”就没有再说什么了。这就是孔子的厚道,假使现在的人,就非要攻击子西不可了,孔子没有这样做。当然他不同意子西这个人,历史上的记录,子西这个人并不高明,而孔子只是“他,他啊!”两句,不作批评。  此人又问管仲怎样?管仲比孔子早,齐桓公称霸的时候,他功劳很大。每次讲到管仲,孔子都很佩服,这次他好像伸出大拇指来称赞他,那才够得上是一个人,真了不起!他在当政的时候,能够把齐国另一大夫伯氏,连着的好田三百,没为公有,而伯氏一家人因此穷困,只有清菜淡饭可吃,但一直到死,没有怨恨管仲,心服口服。所以孔子说他能够称为一个人,了不起!他没有说他是一个大政治家,政治家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官位上的功勋,而能做到称为一个“人”,这才了不起。管仲将别人的财产拿过来,别人因此终身穷困,而对他毫无怨恨,认为处理得很公平。一个当政的人能做到这样,的确是了不起,历史上没有几人能做到这样。可见他对于社会国家的贡献,对于其他的人所还报的,一定有他处理的政策与方法,所以孔子要对他连连赞叹了。  
不学谓之贫  

现在开始讨论的,可以说是中国旧文化中所讲的“知人论世”的道理。从这里可以看到历史上的人物,也可以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站在人文哲学的立场来说,一个人要认识别人困难,认识自己更难,尤其年龄大了,经验多了,接触的人广了,就感觉到认识自己太难了。下面就是孔子“知人论世”的一番话: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富而无骄”,有地位、有财富,成功了不骄傲。本来这个修养很难,并不是很容易,但是比较起来还是容易。古今中外有些人因为地位高了,风度蛮好;风度好是外形的,外形过得去,看不出骄傲来,已经了不起,但是内心到底还有一点觉得自己了不起。  刚才与几个国外回来的学生闲谈,他们说到,过去有一部分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代沟,相差太远,做父母的,尊严得不得了,非要摆成那副样子不可。也有的说,自己的父母并不如此,与子女相处像朋友一样。有的以地域来说,指本省有些家庭,父母对子女还是摆一副尊严的模样,我就问他们在国外有没有注意,α华侨社会里,多数父母对子女的态度,也是保持着尊严。这是广东、福建的风气,他们还保持了老一辈子的父母的威严。而父母子女相处比较开明一点,多半是在上海生长的人】。父母保持他们的尊严,只是过分或不过分,并没有错。有的又说,父母保持那股威严,就是一种傲慢心理,觉得我有儿女,儿女就要听我的。我说这可不能列入骄傲的范围,更不要错用了骄傲这个形容词。  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有许多人想不骄傲,很难做到。富贵了,地位高了会骄傲;有钱会骄傲;年龄大了也会骄傲,认为自己多吃了几十年饭,年轻小伙子就不行,其实多吃了几十年饭,不一定吃得对;学问高了也会骄傲。所以要修养到“无骄”,实在不容易。不过在比较上,富而无骄和贫而无怨,两者之间,还是无骄容易一点。  人贫了就会有怨,所谓怨天尤人,就牢骚多,人穷气大,所以教人作到“安贫乐道”。这是中国文化中,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大原则。但是真正的贫而能安,太不容易。  现在有人,拿“安贫乐道,知足常乐”这两句话,批评中国文化,说中国的不进步,就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这种批评不一定对,“安贫乐道”与“知足常乐”,是个人的修养,而且也少有人真正修养到。我们当然更不能说中国这个民族,因为这两项修养,就不图进取。事实上没这个意思,中国文化还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鼓舞的名言,我们不可只抓到一点,就犯以偏概全的错误。这两句话,是对自己作人做事的一个尺码,一个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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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4 09:34:01 | 显示全部楼层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先解释原文文字:孟公绰是鲁国的大夫,后世朱熹的注解,说他很清廉,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人。赵、魏是大国,对下面滕、薛两个国家而言,赵、魏比较大,滕、薛比较小。  识人难识己更难  关于“老”,过去的官名有“三老”,也有“三公”。古代三公的地位很高,但在秦汉以后,就很少有明文规定这个官衔了。他们学问道德崇高,没有实际行政,所谓“坐而论道”,着重在建议和指导,和近代西方政治制度的不管部大臣差不多,什么都不管,可是样样都要问。越是国家大事,越是很重要的决定,越要请他们参加意见。往往一句话可以推翻整个政策,或者建立新的政策。至于“老”,也是如此,在古代是很清要的职务,本身要学问好,人品好。凡是清要的官,只要说一句话,影响很大,皇帝都非常重视。到了现在,学术界,以及政界,对所尊重的人,常称某公,或尊称为“老”,就有“国之大老”的意思。  孔子这里说,孟公绰这个人,要他做赵、魏大国中的大老——顾问,则是第一等的好人才;他的才能、学问、道德,担任这个职务好得很,没有错。但是如果滕、薛两个小国家请他作大夫,要他在实际政务上从政,当部长,或院长,那就不行,会当不好。  孔子以这个问题,与学生讨论。孔子论人,认为有许多人,担任某一种大位置、大要职,蛮好;但是要他改做实际工作,去执行一个任务,就完了。平常看他,学问好,见解也好,写的文章、建议、办法都对。可是,让他去实际从事行政工作,就不行。有些人,要他从事实际行政工作,执行任务,会办得很好,如果这样认为他很了不起,把他提拔到太高的清要地位,那他又完了。所以作领导的人,对人才的认识很难,对自己的认识也难,要晓得自己能作什么,可真不容易。  我过去在私塾中所受的教育,老师们教的一些散文和诗,都包含有人生的道理。我的一位老师曾有一首评论历史的诗,讲得非常好:“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作相公。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为名士一文雄。”这意思是说,隋炀帝运气不好,当了皇帝;而王安石很可怜,作了宰相。这两个人若是不得志,王安石将成为大文豪,他的文章那么好,恐怕当时和后世对他的敬仰,还要更,隋炀帝如果当时不作皇帝,就是一个很好的名士,一个才子。  我们再说李后主,真是好的文学家,那么好的文学,真好,过去找不出来,以后恐怕也难找到这么好的文学家,实在太好了,可惜当了皇帝。宋朝徽宗等人也是如此。不过话得说回来,文学又谈何容易?《红楼梦》之后,再也写不出第二部《红楼梦》,没有像曹雪芹那样的家庭,没有像曹雪芹一样,整天和一些女孩子在一起打滚,没有那个经验,换一个人怎么也写不出来。施耐庵的《水浒传》,没有跑过江湖,没有和那些动辄拔刀的江湖朋友混在一起,也写不出来。文学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李后主的词好,前面曾说过,他花的本钱大,也是当了皇帝,江山又在他手里丢掉,然后才有那种文学的境界出来。可是拿人生的立场看来,这些人都是不幸。因此我们又想起另外一个人的哲学,人生得意的事,有时并不是幸福;而有时候失意的事,并不是倒楣。如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人作了一首诗:“眼前乔木尽儿孙,曾见吴官几度春。若使当时成大厦,亦应随例作灰尘。”这首诗是说失意并不见得坏。第一句他感慨眼前的国家栋梁,都是他的后辈。第二句是讲自己,像山上的大木、神木一样,自己年纪大了,看到朝代的更替、兴衰、成败多少次,假使自己当时也成为其中的栋梁,早就被烧光了。所以人生得意的事,虽不一定是坏,也不一定就是好,有时失意也不一定是差。  这些道理可使我们了解孔子讲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的话,的确是意义深长。所以刚才提出来用人难,不但对人才的选拔、安置困难,而每个人自己认识自己更难。我们了解了历史的往事,将来自己做事业时,对于人才,对于用人,的确要能知己知彼才对。  

全才——智、清、勇、艺、礼  

下面讲到怎样才算是人才与全才。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这里孔子所说的“成人”,也可以解释为全人,也可以说是人世间的全才。子路问怎样才是全才,孔子说,要求一个全才太难:第一个是智慧,像臧武仲,这位鲁国的大夫,智慧高,知识渊博;其次要像孟公绰的清心寡欲,什么都不要,本身非常清高、廉洁;光是有清廉的德操,智慧的修养,还是不够,还要有勇,如卞庄子。卞庄刺虎,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当然不止是打老虎的勇敢,主要在有决心、决断,须要牺牲的时候就敢于牺牲的大勇;就是有了智慧、清廉、勇敢还不够,还要有冉求之艺,文学艺术的境界,样样才能都会。  这四个人的优点:高度的智慧;道德的涵养,没有私欲,没有火气,心气平和;品德好的人,往往有点像废人一样,所以又要加上勇敢、决断、侠义的精神,这样还不能算是全才或全人,还要加上文艺境界,与高度的礼教修养,这样几个条件合拢来,就可以为成人了。这该多难!但是要注意,原文“亦”字用在这里的重要意义,孔子说了如此等等,还是用了一个“亦”可以为成人矣的“亦”字。由此可知他认为还并没有完全到达理想中“成人”的那个程度。  读到这段书我们要记住,这一段孔子所提出的,可说是讲国家大才的标准,也可说是讲中国文化,讲人格教育修养的标准。  但是孔子所要求的太高了,然后自己转了一个弯,对子路说,时代不同了,不一定要把我这个观念拿来作标准。现在只要做到“见利思义”,看见对自己有利的事,能多考虑一下义的方面。义就是宜——看看这个利是不是合理、合情、合法。“见危授命”,既然身为负责人,为大家做事,要能做到临危时,接受任命,为达成任务,宁可牺牲自己。甚至交朋友也能如此。还有平时所说出的话,不管经过多少时间的考验,何等环境的考验,纵然过了很久很久,都能言行一致,说得到的一定做得到。有了这几点,在这个时代里,已经是了不起的人才了,何必要求太高呢!  我们拿“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这句话,看现在的社会,有时很好笑,发表任何政见时,要如何如何,一旦到那个位置以后,所说的话都不见得兑现了,哪里能够作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看现代可以证历史,看历史可以懂现代,如孔子说的“温故而知新”。我们说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孔子当时社会风气也一样不好。有些同学到外国留学回来,开口就是外国如何如何好,我就告诉他们,古今中外都是一例,没有外国如何好,中国如何坏。以贪污来说,美国有许多地方,贪污得更厉害。外国人也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十几年以前有些年轻同学去美国留学,我制了棉被送给他们带去。有位外交官说太落伍,在美国用不着。可是这个同学因为是老师制赠的,还是带了去。我又要他们带了些宫灯之类的小礼物去,要他们保持中国的礼貌,逢年过节时要对老师表示敬意。他们也曾说外国人不喜欢这一套,后来两样都对。圣诞节去向老师行个礼,送一盏小宫灯聊表敬意,说明是中国礼貌,外国老师高兴得不得了,说所教的各国学生,只有中国学生最好,最有礼貌。至于棉被,碰到冬天停电,大家冻得要命,而他们穿棉袄,盖棉被最舒服,这都是中国文化。因此也了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是人,感情思想是一样的,绝对没有两样,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  所以我们处理一件事,要注意到古今中外,包括未来的时代,人情世故是一样的。纵然观念两样,其实原则还是一样,换一个角度讲就通了。譬如说某件事在道德上不通,有些外国人不会理解;说成没有价值,他马上赞同这句话。不过把“道德”与“价值”两个名词换用了一下而已。因此,我们教育子弟,不管什么时代,中国文化的人格标准,绝对是高的,绝对是对的。我们现代的人格教育,能够使每一个人,做到像孔子所讲的第二条“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就很了不起。再讲一步,如果能够做到像孔子所讲的第一条,集智慧、人品、胆识、才艺于一身的人,那就太难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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