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损不足以奉有余（续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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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损不足以奉有余（续集四）

水滴石穿，不是因为力量，而是因为坚持。沉冤21年的聂树斌得以昭雪，体现了我国法制工作的又一次进步。没法上庭的政策性问题，有权的一方绝对优于或者压倒另一方，又靠谁来评判。

一、我只是说了几句实话，郑成月49岁提前离岗。

2005年1月，郑成月在盘查中意外发现王书金，押着王书金到石家庄指认现场的时候，一位村干部告诉他们，十年前凶手已经枪毙了，怎么又来一个。2005年3月15日，《河南商报》发表了一篇报道《一案两凶，谁是真凶？》，“聂树斌案”在“侦破”10年之后突然轰动全国。“我只是说了几句实话”，让郑成月的后半生纠缠在聂树斌案里。2009年，广平县公安局重新任命了一名主管刑侦的副局长，49岁的郑成月被停职了。

二、没有王书金对做人基本底线的遵守，绝不会有聂案的昭雪。

聂案得以平反的几个攸关人物，除去聂母张焕枝、“首报者”马云龙、因为聂案平反而丢官的郑成月，更有个无法忽略的“重头人物”，那就是“真凶”王书金。2006年4月，王书金一审被判死刑，但他的罪状中不包括“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他因此上诉。王书金的救赎，让他吃尽苦头，但他在过去的十一年里，显现出了一个人才有的硬气与坚守。

三、没有法律审判的政策问题，谁作评判。

在“真凶”出现十一年后，聂案才得以平反，可见其中的阻力与困难有多大。党内、军队文件在执行中出现的诉求问题，一般由上一级党委或者单位通知原单位复查处理，没有仲裁机构，又不属于法庭调整范围，弱势的一方要解决起来就更困难。

部队认为不符合转业安置条件，为什么又要篡改干部档案。档案管理是《干部档案工作条例》调整的范畴，是党内文件，又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为什么就没有人承认，也不愿意处理。个人有污点，部队就可以不切实际的乱写，甚至中级法院的裁决可以不认。原籍地址是不会变的，怎么就变成了没有的地址，家庭出身由贫农变成了工人。对于部队是没有影响的，已经向地方交人完事。

无论从那个角度看，王书金都是个坏人，是个十恶不赦的人，用俗语说：他不是人。早在14岁时曾因强*奸在少管所里呆过3年。此后作案养成了一个残忍的习惯：不留活口。就这么一个，却能做到对人底线的遵守和尊重，“良心担当”。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第六十四条：军队转业干部到地方报到前发生的问题，由其原部队负责处理；到地方报到后发生的问题，由安置地政府负责处理，涉及原部队的，由原部队协助安置地政府处理。

《关于做好2003年军队复员干部安置工作的通知》规定：“军队复员干部到地方报到前发生的问题，由原部队负责处理；到地方报到后发生的问题，由安置地政府负责处理；涉及原部队的，由原部队协助安置地政府处理。”

聂案的沉冤昭雪，到底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确实在进步，是中国司法的纠错意愿和能力在提高，中国司法乃至执政者的伦理底线在提升，还是一个很偶然的撞大运？

档案是在部队形成的，上面清楚地盖有“中国共产党武警云南省边防总队委员会”印章，这是部队党委的责任。现在处理起来有一定难度，政治部门越俎代庖，一口否认。这是党务工作，总队党委一直回避可不是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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