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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老子的《道德经》对托尔斯泰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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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2 19: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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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好蛋 于 2017-3-22 19:22 编辑
试论老子的《道德经》对托尔斯泰思想的影响
来源:海外道学
东方这块神秘的土地,一直吸引着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1828-1910)。早在喀山上大学的时候,他就选了东方语言学系。在东方各国中,“他感到在思想上与他最为接近的是中国。”托尔斯泰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他读过的有关中国的专著和译本多达32种。1891年,托尔斯泰回答彼得堡出版商列杰尔列的问题:世界上那些作家、思想家对您影响最大、最深时开了一个名单,这个名单里就有孔子(前551-前479)、孟子(约前372-约前289)、墨子(生卒年不详)、老子(约前571-前471)等人的名字。他认为这些圣贤的书给了他“合乎道德的教益。”在东方哲学家中,他认为孔子、孟子对他的影响“很大”,而老子对他的影响“巨大”。特别是老子的《道德经》对托尔斯泰产生了巨大影响。《道德经》虽只5千余言,但内涵极其深遂丰富,其中心思想就是“道”。“道”产生万物,万物的消灭又归于“道”;万物的生灭都遵循“道”的循环规律,而这种规律又是能够认识和掌握的。
《道德经》具有唯物的天神论思想成份。在《道德经》里,老子否定了“神”对世间万物的创造和主宰。如第四章,老子写道:“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①在老子看来,“道”尽管是不可见的虚体,然而其作用是无穷无尽的。它不仅是产生万物的根源,而且在天帝出现之前就存在了。这就否定了神创造天地万物的唯心主义说法。
托尔斯泰尽管是东正教徒,但是,从16岁开始,他就对东正教产生了怀疑。他在《忏悔录》里写道:“从童年时起灌输给我的信仰消失了,我从十五岁开始读哲学著作……自觉地脱离宗教。从十六岁起我停止作祷告,不去教堂,不持斋。我不信仰童年时代给我灌输的东西,然而我有信仰。我信仰的是什么,这我怎么也说不上来。我信仰上帝,或者不如说我不否认上帝,但什么样的上帝,我说不上来。我不否认耶稣基督和他的学说,但是他的学说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托尔斯泰从喀山大学退学回到雅斯纳雅·波良纳后,离群索居,他对法学的兴趣越来越淡薄,而醉心于哲学。他说:“哲学经常吸引着我,我喜欢研究这种专注而严整的思想活动。一切复杂纷繁的现象——它们的差异在哲学里都归于一统。”②他阅读了包括黑格尔、伏尔泰、卢梭等人的大量哲学著作,尤其具有唯物论的天神论思想的启蒙学者卢梭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从15岁时就把卢梭看成自己的导师。在一段时间内,他甚至不再挂十字架,而却佩戴卢梭的头像。这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对神或上帝的否定上,托尔斯泰之所以受老子的影响,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道德经》宣扬了一切“顺从自然”的宿命论。这和老子把“道”解释成万物生灭都必然遵从的循环规律有因果关系。老子在《道德经》第25章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在描述“道”的存在和运行后指出,宇宙中有四大,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是四大之一。人取法地,地取法天,天取法“道”,“道”取法自然。这就是说,“道”的法则就是自然的法则。老子把自然法则作为最高法则。人法天、法地、法道,最终是法自然。因此人最终要遵循的是自然的法则和规律,也就是要顺应自然。
托尔斯泰从小就非常热爱大自然。青年时代卢梭“返回自然”的思想又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他对自然的法则是极为崇尚的。他在《哥萨克》等作品中,都尽情描绘过神奇美妙的大自然。在《硫森》中他写道:“我们有一个,只有一个无识的指导者——宇宙的精灵,他渗透到每个人的心中……这个精灵叫树木向着太阳生长,叫花卉在秋天里投下种子,并叫我们本能地互相接近。”后来又说:“它一成不变地存在着,在到处渗透着,不停滞在一个地方,我们当将它设想为世界之母。”③在《哥萨克》中,他认为“幸福与自然同在。静观自然,和自然同语。”在崇尚自然的同时,托尔斯泰否定文明、进步和科学、艺术等,认为文明、进步、科学、艺术等只是“生活的装蚀品,是对生活的诱惑”,因为这些东西是不自然的。托尔斯泰接受卢梭关于劳动人民最接近大自然,劳动是道德的源泉的观点,主要废弃一切违反“自然”的东西,要人们戒绝七情六欲,过清心寡欲的苦行僧生活。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他的妹妹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托尔斯泰娅描写过他醉心于哲学的那段时间回雅斯纳雅·波良纳度假期的情况:“……希望过朴素原始的生活,于是一切从简,一心一意想着作一个体面人。他给自己缝制了一件极其难看、又长又肥的袍子,白天穿着,睡觉也穿着……他整日在树林里转悠,走累了,就躺下休息,脑袋枕着伏尔泰、卢梭或黑格尔的大本哲学著作。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略沃奇卡(即托尔斯泰)穿着那件帆布长袍,光脚便鞋走进客厅,姑妈见他这副模样大吃一惊,而略沃奇卡却若无其事,大谈繁文缛节之无益,必须返朴归真。”④晚年,托尔斯泰不仅停止了打猎和其它娱乐活动,甚至穿着俄罗斯农民的服装自己耕田,劈柴,不吃荤,不喝酒,过着俄国家宗法制农民的简朴生活。这个时期的《天网恢恢》无疑也传达了顺从自然的情感。
《道德经》表达了“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在《道德经》第80章,老子描写了“小国寡民”的农村社会生活情景,表达了他写乌托邦的社会政治理想。老子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反对社会的进步,反对生产工具、交通工具的进化。在他看来,当时统治阶级为扩大疆域和增加财富而进行的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导致人民的不满与反抗。而国家小,人民少,各种器具和交通工具都用不着使用,连兵都没有地方去布阵打仗,人民满足于结绳记事的简朴的原始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没有强权和暴力,民风纯朴,即使国与国之间能相互看得见,甚至连鸡狗的叫声也相互听得见,但各国人民之间从生到死不相来往。这样天下各个小国的人民就都能过着和平宁静的幸福生活。这是老子构想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
托尔斯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的进步。在探讨俄国的出路的时候,他反对文明进步,认为交通等现代化是有害的。如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借主人公列文之口,说铁路的建造来得早,只能促使人口集中于城市,助长奢侈风习,“因而招致工业、信贷和伴随而来的投机业的发展。”他甚至否定教育,认为教育对农民毫无用处,无非使农民“更加狡猾”,“会读书写字的人做工人坏得多,修路不会,修桥的时候就偷桥梁。”列文经过苦苦探索后所寻求到的一条出路就是在不取消地主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搞合股经营、共分红利的农村合作小组。他认为这样的合作小组能“以人人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和谐和利害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⑤列文甚至为自己能设计出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而陶醉,甚至要推广到全俄罗斯和全世界。其实,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这种农村合作小组表面上虽和老子“小国寡民”的主张不一样,因为在托尔斯泰生活的19世纪已不可能再“小国寡民”了。但实质上仍然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乌托邦。
《道德经》把人的“占有欲”看作灾难的根源。在《道德经》第46章中,老子指出:“天下有有,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首先揭示了战争的根源,就在于统治阶级的贪得无厌。正是这种贪得无厌的占有欲,酿成战祸,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老子的这种见解是十分深刻的。这无疑也是对当时统治阶级的强烈抗议。但老子由此而得出的“知足常乐”的思想不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
托尔斯泰也有过同样的思想。他认为“人自私地为追求自我的各种欲望而对另一部分人施加暴力”是罪恶之源。
老子和托尔斯泰都认为占有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们都积极寻找消除占有欲的方法。老子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反对统治阶级的一切文化。他认为统治阶级的文化是虚伪的,是奴役人民的精神武器。因此他提出的消除占有欲的办法就是要人民不受这种文化的污染,要人民“绝圣弃智”“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见《道德经》19章)。老子在这里提出了只有保持纯朴的本性,减少私心杂念,才能152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老子在《道德经》第12章中还进一步提出了清静恬淡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在老子看来,追求“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难得之货”,均是不正常的生活,只有追求内在的清静恬淡,才是正常的生活。当今社会上那类“物质上的富翁,精神上的气丐“和老子两千多年前所描写的何其相似乃尔!
托尔斯泰援用老子的观点指出:“对圣贤的赞美在百姓中引起争论,高度评价轻易获得的珍物使百姓中产生盗贼,太注意那些利激淫欲的事物,在百姓中引起骚乱。”⑥他提出的弃绝占有欲的办法就是“必须按照上帝的意志生活。”他在《谷粒大似蛋》中指出,“古时候人照着上帝的法则生活,他们只有占有他们自己应得的,而不贪图别人生产的东西。”因此,“要按照上帝的意志生活,就必须抛弃生活的一切欢乐,要劳动、驯服、忍耐和有怜悯心。”(见《忏悔录》第十二节)如前文所言,托尔斯泰本人正是这样做的,他停止了娱乐活动,亲自参加劳动,积极组织并参与灾民的救济工作,创办慈善事业,甚至放弃自己的财产和著作的版权。这里还需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托尔斯泰心目中的上帝不是具体的偶像,不是耶和华,而是良心和纯化的道德,“善行的绝对理想。”
《道德经》中表现了“尊道贵德”的道德观。老子在《道德经》第51章中指出: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在老子看来,“道”生长万物,“德”养育万物。但“道”和“德”并不主宰万物的生长,而是顺其自然。“道”生养万物而不占为己有,不主宰万物,这就是最高的“德”。托尔斯泰承继老子的说法,也认为“道”是万物文源”,是“自然的法则”,“‘德’是‘道’的作用和显现”,“人只有通过‘德’才可能接近‘道’。托尔斯泰把老子的“道”和“德”和基督教义联系起来研究,认为老子的“道”和“德”的基本思想就是基督教的“爱”。老子在《道德经》第49章中所说的“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和托尔斯泰主义中的“宽恕”“博爱”的思想如出一辙。托尔斯泰把“宽恕”“博爱”作为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良方。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卡列宁不仅宽恕了背叛自己的妻子安娜,而且宽恕了造成他家庭悲剧的罪魁祸首伏伦斯基。他对伏伦斯基说: “……我要把另一边的脸也给人打;有人奇我的外衣,我连里衣也由他拿去……”⑦卡列宁这种基督博爱的胸怀使得彼得堡花花公子的典型伏伦斯基大为感动,无地自容而开枪自杀。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通过普拉东·卡拉达耶夫逢人便讲的故事,更是把博爱思想宣扬得淋漓尽致:商人阿克舍那夫被强盗栽脏,后来在流放中又遇到那个强盗。但当警方盘问他关于那个强盗挖地道企图越狱的事时,他为强盗掩护。强盗大为感动,终于良心发现,为阿克舍那夫洗冤。但当赦令下达时,这个商人已死于狱中。
《道德经》宣扬了“无为”的政治主张。老子生活的时代,统治阶级依靠权势和武力,为所欲为,以致天下“民弥贫”,“国家滋昏”,“盗贼多有。”据此,老子提出了“无为”“清虚”“静止”的治国方略,而把“无为”作为最高理想。他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道德经》48章)老子认为“为学”与“为道”不同,学问越多,私欲妄见也就越多,而“为道”则足以减损私欲妄见。不断地去弃私欲妄见,最终能达到“无为”的境地,只有“清静无为”的人才能治理国家。老子在《道德经》第57章中指出:“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些话,都是针对统治阶级而言的,是统治阶级的警政之言,目的就是要统治阶级抛弃多欲的生活,少干预百姓的事,做到“无为而治。”如不这样做,则“为者败之,执者失之。”(《道德经》29章)老子在这里是告诫统治者不可争取违反人类秉性的强制措施。若以强力施行暴政,必然失败,被抛弃。老子的无为政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有效的,如西汉前期就是力证。
老子的“无为”政治思想,与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 “不以暴力抗恶”是有相同之处的。上文讲过,老子的“无为”是针对统治阶级的,而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也是针对统治阶级的。托尔斯泰最先把“暴力”和“权力”分开,后来认识到“权力”就是“暴力”,“暴力”就是能强迫人们执行政府规定和别人意志的力量。因此,在当时,“不以暴力抗恶”是针对沙皇暴力的,抗议沙皇专制政权执行死刑153和对人民的镇压。老子“无为”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以柔克刚”。在《道德经》第78章,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托尔斯泰完全赞同这种说法,在1884年3月10日的日记里他写道:“应当像老子说的——像水一样,它不可阻挡地流动;遇到堤坝——它就停住。冲决堤坝——它又流了。在方形容器里——它是方的;在园形容器里——它是圆的。所以它是最重要和最有力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托尔斯泰是一个孜孜不倦的探索者,他的“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到晚年又有所发展,他所否定的是政府的暴力,而对人民的暴力并没完全否定,在《复活》的第三部里,他同情革命者“为了自卫,为了达到高尚的目的,或者为了群众的幸福“而杀人的观点;他也也赞同恐怖分子暗杀沙皇政府的大臣的行动;对1902年农民暴动期间,农民抢地主的粮食、农具及其它财物的行动,他“更加赞同”,并称农民们是“好样的”;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当沙皇专制政府大肆屠杀工人时,他坚决地站在工人一边,认为“革命者的暴力和政府的暴力不一样……政府的暴力同窃贼的暴力是一回事,革命者的暴力是另一回事。”
以上我们试着从六个方面对《道德经》和托尔斯泰学说中相类似的地方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比较分析,从中不难看出托尔斯泰确实受老子的影响巨大。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和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及其对社会问题的探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众所周知,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激剧变化的时期。由于冶金技术的进步,铁制工具广泛使用,这就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增加了社会财富,推动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土地的买卖,加速了经济制度的变革,引起了社会的动荡不安。早已名存实亡的周王室,根本无力维持自己的统治。各路诸侯为自己的私欲和野心,展开了长期的兼并战争,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战乱和大变革中,贵族领主日趋没落,思想上带有消极、保守色彩。老子也属在兼并过程中没落下来的贵族领主,尽管他经过周王室的“守藏史”,博览群书,学识渊博,但面对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他无法找到真正的原因,因而只好采取“顺天由人”的消极态度,这实际上是对社会矛盾无能为力的无可奈何的绝对心理的表现,正是没落领主的思想反映。因此,老子的哲学所表现的是一种消极的“出世”思想。
托尔斯泰所生活的年代尽管和老子相距两千多年,但同样也是封建的农奴制解体和新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建立的社会激剧动荡的时代。托尔斯泰虽模模糊糊地觉得刚刚在俄国出现的资产阶级制度是一个象英国那样的吓人的怪物,但如何安排资产阶级制度,对他来讲,又是完全陌生的事情。但托尔斯泰毕竟是一个积极追求生活真谛的作家,社会的变革,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和痛苦的探索。《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的探索,正是他这一时期对社会问题探索的真实写照。他根据自己在西欧考察的切身体会,从宗法制农民的角度全盘否定了资本主义文明。他把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中国,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民间文学,从中国的圣贤,尤其是老子的哲学里找到了自己所要寻找的东西。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托尔斯泰主义的现实内容,正是这种东方制度、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⑧但是,与老子的消极态度相反,托尔斯泰学说表现了一种积极入世态度。
注释:
①老子:《道德经》,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0页。未注出处的,均引自此书。
②、④尼·古谢夫:《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第一卷135、138页,转引自《父亲》61—62页。
③转引自倪蕊琴主编:《列夫·托尔斯泰比较研究》,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153页。
⑤、⑦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普)草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304、366页。
⑥希夫曼:《列夫·托尔斯泰和东方》58页,转引自《列夫·托尔斯泰比较研究》154—155页。
⑧列宁(1870-1924):《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列宁全集》2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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