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yong321 于 2017-5-11 05:50 编辑
一直说要写一篇关于“何为中国”的话题，但是总觉得内容过于单薄，不如索性加进来两个概念一起讨论，如此或许更加明晰。当年何炳棣教授挟重大研究成果（解决了墨子入秦问题），回清华做报告，对着小学弟小学妹说豪情万丈的说了一句：“清华人不做二等题目”，这话说的不错，所以我要写文章就写第一等的问题。此处我尽力用最浅白的语言做表达，但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很多领域的概念名词，余岂好此焉？余不得已矣。大家尽量讲究着看，我担保你看完之后，可以跟国内任何专业领域的学者砍上三板斧不会落下风。
“中国”这个词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概念，似乎是自明的，但是我这里做的是学术意义上的讨论，所以很多日常的观念是不适宜拿来做质疑的，也不希望有人拿一些在我看来的“常识”来反驳我的讨论，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了将近4、5年时间，是非常成熟的思考，更不要拿情绪来反驳我。
中国
21世纪以来，因认同撕裂而引发的边疆危机，引起了中国学术各界几个高段位的大师注意，集中讨论何为“中国”？何以“中国”？有考古的，有哲学，有法学的，有政治学，当然也有历史学的。那么“中国”究竟是一个地理概念？文化概念？政治概念？身份概念？这四个领域都在存在各自独立的论述，如果试图将四个领域的论述纳入一个整全性叙述中，就目前来看，学术界所做的努力，都会面临顾此失彼的的逻辑漏洞，根本无法自洽。
“中国”一词最早来自于周成王所铸的何尊上的铭文“宅兹中国”，这里的“中国”是一个地理概念。代表那个时代诸夏对疆域的认识，在洛阳一带，那是诸夏世界的中心，所以称之为“中国”，也就形成所最初以政权重心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不过这种概念，也受到过挑战，历史上“中国”一直以“天朝”自居，而把周围一些游牧民族，丛林部族一律视为蛮夷，在称谓上总是冠以“反犬旁”的字命名。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天竺，被称为“西天”，佛教的地理本体论思想传进来之后，当时的人也意识到，自己未必是世界的中心，按照佛经的说法，有四大洲，读过《西游记》的人应该都知道：南赡部洲，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北俱芦洲。此外在明末，传教士也带来了地球是圆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终究没有冲击到地理“中国”的认识，原因也很简单，缺乏军事力量的支撑。但是随着西力东渐之后，“天朝上邦”的自我定位被打破，转而融入了西方民族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自然也就无所谓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以日本为例，近代日本一再称呼中国为“支那”，除了在日本国内有一处地点也叫“中国”容易混淆外，就是拒绝再接受中国的天下秩序，退出朝贡体系。因为“中国”一词包含这强烈的地理中心主义思想，当接受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日本拒绝承认“中国”就理所当然的。
美国汉学家白鲁恂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中国是佯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这个观察无疑是包含中西文化比较的卓识，揭示了“中国”这个概念包含了特殊的文化性。孔子作《春秋》尝言：“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也就是说，“中国”所包含的文化教化性一直在“涵化”（enculturation）外来者。但是这里也存在几个问题，比如现在很多人喜欢说一句话“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里所指的就是“中国”性被武力所征服后而丧失文化德性。有趣的是，当宋明两朝被异族鼎革之后，原本那些受“中国”文化辐射的日本，朝鲜大摇大摆的以“中华”自居，这也说明文化德性是可以转移的，不是一家的专享的。乙丑鼎革，蒋介石撤离大陆，带走了衍圣公和张天师，也有一种“中国”性转移的意味。其实也不仅仅是中国，当年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流*亡海外，几说了一句名言：“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此外，近代西方兴起所带动的全球化，反而将中国所“涵化”成西方，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当下的中国人在价值观念上反而是跟自己语言不通的美国人更有共同性，而不是与120年前的清人更亲近。当我们端午节时象征性的吃个粽子，反而精心准备圣诞约炮节的时候，我们身上的“中国”性尚存几兮？当然了，这里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话题。但是一个所谓的“中国”所含的文化性，早已经被稀释，不再是绝对的。
政治概念上的“中国”起始于梁启超。甲午战争，日本宗方小太郎起草的《告十八省豪杰书》刺激着汉族的民族觉醒（当然这里只是极大的刺激，而不是起始。有兴趣的可以百度一下这篇檄文，写的文采飞扬，真不愧是狡猾狡猾的日本人，按照戴季陶的说法，日本人早就把中国在手术台上解刨了千万次了。中国在二十世纪的政治乱象，很大程度是因为民族觉醒这一政治变奏。），1905年同盟会建立，其中行动纲领的第一句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也就是说我们教科书上对于辛亥革命的定性为民权革命，到不如说“种族革命”是最主要的内生动力。迫于革命党人种族斗争口号的咄咄逼人（参考《革命军》），立宪党的精神领袖，梁启超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争锋相对（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认为中国是“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最近考古学界有一篇论文指出这不过是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需要，徐良高《近代民族国家史建构中的“中国文明唯一延续论”》），作为政治家，梁启超的政治智慧，政治德性比革命党那帮小丑高多了，“中华民族”的提出，避免了种族仇杀，甚至为中华民国建立后继承满清的疆域做了一个正当性的论证，这里我必须得插一句，这几年法学界一直在研究《清帝逊位诏书》对“中国”疆域版图继承合法性的解释，但是这些解释都存在问题，将一份政治私约混同为政治公约，这种合法性效力是不能成立的，通俗的理解，私相授受岂能作数？况且这些论者试图通过这份历史上的契约化解现在的分离危机，在理论上是条死胡同，政治契约论在理论上根本不能解决民族自决的危机，因为民族自决的前提必须建立承认个人权利为基础，如果连个人权利都不承认，又哪来的“约”？此处不做进一步讨论。回到正题，“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迅速被接受，甚至革命党方面也不得不做了让步，最后，中华民国建立，“中国”也就成了如今的国号。这是“中国”这个政治性概念的起源。但是近代中国的权力鼎革，是一种革命形式，既然是革命形式，也就意味着断裂。现在所建构的“中国”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都是一种政治力量的实现，而不是一种授权的延续继承。比如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自古以来如何如何”，且不论这里的“自古”是自哪个“古”，需要有多“古”，单就继承性来说，就不存在延续，难道说清朝把明朝灭了，清朝就正当继承了？换句话，强盗霸占了别人的家，就是合法了，也好意思管这种行为叫继承？再比如说，我们党喜欢说继承了民国的什么什么，所以合法，那么我到是要请问，我们继承了民国的欠了美国的几十亿美圆的外债吗？如果我们一再标榜政治上的继承性，是不是应该同样承担外债呢？所以“中国”的政治性是断裂的，在逻辑上也只是自欺欺人，或者可以称为“强盗逻辑”，“中国式逻辑”，这是无法自洽的。
如果要选出一个“中国”之父，很多人可能会属意秦始皇，这当然是有十足的理由的，秦始皇在外在硬件上做出了无人可比的贡献。但是如果让我选，我会选司马迁。如果没有司马迁将各国各族各部落各朝统一的纳入一套历史叙事，恐怕后来就没有多次大统一的“中国”，更没有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如果深入的讨论，那么就牵扯出一套民族划分的主客观标准。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战败，根据和约条款，法国必须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部分地区。这在当时引起了舆论争议，所以德国大史学家蒙森跳出来指出，民族的划分应该依据客观的族裔起源和语言标准划分，阿尔萨斯地区的民众皆使用德语方言，所以理所当然应该划分给德国。但是法国的两位大史学家库朗热和勒南则出来反驳，认为阿尔萨斯人如果愿意做一个法国人，那他们就是法国人。那么民族身份到底应该根据客观的文化或者血缘标准，还是根据人的主观意愿？其实这两套身份建构都有理，谁也无法取代谁，而是一种竞争互补关系。16世纪佛罗伦萨外交家圭恰迪尼完成一部将亚平宁半岛上所有城邦共和国历史纳入统一的叙事中，也就是第一部《意大利史》，这种打破了地域界限，把意大利所有城邦都纳入整体的叙述，使之熔于一炉，唤起意大利人的民族觉醒。我们的太史公所作的《史记》何尝不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由此我们就可以意识到“中国”身份是建构出来的，既然有建构，那么也可以解构，解构后的祛魅就必然面临认同危机。根据法德两国大史学家的争论，我们可以明白，虽然我们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说着汉语，但是主观上把自己从“中国”这个身份上脱嵌出来，可否？当然可以。世界上没有一片叶子是相同的，凭什么我们就要把自己归属到一个外在标准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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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1 05:4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