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业余者之民间哲学家（转）

龙兴之初

                                非理性业余者之民间哲学家（转）


                                                                       非理性业余者实验室　2016-08-28


       民间哲学家群体

       民间哲学家（简称“民哲”）是指未经受严格学院哲学教育、身处学院之外，散布民间并长期致力于哲学问题的思考者。他们来自社会各行各业、有各异的思考和教育经历。无论是他们的哲学思考，还是他们的社会地位，都未受到专业学者、专业学术期刊、大众以及媒体的关注和承认。作为一个始终在“思”的群体，他们带着用独特学术词汇自建的哲学体系，组成了人数庞大的民间哲学家共同体。有的民哲至今生活在社会底层，有的甚至身有残疾，但其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哲学思考，正是“非理性的业余者”精神最恰当的彰显。倘若我们只是因为看不懂，而轻视、忽视甚至蔑视他们，倘若只因师出无名而隔离他们，那么，后人论及此，会不会把这场选择性的“遗忘”，视作是一场历史事件？而作为根据性研究的哲学，尤其是当代中国对它的需求，催促着我们以圈内和圈外的力量，来记录和展示之。这一点，让我们通过回顾历史来领会。

        哲学专业化的现代进程
      

        哲学起源于希腊，最古老的哲学学园也诞生于希腊。但今日的哲学机构设置却并非如此，它有着当晚近的开端。哲学机构运作下的圈内人和民间人之分，同样如此。为了追溯这一机制的诞生，让我们先看看直到近代早期的哲学圈状况。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哲学家，比如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比如洛克、霍布斯和休谟，他们没有一位是哲学教授。没有哲学教授的哲学，这在今日已经无法想象。从什么时候开始，哲学教授成了哲学的代言人？而费希特、谢林或黑格尔，不都已是哲学教授了吗？

        中世纪的大学因采用分院制而被分为文、医、法和神四大学院。后三种被称为高级学科，分别对应自然人的身体、人格尊严和秩序，以及最高存在者。它们还对应着极强的职业取向:医生、法官和神父。相反，文学院（又称“哲学院”）则教授低级学科，或基础学科。这包括修辞、论辩、逻辑和数学等等。学习低级学科，是为学习高级学科和从事职业教育做预备。随着哲学日益要求学科自律，基础学科也就逐渐变得不再是预备性的，而是原则和原理性的。这意味着基础学科日益要求成为根据性学科。康德的名作《系科之争》，就是为根据性的哲学学科争取自律地位。而这一努力的最终实现，是十九世纪初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成立，这是现代教育的肇始事件。人们似乎忘了，柏林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所从筹建阶段起就明确以哲学系为中心的大学。在此之前，无论是以神学研究为主导的巴黎大学，还是以法律为主导的博洛尼亚大学，都从未有过此类考虑。柏林的洪堡将哲学系设置成中心机构成为现实，随之而来的，是哲学研究变成高校内部圈子成为现实。自那时起，著名哲学家的身份，多半是哲学教授了。时代改变了。

        费希特，这位柏林洪堡大学的筹建人和首任校长，和后来那位做过校长的黑格尔，以及虽未做过校长，却将其职业生涯顶点镌刻在洪堡的谢林，一起开创了这一时代。它是现代的，因为哲学教授的主要任务从此不再是讲授，而是研究；也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独立和开放的场所，让人们得以不分职业贵贱，也不必寻求大人物的庇护，而是公开自由地进行哲学探索；还因为，它由此划定了哲学的自律领地。而这，几乎是一片化外之地，一座象牙塔。虽然这并非创始者所愿，但哲学的生产、继承和再生产，日益与众学科一样，成为所谓的“专业人士”之事。学院哲学研究，既不能很好地满足共同体对哲学的需要，也不能很好地为共同体提供哲学的慰籍。这种哲学研究与共同体对哲学之需要脱节的状况，在哲学机构化进程中，变得日益触目。对于机构内的人士而言，学哲学的用处始终悬空；对于机构外的人士，哲学的需求又始终未获满足。从机构内部看，解决此类问题有两条途径：第一在于体制内哲学家有意运用双重语言——康德本人将自己的哲学分为“学院哲学”和“世界哲学”，费希特利则用哲学专著和演讲两种体裁，阿多诺和后期海德格尔故意用非专业性的表述，至于哈贝马斯，他写了大量的报纸文章——通过面向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不同述说，寻求改变；第二条途径，在于利用民众的专家身份。体制哲学家可以细分为不同的群体，如研究人工智能的、研究法律基础的、研究自然科学基础的、研究情感问题的等等。他们与不同的非哲学取向的小群体进行沟通，这些小群体，又各自与另外的小群体进行沟通，以此成就一项零敲碎打的社会工程。在该工程中，没能完整且完满地满足对哲学的需求。但还可能有第三种途径吗？亦即一种不是来自体制内，而是走向体制内的途径？

         跨学科的第三条路径

        在人工化不断加强的当代，当职业成了一条谋生和进阶的路径，当学术和资本主义交换的关系结合得更紧密，当学术的行政化成了今天的主流，而异化的劳动又充斥着每一个精神领域，我们就只能把眼光投向“业余者的爱”。从具有革命性力量的业外出发，从民间起航，我们才能发现貌似久违的“本真性”。当代艺术由于自身的的多元化，在不断质疑和拓展其边界，不断介入其他不同领域，它也由此获得了一种革命性和破坏性的力量。在艺术的跨领域操作中，在它自我打开和解构的同时，也打开了每一个它所介入的专业壁垒。通过艺术化展示所激发新的讨论，无论它是面对艺术圈内或圈外，还是面对我们这次所涉及的哲学圈内和圈外，都被“非理性的业余者实验室”认为是一条可行之路。我们想通过当代艺术来促成平等的交流，从而让业余者在跨领域中得以解蔽；让他们的事迹和工作，获得记录，乃至理解的可能。这是在同时避免反体制的破坏性后果和体制的压迫性后果。换言之，我们希望最终能通过柔性的第三条路，去影响，甚至改变体制。

        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哲学的需要与学院派哲学所能提供的，未能达成和解，而这一点在中国尤为突出。又正是因此，才为民间自发形成的哲学提供了土壤，但它们却被长期遮蔽。要满足对哲学的需要，根本不是哲学研究就能解决的，它必定还要诉诸于哲学研究的圈外力量。它也可以、并应该容纳这种力量。但是，学院体制的哲学教士们对这些力量不太了解，甚至是排斥拒绝他们，更不用说记录和展示之。而这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权力体制下的压抑，即让不可见者保持隐蔽，让不可闻者保持沉默。这不是奇异中最为奇异之事吗？奇异，是因为非体制的呼唤和呐喊无比重要却难以听清，最为奇异者，却是因为这难以听清的声音，是体制中人以一种矛盾的心情力图听清但又不想听清的。海德格尔认为根据本身是没有别的根据的深渊，从深渊中升起了一切，而我们可以说，这些来自业余者的呼声，展现着研究根据者所属体制的深渊，亦即，哲学的现实功用？

        民间哲学家艺术项目直面这张深渊的巨口。艺术乃是创制和展示。展示深渊，就是展示哲学之需要的一切现实:需要哲学者与非体制的哲学工作者。他们的工作、他们在当代中国的生存，以及他们的业余者之爱。创制作品，就是创制可以付诸语言和传达的展示本身。

        非理性业余者实验室

        之民间哲学家项目

“非理性业余者实验室”致力于调查、了解和展示当代中国的这民间哲人的生存样态，这是当代中国第一次有人对民间哲学家做出专项展示。经过民哲群体内部的民*主筛选机制，我们将对其中八位民哲做记录、调查和展示。既包括他们的生平事迹，也包括他们的哲学思想。我们计划采取的方式，包括文本、图像和影像的记录与展示，以及让他们真正能第一次走出民间和走进民间。经由民哲群体内部选拔，我们集中关注以下八位：

      甘向阳，湖南娄底人，研究领域：总体哲学、总体经济学

      高旷 ， 山东汶上人，研究领域：认识论、佛教哲学

      袁宏建，湖北黄冈人，研究领域：系统科学的系统交换论

      贺君山，湖南娄底人，研究领域：微观变化范式之确立

      俞明三，江苏南通人，研究领域：函数哲学

      沈德兵，江苏扬州人，研究领域：逻辑学、认识论

      邱成江，重庆城口人，研究领域：心灵哲学、无意识思维的具体过程

      天茂， 山西晋中人，研究领域：三论哲学、逻辑悖论

      非理性的业余者实验室

      “非理性的业余者实验室”(Lab of Irrational Amateurs）致力于发现一切“业余”的可能性，让它们从隐秘处出场，进入光亮。我们试图连接起这些灵光一现的业余展现，同时又避免业余被转成为职业的业余。我们所看重和尝试的，不是宣扬和参与“情怀”这类业余要素，从而使之职业化。相反，我们关注业余要素何以可能避免被职业化。我们试图实验性地穿梭于职业与业余、消费与反消费，以及本真性与非本真性之间，去发现偶然性的化学奇迹。

戎小捷

支持！做的工作很有意义。

今天地

很难得，也很难

yong321

好文章，要是能在所列八位民间哲学家之后给出链接指向他们的网站或详细介绍的网页就更好了。

人类的进步使越来越多的研究变得专业化，而个人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困难，大多不只是困难，而是不可能，因为它需要专业设备等等。但个别领域除外，哲学是其一。遗憾的是，我不知道近几十年里世界上有任何一位业余哲学家发表过有一定读者数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