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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兵行象水

南怀瑾老师《论语别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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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6 09:01:05 | 显示全部楼层

疑假疑真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公叔文子,文子是他的谥号。朱熹的考证是公孙枝,别的考证叫公孙拔。究竟谁对,暂时不去管他,不过都知道这个人是卫国的大夫。孔子除了对他自己的国家鲁国以外,对卫国的感情最深厚。公叔文子在当时名气很大,影响力也很大。孔子问公明贾——公明贾也是卫国人。孔子问他说,夫子(我们后世拿“夫子”为对孔子的尊称。孔子当时“夫子”两字,等于我们现在以“先生”称人,这里就是指公叔文子。)是卫国的闻人,社会上很有声望,政治上很有影响力,大家都说他很好,但有一点不知可不可信?公叔先生平常不随便说话,说一句话就有相当分量;也不说别人是非;也不轻易笑;也不贪。  公明贾就说,别人对你所讲的,把他描写得过分好了。其实他讲话能把握时间、要领,不讲废话,恰到好处,因此人家听了,不讨厌他的话。他高兴了、痛快了就笑,笑得恰到好处,所以人家不讨厌他的笑。譬如下雨天在街上见人跌倒而哈哈大笑,这个笑,不得平时,人家已经跌得很痛,很狼狈了,这不应该笑的,偏要笑,岂不让人讨厌?  关于取,合理的送他礼物,适可而取,不故意标榜清高。  他这样一解释非常好,但是公叔文子这个人在历史上有点问题。所以孔子听了他的解释说:“是吗?真的吗?”是表示怀疑口气。是否这个人徒有虚名,很难断定,如白居易的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是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周公辅助成王的时候,有人造他的谣,说他企图把侄子杀掉,自己当皇帝,使周公也怕起来了。而王莽在没有叛国以前好得很,满朝文武,全国老百姓,没有人说王莽是坏的。假使这两个人在这个时候就死掉了,那么他们一生中的真假又有谁知道?这是白居易一首大家熟知的诗,他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使我们知道,有些人运气不好,把冤枉带到棺材里去了,可知人生定论很难。所以对于公叔文子,在公明贾替他作解释以后,孔子说:“是吗?难道真的吗?”存疑是可以的。  

挟兵自重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臧武仲是鲁国的大夫,犯了罪自己逃出去。可是不肯放下权力,在防区上整兵振武,向鲁君要求,封他的儿孙永远作这个地方的首长。他用这个方法,取得这个位置。孔子说,他这样做,表面上虽然说是提出退让的要求,不说要挟,但是这不必骗人了,我是不相信的,他分明是用要挟取得富贵功名与政权。中国历史的藩镇祸国,都是同此一例的办法。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由此而引出孔子对历史的批评。自周朝王道式微以后,就是霸业的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表面上虽然拥护中央,而中央政府的皇帝,还是听他们的意见摆布,这是春秋战国时候的霸业。如果以中国历史文化来分王道与霸业,则春秋战国以后的汉、唐、宋、元、明、清在儒家思想的看法,并不能称为王道,统统都是霸道。真正达到三代以上,以道德维系的政治,那才是王道。以权术取得而讲事功的则是霸道。所以在春秋战国五霸的阶段,仁义道德,也只是霸主的手段而已,变成口号了。  但在五霸中比较起来,也有好坏,所以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他对晋文公的为人,不以为然。谲就是用诡道、手段。孔子为什么说晋文公谲而不正?因为晋文公家庭遭遇变故,流*亡在外十九年,他的高级部下,智囊团之一的舅父,断定他一定能复国:“重耳(晋文公的名字)在外十九年矣,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备知之矣。”因为他吃尽流*亡的痛苦,深深了解人心的险恶,所以便懂得如何运用权术。齐桓公就不是这样,孔子认为比较好,而齐桓公与晋文公两个人的遭遇也大有不同。根据孔子这两句话,研究历史上帝王、领导人的心理,与少年时代的遭遇、环境的培养都大有关系。  

管鲍之交难  因为孔子讲到对晋文公和齐桓公的比较,而且加以评论,子路就来插话。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说,老师说齐桓公好,但是我想起一件事。齐桓公和公子纠,是兄弟也是政敌。管仲没有得志的时候,原来是帮助公子纠的,那时另外还有一个大臣名召忽,当时公子纠死了,召忽也拚命作战,为公子纠而死,但管仲并没有殉职。这样说来,管仲的人格还是有问题。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当时帮助齐桓公成功,有名的名臣是鲍叔牙。桓公问鲍叔牙,如果想成霸业,把齐国治好,谁是好的人才。鲍叔牙就推荐了管仲。但管仲曾经在作战的时候,用箭射过齐桓公,幸好没有将齐桓公射死,而射中了衣带钩。所以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推荐后说,管仲这个人曾经助过公子纠,而且用箭射过我,幸好只中衣带钩,我没有杀他,已经够宽大了,你还要推荐他?鲍叔牙就说,你要振兴国家?还是要报私仇?你如果想成霸业,就不要记私仇。因为他是人才,当他帮助公子纠的时候,应该射你的。各为其主,立场不同嘛!齐桓公也有汉高祖相同的气度,因此用了管仲。  大家交朋友,常引用历史上管鲍之交,把管仲与鲍叔牙的交情,来比拟知己之交,但要真正达到那个程度太难了。中国五伦之道,朋友一伦是很重要的,也很难的。像管仲与鲍叔牙这种知己的朋友,在历史上只这么一个例子。任何人一辈子都难得有这样知己,管仲最穷的时候,生活一切都依赖鲍叔牙。共同做生意赚了钱,管仲自己就多分了红利,鲍叔牙也不在乎。这还不算太难。齐桓公成功了,鲍叔牙推荐管仲当宰相,这也还不算难。管仲晚年就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人生得一知己太难。知己到什么程度呢?管仲临终以前,齐桓公问他,鲍叔牙可不可以接替他的职位。管仲说不可以让鲍叔牙当宰相。鲍叔牙一生都照应管仲,照普通一般情理讲,管仲临死了,应该将这个职位交给鲍叔,以为报答。现在由齐桓公提出这个意见来,他还说不可以,好像管仲不够朋友。其实他有他的道理。管仲对齐桓公说,你不要害鲍叔牙了,他这个人的人其实在了不起,气度也非常大,可是嫉恶如仇。一个当首相、当主管的,要能藏垢纳污,肮脏的东西也要包涵一点,完全要求清高是做不到的。鲍叔牙的第一个毛病就是太好、太清了,不能包容坏的一面。如把政权交给他,害了你齐桓公,也害了鲍叔牙。这样鲍叔牙也很高兴,认为只有管仲懂得他。  所以我们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相处,都晓得讲历史上这件事情。我们文化深厚,就是历史上的故事太多,前辈的经验太多了。我们读书也是为了吸收这些作人做事的经验。我曾经看到过类似的事情,有两个好朋友又是同学,其中一个当师长。当他要交卸这个师长职位的时候,上级也决定由他的同学来接他的位置,可是他极力反对。有人就问他为什么这样不帮同学好友的忙,他说我不愿害自己的同学好友,如果他来接我的事,依他的个性,结果一定会弄到坐牢。最后事实证明,果然如此。朋友能够交到这样,谈何容易!普通人只看现实,所以介绍管仲等等的故事给诸位,我们要知道交友之难,待友之难,以及得一知己之难。  这里子路提出来说管仲这个人的做法,恐怕不仁吧?孔子说,春秋时代开始的时候,齐桓公虽然是霸主,但是把周朝中央政权的威信重新整顿,九次召集了诸侯开联合会议,安定了国家社会,从来没有用武力威胁人,固然霸业是权术,可是他权术的最高原则还是道德,致使周朝的历史能够再延续下去。这些都是管仲的力量,这已经很好了,也就是仁义之道了。何必求之太过呢?  

死生亦大矣  讨论到这里,子贡就起来辩论了。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子贡拿个人的人格来看管仲,可以说他是不仁不义。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本来追随公子纠的,照理也应该殉死,他却不能以死尽忠,后来反而更进一步,投降齐桓公,居然贪富贵作宰相,就更不对了。孔子说,政治道德、人生道德,很难评论得公平中肯。管仲投降了齐桓公以后,帮助齐桓公在诸侯中称霸,把当时那么乱的社会辅正过来,对历史的贡献,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贡献太大了。到现在管仲已经死了,可是我们这些人都受了他的好处,今天社会能够安定,各个诸侯的国家能够安定,都是他们的功德所赐,假使当时没有管仲,那我们即已变成野蛮民族了。“被发左衽”就是野蛮民族。中国古代男女的头发都是梳起来的,我们现在都披发,是外国文化。“左衽”,试看过去的西藏、蒙古等边疆民族,都是左肩披着衣服,右肩臂露在外面,这是文化野蛮落后的象征。可是现在我们的装束,也都是被发左衽,向原始文化投降了,好在不止我们,整个世界都在被发左衽。讲到这一点,我想我们的民族文化,总有一天会站起来。  孔子告诉子贡,管仲对历史的贡献有如此的大,没有管仲,我们的文化都可能灭绝了。这种情形,又怎么是普通男女,认为他怎么不为公子纠而死的观念可比呢?公子纠对管仲并不好,不听管仲的意见,如听管仲的意见,就不会有齐桓公,而是公子纠起来了。公子纠不以管仲为国士,管仲也不必要为公子纠殉死。这就不能拿普通一般人的情形来责备管仲了。普通人一碰到失败就自杀,毫无价值,好像倒在污水沟里,这样一死了之,又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不轻易为公子纠而死,以致后来有这么大的贡献。那么这生死之间的价值取舍,就另是一番评估了。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撰,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公叔文子,就是刚才提到过的公孙拔或公孙枝,文子是他的谥号。我们先要了解,春秋战国时代,依照中国的封建制度,平民很难上来做官,但不是绝对不能。在这种制度下,公叔文子的部下撰由公叔文子的提拔,从平民而提升保荐到与自己同等的地位。孔子说,公叔文子真够得上称“文”。中国古代谥法称“文”是很难的,根据《谥法》解的记载,称文的有下面几种:一、经天纬地,二、道德博闻,三、勤学好问,四、慈惠爱民,五、愍民惠礼,六、赐民爵位等六种。如明代的王文成,清代的曾文正,就是这个“文”。  

人尽其才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孔子在卫国很久,当时的卫灵公对孔子非常敬重,但却没有启用孔子。卫灵公好像是个活宝,他宠信的妃子就是有名的南子,政治不算好,也不见得太坏,可是卫国上下对孔子都很敬重。但在一般舆论,对卫灵公颇多不满。季康子就说,卫国的这位领导人既然这么坏,怎么卫国不会亡国?孔子说,卫灵公尽管不好,但他会用人,他的部下了不起的人才很多。  这一点我们又要看历史了,翻开古今中外的历史,一个主管,是不是善于用人,非常重要。就是在商业上,一个做老板的,善于用职员,也是很重要的成功因素。如果职员用得好,公司到了危急的时候,都不会垮台。一个机构如此,一个国家的政治也是一样。人才要安排得好,而且人才处处都有,看你怎样安排,有的人这方面不行,而另一方面有所长。  所以孔子谈到卫国的时候,季康子问这样一个领导人怎么不亡国。孔子就指出,卫灵公用了最好的外交家仲叔圉治宾客,就是办外交。在国际动荡的时候,外交最重要,而他用到了好的外交家。还有祝鮀治宗庙,在宗法社会宗庙也是政治的中心,以现在制度来说,包括了教育、文化、内政,都属于宗庙的事,上论曾经提到,所谓“祝鮀之佞”是指这个人很会说话,是一个理论家、政论家,他还办过一次成功的外交。另外又有王孙贾主持国防、军事。一个国家外交、内政、文教、国防有这样三个人才主持,卫国怎么会亡?只是卫灵公本人活宝一点,不过虽然活宝,他会用人。在历史上,汉、唐、宋、元、明、清各代,中期时有些职业皇帝都蛮活宝的,但是他会用大臣,干部用得好,而且绝对可以信任,就行了。缩小范围,一个单位主管,一个家庭,对家人子女,也是一样的道理。但从后世认定属于伪书的《庄子·杂篇》中,却有推重卫灵公之所以称灵的道理,并不如此简单。  

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  

孔子说这话的意思,指有些人吹牛脸都不红,这还不算,最怕是吹了牛不兑现。真做到了,就不算是吹牛了。所以我们做事、说话时要慎重考虑,大言不惭很容易,要看自己能不能做到。讲解《论语》到现在,已经十四篇了,每篇都有高潮起伏,一点也不呆板。到这里又转了一个方向了。  

为正义而言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这一段是孔子在鲁国的时候,国际上发生大事,齐国的部下叛变,杀了皇帝——皇帝是口语,正名应该是齐国的国君,这个叛变的人叫陈成子。(下面杀了上面为“弑”,这是《春秋》笔法。)孔子听到这个消息,看得非常严重,像是参与国家大典一样,洗了澡,穿上礼服去朝见鲁哀公。他说齐国的内政发生了叛变。陈恒杀了他的国君,我们鲁国要出兵去讨伐叛逆。  这就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都是世界大同的政治思想,所谓【“兴灭国,继绝世”的主要精神,就是在国际间,碰到任何一个国家出了事,出兵帮忙,替别人消灭了祸乱,然后还是把政权交还给该国】。我们只需要他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而事实上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是吃亏赔本的事。譬如过去历史的记载,海外的属国进贡了一头长颈鹿,或者外邦进贡了一头老虎,我们还要招待他的使者好几个月,皇帝还要给他赏赐。我们绝对没有土地侵略、经济侵略的野心,中国人只有爱别人,不会侵略别人,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军事思想,有时出兵打仗,只是为了正义,不是为了利益。  孔子请哀公出兵讨伐陈恒,就是为了正义。而且孔子这个时候,他的大司寇位置已经下了台,可以不管国事,可能顾问的名义都没有,只是可以在皇帝面前讲话而已。他为了要实行中国文化的精神,就去报告,请求出兵。但是当时鲁哀公很可怜,所有的权力,都在季家三兄弟的手里,哀公不能说孔子的主张不对,帮助邻国平乱是应该的,可是没有办法,就要孔子去和季氏三家讲。孔子说,因为我总是从大夫之后,是国家有地位的人,职责所在,道义所在,不能不向你报告。鲁哀公听完了还是要他去告诉季家,于是孔子退回来,告诉季家三兄弟。可是季家三兄弟不同意,认为不要管这个闲事。孔子说,因为我是鲁国的人,所以我不能不说,将来不要说我没有讲过这个话,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也向国君报告过,我的个人责任、国家责任、历史责任都尽到了,做不做是你们的事。  这一段,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的政治哲学也在这里。我常和外国留华的同学们说笑,就以留学生来说,现在我们的留学生,在外国打工、端盘子洗碗。但是由唐代开始历史上可以看到,当时外国来华的留学生,达数万余人,我们的政府,在长安建筑了几千间房屋,招待吃、招待住,让他们读书,学习中国文化,够漂亮!哪像现在你们驻华的领事馆,办起签证来,还再三考虑,深恐会占了你们的工作机会。话说回来,历史时代的环境不同,当然不可一概而论。只是在这一段里,对于中国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文化思想、民族精神的重心,可以有个概要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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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10 08:37:10 | 显示全部楼层

风云际会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这里的“事”字是动词,和服侍、侍候的侍同义。子路问作一个国君的高级干部,应该怎么才对。孔子说,既然作人家的干部,就要绝对忠心,不可欺骗上司,不其他就要说直话。但说直话也很难,所谓“忠言逆耳”,可是要对领导人尽其忠,不妨冒犯他一下。  讲到这方面,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常看到大臣与皇帝政见冲突的事,旁注便有“拂其龙麟”的话,以前对皇帝以龙作为表征,据说龙的个性,能柔能刚,随便怎样碰它的鳞甲,都不会生气,只有龙的颔下三寸处生的是逆鳞,倒的,那是致命所在,绝对不能碰,否则龙就会发怒而毁人的。这就说明为领导人的,度量要大,对有理取闹的,能够包容原谅。但在最要紧的关键上,千万不可以碰。譬如我们对朋友也尽管说直话,但对于朋友某一要命的缺点,则不能随便说了。以现代的行为道德讲,适当的限度,保持别人的自尊心,是必要的。所以历史上有些大臣“犯颜谏诤”,就是说领导人已经很生气了,可是忠心的部下为了他好,不管他怎样生气,应该说的话,还是要讲。我们读《宋史》,赵普对宋太祖,就做到了“勿欺也,而犯之。”  有一次,赵普推荐某人作官,宋太祖不答应。第二天,赵普又上奏推荐这个人,宋太祖还是不答应。第三天赵普又上奏推荐,宋太祖这一下可忍不住了,气得大发雷霆,把奏摺撕碎了扔到地上。赵普面不改色地跪着,把这些碎片拾起来,带回去。过些天,把这撕碎了的奏章补贴好,又带上朝去推荐。宋太祖这一次总算醒悟了,终于任用了这个人。又有一次,有个大臣应该升官,但是宋太祖一向讨厌那个人,不准他升。赵普极力奏请太祖批准,宋太祖又被赵普惹火了,气呼呼地说:“我就是不让他升,你又能怎么样?”赵普说:“刑赏,有天下刑赏的准则,陛下怎么能以个人的喜怒来左右刑赏?”太祖气得离座而起,回到内宫。赵普就跟着站在宫门口,久久不肯离去。宋太祖后来也就答应了。我们从这两个故事就可想见赵普处事的刚毅果断,但是他也有缺点,心胸不宽,容易记恨。他常会挑剔那些当他贫贱时,对他不好的人们。每逢这种情况,宋太祖就说:“若尘埃中可识天子、宰相,则人皆物色之矣。”劝赵普度量放大,不要计较这些小节。更何况天子宰相之才,哪里是社会一般人所能鉴识的。后来,赵普就不敢再提这一类的事了。  这种类似的故事,在《贞观政要》这部书里,记载得很多。唐太宗、魏征也是一对好搭档。不过话说回来,魏征这个伙计固然好,也要有唐太宗那样的好老板。照《贞观政要》的记载,长孙皇后也很好,所以还要老板娘也好。不然的话,就变成上论中所讲的“事君数,斯辱矣!”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这两句话,大家都知道,经常引用,已变成成语了。自古以来,对于上达与下达的解释各有各的观点。综合一般的观点来解释,所谓“上达”,以现在思想的习惯而言,就是比较形而上的、升华的。所谓“下达”,就是比较现实的、卑下的。深入一点说,君子与小人,在春秋战国时代,尤其在孔子言论中,经常提出来作为一个对比的名称。因为真正研究学问,真正搞思想是少数人的事。有许多人尽管在读书,但并不一定在研究学问,而只是在求知识;尽管有人在搞思想,但并不一定在研究思想本身,不是研究哲学的问题。研究思想怎么来的,牵涉到形而上哲学的问题。形而上可以说是上达;形而下、现实的、浅近的就是下达。“达”就是通达,这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过去的习惯,问人读书的情形,不问他读了什么书,有没有文凭学位,只问读通达了没。再说,“上达”,也可以解释为有高明的远见。“下达”,便是比较浅近,只重于现实的低视。  

为谁读书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这两句话我们有几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点应注意到的,这是孔子对中国文化发展史的看法。第二点,研究这两句话,怎样为己,怎样为人。一般说为己就是自私;为人就是为大家,也可强调说是为公。“古之学者为己”,古人为自己研究学问。“今之学者为人”,现在人为别人研究学问。这个问题就来了,从文字表面上看,可以说后世的人求学问,好像比古人更好,因为是不为自己而为人家,这是一种观点。  刚好昨天有一位同学,讨论到这个问题。他写一篇博士论文,中间有一段,引用了这两句话,作东西文化的比较,就是持这种观点。我告诉他,这一观点可以成立,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中国人过去读书,的确有大部分人还保持了传统的作风。这一传统的作风,类似于现代大学中最新的教育,或者西方最新的小学教育,所谓注重“性向教育”,就是依照个性的趋向,就个人所爱好的,加以培养教育,不必勉强。一个喜欢工程的人,硬要他去学文学,是做不到的。有许多孩子,自小喜欢玩破表、拆玩具,作父母的一定责罚他不该破坏东西。在教育家的眼光中,这孩子是有机械的天才,应该在这方面培养他。我们中国人过去读书,老实说不为别人求学问。而现在一般人求学问,的确是为别人求学问。一个普通现象,大专学生为了社会读书,如果考不取,作父母的都好像感到失面子,对朋友也无法交代。读书往往为了父母的面子、社会的压力,不是为自己。目前在大学里,有些重要的科系,男生人数还不到三分之一,几乎满堂都是女生。譬如哲学系的课,学生有七八十人,他们真的喜欢哲学吗?天知道!连什么叫哲学都不懂,为什么考到这一系?将来毕业了,出去教书都没人要。社会上听到哲学系,认为不是算命看相的,就是神经。可是为了什么?凭良心说,只是为了文凭。有的女孩子,学了哲学干什么?当然也可以成哲学家,不过没有家庭的好日子过,既不能作贤妻,又不能为良母,那就惨了。可是现在的教育,任何一系,都少有为自己的意志而研究的。曾经有一个学生告诉我,当年他在大二读书的时候,有一天真被父母逼得气了,就对父母说:“你们再这样逼我,我不替你读书了!”他说那时候心里真觉得自己努力读书,是为了父母在朋友面前显示荣耀而读的,在自己则并无兴趣,那么今天的人读书,从文字表面上看,“今之学者为人”,为别人读书,至少是为社会读书。社会上需要,自己觉得前途有此必要而已。说是自己对于某一项学问真是有了兴趣,想深入研究追求,在今日的社会中,这种人不太多。  照目前的状况,如果缺乏远见,我敢说,二三十年后,我们国家民族,会感觉到问题非常严重。因为文化思想越来越没人理会,越来越低落了。大家只顾到现实,对后一代的教育,只希望他们将来在社会有前途,能赚更多的钱,都向商业、工程、医药这个方向去挤。如物理、化学等理论科学都走下坡了,学数学的人已经惨得很。在美国,数学博士找不到饭吃,只好到酒馆里去当酒保,替人调酒,还可赚美金七八百元一个月。  放大点说,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全世界文化都如此没落。二三十年后,文化衰落下去,那时就感到问题严重。在座的青年朋友还来得及,努力一下,十年、二十年的功夫用下去,到你们白发苍苍的时候,再出来振兴中国文化,绝对可以赶上时髦。  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时代到了没落的时候,人类文明碰壁了,就要走回头路。所以今日讲承先启后,的确须要准备。可是全世界的文化,目前还没办法回头,叫不醒,打不醒的,非要等到人类吃了大亏才行。没有人文思想,人类成了机械,将来会痛苦的。所以这两句话,也可解释为:“以前的人读书是为了自私,现在的人读书是为公”,不过这种解释是错误的。  

再另外一个观点,我们中国文化里,宋代大儒张载——横渠先生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名言已成为宋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学者为这目的而学,应该如此。  谈到这位先生,是孔孟以后的儒家,宋明理学家中,影响力很大的一位。他年轻时等于是一个“太保”,意气非常盛,身体棒,思想开拓,喜欢闹*事。后来范仲淹带兵在陕西经营边陲的时候,张横渠才二十多岁,年纪很轻,奔往前线,要投军参加作战。范仲淹见他一表人才,约他谈话,劝他回去读书,告诉他将来报效国家的机会很多,等到书读好,慢慢再来,同时将一本《大学》交给他。那时他应该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可是范仲淹要他再读,告诉他其中自有他的千秋事业,自有他的天地。张横渠听了范仲淹的话,回去再读《大学》,从此放下一切,专心求学问了,后来成为一代名儒。宋代几位大儒,事实上受范仲淹的影响都很大。范仲淹在前方,出将入相,以文人当统帅,他难道不希望培养好的军事人才?但他一看张载这个人才不是将才,是对后世思想有贡献的人,不能这样埋没,就马上用这个教育方法培养他。果然后来影响了中国文化思想那么大,尤其他所标榜的那四句话,非常深远。今天我们要谈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可以拿他这四句话为主。我们如果以这四句话来研究,学者又应该是为人;不止为自己求学,同时也为人求学。这个“人”扩而充之,为国家、为社会、为整个人类文化。  

称职的使者  

下面讲到学间的外用: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伯玉是卫国有名的贤大夫,而卫国是孔子对它比较有感情的国家。孔子到卫国时,就住在蘧伯玉的家里,孔子和许多弟子的生活,都是蘧伯玉供应的。孔子回到鲁国以后,蘧伯玉派了一个私人代表来看孔子。孔子就陪这位远道来客,坐在一起谈话。孔子问他,蘧先生在家里做些什么事?这位使者就说,我们蘧先生天天在家作修养的学问,希望自己做到每天少些错误。(这就是儒家讲究的每天都要自己反省,在《论语》第一篇就提到过“吾日三省吾身”。每天对自己的思想、行为,加以检点,能够做到少错寡过,就是了不起。)但是他感觉还做不到,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看了这节对话,被人问到长官的事时,替自己主管应对得那么谦虚,那么得体,所以等到他离开以后,孔子就立刻告诉他一些学生,这个人够得上当代表,够得上当大使,他替派他出来的主管所答的话,谦虚而不失体,非常恰当。换句话说,也看出这个使臣本身的修养学问。  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假使在自己国家以内,出去为朋友作代表,或被主管派出去办一件事,要把立场先站好,这是很难的。有的人把主管捧得太过分了;有的发主管牢骚,先骂起自己的主管来了,如果到国外当大使,更严重了,那就要看修养的风度了。所以外交人才难得,尤其贫弱国家的外交,说话的立场,不易把握。  透过这段文字的记载,首先了解的,是蘧伯玉晚年退休以后的修养,确有大臣退居林下的风度,的确不同。第二,表示了蘧伯玉用的干部,代表他出使的人,应对才能之高明。第三,可见主管与干部之间,本身修养的配合。第四,孔子借此教育的机会,告诉学生们,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作使者、当代表。说话得体,谦虚而包涵的意思很多。假使孔子要责备蘧伯玉,或责备卫国的什么缺点,当这位使者说出这句话时,已经把孔子封住了口,使孔子不好意思再说出责备的话来,所以孔子极力称道他。  
宿将还山不论兵  

因此引出孔子平日的理论,说明这个道理: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这是很重要的,《泰伯第八》提到过,这里又重复出现,一个干部,对于臣道的修养,乃至学者自己本身的修养,都要守住这个原则。这和政治思想也有关。譬如站在政治学的立场,有人说国家的事,是大家共有的,所以人是政治的动物,都是政治的分子。中国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人都应该关心。但是,有个原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不在那个位置,不轻易谈那个位置上的事。  在我来说,认为知识分子少谈政治为妙。因为我们所谈,都是纸上谈兵,我们看到这六十年来,都是知识分子先在这一方面闹开了动乱的先声,很严重。尤其人老了,接触方面多了,发现学科学的更喜欢谈政治,如果将来由科学家专政,人类可能更要糟糕。因为政治要通才,而科学家的头脑是“专”的,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所以孔子这两句话,是为政的基本修养,表面上看来,好像帝王可以利用这两句话实行专制,要人少管闲事。事实上有道理在其中,因为自己不处在那个位置上,对那个位置上的事情,就没有体验,而且所知的资料也不够,不可能洞悉内情。因此,我们发现历史上许多大臣下来以后,不问政治。像南宋有名的大将韩世忠,因秦桧当权,把他的兵权取消以后,每天骑一匹驴子,在西湖喝酒游赏风景,绝口不谈国家大事,真如后人有两句名诗说:“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这也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道理的写照,孔子并不是说把政治交给当权者去做,我们大家根本不要管。  另外还有一层意思,孔子和蘧伯玉曾经分别在鲁、卫两国当过政的,现在都退休了,虽然还住在自己的国家里,但已退休,就不必再问到国家大事了,所以从这一段话里,轻描淡写的衬托了鲁、卫两国当时的政治,的确是不大高明。因此孔子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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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12 10:21:20 | 显示全部楼层

思无邪  

接下来是以曾子的话作补充。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这句话也可以作为解释上论第二篇《为政》中“《诗》三百,一以言蔽之,曰:思无邪”那句话。同时也是上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注解。一个人,尤其关于现实的思想,不要太不守本分。不守本分就是幻想、妄想,徒劳而无益的。当然,这个话我们可以站在社会文化的立场反对。研究科学,不怕人有幻想。强调一点来说,历史也是幻想创造出来的,科学的发明,开始也由幻想而创造出来的。真正的科学家,很少有个性不古怪的,环境影响了他。每天在实验室里,生活没有情调,如果研究到深入的时候,他手上拿着正在吃的面包,换上块腐肉给他,他都不知道,照拿照吃。但是他如不这样研究得发疯,就绝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做学问也是这样,要想学问有成就,一定要钻进去,像发了疯一样,然后跳出来,这就成功了。不到发疯的程度,就没有成功的希望。搞通才的,样样搞又样样搞不好,就犯了太聪明的毛病。科学有成就的人,可以说是笨的人,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这就不能说“思不出其位”了。所以现在年轻人来读这些书,都是反感的,往往加上“统制思想”、“控制思想”等等许多罪名。  事实上,话并不是这么说,曾子并没有谈到这些问题,他只是说人的基本修养。这句话编在这里,等于说是从政者本身人格的基本修养,不是自己的职掌范围,不必过分去干预职权。以现在的政治思想来解释这句话的意义,就是“不要违反思想的法则”。如果用在做事方面,也可以说,不要乱替别人出主意。由这样去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通了。  

智、仁、勇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很多话都是意义相同的。不过这个地方,孔子以不同的语句讲出来。就是说要言而有信,讲话要兑现;牛吹大了,事实上做不到,这是君子引为可耻的。不要把话讲得超过了自己的表现,做不到的,绝不吹牛。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这等于一个小结论。有一天孔子感叹说,学问修养合于君子的标准,有三个必要条件。孔子很谦虚的说,这三件我一件都没有做到。  第一是“仁者不忧”。有仁德的人没有忧烦,只有快乐。大而言之。国家天下事,都做到无忧,都有办法解决,纵然没有办法解决,也能坦然处之。个人的事更多了,人生都在忧患中,人每天都在忧愁当中。而仁者的修养可以超越物质环境的拘绊,而达于“乐天知命”的不忧境界。  第二是“智者不惑”。真正有高度智慧,没有什么难题不得开解,没有迷惑怀疑之处,上自宇宙问题,下至个人问题,都了然于心。像我们没有真的智慧,明天的事,今天绝不知道。乃至此刻的事,也常自作聪明,自以为是。最后是“勇者不惧”。只要公义之所在,心胸昭然坦荡,人生没有什么恐惧。孔子在这里说的词句,字里行间,写出他的谦虚,表示自己的学问修养,没有做到君子的境界。可是子贡对同学们说,不要弄错了,这三点老师都做到了,我们要这样学习才对,他只是自我谦虚,不肯自我标榜而已。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子贡有时比较直爽,看见不顺眼的人,当面就说人家,得罪人,当面就方你。这个“方”字在四川、鄂西一带的方言中,常常听到人说。如说对某人“方一方他”,就是不妨得罪他一下。有时候说某人个性太直,也说某人是方人,这种人很直爽,常常容易得罪人,子贡就是这样。所以孔子说,子贡啊!“贤乎哉?”你要求别人,不要过于高了,不要希望别人都是贤人啊!有时候要马虎一点,(这与古人对“贤乎哉”的确释,稍稍有点出入。)而且老是得罪人,也不太好。假如是我,就没这个工夫去批评别人。  

下面再引用孔子的两句话。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这两句话,在上论第一篇的最后结论已说过。虽然最后一句文字不同,但是同样的意思。这里是说,一个人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没有真本事,没有真学问,没有真才能,否则终有所成。这句话安置在子贡方人一节下,也是非常有味。  

待人接物  

这里是孔子所说,为人处世,交友之间的一个信条: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明明别人来骗自己,可是不给人当面难堪,这是“不逆诈”。平生经验,的确碰到过许多这样的事,明知道对方满口都是谎言,但是姑且就让他骗。他讲完了以后,他所期望的、所要求的目的,也让他达到。但是我们自己心里有数,知道他在骗。同时还发现有些人,他完全在骗人,但是他自己已经不觉得在骗人,他骗成了习惯以后,连自己都不觉得在说假话骗人,而变成了他正常的生活方式,甚至对他自己说的假话,也觉得是真的。“不逆诈”就是不揭穿有些人的欺诈。当然,这也要用得好,如果用得不好,我们就犯了很大的罪过,很容易成为“姑息养奸”了,这也不可以的。有的人是真的有困难,不得不骗一点钱,不抢不偷,已经算是好的,明知道骗,不妨给他骗一次,不过要设法感化他,这是“不逆诈”。也可以把这个道理扩充到大的方面,但要恰到好处,该揭穿的时候,就要加以教育了。“不亿”就是不随便估计、推测。凭了想象,随便估计推测,认为大概是这样,就犯了主观的毛病,不大好。“不信”就是怀疑。“不亿”、“不信”,等于说不要主观的相信,也不要太客观的不相信。人如果有这样的胸襟、修养,就够得上是有智慧的先觉者,也可以说是一个贤达的人了。

夫子何为者  

现在开始,是另一个高潮。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微生亩是道家人物的隐士。讲到这里我们先要搞清楚一点,就是道家与儒家的思想,有两种不同的基本态度。【儒家的基本思想是要中流砥柱。而在道家看来,中流砥柱抵得了什么?譬如今天石门水库放水,在中间放块石头,能挡得住流水吗?不过石头自己站住了,没被水冲走,可是水流照样往下冲,挡不住。【道家绝不走这个路子。道家思想的基本态度,始终是走“因应”的路子——顺应自然】。一个时代形成了一个趋势,挽不回来,所谓“江水东流去不回”,不可能把历史拉回来。道家思想是讲先知,一件事从它的前因,知道它一定的后果。如石门水库放水时,没有办法把水势挽回,但计算水流到某一地段时,轻轻开好一条水沟,就可以把水流疏散了。这就是现在流行道家的太极拳原理,四两拨千斤的道理;也就是军事谋略,以寡击众的要点。所以中国历史上,出来因应时势,拨乱反正,都是道家的人物。  这里我们讲一个思想问题:我们中国几个“子”,实在了不起。除了现在讲的孔子,《老子》这本书,到现在为止,在国外已有好几十种译本。远在三十多年前,在成都有一位女医生告诉我,她在德国留学时去跳舞,召来一名舞男,居然知道中国的《老子》,而且可以用我们的国语背诵,她说好在自己在国内是读这些旧书出身,否则还在外国人面前丢脸了。《孙子兵法》这部书,许多国家,包括苏联的陆军大学在内,列为必修课。现在孔子也出国去了,未来世界的文化趋势如何,可想而知。  说到《孙子兵法》,想到《孙子》有名的《势篇》,讲形势。这个名词很难解释,现在世界的军事思想不讲势,而讲力的对比。每个国家都注意有多少兵源、多少物质、多少武器、力的统计。如果只讲这些,只是力的对比,不稀奇。中国的拳术,也反映出中国的军事思想,不讲力,讲劲道。一拳一个劲道,就把对方打倒了。劲不是力。中国人主要讲势,道家说“知其力,用其势”,所以能四两拨千斤,以弱敌强,以寡击众。一个三期肺病的人,能把世界的大力士打倒,那才是本事。十个人可以消灭上千上万敌人,就是运用势。  什么是“势”?《孙子兵法·势篇》最后一句话的结论说:“转圜石于千仞之山。”这就是“势”。一块圆的石头,在一两万尺的高空上转,就是“势”。假使一个四斤重的石头,在我们台北市上空,就仅五千尺的高空转,全台北市的人都要躲起来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被击中打死的可能,这一情形就是势。等到这块石头落下地以后,不但是我们,小孩子都可以欺负它,上去小便,它也毫无办法,不过四斤重的石头,谁都搬得动,丢了也就丢了。懂了这个道理,在处世上就可以运用,尤其战略、战术思想,都是根据这个道理来的。在势没有形成的时候,对敌人政治的、军事的战斗,就无法稳操胜算。孙子也很巧妙,写到这里,再没有继续写下去了。就是要读他书的人,自己去体会、运用。  透过一个故事可以了解“势”的道理。据说大蟒要吃东西的时候,不像其它的蛇要咬住东西,它只要将口张开,可以把一定距离以内的东西,吸到它的口中,吞入腹内。它的攻势一出,尾巴一摆,可以把直径尺把粗的大树扫断,厉害得不得了。可是有一只小蜘蛛和一条这样大的蟒是世仇,要对大蟒报复。就在蛇洞口的树上悬了一根丝下来,等待大蟒出洞觅食的时候,急落下来,打在大蟒致命的头部七寸部位。每当大蟒刚把头伸出来,蜘蛛就急速下降,大蟒就立即缩回洞里,不敢出来。这么厉害的一条大蟒,就这样被一只脆弱的小蜘蛛制住了。反过来,如果这条大蟒能够冲出了洞,躲过头部七寸上的一击,只要一张口,也就可以轻易地把这只小蜘蛛吸进腹中消化掉了。可是当大蟒没办法施展它吸物的毒平时,这样一个脆弱的小蜘蛛,就可要大蟒的命,也就是兵法的原则,战略的道理。历史上,子书上,很多这类故事,在政略上都可供我们活用。  因为这里与孔子讨论问题的微生亩,是一位隐士,属于道家人物,所以在了解这一段书之前,我们先概略的介绍一下两家思想上的差别处。孔子当时碰到几位隐士都吃瘪了。在中国古代文化历史上,隐士们的影响力很大。尤其以经济观点看,春秋战国以后,一般人都趋于现实,每逢乱世,经济的现实性一定变成很重要;物质的崇拜,越来越高,这也是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的大问题。可是有少部分人,如【道家的隐士,现实的欲望、富贵功名,对他都毫无诱惑的作用;他能够吃蔬菜、喝稀饭,硬是“不同流”,屹然而独立】。而他们本身是人格高尚、学问渊博、才具高超。如我们提到过汉高祖敬畏商山四皓的故事,可见中国隐士思想影响力之大。过去几千年来的政治,受这个思想的影响一直很大。再从另一角度看,这一派人好像对现实不热心,其实也很热心。因为他们站在旁边,使当道者非常注意。他们似乎袖手旁观,又似乎在护航。  微生亩就是这样一位隐士,有一天他对孔子说,你一天到晚凄凄惶惶,(唐玄宗咏孔子的名诗,开头两句“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就是从《论语》这一节脱换而来的。)忙忙碌碌,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讲学,究竟是为了什么?到处去讲学、宣传,又有什么用?你不觉得太过分吗?孔子答复他说,我并不是好说讨人喜欢的话,实在是自己的毛病太深了,用现代话说就是毛病大。这样的解释,和古人的解释不一样。古人对“疾固”两字解释为“讨厌这种固执己见,不肯出来用世的病态。”我觉得这样的解释太牵强。这是因为后代的儒家思想,反对道家,反对隐士,就借用孔子这句话骂人,责备这些人不肯出来为国家社会尽力。其实,只是他们想作官的门面话。可是孔子绝不是这种态度,他对隐士很尊重。在此,他只是一番自我表白,这句话翻成白话等于说,你老兄劝我不要为时代担忧,是很对的。我之所以一天到晚奔走呼号,那是我的毛病。这是他对隐士们一种谦虚、幽默的态度。真正的心意是,反正你们不出来做事,我出来做事,各走各的路,我为社会国家尽心而已,就算是我的毛病吧!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骥是古代的名马、良马、千里马的名称。他说真正的千里马,并不是说它的力量有多力,而是说它的德性好。中国古代的千里马是了不起的。我们看西方赛马,马跑的时候,一跳一蹦的,骑在上面实在不好受。中国的良马,跑的时候,左右腿交替奔驰,快得像风一样,骑在上面,有如在平稳的水面上行船,一点都没有颠簸的感觉。良马如遇主人坠鞍,它立刻站住,等主人起来,绝不会践踏到主人或拖着主人跑。如果肚带没有系紧,马鞍不完全,就是骑上去了,它也不走,用鞭子打它也不走。又如老马识途等等,都是良马的德性。这种良马,要有天才,才能训练得出来。劣马则会打滚,会擦墙,使骑它的人受伤,甚至送命。  这两句话编在这里,等于是答复了微生亩问孔子的问题。意思是说,一个为人类国家社会的人,不问眼前的效果,只问自己应该做不应该做。甚至今天下的种籽,哪一天发芽?哪一天结果?都不知道。下了种籽,终有一天会有成果的。从这里我们想到,孔子的思想,几千年以来,始终成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中心,的确是有它千古不灭的价值的。  

报怨与报德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最近日本《产经新闻》发表的《蒋总统秘录》一书,这位日本记者引用了“以德报怨”这句话,说是孔子思想,这是一个错误。“以德报怨”是道家思想,这句话出在《老子》。孔子思想是“以直报怨”。  

儒家思想有一点侠义的精神,你打我一拳,我踢回你一脚;你对我不好,我不理你,这很直嘛!你对我不好,我还要对你好,要如基督教圣经上说,你在我左脸打了一个耳光,我再送上右脸让你打一个耳光。就像唐朝的娄师德,告诉他弟弟,要唾面自干一样。但对于娄师德这句话,我们要了解,这是中唐以后的修养。当时天下太平、社会安定,而娄师德是世家公子,历代都作大官,声望很高,他自己在京里做大官。他的弟弟到代州去当太守,上任以前,向他辞行。娄师德说,我们娄家受国家、朝廷的恩惠太大,我两兄弟现在都在作官,一般人会批评我们世家公子比较骄傲,你出去作官,千万要认清这一点,多多忍耐,不要为我们娄家丢人。他弟弟说,这点我知道,就是有人向我脸上吐口水,我就自己擦掉算了。娄师德说这样做并不好啊!你把它擦掉,还是违其怨,给人家难堪哪!弟弟说,我懂了,就让它在脸上自己干了。娄师德才说,这就对了。假使所有中国人都是这种修养,那还得了!所以话说回来,作学问不要断章取义,不管上下文,只抓中间一句两句去做,那就要出问题。每个思想,要作整体的研究才行。刚才已经声明了,娄师德出身在中唐以后,国家社会,已经有了两百多年的安定,而他家里又历代作官,他本身又在中央政府当相职。这样的时代背景,这样的家庭背景,他弟弟在这样环境中所处的立场、位置,就与一般人不同。由穷小子经过考试出来作官,就可以傲慢一点。如果娄师德的弟弟有一丝傲慢,人家就会批评,说靠世家的势力欺负人,所以娄师德对他弟弟的这个教训才没有错,并不是说在乱世之中,拔刀而起的时候也要如此。在这样的时代,不要说口水吐到我们脸上,如有外国人不礼貌地瞪我们两眼,我也要打他两拳。时代不同、环境不同,对事情的处理态度就有所不同。所以作学问不能断章取义。  这里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等于提到道家的思想。孔子的答复,也没有直接反对,只是在逻辑上作一个论辩。他说,别人对我不起,我对他好;那么人家对我好,我又该怎样报答呢?所以他下面就主张“以直报怨”,以直道而行。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对我好的当然对他好,对我不好的当然不理他,这是孔子的思想。他是主张明辨是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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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14 09:06:23 | 显示全部楼层

存心自有天知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我知者,其天乎!  

孔子有一天感叹没有人了解他。子贡听见就说:老师何必这样悲观!怎会没人了解你?孔子说,我这一生,“不怨天、不尤人”;从基层的学识,艰苦的人生经验起步,但不为现实所困,能够升华,走入形而上的境界。这是孔子的自我描述,因为孔子出身穷苦,在艰难困苦环境下,体会到人生哲理,成就智慧的德业,升华上达,超越世俗,因此对人世间也不要求别人的了解,存心自有天知。  

上面等于结束了自微生亩以后的一段话,下面又转入另一波澜。  

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譬如命何?  

公伯寮是鲁国政治上、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当时鲁国政权在季家三兄弟手中,公伯寮就暗地挑拨是非,在季孙面前,讲孔子学生子路的坏话,这也是间接的攻讦了孔子。当时有一个孔子的学生姓子服,名何,字伯,后来谥号景,当时是鲁国大夫。有一天来告诉孔子,公伯寮在捣乱,到处造谣和老师作对,并且在季孙家说子路的坏话,增加老师的麻烦,今天我在政府中的权力可以左右一切,可以放手去做,这种害群之马,我有力量除掉他。意思是向老师请示,要怎样处置这样一个坏人。孔子说,不要那样冲动,不可以这样,我走的是为国家民族、为人类、为天地行正道,能够走得通,是命。倘使这个文化命脉真的要中断了,也是民族、国家、时代的命运。公伯寮这样捣乱,影响不了什么。又有什么关系?  这一段书,第一点是看出孔子思想、意志的坚定;第二点说明了孔子的人品道德。在他学生里有这样有权力的人,而且不止一个,但是他始终不运用。他认为这种现实力量,对于文运世风的兴衰,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他否决了子服景伯用权力对付公伯寮的建议。由此再引出下文的另一章。  

入山未必心安  

一些人说孔子思想与隐士相对,其实一点都不相反,甚至孔子也有避世隐遁的观念。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这好像是孔子告诉了我们很多故事的权谋。我们知道“不学无术”这句成语,反过来说,就是除了学问要好,把握住原则以外,还要懂得处世之方。孔子所讲的这些话都是术,也就是方法。这里的“辟”就是“避”的古写。“贤者辟世”,时代混乱的时候,不与现实发生关系,脱离这现实社会,和隐士一样修道去。再其次是“辟地”,一个地方太混浊,不同意这环境,就离开这个地方。再其次“辟色”,处世的态度上要注意,在乱世动荡的社会中,对人对事,言论思想要端正谨严,对任何人的态度都要和善,能够包容别人,不要有傲慢、鄙薄的态度。相对的说,看着风头不对,他大概与我合不来了,那自己就早一点离开吧!再其次“辟言”,不发牢骚。这是孔子告诉我们的四辟。由此看来,孔子对于隐士思想,何尝不赞成!他教弟子们的四辟,已经走上隐士的路子了。  根据这四辟,可以看到从前知识分子的处世方针。不过讨论起来,涉及到个人思想的问题,有点类似于西方讲的个人自由主义。例如“辟世、辟地、辟色、辟言”,这是中国过去知识分子处乱世,在“邦无德”这情形下,所采用的个人自由主义,宁可退守自清,不愿同流合污,隐士路线就是如此。但是在拨乱反正,能够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的时候,他所采用的原则是“成仁取义”的路线。这两个路线,不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研究西方的政治思想、西方文化,包括了欧洲各国,一直到美国,都是如此。所谓个人主义、自由思想,到了最高度,就是绝对的个人自由,这是必然的发展。所以古旧的自由思想,必须要法治,要人人能够守法,才能谈自由。可是现在到了中国来,年轻人搞不清楚东西文化这个思想潮流的精神所在,学西化,动辄讲自由,又不懂西方自由主义的真精神,而完全变成个人的自私主义。  这一段表面上看,孔子反对隐士,实际上这一段包含着浓厚的隐士思想。“贤者辟世”,时代不对了,觉得无能为力,挽回不了的时候,只有避世。那么避世干什么呢?就是保持有用之身,等待机会,做更大的贡献。讲不好听一点,也就是消极的自全其身。不但在这一段,《论语》里有许多地方,孔子都提出这种主张: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乃至对南容的奖评:“【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可见孔子的观念中,何尝完全抹煞隐士思想?所以严格的研究起来,我个人认为问题很大。至少几千年来,一直到近五六十年前,中国知识分子,书读好了的人,就缺乏一股冲劲。我们大家也是一样,理论会讲,冲劲不足。有冲劲的时候,往往学识又太欠缺,不能成事。所以我常和一些老朋友谈起,以我们现有的这么一点不太少的知识,而让我们的体能年龄,退回到二十几岁时一样,大家就有可为。一般人等到知识比较丰富,头脑思想比较完备的时候,由于年龄的增进,勇气就消退了。历史上无论中外的人物,往往是老年人的智慧比较成熟,如配合了年轻人荣誉感的冲劲勇气,就会开创出新的历史境界。  

子曰:作者七人矣。  

这句话是紧接上面而成一段。总共有七个人已经避世了。这七个人究竟是谁?没有指名明说,我们也不必乱加牵强罗织。讲到这里,我想起古人一首绝句很好:“十年橐笔走神京,一遇钟离盖便倾。未必无心唐社稷,金丹一粒误先生。”这首诗是指吕纯阳而作。以诗论诗,其中“未必无心唐社谡”一句,正好借用来说明孔子所说“作者七人矣”的苦心。其实,人未必真肯为金丹所误,只是“英雄退路做神仙”。自求千秋事业,另玩一套花招而已。你求上天堂,他求极乐国,无非所求另有不同,谁又真肯甘于寂寞,除非大圣。  上面孔子说到避世的圣人已经有七个了。这七个人,可能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一些人。孔子经常被这班人骂得很难堪。事实上,不是骂,是他们之间的互相幽默。其中之一的楚狂,就是楚国的一个狂人。所谓“狂”,并不是疯子,而是满不在乎,不受拘束。这一类的隐士,孔子提到很多个,一般的注解,不敢确定是哪七个。在《论语》中记载的有【楚狂、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乃至荷蒉者、晨门】都是。晨门是一个人,就是守城门的,为古代的一个小官,相当于现在的公务人员,在此以他的职务代替他的名字。现在就讲到这位先生了。  

大隐市朝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有一天,子路在石门这个地方过夜,早晨起来,有一个晨门问子路,从哪里来的?子路说是从孔先生那儿来的。这个晨门说,就是那个姓孔的孔丘?那个明知道做不到,硬要做的人吗?这个晨门就是隐士,他学问很好,道德很好,可是隐居在一群下级干部当中。古代有所谓“小隐在山林,大隐于市朝。”当隐士跑到山林中是小隐,消极的,是孔子所谓的辟世、辟地。有些人一生作官,而在最后临死时,才知他在当隐士。此即“大隐于市朝”。所以有些朋友想退下来,我常劝他们不必退下来,有一分力量贡献完了算了。有的人说退休下来做生意,但有一位做生意的朋友说,做了几十年公务员,想退下来做生意发财,那我们一辈子几十年都做生意的人,岂不白做了?所以我常劝朋友不要退,何不把自己这点力量贡献出来,该有多好!这就是大隐法,如苏东坡的诗所说“万人如海一身藏”,非常妙。现代是工业社会,当隐士与农业社会不同,只要有一点生活费,租一个公寓式的房间,在里面读书也好,静*坐也好,不与人往来,死在里面烂了,别人都不会知道,所以现在当隐士,更可以隐于市朝。(一笑。)  上面讲隐士的路线。但为什么要当隐士?因为对时代没有办法。晨门这位隐士,就说孔子并不是不知道做不了,他明知道做不到却硬要做。这位晨门老兄,批评得很恰当,没有骂孔子不对,也没有说孔子对,只对子路说,就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姓孔的吗?在《论语》中,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隐士了。  孔子为圣人,重心就在这个地方。而孔子的难学之处也在这里。另如老子、庄子等很多学问高超、修养深邃的人,知道面前这个时代无可挽回,他们就退隐了。后来唐代有位知名的文中子,(本名王通,写《滕王阁序》的王勃,就是他的孙子。)儒、释、道三家的学问都通。在隋炀帝的时候还年轻,有志于天下,但到处碰壁行不通,看到当前的时代不宜施展才学,于是退下来讲学,培养下一代,教化年轻的学生,传播种籽。后来唐太宗的开国名臣,如房玄龄、杜如晦这一班人,都是他的学生,他的目的达到了。所以他死后,门人尊谥他为“文中子”。  

收场不易  

子击磬于卫。有荷篑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巳而巳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这一段书,我个人与古人的意见稍有不同,对宋儒朱夫子的注解也不敢苟同,这一段又是讲碰到一个隐士的事。  磬,是古代用玉石之类制成的敲击乐器。后世庙中敲的,铜制圆形的磬,下面不是石字而是缶字。有一次孔子敲罄,正好一个挑草器的人,走过孔子门前。一听到孔子敲出的磬声,他说这里面敲磬的人,可不是一个泛泛之辈,是一个有心人。我们后世朋友之间谈话,对于一个忧世忧时的人,就每每说“老兄!你是个有心人。”这句话就是从《论语》里来的,有心于天下国事,志在济世救人,就是有心人。这个人就说孔子,不是普通为音乐而音乐,而是把满腹济世救人的挚诚深心,寄托在音乐上发挥出来。  他讲了这句话,又在那里听,然后说,这个人太固执了。“鄙哉!”并不是骂人,而是上面“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思。这磬声里充满了不肯放手的,那种硬骨头的风格。他自己太不自量,明知道做不到,却硬要去做。太肯定!太自信!“斯已而已矣”是说这个时代已经这个样子了,你拉不回来的。“深则厉,浅则揭”这两句话,是出自《诗经·卫风气·雄雉章》。这个荷蒉者在这里引用,意思是说,如果时代可以挽救,那你就应尽力去做;如果时代到了回天乏术的地步,那么最好退隐去韬光养晦,省得惹人讨厌。就好比涉水过河,在浅的地方,可以拉起衣服;水深的地方,再怎么拉衣服也还是会弄湿,干脆就这么走过去。  这位荷蒉者在门口作这样的批评,被孔子的学生们听到了,告诉老师。孔子说,真的吗?“末之难矣”——我与古人的解释不同,就在这句话上。古人对“末”解释为“没有”,就是没什么困难的意思。我认为“末”是“最后”的意思。孔子说人生最后的定论实在很难下,我们作一辈子人,尤其断气的时候,自己这篇文章的末章最难下笔。无论大小事情,都是“末之难矣”。同时孔子这里也在讲乐理,最后的余音是很难处理。演奏停止了以后,乐音仍绕梁三日,使人回味无穷,这是很难的。如果认为孔子说,天下事没有什么困难的,那这个孔子就太粗率了。  我们再回头讨论,为什么我对这句话的解释,和古人有所不同!我们看了朱熹等《论语》的注解,发现古人的解释,有一个主观,就是把孔子看成一个宗教教主式的偶像,那是后世儒家的一般偏见。到了宋儒更是变本加厉。我们知道孔子是圣人,非常伟大,但是一个真正的大圣人,绝不会自己当教主,绝不会把自己的言行、态度,做成教主一样,那就不足以成为一个圣人。不必说孔子,就像普通的人,所谓“学问深时意气平”,自己真到了那一步学问修养的时候,就觉得自己非常平淡,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心中还有一个观念,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比别人都高明,那就完了。所以这种观念要去掉,去掉了这种观念以后,再看这位荷蒉者的隐士,引用“深则厉,浅则揭。”这两句《诗经》的话,真正的意思就是指人处世之难而言。人处在社会里,许多事情要随宜权变,不但是动乱的时代要如此,有时候对朋友,乃至在家里对配偶、儿女也是一样,深不得,浅不得。能在深浅之间恰到好处,就是最大的本事。  

不合时宜  我们就是不引用上古的《诗经》,引用唐代朱庆余的名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也是这个意思。唐人的诗,很多喜欢用男女相悦,尤其以女孩子的感情作比喻,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慨。诸如功名富贵的得意,坎坷落拓的失意,往往都用女孩子的情感来形容。这首诗就是表示功名考取了,非常高兴得意,马上就要去见长官了,见长官之前,自己精心的“化妆”,希望自己能够使长官在“第一印象”中,产生良好的观感。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环境还摸不清楚,只有在师友同事之间,悄悄地打听,是不是合长官的意?我们一辈子做事,每到一个新的环境,究竟要浓妆或淡抹,可还真难恰到好处。“画眉深浅入时无?”能不能合于时代?若不合时宜,就没有用。  古人还有两句名诗说“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表面上看起来是题画的,其实这是牢骚的诗,他说若早知人是势利的,这样喜欢攀着富贵,(中国牡丹花是代表富贵的花。)对于清高的格调看不惯,那我就率性俗气一点,多用一些胭脂画富贵花好了。我们不懂诗的,只把它当文学作品看,所以有人说,写诗的是无病呻吟。实际上,许多是政治哲学、人生哲学,整个摆在诗里,我们作一辈子人,就是不知道如何能“画眉深浅入时无?”这就是人生哲学。所以中国哲学难研究,因为必须同时通文学。又知【秦韬玉咏贫女诗:“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为什么今日谈这些诗与哲学关系?我们中国从前一些读书人,到了晚年退休在家,写字、作诗、填词,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好像时间不够用。而现在的人,退休下来,或者是老伴不在身边了,儿女长大飞了,感到非常空虚落寞。有一位某大学教授,在六十岁后,就有这样的感觉,他又不信仰任何宗教,我劝他作诗。他说不会,我说可以速成,保证一个星期以后就会作,不过是易学难精。后来果然他对作诗有了兴趣。如今已七十多岁,居然出了一本诗集,现在可够他打发余年的了。所以中国这个作诗的修养很有用。而且不会见人就发牢骚,有牢骚也发在诗上面,在白纸上写下了黑字,自己看看,就把牢骚发完了,心中还能有所得。  就像这首咏贫女的诗,表面上是描述穷人家的女儿,但实际是影射一个人学问很好,但不得志,所谓“怀才不遇”的人,就像有的公务员,学问很好,但是特考、高考都考不取,这里碰壁,那里行不通,就只有做个小公务员。而这首诗,描写一个住茅屋的贫家女,对那些高贵华丽衣服的香味,闻都没有闻过,本来想托媒人找个婆家,但自己很伤心,不愿意这样折节自荐。比喻一个有学问才具的人,不愿意托朋友为自己吹牛找工作。而在这个时代中,一般人都很现实,很低俗,绝不欣赏青松明月一样的格调。虽然时代如此,可是觉得这些人太可怜了,自己还是保持固有的俭朴纯真,并不跟着世俗走。这也就代表了作者自己。大家很现实,要人家介绍、吹嘘,或者上电视,登登报出了名就有办法,社会风气不太对,何必那样呢?这些路都不走,还是保持自己的朴素。这就可见他的修养,他也很自负,如贫家女一样,敢于夸称自己的女工,比任何人都精巧,这岂不自负自己的学问本事,比任何人都要高?可是不合时宜,苦恨自己在这样的时代里,永远不能得志,没有机会对国家社会有直接的贡献。这也是牢骚。中国的诗文,微言大义,往往就在一个字,“不把双眉斗画长”的一个“斗”字,就是点睛的。所谓斗就是和人家竞争,你打扮得这样漂亮,我就打扮得比你更漂亮,就这样出锋头,找机会。说到画眉,古人描写这一类事的诗很多,也是一些文人吃饱了饭,真的看了女人化妆等等而作的,但那些是所谓“香艳体”。像贫女这一类的诗,则不属于香艳体,而有寄托的涵意。回过来说,这个荷蒉者引用诗经“深则厉,浅则揭”这两句话来说孔子,和“画眉深浅入时无?”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孔子所奏的音乐当中,他听出了孔子济世救人的心太切了,一般人不能接受,时代是挽回不了的。虽说袖手旁观的话,就辜负了人生的责任,但是做起来深不得浅不得,何苦做这种徒劳无功的事?这是我和古人稍有不同的解释。其次对于“果哉!末之难矣!”我同古人的解释也有不同。也就是孔子说,结论难,人生的最后一章很难下笔。不过,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只有各说各的吧!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这是一个疑案,【高宗是殷商时代非常贤明的皇帝,名武丁】。“谅阴”,几千年来的解释,皇帝的父母死了,守制居丧,称作“谅阴”。不过这一点颇有怀疑,谅阴到底是不是守制中,无法彻底考证。我们现在就沿用以前的解释,认为高宗在守制中,三年当中没有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实在有点过分得不近人情。比起宋孝宗的愚情,尤其过分。孔子说,你何必问高宗,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化,以孝道立国,大家都是一样。如果皇帝死了,每个人都各守岗位。“百官总己”就是百官各守岗位,每个问题,自己都知道负责处理。有的解释,认为这句书是说把事情都交给首相处理。事实上,“总己”是每个人自己负起责任来。以现在的体制讲,就是希望每个公务员都负起责任来。很多小问题,不需要开会就可以解决,倘使怕负本分的责任,就是没有总己。“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是大家负起责任,处理事情,解决了问题,报告给首相知道,不必报告新皇,因为他这时很悲痛,没有心情问事。“不言”也很可能是三年当中,不敢讲到先王的丧事;或是指对某些事不忍再说,这种沉重的心情,大约要持续三年。  这一段只好作这样的解释。老实讲,这段书我还是有点怀疑,可是资料无法查考,我只知道“谅阴”是与丧事有关,这一段现在只好照古人的意思,暂时保留,将来再看。因为我读的书,到底有限,也许将来别的地方会发现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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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16 05:54:39 | 显示全部楼层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另一段这里的重点,我们要把握住。

《春秋》责备贤者,就是要求领导的人,主管的人,以仁爱待人,能够好礼,下面容易受感化,慢慢被主管教育过来了,就容易领导。孔子这句话的精神,还是专责在上位的人,所以对于社会上有声望、政治上有地位的人,孔子要求特别严格。普通人还可以马虎,因为他是普通人,没有责任,就不必苛求了。  

圣人头痛的事  

下面子路问君子了。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子路问,人究竟做到怎样,才合乎一个君子的标准?儒家对学问道德到了相当标准的人,有一个名称叫“君子”。你能以非常严肃、庄重、恭敬的态度,修正自己心里的思想,和外表的行为,这就是君子。子路说,只是这样就可以了吗?孔子说还有,你自己的修养做好了,随时能够庄严、恭敬以后,进一步要利人、利社会。子路又说,这样就对了吧?孔子说,这不过是第二步,还要利天下、利百姓;(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人民,再扩大就是人类。)利益所有的人,这才是君子。不过孔子又补充了一句说,如果自己的修养做到了,能再把这种修养,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可以利社会、利国家、利世界、利天下,以安百姓。就在尧舜做起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缺憾,还是可以挑毛病,总难做到十全十美的,何况我们?!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这是孔子有名的故事。原壤是一个人名,根据《孔子家语》的记载,这个人是孔子的老朋友。  讲起老朋友来,常听到一些人说,张三当官了,架子也大了。我听见这话就说,不是张三架子大,是你李四不懂事、糊涂。因为张三、李四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可以这样讲他们,我说我过去的观念也是一样,现在读了很多历史才懂,一般人都骂朱元璋不够朋友,当了皇帝以后,把过去贫贱时的一些老朋友,都一个个杀掉。  试翻开历史看看,是怎么回事?朱元璋当了皇帝,实际上很想念那些当年光着脚板种田,脸上涂了泥巴打架的朋友。他下个命令把这些朋友找来,还给他们官做。这些乡巴佬,到了朝廷,开了会(上朝)下来,和一些大官们摆龙门阵:“这个皇帝算什么?想当年我还把他屁*股哩!”专门瞎扯这些事。朱元璋听了,自然受不了。从这里可知朱元璋对他们好,可是这些乡巴佬自己不知道所处的是什么位置。老实说,他们这些人关起来和朱元璋再打一架玩儿,不给别的人看见,也可以啊!但当着许多大臣面前,摆这些龙门阵,朱元璋怎么受得了!不得已只有杀了他们。人生本来就是唱戏,他上了台扮皇帝,你在他后面做鬼脸,他的戏还能演?你扮臣子,你只好跪下来“吾皇万岁!万万岁!”还要叫得好!下面还有很多观众在看这台戏,也要为观众着想。这也就是朋友之道。  同事也好,同学也好,同乡也好,位置不同,做法就两样。尤其要公私分明,谈公事,阶级分明,科长就是科长,科员就是科员,该行礼的就行礼,尽管一肚子牢骚、委屈,下了班找一个地方单独谈,没别人在,这时候恢复老朋友立场,打一架都可以。  
这里就是说原壤在孔子的旁边,不知道有一个什么动作,总之是不大像样的。孔子就骂他说,你这个家伙,年轻时对兄弟姐妹不好,没有友爱,一生之中,又没有值得称道的事,人生的成果何在?对人生含糊一世,对自己没有交代,年纪活得这么大了毫无作为。说到这里,孔子就用手杖轻轻敲他的后腿,当然不是狠狠的打,妙就妙在敲他的后腿。是老朋友,没有打他的必要,只是打他人生不踏实,腿跟没有落地,作了一辈子人,只是好比无根的草,与土壤同腐而已。这一段是很有名的,后来常被人们所引用。可是有些年轻人不明道理,就抓住中间“老而不死,是为贼”这句话骂起老年人来了。  

急功近利之徒  

下面是结论了。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阙党是一个地方团体的名称,童子是一个年轻人,并不一定是小孩子,将命的“将”是带来,“命”是命令,就是衔命而来。古人的注解是说孔子叫年轻人去传达命令。我现在的意思和古人不同,认为应该他来传命令。(后面也还是这两个字,可对照。)无论是衔命而来,或是传令而去,不是这段主题所在,没有多大关系,不必多去谈它。主题在有人问孔子,这个年轻人很不错的吧?小小年纪就负了那么大的任务,来传达命令,一定是个能求上进的人吧!孔子答得很妙,他没有说这个意见不对,而只是说,我只看到他在这个位置上,担任这个职务;同时我也只看到他在那位老前辈的旁边走来走去,是个侍从或助手。我只看到这两点,他有没有学问,是不是人才,我不知道。如果认真讲,他并不是求上进的,而是想尽办法,找一个出头的机会,并不是想在人生中求学问,职务上求经验的人。  孔子这一番话,和这篇一开始的“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的话相呼应。这其中许多观念连起来,就是任何时代中,求急进的很多。急进成功了,居于位也,就得到这个位置。不过从历史上研究,全部二十五史,其中凡是少年得志的人,到了中年或晚年,都“其末之难矣”。最后结论是好的很少。所以年轻人,多经过一番挫折、一番磨炼、一番努力,到了中年上来,晚年成就比较多。这成就并不一定是官做得大,财发得多,而是在历史、在人生有所交代的成就。历史上的先生大人们都是如此,这就是与前期的困苦奋斗有关。年轻人容易有求急进的毛病,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年轻时都喜欢挤在老前辈前出头。而前辈说我们年轻人如何,就一肚子不高兴。到了中年以上,人家说我们是老先生,也很不高兴,想退回年轻,做不到了。    下一篇:《论语别裁》 第15章 卫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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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17 07:04:57 | 显示全部楼层
《论语别裁》 第15章 卫灵公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人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孔子周游列国到了卫国,卫灵公就向孔子请教军事作战的事。孔子并不是不懂,但提问题的是卫灵公这个人,孔子就不答复他。孔子希望他不要发动战争。对侵略的战争,孔子是反对的。所以孔子说对于俎豆之事——俎豆就是行大礼的祭器,以现在的观念讲,代表礼乐文化的真精神——我还懂;军事学我还没学过,对不起,我不懂。第二天就离开卫国,到了陈国,结果饿饭,粮食断了,还带了一大批学生。绝粮的种因就在这里。  跟着他的学生,因此病得躺下,起不来的很多。这时子路很不高兴,颇有怨言,脸色很难看,跑去对孔子说,老师你天天讲道德、学问,讲了半天,结果怎样?现在同学们都快饿死了。君子!君子竟然穷得这么倒楣?孔子说,君子才能够守穷,换句话说,要看什么人才有资格穷,只有君子才有受穷的资格,虽然处在贫困中,还是能够信仰坚定,不动摇。如果是小人,则相反,一穷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干了。受不了穷就不算君子。  讲到穷与不穷,也是很妙的,有些境界是须要修养才能达到的,这也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点之一。古代历史上这类的人很多。像明朝一位名士(一时记不起名字来了,很抱歉。)是大画家,诗文也非常好,穷得不得了,第二天没有米下锅了,头天晚上还坐在树下赏月吟诗。太太唠叨他:“明天没有米,还作诗!”他看看天上的月亮说:“时间距明天早晨还有好几个时辰哩!明天的事明天管,现在还是看月亮吧,风景太好了。”这是文人的修养,但是这种文人修养的胸襟、器度,又谈何容易,总而言之,一个人要在心理上构成一个中心思想,自己要有个境界。假使内在没有一个东西,人生是相当空虚的。有事情做,忙的时候不觉得,如果一个人把事放下来,处在清灵当中,就要受不了啦!这个穷还不只是指经济环境穷,人到了穷途末路,上了年纪,万事俱空,儿女离开了身边,老伴也去了,冷清清一个人,的确不好受。这个时候,必须自己有自己天地中“性天风月”,自己有自己的修养才行。有了这个境界,才能做到“君子固穷”。  
又说一贯  下面等于注解了上面一段。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在讲上论时,孔子对曾参所说的那一段“一以贯之”,我们曾经花了很长的时间,讨论了三、四个小时。现在这四个字,不加以申论了。这一段是孔子对子贡讲的。在文字上先解决“识”这个字的意义,是“志”,也是“记”的意思;“记下来”,“记得”的意思。我们提出来研究的,一再说孔门所讲的学问不是知识,再三强调学问是作人做事;文学、科学、哲学等等才是知识。从孔子这里的话,也可证明我们这个观念是对的。  他告诉子贡说,你以为我的学问,是从多方面的学习而记闻来的吗?(后世所谓“博闻强记”这只是知识。)子贡说,对呀!我们认为你是这样来的,难道我们的观念错了?孔子则说,我的学问是得到一个东西,懂了以后,一通百通。孔子这个话是事实,这个东西,这个“一”是很难解释的,不容易讲出来的。过去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宋儒解释为“静”,要在静中养其端倪。所以后来打坐,儒家、道家、佛家都是这样,静*坐中间慢慢涵养,而以明心见性为宗旨标的。什么是明心见性?像上午刚有人问起,什么是佛?我告诉他,【佛只是一个代号,实际上就是人性的本源】。儒家讲善与恶,是人性作用的两个现象。作用不是善就是恶,不是好的就是坏的。【那个能使你善,能使你恶的,不属于善、恶范围中的东西,如果我们找到了,就是它,佛家叫作佛,道家叫作道,儒家叫作仁】。

【用什么方法去找?儒、释、道三家都是从所谓打坐着手,在静中慢慢体认,回转来找自己本性的那个东西,就叫作“一”】。老子也叫它作“一”。再讨论下去就很多了,就属于纯粹的哲学范围了。  

这里孔子就说自己的学问不是靠知识来的。这是一个大问题。要研究什么是孔子的学问,这个地方就是中心了。我们讲来讲去,讲死了也没有办法说出来的。举一个例子来说,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什么是学?普通的知识,一天天累积起来,每天知识累积增加起来就是学。【为道呢?是损,要丢掉,到最后连“丢掉”都要丢掉;到了空灵自在的境界,这还不够。连空灵自在都要丢掉。最后到了无,真正人性的本源就自然发现了】。  

孔子这里就是说,【不要以为我的学问是“益”,一点点累积起来的知识,而是找到了这个“一”,豁然贯通,什么都懂了】。的的确确有“一”这么个东西。从我们的经验,知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要增加人生的经验,其实这还是不够的,必须加一句“交万个友”,还要交一万个朋友,各色人等都接触了,这样学问就差不多了。由学问中再超脱、升华,可以达到“本源自性”的地步了。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孔子告诉子路,他说子由啊!时代变了。德是用,道是体。现在的人,知道由道的基本,起德业作用的很少了。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一般人说儒家的人反对道家,说道家所提倡的“无为而治”,就是让当领袖的,万事都不要管,交给几个部下去管就是。这样解释道家的“无为”,是错误的。实际上道家的“无为”,也就是“无不为”,以道家的精神做事作人,做到外表看来不着痕迹,不费周章。譬如盖一栋屋子,就在最初,把这栋房子将来可能发生的毛病,都逐次弥补好了。所以在盖完了以后,看起来轻而易举,不费什么,而事实上把可能发生的漏洞,事先都弥补了,没有了,这就叫“无为”。换句话说,说是现在已经看到,某一件事在将来某一个时候可能发生问题,而现在先把问题解决了,不再出毛病,这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这是很难做到的。并不是不做事、不管事叫做“无为”。  孔子在这里也提到,无为而治,使天下大治是不容易的,只有上古时代的尧舜才做到。怎样无为?对自己恭敬严肃,正南面而已矣。中国古礼,当皇帝,坐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一定是坐北向南。这里的意思是自己道德修正好,以这个风气,影响部下一层一层的负责。  

使节的信条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这个“行”,包括两种意义,一个是指行为;一个是指古代“行人之言”的行,也就是外交工作。大家都知道苏武的故事,他当时的出使,便是行。后来,他回到汉朝,封的官是典属国,等于是现在的侨务委员会的委员长,或外交部司长,管理附属的国家。所以很多人替苏武不平,认为汉朝待人并不厚,苏武那么辛苦,那么忠毅,回来只封这个官,太小了。古代的“行人”就是派出去办外交的专使、大使。  这位在上论中学干禄的子张老兄,这时正在作行人,办外交的事,请教孔子要怎样办外交。孔子告诉了他千古名言。中国文化中的这位圣人实在是了不起,他对官式外交和国民外交的原则早已说了。我们现在的国民外交更普遍,但待人接物的原则,古今如一。第一,对人绝对诚恳,不要玩手段,正直坦率,这是最高的礼貌。第二,和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习惯的人相处,不要表现得太关心,过分的关心,也许被认为干涉他们的自由,他们没有互相关心的习惯,反而感到麻烦。这不是说外国人不对,我们才对,这是文化基础不同。了解这一点,和任何一国人的交往都差不多。这里孔子告诉子张,言语要“忠信”。忠,就是直心;信,讲出的话一定兑现。行为态度上要“笃敬”,忠厚而诚敬。做到了这样,就是野蛮的人也可和他往来。“蛮貊”在中国古代,是指边疆的落后地区。  讲到边疆,问题又来了,中国的安定,先看边疆。试看几百年来所发生的问题,都是边疆问题,边疆影响了国防问题。【我曾在边疆做过事,发现还是我们汉人坏,有知识,聪明而欺负人。所以边疆人恨汉人,并不完全因为边疆人野蛮,而汉人没有做到“言忠信,行笃敬”】。例如在西南各特别地区,汉人用几根缝衣服的针,换人家十几张牛皮;有的还其他们财物、女人。这种人实在不是人,太狠心了。所以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对边疆问题多多留意,“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这句话的“虽”字很重要,如果“言不忠信,行不笃敬”,就是自己的邻居,本州本里都走不通。在态度上,站就规规矩矩站在那里,随时好像面对长辈那样恭敬;坐在车上,就规规矩矩坐,身心修养,做到言行一致,就可以担当行人的任务了。子张听了孔子这些话,就写在衣服的衣带上,准备随时警惕自己,加以注意。  从这里开始,编排方式略有变化,看起来一条一条,都是为人处世的道理,但同上论的第五篇互相呼应,便很切实。  

下面就提到两个人: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矢就是拉弓射箭的箭。史鱼是卫国的大夫。孔子说他非常直,不管在哪种环境之下,不论国家社会混乱或者安定,他的行为、言谈,像射出去的箭一样,都是直的,不转弯的。在现在的社会上,仍然有很多这一类的人,但他们处世是落落寡合的,常会受到打击,遭遇种种痛苦。可是这种人天生个性就是走直道,直到不管什么环境,平时也好,乱世也好,邦有道也好,邦无道也好,他的言行永远像一支箭一样。同时“矢”字也代表了尖锐的意思。有些人心肠非常好,做朋友好极了,因为他能说直话,可是有时候嘴巴太厉害,说的话如割人的肉一样,使人受不了。但我们要了解他心地是善良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当然这就牵涉到修养问题,尤其领导人有这样的部下,往往很难受的,因此做领导人的要有涵容的胸襟。有时碰到这种讲直话的人,一次、二次、三次能够接受,到了四、五、六次实在受不了。但是这一类人如果是自己的朋友或干部,就必须放过他的尖锐直言,先要有准备哈哈大笑的容量,否则就不行。  孔子接着就说蘧伯玉(前面再三提到蘧伯玉,称赞他的行谊。)这个人了不起,国家社会有道时,出来做事,担当大任务,但在邦无道,国家社会紊乱的时候,他就卷而怀之,不发牢骚,也没有什么怨言。他认为时代转变如无法挽回时,可以把自己像一幅画一样,卷起来怀之,收藏起来,就不说话了,没有表现了。  这两个人,也是典型的对照。一种人是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区,都宁可直道而行,不转弯,这是干部中很好的。一种是像蘧伯玉这样的人,比较才具大,而且有一个基本修养,本身的名利心很淡泊,如孟子说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个话我们都晓得讲,但等到真穷,真困难的时候,退下来“卷而怀之”,“独善其身”,往往心有不甘,这是很难的基本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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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18 06:53:38 | 显示全部楼层

下面引伸这个道理。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这是讲为人处世的道理很难。孔子说:一个人可以和他讲直话,但自己怕得罪人,不像史鱼一样肯对他讲直话,这就对不起人,是不对的。是自己的朋友,如看到他发生错误,宁可下一个警告,乃至他现在因此对自己不谅解都可以,自己还认他是朋友,他可以怨恨我,等到他失败了,会想到自己的话是对的,那就对得起人。所以在可以讲话的情形下,而不和他讲话,是对不起人,不应该的。有时候有些人,无法和他讲直话,如果对他讲直话,不但浪费,而且得罪人。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应说的时候直说。既不失人,也不失言。这个道理使我们想到历史上范睢见秦昭王的故事。  秦昭王向他请教一次,两次,他都不说话,使推荐他的人很难堪。范睢说我提出来的计划,贡献出来,可以使秦国马上富强,国际间称霸,可是秦昭王心不在焉,没有专心一意来听我的计划,所以不能讲。推荐的人后来再向秦王报告。因此第三次见面,秦昭王推掉了一切公事,摒退了左右的人,单独和范睢见面,很客气的求教。范睢一篇话就把秦昭王说动了,立即发表他当首相。在战国的时候,这一类的事情很多,这就说明了“说难”。  从人生经验中知道,朋友之间这样,乃至在家庭中父母、夫妻之间也是这样,正在对方不如意的时候,去提出问题来谈,当然倒楣,这是时机不对。我们看到许多年轻朋友,做人家的干部,在长官那里碰了大钉。回来,一肚子牢骚。其实那个长官今天也许有件别的事情,心里正在烦,做干部的跑进去,报告不相干的事,乃至与他心里的事有关连,就正好触上了霉头。所谓:“薄言往诉,逢彼之怒。”所以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之间,说话真难。这是要有许多人生经验累积起来,才会了解的。学校里同学之间相处,社会上同事之间相处,经常会碰到这种事情,说的不是时候,结果意见相左了。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我们惯用“杀身成仁”这句话,就是出在《论语》这一篇,是孔子说的。这个仁在这里我们不作解释了,从上论一直讲下来,都是说“仁”是孔门学问的中心。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中心思想,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譬如有许多宗教家,有时碰到与他的信仰抵触的事,他宁可舍掉性命,所谓以身殉道。【为卫道而死的,宗教徒中特别多,历史上的忠臣孝子,也就是这个观念,宁可牺牲,绝不为了生命而妨碍了自己的中心思想或信仰,宁可杀身以成仁】。反面的意思,当然不会为了生命的安全,而去做违背仁义的事了。这就关系到个人的修养以及生命价值的看法了。  

长安居大不易  

讲到这里,孔子就提出在用的方面的一个问题。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也是两句名言,我们常常引用的,就是出自《论语》这个地方,孔子说的话。孔子告诉子贡,一个做手工或工艺的人,要想把工作完成,做得完善,应该先把工具准备好。那么为仁是用什么工具呢?住在这个国家,想对这个国家有所贡献,必须结交上流社会,乃至政坛上的大员,政府的中坚;和这个国家社会上各种贤达的人,都要交成朋友。换句话说,就是要先了解这个国家的内情,有了良好的关系,然后才能得到有所贡献的机会,完成仁的目的。  我们看了这一段话,再从相反的角度看,历史上多半把孔子描写得像塑像那么呆板可怕,并不是温、良、恭、俭、让。如果照那个样子,而今日孔子是我的老师,我一定对他远离一点,怕跟他对面讲话。那是我们的历史在我们心理上,所塑造成一个下意识的形态。  现在由这句话看起来,好像孔子很厉害,他晓得利用关系。他说,要到某一国家去,达到某一个目的,先要和这个国家的上流社会,政府首长的关系,都搞得非常好,同时把社会关系搞好,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达到仁的境界。孔子这些地方,看起来是教人使用手段,多厉害!事实上任何人,任何时代,都是如此。但最重要的一点,这里是为仁,目的是做到仁,在救人。  最近大专学生中兴起一股歪风,喜欢讲谋略学,研究鬼谷子等学说。我常对他们说少缺德,那些年轻人给鬼谷子迷住了干什么?对于谋略,应该学,不应该用。因为用谋略有如玩刀,玩得不好,一定伤害自己,只有高度道德的人,高度智慧的人,才会善于利用。我们前面也曾引用过西方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说的:“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但一般人往往把马丁·路德的话,只用了上半截,讲究“不择手段”,忘记了下面的“完成最高道德”。马丁·路德是为了完成最高道德,所以起来宗教革命,推翻旧的宗教,兴起新的宗教——现在的基督教。而现在的人,只讲不择手段,忘了要完成最高道德。  这里孔子是因为子贡问为仁,他才这样告诉子贡,如果是别人问为仁,孔子就不会这样讲了。我们从历史上看到,子贡的确做了很多事情,够得上是一个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经济家和工商业巨子,所以他这样告诉子贡。换句话说,孔子本身周游列国,见七十二位国君,也是这样做的,像卫国的蘧伯玉等等都是他的朋友,但是他的运气不好,始终上不了台,大家怕他。他如果不择手段,则可以很轻易拿到政权,但是他讲仁,始终守着最高的道德原则。他告诉子贡的,也是这样。  再看历史上成名的,尤其唐代士大夫的风气,那时尽管是考试取士,但不像清朝考功名的规定,而是要先靠有名气的前辈栽培,就如韩愈的上书之类。有些人经常写了文章,等在门口递上去,一等到自己的文章被上面看中了之后,就起步了。像白居易在首都长安的时候,最初很落魄,诗文虽好,没有出路——没有人保荐——连考试都没有办法参加。后来白居易去看一位老前辈顾况,将自己的作品给他看,这位老前辈接见了白居易,先不看作品,问他:你住在长安啊?长安居大不易!这句有名的话,代表一个国家的首都,生活高,消费大,他对白居易讲这话,包含有教训意思。但看到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诗,非常欣赏,认为这个年轻人,有资格住在长安。于是为白居易向中央保荐,参加了考试,然后一帆风顺。再看李白上韩朝宗的信,都是年轻人靠前辈提拔的例子。所以在唐代以后,前辈专门提拔后辈,为国家取士。  现在讲到这种文化的精神,我们老一辈的人应该留意后辈青年,培养他们,提拔出来,等他们有了功业、学问和表现,自己坐在一边,好像在欣赏自己灌溉出来的花,心满意足,该多高兴。这种情形,历史上非常多,也充分表露自古以来我们老一辈文人的风范。这些史实都说明了孔子这里告诉子质的话,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如此。  所以现在有许多留学生,自美国回来,大谈其美国的政情,我常常叫他们少做土包子,我说你住在加州或别处,生活只限于大学文化圈中,别说只住了六年,就是住了六十年也没有用。你要了解美国,你和华盛顿那些政治首要,是不是朋友?你知道这个时代张仪式的基辛格脑子里,是要生鸡,还是要生蛋?基辛格的影子都没见过,和我一样只看到报纸上的照片,这样就懂美国了吗?等于外国人到我们中国来,晃荡三年然后回去,就说懂了中国,但他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了些什么?连影子都不知。所以真要懂天下事,要“事其大夫之贤者”。前几年,我就和一位美国教授说,你们美国到处出了钱,帮助人家,又在到处挨骂,就因美国的议员们,都不是秀才,又不出门去懂天下事,不到东方来看,当然不懂天下事。有的来台湾看过,回去就不同了。这些秀才要出门才懂天下事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几句书我们引而伸之,扩而充之,大家一生受用无穷,就是任何一件事,不能孤陋寡闻,多交游,多了解,处处都是学问。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我们读这段书,不要被文字把自己骗得死死的。汉儒搞训诂学——小学,尤其对四书五经的研究,对一个字的写法、来源、涵义等等,写上十多万字,加之讨论研究,认为这是学问。在国家太平的时候,拿学位、拿功名的就是这些人,这样读书也真不容易。

夏历与过年  

孔子告诉颜回,国家政治要干得好,就必须“行夏之时”。  这个“时”,就是指的历法。讲到历法,感慨很多了:【现在我们所用的“夏历”,就是在夏朝时候创立的历法】。在上古史上,中国的天文非常发达,这是中国文化中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世界科学史上也是很有名的。谈到科学,天文是第一位,世界科学的发展,最早是先发展天文,如要了解天文,必先研究数学。恰恰这两门科学,中国的天文发展得最早;数学也是最早发展的,尤其发展到像《易经》的数理哲学,实在是精深幽远。可是到了我们这一代最惨了。我们中国的童了军,参加世界童军露营,到了晚上还不知道用星星辨方向,外国人觉得很惊愕。  我们过去每一代都很注重历法,只要多看历史上的史实便知道了。像清兵入关,明朝亡国了,很多人还是不投降,历史上对这种行为,就叫作“不奉正朔”。【什么叫正朔?就是历法为中心的朝代名号】。我们中国的历法,大家都喜欢用阴历,过正月要拜年,就是夏历的遗风。【殷商的正月建丑——以十二月作正月。周朝的正月建子,以十一月作正月。夏朝的正月建寅——就是我们惯用的阴历正月】。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过的阴历年,这就是“夏之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过的也是阴历年,越南、朝鲜、缅甸、东南亚各国,统统是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来他们都是过阴历年】。  讲到这里非常感慨,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将来历史不知怎样演变。我们推翻清朝,成立民国,实行过阳历年以后,有人写了一副对联,传说是【湖南的名士叶德辉写的,这副对联说:“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讲文化,牵涉到这些地方要注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是不相干的地方,但往往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也是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地方。这副对联代表了这个时代,“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就看过年这件事,我们这个时代,几十年来没协调、合作,老百姓内心对这政策始终不能适应配合。不要说民心——老百姓心理,关起门来讲,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些老古董,凭良心想一想,自己喜欢过阳历年还是阴历年?老实说,都喜欢过阴历年。可是我们偏偏过两个年,加上现代过圣诞节的风气,等于过三个年,内心自己在过阴历年,外在偏偏过一个阳历年,这就代表这个时代,“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搞历史文化,这些地方要特别注意。  还有,到了夏天,为什么要把时钟拨快一个小时呢?只要规定一下,夏天到了,提前一个小时办公,早一个小时下班,早一小时熄灯,很简单的事嘛。可是却像小孩子一样,在钟面上拨快一个小时,就算对了,这是很奇怪的事。【此风乃是美国来的。再研究美国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是一个工厂的小孩子开始拨着玩,后来工人看到跟着起哄。美国文化没有深厚的基础,是喜欢闹着玩的;结果美国玩,我们跟着当正经办了】。说是为了日光节约,实行夏令时间办公,原来八点上班,十二点下班,改为七点上班,十一点下班,不就成了吗?其实这些是小事情,但问题却很大,往往很多大事,即是因为小的地方没注意到,而使事情变得不成话。等于一栋房子,看见一个小洞,最初以为不重要,慢慢的,整栋房子,垮就垮在这个小洞上。  这里讲“行夏之时”,现在我们究竟采用哪个历法还是一个问题。如孔子的诞辰,订为阳历年的九月二十八日等等,究竟对不对?通不通?都是问题。如果讲中国文化,除非中国不强盛,永远如此,我们没有话讲。如果中国强盛起来,非把它变过来不可。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民族自尊观念,这是一个文化问题。拿中国的土地、中国的历史来比较,中国的文化的确具有世界性的标准。可是现在外国人把它抛弃了,不去说他,我们自己绝对不能抛弃,千万要注意,不可自造悲剧。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对自己国家文化的认识,怎样去复兴文化,非常感慨,问题很多,也很难。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为下一代,都要注意了解这些问题,还是要多读书。这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累积起来的智慧结晶。  孔子主张要“行夏之时”,在孔子的研究,夏历对中国这个民族,这个土地空间上,是最合理的历法。合理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很深了,要研究天文学和《易经》的阴阳学。譬如《易经》里的八卦,就是说明这个世界上时空的学问,包括了天文、地理、人事。有一个学生,到澳洲去做事,带了一个中国罗盘去。到了澳洲,他写信来问,这个中国文化的东西,到了南半球该怎么用?我考虑了以后,告诉他反过来用。结果来信说,反过来用非常对。而我本身没去过南半球亲身经历,后来再考虑,认为地球像西瓜一样是圆的,虽然在南半球,南北的方向还是和中国的一样,所以写信要他在国内一样用。他回信说,根据实地经验还是反过来用对。现在这个问题,暂时搁在这里,没有作最后的决定,不过我的结论,应该两个方向都可以运用,看怎样用而已。这以后有机会研究《易经》的时候再讲。以上主要在说明我们的历法是自夏朝来的,自夏禹以后一直到现在。【夏历为什么又叫阴历呢?因为每月的十五日,以月亮自东方出来时是圆的那一天作标准,月亮名太阴,所以叫阴历】。那么我们的历法,照不照太阳历?事实上我们一样,五天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个候一节。一年十二个月,七十二个候,二十四个气节。【什么气节种什么农作物,是呆定的,这是用太阳历法的规律】。民间最普通的算命、看风水、选日子等等,也都是用太阳历的法则。换句话说,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都是用阴阳合历。所以说,几千年前,我们的天文水准,就已经进步得很高了。但是这六七十年来,我们的大学里有过天文系没有,过去中大有过天文系。现在这么多大学没有一个天文系,在教育文化上讲起来是非常遗憾的。过去有个高平子先生,还可以将西方的天文学与中国的天文学配合起来讲,所以当时我告诉学生们赶快跟他学,再不跟他学,要绝传了。无奈这些学生不成器,学了几次以后,没有这个科学头脑,没有学下去,前几年高先生也过世了。我实在担心中国文化会断绝。现在不要说没有天文系,有了天文系,又有谁能够真正懂得中国自己的天文?中国天文有自己的一套系统。这都是讲起文化来,很悲哀、很可怜的事情。我常说,国家民族的文化如果断绝了,将会永无翻身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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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19 05:30:15 | 显示全部楼层

时空问题  

上面是孔子“行夏之时”这句话引发起来,对自己文化的感慨。孔子告诉颜回,第一要行夏朝的历法,第二要乘殷之辂。这是说,过去交通并不发达,到了殷商的时候,交通慢慢发达。乘殷商之辂,就是要发展交通的意思。  讲到这个,就是中国文化的交通发展史,又要讲到《易经》了。不但中国,人类文化开始,一条江,一座山,就阻碍了交通。慢慢发明用木头渡过江,江的阻碍没有了;后来几千年发展下来,海洋的阻碍没有了;到了航空事业发达以后,空间阻碍没有了。现在接下来,几十年以后,太空问题来了,外太空的问题来了。我们自己这个国家民族,一方面讲科学,一方面我们对外太空的东西,还没有基础。将来外太空的政治问题,又是大问题。这就看见人类的悲哀,问题由小而大:由山川的阻碍,变成海洋的阻碍;海洋的阻碍克服了,有空间的阻碍;由空间的阻碍,外太空星际问题来了。这一方面的知识,我们还没有。最近一个学生送来几本太空问题的书,认为的确有外太空的世界,有人类、有生命,说得很有道理。不过,在世界科学领域,又是一派,是主张地球中心还有人类。其实,这些上天入地的杂学,中国古人早就讨论过了,只是大家少研究而已。现在孔子就讲,时间问题,天文用夏的历法;空间问题,交通发展,要用殷商的车子;衣冠文物的完成,用周朝人文的文化;音乐则水准更高了,用虞舜时代的乐风最好了,对于当时郑国的音乐——靡靡之音要遏止,要远小人。用计谋、用手段的人多了,国家社会就很危险。  这一段孔子的思想,很合于时代,而且包容万象,并不限制于那一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治精神,后来并不一定要效法古人。古人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精华拿来,用这些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大文化中新时代的文化的系统。假如孔子生在今日,也许说,采用欧洲人的民主精神,用中国人的人治制度,如何、如何,又是一套了。由此一点,可以说文化是集中人类文化思想的大成,要取其所长,舍其所短。为邦的道理,就是如此,不是呆板的。这一段有一个精神,就是孔子对于为政,并不是墨守成规,不是落伍保守,而是注意文化历史的发展,采用每个时代的精华而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们这就要回转来读读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大专高中的课本,那只是认识了一点点历史,至少要读《纲鉴易知录》。这本书现在大学里拿来研究,我们感觉是一个笑话,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是十二三岁时就读了。老实说这些都还只是中国史的大纲而已,所以大家可以买一本来当小说看,一天只要读三页,三四年下来,就有用处。)懂了历史,在担当重要大事的时候,就受用无穷。看了这些书,就知道每一个时代,都是根据前朝的演变发展而来的。其实国父的三民主义,也是根据历史演变而来的思想,这是大家很清楚的。因此,下面接着两句就是: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论语》的编排,把这两句话摆在这里,正好作本文的小结论。从事政治、个人作人,都要以这两句话作根据,随时随地要有深虑远见,不要眼光短视,否则很快就会有忧患到来。小而言之,个人是如此,大而言之,国家的前途也是如此。  

英雄无奈是多情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这句话在上论中已经提到过,这里又再提到。这是说明什么呢?过去都说,孔子讲这句话,是为了卫君而感慨的,因为卫灵公这个了不起的人,迷于一个美丽的妃子南子,所以他虽然尊重孔子,而不能接受孔子的意见。因此孔子对他感慨:“算了吧!我没有看到世界上有人,好德如好色一样!”这个话,如果我们到后面连起来讨论,发挥起来,会有很多很多历史上的典故,可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治!大体上都是从政的人,自己搞坏了事业,因此连带拖累了女人,背上“祸水”的坏名。例如清代诗人吴梅村的名作《圆圆曲》,有关吴三桂与陈圆圆的名句,如“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真是话里有话,说明女人不一定就是祸水,恐怕男人自成险山。我们仔细看孔子这一节话,他并没有说女色不好,只是人们没有把好德的心思摆正,像好色那样专心一致追求到底而已。他也不过借题发挥聊当牢骚而已,他老人家何尝不懂,人世间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不要走偏路啊,了解之后既不必因此而愤慨,也不必要去学坏。  上面这个“色”字的意义,在上论中已经分析得很清楚,现在不再重复。简单的说,人类追求真理学问的决心,永远是比不上对物欲的倾好。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大家最熟悉的人——鲁男子柳下惠——他姓展,名获,字禽,食邑于柳下,谥号惠,是鲁国的大夫。其实像柳下惠这样坐怀不乱的人,世界上也多的是,不过古人取其贤者为标榜。有唱反调的,像年轻人说,什么柳下惠?那只是性无能!或者说,那是阴阳人,没有开刀。这类怪论可多啦!柳下惠的见色不动心,还只是他私德的一面,他真的好处是侠义,是一个济困扶危的人。孔子这里是在骂臧文仲,就是上论中提到,那个养玳瑁的鲁国大夫,说他是个不称职的人,“窃位”就是俗语说“占住毛坑不拉屎”的人,在高官大位上,不晓得提拔青年,也不晓得提拔贤人,明知道柳下惠是个贤人,而没有起用他。  关于古人如何培养后进的事,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现在再说宋代二王——王旦、王曾的事迹作为参考。宋真宗时代,寇准与王旦同过事,但寇准常在真宗面前攻击王旦,结果,都受王旦的包涵。后来寇准罢相,转托别人求王旦,想要“使相”的位置。王旦大为惊愕说:国家将相的位置,哪里可以随便要求?我不接受私人的请托。因此寇准对王旦不满意。不久之后,寇准又发表中枢要职,内阁大员,叩见真宗的时候说:“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真宗告诉他,他的职位,都是出于王旦的极力保荐。寇准才知道个中实情,非常惭愧。真宗也常说:“王旦善处大事,真宰相也”。  王曾,比王旦是后进,但到宋仁宗时期,他也担任首辅的职位了。有一度在王旦休假期间,王曾因政见不合,被罢官了。王旦知道了便说:“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勋业甚大,顾予不得见尔。”后来王曾在中央政府执政,平常很少说话,也不轻易说笑,任何人不敢向他私下求事。【他提拔别人,也不使人知道】。那时候,范仲淹还是后举新进的人物。有一次范仲淹对他说:“明扬大类,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独少此尔。”就是说公开提拔起的人才,这是首相的当然责任。你什么都很好,只是不肯说明提拔了些什么人,未免有点欠缺。王曾便对他说:“【恩欲归己,怨将谁归耶】?”这是说:若是使受提拔的人,私底下对我都是感恩图报,那么,那些没有得到好处的人们的怨恨,又叫谁去承担呢!所谓国家大臣,不能只接受别人的歌功颂德,同时也有藏垢纳污的容量容德才行。只要多读历史,便可懂得其中的道理。我们有时处理一件事情,不需要考虑,历史上前人的经验,已经早有这些事例了,读书的好处就在此。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这点很重要,也很难。躬就是反躬自问,自厚并不是对自己厚道,而是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于别人错了的,责备人家时,不要像对自己那么严肃。这样处世作人,对长官也好,对同事也好,对部下也好,怨恨就少了。相反的,一个社会风气,到了乱的时候,往往是对别人要求重,对自己要求轻;要求别人特别严格,原谅自己轻而易举。所以孔孟之道,都是教我们反身而诚,责备人家要以宽厚存心,要求自己要以严格检点。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这一段文字乍读之下,有点莫名其妙,把几个相同的句子堆在一起,因此青年读了这个古文,便要打倒它。其实一点都不必打倒,翻成白话,就很容易了解。孔子说,一个不说“怎么样?怎么样?”的人,我真不晓得他该怎么办了。意思是,对任何事情,都不用脑筋,不晓得提问题。当一件事情来了,应该想到怎么办?去加以研究。若只是糊里糊涂的过,就真不晓得这样的人该怎么办了。当然,如果完全照字面翻白话,这个白话也不能读的。意思懂了以后,就知道孔子这几句话是说一个人处理任何事情,都要有头脑,要富有研究性。做科学家要提问题,哲学家要提问题,处理公文,拿到手上真正用心处理,也要“如之何?如之何?”究竟这个内容对不对?有没有虚报?实在这样吗?尤其像执法的人,更要鸡蛋里挑骨头,看有没有冤枉的?有没有放纵的?这几句话就是这样。文字很简单,问题很深刻。  

精神失落的病态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社会到了乱的时候,就容易犯这个毛病。大家在一起,讲起话来,没什么内容,无正事可谈,谈闲话,讲些不相干的话,没有真正的人生观,现今社会上这一类的人不少,娱乐场所更多了。大家如此,社会精神已经瘫痪,没有文化精神了。可是更严重的是“好行小慧”,喜欢使用小聪明,厉害得很,目前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全世界到处都是“好行小慧”,盛行使用小聪明,孔子只有摇头了:“难矣哉!”叹口气,到了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在明末清初,顾亭林就引用这两句话批评明末的社会风气,他说南方的知识分子“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北方的知识分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现在的一般青年,进入社会之后,慢慢地就染上这个习性。不是无所用心,他们所用的心,就是孔子这句话“好行小慧”,使小聪明,没有从大学问、大聪明上着眼。这是时代的悲哀,社会的病态。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这是对上面几段话的引伸。孔子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要重视自己人生的责任,注意义、礼、孙、信四个字。本质上要有义。这里的义,一是孟子的观念——义者宜也,也就是适宜,合宜。二是传统的仁义——人格标准。三是指“词章之学”、“记闻之学”之外的“义理之学”。——现代所谓哲学的、科学的也是义理之学,都是探讨人生最高道理——真理。“君子义以为质”的“义”,同时也就是义理的义,用它作为本质。表达在外面的行为是礼,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行为。孙就是逊,态度上非常谦虚,不自满,不骄傲。对人对事,处处有信,言而有信,【自信而信人】。具备了这四个条件,就是君子之行,也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合于一个模范人格的标准,绝不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可比。如果做不到这样,专在小聪明上玩弄,那就完了。  

反求诸己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这句话的意义,《论语》中已多次提到。孔子教人的中心,都在这个思想,他说只怕自己无能,没有真才实学,不怕人家不了解自己。换句话说,只要要求自己,充实自己。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这是一个大问题。司马迁写《史记》,在《伯夷列传》中,特别引用孔子的这句话。孔子说,一个君子人,最大的毛病,是怕死了以后,历史上无名,没没无闻,与草木同朽。但是历史留名,谈何容易?我们研究历史哲学时,常问同学们,脑子里能记得几个皇帝的名字?一个人当了皇帝,就现实来说,那已经很够了吧!死了以后,不必多久,连名字都被别人忘了,人生的价值又何在?【历代有那么多宰相,民间又记得几个?历代有许多状元,我们知道了几个?而他们对于历史、对于国家社会贡献了什么?老百姓知道的少数历史人物,还是靠小说捧出来的,其他大多数的,有谁知道】?所以,后世留名,谈何容易!孔子、释迦牟尼、耶稣留了名。在功业上的历史人物,文天祥、岳飞,也是少数;至于其他功业上的历史人物,又有几人知道?从这里看人生,多渺小!在目前很短暂的一段当中去争名,上台去镜头上亮一下,有什么用?  伊藤博文的话不错,求名当求万世名。人谁不好名?看好在哪里。一个人真想求名,只有一途——对社会真有贡献。要历史留名实在太不容易,可是三代以后,未有不好名者,所以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但好名看什么名。遗臭万年也是名,但有什么用?真的大名,要对历史有贡献,就太难了。求利之道也是一样,几十年来,看到那么多朋友,发那样大的财,最后怎样?岂待下文分解。所以名利之道要看通的。真了解了人生,确定自己究竟走哪条路才是最重要的,不然就一生很其实,很本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分的企求。一个真正的君子,都是要求自己,学问也好,一切事业也好,只问自己,具备了多少?充实了多少?努力了多少?一切成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要依赖别人,不要因人成事。在内省的修养方面,只问自己应对人如何,而不要求别人对你如何。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这些都是讲君子、知识分子的学问标准。要做到一个君子,必须矜而不争。“矜”是内心的傲,(骄傲是两回事。前面说过,没有真本事,看不起别人,是骄;有真本事而自视很高,是傲。)傲要傲在骨子里,外面对人不必傲,内在有气节,穷死饿死可以,绝不低头,这是矜。“群”则是敬业乐群,彼此相处融洽,但不营私,不走营私的路,走的大公之路。对于人的观察,不要听了对方一句话说对了,就认为他统统对了;也不要因为对方某一点不好,而因此不听他的好意见。  上面这些话,都地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句话为中心,而引伸出来的。  

多为别人想一想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贡问孔子,人生修养的道理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为人处世的道理不要说得那样多,只要有一个重点,终身都可以照此目标去做的,孔子就讲出这个恕道。后世提到孔子教学的精神,每每说儒家忠恕之道。后人研究它所包括的内容,【恕道就是推己及人,替自己想也替人家想。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任何事情要客观,想到我所要的,他也是要的】。有人对于一件事情的处理,常会有对人不痛快、不满意的地方。说老实话,假如是自己去处理,不见得比对方好,问题在于我们人类的心理,有一个自然的要求,都是要求别人能够很圆满;要求朋友、部下或长官,都希望他没有缺点,样样都好。但是不要忘了,对方也是一个人,既然是人就有缺点。再从心理学上研究,这样希望别人好,是绝对的自私,因为所要求对方的圆满无缺点,是以自己的看法和需要为基础。我认为对方的不对处,实际上只是因为违反了我的看法,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行为产生的观念,才会觉得对方是不对的。社会上都是如此要求别人,尤其是宗教圈子里更严重,政治圈子里也不外此例。一个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或佛教徒,对领导人——牧师、神父或法师们的要求,都很严格。因为宗教徒忘记了领导人也是一个人,而认为牧师、神父、法师就是神。这个心理好不好?好。但是要求别人太高了。从这个例子,就可知恕道之难。

后人解释恕道,把这个恕字分开来,解作【“如”“心”。就是合于我的心,我的心所要的,别人也要;我所想占的利益,别人也想占。我们分一点利益出来给别人,这就是恕;觉得别人不对,原谅他一点,也就是恕】。恕道对子贡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他才华很高,孔门弟子中,子贡在事功上的表现,不但生意做得好,是工商业的巨子,他在外交、政治方面也都是杰出之才。才高的人,很容易犯不能饶恕别人的毛病,看到别人的错误会难以容忍。所以孔子对子贡讲这个话,更有深切的意义。他答复子贡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行之而有益,但很难做到的,就是“恕”。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恕道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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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20 09:35:16 | 显示全部楼层

问题又来了,在上论《公冶长》篇中,我们看到子贡说过:“【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子贡也已经提出他的推己及人之恕道。他说过“我不希望别人给我的;同样的,我也不想转加给别人。”可见他早已在实行恕道。可是在这里孔子却说,子贡啊!这不是你能做得到的。现在孔子反而教子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与子贡的前言,又有什么差别?难道孔子老是摆权威,只有他的对,学生的话对了也是错吗?其实不然,子贡所提出的话,和孔子现在答的,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有文字上的不同,其意义是一样的。事实上,大有立足点的不同。  

子贡是说,我所不想别人加给我那些不合理的,我也同样的不想加到别人身上。这是以我为中心,我受到了妨害之后,才想到不要同样地找别人的麻烦。现在孔子说的,只要我自己发现不要的,便不要再施给别人。根本上在严格要求自身的净化,不要靠比较以后才想到别人。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其次,如果把这两节连起来讲,正好互作阐发,那便是“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便是孔子教授法的机锋锐利,等于后世禅门中一个故事:唐末诗僧贯休作了两句很得意的诗:“得句先呈佛,无人知此心。”他拿给一位禅门的老和尚看,老和尚反问他:“如何是此心呢?”贯休反而答不出来了。老和尚便笑说:“无人知此心。”这段孔子与子贡的对话,便同此一样隽永有味,值得深思反省。  站在书呆子的立场,专门研究自己的人生,我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做不到,随时随地我们会犯违背这八个字的错误。尤其在年轻一辈的团体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很多事例。前天就有一个正在服兵役的学生回来说,他三支牙刷,六条短裤,都被“摸”跑了。事实上自己根本有这些东西,可是就喜欢把别人的“摸”来,“摸”到了心里觉得很痛快。这种行为说他是“偷”吗?不见得这么严重。前天我们的楼梯口的一副门帘不见了。办事的人说被偷了,我说算了,一定是被年轻人“摸”去了。说他有意偷吗?他没这个意思。说他没有偷吗?年轻人有这种心理,摸来很好玩,很有味道,还在那里称英雄。东西被人“摸”跑了,心里一定会不高兴,可是自己有机会,也会“摸”人家的。过团体生活的时候,有的人洗了手,本来要在自己的毛巾上擦干净,看见旁边挂了一条,顺手擦在别人的毛巾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思想行为出来呢?这是小事,不能做到“己不所欲,勿施于人。”对于大的事,做到我所不要、所不愿承受的事,也不让别人承受,就太伟大了,这个人不是人,是圣人了。太难了!可是作人的存心,必须要向这个方向修养。能不能做到,另当别论。  这八个字的修养,要做到很难很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也就是【“己所欲,施于人。”后来佛家思想传到中国,翻译为“布施”】。施字上加一个“布”字,就是普遍的意思。佛家的布施和儒家这个恕道思想一样,所谓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就是布施的精神。【人生两样最难舍,一是财,一是命】。只要有利于人世,把自己的生命财产都施出来,就是施。【这太难了,虽然做不到,也应心向往之】。  

毁与誉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孔子说,我对于人,毁誉都不计较,即如说那个人说某人好,那个人说某人坏,很难据以定论。我的体验,不要轻易攻讦人,也不要轻易恭维人。人很容易上恭维的当。但是我总觉得恭维人比较对,只要不过分的恭维。对于自己要看清楚,没有人不遭遇毁的,而且毁遭遇到很多,即使任何一个宗教家,都不能避免毁。像耶稣被钉十字架而死,就是因为被人毁。而且越伟大的人物,被毁得越多,所以说“谤随名高”。一个人名气越大,后面毁谤就跟着来了。  曹操还没有壮大起来的时候,初与袁绍作战,情势岌岌可危,他的部下没有信心,认为会打败仗,很多人都和袁绍有联络,脚踏两边船,以便万一情势不对时,可以倒过袁绍那边去。他们往来的书信资料,曹操都派人查到,掌握在手里,后来仗打下来胜利了,曹操立刻把这些资料全部毁了,看都不看,问更不问。有人对曹操说,这些人都是靠不住的,应该追究,曹操说,跟我的人,谁不是为了家庭儿女,想找一点前途出路的?在当时是胜是败,连我自己都没把握,现在又何必追究他们?我自己信念都动摇,怎能要求他们?如果追究下去,牵连太广了,到最后找不到一个忠贞的人,不必去追问了。这也是曹操反用恕道,故意作到能够宽容人。其次古人的句子:“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人与人相见,三两句话就说起别人来了,这是通常的事,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如果作为一个单位主管,领导人的人,要靠自己的智慧与修养,不随便说人,也不随便相信别人批评人的话,所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个攻讦人的人,他们之间一定有意见相左,两人间至少有不痛快的地方,这种情形,作主管的,就要把舵掌稳了,否则就没有办法带领部下的。另外一些会说人家好话的人,中间也常有问题。李宗吾在他讽世之作的《厚黑学》里,综合社会上的一般心理,有“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办事二妙法”,所谓“补锅法”、“锯箭法”,都是指出人类最坏的做法。有些人最会恭维人,但是他的恭维也有作用的。  近代以来,大家都很崇拜曾国藩。其实,他当时所遭遇的环境,毁与誉都是同时并进的。因此他有赠沅浦九弟四十一生辰的一首诗:“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这是说他们当时的处境,左边放了一大堆褒扬令、奖状。右边便有许多难听而攻击性的传单。世间的是非谁又完全弄得清楚呢!多了这一头,一定会少了那一边,加减乘除,算不清那些帐。你只要翻开《庄子》书中那段屠羊说(人名)的故事一看,人生处世的态度,就应该有屠羊说的胸襟才对,所谓“万事浮云过太虚”。  孔子这里说,听了谁毁人,谁誉人,自己不要立下断语;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有人攻讦自己或恭维自己,都不去管。假使有人捧人捧得太厉害,这中间一定有个原因。过分的言词,无论是毁是誉,其中一定有原因,有问题。所以毁誉不是衡量人的绝对标准,听的人必须要清楚。孔子说到这里,不禁感叹:“现在这些人啊!”他感叹了这一句,下面没有讲下去,而包含了许多意思。然后他讲另外一句话:“【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夏、商、周这三代的古人,不听这些毁誉,人取直道,心直口快】。走直道是很难的,假使不走直道,随毁誉而变动,则不能作人;做主管的也不能带人。所以这一点,作人、做事、对自己的修养和与人的相处都很重要。  【《庄子》也曾经说过:“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真的大圣人,毁誉不能动摇。全世界的人恭维他,不会动心;称誉对他并没有增加劝勉鼓励的作用;本来要作好人,再恭维他也还是作好人。全世界要毁谤他,也绝不因毁而沮丧,还是要照样做。这就是毁誉不惊,甚而到全世界的毁誉都不管的程度,这是圣人境界、大丈夫气概。  据历史上记载,有一个人就有这股傻劲,王安石就有这种书呆子的气魄。王安石这个人,过去历史上有人说他不好,也有人说他是大政治家,这都很难定论。但是王安石有几点是了不起的,意志的坚定,是一般人所不能。他有过“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惧,祖宗不足法,圣贤不足师”的倔劲。没有把古圣贤放在眼里,自己就是当代的圣贤,可见这种人的气象,倔强得多厉害。相反的,说他是魔道呢?但也难下断语。【他一辈子穿的都是破旧衣服,乃至他当宰相时候,皇帝都看到他领口上有虱子。眼睛又近视,吃菜只看到面前的一盘】,生活那么朴素,可是意志之戆,戆得不得了。他对毁誉动都不动,表面上的确不动,实际上内心还是动的。所以这一段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能够做到毁誉都不动心,这种修养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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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21 08:54:57 | 显示全部楼层

出入无车少马骑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这是孔子对于时代文化在演变中的一个感叹。他当时研究中国上古文化,就说恐怕以后研究更困难了,史料都丧失了。他还很幸运看到古代历史残缺的资料。举一例说,古代有马的人,借给别人骑,现代对于这一点资料都很难找到了。所以今后对于上古史,无法研究。因此孔子当时把中国的历史,暂时斩断了,整理《书经》时便从唐尧开始,事实上尧以前还有史实的。如果照旧的方式研究,尧以前就有两百万年的历史了,至少至少有一百多万年。自伏羲、神农下来,从黄帝开始到现在是五千多年,从尧、舜开始到现在是三千多年,中华民族究竟上面已经有多少年历史,这很难讲。  不过最近从外国翻译过来的关于外太空科学的新书,已怀疑的确有外太空人,证明人类不是由猿猴进化而来;而且证明人类文化历史至少有一百多万年。这些资料反而证明中国古代的传说都对了,可惜西方人的研究,都不懂中国这方面的资料。而我们自己的学者,恨不得把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越缩短越好。我们拿旧史来读,就晓得有一百多万年。从伏羲画八卦到黄帝这一段,到底有多少年,还不知道,至少有好几万年。孔子删历史,从唐尧作断代的开始,是因有资料可查的,所以才从尧开始,可是后人对于这一部分资料还怀疑不信。现在这几十年来,我们学说上犯一个“疑古”的毛病,把自己文化都破坏了。最近全世界的学说,和我们以前一样“崇古”了,这又看到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了不起。现在外太空科学、星际科学的新发现,很多地方值得注意的。讲到这一段,孔子说从残缺的史料中“【有马者,借人乘之。”可见古代社会,彼此之间的互助精神非常好】。换句话说,自己有车子,邻居要用,尽管去用,这是说以前社会的厚道。这是孔子随便举例,不是说以后的人就没有这种厚道了,这意思主要是说,这一点残缺的文字,他还看到了,但当时一般人对上古时代的研究,资料就不够了。如此而已。并不是孔子没有马骑,向朋友借不到,便生气了。  
小忍与大谋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这两句话很明白清楚,就是说个人的修养。巧言的内涵,也可以说包括了吹牛,喜欢说大话,乱恭维,说空话。巧言是很好听的,使人听得进去,听的人中了毒、上了圈套还不知道,这种巧言是最会搅乱正规的道德。“小不忍,则乱大谋。”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人要忍耐、凡事要忍耐、包容一点,如果一点小事不能容忍,脾气一来,坏了大事。许多大事失败,常常都由于小地方搞坏的。一个意思是,作事要有忍劲,狠得下来,有决断,有时候碰到一件事情,一下子就要决断,坚忍下来,才能成事,否则不当机立断,以后就会很麻烦,姑息养奸,也是小不忍。这个“忍”可以作这两面的解释。  这两句话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一个思想言论,如果认为是小小的事情,无所谓,滥慈悲,滥仁爱,往往误了大事。我们看孔子自己的作为就知道,他在鲁国当司寇的时候,虽只干了三个月,但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杀少正卯,就是因为他言伪而辩,可以乱正。现在有一派反孔子的人说,孔子杀少正卯是为了自私,因为少正卯思想、学问比他好,学生比他多,他吃醋了,把少正卯杀掉。这些论调,初听似乎很有趣,事实上少正卯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孔子的学生也常常跑去听他讲,当时被他诱惑去了的也很多,所以指孔子为了报复而杀少正卯。这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天下写歪文章的人,笔锋都很厉害,很吸引人,有煽动性;而正派的文章,不易吸引人,好东西写成文章不吸引人;但那些歪才对于正派的东西却写不出来,这也是怪事情。写煽动性文章的,都是少正卯这一类的人,这类人不一定站得起来,可是他的文章会鼓动社会风气,乃至影响整个社会。所以人的讲话、文章,如本身没有道德基本修养,便成为巧言乱德。对于这种事,孔子认为一定要处理,否则成为姑息养奸,也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  我们对“小不忍,则乱大谋”作了这两种解释,姑且可以这样分开来运用:处事的时候,“忍”字可作“决断”用;对人的时候,“忍”应该作“忍耐”、“包容”的意思来用。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这是从毁誉的问题讲下来,一直讲到这里,孔子又说,大家都讨厌这个人,不要随便相信,必须自己加以考察判断;大家都公认为好,都爱好他,也不要受蒙蔽,一定要自己再观察他。如果我们以这两句话,来印证个人的经历,对于小的事情,每人都很多,有些学者、文人,学问都很高,但也最容易受情感的蒙蔽,容易情感冲动,于是在观察方面、判断方面,往往会错误。这两句话,扩充起来,可以引证很多历史的事实。  现在我们退回来讲个人修养方面,作一个领导人,对于自己的干部,不要完全受别人的影响,自己要观察得清楚,如王莽,当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篡位以前,上下左右,没有一个人不说他好,后来哪晓得一变而成这样坏。读这一则历史,就是很好的证明。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这是上面这几段中的主干思想——人的问题。一切人事、一切历史,都是人的问题。人才能够弘扬道。所谓道,就是真理,这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呆板的,它不能弘扬人,须要人培养真理。这就是重点。所以孔子始终讲的是人文的文化。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这是孔子对于过错的看法:一个人有过错不要紧,只要能改,能改过就好了。如果有过错而不肯改,这就是大过,真正的过错了。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日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孔子提供自己的经验,他说他自己曾经为了研究一个问题,因而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专门自己用思考去研究,结果发现没有用,不如去求知。因为须要知识配合思想,所以要多读书,多思想。  上论也提到过:思而不学也不对,学而不思也不对。一个有天才、有思想的人,首先要注意多读书、多求学。自己以为自己是天才,聪明了不起,如果多读书以后,自己就会变得非常谦虚了。常常【我们自以为是一个大发现,多读了书以后,才知道古人早就讲过了,知道了,原来我们并没有超越古人,而且古人比我们所知道的还更多得多】。

譬如【唯物思想,中国文化里早就有过,不过没有这么多,只一点点原则,经过研究,知道是不能成立的】。还有西方很多东西,我们以前都有过,可是都没有加以发挥。现在年轻人搞思想,都想创作,可是就创造不了,所以知识与思想要配合起来。

学问思想配合好了以后,接着孔子就说:  

几人忧道不忧贫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我们大家都习惯地会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原文就是孔子说的。说一个真正有学问,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君子,只忧道之不行,不考虑生活的问题;比如耕种田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好好的努力,生活总可以过得去,发财不一定。只要努力求学问,有真学问不怕没有前途、没有位置,不怕埋没。“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是很好的格言,人生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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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22 13:14:16 | 显示全部楼层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这是讲到学问、修养在处事时的一些标准。有智慧,有眼光,看得准。譬如买股票吧,眼光看到了,买进来,赚了钱,可是又想贪多,这时候不能把握住自己,不知道煞车,最后还是赔本了。人生的一切大小事情,事业前途,作人处世,都是如此。  眼光看得准,创业容易;在春风得意、该煞车的时候也能煞住,则是最高修养。可是在这个时候的人,总是不肯煞车的,只顾向上面冲,结果得到的,必定会失掉。老子告诉我们的“功成、名遂、身退。”要做得恰到好处,至少先稳定这个阶段。这样好像是手段了,但手段与道德,差别在于内心:走恕道,替别人着想,多为人,少点私心,就是道德。如果智慧够了看得准,“仁能守之”,也拿得稳,但是不“庄以莅之”,内心上没有真正庄敬,口头说为社会、为别人,人家还是不服气的。做到了“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这三点以后,外在的行为动作,还要处处守礼,有礼貌,有法度,有规矩。做到了这四点,作人、做事、从政、修养、事业,才能尽善尽美,否则总归有问题。如果以这四点,观察工商业的社会,也是一样,不能违背。有些人赤手空拳,本事大得很,当时很发财,但有许多人“仁不能守之”,又看见他掉下去,只这二十年中,就不知多少实例。  

器小易盈  

下面又转入因人论事。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这段话有两方面的意思。我们研究起来就感觉到这则名言的深度。如配合人生的经验,一生用之不尽,受用无穷。头一段“君子不可小知”的“小知”,以客观而言,我们对伟大成功的人物,不能以小处来看他,等他有成就才可以看出他的伟大;相反的,就是小人看不到大的成就,小地方就可以看出他的长处。以主观而言:君子之大,有伟大的学问、深厚的修养、崇高的道德,看事情不看小处而注意大处。小人则不可太得志,如果给他大受,他受不了,小地方他就满足了。  

这是两种观点的解释,如果在人生体会上,我们看到过许多的聪明人,年纪轻轻一得志就完了,这就是“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有许多人有真的智慧,要看大节,在大节处能受,就是大根大器。记得古人有一首刻划人生很清楚的咏松诗:“自少齐埋于小草,而今渐却出蓬蒿。时人不识凌云干,直待凌云始道高。”这首诗是讲一棵松树的幼苗,当小的时候,和一般的草一样,都埋在那里,谁也想不到,这一片小草里的这株幼苗,几十年、几百年以后,会成为那么高大的树。但它在当时是慢慢的出头,比小草只高一点,当时的人也绝认不出,它将来会变成神木。一般人都等到这棵树长大了,高得看来差不多挨到了天了,才仰头来赞叹:“伟大啊!高呀!好!了不起!”人生也就是这样,当平常在努力的时候,就是那么可怜,没人了解,等到成功以后,各个都叫好了。看透了人生,只有自己去努力,到成功了,自然有人赞美、喊伟大。学问也好,事业也好,都是这样。  同样的,另外有首诗:“雨后山中蔓草荣,沿溪漫谷可怜生。寻常岂藉栽培力,自得天机自长成。”这首诗也经常写来勉励学生。中国诗有些很难读,字面上看来是描写景物,一幅不相干的图画,实际上含有很高的哲学道理。像这首诗说,下雨以后,山里的草,很快的青青翠翠普遍长了起来,沿溪漫谷都是,绿成一片。这样多普通的草,谁去种它?谁给它肥料?都是自得天机自长成的。我们人也是如此,像当年红叶少棒队,到日本比赛胜利了回来,大家都捧他们。可是当年他们在台东深山里练习的时候,石块当球,树枝作棒,岂不是“沿溪漫谷可怜生”吗?后来胜利凯旋游*行,大家都认为是我们的光荣。他们的成功不就是“寻常岂藉栽培力,自得天机自长成”吗?人生也是如此,对孩子们的教育也是如此,要使他受得艰难,要给他“自得天机自长成”的环境。父母的爱护过分了,恰恰是毁了他。我们看了这两首诗,就可以了解小知大受的道理。伟大成就的人,都要从艰难困苦中站起来,不要被小聪明自误,更不要短视。所以《论语》上记载圣人之言了不起的地方,像一具很好的古董放在面前,它不受时间、空间的影响,越看越美,从任何角度看,都觉得有新的发现。现在的工业产品就不一样,初看很漂亮,多摆两天就完了,很讨厌了,非把它毁掉不可。古书就有这个道理,它的含义使我们多方面去发觉、体会。对这几句书,我们有时不必一定说是哪方面看法,要在人生中多加体会才对。  

烫手的山芋  接着由为人处世,再讲到政治的道理。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他说,一般人一提到仁义的事,那种惧怕的心理比怕水火还更厉害,水会淹死人,火会烧死人,所以人看到水火会怕。孔子说:我看见过人跳到水里被淹死,跳到火里被烧死。仁义没有这样可怕,真去做的话,不会被饿死的,真仁义还有好处的。可是人害怕,不肯去做,所以叫人做坏事很容易,叫人做好事反而怕。但没有看见人因为做好事而死,没有做好事的人,倒是死得更惨。  上星期中,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功名富贵也蛮高的老先生们谈起,我说如果关起门来讲,孔孟之道也好,仁也好,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是可怕的。【试问孔子为什么老是讲仁?不但孔子讲仁,老子、庄子也讲,可见我们这个民族不仁的太多,不孝的太多,所以他们才讲仁、讲孝】。

【等于西方文化,当年独裁得太厉害,所以讲民主、讲自由】。假使一个社会,民主太过了,自由太过了,你看他们还讲不讲自由民主?那时他不需要民主自由了。可见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很难弄的民族,就是不仁慈、不孝的太多,所以孔子教大家要仁慈,要行孝。教育就是大众思想的反映,这是事实。研究春秋战国时代,权力之争,父子、兄弟之间都不认,有什么亲情?有什么爱?因此孔子讲仁呀!孝呀!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好地方是了不起,关起门来反省,实在难弄。我们是这个民族的一分子,就更深深的了解,不好办。这里孔子是说一般人的心理,讲到仁慈就怕得很,生怕吃亏,孔子就讲了一句幽默话,说没有看到谁跳过仁里被烧死淹死的,这就是说一般人不肯行仁道,道理很会讲,做起来很难。那么要用什么精神来做呢?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这句话又有几个观念。先解释文字:当仁义所在的地方,都可以反对老师,老师错了还是错了,并不见得老师一定对。老师做得不仁,就不对。另一个观点,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教育,并不是专制教育。他这句话就是告诉学生,只要认真理、认正义。真理对了,正义对了,就不要考虑我这个老师怎样了。也等于西方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说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他当时与他的老师柏拉图,发生了相左的意见,这种意见相左,并不是对老师不尊敬。真理所在,对于老师的意见,也没有办法同意的。这就是做学问的精神,把皇帝的意见都碰回去。不管是老师或皇帝,正义所在一定要争,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必守的信条。但是有一点: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  

这个“不谅”不是不原谅,是说一个君子,要真正的诚敬而不能马虎,不能随便的违反了正义。接下来: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为人干部,为人臣下的时候要敬,就是现在讲的“负责任”,先真正能负了责任,然后再考虑到自己待遇、生活的问题。假使说为了待遇生活而担任这个职务,那是另一观念。一个知识分子做一件事,并不一定为了吃饭。一个人吃饭、生活的方式很多,所以要认识清楚,做事是为了责任问题。  

子曰:有教无类。  

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不需要解释,这是孔子的教育精神。他不分阶级,不分地域,不分智愚,只要肯受教,以人文文化为基础,一律谆谆教诲。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可是有一点,思想目的不同,没有办法共同相谋。但并没有说一定要排斥。没有办法互相讨论计划一件事,只好各走各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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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23 09:18:50 | 显示全部楼层

花果枝叶  

子曰:辞,达而已矣!  

说话、文章都是辞。当然,写文章要成为一个文学家很难,说话要训练得擅于言词,擅于演讲也很难。虽然不要求太华丽,但是有一个主要的目的,那便是能够真正表达自己的意思。在人生的经验上,有许多人真爱说话,开口就是一大篇,可是讲了半天,不知他讲了些什么。写文章也是一样,许多人面对稿子,心里说“我要写文章”,十分精神中七分在担心写不好,花了半天时间,两行都写不下来。其实不要管这些,心里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写完以后,再增删调整一下就好了。所以孔子说的“辞,达而已矣!”真正的好文章,是表达意思,好的文章不要“作”的,雕凿起来就不行了。这一句同时呼应上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话,说明文辞不过是学问的枝末。  
下面是结尾了。这一篇开始是卫灵公向孔子问军事,孔子不愿答这个问题。下面结论,就是点出人文之道的重要。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师是古代很重要的文化官,管音乐艺术的大乐师。【在春秋战国时代,乐师与后来的太史令同样重要,因为古代非常重视礼乐文化】。这个名叫冕的大乐师来看孔子。【古代的乐师,多半是瞎子】,孔子出来接他,扶着他,快要上台阶时,告诉他这里是台阶了。古代没有桌子板凳,席地而坐,就是后世日本的榻榻米一样。到了席位时,孔子又说这里是席位了,请坐吧。等大家坐下来,孔子就说某先生在你左边,某先生在你对面,一一很噜嗦的告诉他。  等师冕走了,子张就问,老师,你待他的规矩这样多,处处都要讲一声,待乐师之道,就要这样吗?孔子说,当然要这样,我们不但是对他的官位要如此;对这样眼睛看不见的人,在我们作人做事的态度上,都应该这样接待他。  

从这一点,我们想到,很多伟大的教主们,常做这样的事。佛经里就有这样一个故事:释迦牟尼有一个弟子,眼睛看不见,但还是自己缝衣服,有一天他穿不起针线来,就在那里大声叫,要求同学帮忙他穿一下针线。但是他的同学,那一班罗汉们,都在打坐入定了,没人理他。释迦牟尼这位老师,就自己下来帮他穿好针线,交给他手上,教他怎样缝。这个学生一听到声音,才知道是释迦牟尼。他说,老师怎么亲自来?释迦牟尼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而且马上对所有的弟子们上了一课说,人应该做的,就是这种事,为什么不肯帮助残废的人、穷苦的人?训了一顿话。  

所以我说《论语》是连贯的,这一篇由第一段,孔子不肯答复军事的问题,一直讲到作人处世,结论是要帮助残废孤苦的人。而且又以孔子接待大乐师的事,烘托出国家的根本在礼乐。可见每篇的编辑、安排都是恰到好处。我们读完全篇以后,再一想,余味无穷,也代表了孔门的思想,孔子的精神——教人学问的道理究竟在什么地方。  另外还有一点关于这一段的附带说明。就是【我国古来的大音乐家,差不多全是瞎子。像师旷为了要使自己的音乐素养更上层楼,他觉得眼睛外视容易使精神耗散,所以将自己的双眼刺瞎,结果果然成为中国的一代音乐宗师】。这个道理也就是中国道家修持的理论——“【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不见可欲,其心不乱】”。因为一个人的精神及生理,都是靠食物来补充,但又由思想、九窍消耗。而补充的永远比不上消耗的,所以人才有衰老、死亡。这些都是由大乐师的眼睛而引起的,暂且搁置,以后如有机会,再谈这个理论的正确与否。    下一篇:《论语别裁》 第16章 季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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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25 09:46:50 | 显示全部楼层
《论语别裁》 第16章 季氏

兴灭继绝  

根据我们研究的方针,这里第十六篇与上论第六篇《雍也》有互相呼应的关系。第六篇讲《冉雍》——仲弓,孔子提到他有王者之气,有帝王之才。现在这篇书,是讲到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要点。听说现在这篇书的开头一大段,编进了高中的国文课本里,成为很重要的一篇文章。这段书,就有很多个重点:它含有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精神、中国文化的政治观念。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道德,是不喜欢侵略人,而且更不主张别人去侵略人。另一个重点是说臣道,一个国家重要的大臣,对大的政治决策,关系非常重大,中间一点都不能马虎。如孟子所讲的义利之辨,要时刻注意。看了历史上的这许多道理与真实的事情,也可帮助我们了解今日世界局势的演变。譬如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下台,日本首相田中的下台,三木的上台,这些在一个研究历史文化的人看来,就是活的书本,能使我们对自己古典的书,了解更深切;也更了解世界的事情;对过去、未来,是一个很好的对照,这是真正的学问所在。假使只在书本上看文字,这种学问没有用,的确是书呆子。所以有时候我很不同意年轻人只知道专心念书,这样会把他变成书呆子,埋没了人才。但我同样不同意不念书,有天才而不念书,遇到事情要处理的时候,就不知道怎样处理,因为他不懂原则。学问与才能要配合起来。现在这个时代,给我们许多启示。  我们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思想,据我所了解的——为什么说据“我”所了解的?这里我有一个声明:天下学问、事情,我所了解的很有限,有许多事情我不知道,所以我要说明是据我所了解的。全世界的文化、政治思想中,恐怕只有中国人有这个精神,中国民族文化的这个精神叫【“兴灭国,继绝世”】。

孔子着《春秋》的历史精神大义所在,就在这里,这是我们几千年来的民族文化精神。所谓“兴灭国”,在春秋战国以前,“国”是个地方政治单位,诸侯分封为“国”。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还有上百个国。有些小国不算,大国也有几十个。在过去中国这个制度,就是所谓的“封建”。“封建制度”,中西截然不同,上论中也曾讨论过。而中国的封建,以宗法社会氏族为中心,就是血统为基础,并不是西方的封建,以奴役、权势为基础。  封建这个名词,几十年来的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封建这个名词的时候,也好像在基本上对中西封建之不同,没有正确的认识。这不止是一个笑话,它甚至影响到国家这六十年来所遭受的巨变和痛苦。  过去历史上的这些诸侯之国,当其中一个国家快要灭亡了,乃至已经灭亡绝后了,其他的国还要找到这国家的后人,扶助他起来复国,这就是所谓“兴灭国”。“继绝世”,是这个国家即使绝后,也要想办法使他继续存在,这就是中国文化对于国际政治的精神,也就是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精神内涵。  例如【汉高祖刘邦,在他统一天下以后,又为秦始皇,以及楚、魏、齐等灭国无后的想办法使他续绝】,《史记·高祖本纪》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厘王、齐湣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家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以汉高祖的为人来讲,素来具有豁达大度的胸襟,自然便合中国文化精神的大原则,所以刘邦后人,在中国历史的政权上,能够先后达四百年之久。凡我黄帝子孙,固当有此认识才是。  大家研究三民主义知道的,这种精神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中所没有的。因此我经常跟外国朋友说,试看中国历史,除了南北朝、五代这些边疆民族称王称帝乱搞以外,【正式的朝代,汉、唐、宋、明、清,中华民族从来没有主动的发动过,欲图灭亡邻国的子孙、土地,以并入我们版图的侵略战争】。即使别的国家出了问题,如过去的附庸国家安南、暹逻、朝鲜等等,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派兵辅助他平定他国家的内乱,但是我们一定撤兵回来,另外替他们选择一个好的皇帝,政权交回他们自己好好管理,任何条件都没有,只要他们俯首称臣,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我们当时要求这些附属——外藩的国家——进贡,自己是要赔本的,而且赔得相当厉害】。还有些地方是重译来朝的,就是过去有一些边远民族,如印度、波斯这些民族来朝,要经过两三种文字的翻译,才能译成中文;中间经过许多国家,都还要到中国来。就如唐代诗人杜甫的名句中所说“万国衣冠拜冕旒”。汉、唐的文化,就有这样伟大的局面出现。因此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华侨社会都称“唐人街”,就是唐代文化精神的遗响,英文的China就是大秦帝国的译音。当年外藩来朝,我们回送的礼物,比他们送来的多得太多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所以这种“兴灭国,继绝世”的思想,至少在我所看到的,世界上所有国家,除了我们中国,任何外国都没有的。所以我们不但不想侵略别人的土地,也不想占有人家的土地。【目前有一点,许多的强国想控制人家的经济市场,而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  族姓的家谱  这个思想,向大的方面演变,成为国际政治哲学。小则个人家族方面也有这种精神。我们中国人,每一姓氏在祠堂中都有一本家谱,又名家乘。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少有看到过,但是我很幸运的看到两次。一次是小的时候,刚好宗族的会议,由族长——在辈份最高中年龄最长的人,开了祠堂修家谱。家其中记载着祖宗的来源,有许多追溯到周代,因为周代的子孙分封各国,以地方为姓;有的还远溯到轩辕,以证明自己的确是黄帝的子孙;就以台湾人数最多的林姓来说,他们的家其中就记载着林姓的始祖——第一个祖先为林坚,是比干的儿子,与纣王是叔伯兄弟,比干是纣王的伯父。现在录一段林姓家谱最前面的世系表(一至七如下图):  林姓家谱早期世系表第一表    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    (唐)(虞)    弃(又名后稷)    玄嚣——蟜极——帝喾——契——昭明    放勋(又名尧陶唐氏)    轩辕——帝挚    舜之派    昌意——颛顼——穷极——敬康——禹之派    第二表    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   (虞)(夏)    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    第三表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振——微——报丁——报乙——报丙 ——主壬    第四表    十六世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廿世  廿一世     (商)    外丙     (又名汤) 沃丁    主壬——主癸——天乙——天丁——太甲——    仲壬太庚    第五表    廿一世  廿二世  廿三世  廿四世  廿五世  廿六世    小甲仲丁    雍己外壬    太康——太戊——河亶甲——祖乙——祖辛——祖丁    沃甲——南庚    第六表    廿六世  廿七世  廿八世  廿九世  卅世  卅一世     (殷朝)    阳甲    盘庚    小辛祖庚——廪辛    祖丁——小乙——武丁——祖甲——庚丁——武乙    第七表    卅一世  卅二世  卅三世  卅四世    微子启    帝乙——仲衍    受辛(纣王 )    武乙——太丁——比干——林坚(林姓始祖)    (河南) 这七个表,都是林姓以前的族系表,一直到林姓的第一个祖先为止。以后以林坚为主,也是依照这个形式列表。我们现在叫这个形式的表为系统表,就是根据“族系”的名称而来。修家谱的旧例,是每五世列一个表。家族血统,就靠这样记载,就这样繁衍开来,因为繁衍得太多,支派太众了。于是后来同是姓林的,福建的林家和山东的林家,家谱会不相同,其情形就和上面的表一样。林家的家其中对受辛、仲衍、微子启的后代就不再记载了,而由受辛、仲衍、微子启的后代去记载。但一直追溯上去仍然会追溯到比干、帝乙而及于太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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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26 09:03:21 | 显示全部楼层

  【孔孟曾颜的通天谱】  

但是后世各宗族修家谱,【有四姓是所谓“通天谱”的,意思是普天之下,全世界只有一种家谱的。这四姓就是孔、孟、曾、颜】。这四姓的祖先都分别追溯到孔丘、孟轲、曾参、颜回四大圣贤,而这四家的家谱,所排的字辈——就是辈分命名所用的字——也完全是一样的。这件事看起来好像与国家民族无关,实际上充分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崇高文化,重视血统的精神。  说到字辈,是修家谱的重要工作之一。【以前每三十年修一次家谱。即使衰落的家族,最多不能超过六十年,一定要修一次家谱。在修谱的时候,就要决定排出新的字辈】。以蔡家的字辈为例是“世泰家声启,运隆教泽长”十个字。在1944年修谱的时候,就另外决定了新的十个字,作为后十代命名用的,假如本人名“世”信,儿子则名“泰”来,孙子名“家”珍,曾孙名“声”传,玄孙名“启”伟。由名字上一看,就辈分分明,尊卑有序。在同辈中,也有不同字用同一部首的。如启字辈的同胞兄弟姊妹,兄弟名启伟、启仕、启优、启侠、妹妹用启侬、启仪、启仙等等。这种表明血统的方式,后来更扩而充之,作为表明文化系统、社会关系的方式。如过去北平的科班、今日几所戏剧学校的学生所用的艺名,王复蓉、李复初,一看便知是复兴剧校复字辈的学生。刘陆和、赵陆锦,不外是陆光的陆字辈学生。又如近代特殊社会的所谓大字辈、通字辈,都是这个精神,其中有很多很多功用。  红蓝画线鬼哭神号  在家其中,如上表可以看到祖宗的来源,像比干的旁边注了河南两字。又如我是浙江人,我们南姓怎么由河南一带到浙江来的?是南宋的时候南渡到浙江来的,等于我们这次跟政府来台一样,当时随政府到浙江的,然后历代祖先,有谁到那里去了,都有记录。有一次我在某处看到一家叶姓人家修谱,发生的怪事真多,我们小孩子听了都害怕,夜里他们祠堂中会鬼哭神嚎。因为有的人传了几代以后,没有孩子了,在家谱上他的那条直线就要断了。照老规矩,出嫁,就注“适张”、“适李”,看得清清楚楚,这是几千年来宗法社会的成规。  宗法社会的组织,就有这样严密,对于个人的名、字、号、谥法、事业、行状,等于一篇小传,在家其中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在家谱族系表的线都是红的,如果中间看见一条蓝线,就是很严重的事情了。因为红线是代表血统;如果是蓝线,就是表示没有生孩子,而是由兄弟的孩子,即侄子过继来承宗祧的;如果没有兄弟侄子,由外甥(妹妹的孩子)过继来延接香烟的,则加双姓,一般是本姓血统最近的过继(也叫承祧)。其中也有一子双祧的,如兄弟两人,哥哥无子,弟弟也只有一个孩子,那么这个独子,就同时是伯父的孩子。而且除了生父给他娶一个太太外,伯父也给他娶一个太太,称为长房媳妇。(当然,弟兄排第几,就是几房)。那么长房媳妇生的孩子,就是伯父的孙子,本房媳妇生的孩子,为生父的孙子。如果没有叔伯兄弟,就从叔伯祖的后代同辈中承祧,一直追溯到五代上去。如果外甥过继承祧,要经过族长的同意才可以,而且过继来的第一代要加双姓。如张家由李家外甥过继而来,在家其中的蓝线下就写张李某某。所以有的人没有后代的,就叫这一家修平时修不下去了,晚上就听到鬼哭。负责修谱的人就要想办法,使他的宗祧延续下去。  后来,我从外面回到故乡,奉父亲的命令负责主持修家谱,不敢推辞。这件事是非常严重的,半点都马虎不得,稍有不清楚,稍有怀疑,参加修谱的人必定要亲自去这一家访问。假如有一家迁到江西去了,就要亲自去江西寻找,在江西好不容易找到了,可是这家子孙又到湖南了,又要追踪到湖南访问。我的经验,去访问时,有的人会讨厌你,但大多数人非常欢迎,非常礼遇,不但供给食宿川资,以贵宾长者相待,还有的送红包。可是送红包的当中也会有作用的,譬如他家的名字下,本来应该画蓝线的,送个大红包请求替他画一根红线。但这是宗族的大法,修谱的人不敢乱来,而且作了弊有鬼找上来惩罚,可吃不消。  在人类学的立场看起来,好像红线或蓝线没有多大关系,“民胞物与”的精神,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谁的儿子都是一样;可是站在宗族血统的立场,就绝不敢以开放的思想来做。还有的人声明不是外甥,是“路边妻”生的孩子。所谓“路边妻”是有的地方有租妻的风俗,租一个妇人来,生下孩子以后,将孩子交给男方,各走各的路,没有夫妻关系。可是怎样去证明呢?“路边妻”等于西藏的多夫制。【在西藏有一夫一妻制,有一夫多妻制,也有一妻多夫制,一妻多夫有的是兄弟同妻,也有的是一个妇人同时是张、王、刘、李几家的太太,女权很高】。所以“路边妻”的孩子,碰到几家修平时就发生问题了,因为无法证明这个孩子到底是哪一个丈夫的。但无论是红线或蓝线,有一个最主要的精神,就是“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对于没有后代的,一定想办法把他的宗祧继承下去,香烟延续起来,这是中国民族思想的精神,大家必须注意。  我曾和许多老朋友谈起,问他们有没有修家谱,看家谱的经验。他们有的七八十岁了,都说没有,而我很幸运,一生中有过两次。不过有一件很遗憾的事,每一宗族的家谱,依照老规矩,仅有两部。正本放在祠堂里,副本放在族长的家里。如果为了法律问题或者宗族上其它什么问题,要查家谱的时候可不容易,非要全祠堂的董事、负责人到齐了,才可以打开这个藏家谱的箱子。我当年在家里修家谱,一位朋亥告诉我,他当时回去修家谱,有所变革,不像以前那样有半张书桌宽大的正副两本,而变成了现在的二十四开本,同时印了一百多套,凡是出了钱的,或一家送一套,或三五家送一套,以资流传。他这个办法很新,可是我做不到,因为我们南家的老辈们非常保守,对于祖上留传下来的规矩,不敢改,没有办法开这个新风气,所以我非常佩服他这点,真高明。事后我真有点后悔,我当时如果也这样做了,老辈们顶多不高兴,也不会对我怎么样,不过说我思想变了,家谱和印书一样,印这许多给人家看。其实现在想起来,我这位朋友的做法是对的,恐怕现在有许多人的家谱已经没有了。  不过到台湾后,也曾听人说过,在抗战前后有些宗族修谱,都是和我那个朋友一样,除了祠堂的公款以外,办理预约,订出一个价格,凡是本宗族的家庭,愿意捐若干钱以上的,就领一部,谓之领家谱。有钱的人家领一部,也有几家合领一部的。所捐的钱,绝对超过预订的价格,甚至有的超过十倍以上,以表示对祖先的孝道,为宗族尽力。领家平时,非常隆重恭敬,视为一种光荣,除了用古典鼓乐,到祠堂中恭领,如迎神一样,而且当天还要设宴,邀请诸亲友,因为这也是一件喜事,宗族、亲戚、朋友、邻居都会来道贺。领回的家谱放在“谱箱”里面,供奉在祖先牌位的旁边,是不能轻易打开的。如果是几家合领的家谱,就由合领的几家轮流供奉保管,一家以一年为期,对这件事是非常严肃庄重的。  

传统历史的资料  

家谱不但是为个人,而是为一家一族的宗法社会观念而存在;它更高的价值,在于其中有很多宝贵的资料。尤其在历史这方面,寻查个人的史料,像岳飞、文天祥这些人的传记,就是从他家乡中的家谱里,找出很多真实的资料与记载,这些资料在历史上很重要。换言之,家谱家乘,就是它这个宗法社会的一个小的历史。我们常说,大家都是黄帝子孙,就是各家循家谱研究,追溯到最后,黄帝是每一家族的根源。发展下来,就表现了“兴灭国,继绝世”的民族观念。  另一点,“兴灭国,继绝世”的观念,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文的侠义道精神。侠义的义,是义气的意思,也是从这个精神来的。我曾经提过,【仁义的“仁”字,在世界各国的文字中,有同意义的“同义字”。但是侠义道的“义”字,在世界各国文字中,都没有同义的字】,只有我们中国文化讲侠义、义气。这是对朋友的一种精神,为了朋友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朋友死了,应该对他的孩子负责教养,培养教育到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甚而有的公私机构,对于员工的遗孤,都还照顾培植。当然,现在社会这种情形比较少了。过去我就看到好几个朋友,这样照顾亡友的孤儿寡妇,一直到孩子长大成家为止。这种侠义的精神,路见不平的,帮助人的,看见孤苦给予援助,就是根据“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发展出来的。  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由“兴灭国,继绝世”的观念再发挥起来,就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文化许多与众不同的优点。尽管我们看见现在的这个社会,都感叹世风不古,好像特别势利、讲现实。但是据我所了解,凡是中国人,先天的在血统里面,下意识中,还是保存了这种“兴灭国,继绝世”的精神。只是因时代不同,教育方法不同,知识范围不同,而有衰微之征。一旦我们的国家民族,恢复到祥和安定,注意礼义教育的时候,我们的这种民族精神,是不会变的。常常我们在接触外国朋友时,就会反映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比如有一次一位美国朋友,在我家过中国的新年。谈笑中他说,有人说美国人有优越感,其实很冤枉,他曾经到过世界各国,据他研究结果,优越感最强的是中国人。我说我承认,而且我说你也不必再说了,你认为我是中国人中民族优越感最强的一个。他听了哈哈大笑,他又说,万一有一天,我的国家和你的国家成了敌国,而我们两个在战场上相遇,你将怎么办?我说,我会开枪打你,万一你死了,我也会抱了你的尸首大哭一场。打死你是因为你是我国家的敌人,大哭一场因为你是我的朋友。这虽然是说笑话,但我们自己研究我们的民族特色,有许多与世界各国文化所不同的特点,这些都是要特别注意的。也是讲《季氏第十六》这篇书之前,要特别先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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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27 10:07:36 | 显示全部楼层

侵略者的遁词  

现在讲到正文: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另一段鲁国的季家,已经说过多次,不再介绍了。当孔子时候,季家三兄弟将政权、军权、经济权都掌握在手里。虽然还不敢推翻鲁国的王朝,而鲁国的国君等于是傀儡。这次季家准备去侵略颛臾这个小国家。孔子的学生冉有,在季家等于是文人而兼武职带兵的,是季家的家臣。因此这一天和子路两个人来看孔子,向孔子报告,季家将有事于颛臾。这句话在古人的文章很简单,其实事情并不简单。冉有与季路为什么来的?他们不是不知道季家有侵略这个小国的野心,想并吞颛臾。但是他们两个人受了孔老夫子的影响,又是孔子的高材生,内心的看法,觉得季家这件事不对,而且做出来了,一定要挨老师一顿骂。可是这两个人到底不是孔子,季家这样做,似乎也未尝不可,并没有坚决反对;但又怕孔子知道以后吃不消。于是两个人来试探孔子的意向,两个人很妙,很滑头的联合起来看孔子。当然一开头不敢报告这件事情,先说一些别的事,最后才顺便提起,说季家将对颛臾有事情,有问题。到底什么事情?什么问题?没有讲,完全外交辞令。  孔子是明白人,一听就懂了,马上告诉冉有,叫他的名字,冉求!这件事情,恐怕你太过分了,要不得的,这是一种很大的罪恶。颛臾这个国家,是五百年前周武王分封诸侯建立的国家。当时在中国东方的边疆,还没有开发的民族,由他管理,而且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包括在中国的版图以内,是社稷之臣。(【那时所讲“社稷”这个名词,等于现在的国家;那时所讲的“国”,等于现在的地方单位】。)这里孔子是说颛臾这个国家,也是周天子所领导的天下的一分子。“何以伐为?”怎么可以出兵去打他,侵略他,企图吞并他的土地呢?这里称“伐”,是因为古代战争的名称,因性质而不同。征与伐是有分别的,所谓伐是对方不对,或者下面叛变,出兵去打他,称为讨伐。所谓伐罪,他有罪才可讨伐。颛臾根本是先王所封,有他的历史背景和地位,是东蒙之主,而且没有错,不过现在衰落了,怎么可以出兵去讨伐他?没有这个道理。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这是冉有在推卸责任。他本来是怕挨孔子的骂,先来备案的。他说,这没有办法,我们的老板要这样做,我跟子路两人,实在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吃人家的饭,不听人家的怎么办?其实这是冉有推卸责任的话,这里我们有两点可以看出来:  第一,看到孔子的教育精神。当时并没有党派的组织,但是孔子的弟子们,事无大小,对于孔子有宗教性的崇敬;也有现在对于政党组织政治性的尊重。每一件事不敢不向他报告。而孔子是一个平民,既无组织,又无权位,只是一种道德的感召,学生们不敢骗他。但是这件事情,非骗他不可,怕他不同意。第二,孔子与季家之间的关系对季家无所谓;而【冉有、季路不同,他们是孔子的学生,同时在季家是家臣】。这个举动,等于现在一个具有国际性的举动,他们怕将来的后果会挨骂,将来历史上会怎样批评更不知道,事情很严重,所以来向孔子报告。  而孔子即刻根据历史文化的道理、宗法社会的精神,告诉他们不可以这样,他们两人于是推托了,说是“夫子欲之”,自己并不想这样做。  

老虎出笼珠宝完蛋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这里是要点,就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点了。孔子听了冉求的话,就告诉冉求,根据以前管文化政治的周任的话:“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这八个字,有几个意义:  

第一,一个人做人家的干部,高级的干部也好,基层的干部也好,要把自己的力量尽量贡献出来;否则自己不愿意干的,就早不要干。这就是现在讲的责任问题。既然担任了这个职务,就要在这个班次之中,职位上面,贡献出力量。如果所提出来的意见,而结果人家的作为,违反了自己所提意见的真理原则,就宁可算了,可以不干,既然做不到就算了。中国古代许多大臣,认为政策错误了,拼命诤谏。唐、宋时代往往有这种事情,遇到皇帝不听自己的意见时,就把代表官阶的帽子自己摘下来,送还给皇帝,宁可不做这个官了,因为还要对历史、对老百姓有一个交代,既然进谏不听,只好走路。  第二,也可以解释成战争的哲理。就是说准备一个战争,把我们的力量排列开来,战争的行列准备好。在中国古代的军事哲学,与现在不同,对于失去了抵抗能力的国家,失去了抵抗能力的人,是不打的。从旧的武侠小说就可以看到这种精神。习武的人,不肯用飞刀、镖等等暗器,不得已一定要用时,也要在出手的同时叫一声“看镖!”就是要偷袭的时候,也通知一声:“你小心我要偷袭你了。”讲明的,所谓明人不做暗事,即使是对仇人,私下整人的事决不干。就是这样一种讲礼义的风格。【过去习武功的人,有五种不打的人,宁可受气,决不打——包括有老年人、乞丐、出家人、妇女、有病或残废的都不打】。流露出我们中国文化,在战斗的行为中,还有许多合于礼义的精神。个人的格斗、国家之间的战争都是如此。  外国文化中也有这些,不过形态稍稍不同而已。现代二十世纪末叶,东西文化都在大变迁中,可是据我所知道的,虽然在变,我们似乎赶不上人家。如美国嬉皮,美国认为不能让它形成问题。他们的教育,因为发生了嬉皮,就马上变了。我的孩子回来告诉我,加州有一所大学有两万五千名学生,就有一万五千名老师。一个老师管两个学生还不到,功课是紧得没有办法再紧了。在十年前只要读十本书就够的一门课,现在要读五十本书了。时代不同了,知识在膨胀,人要跟着走,所以现在没有嬉皮了。这是人家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国文化中《易经》上讲要变,要适变,要应变。但是我们现在一成不变,自己个人的修养、学问都是一样的。时代在变,我们不能墨守成规。人家的小学教育也在变,成为人盯人的方法,谁错了立刻严格纠正。举例来说,如果有一个小学生上楼梯,步伐不依规定而乱跑,老师一定把这个学生叫下来,训斥一顿,命令他规规矩矩,再走上去。又如教室门口的草地上清洁整齐,假使有一个同学丢了一张废纸,全班都不准放学,处罚整理环境卫生,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德育,我们的训导工作。现在人家做得非常严格。昨天我问美国一个办教育的朋友,他们这种办法是从哪里学来的。他说是因为发现嬉皮以后,考察全世界教育,发现苏联的教育,基础札实得很,受了这个刺激,所以他们统统变,要赶上苏联,胜过他。美国这种地方实在了不起。我们从“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这八个字,一扯扯到那么远,而道理就在这个原则之下,所以中国文化有许多道理,不要以为西方没有,人家还是有。  孔子引用了周任的话以后,对冉有和季路说,一个当宰相辅助诸侯的人,对外面的国家,应该扶危,像旧小说所讲的侠义道精神,应该“济困扶危”。人在真正困难的时候,是要人协助的。孔子说颛臾这样的小国,他的历史生命正在很危险的时候,像一个东西要倒了,该伸出同情的手,支持他一下,结果你们做不到,没有办法帮助人家。本来要你们去季家当家臣,不但要帮助自己的国家,同时也要帮助别人,而你既然做不到,违反了原则,又用你做宰相干什么呢?这是他在骂冉有。  孔子又说,而且你刚才说,这是季家要这样做,你们并不要这样做,这种话未免错了,毛病大了。我且问你“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呢?这两句话,是比方当时的时代毛病。虎,大家都知道是猛兽;兕也是一个独角兽,同犀牛一样,很凶猛的。这些猛兽就是应该用笼子关起来的,如果放出来就会吃人。一个国家扩充了兵力,就是要吃人。所谓军国主义的思想,如大战前的日本都是这种思想。像野兽出笼一样,当然要吃人,侵略人家,妨碍别人的生存。  “龟玉毁于椟中”,龟玉是古代经济财富的象征。乌龟的壳是宝贝,玉石等于现在的翡翠钻石,在匣子里整个毁了。换句话说,一个时代,到处充满了战争的武器,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老百姓生活成问题;对外扩充武备想侵略人家,内部自己国民经济崩溃了。这又是谁的过错?这是孔子骂他的学生,你是辅相,季家当然要那样做,而你冉有所受的教育是什么?结果还是做了,这是谁的错?这两句话,代表了那时代的现象。任何一个时代,在变乱的时候,也都是这个现象。  这是孔子对冉有的一顿训话,我的解释还是比较简单一点。如要仔细研究起来,每一句话,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很多要点。配合过去的历史文化,有很多东西可以发挥的。如与三民主义配合起来讲,这一段文章中有很多东西,内容非常丰富。诸位不妨多去研究、发挥。  孔子与冉求政略的论辩  冉有在被孔子这样训了一顿以后,他怎样答复呢?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冉有被孔子训得没有办法,只好讲了真话了。他这一套话是谋略家的思想,后来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谋略家也叫作纵横家,如苏秦、张仪这两位年轻的读书人,基辛格比他们差得远。  所谓纵横,还有个名词叫长短术,也叫作钩距术。将来读到古书上这些名词,都要知道是什么东西,也就是太极拳——四两拨千斤的原理。普通人不懂这个原理,对方一千斤的拳头打过来,自己起码要一千一百斤的力量才能抵得住。如果自己只有九百九十斤的力量,就一定吃瘪了。可是四两拨千斤的原理,一千斤的拳头打过来,自己略略向后闪让,让到距他拳力所到的地方一分远,隔一件衣服就挨不了打。卸去了他的力量,然后自己身子侧一下,让开一条路来,两个手指头帮他一点小忙,牵着他的拳头,顺着他的千斤来势,沿着他的去向轻轻一带一送,变成一千五百斤的力量,向空间里冲,他仆倒了。可是这一闪后,一侧身是很难的,我看见练太极拳的人在那里一摸一摸的,【如练到能扭过来,拧过来就行了。否则人家的拳打过来还扭不动,拧不转,那就完了】。这些原理就叫长短术、钩距学。用长可以制短,用短可以制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这也是谋略家。战国的时候,这些谋略家就是所谓游说之士。基辛格到处跑,在形态上就是实行游说,动之以利害。这一套东西,要熟读《国语》、《战国策》,里面全有。可是要注意,学这一套,要以道德为基础,不要乱用,应该知而不用。为了救别人、救国家、救社会,不得已而用之则可。如果经常用这套整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现在我们看到冉求完全拿谋略家的姿态出现了,被老师一骂,就被骂出真话来了。他说,老师!话要说回来,颛臾这个国家,紧靠我们鲁国边境的费城,现在如果不把它拿过来,将来鲁国的后代子孙,会成为大问题。现在乘他衰弱的时候,正好把它拿过来。这才是冉求的本意,可见冉求参加了季家的军事会议,他到底是一个参谋长。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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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28 10:28:52 | 显示全部楼层

孔子又骂冉求了,他说冉求!我告诉你,一个君子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明明心里想要这个东西,却装模作样说:“不要!不要!”把这件东西丢开了,然后又另外编一套理由,用很多好听的话,把它拿过来。这种态度是君子人最厌恶的。不但个人的道德不应该,政治的道德更不应该。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这就与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思想有关,也就是中国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基本。  孔子说:据我所知,不但是一国,乃至一家人家,不怕少而怕不能均衡。以政治观念来说,不能平等;以经济观念来说,收支不能均衡。不怕穷而怕不安,内部要安定。个人而言,要安贫乐道。安于贫也是一件很难的事。这几句话发挥起来很多了,在我们个人方面,作人也好,做事也好,这几点都很重要。均衡了就无所谓贫。不管均贫也好,均富也好,就无所谓贫富了;和了就没有多少的问题;真正安定了,就没有危险。这是三个大原则。  

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上面讲了半天,都是内部本身的政治修明、经济安定。国家能够做到这样,国际政治上一定发生影响,其他国家一定信服了。假使还有远人不服,于是用军事去侵略人家,叫人家硬来顺服,那就是霸道;王道不是这样,人家还不服,要反省自己:国家的政治德望,以及个人的德业修养是否还有欠缺?从文化基本上着手;发扬自己的文化,奠定自己的国格、人格,充沛自己的德养,人家受了感化,自然会来。到了那个时候,“既来之,则安之”。全世界和平相处,相安无事,天下太平。这是基本原则。我们要知道这不止是孔子思想的基本原则,也是孔子思想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思想的基本原则。  

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孔子现在的结论,直骂他的两个学生了。他说,子路、冉求,你们两个人在季家当辅相,(等于现在美国的基辛格),远人不服,(好像中东一直就不妥协,不服气,到处吃瘪。)而不能来也;人家不服你的气,你的政治道德无法使人信服,所以人家没有来结交纳好。在国内则弄得分崩离析、意见分歧,表面上看是整体的,内在很多因素是分裂的。大家离心离德,迟早要崩溃的。这种情形是守不住的,因为内部分崩离析,难以自保,只好向外发展,转移人家的视线,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孔子说,你们因为许多内政问题不能解决,于是只好用兵,在外面发动战争来转移内部的注意力。在我看来,你们很危险,季家最大的烦恼、痛苦、忧愁,不在颛臾这个边区的小国家,而是在萧墙之内,在季家自己兄弟之间。孔子说了这个话不久,后来季家兄弟果然发生了问题;所以后世内部发生祸乱,就用“祸起萧墙”这句话,在文学上典故,就是从孔子这句话来的。  这一段文字的大概已经解释完了。在进入本文之先,我们曾提到过一点: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兴灭国,继绝世。”第二点:如何完成一个高级干部幕僚的臣道。综合来说,中国文化政治道德的必备条件,要济困扶危,抑强助弱。所以国父的思想,提倡联合弱小民族,确是中国文化的一贯思想。在个人而言,帮助颠沛流离、有艰难、有困苦的人。如果大臣不能帮助老板这样做,孔子认为这是根本不对的。同时也讲到,只晓得扩充军备、发动侵略,而内部民不聊生,国民经济不能安定,是历史的大过错、社会的大毛病,也是政治的大问题。这一段同时还讲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思想,也就是国父民生主义思想的根源,讲均衡的道理。  

先知的预言  接下来是孔子历史哲学的观点。也是中国政治哲学思想一贯的名言: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这两节和前面整个是连接的。也可以看出来,春秋战国历史的演变,是社会的演变史,也是政治演变史的资料和原则,不要轻易放过了。研究起来,有很多道理。根据这些道理,把资料找来,用白话文可以写十几万字,又可以拿学位了。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里“天下”两字,和刚才讲到“社稷”两字的意义,是代表全中国整个国家。时代安定,国家上了轨道,不论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军事等等,中央政府可以事权专一。当时代变了,政权有了问题,地方的势力起来了,不管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等,中央政府没有办法贯彻命令,由地方势力揽权。用唐代的历史来说,就是藩镇专擅,外藩权力膨胀;以现代史来说,就是军阀的割据专权,妨碍了国家民族的建设进步许多年。  讲到这里,想到中国过去历史上,大家都知道有几种祸乱,是相当厉害的。除藩镇之祸外,有宦官当政、外戚揽权,以及女祸为害。如汉朝、明朝受宦官的影响很大,许多大臣都难得见到皇帝,一切大权操在宦官手里。外戚之患,为皇后娘家人专权。女祸,例如武则天算一个,汉高祖的吕后也算一个,清末的慈禧太后也算一个。历史上其他不成气候的还有,不去说它。历史上这几个因素,差不多轮流在转,几乎在每一变乱的时代,毛病都出在这几个因素上。但不要以为国家大事才有如此现象,其实每个阶层都有,任何人负了重责时,都会有这种可能。以一个公司来说,你是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分公司的经理就是你的藩镇;凡是左右亲近的人,就可能是宦官;至于外戚,更是每个人都有;再说女祸,今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发生桃色问题,所谓绯闻案,此起彼落。不要以为这几个名词只是历史名称而已。我们要了解,任何文化思想不要被名词限住。时代不同,文字不同;“人”,则古今中外仍然是这个“人”。“人”的毛病,古人有,现在也有,将来也一定有。这个历史、这个世界是人形成的,人的所有毛病,是没有时空差别的。所以做主管也好,当老板也好,被这些东西包围,是必然的,这要注意。  所以孔子说,到了变乱时代,诸侯专权的时候,最多十世——三十年一世——也就是两三百年以内,这个历史没有不转变的。再下来更不对。春秋战国时代,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都是地方藩镇势力,最多维持十世。等而下之像季家这样大夫专权的,顶多五世,一百多年而已,没有不变的。再下来由陪臣执国命,大臣们可以左右国家的命运,主事的人才越来越差了,时代越来越衰微,数十年而已,顶多三世,没有不变的。  不过这个“世”字不要看得呆板,孟子有句话“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是活的事实,就是说一般人的起家:第一代辛苦创业;第二代尚能守成;第三代享受了;第四代花得差不多了;第五代忘了上代的辛苦,花光了;第六代又重新开始。所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到了第五代就断了。祖宗再有道德、再有好的修持,他的德性,遗留过不了五代。在教育上每代自己要知道进修,不进修就完了。再回到原文,【天下有道的时候,政治的权力,就不会落在大夫的身上,中央政府一定能够贯彻他的权力,老百姓也不会有议论,过平安日子,不怨天,不尤人】。孔子继续讲当时实例,他说古代分封的禄位,离开公室已五世了,政权旁落到大夫的手里已经有四代了。孔子所以告诉冉有、子路,依据历史演变的道理,三桓的子孙——就是季家三兄弟的问题,马上要出来了,不必等到出兵去打别人,本身就要垮了。  这一段从文字上看,好像不大重要,如果研究历史思想,就非常重要,这一段可作中国哲学史纲来看。是中国过去历史哲学的重要资料之一。中国的历史哲学是唯心史观,《易经》是最重要的一部研究资料,很早就有了。也可以说:我们中国文化讲历史哲学,是讲“变的史观”;不管你唯物也好,唯心也好,社会、人、时间、空间随时都在变;天下没有不变的事物。对于讲“变的历史哲学”,中国文化中最多了。现在孔子这些话,也就是讲“变的历史哲学”。了解了这变的哲学,才能把握时代的变。所以发挥起来,不只是历史哲学的一个大问题,也可以是政治哲学*运用上一个大问题。  懂了真正的变,就晓得如何“适变”,不等到“变”来了以后才变,而先领导变。我常说第一等人是自己制造机会,领导了变;第二等人机会来的时候,把握了机会,如何去应变;第三等人失去机会,被动受变,随物化去了。  除此以外,这一节书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孔子的学问智慧,他的确是有先见之明。我们只要多多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再冷静地反省一下,他这些话,都是对历史社会演变史的预言,下的断语,一点都没有错;春秋以后的历史,正如他所说的演变之路。而且,以他这个原则看后来的历史,乃至将来,同样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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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29 08:52:38 | 显示全部楼层

朋友之道  

下面转入另一个气势,看来虽在讲普通朋友之道,事实上与本篇的政治哲学和用人行政都有关联。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这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话,友直、友谅、友多闻,是有助益的朋友。第一种“友直”,是讲直话的朋友;第二种“友谅”。是比较能原谅人,个性宽厚的朋友;第三种“友多闻”,知识渊博的朋友。孔子将这三种人列为对个人有助益的朋友。另外在朋友中,对自己有害外的三种,第一“友便辟”。就是有怪癖脾气的人,有特别的嗜好,或者也可说软硬都不吃,使人对他觉得有动辄得昝之难的朋友。第二“友善柔”。就是个性非常软弱,依赖性太重。甚至,一味依循迎合于你,你要打牌,他也好,你要下棋,也不错,你要犯法,他虽然感觉不对,也不反对,跟着照做不误。用现代语来说,等于是娇妻型的朋友,可以说是成事不足,败事也不足。第三“友便佞”。这种人更坏,可以说是专门逢迎凑合的拍马屁能手,绝对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特别要当心。  从表面文字上看来,这节完全在说友道,其实,扩而充之,以广义来讲,所谓君臣之际,领导人与干部之间,规规矩矩的讲,应该都属于友道相处才对。历史上创业的集团,主从之间,大都是友道相处。等到严格分齐君臣主从的时候,也就是快要走下坡路了。天下事固然如此,个人的事业,又何尝不如此。  

皇帝与臣子以朋友相交的例子太多了,像唐太宗与虞世南、魏征等;像宋太祖经常微服夜行,到赵普家去喝酒闲聊。在“友谅”这方面,唐太宗和房玄龄这些人都是这样,不但皇帝谅解他,他也谅解皇帝。在文学上,唐代的诗最好,就因唐太宗的诗好,等于他提倡的。可是当虞世南死后,唐太宗认为已失去诗学上的知己,就不再作诗了。虞世南也是有名的书法家,和唐太宗一同起来的干部,是早年的“秘书长”,后来也是大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任何一个新兴时代,领导人与干部之间,几乎都是友道相处。  又如清代的乾隆,我们推开民族观念不讲,只看他的政治作为,在历史上是很可观的。一般史学家,认为清初时代的成就,超过了汉唐。最有名善说笑话的纪晓岚,就是乾隆时代的名臣,他们君臣之间,即友道相处,我们都知道叫“老头子”的故事:有一个大热天,翰林院的人热得受不了,统统脱*光衣服聊天,纪晓岚人胖,更赤了膊。这时乾隆突然便服到翰林院找大家聊天,远远被发现,大家一哄而散。纪晓岚有深度的近视眼,一下子摸不到衣服,也没地方躲,就钻到桌底下去。乾隆进了翰林院,看不见人,就到处转,纪晓岚近视眼模模糊糊,看见好像有人在转,躲在桌下闷不住了,就伸出头来问:“老头子走了没有?”这可给乾隆逮到了,叫他出来问道:“你们这样没礼貌,为什么骂我老头子?”纪晓岚解释说:“万岁!万岁!万万岁!乃国之大‘老’,国家元首为‘头’,‘子’是天子,全国百姓都称陛下为‘老头子’,这是尊称。”乾隆也就笑了。由于这个典故,可见他们君臣相处,有时候完全像朋友一样。因为当皇帝也够苦闷的,有大臣与自己谈得来,也很好玩的。就如和坤,非常贪婪,官不很大,后来却包揽大权。在乾隆晚年,大家向皇帝报告,政绩样样都好,就和坤这个人应该去掉。但乾隆始终不动他,后来有人问乾隆为什么偏袒和坤?乾隆说:“我知道和坤坏,但是你们总得留一个人跟我玩呀!”这是做皇帝的真话,一个人到了地位最高处,连一个可以说笑话,可以玩玩的人都没有,就太苦了。譬如想买一个西门町的包子吃,东门市场的绿豆汤哪一家好吃?这些事总不能找大臣、将军去办,像和坤这种人,就会办得使乾隆很惬意,所以乾隆才说要留着他玩玩。等到他儿子嘉庆皇帝上台的时候就去掉了和坤,把他家里的财产全抄了出来。这就说明,交朋友之道,为什么要放在有关政治措施的这一篇书中。所以我们要了解,当了主管,到了某一种地位,所带的人要用友道去相处,当然不要犯了乾隆的毛病,找和坤玩玩。  

接下来,就提到生活的幸福。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前面三点,是人生最快乐的,也是说快乐要建在品行上,一个人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研究学问(礼乐),作人规矩,这是与第一篇《学而》有关的。  第二点“乐道人之善”,喜欢讲人家的好处,优点。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一点,也很难做到的,有正反面,暂时不去讨论它。一般人喜欢批评人家的坏处,是普遍的现象,尤其中国民族性,喜欢对人问长问短,像调查户口一样,太关心人,很多外国来的同学就不习惯,觉得你在妨碍他的自由。这有一个故事,有个法国学生,我曾经问他,在法国是不是有许多女孩子,被劫持到中东卖作女奴?他说确实有这种事,每年都有很多女孩子被卖到中东去,都是十几岁的女孩子,他们晚上在街上走,后面常会突然跑出一个人,将女孩一掳就抢走了。我问他这情形如被别人看见怎么办,他说:老师这句话问对了,我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所不喜欢的事,现在很习惯:【中国人在街头讲话多站片刻,就有第三者围拢来打听是什么事,一只死老鼠会有一大堆人围着看,西方人没有这一套,各走各的路,你们两人打架是你们的自由,与别人无关,所以女孩子被抢走,是他们两人的事,别人不知道这两人干什么,根本不管就走了】。我再问他:你们的治安人员呢?他说,过去中国有句成语,什么“天下乌鸦……”。我笑了不接他的下文。这是真实的事,我们讲到【中国人这许多习惯,人与人之间一碰到就谈论别人,这就是乐道人之恶】,这就要讲到以前我们必读的两本书,一本是《太上感应篇》,一本是《文昌帝君阴 文》,这两本书,中国过去读书人,为了功名,第一要隐恶扬善。朋友有错误,要关起门来劝,在外面总是替人掩盖丑恶的事,这是道德。但是只是过去争取功名的教条,人的习惯并不是这样,而是喜欢道人之恶。所以应该培养道人之善的乐趣。尤其朋友之间,谁无短处?但要多讲别人的长处,宋代的名宰相王曾就能作到。“扬善公庭,规过私室”。是必要的修养。一个成功的人物,在修养上自有他的长处,就是现在数十年来,看到各界成功的朋友,都各有他们的长处。所以这一节提出道人之善,是真正的好处。  “乐多贤友”,好朋友多有益处,实在有道理,在我个人经验,认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要交万个朋友。常和友人谈笑,他们问我知识哪里来的?我告诉他们,只是朋友多一点随便闲谈中,就得了学问。“乐多贤友”这句话是大有道理,要交贤友,我是主张多友的,不交朋友,不能了解人情世故。但今日社会交朋友第一要钱,要仗义疏财,我们穷小子,颇不容易。像孔子提出来三件人生有益的乐事,但据我的观察,这三句话和天生的个性有关。有些人看到这几句话便生反感,因为他不喜欢交朋友。其实这些并非教条,只是经验之谈而己。  下面讲到有损的乐,第一是喜欢享受,爱好奢侈夸张的骄乐,包括征歌选色,纸醉金迷,玩弄酒肉之乐。“乐佚游”就是喜欢不正当的娱乐,任性放纵,包括打牌、吸麻烟等。“乐宴乐”包括好吃好玩。这都是生活中对自己无益的作乐方法,这是三点有损的欲乐活动,并非康乐活动。  

说话难难说话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这是孔子讲作人处世的道理,上面讲侍于君子有三愆,如部下对长官,后辈对前辈,臣子对皇帝,都可以说是侍于君子,事实上朋友之间也同此理。孔子说这中间有三个大毛病,第一是为了表现自己,爱出风头,还没有轮到你说话的时候就说话,这是躁,修养不够。第二是应该讲话的时候,怕负责而不讲,这种人太阴私,叫做隐,也不好。还有,讲话的时候,对团体而言要观察环境,对个人要观察态度,对方正在烦恼痛苦的时候,而去和他讲得意的事,或是去讨论重大问题,一定得不到好结果,这叫做瞽,等于自己没有眼睛,看不清楚!  譬如过去外交界办外交,都在宴会上。清末政治腐败的时候,工商业或政治买卖,都在妓院里办交涉。例如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与曹锟贿选的那个阶段,有人在北京妓院里看到一个署名沧海道人的感事诗,其中警句很多,他口头念给我听,事隔多年,可惜我也忘了,到现在还记得其中有一首说:“燕市谁收骏骨才,昭王爱士亦堪哀。缠头一掷中人产,浪筑黄金作债台。”这是何等伤心国事的话!北洋政府靠借外债来作政治买卖,结果,那些发了选举财的大爷们,又把钱花在妓院中去。所谓缠头一掷千金,已过中产人家的花费,结果是国民背上外债,永远还不清。  现在没有妓院,就在酒家、舞厅,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也是这样。过去日本许多大的外交活动,都在艺妓院里进行,现在则多在高尔夫球场。所以现在当外交官,这些东西都要会玩,等于当年在麻将桌上解决问题。由这些事实看来,就知道孔子实在深通人情世故,无论是规劝人家也好,有所建议也好,提出请求也好,谈事情一定要先看颜色。当然看人颜色说话的办法,用在坏的方面就非常坏,佛曰不可说,不可说了。  

谁人肯向死前休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这些都是我们大家所熟习的。孔子将人生分三个阶段,对人慎戒的名言。我们加上年龄、经验、心理、生理的体验,就愈知这三句话意义之深刻。少年戒之在色,就是性的问题,男女之间如果过分的贪欲,很多人只到三四十岁,身体就毁坏了。【有许多中年、老年人的病,就因为少年时的性行为,没有“戒之在色”,而种下病因】。中国人对“性”这方面的学问研究得很周密,这是在医学方面而言,但是很可怜的,在道德上对这方面遮挡得太厉害,反而使这门学问不能发展,以致国民健康受到妨碍。【据我所了解,过去中小学几乎没有一个青少年不犯手淫的】,当父母的要当心!【当年德国在纳粹时代,青少年都穿短裤,晚上睡觉的时候将手绑起来放在被子外面,这是讲究卫生学,为了日耳曼民族的优越】。这样做法,虽然过分了,但教育方面大有益处。现在年轻一代的思想,女孩子愿意嫁给有钱的老年人,丈夫死了,反正有钱再嫁人;男孩子受某些外国电影的影响,喜欢爱恋中年妇女。这是一般的风气,也是一个严重问题。所以知道了青少年的思想后,发现我们的教育问题很多。至于外国,如美国的男女青年,很不愿意结婚,怕结婚以后负责任,只是玩玩而已,以致社会一片混乱。这是人类文化一个大问题,所以孔子说:“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这句话真的发挥起来,问题很多,性心理的教育,要特别注意。  壮年戒之在斗,这个斗的问题也很大,不止是指打架而已,一切闹意气的竞争都是斗。这里说戒之在斗,就是事业的竞争,处处想打击人家,自己能站起来,这种心理是中年人的毛病。  老年人戒之在得,这个问题蛮严重,不到这个年龄不知道。譬如说一个人的个性相当慷慨,自己就要常常警惕,不要老了反而不能做到。曾经看到【许多人,年轻时仗义疏财,到了老年一毛钱都舍不得花,事业更舍不得放手。早年慷慨好义,到晚年一变,对钱看得像天一样大】。不止钱这一点要“戒之在得”。别的方面事情还多。有一本小说《官场现形记》,其中描写一个做官的人做上了瘾,临死时躺在家里床上,已经进入了弥留状态,这时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意念:还在做官,还要过官瘾。于是两个副官站在房门口,拿出旧名起来,一个副官念道:“某某大员驾到!”另一个副官念道:“老爷欠安,挡驾!”他听了过瘾。以前觉得这部小说写得太挖苦人;等到年龄大了,就知道写得并不挖苦人,的确有许多这一类的人。有人在做事情的时候,生龙活虎,退休下来以后,在家就闲得发愁、发烦。此外还有一个人,听人说某一着名大建筑是他盖的,已经很有钱了,一位将军问他,既然这样富有,年纪又这样大了,还拚命去赚钱干什么?这位老先生答说,正因为年纪大了才拚命赚钱,如再不去赚钱,没有多少机会了。这又是什么人生哲学呢?有个朋友说【某老先生,也很有钱,专门存美钞,每天临睡以前,一定要打开保险箱,拿出美钞来数一遍,才睡得着】。看这类故事,越发觉得“戒得”的修养太重要了,岂只是为名为利而已。人生能把这些道理看得开,自己能够体会得到,就蛮舒服,否则到了晚景,自己精神没有安排,是很痛苦的,所以孔子这个人生三戒很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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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4-30 09:01:40 | 显示全部楼层

怕的哲学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这里所谓畏就是敬,人生无所畏,实在很危险,只有两种人可以无畏,一种是第一等智慧的人,一种是最笨的人,可以不要畏。这是哲学问题,和宗教信仰一样,我常劝朋友,有个宗教信仰也不错,不管信哪一教,到晚年可以找一个精神依靠。但是谈宗教信仰,第一等智慧的人有,最笨的人也有,中间的人就很难有宗教的信仰。人生如果没有可怕的,无所畏惧就完了,譬如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可怕的?一定有,如怕老了怎么办?前途怎么样?没有钱怎么办?没车子坐怎么办?都怕,一天到晚都在怕。人生要找一个所怕的。孔子教我们要找畏惧,没有畏惧不行。第一个“畏天命”,等于宗教信仰,中国古代没有宗教的形态,而有宗教哲学。有一位大学校长说:“一句非常简单的话,越说越使人不懂,就是哲学。”这虽是笑话,也蛮有道理,由此可见哲学之难懂。中国的乡下人往往是大哲学家,很懂得哲学,因为他相信命。至于命又是什么?他不知道,反正事好事坏,都认为是命,这就是哲学,他的思想有一个中心。天命也是这样,这“畏天命”三个字,包括了一切宗教信仰,信上帝、主宰、佛。这些都是“畏天命”。一个人有所怕才有所成,一个人到了无所怕,不会成功的。  第二点“畏大人”,这个大人并不是一定指官做得大。对父母、长辈、有道德学问的人有所怕,才有成就。第三“畏圣人之言”,像我们读《论语》,看四书五经,基督教徒看圣经,佛教徒看佛经,这些都是圣人之言,怕违反了圣人的话。  我们只要研究历史上的成功人物,他们心理上一定有个东西,以普通的哲学来讲,就是找一个信仰的东西,一个主义,一个目的为中心,假使没有这个中心就完了。孔子说,相反的,小人不知天命,所以不怕。“狎大人”,玩弄别人,一切都不信任,也不怕圣人的话,结果一无所成。这中间的道理也很多,历史、政治、哲学、都有关系,古今中外历史上,凡是有所创造的人,总要找一个帽子戴着。  讲到这里,我们想到一个故事:有大小两条蛇,要过街,大蛇想大摇大摆过去,小蛇不敢过去,叫住大蛇说,这样过街你我两个都会被打死。大蛇问该怎么办?小蛇说有一个办法过去,不但不被人打死,还有人替我们修龙王庙。大蛇问他什么办法?小蛇说,你仍然昂起头来大摇大摆过去,但让我站在你头上一起过去。这样一来,我们不但不被打死,人们看了觉得稀奇,一定认为龙王出来了,摆起香案拜我们。还再把我们送到一个地方,盖一个龙王庙。结果照这个办法过街,果然当地人看后盖了一个龙王庙。这个故事分析起来很有道理,所以一个事业要成功,常在上面顶一个所畏的。所以有朋友去做生意,我劝他另外随便顶一个小蛇去当董事长,也不要当总经理,做一个副总经理就行了。慢慢过街,成功以后,反正有个大龙王庙,自有乘凉的地方,没有成功则可以少一点事。  还有一个故事,古时有一位太子,声望已经很高了,还要去周游列国,培养自己的声望。这时突然来了一个乡下老头儿,腋下挟把破雨伞,言不压众,貌不惊人,自称王者之师,说可以做皇帝的老师,帮助平天下,求见太子。通报以后太子延见,这老头儿说,听说你要出国,但这样去不行,你要拜我为老师,处处要捧我,在各国宴请你的时候,大位要让我坐,你这样才能成功。太子问他这是什么道理?老头儿说,我以为你很聪明,一提就懂,你还不懂,可见你笨。现在告诉你,你生下来就是太子了,绝对不会坐第二个位置,而你在国际上的声望也已经这样高了,再去访问一番,也不会更增加多少。可是你这次出去不同,带了我这样一个糟老头子,还处处恭维我,大家对你的观感不同了,认为你了不起。第一,你礼贤下士,非常谦虚。第二,这糟老头的肚里究竟有多大学问,人家搞不清楚,对你就畏惧了。各国对你有了这两种观感,你就成功了。这位太子照他的做,果然成功了。这不只是一个笑话,由此可懂人生。懂了这个窍,历史的钥匙也拿到了,乃至个人成功的道理也就懂了。  有时候把好位置让给别人坐坐,自己在旁边帮着抬轿,舒服得很。这就是君子三畏的道理,一定要自己找一个怕的,诚敬的去做,是一种道德。没有可怕的就去信一个宗教,再没有可怕的,回家去装着怕太太。这真是一个哲学,我发现一个有思想信仰的人,他的成就绝对不同,一个人没有什么管到自己的时候,很容易就是失败的开始,不然,还是回家拜观音菩萨才好。  

学问的条件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这是教育与天才的关系,孔子说有些人生而知之,这是天才,上等人。的确有些人生而知之,这一点在中外历史上可看到,大的军事家,并不一定懂兵法,中国历史有一句话,说宋代名将狄青作战,是“暗合兵法”。就是说他并不是习武出身,可是自然有军事天才。据我所知,有许多朋友,对军事上的学理讲得非常好,对是打起仗来,老是打败仗。大的政治家也并不一定是政治系毕业的,人情世故通了,自然对。所以不管文学、艺术任何一方面,都有天才。孔子也不是念哲学系或是伦理系、教育系;耶稣、老子都不曾读什么系。他们的学问就是对的,千秋不易,是生而知之的天才。其次是“学而知之”,学了才会;再其次“困而学之”,要勉强,大家要有这个精神,自己勉强自己,规定自己努力。我个人的经验,也许是个人嗜好不同,隔几天不摸书本,就觉得不对头,好像几天不打牌手会发痒的人一样。但这是“困而学之”,自己规定了自己,非读书不可,看小说都是好的。但有一般人,困而不学,勉强订个范围,让他去学,他还不肯去学,这种人就免谈为学了。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这九个条件,完全讲到思想问题。在我们生活思想上,以伦理道德为作人做事的标准,孔子说有九个重点。这一节,如在文字表面上来解释,就不必再讲了,如“视思明”,当然看东西要看得清楚,但这并不是指两个眼睛去看东西,现在眼睛看不清楚也没有关系,街上眼镜店多得很。这是抽象的,讲精神上对任何事情的观察,要特别注意看得清楚。同样听了别人的话以后,也要加以考虑,所以谣言止于智者。我经验中常遇到赵甲来说钱乙,钱乙来说孙丙,我也常常告诉他们说,这些话不必相信,只是谣言,听来的话要用智慧去判断。脸色态度要温和,套用现代的话,是不可摆出神气的样子。对人的态度,处处要恭敬,恭敬并不是刻板,而是出于至诚的心情。讲话言而有信。对事情负责任。有怀疑就要研究,找寻正确的答案。“忿思难”的“忿”,照文字上讲是忿怒,实际是情绪上的冲动,就是对一件事情,在情绪上冲动要去做时,要考虑考虑,每件事都有它难的一面,不要一鼓作气就去做了。最重要的是“见得思义”,凡是种种利益,在可以拿到手的时候,就应该考虑是否合理,应该不应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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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1 08:37:04 | 显示全部楼层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上面讲了人生的大原则,这里孔子提供自己的经验,他说有些人见善如不及,看到别人好的地方,自己赶紧想学习,怕来不及去学;见不善如探汤,看到坏的事情,就像手伸到滚开的水里一样,马上缩手。就是说有些人看见坏的事情绝对不做。孔子说,像这样专门走好的路子,坏的路子碰都不碰的人,我还看过,也听到过他这样的言论。  第二点,他说有些人隐居以求其志,一辈子不想出来,尤其古代以做官为发展志向唯一的道路,可是有些人一辈子不肯出来做官,自己自由意志,做自己的学问,管自己的人生,不想出名,也不想做官,做事则处处要求合宜、合情、合理,走仁义的路线。孔子说,这样的言论我听得多了,可是没有看到真这样做到的人,所以绝对不要功名富贵,行义以达其道的,在理论上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  这里两条作为对比。上面是说专门做好事,坏事碰都不碰,这样的人蛮多,第二条的人难了,一辈子功名富贵不足以动心的,这在理论上讲容易,到功名富贵摆在面前时,而能够不要的,却很难很难!这是人生哲学。但要注意,这一篇内容都离不开政治哲学。  

因此,接着便有: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这一段古人把它圈断了,因此宋儒认为应该是属于《颜渊第十二》篇中“诚不以富,亦祗以异”的下面。大概古人用竹简刻书,搬来搬去搬错了地方。我看不尽然,就如此紧接上面也很通的。孔子说,齐景公是天生的诸侯,掌政权时,财产很多,有上千的名马。换句话说,他富贵到了极点,可是在他死了以后,没有一点好事留下来值得世人去怀念他,老百姓早把他忘了;在伯夷、叔齐两兄弟,连皇帝都不要当,最后是饿死在首阳山,到现在大家都还在称颂他们,真是万古留名,这就是“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这两句话的意义的表现了。换言之:如果没有【薄帝王而不为】的修养,随便讲“隐居以求其志”,那也只是说说叫叫而已。  

诗礼传家  

下面近于这一篇的结论了: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这是孔子本身的故事,用它放在本篇后面来作结论的,这中间很有道理了。陈亢是孔子的学生,名子禽。上论中提到子禽问于子贡,他提出怀疑,问孔子到每个国家,到底是想干政治?还是希望对人家有所贡献?这位同学蛮有意思的,常常研究孔子,对孔子常存怀疑。伯鱼名鲤,是孔子的儿子,年轻就死了,鲤的儿子就是写《中庸》的子思。有一天,子禽拉着孔子的儿子伯鱼,问他道,我们的老师就是你的父亲,他另外有什么秘诀传给你吧?对你有什么与我们不同的教育没有?伯鱼说,没有。但是一件事可告诉你,有一天我父亲一个人站在那里,(这时当然没有同学在旁边,应该是父子间,讲秘密话的时候。)我回来,匆匆走过大厅,他看见了叫我过去问,近来读什么书?有没有研究诗的学问?我对父亲说还没有,我父亲就告诫我,如果不学诗就无法讲话。(中国古代的诗,包罗万象,研究了诗,知识自然就会渊博,能多了解各种知识,例如对生物界的禽鱼鸟兽之名,多所认识,乃至对科学性的植物、动物,各种知识都能了解而博物。所以告诉伯鱼,不学诗,知识不够渊博,知识不渊博,则不论作文章、说话都不行。)因此我开始学诗了。又有一天我碰到我父亲,他问我学礼没有?我说没有。我父亲就说,一个人不学礼,不懂文化的基本精神,怎么站得起来作人?我听了他老人家教训,就进一步研究“礼”这方面的学问。只听了两点。伯鱼这样答复子禽。换句话说,孔子对儿子的教育和对学生的一样,一点没有秘诀和私心。子禽听了伯鱼的话,非常高兴,他说我只问了一个问题,研究老师,现在了解了三方面:第一我知道了学诗的重要,知识渊博的重要;第二知道礼的重要,就是文化中心的重要;第三知道孔子真是圣人,没有私心,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和对学生的教育一样。  讲到这里,我想到一个亲身的经历,我一位太老师(老师的老师)赵凤箎先生,广西人,不但中国学问深,也深通佛学,是很令人敬仰的。佛的精神讲度众生,众生并不专指人,人乃是众生之一,一切有生命的动物,都是众生。我的老师告诉我,这位太老师有很多奇怪的事,他只有一位独子,后来在成都司法界任职,我的老师访问他,太老师一生的学问,在他看起来有什么特点。他笑笑说:“先严没什么特点。先严【视一切众生如儿女,对儿女却视同一切众生】。”他这两句话我始终记得,越想越有味道。他的上一句话随便说还容易,下一句话“对儿女视同一切众生”更难了。这就是前辈们的教育,爱一切人如爱自己儿女一样,对自己儿女和对一切人一样,我真是心向往之,仰慕这种做法,教育上没有私心。  

称呼的礼节  

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  
这是中国古代的礼。这一篇,由季氏开始,讲文化的衰落、历史的演变,后来讲礼义的重要,最后加一个看起来好像不相干的称谓问题。邦君之妻,就是诸侯的太太,诸侯公称她叫夫人。她对诸侯自称小童,老百姓称她为君夫人,外交礼貌上自称寡小君,外国人对她也称君夫人。这是古代礼貌,这些礼貌,现在就很难讲了!研究这个,中国有一套书,不过现在这个阶段,没有严格讲究这种礼貌,但是我想将来新的文化,还是会继承这种精神,只是名称不同而已。目前这个文化很混乱,有许多称呼很难。譬如女老师的丈夫应该如何称呼?讨论了很久,好像现在已经决定了称“师丈”。现在有许多称呼很怪。如“世伯”的称呼,就有许多人不懂,而称“王伯伯”、“李妈妈”,以前称姓是不敬的;如“敝处”一词年轻人就不懂,而自称“府上某地”的,那就太平遍了。至于“台甫”、“贵庚”就更不懂了。这个时代,不知道是我落伍了,还是文化衰落了,但一切人文规范显得非常紊乱,社交礼貌也是花样百出,各行其是。文化的复兴应该表里同时进行,现在的国民生活须知,应加以广泛而详尽的订定,以适合现今的需要。    下一篇:《论语别裁》 第17章 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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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2 08:47: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阳货第十七 ---论语别裁  

以《论语》全书二十篇而言,最后的几篇等于作结论了。尤其这里第十七篇,是上论第七篇《述而》的引申,所讲大都是孔子为人处世的重点,后世用来作为借镜。古人所谓借镜,普通人是用镜子来照衣冠仪容是不是整齐,人生就是用前辈作镜子反照自己,也就是效法、警惕的意思。 这里用来借镜的重点,是人生的出处,在古书上“出处”这个名词,很多地方可看到,现在很少人用了,意思是人生的第一步,要如何起步?人生的第一步很重要,如果第一步走错了,就会永远的错下去。在历史上,在个人,这种例子很多,所以人生的出处,对于过去的知识分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宋朝辛弃疾(稼轩),在宋代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物,他比岳飞迟一点,差不多与朱熹同时,山东人,很有学问。当时元朝还没有起来,北方为金人所据,他有豪侠之气,文武全才,不受一般的习俗所规范,(以现代名词来形容就是太保,不过本质上并不是现代行为不良的太保。)十九岁的时候立志报国,和许多青年,要反抗金国,光复国土,而号召到几千人起义,然后占山打游击。【他曾经认为某个人有将才,推荐给南宋,不料这人叛变了,他听到消息后,单枪匹马,闯到敌人的阵地里,把这个叛徒抓回来】。从这件事看起来,他的武功胆识都不简单。后来他带了一万多人,渡江回到南宋来。可是他和岳飞的志向是一样的,天天想恢复国土,赶走金人,南宋始终没有重用他,而成为了有名的词人。凡是讲到文学,讲到宋词,没有不提到他的。 我们就看他一生的出处,年轻时是“太保”,充满了豪侠之气,文武全才。中间起来打游击,能在敌人的区域中带上万人渡江过来,向南宋上了几次恢复国土的计划,可是南宋的君臣不想北伐,没有采用他的意见。后来成了有名的文学家,也是有名的理学家。在南宋做官时,因为才气太高,受了很多打击,几次免官,人家检举告发他“贪财好色”四个字,但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他不在乎,下台就下台。可是每次碰到地方上出了问题,兵变了或政治上出毛病了,又起用他,调去平乱、整顿,他去了以后,不到几个月就把这些事办好了,他的才具之大,由此可知。我们今天提到他,就是因为他始终抱定了立身出处要正大,不管表面的行为怎样,他的立身出处则始终是正大的。这一点在他晚年的诗词里,就看到很多,其中当然也有牢骚,可是站在文学的立场,看他的成就那么高,修养好,儒、释、道三家无不晓通,虽有牢骚,到底情有可原,就是这样一个怪人。我们现代如果认真研究历史,鼓励青年们效法辛弃疾这一类的人,也是有道理的。 我们讲到出处两个字,来看看他的词,其中有一阕就说:“出处从来自不齐,后车方载太公归;谁知孤竹夷齐子,正向空山赋采薇。黄菊嫩,晚香枝,一般同是采花时,蜂儿辛苦多官府,蝴蝶花间自在飞。”这是他到南方以后,年纪大了时的作品。我们看这首词的上半阕,他说,人生的出处,第一站出来,不必要求每个人都是一样,各人可以不同。他引用周代的历史,文王找到姜太公,非常礼遇,马上把自己的尊贵座位让给姜太公坐,自己驾车,把他请回来。致周代政权八百年的稳固,王业的成功,计划都出于太公之手。可是同样的时代,有伯夷、叔齐,连皇帝都不愿当,逃隐到最后,硬是饿死在首阳山,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两句诗:“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人的志向各有不同,有人要入世,有人要出世,有人面对千万两黄金,看都不看一眼,有人见到区区几百元,眼睛都发亮,各人出处不同。 这是讲出处方面,站在纯文学的角度看,并不是一阕特别好的作品,这是文学境界牵涉到学说思想的词,所以在他的集子里是有名的作品之一,一般人学他的词也很难学。人们提起文学家,每每先提到苏东坡,他是运气好,名气太大了。在时间上说,苏东坡比他早,是他的前辈,不过有人认为辛弃疾的词,因气派不同而超过了苏东坡。而辛弃疾的一生,少年公子、太保、游击队领袖,尝过流*亡部队生活,当过将领,当过地方政治首长,什么都干过,声色犬马,好的坏的他都有,所以作品中有多方面的东西,气派完全不同。 有关立身出处的问题,在宋、明以后,又盛行一个新名词(当然,在现在看来,是旧文学的名词。)叫“出山”,就是因为有了尊重隐士、处士的风气所形成。杜甫诗所谓“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便已有这种含意。讲到这里,我又想起我的老师袁先生,题灌县灵岩寺的一副对联。灵岩寺靠近都江堰的灌口,先秦时代,西蜀太守李冰父子修建了灌口——都江堰,自有了这个扬子江上游的伟大水利工程之后,一两千年来,才有成都天府之国的农田水利。所以四川人为了感戴李冰父子,在灌口修建一座二郎庙,永远留给后人馨香膜拜,威灵显赫,无尽敬重。袁老师的上联是:“溉数万顷良田,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清,好个比邻秦太守。”下联是“揉千七则藤葛,不说话亦堕,欲说话亦堕,拈与胡僧阿耆多”。下联是禅门公案,不去管它。上联所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清。”借此为颂扬秦太守李冰父子的千秋功业,实在可作为千古名臣出山从政的最好典范。 我们为什么讲辛弃疾和他的出处?因为《阳货第十七》这一篇书,大部分都是讲孔子的出处。我们如果把辛弃疾这阕词中上半阕四句话的观念,都记住了,然后研究到了《论语》第十七篇的一半,就可以用辛词这四句话,作这篇上半篇的结论。现在再来看《论语》本文。

阳货的火腿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这里“豚”应该多一点写作“ ”,念“斫”的音,是蹄膀。但现代的国语念成“屯”音,写法就该是“豚”,为小猪,即广东人的烤乳猪。照道理,这里应该是“ ”,一个蹄膀,等于一只火腿。 阳货的相貌很像孔子,所以孔子在陈蔡之间,被人误认是阳货,把他包围起来,要杀掉他。阳货是鲁国一个大坏蛋,一个奸臣,可是很能干,总想拉拢孔子,有所企图,因此他想要见孔子,孔子始终不和他见面,都推掉了。后来有一天他去看孔子,没有见到,就留下一只火腿送给孔子。在古代送礼,不像现在这样随便的,阶级不同,送礼的方法和内容也不同,等于现在国际间外交礼节的赠勋,因受勋人的阶级不同,所送的勋章类别等级也不同。这次阳货送了孔子火腿,是厉害的一手——你不见我,我却要见你,你看不起我,我却看得起你,这使孔子棘手了。怎么办?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知道孔子这位圣人,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呆板,他也有一套的。大概先让他的学生做一个情报,打听一下阳货的行踪,趁他不在家这一天去回拜,留一个名片不失礼。不料在路上又遇到了阳货,孔子再也没有办法避不见面了。阳货就对孔子说:“来,予与尔言。”我们看这个文章,古文写得很简单,但是就和白话文一样,表现出阳货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态。于是他对孔子提出第一个问题,有一个人满腹经纶,有学问、有大志,像袋子里怀了宝贝一样,可是碰到自己国家那么动乱,却不肯站出来,用他的经纶救世救国,在一边袖手旁观,你孔子是一天到晚提倡仁道的人,你看这样一个人,可以说他仁吗?孔子说,这样是不对的,不能说是仁的。孔子这下吃瘪了。阳货又提出第二个问题问孔子说,一个人有思想、有办法,才能很大,可以为国家做事,可是每每失去做事的机会,甚至机会找上门来他都不要,你孔子说说看,这个人算是有智慧吗?孔子说,这样也不对的。 在第二个问题上,孔子又吃瘪了。由此可见阳货是个大政客,他并没有直接说孔子不对,只提出这样两个问题。在孔子作了答复以后,他就对孔子说,太阳、月亮天天不停的在运转,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人一天天在走向衰老,等年龄大了,想救世救国,精力都没有了,岁月不可能永远停在年轻阶段的。于是孔子说,对!我快要出来做事了。可以说孔子被阳货逼得没办法,好像被逼到死角去了。这是孔子见阳货的著名故事。 但是,孔子真正被他逼出来没有?这也就是孔子确定自己的一生出处。【如果孔子当时点个头,可以出来和阳货同流合污,要什么可以有什么,要权力就有权力,要财富就有财富,可是孔子绝不会出来】,这就是古人所谓立身出处,自己应该站什么样的立场要搞清楚。所以我借用辛稼轩的“出处从来自不齐”这名句先来点题。 其次,我们看到这个做法,自己要拿来做借镜的,我们看到许多朋友,个性非常倔强,人格又很清高,但是这样性格往往锋芒太露,不但伤害了别人,同时也伤害了自己。试看孔子,在这种地方,遇到了阳货的情形,这是孔子的态度,也是孔子待人处世的办法。 下面跟着记载孔子的话。所以我说,表面看起来,《论语》好像是一条一条,乱七八糟的记载,互不相关。如果照我们这次研究的方法看,它的内容是连贯性的,孔子的学生们编辑这本书,并不像会议记录或谈话记录一样,而是一种连贯性的编辑。下面这两句,本来好像与阳货的事情连不起来的,现在我们了解了他的方法,就看得出来,下面的话,正是阳贷这件事的注解。

《三字经》与孔子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曾经提到过,要了解中国文化,《三字经》和《千字文》这两本书非常重要。一个美国人跟我学了一年《易经》,然后用英文写了一本关于《易经》的书,在美国各大学应用。这位美国朋友说,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工作,我们年纪都太大了,应该把下一代培养起来,于是把我最小的一个孩子带去了,当年才十二岁。不过每年暑假都回来,习毛笔字,读中国的四书五经。在美国已经读到高中了,最近写信回来告诉我,在美国课余读《三字经》、《千字文》,他说愈读愈同意其中的道理,并要我把“性相近,习相远”这两句,特别加以解释。这两句话就是来自《论语》,所以我们不要轻视了《三字经》,我们这一代,一开始就读这本书,现在的学生,对这本书是不是能够完全解释明白,还是一个问题。我始终赞成小孩子在课余要背诵这本书,到长大了拿出来,一点一滴都有用。 “性相近,习相远。”这两句话,表面上是解释人的心理。人的性质虽有相近之处,但发展方向各有不同。在教育上就看得到,现在大学*联招分组的办法,问题实在很大,有的人根本不知道每一科系的真正内容,考试之前对自己的性向也不清楚,结果考取被分发之后,才发觉自己并不适宜这个科系。这就是糟蹋人才。现在的所谓性向,不是性相。“性相近,习相远。”人的性质相近,但是各人兴趣不同,习惯也不同。譬如说一个人的个性,硬是不喜欢这一套,可是硬把他拉到这一门工作上,慢慢习惯了,就与原来个性的兴趣越来越远。这还是表面的解释,照这样说法,用来作孔子与阳货见面的解释,等于拿孔子的话自己作声明,他们都希望孔子出来做官,后来孔子硬不出来。各人兴趣不同,习性也不同,没有办法与这个时代社会沟通,不受时代环境影响,自己始终超然独立地站住,这就是“性近”、“习远”的道理。这种修养是很难得的,这是连着上文的说明。此外我们单独研究这两句话,问题大得很。就是孔子讲到形而上道了。何谓“性近”“习远”?这个性字,在现代哲学思想上,也可以说是指人性。什么是人性?是个问题。根据中国文化,都用孔子的话,“人之初,性本善。”就是说人的原始,都很善良,没有坏人。关于性善、性恶的问题,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孔子在这里讲的性,虽然是有了生命的后天之性,但【人一生下来,在婴儿阶段的天赋之性,还近于先天的本性,总是善的】。“习相远也”,后来的习惯一来加上,越变越与天赋之性相远了。拿事实来看,我们每人个性,本来的善良的,习惯很容易学坏。这习惯对人是很重要的,环境会改变人,所以在教育思想上,对这六个字就要特别注意。“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习惯了以后,离开本来的善良、纯洁越远,嗜好越来越大。所以对于自己的修养,不管是做什么事,乃至出将入相,富到拥有千万美金,而能保持原来朴素的人非常少。这是学问的道理,须要高度的修养。往往本性是相近于道,习惯越来越坏,把自己变得远于道了,这是要注意的。因此: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这就是连接上面的意思,上面是讲性的相近,一般人没有基本的中心思想,容易受环境影响,习惯越多,距离自己本性越远,下面就说只有上智——第一等智慧的人,与下愚——最笨的人,不会受环境影响。最聪明人自己有思想,有见解,有中心主张;最笨的人,影响他不了。除此以外,世界上都是像我们一样的人,最糟了,说聪明也笨,说笨也聪明,聪明又笨,这一类人最易受时代环境影响。像我的家乡,有些靠海边的穷家小户,一年到头都是在海滩拣一点最坏的蚶和红薯干,放点盐,喝稀饭。有一次,一位这样的穷人说,假使有一天发了财,餐餐都要吃某人家那样的豆腐干。他的欲望就是那么大,再好的给他吃也受不了,这也可以说就是“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有一天来了一些乡巴佬,我拿很好的外国巧克力糖请他们吃,他们走了以后,在桌椅下扫出许多巧克力糖来,原来他们吃了觉得是怪味道,丢掉了,我这才发现自己又错了,这也是“上智下愚不移”的道理。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哲学:真正第一等聪明的人,是世界上最笨的人;真正笨到绝顶的人,就是第一等聪明人。这个话表面上看起来矛盾,大家仔细研究一下就会了解,所以人不须要玩弄聪明,喜欢玩弄聪明的人,最后还是失败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把上面这两条放在这里,作为孔子见阳货这件事的结论,是非常好的说明,等于替孔子自己解释了。一个人立身出处非常重要,绝不可以受环境影响,绝不受外来的权势、利益诱惑而变更初衷,要始终“确乎而不可拔”才对。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武城是一个地名,孔子学生子游在那里做首长。一次孔子到了那里,听到弦歌之声。这是孔子教育学生的高级方法,而子游却用这高度的文化礼乐在教育老百姓。孔子嘴巴一咧,比微笑又大一点的这么一笑说,子游真滑稽,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用这种高级教育来教育老百姓。等于杀一只鸡,动用牛刀,过于小题大作了!有人把这话告诉了子游,子游马上对孔子不客气了,立即来质询孔子说,老师,以前你不是常告诉我们,有知识的上等人要求学,学道后,能够扩充仁慈的胸襟,更能够爱人;低能的小人物更须要教育,更须要学道,因为低等的人学道就懂道理了,指挥起来就更方便,更怕是不懂道理。教育的目的在此,第一流头脑受了教育更好,下等人受了教育,自己好,对人也好。这个话,是你教育我的啊!我今日出来当地方首长,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我应该教育他们啊!孔子听了这话,立刻收回刚才的话,告诉身边的其他学生,你们大家听好,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是开玩笑说笑话的。孔子这一下真是错了。我们不必像古人一样,把孔子塑造得那么好,孔子也是人,有时候也会说个笑话。或者不经过大脑说话的时候也是有的。【由此可见他们师生之间无所不谈,老师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给他退回去】。 这一段放在这里,是文章上一个波浪,也和《阳货》这一节有关系,怎么说有关系?孔子这个时候,本身用不着出来了,他培养后一代,只希望自己这一班学生能够有所作为,对社会、时代有所贡献。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本篇编辑的用意,把子游出来为地方行政首长的事放在这里,说明了孔子用不着自己出来了,但是真的不愿出来吗?不然,这是出处的问题。下面问题就来了!

孔子与子路唱双簧

公山弗扰以费衅,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公山弗扰是一个人,公山是姓,弗扰是名,费是地名。公山弗扰在费这个地方叛变了,独立了。这时鲁国的季家三弟兄,势力非常强,而季桓子的部下又叛变了。春秋时代的末期,发生种种叛变,社会非常混乱。公山弗扰叛变以后,使人来请孔子去帮忙,据说孔子准备去,子路大为不高兴。我们知道子路有好几次对老师不高兴,这次又大为不高兴了。他们师生之间感情有这样好,而彼此又这样了解。这次子路说:末之也已,(这个“末”字有人说古书上印错了,应该是“未”字。“之”字是至的意思。)老师你没有地方去了吗?什么地方不能去?公山弗扰这样一个叛变的人,令人看不起的人,你还要到他那里去吗?孔子说,他要来请我,我也不是主动的,假使有人肯真正用我的话,能听我的话,“吾其为东周乎!”这句话有两个解释,一是孔子说,我可以把这个时代挽回,仍然拥护东周;一是东周的文化可以重新在这个地方兴起来。实际上孔子去了没有?子路发了一顿脾气,并不是子路把他挡住,他本来是逗逗学生说想去,事实上,他绝不会去的。但子路这个人比较直爽,一听以为孔子真的要去。有好几次都是如此,像上论提到过,一次孔子说想要出国,子路就马上要跟着走了。这一次,子路也是听到了便跳脚,马上向老师提出反对意见。为什么我又说孔子不会去呢?

且看下段分解: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这一段就是说明孔子不会去的理由,尤其对这些不以正道取得政权的人,他更不会理这一套。子张问仁,孔子这里是说仁的作用。他说五个条件都做到的,可以称作仁。子张问哪五个条件?孔子说:恭、宽、信、敏、惠。在古文这五个字很简单,拿现在来说,就是五条原则、五个目标或守则。第一个恭。对自己的内心思想、外表行为等,要严肃的管制,尤其一个领导人,对自己的管理,特别重要。第二个宽。对人宽大,所谓宽宏大量,能够包容部下、朋友所有的短处及小过错。第三个信。能信任人,有自信。第四个敏。就是聪明敏捷,反应快。第五个惠,更重要,恩惠,以现在说,实行社会福利制度就是恩惠的一种,但不要把福利看成是全部的惠。待人要有真感情,对年轻的视同自己的兄弟儿女,对年纪大的视同自己长辈,不是手段,要出自真心的诚恳。这是作人做事五个基本条件,假使做到了,随便在哪个领域做事,都有用处。

下面孔子说的理由,他说一个人如果能够自己对自己管理得严肃,既不欺负人家,自己也不会招来侮辱。能够宽厚待人,部下自然拥护。信人自信,则任何人都可以用。处理事情头脑清楚,反应快,就容易有功绩。最后,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必须具有真的感情,很诚恳的感情,彼此才可以相处,共创事业。 下面讲到另外一个人,可以看到当时鲁国的政治,也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每个国家的混乱:

佛肸(佛音弼,肸音细)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衅,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佛肸是一个人名,也是一个叛变的人,同样也请孔子去,孔子准备去了,又是子路反对。他提出来说,老师,你从前教育我们的,受国家和长官的培养,结果做出许多不对的事情的人,不能来往,这种人所管辖的地方都不去的。而佛肸在中牟叛变,独立了,你现在却想去这样的地方,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孔子说,是的,是有这个道理。但是你知不知道?一个很坚固的石头,像金刚钻一样,随便你怎么磨它,也不会碎。一块真正无瑕的玉,无论如何也染不黑的。孔子这两句话,就是告诉子路,一个人如果有真正的内涵,则任何一种环境,任何一个时代,都始终站得住。孔子又说我总不能像那个匏瓜一样,永远挂在树上,不给人吃的。这是他跟子路开玩笑了,也就是告诉子路,他只是说去,实际上是不会去的。换句话说,假定真的去,那么在任何环境中都可以站得住而有所建立,并且是有心想挽救这个时代的,不能够永远挂在树上,像匏瓜一样只给人当样品一般欣赏而已。 这几段连下来,我们就了解这一篇,主要讲人的立身出处,孔门弟子就用孔子自己本身的经历来说明这一个道理。下面就是这个道理的发挥,讲立身出处完成一个人格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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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3 13:25:15 | 显示全部楼层

正反相依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这段话并不一定是子路问孔子以后,他马上告诉子路的,而是平常教育子路的,编撰《论语》的人把这几段安排在一起,烘托出一个思想系统,使我们看得更清楚。所以在这里是孔子问子路,有没有听过六句话,就是说六个大原则,也同时有六个大毛病?子路说,我没有听见过。那么孔子很郑重的对子路说,你站好,我告诉你,仁虽然好,好到成为一个滥好人,没有真正学问的涵养,是非善恶之间分不清,这种好人的毛病就是变成一个大傻瓜。有许多人非常好,仁慈爱人,但儒家讲仁,佛家讲慈悲,【盲目的慈悲也不对的,所谓“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不能过分方便】,正如对自己孩子们的教育就是这样,乃至本身修养也是如此。仁慈很重要,但是从人生经验中体会,有时帮助一个人,我们基本上出于仁慈的心理,结果很多事情,反而害了被帮助的人。这就是教育的道理,告诉我们作人做事真难。善良的人不一定能做事,好心仁慈的人,学问不够,才能不够,流弊就是愚蠢,加上愚而好自用便更坏了。所以对自己的学问修养要注意,对朋友、对部下都要观察清楚,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对某人不仁慈,实际上是对这人有帮助。所以作人做事,越老越看越惧怕,究竟怎样做才好,有时自己都不知道,这就要智慧、要学问,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孔子说有许多人知识非常渊博,而不好学,(这就是我们强调过的,在讲第一篇《学而》时所说,学问并不是知识,而是个人做事作人的修养。)它的流弊是荡。知识渊博了,就非常放荡、任性,譬如说“名士风流大不拘”,就是荡。知识太渊博,看不起人,样样比人能干,才能很高,没有真正的中心修养,这种就是荡,对自己不够检束,这一类的人也不少。 第三点:“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这个问题来了,这个“信”到底指哪个“信”?假使指信用的信,对人言而有信,这还不好?假如好信不好学就是贼——鬼头鬼脑,这怎样解释呢?对人对事,处处守信,怎么会鬼头鬼脑?这里的“信”,至少在《论语》里有两层意义:自信和信人。过分的自信,有时候发生毛病,因为过分自信,就会喜欢去用手段,觉得自己有办法,这个“办法”的结果,害了自己,这就是“其蔽也贼”。 第四点“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像绳子绞起来一样,太紧了会绷断的。一个人太直了,直到没有涵养,一点不能保留,就是不好学,没有修养,它的流弊要绷断,要偾事。脾气急躁的人会偾事,个性疏懒散漫的人会误事,严格说来误事还比偾事好一点,偾事是一下子就把事弄砸了。所以个性直的人,自己就要反省到另一面,如果不在另一面修养上下功夫,就很容易偾事。 第五点“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脾气大,动辄打人,干了再说,杀了再说,这是好勇,没有真正修养,就容易出乱子。 第六点“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就是直话直说,胸襟开阔,同第四点好像差不多,直爽的人说真话,心肠直,所谓一根肠子。【刚的人一动脸就红了,刚正就不阿,好刚的人不转弯的,绝不转变主见。个性很刚的人,若不好学,他的毛病就成狂妄自大,满不在乎】。 这六点要特别注意,每个人可以把《论语》这一节原文写在笔记本上,或写在案头,随时用来反省自己,作为一面镜子。这六点也就是人的个性分类,有这样六种个性的人。这六种个性都不是坏事,但没有真正内涵的修养,就都会变成坏事,每个人的个性长处不同,或仁、或知、或信、或直、或勇、或刚,但不管哪种个性,孔子告诉我们,主要的自己要有内涵,有真正的修养,学问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最难的就是认识自己,然后征服自己,把自己变过来。但要注意并不是完全变过来,否则就没有个性,没有“我”了,每个人要有超然独立的“我”。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和短处,一个人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短处也是长处,长处与短处是一个东西,用之不当就是短处,用之中和就是长处,这是要特别注意的。教导部下和子弟也是这样的,性向一定要认清楚,一个天生内向的人,不能要求他做豪放的事,一个生性豪放的人,不能要求他规规矩矩坐在办公室。要知道他的长处,还要告诉他,帮助他去发挥。孔子这段话,特别提出来告诉子路,实在对机而教。六言六蔽,相对的则有十二种性向典型,其实我们每个人本身知、仁、勇、信、直、刚的因素都具备了,不过还要从这些地方,用心涵养,这就是学问之道。

说到修养,下面孔子又提到诗了:

重论诗教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在这个地方点出,讲学问修养必须要读诗,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中国上古的文化,不像西方的文化把宗教放在那么重要的地位,中国上古文化注重于诗的文学境界,它有宗教的情感,也具有哲学的情操,上古的诗,就包括了现在所讲的整个文艺在内,所以孔子告诉学生们,修养方面,多注重一下文学的修养。我们翻开历史,中国古代的文臣武将,每人文学境界都有基本修养,从正史上看,关羽就是研究《春秋》学的专家;岳飞等人,学问都是非常好的,都有他们文学的境界。退休的朋友们走这个路线是不错的,不然就去研究宗教,最怕是退休闲居的人,自己内心没有一点中心修养,除了工作以外就没有人生,很可怜,所以学一种艺术也可以,自己要有自己精神方面的天地,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孔子说,你们年轻人,何不学诗? 诗“可以兴”,兴就是排遣情感,人的情感有时候很痛苦,人生有许多烦恼,对父母、妻、儿、朋友都无法说的,如果自己有文学或艺术境界,再不然就写写毛笔字,乱画一阵,也把怨气画去了,绘画也好,诗词更好,所以诗可以兴。这个兴是兴致,就是一切感情的发挥。 “可以观”,在诗的当中可以得到很多道理,得到很多启发。对自己的诗,也可以看出自己思想的路线与情绪。看一个人的作品,大致上就可以断定作者的个性。说写字吧,过去就名为“心画”,同样的毛笔,一万人写同样的字帖,可是一万人写出来的都不同。所以中国人看毛笔字,可以知道写字者的个性,寿命的长短,前途的祸福,现在发现钢笔字、铅笔字一样可以看出人的个性。“观”就是这个道理,从作品中可以了解人。 “可以群”,也可以合群,自己调整心境,朋友之间、社会之间,可以敬业乐群而不孤立,所谓以文会友。 “可以怨”,这很明显的,有了文学的修养,可以发牢骚了,有时心里的苦闷没有办法发出来,压制在里面,慢慢变成病。脾气大的人、情绪不好的人,心里很多痛苦压制下去,往往得肝病、精神病,所以须要修养,可是修养并不是压制,是自己疏导,不能疏导也不行,人的牢骚往哪里发?会作诗就可以发牢骚了。有文学艺术修养,在文学艺术境界上可以把牢骚发泄掉。 “迩之事父”,近一点可以孝顺父母。怎样孝顺?有艺术修养,侍奉父母,则有乐观态度。 “远之事君”,远大一点可以对国家社会有贡献。 最后一句话,因为喜欢在文学方面多研究,喜欢诗词,就“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知识渊博了,等于学了现在的“博物”这一科,什么都知道了。我们要知道,孔子的时代,工具书是绝对没有的,就靠一些诗才知道。工具书从唐宋以后才有编辑;《辞源》、《辞海》是民国时代,根据《渊鉴类涵》、《佩文韵府》这些类书编的,而这类书都是后世才有。例如晋代左思作《三都赋》,花了十年的时间,并非是文章难作,而是当时没有类书。所谓虫鱼鸟兽、人物等等,资料难以收集,何况远在春秋时代。孔子当时所以特别提倡学诗,也是为了获得各种各样知识。这是孔子教学生们一定要学诗的道理。

面壁而立的悲叹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周南》、《召南》是诗经中《国风》的两篇诗。孔子告诉他的儿子伯鱼说,你有没有研究过这两篇诗?为什么要研究?就是上面说的一些大道理,诗有这样多好处。他说一个人知识不渊博,文学修养不到最高的境界,等于正面对着墙壁而立,墙外面什么也看不见,背后有什么更看不见,就是文盲、白痴了。 说到这里,可以介绍很多东西的,就讲文学境界中诗的牢骚,随便举个例子:宋代爱国诗人陆放翁的诗,就有很多牢骚,对国家世事很多忧虑,爱国热情无法发挥,在他的诗集文集里,可以看到很多;岳飞的有限遗著中也有很多牢骚;再说文天祥的诗词中,也看到很多牢骚。不论古今中外,每个时代,人生的痛苦,尤其想有所贡献于国家社会的人,所遭遇的痛苦,比普通人更大更多,多半见之于诗词之中。前面提到的辛稼轩,他有一阕有名的词,仅举半阕,就看出他有多少的痛苦与牢骚:“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邻种树书。”这是下半阕。上半阕是描写他的生平,年轻时壮志凌云的气魄;这里则回想过去,感叹自己,现在老了,头发白了,胡须白了,再没有青春的气息,能把自己的白发恢复年轻,回不去了。现在干什么呢?当时南宋不敢起用他,自己住在乡下,他写给南宋的报告,论政治、谈战略,好几篇大文章,如今没有用了,只好拿到隔壁邻居的老农家里,去换种瓜种菜的书。这里面岂不有牢骚?而且牢骚很大,可是他绝不掩盖自己心里的牢骚。他非常平淡,要我贡献就尽量贡献,不需要贡献则不贡献,是牢骚也非常平淡。因为他艺术文学的修养太高,把人生看得很平淡。像这些情感,他的诗词里太多了。看了以后就懂了人生,也懂了历史。古今中外一样,看通了人生,了解了人生,就会更加平淡、更愿贡献给社会。像辛弃疾的一生,所遭遇的打击太大了,照我们现在人的修养,可以造反了。这样一腔爱国的热忱,他带到南宋来的部队,却被解散了,他都受得了,而能淡然处之,虽然怨气填膺,但不像普通人一样动辄乱来,就因为他的目的只在贡献。现在我们举他这个例子,就是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道理。
礼乐的基本精神

下面就是结束上面的: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孔子动辄教人学礼乐,这个礼并不是普通的礼貌,所以我们强调说它就是文化的精神、文化的哲学。孔子这里说,礼,并不只是送火腿,这是情礼的一点表达而已,主要在文化的精神,乐也并不只是唱歌跳舞,是把人的精神,升华到永远乐观的境界。 这几段连起来,就归到人生出处。第一步站出来要慎重考虑,并不是说有机会就抓。既不随便站出来,则自己立身,作人总要作的,事业可以不做,官可以不做,人总要作的。所以刚才说要知道六言六蔽,要学诗,以及如何才是礼乐,都是教人晓得立身,如何站得住,知道自己如何作人,这些基本修养要做到的。

摆虚架子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这句话在文字上很容易懂。是说有许多人,在外表的态度上非常威风,非常狠,而内心则非常空虚。孔子对这类人下了一个结论,说他们相当于低级的小人,譬如一个小偷一样,在被人抓到时,嘴上非常强硬,而实际上内心非常害怕。孔子这句话所指的是当时——春秋战国时代,许多大人先生们,往往犯了这种变态心理。我们知道,一个人内心没有真正的涵养,就会变成“色厉内荏”,外表蛮不在乎,而内心非常空虚。有时我们反省自己,何尝不会如此?坦白的说,有时生活困难,过着“穷不到一月,富不到三天”的日子,表面上充阔气,内心里很痛苦,也是“色厉内荏”的一种。其实大可不必这样做,一个人好就是好,穷就是穷,痛苦就是痛苦,从历史的法则上看,当领导人,更不可这样。 像唐明皇这个人,少年了不起,中年了不起,晚年差一点,也是感觉到手下没有人才。举两件唐代的历史,就可以了解。唐明皇早年用了名宰相张九龄和韩休,都是他所相当敬畏的人,所以他的初期功业很了不起。对于唐明皇与杨贵妃这一段,后人写历史把责任都推到女人身上,好像唐明皇宠爱了杨贵妃,才一切都完了,这个话并不公平。有些精明的皇帝,宠爱女人的也很多,并不致于像唐明皇一样,所以问题还是在皇帝本人。唐明皇在他宗族的排行,是老三,所以浑名也叫李三郎。他有时候作了一点错事,马上问旁边的人,韩休会不会知道。往往他的担心还没有完,韩休的谏议意见书就到了。旁边的人说,你用了韩休以后瘦多了。唐明皇说,没关系,瘦了我,肥了天下就好。后来他宠爱了杨贵妃姊妹,又喜欢打球、唱戏,也可以说是心理空虚,找刺激。 但这事是在唐明皇中年以后,所以晁无咎有诗“阊阖千门万户开,三郎沉醉打毯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这是替唐明皇讲出了无限的痛苦。在安禄山叛乱以前的这一段时期,他的政府中人才少了,肯说话的人没有了,张九龄、韩休都过去了,没有敢对他提反对意见的人。唐明皇遭安禄山之乱,逃难到了四川的边境,相当于后世清代慈禧逃难一样,很狼狈、很可怜,他骑在马上感叹人才的缺乏,便说:现在要想找像李林甫这样的人才都找不到了。而历史上公认李林甫是唐明皇所用宰相中很坏的一个,说他是奸臣。这是唐明皇感叹连李林甫这种能耐、这种才具的人才都找不到。旁边另一谏议大夫附和说:的确人才难得。唐明皇说:可惜的是李林甫器量太小,容不了好人,度量不宽,也不能提拔人才。这位谏议大夫很惊讶的说:陛下,您都知道了啊!这时唐明皇说:当然我知道,而且早就知道了。谏议大夫说:既然知道,可为什么还用他呢?唐明皇说:我不用他又用谁?比他更能干的又是谁呢?这就是当了主管以后,为了人才难得,有时会感到很痛苦,明知道“色厉内荏”,但是当没有人的时候,比较起来,还是好的。 古老文化社会的通病 下面跟着这一原则,讲许多人事道理。

子曰:乡原,德之贼也!

我们中国人经常骂人乡原,什么是乡原?乡就是乡党,在古代是普通社会的通称。这个原字,也与愿字通用。原人就是老好人,看起来样样好,像中药里的甘草,每个方子都用得着他,可是对于一件事情,问他有什么意见时,他都说,蛮有道理;又碰到另一方的反对意见,也说不错。反正不着边际,模棱两可,两面讨好。现在的说法是所谓“汤圆作风”或“太极拳作风”,而他本身没有毛病,没有缺点,也很规矩,可是真正要他在是非善恶之间下一个定论时,他却没有定论,表面上又很有道德的样子。这一类人儒家最反对,名之为乡原,就是乡党中的原人。孔子说这一类人是【“德之贼也”,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德,但他这种道德是害人的,不明是非,好歹之间不作定论】,看起来他很有修养,不得罪人,可是却害了别人。总要有一个中心思想,明是非,如此才是真正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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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4 13:40:21 | 显示全部楼层

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

这是知识问题,凡事都要深入,不可道听涂(途)说。有时处理业务,对于一个人、一件事,千万不可道听涂说,拿新闻采访工作来说,在路上听到的消息要留心,但千万不可随便下定论,更不可据以发表传播,一定要先把资料找齐,弄清楚事实的真相,否则道听涂说,在德业上是要不得的。有一次我和一位哈佛大学学生谈起,说他们这个国家真危险。我对他说,你们那些国会议员,那些政策,即使有一百个我们中国的诸葛亮一样的政治家,也没有办法。你们那个样子的民主,随便哪一个国会议员都可以任意提意见,你们那些秀才们既不出门,又不懂天下事,台湾在地球上哪个位置都不知道,要想靠这样的人来决定东方的政策,怎么搞得好?这些人的知识就是道听涂说,绝对不曾深入。道听涂说这句话,就是告诫我们,不管读书做学问,或者道德修养、作人处世,都要深入求证,不能胡乱相信传闻。

患得患失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用这个“鄙夫”的名词好像孔子在开口骂人,等于后世骂人“匹夫”一样。这“匹”的意思,就是一个。其实这并不一定是骂人,意思只是说“一个人”或“这个人”,再白话一点就是“这个家伙”的意思。而这里所记载的“鄙夫”之“鄙”,就是“鄙俗”的意思,“鄙夫”就是没有学识的、很糟糕的这种人。如我们给人写信,稍稍带一点古文笔调写,谦虚一点,自称鄙人,但后来又有人改写作“敝人”,实际上该写作“鄙人”,而且这两个字,还要写小一点,放在旁边,以表示谦虚,自己是鄙夫。这里孔子称人为鄙夫,等于是在骂人。因为当时各诸侯之国的政坛人物,他所看不惯的太多了,他认为这些人都是鄙夫,他说这班人怎么可以主持国家大事呢?他说这些人连最基本的修养都没有,当他在功名权力拿不到的时候,就“患得之”,怕得不到而打主意、想办法,爬上这一个位置。等到爬上了这个位置,权力抓在手里了,又“患失之”,怕失去了已经得到的权力。一个大臣,没有谋国的思想,没有忠贞的情操,只为个人的利益而计较,深怕自己的权力地位失去,于是不考虑一切,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打击同事、打击好人、嫉妒贤才等等都来了。孔子在这里就是说明私欲太大,没有真正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人格和伟大的目标,只为个人利害而计较的人,就是鄙夫。后世“患得患失”的成语,就是根据这里来的。 这几条都是连起来的,说明了一个人修养与人品,以及出来做事、为人处世的原则。下面就转了,讨论到人物了。

今古人物论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他说上古时候的人,有三点毛病,是社会的病态,也是人类的病态。但到了现在,“或是之亡也”——“或”为“或者”的意思,“是”为“这个”的意思。这就是说如今看来也许这三项毛病,都变得更坏、更糟糕了。用一幅画来作比喻,古人的画画得这么好,但其中还有三个缺点;不过现在的艺术家,比起古人那些缺点来更差了,还够不上古人认为是缺点的那个水准,也就是说古人认为是缺点的,比现在认为优点的还要好得多了。下面孔子就讲了这三个缺点:古代的人狂,这个狂在古代并不一定是坏事,不是现代观念的狂,现代对神经病、精神病叫做狂,那就糟了。古代的狂就是不在乎的味道,但是有一个限度的。孔子说,古代的狂不过放肆一点,不大受规范;现在的人糟糕了,狂的人则荡,像乱滚的水一样,兴波作浪。古代的矜,比较自满自傲,但有一个好处,因为自己要骄傲,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重,于是比较廉洁自守,人格站得很稳;现在骄傲自矜的人,对任何人任何事都看不惯,而有一种忿怒暴戾之气。古代比较笨的老实人,还是很直爽的;现在更糟了,已经没有直爽的老实人,而社会上那些笨人都是假装的笨人,只是一种狡诈的伎俩而已。 这是孔子当时的感叹,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三点等于是观察人的六个大原则。我们读到这种地方,要特别注意,这是对于一个人的看法。很多人都讲究看相,这就是“相法”,不过这个“相法”不是看五官和掌纹,而是看神态,看他的作人做事,就看出来了。当领导别人,或与人交往的时候,部下同事狂一点没关系,有时还蛮欣赏其狂,就怕不够狂,有本事不妨狂一点。如果是狂而荡,就问题严重了,狂到不守信诺,乃至把公家的钞票用光了,对什么事情都乱来,就要不得。有才的人多半狂,爱才就要懂得欣赏其狂,不要希望别人和自己一样,自己不喜欢的,不必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但是要提防他,不可失诸荡,这个狂就是人才。 自我傲慢,有个性就是矜。自矜值得欣赏,一个人没有个性、不傲慢,就是没有味道。每个人都有他独立的个性,但有适当限度。假使傲慢而变成愤戾之气,到处怨恨,没有一个人、一件事使他满意,即使他单独自处,也会跟自己过不去的,那就过于愤戾,这很不好。愚、老实没有关系,可不要故玩老实,伪装老实,所谓“貌似忠厚,心存奸诈。”那就大成问题了。这狂、矜、愚三条,有相对的六点,外在是观察别人,内在是反观自己修养的准则,都要注意的。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这句话在上论中已经提到过的,现在又重复地放在这里。看起来好像是重复,实际上是一个小结论。说凡是玩嘴巴的,比上面那几种情形,更有问题,简直不可谈了。为什么如此呢?我们再把下面接下来看,就知道了。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这与上面的狂、矜、愚三条有关,这三点是对的,并没有错,但是太过分了,反而不对。孔子就说,为什么自己的修养以及对待人要注意这三件事呢?他说因为“恶紫之夺朱也”。朱是红色,为正色,紫是红得过分了,最怕是紫色侵夺了朱色。他又用音乐来比方,在当时郑国的音乐最下流、最奢靡,所以孔子最反对郑声把正统的音乐搞坏了。第三,利口覆邦家,嘴巴非常会讲,可是没有真正的思想内容,乃至亡国覆家。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要千万注意,尤其自己要注意,【有才的人往往在嘴巴上不让人,不但是害自己乃至送命、连累家人,甚至覆国,古今中外历史上,这种利口覆邦家的例子非常多】。这段文字看起来容易懂,刚才我说这三点与上面狂、矜、愚三点是连贯的,如荡之于狂,紫之于朱等等,都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情形。一个人的学问、道德、修养,最怕是成为似是而非。讲到恶紫夺朱,我们想到历史上一件事。大家都知道,满清入关兴了许多文字狱,尤其在康熙、雍正的时代,当时大家都还有反清思想,而一些地方官吏,为了迎合清帝的意思,致使文人冤枉死的太多太多了。有的为了几句诗,就大兴文字狱,当时的刑法,不但是当事人处死刑,还要灭九族。 其中就有一个与“夺朱”有关的案例,有人曾作了一首咏紫牡丹的诗,其中有两句是“【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这位作者实际上是不是有意,无法知道,不过从文字上看,的确具有民族思想,明朝的皇帝姓朱,所以说“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自然暗指清朝非汉人。这两句诗被地方官吏报上去,于是大兴文字狱。这两句诗还可以说“罪”证确凿,后来有些文字狱就很可怜了,所认定的“罪”证非常勉强,像有一个文人,在他的一本书中夹了一张字条,有“【清风不识字,何以乱翻书】?”两句话,被人发现报上去,说他藐视满清没有文化,也大兴文字狱。 这是今日看到“恶紫之夺朱也”这句话,而想起了清代的文字狱,都是做得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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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5 10:07:12 | 显示全部楼层

法尔如是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有一天感叹地说:“我想永远不说话了。”这句话看来好像很平常,年轻朋友们看了这句话,不会有什么感触,年纪大的人就会有所感触了,尤其到了某种社会环境的时候,真是不想讲话了,因为无话可说。所以孔子到了晚年,也有这个感叹。那么子贡就说,老师你都不肯说话,不教我们,我们将来就不懂,也没有办法阐述你的思想了。孔子就说,人何以一定须要讲话?真正的学问,并不一定是读死书的,观察天地就知道,上天曾经说过话吗?天从来没有说过话,可是春夏秋冬四时,运行分列得如此清楚,这样有规律;万物在天地之中,也照常生长。天地何曾说过什么话!这是文字的解释。 但在这里有个问题要讨论了: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中国儒家、道家思想,都是一个体系的。孔子这里提到天道,老子也非常注重天道,老子教我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老子思想。现在老、庄思想,在外国无论欧洲、美洲都流行起来,身为中国人,对于老、庄思想的中英文有关书籍,须要阅读,万一有机会到外国去,也许碰到一个外国人谈起这些来,而自己身为中国人反而不知道,这是很难为情的。据我所知道,外交官中没有读过老、庄,因而在外面丢人的,已有很多。不但老、庄,外国人研究中国佛学、禅学的就有很多。这两天又来了两个学生,是比利时人,原在中国读过书,在比利时成立了东方文化中心,教了很多学生,现在碰到很多困难,一些高深的问题解决不了,回来准备补充,由政大一位老教授介绍来找我,研究一些中国文化方面的东西。所以老、庄方面,现在全世界的译本有好几十种,王“老子”、孙“老子”,各人的见解,各不相同。我们都知道老子他曾经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在效法地,地效法天,如何去效法?天效法道,道又是什么?没有定义。道又效法自然,于是有人说,老子的思想,道以外有一个东西“自然”,而认为中国道家的思想,就说宇宙万有是“自然”的。 问题就来了。什么是自然呢?因此【在外国有一派,说老子是唯物的。他们列举《老子》里的东西,作这样的说法】,有一位外国的学者听了这种说法来问我。【我告诉他,不但是老子,我们中国几个大圣人,都从来不谈唯物主义的,但是物质却被包括在其中了】。这位外国学者就引用“道法自然”这句话来质疑,我问他是哪一本书上看来的?他说是从中国人所翻译的一个外文本子看到的,我告诉他是翻译上的错误。(我的原则,有人来讨论问题,如果说是某某人如何说,我则不表示意见,因为这已经牵涉到人,如果说书本上如此说,或有人有此说法,我才作答,因为这不牵涉到人,只是就事论事。)先说“自然”一词:我们对于“自然科学”这个名词的来源,这个问题我们特别要认识清楚。【当年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时候,对于“哲学”、“自然科学”、“化学”、“物理”这些名词,我们是参考日本的翻译而再译的,因为西方的文化传到东方来,大多是由日本人先翻译,我们是第二手参考日本翻译过来的,所以哲学等等名词,在日文中早已经译定了】。可是日本文字,在明治维新前后,仍旧是中国文化,所以日本还是根据中国文化的意义,来翻译西方的东西,而翻得并不一定对。【如经济一词在古文中并不是现在的狭义经济,而是“经世济民”的意思,不是工商经济】,也不是经济时间这类来自日文的意义。【所以从日文翻过来“自然科学”的“自然”,就是把物理的宇宙,定了一个名称为“自然”,这样第二手翻译过来的名词,大家习惯以后,一提到“自然”,印象中就是“物理世界”,就是唯物的自然】。其次,两千多年前,印度有一种哲学思想,叫作自然哲学,那个“自然”,与现在的自然世界又是两回事了,这且不去管他。我们要知道,一如“经济”一词的借自子书学说。自然科学的“自然”,只是借用了一下老子“道法自然”这个地方的“自然”而已。可是现在的年轻人读《老子》,大多数并不知道这些文化上演变的真相,从小只知道“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自然”都是讲物理的,所以一看到《老子》中的“道法自然”,认为《老子》中的“自然”就是物理世界,于是认为老子思想是唯物的,这实在大错而特错。 【我们读哪一个时代的书,就要知道当时的时代背景,在老子那个时代,是没有“自然科学”的,所以《老子》中的“自然”是另有意义的】。这位外国学者就问,我所讲的“自然”又是什么?我说你查完了《老子》,都照他的原文,不要加上我们自己的注解去找答案。照《老子》的本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最后四字本身是一个注解,就是说【道效法谁呢?谁也不效法,它自己“本身当然如此”,就是道,“本身当然如此”,这就是自其然也】。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的。 现在学术界、思想界乱得不得了,十年、十五年以后,将是一个大问题,年轻的人真正要努力,将来的责任很大,而且自己做好了,将来的前途也很大,十年以后,中国的文化将要大大吃香。譬如《庄子》,庄子自己说他所说的话是寓言,可是现在人们一提到庄子都说是靠不住的,因为庄子说的是寓言。这观念又错了。为什么错了?大家认为庄子说的话都是空话,这是因为大家读过《伊索寓言》,这是西方神话,神话都是乱想编出来的,像科学小说一样凭幻想写的。那么我们就要注意,【这只是当时我们把西方的神话翻译过来,借用了《庄子》中“寓言”这个名称,可是到了现在的教育,因为作小孩子就看《伊索寓言》,老师也告诉学生,这些神话是寓言,于是“寓言”一词的观念就变了,在现代人的印象中,凡是虚构的、乱扯的都是寓言,最后反过来,对于庄子所说的中国文化思想,也认为是虚构乱扯的寓言】。现在回过头来问,庄子所说的寓言又是什么寓言?我们要了解,“寓”者“寄寓”也,譬如籍贯,我的祖籍浙江,现在寄寓在台湾,客寄说是寓,所以庄子说他讲的话是“寓言”,意思是说“我所讲的话,是打丫头骂小姐的话。”这就是寓言。有时人类的言语,没有办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仔细研究,在与人谈话时,直接讲,对方反而不懂,改为讲一段笑话,说一个故事,不等到说完,对方哈哈大笑,他就懂了。这是人与人之间沟通思想意见最好的办法。所以印度的因明(逻辑)有用“喻”这个办法,我们遇到很难表达的意思时,最好的办法是用笑话,用故事。所以庄子讲话的方法,往往用寓言。这是要特别注意的。我们将来弘扬自己的文化,再也不要搞错了,现在已经错得很厉害,我们要慢慢纠正它。 现在回转来讲老子的道法自然,就是说天道是自然的,自己本身当然如此。我们不要把老子的“自然”视为现代科学上的那个名词。老子教我们学天道,翻开《老子》来看,他讲了很多天道,【他说到人的最高道德修养,就是效法天地,天地生长了万物给人,他没有居功,没有自私的报功,也不想占有,而且天地是平等的,好的坏的,无毒有毒,他都生长,无分别;只有生生不息,没有要求还报。人类吃了他生长的好东西,还给他的是大便,他也不生气,照样永远生长,所以人的胸襟、道德、器度能够效法天地,是最重要的】。而且教我们在事业方面做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一件事情成功了,交给了后代,就撒手不管,这是天之道也。这也就是后世中国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滥觞。孔子现在提到的,也就是这个精神——天道。他说,上天有什么话说呢?自然的。人的学问也好,道德也好,一切修养,先要了解自己当然是如此,我又何须多说!这是中国文化的本位文化,不管儒家、道家,都是一样的。


手挥五弦 目送归鸿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这一段古人的注解很明显。孺悲是一个人,准备来看孔子,孔子说了一次假话,叫人就说他今天生病了,所以没有出来见客。孔子学生中有执事的人送客,在将出门的时候,孔子在里面拿起瑟来弹,并且还唱歌,故意使孺悲听见。这一段古人的注解,多半和朱熹先生的一样,认为这个人可能有哪一点为孔子看不惯,得罪了孔子,所以孔子不愿意见他,但是又明白地表示讨厌他,看不起他,所以等他出门的时候,故意唱起歌来,使他听见,知道孔子并没有生病。我的观念又与古人不同了,我认为孔子并没有这个意思,但要解释起来很费时间了。问题在孔子为什么要奏乐唱歌给他听呢?假如像古人解释那样为了使他知道自己没有生病,孔子在里面说句话,或叫一个学生的名字都可以,何必奏乐唱歌呢?这问题来了。关键就在“天何言哉!”真正的学问,并不一定须要讨论,甚至是不可以言喻的。这个道理研究起来真够麻烦的。我的见解是如此,对与不对,并不坚持自己的意见。

那么这段书什么意思呢?我们引用别家的故事,来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中国文学中有“闻木樨香否?”这故事。木樨是桂花的一种。这是宋代文学家黄山谷的故事,他是学禅的,他老师就是宋代有名的晦堂禅师。因为禅宗大师们的教育方法,是不立文字不用言语的,黄山谷跟他多年,似乎并无所得。有一天就问老师有没有什么巧妙的方法,露一点消息,露一点缝给他钻一钻,让他钻进去。晦堂就问他念过《论语》没有?这句话现在问年轻人不算稀奇,在当时来问黄山谷这样的人是很不客气的,很难堪的,因为古人考功名的本钱就是四书五经,都能背诵的,晦堂还问他念过没有,这给黄山谷的刺激是很大的。黄山谷答道:“当然念过!”晦堂说,你念过《论语》,其中有:“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孔子说的话你懂吗?晦堂大师引用了这句话,就等于说我随时随地都在教你,你自己不懂,有什么办法?黄山谷还是茫然不懂。 后来有一天,黄山谷站在老师的旁边,晦堂这位老和尚看他在身侧,摆一摆袖子,就径自往山门外走去。这时正是秋天,一路上桂花盛开,晦堂像是赏花去了,黄山谷也莫名其妙,只好在后面跟着走,晦堂故作不知的样子,走了一阵以后,回过头来问黄山谷:“闻木樨香否?”黄山谷答道:“闻。”这时晦堂就瞪着眼睛告诉他:“二三子,吾无隐乎尔。”据说黄山谷因此恍然有所悟而入了道。就是后来理学家说的,悟到了那个心性的本源。这是有名的一段禅话。事实上黄山谷的修养、诗名都很高,他与苏东坡他们几个人都蛮可怜的,遭遇王安石的种种打击,后来被贬谪到贵州的一个乡下,相当现在的区公所小干事。在古代被贬谪的大官,还要被人押解去报到,等于半个犯人,起居不自由,生活是很苦的。他在被解送的路上,才和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一样,真懂了晦堂老师的话,因此对于所遭受政治上的打击、环境上的打击、生活上的痛苦,都能处之泰然,还在那里对地方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现在我们拿这个故事来说明孺悲见孔子,而孔子不见,故意取瑟而歌,就等于是一种不言之教。这是这段书真正的意思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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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6 08:48:38 | 显示全部楼层

爱的回报——孝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这提到我们中国的古礼,这个制度,现在改变得很厉害了,历史时代到底挽不回的,我们不要去管现代的情形了。孔子当时,是比较保守的,极力主张维持孝道,父母死生之间的大事,应该依照古礼。宰予,就是白天睡觉的那个学生。现在他提出一个大问题。中国古代,父母死了是三年之丧,要守孝三年,我们在几十年前,至少在搬迁来台以前,在大陆上时,许多朋友还是守这个规矩,手臂上都还戴一块白布或黑布。现在是没有了,三年变三天了。在守丧时期称制中,在名片上面,名字旁边都要加印一个较小的“制”字,表示在守丧。在古代更严重,研究我国古代政治制度,所谓圣朝【以孝治天下,做官的人,不管文官武官,也不管官做多大,碰到父母之丧,如果不马上请假还乡,那是不对的,监察御史马上提出弹劾,可以处分到永不录用的程度,是很严重的】。不过有一点例外,以武将来说,他正在前方作战,假使父母死了,仍然要向朝廷请假还乡,皇帝可以下诏书,着他移孝作忠,予以慰留,这才可以不还乡。在戏剧里可以看到,有的戏里武将穿半边白袍的,就表示他是戴孝上阵,那都是皇帝特殊的慰留,国家非要这个人不可;有些是他还乡守孝以后,丧服未满,皇帝下命特别起用,名为“起复”。而起复有两种情形,一种是退休以后再起用,一种是还乡守制的人起用。古代这种政治制度,实在也有它的好处。一个人从政久了以后,离开民间太久了,对民间的情形都不知道,回乡以后,杜门思过,也不准宴客,对地方官吏都不得接触,可以深入到民间。这是中国古礼,这种社会风气、政治制度的改变,还只是近几十年来的事。 【古代连皇帝也要守丧三年。譬如说丧期中是不准结婚的,年轻皇帝登位前若要结婚,除非由皇太后下命令才可以。在唐代、宋代、明代、清代都有,老皇帝一死,新皇帝没有就位以前,丧事没有发布,先办婚事,第二天再发丧,否则就违犯礼制】。这种古礼连皇帝都要遵守,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 宰予现在就提出来问,我们的社会制度,父母死了要守丧三年,从上古行到现在,很古老了,现在宰予说三年什么都不能动,结果什么都坏了,像稻谷一样,旧的割掉了,新的又长起来了,钻燧改火,时令也改变了,岁月换了,我看守丧一年就够了。孔子说,父母死了,你认为过了一年就可以去听歌跳舞了,你觉得心里安吗?宰予说,安呀!孔子说,你心安,你就照你的办法去做吧!并没有人勉强你,你就是过了三天就跳舞也可以,只要你心安。丧礼并不靠规定的,要每个人发乎内心的,古代文化是根据内心来,不是法律规定的。一个君子,父母死了居丧,内心思念的悲愁,吃饭都没有味道,听到音乐也不快乐,睡觉都睡不好,所以三年之中,没有礼乐。我现在问你一年能不能心安,你说能心安,那你去做好了,不必要提倡改为一年,别人不愿改,是别人的事。孔子等于给宰予碰了一个橡皮钉子,他出去了。 于是孔子告诉其他同学,宰予这个人一点良心都没有。下面孔子说的,就是中国文化三年之丧的道理了。他说,小孩子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尤其古时是没有牛奶的时代,要三年才能单独走路,离开父母怀抱,后来二十年的养育且不去管,这三年最要紧,就算是朋友吧!这两个老朋友,这样照顾了你三年,后来他们死了,这三年的感情,你怎么去还?所以三年之丧,就是对于父母怀抱了我们三年,把我们抚养长大了的一点点还报。这是天下人类都一样的,而宰予反对,主张改为一年,像这样,宰予没有三年怀念父母的心情,一如父母怀抱抚养我们三年的心情。如改为一年,可以说天下没有一个孝子,天下任何一个父母,在自己孩子三岁以内的时候,那种慈爱、辛劳,照顾是无微不至的。所以中国文化,定父母之丧为三年,就是还报这个慈爱,这仅是最起码的回报,事实上父母的慈爱,并不止此,在孩子三岁以后长大了,还一直要照顾到二十多岁,所以这就看到金圣叹这个调皮的文人所说的话,有最高的道理。 现在我们拿金圣叹的意思,说说他写给儿子的信:【我和你是朋友,最初你也没有指定要我作你的父亲,我也没有指定要你作我的儿子,大家是撞来的;因为是撞来的,所以彼此之间,没有交情可谈。但是话得说回来,这个老头子(指他自己)和这个老太太(指他的妻子),从替你揩大便小便开始,照顾了你二十年。这二十年,你去社会上找找看,还有没有比这两个老朋友更好的朋友?我们现在不要求你孝不孝,这些都是空话,只要求你把这两个老朋友照顾你二十年的感情,也同样照顾这两个老朋友二十年,就够了】。这是金圣叹的游戏文章,也说明了孝道的真正哲学,所以中国讲孝,就是爱的回报。因此孔子说,现在的人,当父母死了而真有三年怀念父母的心情,像父母当时对自己三岁以内这样爱护的有没有?连这个三年怀念都没有,哪里还谈得上孝字。到了最近几十年,“孝子”的意思,是倒过来解释为孝顺儿子。这一大段是讲孝顺的,下面我们就讲到《孝经》了。 曾子根据孔子所述的中国文化,著了《孝经》,为十三经之一。在《孝经》中孝敬父母还是小孝,大孝者为大孝于天下,看天下的老百姓都如自己的父母一样,这是中国政治哲学的大原则。为政的人,把老百姓视如自己父母一样孝,改一个名字就是忠。所以从事政治的人,要有孝天下人之心。以这个道德的基础,出来从事政治,这是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重点,也即《孝经》的基本重点。

麻将的学术思想

说到这里,就讲到人品了。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到了这里,我们看了可高兴了,孔子主张可以搓搓麻将、下棋。他说,有些人吃饱了饭,一天到晚不肯用心思。这情形大家也许见得少,在我的一些朋友中,我看得多了,有几个人,我经常笑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生下来父母留给他许多的钱,吃饱了以后,不晓得怎么玩好,【有时看到他很苦,苦到不知道有什么好吃的,一切东西都吃厌了】,一天到晚不知如何度过才好。真有这种人。孔子说这种人真难。这个话分两头解释,刚才是照文字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痛苦。另一方面说,一个人如果要真正修养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可真难,这就讲到修道了。现在有许多人讲修道,就是身外任何事物都影响不了他,坐在那里,什么都不管,庄子称他为“【坐驰】”,坐在那里脑子里思想不停,好像开运动会,如真做到脑子里完全宁静下来,是很难。但在这里,不能作这样解释,因为下面孔子还有话,他说一个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肯动脑筋,就真难对付,没有办法教育他了。为什么孔子有这个感叹?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下,许多富家公子少爷,都是这个情形。所以孔子说,倒不如学学下棋,还能动动脑筋,总比较好一点,最怕是不用脑筋。这个话我们现在看来,也许没有什么感觉,如果从事教育的话,就会感慨了。据我所了解的,现在的教育,学生们已经到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程度。大家如果不信,不妨研究一下看,现在我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文化思想没落了。虽然目前教育那么普及,一般人却只晓得应付考试,背死书,真的文化思想,乃至到大学里都没有,而且一年比一年差,差到无法再差了。这正如我们前面曾经讲过顾亭林的话,不妨重新再提,好加注意。当明末清初,【顾亭林把明末的士大夫,分作南北两种批评,指明末所以亡国是因为:一、南方的士大夫们“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一般人打打牌,喝喝酒,聚在一起,所谓“国家事,管他娘,没有事情打麻将。”【所谈论的话,没有谈到国家思想、民族文化,至于义理之学的影子更没有,说些空话而已】。二、【北方的士大夫们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所以他认为这样太危险了,国家岂有不亡的?这是当年历史上的士气,所以一个国家的文化思想有如此重要。 下面插了一段很妙: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子路问孔子,你都说些文的,难道一个人只须要读书,只为学问的吗?来不来武的?讲不讲勇呢?孔子说,我并不反对勇。不错,武功也要好,但是君子之勇,以义理为上,如果君子没有义理文化的修养,徒然有勇,就容易作乱,使社会混乱。如小人有勇,而没有义理文化作基础,就容易作坏事,匪盗这一类行为,都做得出来了。 因此便引出了子贡的话: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子贡有一天问,一个君子仁人的修养,也有讨厌人家的一面吗?孔子说,当然有。那么讨厌一些什么事?孔子举了个例子,最讨厌说别人坏话的人。讨厌自己在下面对于上面都不满意,加以讪谤的人。讨厌好勇斗狠而又没有文化基础修养的人。许多学了拳的人,见面都要比划几下,是最讨厌的。奇怪得很,学武的人总是性情粗暴,乃至学太极拳的人,动辄喜欢跟人“推手”比一下,这是值得研究的,为什么一种运动,往往会把人的气质变为好勇斗狠?不过据经验所知,初学武的时候的确想打,除非学到很高的时候,才看不出来了,不想动手,也不敢动手,因为一动手就伤人。所以好勇而无礼的人很危险,令人讨厌。至于“【果敢而窒”,也值得注意。有些人很有决断,很容易下决心,尤其为政当领导者更要知道,很果敢、有勇气,下了决心就干了,而把门关起来,任何第二个意见都不听的】,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子贡听了以后,说他也讨厌几件事,就是徼以为知者,有些人把自己的偏见,认为是最高的智慧,这种人真是无可救药。还有可恶的是没有礼貌,粗暴而自以为有勇的,还有口头上尖酸刻薄攻击人家,而表面上装起来是说直话的,都是可厌恶的。他们师生两人一唱一和,等于唱双簧一样,举出来的这几点,我们每个人都要反省,体会自己,也可据此以观人,如果有了这种毛病,要努力改过来。

男人与女人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有几句话,先要向女性们道歉。我以前讲《论语》就讲过的。有一次一个妇女团体要我去讲中国文化,就有一位提出这两句话来问我。我说我不敢说,我说了你们要上来打我的。她们说不打。我说你们不打,我就赞成孔子的话,这是没有办法来替妇女们辩护的。【孔子说女子与小人最难办了,对她太爱护了、太好了,她就恃宠而骄,搞得你啼笑皆非,动辄得咎。对她不好,她又恨死你,至死方休】。这的确是事实,是无可否认的天下难事。但【问题是,世界上的男人,够得上资格免刑于“小人”罪名的,实在也少之又少。孔子这一句话,虽然表面上骂尽了天下的女人,但是又有几个男人不在被骂之列呢】?我们男士,在得意之余,不妨扪心自问一番。 当然,我们还要明白孔子说这句话的时代背景,在上古时代,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女性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对外界事物的陌生,知识的暗蔽,不是现代人——尤其是我们今天社会所能想象的。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以前小孩子时期的笑话,那个时候,也正是正式“小人”的时期。【我们那时候读书,碰到写别字、写误字的时候,往往有人开我们的玩笑说,这是孔夫子的夫人教的】。事隔几十年,到了今天,孔师母,事实上,也应该和一般女性教育家一样,真正出来当老师了。因此相反的,站在女性的立场来说,也许会讲:“【唯男子与小人为难办也。近之则玩弄,疏之则恨】。”试想,这也未尝不是理由。 几年前,有一位同学介绍一位提倡女权运动的同学来看我,我对此举并不反对,不过,觉得我们今天的社会,似乎女权已经高了一点。倘使真能做到取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而代之以女权为主的社会结构,我也很赞成。因为男人们也有男人的苦经,男人们担任社会中心的主角已经几千年了,应该退休让位,完全由女性来管事,当兵打仗,都归她们,男性应该回到家里去专管内务,做饭、烧菜、洗衣、打牌。只可惜缺了一样,男性不能生孩子,这一点反不过来,未免遗憾。 话说回来,以前的人们,常站在男性中心的立场来看女人,都有类似从“难养”的角度来看,因此见之于文字言论的也很多。宋代陶谷写了一本《清异录》的书,其中的女行门中,便录有莱州长史于义方著的《黑心符》一篇,专责女性的文章。他首先提的是历史上名女人,如吕后、武则天等等,都是拣坏的方面来说。但我觉得,如果仔细读完了《黑心符》全文,你便会哈哈大笑,作为原告的男人,说了半天,无非都是男人没有出息干的事,几乎与被告女性完全无关。我记得佛经上有一个故事,一个国王与王后反目,同来见佛,佛先站在国王的立场,说了女性许多坏处。国王听了很高兴。最后佛又说,可是人们只知道女性的不对,其实,男性的坏处也很多,于是佛又接连数说许多男性的不是之处。非常好笑。这正如【吕纯阳的一首诗说:“独立高峰望八都,黑云散后月还孤。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女人!男人!谁对?谁不对?我想,也同宇宙的其他事物一样,永远下不了定论的。对吗?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这是这一篇的结论。本篇正好由小人之首的阳货开始,到此作一结论。孔子说,人到了中年,经验也够了,年轻时错误没有关系,到了中年自己应该反省到了,不需要再教育,自己也能改正好了。但结果还有许多毛病,很多的坏事改不过来,这就不要说了,这已经定型,改不了啦! 《论语别裁》 下一篇:微子第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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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7 17:15:27 | 显示全部楼层
第18章 微子

现在讲《微子第十八》篇,这一篇和第八篇《泰伯》有相呼应的作用,也可以说,这两篇是连续的。《泰伯》篇是上论接近结论的一篇,《微子》这一篇则接近了下论的结论。这篇所记载的,都是与孔子当时的学说思想有关的事情,所以记载中完全用孔子的话的地方就少得多了。而是记载一些与孔子思想有关的个人历史。这篇东西可以很快研究完,但篇中的问题是很重要的。  

先说本篇的问题所在。本篇题目是“微子”,而【微子、箕子、比干这三个人,在周文王、武王要革命的时候,都是纣王的大臣,也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忠臣】。【箕子后来封于高丽,就是现在的朝鲜,所以朝鲜的文化,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遗留,朝鲜的民族,也可以说是箕子的后代】。当时箕子把中国文化的阴阳、八卦、五行、天干、地支这些东西,流传到高丽,所以【韩国的国旗,用的是《易经》八卦中的四卦:“乾、坤、坎、离”。就是代表天、地、日、月】,也可以说整个是中国文化的精神。这是箕子所传的。

这里所提的微子、箕子和比干,他们是殷商的贵族,纣王的尊亲。为什么要首先提他们,而且这一篇的最后结论,提到周朝能够兴起来,“周有八士”,八位了不起的人,辅助了周朝兴起来,这八士当中还没有提到姜太公、周公,他们还不在八士以内。而这一篇的中间提到许多隐士,隐士并不一定是殷纣时候的人,有许多还属于孔子同时代的人,全篇的编辑路线是这个样子。如果从表面上看这篇书,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看这些书,很多人认为这是为专制领导者帮腔的,因而有各种的毁谤。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有一点,从表面上看,这中间又有许多是反孔子的。所谓“反”是我们现代的说法,事实上是与孔子的观点,至少是站在两方面,这里都老实地记载下来了。所以我们读书,有时不可被表面文字骗过去。  其次,我们要研究这篇书为什么要这样编?第一它是说明创造历史,创造时代,完全是属于“人”的问题,等于说英雄可开创时代。在一个时代中有人才,这个时代就兴了,人才衰落了,这时代也完了。第二点用人的问题,一个领导者能鉴识人才,培养人才,他的事业是成功的,如果不认识人才,不知道培养人才,事业一定是失败的。第三点关于个人的,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至少过去是如此,将来社会怎么变,就很难说了。过去的时代,个人的立身出处非常重要,也就是第一步站出来很重要,所以有人一辈子当隐士。  

隐士与历史文化  

有人说中国过去的隐士,就是西方文化中自由主义者“不同意”的主张,他不反对,反正个人超然独立,这是民主政治的自由精神。这个比方表面上看起来很对,实际上还是不大对,因为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中,走隐士路线的人并不是不关心国家天下大事,而是非常关心,也许可以说关心得太过了,往往把自己站开了,而站开并不是不管。印度的思想,绝对出家了,去修道了。就一切事务不管;中国的隐士并不是这种思想。我们研究中国的隐士,每一个对于现实的政治社会,都有绝对的关系,不过所采取的方法,始终是从旁帮助人,自己却不想站到中间去,或者帮助他的朋友,帮助他的学生,帮助别人成功,自己始终不站出来。在中国过去每一个开创的时代中,看到很多这样的人。  最有名的如明朝朱元璋开国的时候,能够把元朝打垮,当然中间是靠几个道家思想的隐士人物出力,正面站了出来的是刘伯温,背后不站出来,故意装疯卖傻,疯疯癫癫的人有好几个,如【装疯的周颠,另一个是铁冠道人,这是着名的,这些人朱元璋都亲自为他们写过传记。正史不载】,因为正史是儒家的人编的,他们觉得这些人太神奇了,这些资料都不写在正史中。尤其是周颠这个人更怪,既不是和尚,又不是道士,一个人疯来疯去的,与朱元璋的交情也非常好,每逢朱元璋有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他突然出现了,告诉解决的办法。有一次朱元璋还测验他,周颠自己说不会死,朱元璋把他用蒸笼去蒸烤,结果蒸了半天,打开一看,他等于现在洗了一个土耳其浴,洗得一身好舒服。从此朱元璋告诉部下,不可对周颠怠慢,这是一个奇人。像这一类的人,也属于有名的隐士思想一流的人物。  中国过去有道之士,可以不出来干涉现实的事,但他非常热心,希望国家太平,希望老百姓过得好,宁可辅助一个人做到太平的时代,而自己不出来做官。等到天下太平了,成功了,他的影子也找不到了,他什么都不要。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这一类的人非常多的。当然正面历史不大容易看到,从反面的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这些人。就拿王阳明来讲,他所碰到的与普通人的生活及观念不同的异人也很多。  本篇当中,就说明了虽然是隐士思想,明知道时代不能挽救的时候,他们站开了,但并不是消极的逃避,等于是保留了文化的精神,培养后一代,等待下一代。最有名的,如唐代的王通,我曾经提到过很多次,他的学生们在他死后私谥他为“文中子”。在隋炀帝的时候,他本来有志于天下,自己想出来干的,但与隋炀帝谈过话,到处看过以后,知道不行,回去讲学,培养年轻一代。所以到了唐太宗开国的时候,如李靖、徐世绩、房玄龄、魏征这一批唐代的开国元勋,文臣武将,几乎都是他的学生,所以开创唐代的文化思想,文中子是最有功劳的。可是我们读唐代的历史,还没有他的传记,所以后人还是怀疑文中子的事迹,是不是真的,否则为什么没有他的传记?最后经过考证,原来文中子的儿子,得罪了唐太宗的舅子,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大臣,人也很好,不过在学说思想上意见不同,所以后来修唐史的时候,就没有把文中子的思想摆进去。因此文中子死后,他的谥号,还是朝中这班大臣,也就是他的学生们私下给他的。历史上有名的“自比尼山”故事,就是说不仅他的弟子,连他自己也自比为当代的孔子。而实际上以功业来说,也许他比孔子还要幸运,因为孔子培养了三千弟子,结果没有看到一个人在功业上的成就,而文中子在几十年中培养了后一代的年轻人,开创了唐代的国运与文化。  像这一类,也属于隐士之流的思想,明知道时代不可以挽回了,不勉强去做,不作儒家思想的“中流砥柱”——人应有中流砥柱的气概,但能不能把水流挽回呢?这是不可能的,只可以为自己流传忠臣之名而已,对时代社会则无法真正有所贡献。道家说要“因应顺势”,这类人的做法,就形成了后世的隐士。本篇记载了很多隐士,孔子当时所遇到的,是孔子在他们面前吃瘪的,也是孔子正面和他们冲突的,这冲突并不是吵架,是意见冲突,思想的幽默,可见他们也非常了解孔子,也认为孔子的做法并没有什么错误,各走各的路线,这是本篇的第四个要点。  结论下来,这一篇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历史哲学的一种观点,第二个重点是个人的立身处世,自己的人生观,人生哲学,究竟该走哪条路线。虽然这种观念与思想,在本篇的文字中,一个字都没提到,而事实上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我们把全篇研究完了,对自己应该是个很好的借镜,可作为一个参考。把本篇的精神与重点报告完了,下面就比较容易研究,不像以前的各篇,每句话都要作很多的发挥,这里差不多每一观念都作了整个的发挥。现在我们讲到本文了。  

众鸟高飞尽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这是殷纣引起了西周革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纣王是很暴虐的人,因受悠久文化的影响,还是有很多忠臣,可是几个人向他建议,(古代下对上为“谏”,上对下为“劝”,现代通用为“建议”了。)而纣王无道,不听这些建议,把微子废掉,离开宗室了,【后来微子的后代,由周朝封于宋,就是春秋战国时的宋国】。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兴灭国,继绝世”。周朝起来革命,成功以后,并没有对纣王之后灭绝,还一定把前朝的后人找出来,使他们继承祖宗的香火。箕子是纣王的叔父,也被降为奴役,箕子后来还是没有死,带了殷商的文化,由辽东渡海到朝鲜去了。【比干是被纣王杀死的】。这三个人都是纣王时代的忠臣,而遇到一个这样暴虐的君主。时代的衰败挽不回的时候,走的走,被关起来的关起来,死的死。孔子认为这是古代的忠臣,虽然他们本身死了,可是对于国家文化的精神,永远留下了千秋万代的榜样。所以称他们是殷商时代的三位仁人,成仁取义的人。  

下面跟着说到柳下惠,鲁国的人,大家都知道柳下惠“坐怀不乱”,这还是小事情,历史上坐怀不乱的男人或女人有很多,不过古人以柳下惠作标榜,我们也不必再另外举别人的例子了,而坐怀不乱并不是柳下惠最高的一面,他最高的一面在这里: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作士师,等于所在管刑法的官,勉强比作现代的司法部长或最高法院院长。他三次上台,三次都被罢免下台,于是有一个人对他说,你先生何必一定要在鲁国做事,出国去吧!你自己国家不要你,何必一定干,到别的国家说不定有更好的地位。柳下惠答复他说,一个人终身行直道,思想、行为、做事完全直的,走正路来做人家的部下,在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做事,都是一样会有问题,都要吃亏,会被挤下来的。如果以歪曲的心思,用手段来取得地位,以得功名富贵为荣耀,并不想真为国家社会做事的,那又何必离开自己父母之国呢?祖宗都在这里,一样可以做事。换句话说,随便在哪里,决不走歪路,而走正路,在任何社会都是一样比较困难的。柳下惠的人品就在这里,为了贯彻人格的思想,为了贯彻传统文化以正道事人,以正道立身处世,忽视于功名富贵,那是身外事,并不在乎,这是他的人格。这里先记载他的事情,后面孔子还要提到他的。  为什么把柳下惠的事放在微子、箕子、比干三人的记载后面?柳下惠并不是殷纣时代的人,而是春秋战国孔子这一时代的人,还可能稍稍早一点,比孔子大几岁,不过已是一个天下闻名了不起的人物,这里先记载他的事,柳下惠的这几句话,也说明了前面三个人的事情。所以中国的古文,如《论语》的文章一看起来好像是法律的条文,一条一条,好像连不起来,实际上仔细一读,它是长篇文章,连接得非常好。换句话说,微子、箕子、比干、有的愿杀身以成仁,如比干;被赶出去就走了,如微子;为奴就为奴,如箕子。为什么他们不弯一弯呢?态度稍微改变一下,去拍个马屁,也会好好用他们,更何况他们本来就是皇族。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这就说明个人作人也好,在国家社会中立足作一普通人也好,大原则上人格的重要。反过来,就是如果以枉道事人的话,随便哪里都可以干,如果坚持以正道、直道事人,又何必离开?所以引用柳下惠的这几句话,等于是为上面三个人的事,作了一个注解,这就是《论语》的编辑方法。  

王不留行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孔子周游列国到了齐国,那时期国的国君,(就是齐国的诸侯,我们随便讲,叫他国君,是借用的名词。)正是景公的时代,有一度,他的首相是有名的小矮子晏子——晏婴,这个人品德很好,学问也很好,在历史上是名宰相,了不起的忠臣,也很清高,样样都很好,并且自己着了一本书——《晏子春秋》。另一个更早一点的名臣管仲,也是齐国大臣,着有《管子》,这两部书现在都流传着,当然,其中内容真伪杂陈。孔子到了齐国以后,齐景公本来想用孔子,可是晏子不同意,怕因此自己不能在齐国立足。不过这个问题的资料并不很充分,晏子是不是那么嫉才的人是一个问题。其次,涉及齐景公本身的问题,不过历史上有说齐景公是受了晏子的影响才这样的,但是要注意,当时齐国与鲁国的邦交并不很好,所以后来引起了战争,齐国准备打鲁国,鲁国一定打不过齐国的,孔子这个时候,很为自己祖国的危机着急、彷徨,准备自己出国,去国际上想办法的。后来由子贡出面,在各国走了一躺,扭转了整个国际的局势。  当时齐景公对孔子非常好,不过不能用他,所谓不能用是外交辞令,齐景公也没有当面告诉孔子:“老先生,你是了不起,我想用你,可是我不会用你啊!”这就太难堪了,他不会那么做,这只能利用别人来透露,所以齐景公所说“若季氏,则吾不能。”这季氏,就是鲁国的季家。但季家对孔子非常好,孔子一班学生在季氏兄弟下面做事的也很多,虽然季氏对孔子恭维,可也没有重用他。现在景公就把话透露给孔子,像季氏一样的对孔子则我不能,我要就重用他,如你孔子愿意永远住在我齐国,我愿如季家的兄弟一样的待你,虽不重用也不冷淡,恰到好处。齐景公并说明采取这个态度的原因,只说是自己年纪大了,没有雄心,不想称王称霸了,假如是年轻的时候,孔子来到我齐国,我一定重用他,这个话一传到孔子耳里,当天孔子就走了。  我们看古代的记载,文字非常简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吾老矣,不能用也。”这句话,使孔子马上就走了,如果写小说,这中间一定还有许多故事。孔子为什么立刻离开?可见左右有人妒忌,从旁说了闲话,孔子不马上走,说不定有人会害他,这也可以说齐景公很爱护孔子,因为自己国内的政权以及其他一切等等,所形成的环境,的确没有办法用他,所以说:“吾老矣,不能用也。”只好这样暗示他,因此孔子听了以后,赶快就跑了。  这一段为什么放在上面两段的后面?假使以普通的方法读《论语》,读一辈子也白读了,如以历史人生的观点来读,就和上面两段的意义与精神是一样的,一个人的立身出处,当环境不容许的时候,就毅然决然而去,所谓“飘然远引”,没有什么留恋的。人生为了什么呢?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能对社会人类有所贡献,绝不为现实的功名富贵,乃至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也说明柳下惠的道理,也是说明殷朝三仁的道理。  

江山与美人  上面是说孔子离开齐国的关键,下面是说当时孔子为什么离开鲁国: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原来齐国想出兵打鲁国,在这以前,孔子曾经一度当司寇,国际上各国诸侯都很害怕,鲁国如真起用了孔子,就不得了,大家想尽了办法,用各种手段,使孔子下台,同时国内的环境也不许可他展开抱负,所以干了三个月就下来了。后来齐国为了使鲁国更趋衰弱,以现代话来说,就利用了女间谍,选了一批非常漂亮的名女人(为女乐),送给鲁定公,当时孔子主张不能接受,否则鲁定公这个人靠不住,意志会沉迷下去,影响到国家。而当权的季桓子,自动先接受了齐国的女乐,果然,政府规定每天必定举行的早朝——朝会,都接连三天不开,大家去看女乐了。孔子一看这情形,知道齐国这一手很厉害,鲁国的前途完了,孔子马上出国了。  孔子去鲁、去齐这两次的离去,说明了一个人的去留之间,是非常有分寸的,中国文化讲究的,一个知识分子、读书人,立身处世,进退之间大有分寸,绝不会顾虑到生活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过去每逢过年,很多家庭无论作装饰,或是附庸风雅,都会悬挂朱柏庐《治家格言》,治家格言中:“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是很有分量的名言。  为什么要出来做官,现代叫做公务员,现在公务员的观念和以前官的观念,的的确确两样,所以有时候拿现代的公务员比过去的官,我也认为大不妥当。过去一个读书人,十载寒窗,一旦考取了功名,那真有味道,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出来时还要鸣锣开道,老百姓还要回避,坐在轿子里比汽车舒服得多了。最小的官是典史,勉强等于现在县里的警察局长、监狱长,这是编制内的人。皂隶之类都不在编制内,由县令自己想办法在节余项下开支。以前一个县衙门里,编制外不过一二十人办事。像清朝康熙时代,全国官吏,上自宰相,下至地方小吏,只有一万七千人,而做了那么多事。这个问题我们今日还是值得研究的。那个时候,考取功名出来做官的,四万万人中只有一两万人,的确是很光荣。现在当然两样了,是公务员,替人服务了。但是大家还有一个毛病,【把公务员与官的观念始终混在一起】,如果这一点真正分开了,搞清楚了,那好办了。很遗憾的,几十年下来,这一点还没有搞清楚,以致产生了政治上、社会上很多纠纷。  讲到这里,我们知道,古人对于该不该出来当官,所谓立身出处,是很慎重的。现在我们的教育变了,每一个考进来的,都是为自己的职业问题着想,这是美国化、西方文化的影响,所谓杜威等人的思想,“生活就是教育”,他们教育与生活、技术配合在一起。人家的文化基础同我们完全两样,我们今天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文化精神,对别人的也没有搞清楚,别人的东西是不是适合我们的国情,今天还在考验中。今日考进来的学生,目的是为了职业,既然为了职业,那么做医生是职业,做公务员也是职业,职业的下面,就只有价值问题,也就是待遇如何?首先问划不划得来。过去我们的思想,从不考虑个人待遇问题,所谓“为官心存君国”,讲好的一面,是牺牲自我。为什么要得到权位?是为了实行自己的理想,好替国家做一番事,如此而已。在历史上许多大臣,死了以后可怜得很,像秦桧害死岳飞,抄家的时候,什么都没抄到,破书而已,像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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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9 17:38:43 | 显示全部楼层

凤凰离乱不如鸡  

现在接下来,是孔子离开鲁国以后,周游列国,到处为文化,为人类的思想在努力。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孔子碰了一个钉子了。楚狂接舆是道家人物,是楚国一个着名装疯的狂人。狂人并不是疯子。过去说的狂,就是满不在乎,有点像现在的嬉皮。美国前几年流行的嬉皮,他们所画的祖师爷,都是我们中国人,其中两个是禅宗的和尚:寒山、拾得,留长发拿扫帚的;还有像楚狂接舆,也是他们的祖师爷。还有我们晋朝的刘伶、阮籍两个爱喝酒的,这些人他们都供起来,自称是他们的祖师爷,这是他们学中国文化的一点点皮毛。所以楚狂并不是一个疯子,接舆是他的名字,道家的书与“高士传”都说他姓陆,陆接舆说是楚狂,也是道家着名的隐士,学问人格都非常高。孔子碰到他时,他就唱着歌过来了。歌是故意唱给孔子听的,他没有直接说孔子,而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古人说麟、凤,有时候代表人中之君子,或者是天下绝对太平,时代有道的时候,就可见到走兽中的麒麟、飞禽中之凤凰,乱世的时候就看不见。不过后世一般人认为没有这两种东西,把长颈鹿叫做麒麟,对不对,也很难讲。这两样东西,是中国文化的标志。还有一样就是龙。现在楚狂是用凤来比孔子,他说凤啊!凤啊!你倒楣了,这个时代出来干什么?过去的错了,你就算了,未来的你还是可以改正。这两句话的含义是很深很深的。大而言之,也可以说是历史错了,是不能挽回的,但是你不要去怀念那过去的历史,应该开创未来的。不过他唱给孔子听,这个意义很深远,等于对孔子说,你老是想把这个时代挽救过来,这是挽救不了的啊!算了吧!算了吧!这个时候想出来挽救这个时代,是危险极了,你这时如想出来从政,你可免了。孔子一听,知道不简单,赶快停下车来,想跟他讲话,可是这个“狂人”一看见孔子停车,知道孔子要来和自己说话,就加快脚步溜了,避开了,使孔子永远无法跟他说话,也是他懒得跟孔子讨论。  楚狂这个人是有名的隐士,给孔子碰一个很大的钉子,如说他对孔子不欣赏,他偏要来唱这首歌给孔子听,可见他是有心的,孔子晓得,孔子懂他,下来想向他请教,可是他又走开了。历史上隐士们都这样,做了许多怪事,点到为止。这是孔子碰到了和他唱反调的第一个隐士。在这一篇里,这些唱反调的统统出来了。  

处处关津处处寒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长沮和桀溺,是两个隐士,一对好朋友,在并肩种田,孔子经过那里,不知是有意或无意的,教子路去问路,问过江的路口,这“问津”是这篇文篇的“点题”,我们中国以后的文字上,所谓“指点迷津”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长沮就先反问子路,你替他赶车的那个老头子是谁?这是明知故问。子路说,坐在车上的是我的老师啊!鼎鼎大名的孔丘。长沮说,就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子路说,是啊!就是他。长沮说,既然是孔丘,他当然知道该怎么走,还要来向我们问路吗?他这话答得很妙,子路问的是车子应该走向哪里的路。长沮答的不是车子走的路,是人生之路,长沮的意思是说这个周游列国、到处还要传道的孔子,他现在“路”都不晓得走吗?他这个话是很妙,很幽默的。  子路问不出道理来,就转过头来问桀溺,桀溺却反过来问子路,你是什么人?子路说,我名字叫仲由。桀溺说,你就是鲁国那个糟老头孔丘的徒弟吗?子路说,是的。桀溺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滔滔是形容词,现代语汇就是潮流,当潮流来时,海水一涨,浪花滔滔滚滚,不管好的坏的,统统都被浪头淹没了。天下皆是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浊浪滔滔,一股浑水在流,这情形又有谁能够把它变得了,那洪水泛滥的时候,时代的趋势来了,谁都挡不住,并且他告诉子路:“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这句话中的“辟”就是“逃避”的“避”;“辟人之士”,是指孔子,避开了鲁国,鲁国政治太乱,自己的国家他救不了啦!为了想实行自己的理想,到处去看,是避开乱的社会,另外想找更好的环境,为“辟人之士”。桀溺是告诉子路,你跟着孔子这样的“辟人之士”,可是人是避不开的,如现在的和尚出家,神父的入会,反正都没有离开社会,不过换了一个生活。哪里出得了家?真出家谈何容易?真出家就是桀溺说的“辟世之士”,连这个时代都抛开了。离开这个社会,跑到深山里去,不和任何人打交道,这就是出家吗?永嘉禅师曾经说过,当你的心不能平静的时候,跑到深山都没有用。不要以为到了山里,就是出家修行,有时候看到风吹草动,心里都会烦起来。如果把自己的心修平静了,在任何热闹的地方,就和在山林中一样的清净,这是基本的道理。所以这一段桀溺对子路说,你与其跟着孔子一样,觉得这里不对,就离开到另外一个社会,其实时代是逃避不了的,还不如像我们一样,自己忘记了这个世界,忘记了这个时代,种我的田,什么都不管。他说到这里以后,再不说话了,拿起锄头,还是不停地种他的田。  子路碰了钉子,就回去把经过报告孔子,孔子听了心里很不惬意,脸色变了,很落寞也很难过的样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后世自命为儒家的人,抓住这句话作为把柄,认为道家这些隐士都不对,说孔子在骂他们是禽兽,这些人没有国家的观念,不是人,是禽兽。这是后世的解释,但我否认这种解释,后世的儒家根本解释错了。我的看法,孔子非常赞成他们,孔子这句话不是骂他们,因为上面有句“夫子怃然曰”,孔子心里很难过,很落寞的味道,所以告诉子路:“鸟兽不可与同群。”鸟是飞的,兽是走的,而且鸟是海阔天空由他飞,兽类之中,绝大多数野兽都在山林里,不在人类的社会中,飞的与走的不能摆在一起,换句话说,人各有志,各走各的路,远走的就去远走,高飞的就去高飞。孔子接着说,其实我很想跟他们一样,走他们的路线,抛开天下国家不管,我还不是跟他们两个人的思想一样的。换句话说,都是在忧世的,担忧这个国家,担忧这个时代,担忧这个社会,这种忧都是一样的,问题只是做法两样。他们可以丢下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不管,只管自己种田去,可是我丢不下来。假如说国家社会上了轨道,我又何必来改变它呢?就因为时代太乱了,我必须要牺牲自己,来改变这个社会的潮流。这就是孔子!所以我们知道孔子走的路线,比这些隐士们走的路更难。明知道这个担子挑不动的,他硬要去挑。  

我们这里引述历史一件事来补充说明:宋代王安石上台了,苏东坡这批人和他的意见不同、分歧,形成了后来着名的“党祸”,【而王安石所用的人都非常坏】,所以这班正人君子都纷纷辞职。当时有人主张最好不要辞职,因为王安石下面这一批人,将来一定要把事情搞坏的,你多占一个位子,使他们少搞坏一点,这就做了好事。这就说明挑这种担子很难,明知道要坏,可硬是不走开,占住一点,少坏一点,虽然不能积极的挽救,也是消极的防止,孔子走的是这个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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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13 08:17:40 | 显示全部楼层

如此风波不可行  

下面又来一个: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有一次跟着孔子后面走,大概脱了队,落伍了。“遇丈人”,碰到一个老头子。“丈人”不是岳父,古代丈人是对长辈的尊称。过去写信,对父执辈称世伯,自称世晚或世侄,但有的与父辈没有交情,而年岁地位又比自己高得多,这时就尊称对方为“丈”,就是长者、前辈的意思。子路碰到一位老先生,用他的拐杖,挑了一些编织竹器的青竹篾藤,子路就问他,你看到我的老师吗?这个老头子可骂了子路一顿,什么你的老师?这种人光在那里吹牛,也不去劳动劳动,连五谷都分不清楚,一天到晚只在那里用头脑,用嘴巴吹牛,我才不认识你的什么老师。老头说完,把拐杖往地下一插,在那里芸田,手扶着杖头,用脚把禾苗周围的草,压到泥土下去。子路搞得没办法,被他的气势慑住了,拱手站在那里恭恭敬敬的不敢动。于是这位老头子带子路回家,留他住下,还杀鸡,做了很好的饭,很丰盛的款待他,而且还教两个儿子来做陪客。第二天子路找到孔子,又报告了经过。孔子说,这是一个隐居的高人,教子路回去找他,可是子路到了那里一看,这位老先生搬家了。  


关于这些隐士的事情,儒家记载得很有限,我们如果看《高士传》、《神仙传》这一方面的书,则这种人很多。如佛家禅宗的隐山和尚,这是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唐代的故事:有两位很有名的大师,出门“行脚”。“行脚”是佛家的术语,就是到各处参访有道德学问的高人,这两个和尚走到一个深山里面,在溪水中洗脸,其中一个是洞山,告诉另外一个密师伯,这山中住有高人。密师伯说怎么知道?洞山说,我们洗脸时不是看到一片菜叶子,随溪水流下来吗?可见上流有人。于是两个人就去找,虽没有路迹可循,但终于找到了这个隐山和尚,搭了一个茅草棚,一个人住在深山,于是这两个和尚跟他谈道,他们谈得相当投机。后来,这两个和尚就走了。但在半路上一想不对,多年来难得一见的高人,隐居在这里,实在太可惜了。于是第二天回去找,找不到了,连茅草棚都烧掉了,只留了几首诗在那里,最后两句说:“【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屋入深居】。”像这样所谓隐士思想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并不是灰心,灰心就自杀了,而多半是很有修养的人。  

子路找不到这个荷蓧老人,回来告诉孔子后,谈起这件事有所感想——子路不是一个绝对莽撞的人,他跟孔子这么多年,孔子也很欣赏他,所以他讲出一个道理——他说,一个知识分子,有学问有能力,不肯出仕贡献给国家社会,(这里要注意,“仕”的观念,在春秋战国以前,是为对国家有所贡献而出仕,后世是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出来做官为出仕,完全是两回事。)不合于义。社会有社会的秩序,长幼的阶级,父是父,子是子,人伦的阶级不可废,家庭父母子女的秩序都不可乱,更何况国家社会的政治体制,怎么能废?假使废了,社会就没有型态、没有秩序,不成社会了。这些隐士思想的人,欲洁身自好,把自己身心人格搞得很清高,自己有自己的观点。社会中有许多人也是这种个性,这种人是守成的第一流人才,可是教他去开创,那就糟了。开创事业的人,好的要,坏的也要,而且要准备接受坏的,天下好的名声固然好,有时候为了成功一件事业,往往要担负很多坏名声,其实很冤枉。但是能够挑得起来,就很难了。这种做法,比洁身自好还更难。所以我们常常感到任劳任怨难,尤其当主管的人更是如此。创业的人,第一个修养要能够任怨,但不是手段,要是一种德行才行。所以洁身自好的人,多半是隐士。子路这时可有个感想,认为洁身自好的人,乱了人伦之道,把一切都丢开了,只管自己。也可以说,是【绝对的个人自由主义者,对于国家社会并无贡献】。所以子路说,君子的出仕,并不是为了自己想出锋头,而是为了贡献给国家社会——“行其义也”。看了这些隐士们,就晓得“道之不行”了。因为【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多半喜欢走隐士的路线,觉得救不了时代,就做隐士,向后退,不敢跳下这个浑水去】。大家都像这个样子,有学问,有修养的人,头脑太清明了,看清楚了,不愿来淌这个浑水。所以子路说他懂了,搞不好了,他知道跟孔子这位老师所走的路线,自始至终,永远都是自我牺牲,因为其他的知识分子,多半只管自己了。  

上面到这里,等于告了一个段落,下面一章就等于引用孔子的评论了。先说逸民,【古代逸民也近于隐士,在历史上,后来引用孔子这句话,有“逸民传”】。尤其清朝的历史,对于明朝的许多绝对不投降,当然更不肯出来做官的知识分子,像王船山逃到湖南的山里去了,像陕西的李二曲、江苏的顾亭林等等,硬是不出来,当然也没有被杀,这一类人在清代的历史上留下来,就列入“逸民传”中,当然不是二臣,二臣就是投降了的,【逸民是很高逸的,这又与隐士有所同而又大有不同之处了】。  
穷达行藏  

现在继续讲《微子第十八》,今天说到“逸民”这一段。上次说过,这一篇所讲的,等于是历史人物的报道,也反映出立身处世的道理,一种走入世的路,一种走隐逸的路,当隐士为出世之路。不过中国过去的隐逸之路,并不完全是消极的,以旧文字来形容,可用“有所待也”四个字。他们不是为个人利益有所待,只是想为国家社会有所贡献而有所待,虽然同入世的人看法两样,角度两样,但都是有所待。因此,隐逸的路线也可说是积极的,他们救人救世的目标是一致的。可是这一类人,和孔夫子正面对照起来,显出两个方向。这一片里大部分都是说隐逸的,孔子提出来: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孔子认为这批逸民们,最值得钦佩的,确定了人格,立志不变,自己认清楚了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个目标。他这个人格不管什么环境,永远不变,不动摇,同时不辱其身——这四个字是很难的,拿社会的现象与历史作一个对比,就会知道,历史上有许多人降志辱身。有人在一个时代变更,尤其国破家亡的时候,例如【宋末、明末时期,有很多人,或为了怕死,或为了一己的功名富贵而降志】,降志而后辱身,招来不知多少侮辱,被人看不起。但是话说回来,有许多人还以辱身为光荣的,对这种人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同时由这点,也可以了解我们中国思想文化,对于人格教育的建立是很重视的,再说不辱其身的事例,我们但看社会上许多人,虽然发财了,但是乃由降志辱身得来,也是很可怜!对于不辱其身的定义,广义的是坚定人格,高尚其志,这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认为真够得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只有伯夷、叔齐】他们,这两个人连皇帝位置都不要,可以做到栖心道德,视天下如敝屣。  孔子又说等而次之,便如柳下惠、少连这两个人。柳下惠这个人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三次上台,三次下台,始终搞不好,孔子说,这好像就差一点,可以说降其志,又辱其身了。明知道做不好,非硬做不可,又不知道权变,如知道权变,将就一点也好,又不能将就,既挽不回时代,又自取其辱,结果既降志而又辱身。辱身是指个人对社会环境而言,降志是对自我人格而言。孔子说,在这方面来讲,柳下惠、少连就比较差了。不过,他们一生的言语思想是中伦的。这个“中”是射箭射中了的“中”。“中伦”就是中于伦常的道理,维持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同时也说他们言语思想完全是走中肯的路子,他们的行为,能够中于中正的精神。总之,他们的言行思想,可以保持原来的规矩没有变,只能如此而已。但挽回不了时代,对社会也没有贡献,所以说他们是自己降志辱身。  再其次如虞仲、夷逸这几个人,用现代话说,也可以说是时代的逃兵,或者说是现实社会里退伍了的人,自己认为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就只好退出。【他们一辈子隐居,没有出来做过事,放言高论、批判是非得失】。我们把“【隐居放言】”连起来看,便知唯有隐居可以放言,这怎么说呢?【对功名富贵、社会的一切都无所要求,没有企图,所以这可以客观地讲公正的话,也敢于讲话】。但孔子说他们虽然如此,也只能做到他们本身一辈子清高而已,尽管再大的功名富贵放在面前都不要,舍弃掉了一切人事上的祸福利害关系,自己退隐了专门自修。固然说时代不对了,环境不许可他们有所作为,没有办法,只好退隐了,不过隐退也是不得已的一个权宜之计,所以说它是一种通权达变的办法而已。  
孔子提了这几个隐士的典型以后便说:我和他们则是两样,真正时代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作隐士,需要我的时候,我也可以出来,绝对地负起责任来做事。并不是自己立定一个呆板的目标,像上面提到这几个着名隐士的作风。因为他们自己划了一道鸿沟,自己规定了人格标准,守住那个格。孔了说无可无不可,就是说不守那个格,可以说是“君子不器”,也就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意思。需要用我的时候,把责任交给我,我就照做,挑起这个担子,不要我挑起这个担子的时候,我绝不勉强去求,所以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他这个圣人与别的圣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无可,无不可。”没有规定哪一样可去做,没有绝对否定哪一样事情不可做。“无可,无不可。”有时候被人错误解释是滑头的事,好像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其实不是这意思,而是说不固执自己的成见。  这一段等于是这一篇内容要点的画龙点睛了,本篇的宗旨就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说,在为人处世上,给我们一个启示,看自己应该向哪一个人生路线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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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15 08:38:31 | 显示全部楼层

时衰鬼弄人  

下面跟着就是讲时代的混乱,由这一节就可见当时春秋战国,尤其在鲁国,传统文化的衰退,结果知识分子统统逃走了,都去做了逸民。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在这里孔子提出当时的鲁国,这班人都散了。鲁国是周公之后,周公是建立周代文化的开创人,所以【中国上古一直到周代的传统文化,比较能够保存的,是在鲁国,而到孔子这个时代衰败了,人才都散了】。当时的文化,重点在礼乐,那个时代管乐的,不是现代一样的音乐专家,以现代语汇说,都是高深的哲学思想家而兼礼乐方面的事,可是当时这一班人都散掉了。管乐的大师挚,“大师”是官名,勉强等于现代的部长阶级,“挚”是人名,这个人离开自己的鲁国,到齐国去隐掉了(并不是去就更好的职位)。亚饭干,这里的“饭”字等于是管乐的官阶官名,亚饭等于副首长,干这个人到楚国去了。三饭缭到蔡国去了。四饭缺到秦国去了。鼓是打鼓的鼓手,中国古代音乐的鼓手是合奏中的指挥手,很难的,那个名叫方叔的鼓手到河内(黄河上游)一带去了。摇博浪鼓的武,过了汉水到了长江一带。少师,即大师的副手名叫阳的这个人和打大磐的襄出海,到海外去了。这一篇简单的述说就是这样记载这几个人的行踪。单独看这一段记载,没有什么道理,好像毫不相干的,但这说明一个国家社会,在变乱的时代,真正忧时匡世的人才离散,无法存在高位,大家退隐散伙了。真正有学问,想为国家天下贡献能力的人,无能为力,灰心地,都逃避现实而东零西散,人才一去,这个社会、政治的结构,社会的形态就成了大问题。透过这一段。我们要了解它的精神,等于领导一个单位,发现了好几个人才,薪水不足以养廉,或者某一环境困扰他,他们就散掉了,一个人唱独脚戏,就唱不起来。整个历史时代的光辉或黯淡,都是人的问题。不管制度如何好,还是要靠人来执行,没有人才就完了。所以这段要与前后文连起来看,就可看出它的精神来。把这段文章圈断,那是后来宋明儒生们干的事,如照他们圈断的来读,这一段记载,孤零零摆在这里,就毫无意义,就好比【王安石骂《春秋》这本书是流水帐】一样,没有什么道理,但连起来看,这本帐大有文章,由此可知当时的时代历史之严重,时代要变乱,人才都离散了。  由此再把下面两节连起来,作为本篇的结论。  

周公遗训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敌,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我们再强调要连起来看,就看出了《论语》的道理,指导我们的方针。上面讲了当时文化集中地的鲁国,到了孔子时代已经开始衰微了,老成凋谢,人材星散。这里又推溯记载鲁国开国之初周武王的兄弟,建立周代文化的周公,告诉他的儿子鲁公(就是伯禽,分封在鲁国),一个领导的人,不管是个人作人,或者扩充到政治上,总之,为天下国家社会,要没有私心,好处先不要想给自己的亲信,要大公无私。这是第一点。  不要使自己提拔起来的干部怨乎不以,就是不使重要干部心里不以为然的怨怼,感到不过以他来摆位置、作傀儡,并不是真正要他做事。大臣如不以领导人的做法为然,又不好明说,就会变成尸位素餐,应付一下上班,反正提意见也没用,这样就很危险,这是第二点。再其次:“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这是说明中国古代文化的念旧精神,共同创业有功的人,这些故旧,到了年纪已大,应该退休时,虽然头脑差些,没有用了,但当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他们没有太重大的错误,不要随便舍弃不用。中国文化所讲的人伦文化,就是推己及人地爱人。因此对于故旧,虽然老了,但他年轻时还是有用的,出过力,甚至可能在期间还几乎连命都赔上,今日老了还算是幸运的,所以周公说对于这种人,除非犯了太大的错误,否则不能无故丢弃他们。为政之道也好,作人之道也好,这是念旧、爱人。对朋友当然如此,对于老朋友,如果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活着已经没有几次好见面了。见一次少一次,更不能抛弃这分友情。这是第三点。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一个做领导人的,不可要求干部全部是才。人常常容易犯这种错误,希望干部又能干,又没有缺点。  这是万难做到的。还有一个常犯的毛病,对于一个能干的干部,任何事都交给他办,结果常常使这个能干的干部受不了,因为他到底是人,不是铁打的。这就是说无求备于人。再说,人都有长处,有缺点,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圣人,尤其是共同创业的干部,又能为你打天下,又能为你守成,同时又是圣人,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交朋友,做领导人,不要对人责备求全。  这四点是周公吩咐他的儿子——鲁国的国君,为领袖者的重要原则。因此,把这段放在本篇这个地方,编得太好了。上面讲了许多人生态度与孔子对立的人,以及一般逃隐之士。如《孔子家语》记载所骂孔子的“如丧家之狗”,像条野狗一样,到处乱跑。形成两个目标完全不同的相对类型。因此就可以看出一个道理:很多隐逸的人是被环境逼走的,这就关系到政治上作领导人的问题了。孔子经常提到周朝之德,所以下文就以周朝之人才济济作一小结。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周朝的兴起来,除了主要的姜太公、周公以外,还有重要的干部,就是这八个人,幕僚中的要角,周朝初期奠定了后世八百年天下的基础,并不简单,全是靠人才济济,同心协力所致。对这八个人的历史,我们保存的资料不太多,暂且到此打住。    下一篇:《论语别裁》 第19章 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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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17 08:39:22 | 显示全部楼层
《论语别裁》 第19章 子张

第十九篇的记载,与上论第九篇《子罕篇》性质有相同之处。《子罕》这一篇,记载当时孔子做学问、言论、行为的实际教育理论,现在《子张第十九》这一篇,讲到孔子的学生乃至门人,受孔子教育以后,对于孔门道学的发挥。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上面所说的,在孔子的言论中间,提到什么要紧的事,都是“君子、君子”,到了这里,子张提出来的是“士”,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先后时代上的稍有不同。【中国的“士”,我们曾提到过的,每十个青年中选一个比较有学问、能力强的人为士】,这是中国的选举雏形,现在的选举是西方式的,中国古代的选举精神,一直到汉代,表面上都是如此,真正自由民主的选举,推出来为社稷服务的就是“士”。现在子张说,为什么国家社会需要知识分子的士?这个知识分子的观念与现在稍有不同,当时的知识分子是为人群需要的【“儒”。“人之需也”】,子张说一个知识分子要“见危致命”,看到国家社会艰难的时候,只好出来,挑起这个责任。在《礼记》中也有过同样的话。如我们经常标榜的文天祥,他之当宰相,是很可怜的任务,等到南宋末代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才发表的,他本可以不干,换句话说你们吃肉过好日子的时候不要我,现在却要我了!但文天祥可没有这个不争气的观念,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士所谓“见危致命”的典型,艰难危险的时候,你既然要我,我就来了,准备这条命赔进去。  当然,除了文天祥以外,历史上许多开创的时代中,也有很好的事例,不过,对于成功的一面,大家觉得不够醒目,所以未提。例如郭子仪,便是一个见危致命的典型。“【见得思义”,就是得到什么利益的时候,或者有功劳酬庸的时候,就要考虑了。“思义”就是考虑是否为我们本分所应得的?不能随便得】。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要求一个知识分子,士大夫阶级的所谓“儒者”,是这样严格:最艰难困苦的由我担,好的由你们大家拿去,我不一定要。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祭祀天地祖先鬼神,非常重视,譬如十二月廿四的祭灶,也是几千年的历史了,虽然看起来是迷信,其实有重大的意义,当然祭祀行礼的时候,要规规矩矩,如面对神灵。现代的科学只是讲看得见的一面,还有看不见的一面,正在摸索。这看不见的一面,至少现在科学还无法证明有没有,一个真正大科学家不敢说没有,所以对天人之间的祭祀要“思敬”。  “丧思哀”,死了人是丧,这是狭义的讲面对丧事要有沉哀的心情,如讲中国《礼记》,这个丧字包括有更大的意义,如时代的失败。今日在座的人,相处此地,内心都有无比的悲愤,都应有责任问题的痛思。子张说要做到了这四点,才够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士,不愧为一个读书人。这一点我们要认清,自己的国家文化中一个知识分子、读书人,构成为士的条件有如此之难。  孔子去世以后,子张在教学生,也就是继承了孔子精神,从事社会教育。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这八个字很难。“执德不弘”,执就是抓住,譬如信仰就是抓住某一思想为中心。“德”是广义的,包括道德之德,真理。我们普通一每个人都有这种德,譬如看见别人做好事,心里一定肃然起敬,看见人家有好画,心里也很欣赏,读书时感到书中的道理很对,也很开心。但是我们照着做了没有?没有,这就是“执德不弘”。我们没有这样远大,我们也服从真理,看见好人好事也很钦佩,但是自己做起来,没有那么积极,不能发挥。“信道不笃”的“道”并不只是宗教的“道”,包括一切真理。我们人生的体会,有时明明知道是这个道理,但到处理事情的时候,自己的个性、脾气一来,就不管道理了,这就是“信道不笃”,不踏实。上面这八个字,是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老实讲不但是普通人如此,有许多宗教徒也如此,他们对信仰应该是坚定,但据经验看来,有时候只好对他们付之一笑,常常发觉他们都是“执德不弘,信道不笃。”他不见得对那个宗教真正有认识、有信仰,像这种人教他得意也不可以,“焉能为有”,他得意就会得意忘形,忘记了自己。让他失意也不可以,“焉能为亡”!他又会失意忘形。换句话说,自己没有建立一个人生观,自己没有中心思想,受环境的转变,有的人没事做时,会很痛苦,就是因为自己没有中心思想的修养,如果自己有中心思想而退休闲居,就没有关系,否则的话,闲居时就很可怜,这情形就是子张这个话,“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子张认为要做到“执德能弘,信道能笃。”自己有中心思想才可以。能处有处无,坦然自在。  

有容德乃大  

子张、子夏这些人都是同学,孔子去世后,子张在教学,子夏也在教学,后来荀子这一派都是由子夏这一派流出来的。子张、子夏都有学生,有一天有这样一件事: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的学生,碰到师叔(子张少子夏四岁),就问师叔什么是交朋友之道,子张就反过来先问,你的老师是怎么告诉你们的呢?子夏的学生说,我们老师教我们,对于可以交的朋友,就和他往来作朋友,不可以交的朋友,就距离远一点。子张就说,那对不住,我当时听到我们的老师孔子所教我们的,和你老师所教你的不一样。(子张也蛮会讲话,他并不说你们的老师讲错了。)我所听到我们老师是说,一个人处社会交朋友要尊贤,有学问有道德的值得尊敬,而对于一般没有道德、没有学问的人要包容他,对于好的有善行的人要鼓励他,对不好的,差的人要同情他。假定我是一个有道德修养,有学问的人,自己是个君子,那么对哪一个不可以包容呢?假如我自己是一个混蛋,那么自己不必拒绝人,人家先讨厌我了,何必还要去拒绝别人?  这一段记载得很老实,就是讲子张和子夏都是孔子的学生。一个教育,一个思想,到了第三代就大变。好比三民主义思想,到现在考试起来就很难。这是说一个学问的发挥,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范围扩充了,方向就两样,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看到子张的见解,比子夏的见解是高明一点,作人的道理是应该如此,对于不及我们的人,不必讨厌他,要同情他,能够帮助的就尽量帮助他,即使不能帮助也要包容人,原谅人家一点,如果自己是对的,当然要助人,自己不对就免谈,所以子张的见解是比子夏高明。  
雕虫小技大有可观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这是讲学问和人生修养的道理。子夏说,人生天地间的学问,分门别类,不止一种,虽然有很多小道,如下棋、写中国字、作诗、刻图章,甚至于打牌吧,这些都不是什么大学问,只是小道,古人所谓雕虫小技,但也是学问,并不简单,都很难,如果深入去研究,都会有所成就。但为什么它是小道呢?是说一个人的精神思想,前面的目标不放远大,专抓一点小成就当成大学问,就被困住了,像掉进泥坑里去了,爬不起来,所以君子不取小道,宁可走大路,但现在时代不同了,这个事也很难讲,譬如八股文,写文章也是小道,但现代的青年连小道都做不好。  讲人生修养,一个大丈夫,不管对哪门学问,都要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不要被它困住了。因此,反过来讲,对于下棋、打牌等等,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不被它困住的,不能不算是学问。如困住了的话,就变成了“致远恐泥”。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在大学读书,成绩很好,文章也好,字也好。我这位朋友还嫌他儿子的毛笔字写得不好,要我劝他的孩子去习毛笔字。我告诉他现在已经到了用打字机的时代,而且一支笔千余元,一锭墨二千余元,一张宣纸又好几百元,已经写不起了,将来孩子学成能创业,何必一定要书法好?正是:“销磨百代英雄气,殿体诗书八股文。”殿体书又名殿阁体或台阁体,就是在皇帝面前应试所写的字体,现在印刷界称之为“正楷字”的。这些都是小道。但是现在很可怜了,没有真正的文化,人家外国人来看中国文化,我们拿什么给人家看?动辄到故宫博物院。到了故宫博物院,心里一个惭愧的念头——沾祖宗的光!我们这一代有什么给人家看?我们自己真值得反省,我们只拿书画、音乐这些小道当作文化,而且现在还拿不出来,即使拿得出来,也不过只是做做表面工作,在精神思想上,一点都没有建立自己的文化,这个问题很严重。因此子夏所讲的小道也有可观,对此实在有很多感愧。  

学问无尽 岁月难留  

子夏曰:日如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这是子夏告诉学生做学问的道理。我们看到子夏教学生的这两点,真有无限的感慨。子夏说,一个人应该每天反省自己所欠缺的,每个人都有所缺乏的,不要认为自己有一点知识就满足了,还要再去补充、学习。每天补充自己所没有的学问,一个月接着一个月,有恒心不丢掉,不忘记所学的,这样才真可说是好学,就是有恒。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说,一个人知识要渊博,但是知识越渊博思想越没有中心。这一点大家要研究一下,特别注意,尤其搞思想的人要注意。不但是现在社会,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都是一样的,知识渊博的人,思想反而失掉中心。不过也许我这个看法是错的,如果知识渊博,人品又好,修养又有中心,那一定是第一流人物,这种人很难办,什么都沾不上,软硬都不吃,其实,一般的知识分子,并无可怕之处,都是很安分的。我也常常和学生说笑话,将来时代是你们的,你们还年轻,我也看不见了。你们将来做事,万一碰到知识分子捣乱,很容易办,多送他一点钱,弄一个清高的官给他做,然后给他声色犬马,就什么都没有了。【试看历史上,皇帝们,对付文人很简单,都是这个法子,给什么翰林院,什么大学士,等于一个顾问,上了班泡杯茶去吹牛,再赏黄金多少镒,另外赐几个宫女给他,他再也没有精神来惹事了,就完了嘛】,很容易安排的。对人,学问并不一定可贵,但是文人有知识,最喜欢乱叫。我们几十年来,社会乱成这个样子,首先闹的还不是一般不成器的知识分子。借题发挥来闹,对某一人不满意,就借题发挥的闹,结果把一个国家闹成这个样子。这些人也真可怜,没有中心思想,而且多半是穷极无聊,处处不满意,实际上是【乡巴佬说朝廷】。这就是博学不一定有用,博学要笃志,有一个中心,意志坚定,建立人品,那么知识渊博,有如一颗好的种子,意志的坚定是肥料,培养出花和果来。内在没有一个中心,知识越渊博,思想越危险,觉得样样都有道理,容易动摇,应该是真理只有一个,要把它找出来,所以要笃志。  “切问而近思”,切问就是经验,多听多问。但要注意,中年人都体会得到,人生经验多了,结果容易走上两条路:灰心或怨恨,觉得自己几十年都上当,社会上没有真理,切问包括了经验,所以有了经验还要近思,要真正有思想学问,去体会人生经验就好了。近思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思想要有中心,一个是不要想得太虚玄太高远,要切近的其实的思想,人生到底没有什么太高远,不必向外找,我们知道朱熹先生写一本书叫《近思录》,就是取这句话的意义。子夏教育学生,如果能做这两句话,那么孔子所标榜的“仁”这个学问的中心就有了。  
体相圆融 用之不穷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子夏说,社会上各种做工艺的,自己必须有一工艺场地,才能专心做成他的事情。知识分子的求学,首先要认识,学术知识是一回事情,透过知识还要建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无以名之,称它为道。一切学问为了道而学,知识学问都是为了培植这个道,知识并不就是道。“道”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像“仁”一样,讨论起来就大了,就麻烦了。我们可以简单的分三方面来讲:有它的体,有它的相,有它的用。体就是中心,形而上的。相就是它的现象,譬如全部四书所讲的关于人生的行为思想,都是道的相,这个相为达到人生目的就是用。这是简单的解释“道”的体、相、用。如果严格讲起来太多了,这里不发挥。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讲到人生的修养,后来中国文学中常用【“文过饰非”四个字,其出典在此】。自己有过错了,粉饰一下,掩护一下。子夏说,一个小人对于自己的过错,总想办法说出一套理由,把过错掩盖起来,一个君子自己错了就承认错了,所谓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和太阳、月亮一样,偶然有一点黑影,大家都看得见,可是等一下就会过,仍不失原有的光明。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这是下论曾经提到过赞扬孔子的话。他说一个人有高度的修养,就是君子之人,有三种变相:看起来不可侵犯,实际上跟他一亲近,又非常温和,充满了感情,但听他讲话,尽管他说笑话,但他言语的内容,又非常庄严,不可侵犯的。这是讲有高度修养的人。上论中有这三句话的同义语用来形容孔子,他这里再重提一下,强调君子学养的典型。  

交浅不言深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这个地方子夏教学生们将来作人处世的道理,上面两句话是讲如何做领导人,下面两句话,是讲做别人干部,“臣道”应有的态度。他说一个君子,要指挥下面的人,需要他们做事的时候,必须先要建立起来他们对自己的信念,当他们对自己有了信念,然后要他们做事,虽然没有告诉他们所以然,他们仍会做到。当部下对自己还没有信仰的时候,要求他们过多,他会以为是找他麻烦。一个领导人,在与干部之间没有建立信心以前,虽然是为了干部的利益而想的办法,但干部们反而误会你在利用他们,损害他们的权益。一般人的心理如此,人是最难对付的,所以待人处世必须以信,信之重要在此。  第二点,说明作为一个高级干部的人,要对主管长官提出建议之前,先要自己估计,有没有在领导人心中建立信任,真正对自己有了信任,再依信任的程度,作适当的建议才对。如果长官对自己的信任还不够,则自己提出来好的意见,往往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上级反而误会,怀疑你在毁谤他、反对他,这问题就大了。我们读历史,甚至看《贞观政要》,唐太宗的意见,常常被魏征、房玄龄这班大臣碰回去。有人说魏征、房玄龄了不起,但更了不起的是唐太宗,魏征如果没有碰到这种好老板,老早被怀疑了。唐太宗到底是唐太宗,能信任大臣,包容大臣的反对意见。张良何以不找别的老板而找刘邦?也还是刘邦了不起,对他言听计从,这都是说明长官与部下之间,要相互有信,下对上敬信,上对下信任,才有伟大的成就。如互信不够,没有真诚的沟通情感和思想,问题就大了。  

大行与小节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我们要注意,这两句话是子夏说的,平常很多人都误引述是孔子说的,“闲”就是范围,上古的时候没有房门,晚上睡觉,门用木架子挡着就是了。当年在大陆的西南、西北地区就可看到,一些山洞的门口用木架一挡就算了,并不怕小偷,只防牛羊跑出去,所以叫“闲”。子夏主张大德、大原则不要超出范围,不可以轻易变更,小的毛病大家都有,不要过分责备。人能做到这样也就很好了。那么子游说话了: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讲到这里,是记载了子夏教学的事。孔子死后,子夏在河西讲学这个阶段的事。他的同学子游说,子夏所教的这些年轻学生们,“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这里“洒扫、应对、进退”六个字,是古人的教育,包括生活的教育、人格的教育,是中国文化三千年来一贯的传统。如果有外国人问起我们中国文化教育方面,过去的教育宗旨是什么?我们不是教育专家,专家说的理论是他们的,我们讲句老实话,【中国过去的教育,主要的是先教人格的教育,也就是生活的教育】。美国也讲生活的教育,但美国的生活教育是与职业,与赚钱相配合,而【我们过去的生活教育是与人格的建立相配合,不管将来做什么事,人格先要建立。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教育】。现在我们的教育跟着西方走,所谓的生活教育,则是【美国式的生活教育,教出来的孩子,先以能够谋职业,有饭吃,谋生为第一】。这其中差别很大很大,这是教育上一个大问题。当然将来会变,依我的看法非变不可,不变就不得了。社会自然会使它变,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不是偶然的,到了某一情势、某一阶段,自然会变。  过去孩子们进了学校,首先接受的教育就是“洒扫、应对、进退”这几件事。“洒扫”就是扫地,搞清洁卫生等,我们现在小学、中学都有,好像和古代教育一样,其实是两样的。我们从西方文化学来的教育,制度变了,教务、训导、总务三个独立。等于一个政治,三权分立,三样都不连系,结果三样都失败。【教务只教知识没有教学问;训导是空的;总务呢?下意识中就认为是搞钱的】。变成了这样,可见我们整个教育制度没有检讨,因此学生对学校大体上都是坏印象。中间细微末节的事还很多,譬如老师下命令搞清洁,就没有一个搞好清洁。我经常说搞总务之难,一个好的总务,是宰相的人才,汉代的萧何,就是搞总务的。总务这门学问,在学校里有家政系,(这个翻译得不好,实际上就是内务系。)训练内务人才。但总务始终很难搞好。任何一个机关团体,一上厕所就发现毛病,管总务的也不可能每于去看每一个抽水马桶,这就可见总务上管理之难。至于洒扫方面,现在的青年连地都不会扫,虽然中学小学要扫地,可是拿到扫把挥舞,反而把灰尘扬得满天飞,抹上桌上灰尘,转身反而抹到墙上,连洒扫都没学会,生活教育真不容易。再其次的“应对”,更成问题。现在的学生几乎不会应对,如问他:“贵姓?”他就答:“我贵姓某。”“府上哪里?”他会说:“我府上某地。”就是如此,应对的礼仪没有了,这是大问题。最后“进退”更难了,一件东西该拿不该拿?一件事情该不该做?是大学问,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教。如吩咐去向长辈拜年,到了亲友家,该站该坐?站在哪里?坐在哪里?进退之间,作人的道理,都要注意教育,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古代的教育,就从洒扫、应对、进退这些地方开始】。  【中国的古礼,周公之礼,六岁就读小学,小学就从这种生活规范学起;进一步八岁十岁认字;十八岁入大学,那是学大人】。所以中国文化,小学这个阶段,就是求作人的知识,先培养一个人,然后再讲高深的修养,才是大学之道,这是我们中国过去文化教育的路线。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真可怜,很差劲,“洒扫、应对、进退”统统没有了,非常严重,这不能全怪学校,几乎每个人都要怪自己,因为现在我们搞得不中不西,不今不古。如果完全西化还好,西方人还是蛮有礼貌的,尽管有的披头散发,像嬉皮一样,他对人还是有一套,很有礼貌,也许他只穿一双胶拖鞋来,但对美国人不必要求这些,因为他们很节省,以头发来说,美国孩子一年中难得有一次上理发馆,普通家庭妇女,都是自己动手的,节省得很,只有英国讲究衣饰派头,所以不要以为外国人平时穿着不好就没有文化,当他们参加社交宴会时就很讲究了。人家有人家一套礼貌,可怜的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们,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这一代必须特别为下一代着想。这是对“洒扫、应对、进退”大概说了一下,如果详细说中国传统“洒扫、应对、进退”的沿革,可以出一本专书了。  子游批评子夏,说子夏办教育,教的学生,“洒扫、应对、进退”这几件事勉强还可以,不过这是枝末的问题,他还没教人家根本。外形都教得很好,没有内容,怎么办?他这个话传到子夏耳里,子夏就说,我这个老同学的要求太苛刻了,太过分了。应该从哪里先开始?哪一样放在最后?乃至哪些应该放弃了?换句话说,办教育的人,造就后一代,要观机设教,没有固定什么叫先本后末的事。基本上就要完成一个人格,人在外形上做好,“洒扫、应对、进退”懂了以后,慢慢就会达到内心。譬如种植草木,要有个区分,不能混合。同样,教育学生,对人才的资质要有自然分类。如果施教如下雨一样普遍浇下来,可是青菜所吸收的雨量和大树所吸收的雨量各不相同,这中间因受教者的本质不同必须有所区别的。不管如何,从事教育的人,固然希望后一代好,但基本的教育最要紧,虽然它是注重形态,可是形态也要教好,怎么可以随便说它没有用呢?至于再进一步,由生活教育一直到精神教育的最高处,不是我们做得到的,要圣人才可以教人马上悟到“道”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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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18 10:49:32 | 显示全部楼层

学与仕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这两句话要注意,后来一直成了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之一,讲到这里,我的感慨特别多。过去我们中国文化,都是走这两句话的路线,我们翻开历史来看,觉得很可爱,过去的人所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旦成名天下知。”学问有成就,考取功名,做了官,扬名天下。可是做了官以后,始终不离开读书,还在求学,每个人都有个书房,公余之暇,独居书房不断进步,这是古人的可爱处,就是“仕而优则学”,尽管地位高了,还要不断求学。“学而优则仕”,学问高了,当然出来为天下人做事。然而到了现代几十年看来,只有“学而优则仕”,至于说“仕而优则学”就少有了,而是“仕而优则牌”,闲来无事大多数都在打牌。有的买了线装的二十五史等书,我担心放在那里将来会被书虫蛀了,因为他都在打牌,这正如《老残游记》所谓:“青琐琅嬛饱蠹鱼。”所以我深深地感慨,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可贵,我们要为后一代做好榜样,我们已经害了自己,害了社会,绝不要害后一代,对后一代培养好,使国家未来的前途,看到光明的远景,我们这一代再不能马虎了。历史上,如司马光做了这么大的官,《资治通鉴》是他著作的,退下来,公事之余,他就著作、读书,千古的名著,不是简单的。现在读书的风气没有了。刚才说笑话,“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牌。”现在这个风气又过去了,不是“牌”了,仕而优则“舞”,下班以后跳茶舞、喝咖啡等等,花样多了。这就说到社会上读书的风气的确是很重要。其次我有另一个很大的感慨,过去办教育的只是牺牲者,一辈子从事教育,的确是牺牲。很多人教出来的学生地位很高了,回来看老师还磕头跪拜的,学生为什么如此?是老师对教育的负责,学生终生的感谢。现在不然了,学而优则商,读完了书去做生意,生意做垮了就“商而不优则仕”,搞一个公务员当当,公务员再搞不好,于是“仕而不优则学”,转过来教书去!这怎么得了?我这话是老实话。前几年确是如此,看到这种情形,身在教育界就感慨良多了。时代的趋势变成这样,我们对于子夏这两句话,应该要深切地反省深思,今天的社会,所谓中国文化、中国教育,到了这种情形,应该怎么办?  我们从文化资产中,看到历代名臣的著作太多了。至于名家也不一定是地位高,官做得大。【如清代的郑板桥、袁枚这几个名家,官位只不过是当县长而已,而且他们也不想做大官,当了县长以后,年纪轻轻就辞职了,回家之后以名士的身份从事著作,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大】。而我们现在,好像已经没有这个精神了。现在天天在讲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人——知识分子,这个读书的精神可变了。最近以来,有许多年轻的同学,讨论到著作的问题,我告诉他们,现在的教育,由小学一直到大学,这十几年读书,所浪费的精神的确不少,都在应付考试。孩子们真可怜,而用脑力记下来的东西,考试完了以后,连影子都没有了,这些学问到底有没有用,将来至少在文化教育史上,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们也许感觉不到,但历史是一个天平,将来是要算总帐的,现在的年轻学生,把脑力用在不必要的记忆上,但到大学以后,开始想真正读书的时候,已经缺乏这个精力了,而且心静不来,没有读书的习惯。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是尽量的吸收,装进来,当然也启发了自己的思想,但没有像为了考试那样,去担心应付这些记忆,而读得非常轻松,到二三十岁的时候,对于以前读进来的书,统统发挥出来了。尤其碰到作人处世的时候,把原来所吸收的东西,尽量发挥出来,可真的很有用。现在的年轻朋友,他们可以说没有真正读过一本书,而近年来,小学的孩子所具有的知识,比二十年前的孩子又多了许多,但真教他对学问修养下一个决心,他就做不到了。所以我们可以预言的,将来我们国家民族对这个问题,会深深感觉到害多利少,会很痛苦的。这是由“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两句话联想到的。  再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古人不但是读书,而且把工作经验和学问融化在一起,所以写真有价值的著作,准备流传。我们看古人有价值的著作,如讲中国政治哲学吧,绝对离不开《管子》。但是《管子》这本书,就不是像现在我们这样,为了拿一个学位或是为了出名而随便乱写的,而是从他一生的经验,乃至从他在历史上有名的“一匡天下,九合诸侯。”——这是孔子对他的评语。管仲原是一个犯法的罪人,齐桓公起用他以后,他能够九合诸侯。当时的国际关系比现在还难做好,而他能前后开了九次国际联合会议,而且大家非听他的不可,并没有用原子弹压迫别人,也没有利用石油控制别人,就把政治上一个混乱的时代,领导上了轨道。所以孔子非常佩服他。以他这样一生的事功,也只写了【《管子》这一本书。不过后人再研究这本书的内容,认为真正是他写的,不过十分之三四,有十分之六七是别人加进去的,或是后人假托他,或是他当时的智囊人物增进去的】。但不管如何,这本书对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比孔子的思想还早。他这样以一生的经验,只写下了一本书,可见古人著作,慎重得不得了。还有一本《商君书》,秦始皇以前的秦国,他之所以特别强盛起来,就靠商鞅变法,他是讲*法治的法家,也可以说以法律作统制工具的政治家。秦国用商鞅以来,一直主张法治。这本书究竟真假的成分多少,我们不去管他,但在中国法家政治思想上非常重要,要想研究思想斗争,这些书是不可少的。我们一般人,这几十年来接受外国哲学思想,比接受自己的哲学思想更多,洋装书比线装书看得多,这也是一个大问题。【满清入关打明朝的兵法,就是用了一部《三国演义》】,虽然这个话太概括,也未免太轻视清朝了,但是大体上是如此。《三国演义》虽是一部小说,所包括的外交、政治、经济、军事、谋略思想太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打中国以前,几乎日本全国的人都在读《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看过这些小说的,实在是少之又少了。  我们研究文化斗争,一定要把别人的根挖出来,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挖出了敌人的根在什么地方,然后知道他下一步是怎么走,知道他必然是什么路线,而且实际上历代讲统治的人,内在都是用法家的思想与原则。虽然商鞅变法自己是失败了,而这部《商君书》,他和《韩非子》等这些法家的著作一样,在中国政治的运用上,都是很重要的典籍。假使研究斗争的手段,在这些书里,可以找出来的例证太多了,是用不完的。  这也就是说明了“仕而优则学”,一方面工作服务求经验,一方面不断求学,增加学识的渊博以开拓心胸,再配合自己为人处世的实验,而产生的学问,这是中国文化讲学以致用的精神。但是现在和学人文科学的学生们谈谈,真觉得悲哀,连自己中国的历史都没有学好,只学了研究历史的方法,而中国古人读历史不是走这个路子,读懂了以后,自然知道方法,现在更可悲哀的,有中国学生去美国研究中国学问,如中国史、中国文学等,或是只研究一节中国断代史的某一点,就拿到了学位,想想看这该多可怜!这个样子读历史,学位是有了,而对于历史与人生的配合则不晓得。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将来对后代的教育,对自己工作与处世的方面,也许会有新的认识。所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两句话,我们今天读来,是有无限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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