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四老

好蛋 · 发表于 2016-10-24 20:34:49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6-11-23 16:37 编辑

长征四老
来源：长征精神

　　1934年10月，资历较深，德高望重的“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四人，在中央红军生死存亡之际，坚决拥护中央决定，紧随中央红军走过了万里长征的漫漫征程。后来就有了“长征四老”之称。

　　中文名：长征四老
　　人物：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
　　事件：长征
　　地区：中国

　　在中央苏区，何叔衡(1876-1935)、徐特立(1877-1968)、谢觉哉(1884-1971)、董必武(1886-1975)、林伯渠(1886-1960)5人年龄较大，资历较深，德高望重，被誉为苏区“五老”。1934年10月，除何叔衡留在苏区继续战斗外，其他“四老”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的漫漫征程。所以后来的“四老”就是“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四人。
　　长征四老后来都走完了长征，并一起走向了新中国。而留在苏区的何叔衡却在严酷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好蛋 · 发表于 2016-10-24 20:36:17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6-10-24 20:37 编辑

“年过半百老英雄”——林伯渠的长征故事
　　万里长征中，红军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中，湖南革命元老林伯渠，长征时年近半百，老而弥坚，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信心和勇气。
　　林伯渠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担任革命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辗转去苏联。1933年3月到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注重发展农业生产，保障红军和苏区人民的供给。红军长征前后，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总供给部部长、财政部长。
　　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前夕，林伯渠领导的中央财政部门想方设法，突击筹款150万元，以供红军军费需要。
　　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前夕，林伯渠的老战友何叔衡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斗争。何叔衡在瑞金梅坑备了一壶水酒，一碟小菜，为林伯渠送行。两位老战友挥泪长谈，互道珍重。临别时，何叔衡将女儿为他编织的毛线衣从身上脱下，送给林伯渠出征御寒。林伯渠十分感动，吟诗一首相赠：“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敢为叶坪养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去留心事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林伯渠怀着必胜信心，凭着坚强意志，用自己的双脚爬过了终年积雪的大雪山，走过了茫茫无际的大草地，越过了急流天险的金沙江与大渡河，同凶残的敌人斗，同饥寒交迫斗，同风沙雨雪和水草淤泥斗，一往直前。不论有多大的艰难困苦，他总是同群众一起，时时关心群众，处处严于律己，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坚持执行党的政策和红军纪律，集中体现了伟大红军战士的革命风格和崇高情操。
　　长征路上，夜行军中，红军战士常常可以看到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穿着普通战士的灰色军装，提着一盏明亮的马灯，用手里的拐杖探着路，站在险隘的路口，叮嘱着同志们“小心，小心！”红军写过一首山歌，女战士李坚真(1907-1992)多次演唱：
　　“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足惧，手举马灯照万人。”

　　林伯渠的马灯，成为长征红军的一道亮丽风景。
　　长征途中，林伯渠担任没收征集委员会主任，负责筹粮筹款。每到一地，别人休息，他还要组织、审批没收敌人与土豪劣绅的财产，向各军团分拨战利品，以解决红军的给养。林伯渠总是再三交代，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纪律，做好调查，不得损害群众的利益。
　　他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是保护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的，只能打土豪，不能伤害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过一望无际的草地和白雪皑皑的雪山，林伯渠从不搞特殊。他与战士们一起吃野菜、草根和树皮，一起挨冻、忍饥，一起照顾伤员、病员。给全军指战员作出了榜样。
　　当时的一名年轻的红军战士黄镇(1909-1989)，曾给林老提马灯用拐杖探路的形象画了一副画，成为长征路上的真实记录。

　　这盏马灯以及林老留下的的其它一些物件如今收藏在国家博物馆。

好蛋 · 发表于 2016-10-24 20:40:08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6-10-24 20:41 编辑

长征中的徐特立
　　徐特立是著名的教育家，对文化教育事业非常重视。在艰苦的长征路上，当时已58岁的他仍一丝不苟地教红军战士们学文化。
　　在行军途中，徐老想出了许多办法教战士们识字。他在前面战士们的斗笠上写几个字，就成为后面战士们的活动识字板，日子长了，战士们识的字也就多了。他叫先头部队把路边宣传鼓动标语牌上的字写大些，以便于战士们在行军途中辨识。他还教战士们学拼音文字。有些年轻女战士调皮地说：“这是外国字，我们不学!”他耐心地解释：“这是我们创造的拼音文字，是我们自己的，应该学习。将来我们的条件改善了，外国的语言文字也要学习嘛!”徐老鼓励女战士们不仅要做妇女革命的模范，而且要做文化的主人，这样才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求得妇女的彻底解放。当部队停下来休息和宿营时，徐老要战士们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在地上写字。他风趣地说：“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呀!”朱德(1886-1976)和康克清(1911-1992)后来曾写诗称赞徐老：“岁岁不忘歼敌事，朝朝只见诲人忙。”

　　当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中央准备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在遵义建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徐特立担任了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他十分关心当地的文化教育情况和知识分子，主动拜访了遵义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并热心抢救当地文化遗产。
　　有一天，徐特立去拜访当地书法家王石珊。他刚刚跨进大门，就见堂屋里四壁通红，火光闪亮。徐老放眼望去，看见几个年轻的红军战士抱出几大捆书当柴火烧。徐老见了又痛心又生气，当即制止他们，并从火堆里抢出了几本书。有个红军战士不解地问徐老：“保存这些老古董有什么用?”“怎么没有用?”徐老举个简单例子说：“我们红军从江西出发，过湘江，渡乌江，占遵义，我们原来哪知世上有这些地方?这些知识不都是书本告诉我们的吗!”年轻战士听后，知道做错了，赶快把书抱回去放在原处。
　　烧书一事，引起了徐特立的严重注意。他立即采取保护性措施，赶到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打了许多封条，把各家的藏书封存起来，并准备集中起来统一保存。
　　作为教育家的徐特立，爱书如命，即使在艰苦的行军途中也是如此。有一次，为了保护随身带的书籍，他曾经流过眼泪。红军二渡赤水河以后的一天黄昏，徐特立所在的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来到一个小村庄宿营。兼任过干部休养连连长的何长工(1900-1987)，站在村口一棵大树下，十分焦急地向山径小道眺望，等着掉队的徐老。不一会儿，徐老牵着马走过来，摘下军帽，擦了一把汗，抬头看见何长工紧绷着脸，心里不由得有点紧张，就抢先招呼说：“小老九，你们到了好久了吧?哎，我这小马调皮，不肯走!”

　　何长工因受周恩来(1898-1976)副主|席的委托，经常关心、过问休养连的事。他生气地说：“你又迟到半小时，给你马不骑，驮那么多书，这不行!”原来贵州山道难走，他特意给徐老换了一匹小马，身子虽矮，可是结实耐走。人骑在小马背上，任它在山道上蹒跚，也不会掉队。可徐老不骑马，而是把从瑞金带出的和沿途搜集的100多本书驮在马背上。干部休养连当时也有几位老同志用马驮书，成了何长工最头痛的事。行起军来，都是书骑牲口人步行，总是走不快。何长工觉得书是个大包袱，这次决心以徐老为“典型”，非扔掉这个包袱不可。

　　“我下次起早点儿，保证不再迟到了。”徐老自知理亏，先自我检讨。
　　“不行，我要从根本上解决，烧你的书!”
　　“什么?烧书?烧不得，烧了我跟你拼命!”徐老急了，跑过去护住马背上的书。
　　“烧是烧定了!今天烧了，将来打下大城市我再来赔你!”
　　“靠不住，小老九，你被打死了怎么办?我找谁要书去?你可以批评我，但不能烧书!”
　　见他俩争执着，与徐特立同在干部休养连的董必武、谢觉哉两位老同志也都围了过来。何长工从马背上抢下一摞书，挽起袖子，大声宣布：“同志们听着，我今天要烧徐老的书了，省得他掉队，你们的书也要烧。警卫员，拿洋火来!”徐老真急了，跳了起来，又嚷又叫。他嗜书如命，眼看真要烧他的书，徐老动了感情，几滴眼泪淌了出来。
　　董老、谢老见此僵局，拿出了折衷的主意：“长工，这样吧，烧一半，留一半，给点厉害，也留点面子怎么样?”何长工仍很坚决：“全烧!不烧掉书，徐老再掉队，我脖子痒哩!”他用手在脖子上做了个砍的手势，把大家都逗乐了。
　　大家记得，周恩来跟何长工交待任务时，曾严肃而风趣地说过：“这批老人，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你要对他们的安全绝对负责，如果他们在，你也在，那就皆大欢喜;他们在你不在，我追记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不在，你在，我就要砍你的头!”
　　董老、谢老再也不好张口了。徐老仍在又嚷又求，抱住那些书籍不松手。突然，何长工“噗噗”一乐，宣布道：“一本都不烧!叫警卫连的每一个战士给你背两本，不比你一个人驮着保险。”
　　徐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把书解开。何长工两本两本地把书分发给了警卫战士们保管。从此，徐老再也不迟到了。到陕北后，何长工把书集中起来，一本不少地交还了徐特立。

好蛋 · 发表于 2016-10-24 20:44:02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6-10-25 12:14 编辑

长征时期的董必武
　　一、董必武的“特制草鞋”
　　红军在爬雪山、过草地以前，进入到一个崇山峻岭的地带。
　　那天晚上，下着倾盆大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往北去的山路，崎岖不平，又特别滑。
　　董必武和警卫员小王，沿着高低不平的羊肠小道，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摸索着赶路。小王不小心踩翻了一块石头，重重地摔了一跤，当他爬起来的时候，满身是泥，嘴里也摔破了，流着血。最倒霉的是，脚上穿的鞋子不见了，他没有对任何人说，决定咬咬牙挺过去，只好光着脚丫子赶路。
　　第二天清早，雨过天晴，大地像一座水晶宫一样，雨珠在太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董必武发现小王的光脚丫上有几条血口子，就知道他的鞋子丢了，便从马褡裢里取出一双自己的旧布鞋，递给小王说：“要取得革命胜利，现在就要吃大苦。你光着脚，是走不出雪山草地的，快拿去穿上吧!”
　　小王坚决地说：“我不怕苦，就是打赤脚，也保证在长征路上不掉队，走出雪山草地没问题!”这是多么好的战士啊!董必武听了心里十分感动，仍旧把那双鞋递到小王手上，说：“这是命令，你拿着穿!”
　　小王说：“我知道首|长只有这双鞋，还是您自己留着穿吧。”
　　董必武把脚往上一跷，得意地说：“这不还有一双草鞋吗?”
　　小王说：“那双草鞋已经很破了。”
　　董必武笑了笑，说：“不要紧，我还准备了一批‘特制布鞋’。”
　　小王十分疑惑，心想从长征开始，就一直跟随着首*长，这种鞋，别说没有见过，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小王望着董必武，眨眼问道：“什么特制布鞋?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哈哈哈，”董必武笑了起来，然后指着马背上的马褡裢说，“那不就是吗?”
　　小王知道，马褡裢里，除了董必武的一些办公用具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外，其余的东西都是在行军途中捡的破烂，像破布、破鞋、破袜子、破麻袋、破棕片等。平时，由于工作忙，董必武没有给小王解释。今天，他亲自从马褡裢里取出几块棕片，在自己的脚上严严实实地包扎起来。包扎好以后，在地上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说：“过去古人作战，用铁甲做衣服。我们把这些破烂捡来做鞋穿，用坏了一层，再包扎一层，不就是‘特制布鞋’吗?”说完又得意地笑起来。
　　从此以后，董必武又多了一个捡破烂的伙伴，就是警卫员小王。正是董必武发明的这些“特制布鞋”，在长征行军中广为流传，陪伴红军爬过来雪山，走过了草地。

　　二、两次让马
　　部队越过了夹金山，临近下山时候，董必武的马夫掉队了，没有人牵马。就临时让一个叫钟珠瑞（1917年生）的年轻小伙子给他牵马。

　　前面有一条冰河沟，小钟在前面拉着马，董必武跟在马后。水流特别急，又特别冰冷，每个人的脸都冻青了。大家咬紧牙关，小心翼翼地往河里走去。小钟牵着马往前一跳，刺骨的冷水让马突然受到了惊吓，蹄子向前一蹬，猛地拽了一下缰绳，小钟没有防备，一不留神就被拽到河里去了。他还没来得及喊救命，一个漩涡就把他卷了进去，几秒钟的时间就把他冲走了五六十米远。大家见状立刻去救小钟。最后，有几个水性特别好的，才把他拉了上来，虽然呛了许多水，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上来后，小钟冷得瑟瑟发抖，牙齿咯咯响。董必武就把自己的马让给他，说： “小钟，你骑着，革命的路还很长。”
　　“不，我能坚持住，您身体不好，还是您骑吧。”小钟推让着说。
　　董必武指挥其他战士，硬是把小钟抬上马。自己则大步向前走去。
　　翻越第二座大雪山时，小钟又面临一次危险：他的脚冻得不听使唤了，好像没在自己身上长着，连麻麻的感觉都没有了。实在走不动了，就对董必武说： “我走不动了，你们别管我，先走吧，”说完就大哭起来。
　　大家绝对不能让他掉队，也不能让他停下来，因为一旦停下来就意味着死亡。
　　这时候，董必武让勤务员拿出暖瓶，倒了一碗水给小钟，先让他暖暖身子。果然，一小会儿，他就缓过来了。接着，徐特立从怀里摸出一个干辣椒，谢觉哉从怀里拿出一小块生姜，成仿吾把万金油往小钟太阳穴上涂。面对这么多的关怀，小钟的泪水再一次流了下来。
　　开始行军了，董必武又下了马，直接对小钟说： “我命令你，给我骑上马去！”小钟知道董必武的脾气，没有反抗和辩解，就乖乖地上了马。

好蛋 · 发表于 2016-10-24 20:44:55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6-10-25 12:22 编辑

谢觉哉：长征途中不忘初心
　　谢觉哉，字焕南，别号觉哉，亦作觉斋，1884年出生于湖南宁乡。1905年考中晚清秀才，早年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18年至1919年，谢觉哉受进步思想影响，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参加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曾在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秋，到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西省委秘书长。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等职务。
　　1934年10月，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已50岁的谢觉哉, 随同中央机关一道踏上了征途。为了照顾年老体弱的同志，红军总部决定从各单位抽调一些青年干部担任干部特别连领导工作，谢觉哉、徐特立、林伯渠和董必武都被安排在这个连队里。

　　长征路上遍布着无数艰难险阻，一些同志难免对革命前途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谢觉哉对党和红军的命运深感忧虑，可从未动摇革命信念。离开苏区前夕，他销毁了许多重要文件和珍贵资料，唯独保留了那枚刻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在长征途中，他一直将其视为最珍贵的物品，经过危险区时，把它挂在脖子上，藏在胸口前。他时刻坚定着这样的信念：印章就是红色政权的象征。
　　1935年1月，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时，谢觉哉正身患疟疾，病得很重。听说新的领导班子形成了，大病中的谢觉哉霍然站起。中央领导在给高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时，谢觉哉作了拥护决议的重要发言，他兴奋地说：“事情好办了！”

　　遵义会议后，谢觉哉随队继续北上，正在患病的他一直发着高烧，但只要一声令下，他站起来就走，一双脚软得像踩着棉花，咬着牙也要行军赶路。1935年5月，红军强渡大渡河前后，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有时甚至急行军百余里，他仍坚持和同志们一道跋山涉水。部队经常在夜里行军，谢觉哉的视力不好，高一脚，低一脚，经常摔倒，可他始终没有掉队。
　　长征途中，谢觉哉与同志们互相关心，协手共度难关的事迹感人至深。上级专门给谢觉哉配备了马匹，可他总是不肯骑，时常让给伤员或为同志们驮运行李，他一直和战友们徒步行进。过雪山时，虽是盛夏时节，山上的气候却变幻无常。同志们衣着比较单薄，不能抵挡风雪的吹打。一天，兄弟部队送来两只羊，同志们宰了羊，把羊皮也烤干了。谢觉哉正在患病，大家一致同意把其中的两块羊皮捆在谢觉哉身上，帮助他征服雪山。
　　过草地时，由于病情的折磨，谢觉哉的身体非常虚弱，脚也肿了，林伯渠亲自为他烧水、洗脚，使他减轻了病痛。草地的夜晚，笼罩着阴森的浓雾，寒风刺骨。谢觉哉和徐特立只能合盖一条毛毯。由于互相谦让，毯子太薄，夜里两人都没睡好。第二天早上, 他们谈起晚间的情景，却显得非常愉快。

　　在艰苦的长征中，过草地时，谢觉哉有一次患了感冒，脚也肿了，还拄着拐棍坚持步行。当得知他断粮了以后，徐特立立即送来了自己节省下来的二三斤干粮全部留给谢觉哉。高度近视的林伯渠担负着红军供给的工作。他总是左手提一盏马灯，右手拄着木棍，跑前跑后，忙碌不停。董必武安步当车，坚持拄着拐棍步行，还热心帮助同志。谢觉哉为减轻负担，扔掉了心爱的毛毯。董必武捡到后，认出是谢老的，就背在身上继续赶路。到了宿营地，将毛毯还给谢老。谢老深受感动，到延安后将这条毛毯又送给董老留作纪念。“四老”还时时鼓励战士们继续前进，胜利在望。他们常说：“同志！努力跟上呀！快到宿营地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他们不顾年老体弱，用自己的模范行为，鼓舞着年轻的红军战士们坚持走出草地。

　　深受人们尊敬、素有党内“四老”之称的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和谢觉哉等老战士，和年轻的战士一样，也精神抖擞、步履坚实地前进，他们互相勉励，终于胜利地走完了草地。
　　在行军路上，谢觉哉常常把自己的青棵麦分给别的同志，他觉得多一个人走完征途，就能为革命增添一份力量。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及敌人设立的渭河防线，10月7日，谢觉哉随部队登上六盘山，这位历经艰难的老战士激动得热泪盈眶。10月19日，跟随中央机关到达陕北吴起镇，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等几位革命老人也同期到达，和同志们一起分享着胜利后的喜悦。不久，谢觉哉被任命为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后又兼任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等职，继续献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
　　“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赠送给他的诗句，也是谢觉哉不忘初心最真实的写照。

好蛋 · 发表于 2016-11-23 16:29:46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6-11-23 16:30 编辑

延安五老
　　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央驻于延安时，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将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1878-1966)、董必武、林伯渠五位老同志尊称为“延安五老”，即分别称谓徐老、谢老、吴老、董老、林老。“延安五老”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其中吴玉章由于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没有参加长征。
　　吴玉章，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吴玉章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而成为跨世纪的革命老人，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吴玉章从参加同盟会到参加中国共产党，从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到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SHZY革命，为社会进步、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党的事业奋斗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