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宫廷舞之二

古越中兴

中国古代宫廷舞之二

       中国宫廷舞是伴随着古代宫廷的出现而形成、确立和发展的，在中华璀璨的文化史上留下了绚丽多彩的篇章。
       发展时期：两汉
       随着民间俗乐舞在春秋战国时期进入中国宫廷，自西周以来提倡的中国宫廷雅乐舞在保留以往庄重、崇高的同时，也开始吸收俗乐舞；俗乐舞在中国宫廷舞中开始占据一席之地。这首先体现在管理俗乐舞机构的设立。
      在秦短暂的统治期间，最早出现了管理俗乐舞的机构“乐府”，但它的正式形成是在西汉武帝时期。乐府中的乐舞，种类繁多，有郊祭乐舞、兵法乐舞、朝贺宴乐等；在风格上，有江南、淮南、西南等不同地区和民族的乐舞；在形式上，有器乐演奏、吟诵歌唱、舞蹈倡优等表演。其成员包括来自各地的民间艺人，机构庞大。到汉哀帝即位时，乐府人员已达八百多人。西汉末年，乐府被解散。
      东汉建立后，皇帝恢复了管理俗乐舞的机构，但名称改为“黄门鼓吹署”。文人蔡邕称：“汉乐有四品，一是太予乐，二是雅颂乐，三是黄门鼓吹，四是短箫铙歌。”
      其次，体现在两汉皇帝还十分推崇俗乐舞。比如西汉武帝就用俗乐舞招待来京朝拜的四夷宾客。而随着四夷宾客的来京，少数民族舞蹈也逐渐汇集京都。东汉班固在《东都赋》中就写道：“四夷间奏，德广所及；僸?兜离，罔不具集。”《五经通义》曰：“舞四夷之乐，明德泽广被四表也。”四夷的舞蹈形式是：“东夷之乐执矛舞，西南夷之乐执羽舞，西夷之乐执戟舞，北夷之乐执干舞（兵舞）。”此外，西域的舞蹈也在贵族中开始流行。这些少数民族舞蹈的流入并与中国宫廷中的俗乐舞交融，为中国宫廷舞在唐时走向高潮奠定了基础。
      汉朝的俗乐舞有武舞和文舞。武舞大气，舞姿刚健、气势勇猛，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和冲击力。比如剑舞、棍舞、刀舞、干舞、戚舞。文舞则有长袖折腰舞、掌上舞、盘鼓舞等。其主要特点就是轻盈飘逸而且有着非常高难度的技巧。它们最终在中国宫廷舞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两汉的雅乐舞在数量上要弱于俗乐舞。《汉书‧礼乐志》记载，雅乐舞有高祖作的《武德》（后更名为《昭德》《盛德》），高祖六年由舜《招舞》更名而来的《文始》，《五行》（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以及《四时》（孝文帝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昭容乐》、《礼容乐》。
      上述乐舞主要是用于祭祀。比如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帝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帝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诸帝庙皆常奏《文始》、《四时》、《五行舞》。
      高潮的准备时期：魏晋南北朝
      汉代宫廷舞的发展，为中国宫廷舞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而介于这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是高潮来临前的准备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宫廷舞的主流是清商乐舞和胡舞。
      清商乐舞是汉民族传统民间乐舞的称谓。魏时设置了清商署，西晋时，清商乐在宫廷中广为发展。东晋在江南建都后，江南的吴歌、荆楚的西声都滥觞于清商乐。《魏书‧乐志》记载：“初，高祖（孝文帝）讨淮汉，世宗（宣武帝）定寿春，收其声伎。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
      清商乐舞的主要特点是：清丽飘逸、典雅高远、闲适舒缓，而且舞蹈的抒情、言志都很强烈。比如当时著名的《白纻舞》，表达情感丰富多样，有诉相思道别离的，有言悲苦叹人生的，有崇仙向道的。其舞蹈轻盈、飘逸。南北朝宋的刘铄在观看完《白纻舞》后，曾赋诗称“状似明月泛云河，体如轻风动流波”。再比如《大垂手》舞，有着“罗衣恣风引，轻带任清摇”之神逸。还有《明君》舞等。
      “胡舞”主要指西北少数民族的舞蹈。汉时，胡舞就已经进入长安，三国时期，胡舞在中原地区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魏书》记载了魏国的曹植在沐浴后，跳一种叫《五椎锻》的胡舞。南北朝时期，西北地方的“天竺乐”、“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高丽乐”、“康国乐“、“高昌乐”等都陆续传入中原，并受到了宫廷的接纳。如《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周武帝聘虏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
      胡舞的特点是粗犷豪放、刚劲质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商乐舞和胡舞已经形成了独立的艺术形式，它们分别对唐朝代表性的舞蹈“软舞”、“健舞”和“大?”提供了素材和基调，为唐代宫廷舞走向纷繁绚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