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易》到《文化诊断学》看中国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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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易》到《文化诊断学》看中国文化的发展

“诊断国学、再造辉煌”前言（连载一）

作者：曹政钧

一、
复兴中国文化？还是复古中国文化？

一种观念，当人们不能用理性加以衡量就被动的加以接受，那么，对于这个人来说，这种观念就是迷信；一种观念，当人们能够用自己的理性加以衡量，并且表现为思想和行为上的主动性，那么就其接受的程度来说，这种观念就成为信仰；只有那种既能够用自己的理性加以衡量，又能够用事实加以证实，并且就观念本身来说也具有比较完善的形式，这种思想观念才成为科学。对于《周易》，很多人能够用理性衡量它，但是又不能用事实证明它，因此对于大多数来说，《周易》不能称作迷信，也不能称作科学，只能根据人们对他的接受情况，用信仰来定义它。有人认为《周易》是科学——这是少数人；有人则认为它是迷信——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更多的人表现为崇拜。但当对文化的崇拜达到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的时候，这种崇拜就具有盲目性。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以至于中国文化自“诸子百家”以来后人难以超越，或者不敢超越，在这个意义上说，复兴中国文化的主张是前进还是后退？是复古还是复兴？

《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和精神支柱，所以，要想让中国文化得到合理的发扬和继承，必须把《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着力点进行系统的批判，在合理批判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好复兴中国文化的力度、适度、量度和方向。我在很小的时候用马列主义思想和西方文化观念粗读过《周易》、《论语》、《中庸》等一批国学著作，那时候由于受我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思想遗传，认为国学已经深深的打上了封建迷信的烙印，同时也受西方观念的影响，不自觉的用西化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化。那时候认为，国学只能代表过去的辉煌，文化是发展的，古人的思想必定落后于当代，今天必定优越于过去。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发现无论是用西方标准还是马列标准，都不能作为衡量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尺，也不能用中国文化作为衡量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尺。因为本质上他们都是民族时代多元文化的产物，多元文化之间可以相互借鉴，但是不能用其中一个作为另一个的价值尺度。必须超越他们二者，能够“合二为三”，只有这个“三”才能以一种整体性和包容性成为衡量他们二者的尺度。那么今天看来，这个 “三”就是建立在多民族文化整合基础上的创造，是多样性及其对立面的融合，是全球化文化的抽象统一。

今天的全球化是建立在多民族文化基础上的全球化，因此，需要有一种新的全球化文化模式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道德尺度，同时，各民族的文化也需要与之相默契才能创造民族社会的和谐——而这种文化的产生其根本上来自对文化的合理整合与时代创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真善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合一精神为医治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道德价值观念问题、文化和社会问题等等提供了思想启发，也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整合提供了方法。西方文化长于分析，中国文化长于整合，当世界文化经历了知识大爆炸的裂变之后，文化的整合将变得尤为迫切。所以弘扬中国文化无论是对世界的进步还是中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文化能够站在天人合一、宇宙、人生的至高境界上看问题，所以中国文化很有思想高度；西方文化其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将分子解析成原子，将原子解析成基本粒子，主要遵循将整体解析成部分的系统思考方法，这样的思维方法很有深度。如果把它们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中国文化具有思想高度而思维深度不足，所以中国文化能造就风流洒脱的智者及其超凡的生活态度；西方文化有思维深度而思想高度不足，所以，西方的科学非常发达。这就是文化差异表现在民族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而导致的人的创造活动的个性差异。当今是一个全球化时代，文化需要一种超越中、西方思维模式面向未来的创造能力，那么从多元民族文化中抽象出他们各自的思维深度、思想高度、思维广度、思维速度，并将它们统一起来，建立和完善适合全球化社会的思考力体系——就这样，文化诊断学诞生了。

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文化诊断学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既不具有民族文化的人文色彩，也不具有哲学的价值形态和党性原则，它仅仅是一种文化工具，可以为任何一种文化和主义提供文化诊断服务，为它们各自的文化建设提供合理化建议，进而为建立全球化时代的多元化统一体系提供服务。关于文化诊断学，正如《文化诊断学纲要》所说：



“……有了这样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明确了文化、文化载体、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洞悉了创造力的结构；理解了创造力和创造过程的运作体系，那么对于文化诊断学的性质和方法就变得十分明朗了：

（一）通过对象中是否存在着创造力及其程度的分析，我们可以诊断出什么样的现象属于文化载体，什么样的现象不属于文化载体，从而也可以判断出什么是文化，什么是非（伪）文化，什么是反文化。

（二）通过对创造力的结构分析——创造活动的结果取决于创造力的构成关系——我们可以从知识、智力、意志力、对象化过程、整合能力与创造结果的矛盾关系中，诊断出创造活动中存在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通过文化诊断学的基本方法培育创造活动过程中需要的知识、智力、意志力、对象化过程、整合能力等等，使活动更具有创造价值和创造的力量。

（三）通过对目标合理性、方法可行性和组织有效性的分析论证——创造活动的结果同时也取决于创造活动的运作方式——可以分析出一个活动过程所具有的文化价值，诊断出活动过程在文化上表现出来的健康、亚健康、不健康现象，并提供合理化建议，使创造活动体现出文化的创造价值和个性化特征……



正是有了文化诊断学理论的指导，当我用文化诊断学的制衡环理论分析《周易》的思维广度，用真理结构理论和价值思维方法分析《周易》的思想高度，用存在根模式理论分析《周易》的思维深度，用文化诊断学的十字口诀分析《周易》的思维速度，用智慧曲线测评《周易》思维方式的完善程度……《周易》所达到的思考力水平让我吃惊，使我对古人的智慧感到某种敬畏，因此我再也不会用“古人的思想必定落后于当代，今天必定优越于过去”的简单观念去理解中国文化，而是努力采用一种科学的方法进行客观的分析。我深刻的认识到，在文化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对文化的评价不能仅仅凭借个人经验和权威者的声音，也不能凭着个人的偏好去粗暴对待各种文化差别，而应该建立一门关于文化的诊断科学，使之具有学科的性质，使各种不同的文化能够在合理法则的基础上达到相互理解与共同发展。

今天，一旦我们要对《周易》做诊断意义上的分析，我们不但需要有一套完善的分析方法，而且必须充分认识到《周易》在思维方式上的特殊性。《周易》在思维方式上不仅把科学思维、价值思维、意象思维糅合在一起了，而且它的语言也保留了原始先民的某些特征。其实，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语言和思维形式是在文明时代逐渐发展起来的，然而人类文明时代的发展不过5000年的历史，在它之前的几百万年——即使发现元谋人也有170万年的历史，人类使用的语言和思维属于“原始思维”，这种思维和推理方式更接近“彼岸世界”，因而具有对时空的某些感应能力。可惜随着人类的意识和文明程度的发展，这种思维被逐渐的遗忘而变得难以理解，以至于作为潜意识残存在思维的“原型”中，人们只有在梦中才能够偶然得到对它残缺不全的体验。《周易》中的八卦产生于伏羲时期的上古时代，那时正是文明时代的肇始，因此在它的推理方式中还保留着一点点原始思维的残余，我们必须解析这种逻辑结构，洞悉它的推理形式，才能真正弄懂卦象的感应规律并解析爻辞的全部涵义。因此，文化诊断学不但要诊断《周易》思考力体系的完整性和完善性，而且要在《关于周易64卦思考力状况的系列诊断报告》中，用文化诊断学的时空制衡理论分别解析爻辞的思维方式和卦象的推理机制，让古老的《周易》能够与现代科学进行对话，从而在全球化时代展示出它灿烂的理性光辉。

我们对《周易》做诊断学意义上的分析还必须懂得，在过去的传统的农业社会，那是一个宗教盛行的时代，文化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的，《周易》之所以能够在那个时候风靡天下也是与当时的思维方式和文明程度相一致的。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全球化发展的时代，科学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理性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基础，一切道德说教和思想观念都必须经过理性的衡量才具有文化的力量，否则就会导致它与科学的冲突。当前，有很多人在主张复兴中国文化，其实他们并不知道中国文化的本质，复兴中国文化的意义和方向是什么，更谈不上具体的可行性方法。其中也有不少人通过贬低西方文化来推崇中国文化。从他们表现出来的思想看，他们不是在推广中国文化，而是在发泄情绪上的压抑，他们用一种激烈和偏执的言辞讨论问题，这样不但达不到弘扬中国文化的目的，反而体现了自己思想的狭隘，更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亵渎和伤害。《周易》所代表的中国文化能否走向全球化社会，能否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着力点，取决于它能否在今天的时代放射理性的光芒，神话时代和宗教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企图把《周易》通过信仰而获得一种复兴的力量只能是少数书斋先生的一厢情愿。必须把《周易》置于理性的基础之上，复兴中国文化才具有时代的价值。因此，要想弘扬中国文化我们不但要实事求是的剖析中国文化的优点和不足，还需要洞悉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现状和文化需要，只有把握了二者及其他们的关系，我们才能够谈论弘扬中国文化，否则不是随波逐浪就是复古主义，复兴国学就会演变成复古运动。

必须以诊断《周易》为着力点来诊断国学，才能再造中国文化的辉煌。因此，“诊断国学、再造辉煌”文化项目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开始筹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