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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漫谈“舜弹五弦琴,歌南风”与 “潜憨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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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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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16 19:44:01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llg6688 于 2017-4-16 20:02 编辑

                               漫谈“舜弹五弦琴,歌南风”与“潜憨直”(之一)

                                                                 一、舜时代的湖北潜江地域面貌

     自从1984年发现湖北潜江的《龙湾遗址》和张金《黄罗岗遗址》后,又先后1987年到2001年,对这两大遗址进行了多次的考古发掘。在龙湾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基础上,已经认定:早在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龙湾遗址区域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可见,到帝舜的时代,当时的潜江地域,早已经形成了《南风》的深远影响,并有了“古风(国)”的称号。同时,《南风》的巨大影响说明,在当时的潜江地域,我们的祖先是一个较大的部族,且有相当多的人口和村落。
      我是1984年“湖北潜江文物普查队”的队员之一,被分配在历史文物组,根据我当时的田野调查资料发现,潜江人的祖先,主要居住在湖北潜江的张金镇、龙湾镇、积玉口镇、高石碑镇一带。这是我在1984年参加文物普查时,根据当地的文物发现留下的印象。我曾在高石碑镇的河滩上,拾到一把石斧,这把石斧打磨得很精致,说明这一带的生产与文化状况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还有大约在泽口镇一带的“郧乡”,继后称为“郧邑”、“竟陵”的地方,在上海复旦大学谭骐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有明确的地标,但目前还没有发现该遗址,只能存疑于此,我相信,这个古遗址的被发现,也是迟早的事。应该说,湖北潜江泽口镇这一带也是我们潜江人的祖先生存的地方,从早期的“郧乡”发展到春秋时楚人钟仪当“郧公”领导的“郧邑”,这一带应该是有较大面积和众多人口居住、生活的地方。
     以湖北潜江人的祖先为代表的南方人被统称“南蛮”,潜江人的祖先则具体被称为“荆人”,“荆人”应该是“南蛮”中的突出代表,并且经常骚扰北方,据《诗经·小雅·采杞》载:“蠢尔荆蛮,大邦为仇”和史载的“三苗数为乱”,说明潜江人的祖先中有人是参与者。可见,当时潜江地域的各种文明,直到尧舜时代,都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在当时有影响的地域,据考古发现,有现在的潜江,和周边县市的天门、京山、钟祥这些县市都是当时有影响的南方代表性区域,特别是民间被称为《南风》的“乐风”。
     据考古证明,湖北潜江人的祖先,早在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在龙湾遗址区域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而据史载,帝尧放勋,生于公元前2317年甲申,卒于公元前2200年辛已;帝舜生于公元前2277年甲子,卒于公元前2178年癸卯。因此,对湖北潜江之祖先业绩的追溯,早已跨越了尧舜的时代。据考古证明,到尧舜的时代,湖北潜江一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应该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和影响。
     湖北省潜江市在舜的时代,据有关史料和历史地理的变化证明,当时的地貌可能是西高东低,有山有林,河流交错,湖泊遍布,陆地与沼泽相间,珍奇林木、植物、果树等与各种野兽并存,鱼类在荷塘跳跃,虾蟹在巷湾闹腾,菱角、莲藕泛滥成灾,并有能歌善舞的土著南蛮(三苗的一支)生活其间。
      湖北潜江人的祖先在舜的时代可能叫“荆蛮”,属三苗的一支,统称“南蛮”。后来,随着楚人的迁入,特别是楚被周成王封侯,有了“子男之田”,并在有了楚国之名后,便出现了“荆楚”合流的现象。据与潜江县长鼻祖——陨公钟仪有关的《南冠楚囚》之典故描述,讲当时的潜江县长钟仪,是穿着南方荆人服饰“南冠”的“楚”人“囚”犯,说明潜江人的祖先还形成有自己特色和显著代表性的南方服饰,因钟仪是楚人,不是当地的土著人“荆蛮”,所以典故的描述“钟仪”为《南冠楚囚》,证明钟仪是穿着南方服饰的楚人。到后来,《南冠楚囚》又演变为《钟仪楚奏》,“荆人”的音乐却变成了“楚奏”,已经“荆”、“楚”不分,“南冠”不存,说明湖北潜江人的祖先虽然同化了的楚人,但潜江的祖先却因周代将这里封给楚国人,成了楚国的属地,且这里已经成为楚人的国都中心,当时的潜江“荆人”之“荆”也随之消失。但虽然“南蛮”、“荆人”之称消失,此地的文化却又随着楚国的强大而以“楚”之称再次闻名起来,“楚”甚至取代了“南”、“荆”,成为南方强国的代表,《南风》也被“楚歌”取代了。虽然当时这里有许多地方原始、蛮荒,但潜江人的祖先却早已在这一美丽而富饶的地方扎根,其生存的居住地就是一个绝佳的世外桃园,且是一片其乐融融、连神仙都向往的生存景象。《牛郎织女》的故事与“乞巧节”的产生,就发生在这里。
      湖北潜江在当时的舜时代,这里的物产极为丰富,获取原生态的食物只需轻而易举的举手之劳,故没有为生存而争斗和尔虞我诈的恶习,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丰富物质是高度精神文明产生的前提,所以,潜江人的祖先之精神文明相对高于物质贫乏的区域。同时,这里巫风盛行,对太阳的顶礼膜拜形成的“公德”,是他们的精神支柱。而“鸡鸣歌”的一唱从和形式,则是潜江人之祖先最重要的道德载体。
       “鸡”最早被人类驯化而成为家禽,可能也出现在这一带。据考古发现,当时,地处荆州竟陵邑平原东北部的京山、天门和正北的钟祥县一带历史都非常悠久。1955年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的京山屈家岭,被鉴定为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的一处重要的文化代表遗址。在京山县朱家咀遗址中还出土了陶响器20件和大量的陶红小鸡,说明“鸡”已经成为家禽,并是当地祖先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那种陶响器为球形,中空,内装陶丸十五粒以上,摇动时可发出响声。有关专家认为:这可能是最早的乐器。天门县在1984年文物普查中发现许多新石器时代、东周、汉代 的古文化遗址。又据荆州行署文化局《文化信息》第七十二期载:1987年下半年,北京大学、省、地、县三级博物馆联合发掘了天门县石河一带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仅在几公里的范围内,就有遗址40多处,皆属屈家岭文化和石河文化。由此可见,云梦泽在形成冲击平原竟陵邑之前,周边的人文文化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是长江文化的主要代表。
           “鸡”与“凤凰”有关,他们都是“知时鸟”。从《山海经》里凡涉及歌乐舞时必提“鸾、凤”,并载“始作乐风”、“爰有百乐歌舞之风”分析,公鸡打鸣的鸡鸣南风》、乃至中国民间的音乐渊源起着不可小视的重要引领作用。更加之鸡知天时,尤其是黑夜的报时更显重要,成为辛勤劳作的人把握判断时间的依据,“俗说鸡鸣将旦,为人起居。”以至发展到后来在宫庭和民间都“鸡人传漏”来报时,即是要证。楚人的始祖祝融因善于观象授时,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令人感念的重要贡献,故又有神农之称。而鸡鸣的迎日报时同样对每日劳作息起的人们起着重要的提醒作用。因此潜江人祖先拜日、崇火、尊凤、尚赤的巫风中,对的崇拜在原始的理性中必然采取神秘乃至怪诞的形式校仿。然而就是这种校仿“鸡鸣歌”,知识即蕴藏其中,科学即蕴藏在其中,文明的曙光也在其中孕育。

                                         二、 舜为什么要“弹五弦琴,歌南风”?

     舜帝为什么要“弹五弦琴,歌南风”,而不是其它地区的音乐呢?《南风》中有些什么内涵引起了舜帝的关注与重视呢?中国为什么会产生“乐教”呢?宋代大儒邵雍为什么说:“一乐生中国”呢?南方的民间音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界中,到底有什么功能和作用呢?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的探索、挖掘,不能等闲视之。
      (一)、“鸡鸣歌”之“一唱众和”演唱形式的内涵
       “鸡鸣歌”的演唱形式是“一唱众和”,这种一唱众和形式的产生,应该与公鸡打鸣时,有“一唱众和”的现象有关。在自然现象中,鸣更报晓的公鸡,只要有一只率先开始鸣叫,便会有更多的公鸡此起彼伏的应和起来,且只要有公鸡的地方,这种应和的鸣叫“和唱”便会产生,犹如“一唱众和”。我小时候读的《语文》课文中有一篇《半夜欢叫》的文章,是一个叫高玉宝的作者,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地主为了加强剥削,让长工提前下地干活,偷偷溜到鸡笼前学公鸡叫,笼里的公鸡听到地主模仿的“鸡鸣”后,马上也鸣叫起来。于是地主便以“鸡都叫了,还不下地干活!”催促长工下地干活的故事。这说明:公鸡叫既是当时人们把握劳作时间的依据,同时也说明,公鸡有只要听到一声鸡鸣,便会有马上应和的天性。这应该是仿生性民歌——“鸡鸣歌”一唱众和形式的产生之源。
      史上记载,“鸡鸣歌”的演唱,影响最大的是“一倡三叹”,其中的“一倡”是领唱;“三”是虚数,是多人的意思。宋玉在《对楚王问》中说,这种“属而和者”的“和”唱人数从《下里巴人》的数千人,到“和”唱“阳阿薤露时有数百人,说明“和”唱人数的众多;“叹”就是“和唱”,就是“一唱众和”的古代说法。据历史上的零星散载整理,“呜呜歌”有三种演唱形式:一种是“徒歌”,即一个人的独唱;二是“一唱三叹”,即有领唱与合唱;三是到汉代时产生的《相和大曲》,有领唱、合唱和管弦乐器伴奏,且有多种曲牌加入其中的形式。到汉代时,“鸡鸣歌”的传唱达到最高峰,演唱形式出现了更高级的《相和大曲》,而“鸡鸣歌”则成为汉代的“国歌”,刘邦因为《四面楚歌》唱“鸡鸣歌”而得天下,故汉代将“鸡鸣歌”改名叫“艳”,史载为“楚歌曰艳”,而“楚歌曰艳”则是根据于《四面楚歌》发挥改朝换代之“闭幕曲”的历史功能和作用,导致“鸡鸣歌”的地位提高为“皇家宠乐”,故而有“艳”之称。当然,“艳”的内涵不仅仅只有地位的提高,还有其音乐本身的好听,与周代“燕乐”名称的传承关系、楚文化的民俗基因等等有关。(详论见本网站《鸡年说“鸡”与儒家乐教之“道”的DNA》)
     仿公鸡打鸣的人文之“鸡鸣歌”的一唱众和形式,体现的是一呼百应,同心同德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及社会的合作意识,这种形式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心心相印,认同人应该“合群”的社会意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谐精神,营造的是一种同气共力、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团结奋斗的氛围与天地、阴阳的和谐、尊卑和长幼有序的亲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浓情厚意之社会环境,获得的是勤劳的潜江祖先在辛勤的劳作中共同娱乐,赶走疲劳的劳动效果。“一唱众和”在意识形态领域则体现出社会的目标一致性与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理念。这种“一唱众和”的“公共”效应,和太阳道德与“鸡鸣歌”熏陶出来的“公共道德”及心胸光明、公平正义、大公无私、同心同道同德的“同志”、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应该是引起舜关注、重视,并纳入政治范畴,希望达到的治世效果。而“一唱众和”的“和”,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大概念之一。如《白虎通·卷二》载:


       “故《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子曰: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敬;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亲。故乐者,所以崇和顺,比物饰节,节奏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意也’”


   又说:


      “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焉也


     上述记载中,反复地提到”、“中和,就是“鸡鸣歌”音乐“一唱众和”发挥的人文功能与作用。音乐所起到“和”的功能和作用,应该是源于“鸡鸣歌”的“一唱众和”。而要达到音乐之“一唱众和”的人文社会效果,只有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天下为公、光明正大的“公共”道德与社会和谐的意识理念,才能达到这种“和”的社会效果。而“一唱众和”的理念与社会需求的人文效果,则根源于“太阳崇拜”产生的“太阳道德文化”。(详论见待发表的《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儒家文化的命脉——格物致知》。)

    (二)、“鸡鸣歌”张扬的是太阳之“道”的“生生之仁德”

      然而,《南风》之“鸡鸣歌”的“一唱众和”形式,产生的社会之“和”理念,却并不是其最重要、最根本的理念,只是其形式中重要的附着功能。“鸡鸣歌”最重要、最根本、最要表现的功能是歌颂太阳的“生生之仁”,强调的是“万物生长靠太阳”的自然道德,是万物因太阳而“得以生”的“道”和太阳“无私”之“善”的“德”。所谓“得以生”的“得”,就是“德”的别写,即“德者,得也”的注解说明。此说以《史记•乐记》为证。
     据《史记•乐记》载:


      “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舜之道何弘也?纣之道何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叛)之,故身死国亡。


      其意是说:
夏代的舜用五弦之琴弹唱《南风》之歌乐,而天下大治;而在商纣王的朝代却是唱的北方的鄙陋音乐,从而导致了他的死亡和国家的灭亡。夏代舜的治国之道何以能够弘大?商纣王的治国之道何以会狭隘?这是因为南方的《南风》之音乐代表的是向上(注:“火”的特性即“火炎向上”)生长的音乐,舜就爱好这种音乐,这种音乐与天地志同道合,得到万国的欢爱与支持,所以天下大治;而商纣王爱好的音乐不合时宜,,就是“败北”注:北是象形字,为二人相背,意思是人心相背,离心离德,该字的造形,就是与同心同德的社会意识完全相反的),是鄙陋的音乐,商纣王却爱好他,纣王的爱好与万国之众所想同心同德)不同心,诸侯都不愿意依附,老百姓不愿意亲近,天下都背叛他,所以商纣王的朝代会有身死国亡的下场。
     这里提到南、北之音乐的“弘”与“隘”,在古人的思想意识,或谓“国粹”文化中,是与国道之兴衰息息相关的,即认为“南音”与太阳有关的“鸡鸣歌”)“生长”之音,而“北音”为离心离德的“败北”之音。其实,这种文化的意识流,张扬的就是潜江祖先之“鸡鸣歌”“人心”所向文化,也就是“太阳”文化的意识流。
据《白虎通·卷二》载:


         “人无不含天地之气,有五常之性者,故乐所以荡涤,反其邪恶也,礼所以防淫佚,节其侈靡也。


      因为人生长在天地间,共同享受着天地之气,唱《南风》之“鸡鸣歌”并“一唱众和”就是“同气相求”;人站在大地上,与“天地”的勾通是通过称“知(天)时鸟”的“鸡鸣”构成的,唱“鸡鸣歌”就是在唱“天音”之“仁德”、唱“地乐”之“生生”,也就是“乐与天地同意”;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就是《易经》和儒家文化核心强调的“生生之(仁)德”和“止于(生生之)至善”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的根本原因和隐藏的内涵。而这个内涵的根本,就存在于“太阳”之“道”包含的所有人文伦理文化——儒家文化之中。
      再从《礼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和歌词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的“兮”之潜江流传至今的方言运用分析,和《南风》“一唱众和”之“和”的影响,说明当时的舜是在“书南语,作南声”,用现在的话说,或谓是在“书潜江语,作潜江声”。同时,这也说明,当时湖北潜江的土著南蛮之精神境界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否则不会被舜所关注、赏识,史料要反复强调“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的记载,儒家文化也要“祖述尧舜”。这更说明,《南风》已经是某种精神的象征,这种精神象征不仅仅是音乐的力量,应该还与这一带的人之精神风貌、道德品质与音乐所表达的理念具有同一性,或者说,是“表里如一”的。这种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是以《南风》为载体,同时也是以《南风》为媒体,在向中国的传统文化输送着一种理念、一种精神。这种理念、精神,就是周代将《南风》列于十五国风之首要表达的理念,也是儒家“祖述尧舜”所继承的理念——太阳道德的人文化,太阳的自然道德成为人文的道德规范。
     宋代大儒邵雍曾说:“一乐生中国”,可见《南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可小视,当时潜江地域在《南风》和楚国都城中的地位不可小视,当今潜江发现的“鸡鸣歌”更不可小视“鸡鸣歌”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民歌之最,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国的哪一种民歌会对该国的历史、政治、思想、道德、伦理、宗教,乃至止息战争,甚至改朝换代形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将其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不为过。此说以“鸡鸣歌”承载的“道德”为例,其具体的表现是夏代、商代的自然道德规范——“直”和周代演变的“德”。
      (未完待续,详见《漫谈“舜作五弦琴,歌南风”与“潜憨直”》之二。)


罗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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