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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湖北潜江人的祖先觅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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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25 20:44:19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llg6688 于 2017-5-30 20:58 编辑

  湖北潜江人的祖先觅踪(之一)
      ——浅探“三苗”、“南”、“荆”、“楚”与潜江人祖先的线索

     众所周知,在《诗经·国风》中,《南风》居于十五国风的首位,但在十五国风中,唯独只有《南风》之“南”不是国名,这说明当时的南方,在西周早期乃至更早以前,南方尚处于蛮荒地域,这里属于长江汉水流域,当时因交通不便,地理环境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加之1800万年的大陆板块运动,造就了自“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向东南沿海倾斜的地势,形成荆州一带西高东低的地理形势,并在气候上构成多雨、地面上多河流、多洪水且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多雨水与多河流,导致成漫流状态的洪水推沙涌水,改变地貌,形成陆地和沼泽,山峰变丘陵,再而为平原之沧桑巨变等等的原因,令南方一带的许多早期文明掩埋得深,发现得迟,许多即使发现了,也是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和不明所以的悬疑。这种现象导致中国的学术界对南方文明的曲解,进而对中国整体文化形成的认识产生误导性影响。这种影响最初的表现是,认为只有以黄河为代表的文化,才是中国文化的母亲和唯一祖源。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出现,南方以长江为代表的巴、楚、吴越文化开始引起考古界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战国隆起的“楚文化”,逐渐形成了长江与黄河都是中华文明之摇篮的共识。但是,即使有此共识,学术界仍然免不了“重黄(帝)轻炎(帝),重(黄)河轻(长)江,重北轻南重龙轻凤、重儒轻道”在中国文化认识上的“一边倒”趋势。这种学术上的左右在历史上、文献上,甚至于在人的体型和力量对比上,往往总是北方以强势压倒南方。
     繁絮上述大环境,是为了说明南方的文化被认识,有许多客观和主观的阻碍。其中,地处划归南方地域的当时潜江地域之文化,随着考古发现和《南风》与“鸡鸣歌”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目前也处于被初步认识和被接受的状态。同样,其中有许多的谜团和疑案,至今仍然在考古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例如“南”与“三苗”,“荆 ”与“三苗”、“荆”与“楚”,“巴”与“楚”的关系与界定问题,就没有一个公认的结果。然而,随着新近的考古发现与相关研究的成果出现,特别是湖北潜江《张金黄罗岗遗址》和《龙湾遗址》的发现,让许多的文献记载、典故开始明朗起来,也让许多的历史记载有了落脚之处。而这些关系的沥清,对潜江人祖先之传统、业绩的追溯、认识、继承、发扬是至关重要的。
     湖北潜江人的祖先属于石河文化系列,“三苗”中的“一苗”。据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发现,当时已经出现巨大的公共建筑、陶器作坊、下水设施、护城河及防御性建筑。在天门石家河遗址中,甚至出现方圆八公里的范围内有几十处同期遗址,形成了卫星式遗址群,其势足可以构成一个方国。这种城邑式遗址的分布格局表明,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天门、潜江、京山、钟祥等地,已经陆续地形成了邦国林立的局面。这种状况与文献中记载的:夏代之前的“五帝”时期是“万国”并存的传说是相吻合的。
     三苗是我国的古代有名的民族,又称“有苗”和“苗民”。根据尧、舜、禹与三苗的长期纠葛和战争,民及“(窜)迁三苗于三危”的历史记载,说明三苗的部落组织、军事组织都很发达。从军事组织的角度来看,“三苗”,可能是指三个苗族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
     还应当注意当时加“有”和加“方”的区别。“有”同“囿”,如“人皇九囿”,也写成“九有”。“有”是当时华人对民族部落称呼的前加字,凡是加“有”的,如“有苗”、“有熊”、“有夏”、“有商”、“有周”,全部都是与中华中央集团,或者是公社、或是国家组织有经济联系或政治联系的部落。用《舜典》的话说,就是“四岳”、“十二牧”联系到的“群后”。若属于没有联系的民族部落,则按贯例在族后加一个“方”字,如“鬼方”、“朔方”等等。这说明“三苗”到舜的时代,已经是一个与中央集团有联系,且是一个比较强悍的民族,否则不会“数为乱”。
    从中国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说,最早出现的是农耕文明,“炎黄子孙”中的炎帝,就称“神农”。中国是农业国,从世界历史上看,农业民族创造文明的地方,一般是在大河两岸,或在冲击平原,或在入海口三角洲。中国也不例外,湖北潜江地处江汉平原腹心,属于冲击平原,这里有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源,有良好的自然气候,这些均为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生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居于此地的土著人,也很容易把采集经济转变为农业经济,同时也很容易将聚落变为城市。因此,我认为“三苗”的“苗”,可能与当时的农耕文明有关,而“三”则与南方的三大块面有关,即三大部落联盟。再或者是“众多”的意思,与“百濮”有关。总之,当时的湖北潜江,是属于“三苗”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则不可置疑。
    对三苗的生活习俗记载较少,据《礼记·王制》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郑玄注雕题”曰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湼之。孔颖达雕谓刻也,题谓额也,谓以丹青雕刻其额。司马光《交趾献奇兽赋》:与夫雕题卉服之士,南金象齿之珍,款紫闼而坌入,充彤庭而并陈。楚辞·招魂》则载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复安南碑》则有文谓雕题誓众,犹疑黑穴之神。 朝的张居正 《拟唐回鹘率众内附贺表》:凡雕题漆齿之氓,尽图王会;若辫发贯胸之长,咸隶象胥。简而言之,雕题”大概就是用丹青之类的有色物,在面额上涂绘图案;“交趾”则是盘脚而坐。即当时潜江人的祖先有用丹青之类的有色物,在面额上涂绘图案,并盘脚而坐的习俗。也存在生食的“不火食者”。

    南方的三苗,是汉人集团在南方最早接触到的居民集团。且尧、舜、禹都与“三苗”有过战争,说明当时的三苗在势力上、影响上、人数上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否则,如果“三苗”的人数、力量、经济支持悬殊过大,不可能形成这种“数为乱”的抗衡,且持续如此长的时间,甚至导致尧、舜、禹都在讨伐三苗,舜甚至死于讨伐三苗的路途中。如《淮南子·修务训》载: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那个时期,是新石器时代的军事民主制时期和部落联盟时代,迁徒、联合、兼并、战争是经常发生的。
     而提到三苗时,说与湖北潜江人的祖先有关,是因为涉及“三苗”的地域时,提到荆州是三苗的所属范围,而当时的荆州在现在的考古中,发现上有大量的屈家岭文化和石河文化,这些遗址在时间上与尧、舜、禹的时代相应,其范围包括现在的江陵、潜江、天门、京山、钟祥和湖南省的部分地区。例如《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这其中必然包括当时潜江人的祖先,他们应当属于当时的“三苗”之一“苗”,当今的考古已经证明了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寻觅潜江人的祖先,就以“三苗”为起点。
     关于三苗的来源有多种说法,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是黄帝大战尤以后,尤的九黎部落迁移到江汉平原形成三苗,三苗即是九黎的后裔;第二种是三苗是江汉平原的土著居民,亦有尤战败后的九黎部落迁移到三苗地区,融入到三苗当中。据《史记·五帝本纪》载:“放讙于崇山,以变南蛮”分析,所谓“变南蛮”,就是改变南蛮。说明当时的“南蛮”有本土的土著人,他们早就在这里生存,而并非是“放讙于崇山”,使之成了三苗的祖先。
    《史记·五帝本纪》载:“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徒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也。”《周书》卷四九亦载:“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以前,有许多学者用这种资料的组合对三苗进行考据,使我们仿佛看到:舜帝打败三苗后,把他们迁徒到了遥远的“三危”地区,使之成了羌人的祖先,而这个“三危”,被史学家们认为是现在的甘肃敦煌一带。
     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学者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加之各种典籍记载的自相矛盾以及对“三苗”和羌人习俗的破解,指出并非是舜时“窜三苗于三危”导致三苗成为羌人的祖先。这些研究学者认为“三危”并不是地名,而应该是对高山峻岭的统称。“三危”成为追溯“三苗”的来龙去脉之聚焦点,亦是古今考古界与历史学界,民族史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
     潜江人的祖先与“三苗”有关,故“三苗”的来龙去脉,也应该是湖北潜江人寻祖觅先,追踪溯源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潜江人的祖先到底被迁徒到什么地方去了?能找到证据吗?因为找到潜江人祖先被迁徒的依据,可以证明潜江人的祖先是尧舜时代“数为乱”的三苗之一部分。

     很早以前,即1984年时,我就有一个奇怪的感觉:湖北潜江的“鸡鸣歌”与陕北的“信天游”相同,甚至与现在的《东方红》歌曲相似,因除了过渡音外,其主要的骨架音就是相同的“三音列”,且三个乐音完全相同,只不过在演唱的乐音排列上有一个位置的调整而已,他们的排列分别为:
     潜江“鸡鸣歌”的“三音列”(简谱):2  1(高音) 5  2  5   1   5(低音)
     陕北“信天游”的“三音列”(简谱):1  5(低音) 1  2  5   2   5   2  1  2
      (注:陕北的“信天游”可用提高一个八度的方式演唱,如加上自由的散板与陕北的方言语音进行组合处理,其地方色彩将极为鲜明地反映出来。)
    所谓“三音列”,就是民歌由三个乐音构成歌曲或构成歌曲的骨架音,上述的排列,排除高低音后,即只有三个乐音“1、2 、5 ”。由这三个乐音构成的民歌,就叫“三音列”民歌。湖北省潜江市群众艺术馆的叶露生先生(副研究馆员)曾对潜江民歌进行过整理,并从理论上归纳出《三音列》的专著(油印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最初的民歌都是简单在而粗糙的,故使用的乐音很少。因此,民歌的乐音越少,就越显得粗糙朴实,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越少,这种民歌就相应地显得越古老。但最古老的民歌最少不少于两个乐音,因为一个乐音是不能形成歌曲的。通过比较,湖北潜江的“鸡鸣歌”这种“三音列”与陕北的“信天游”相同,那么,湖北潜江“鸡鸣歌”的“太阳情结”与陕北的“信天(游)”之名称来源,也应该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种现象是否为潜江祖先们“祭祀”传统的遗存?与“三苗迁三危”有关吗?(史载“三苗迁三危”,也有载“窜三苗于三危”。)潜江人的祖先有人被迁徒到了陕北一带吗?此说有考古证明和民族史研究学者的支持吗?

      我曾与今之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刘红教授合作撰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潜(江)天(门)沔(阳)”一带语言民歌特异性探源》,(1989年发表于中国重点中文期刊,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第三期)在刘红教授负责撰写的文章部分中提到一个观点:即“潜天沔”一带其语言声调与北方有相通的特点具体体现在语音的四声上与当今的普通话完全相同,区别只在第二声的“阳平”上有差异,潜江方言的“阳平”大部分与普通话相同,只有较少部分出现了分别归于阴平、上声、去声的现象。刘教授还用潜江儿歌《月儿弯弯一把梳》为谱例,与当今的普通话进行了比较说明。在我负责撰写的追根溯源部分,则提出了潜江民歌的旋律特征和调式调性特点也与北方民歌相似,特别是同甘川交界地区一带的民歌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特别是陕北民歌,而且认为这一血缘关系还应该包含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我们的这种猜想和探讨,不久便得到民族学者研究的应验,如关于氐族(即今陕西、甘肃、四川等省一带)的始源,黄烈先生在《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一书中作了新的论证,认为氐族的始源出于三苗之一,沿汉水而上最后定居分布于今甘川交界地区。也就是说,今天的陕西、甘肃、四川一带与汉水流域的“潜天沔”一带曾是一脉相承的亲缘关系。这一结论,对于我们解释“潜天沔”一带的语言民歌在南方所具有的特异性,与北方西北方保持的某些共性,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客观依据。即“潜天沔”一带与同源的陕甘川一带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演变,至今仍保留着某些相似之处。
     追根求源,“潜天沔”一带的这种语言民歌的特异性是如何形成的呢?与陕甘川一带同一祖宗的这种民族文化根源何在呢?我们认为这与史载的三苗迁三危”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潜江人的祖先中,在三苗迁三危”时,有很大一部分祖先被迁徒到了川交界地区其中陕北的“信天游”与潜江的“鸡鸣歌”之“三音列”完全相同,显得较为突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时的潜江人之祖先在“迁三危”时带过去的,且被迁徒的当时,潜江人之祖先还为数不少。且从陕北“信天游”流行的范围来看,潜江人的祖先被迁徒的应该是当时潜江人的大多数。这说明,潜江人的祖先,在尧舜时代,是“数为乱”的重要地区,也是被舜迁徒的重点地域,潜江人的祖先后来被迁徒到了陕北一带。可能因当时的陕北无“苗”可种,故“苗”的族称也在历史中消失。但恋祖的潜江人祖先却将祭祀的巫音——“鸡鸣歌”通过“信天游”传承下来,而其“三音列”乐音位置的变化,可能与陕北的水土、语音变化有关。
    如果此论成立,陕北的“信天游”的祖源就是当今的湖北潜江。我提出的这个观点,目前已经渐渐地在被现在的考古界的出土文物所证明。但考古界只认文物,却没有我提出的关于民间音乐的人文考据。

     2010历史学2闻东旭在网上发表的《读书与体会的博客\“窜三苗于三危”一文,对我提出的观点有线索性说明,故特引用转载如下

   《史记·五帝本纪》: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也。”《周书》卷四九:“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仿佛看到舜帝打败三苗以后把他们迁到了遥远的“三危”地区,使之成为了羌人的祖先,这个“三危”被史学家们认为是在现今甘肃敦煌一带。

     然而有学者根据典籍记载的矛盾及对三苗和羌人习俗的研究指出三苗于三危”指的并不是舜帝把三苗毫无保留地全部迁到了遥远的西北,把他们变成羌人的祖先。这些学者还)认为“三危”不是地名,而应该是对高山峻岭统称。他们的理由有如下三点
     一,《尚书》的经文有矛盾,诠注家亦不能自圆其说。按《舜帝》“窜三苗于三危”次序在“帝(尧)乃豠落”,“舜格于文祖”之前。根据这条资料,舜对三苗的战争,发生在舜已即位,而尧尚未死的年代,其结果是“窜三苗于三危”。《大禹谟》“为时有苗弗率”,“禹乃会群臣,……奉辞伐罪。……七旬,有苗格(归附)。”根据这条资料,大禹的时候征三苗,结果是“有苗格”。这就说明舜未能完成迁三苗到羌地的大业。
     二,对于“三危”究竟在哪,许多学者意见不同。认为“三危”是地名,是汉以后古今经学家的诠注。汉人郑玄引《地志》提出“三危山在鸟鼠西”,晋人杜预提出“三危山在瓜州”孙星衍却又不但承认首阳与敦煌都有三危山,而且四川汉州和新疆哈密都有三危山,把三危山一搬四川,再搬新疆。对于“三危”究竟在哪诠注家们尚不能统一意见。更何谈将“三苗”迁到羌地成为羌人的祖先?
      三,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要强迫一个人口众多的群体集团,脱离原住地,作长途跋涉,迁往新的地方,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考古学的发展,以出土或传世文物证史,已成为历史考古学界流行的一种研究方法。三代以前的古史之探索,更是如此。有学者从考古学角度提出“窜三苗于三危”是确有其事的。分布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引者注:天门的遗址)被认为是三苗文化。这些学者通过将陕西龙山、山西龙山、和齐家文化的遗存进行考察的结果,发现一个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们的一些玉石陶器和某些信仰和习俗,同石家河、良渚二文化的颇为相似甚或相同。良渚式玉琮、大型的玉石璧、长方多孔玉刀、鹰首玉、短管状玉虎头、V字形石刀、罐(壶)形陶七种玉石陶器及某些现象(如以玉石璧铺垫尸体),明确显示出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石器(相当于传说的尧舜时代),西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一带存在着一些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或现象,而且其数量还比较多(至少八种),显然不宜视为偶合,而应是文化直接传播或间接影响的结果。鉴于这些文化因素在长江中下游出现较早并且为数也较多,而绝大多数在作为中间地带的中原和山东地区都不存在,故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它们应由长江中下游直接传播过去。
     众所周知,文化传播有赖人类的活动才能实现。直接传播无非通过馈赠、交换、掠夺、移民等方式。如前面所分析,在西北地区发现的与长江中下游一带相似或相同的七种玉石陶器,都是利用当地出产的材料制成。这就不可能是馈赠、交换和掠夺的结果。人民也难于想象四、五千年前,西北土著居民能逾越广袤的中原地区,径直与长江中下游居民交往或冲突。因此,可能的解释只有移民一途,即长江中下游居民迁徙到西北后在当地继续制作一些传统的器物。中外学术界已一致公认,良渚玉器上刻的人面和兽面,并非一般的装饰性纹样,而是良渚人顶礼膜拜的神袛的局部形象。显而易见,西北地区玉琮的雕刻者和使用者,与良渚人崇拜同一神袛,然则,他们属于同一族类,应是顺理成章的事。良渚人的大型玉璧,可能是太阳崇拜的象征。西北地区发现不少玉石璧,且有以璧铺垫尸体的作法。这些充分说明其使用者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居民有着共同的信仰和习俗。
     关于“三苗”并非是毫无保留地进行了彻底性的迁徒,而是有所保留的迁徒,此说是有根据的:
     其一、是《舜典》记载为:“分北三苗”,实际上是“逆者窜之,顺者抚之”。舜是不可能,也做不到将“三苗”人一个不剩地全部赶走的,但将首领、参与人、或有牵连的人、或者家属与亲属等等多数人迁走,则是可能的;
     其二、考古文物的发现证明,西北的文化与当时“三苗”所在地之长江汉水中下游的石河文化、屈家岭文化有相同因素,说明两地的文化均有相同民族的人在传承,可见留存在“三苗”本土的文化是当时没有被迁徒的人遗留下来的痕迹;
      其三、从音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反映出来的相同,潜江之“鸡鸣歌”的太阳崇拜与陕北“信天游”的“信天”之名应该有渊源,此论从以上两点得到佐证,这种联系被有实物考古的根据所实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实证又反过来加强了以上实物考古之两点的可能性与科学性;
     其四、当今湖北潜江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鸡鸣歌”与陕北的“信天游”具有“三音列”的共性,加之考古的有形物质作实证,为研究中国的民族史、“三苗迁三危”、潜江人的祖先之踪迹等等,提供了“鲜活”的线索和强有力的依据。


     至此,我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联想。湖北潜江的“鸡鸣歌”是儒家“乐教”之“道”的根基,儒家的根本是弘扬“太阳”之道德的“天下大同”,而“天下大同”在经历了数千年和封建社会后,终于在1921年7月30日,中国共产党诞生在湖北潜江人之李汉俊在上海的家里。后来,因革命的需要,中国工农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又北上抗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千里迢迢来到陕北——这个湖北潜江人的祖先被迁徒的地方,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为革命的胜利打下基础,最终以同于潜江“鸡鸣歌”之“三音列”的音乐,构成陕北民歌《东方红》,并以此歌曲为代表,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人民共和”之“和”,则应该是与湖北潜江“鸡鸣歌”的演唱形式——“一唱从和”之“和”有关,其“和”是以达到全国各民族团结一心,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实现“中国梦”为目的。如此,儒家的“天下大同”就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天下公共之和”,亦是“一乐生中国”的“一唱众和”之“和”。可见,“一唱众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共和”之源。于是,中国共产党便是“领唱”者,全国人民便是“和唱”者,或者“共和者”,形成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同心同德”之局面。

    如果冥冥之中,真有什么玄机的话,那么,湖北潜江,你在中国历史上到底还隐藏有多少玄机?!









罗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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