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学员问霍韬晦教授：我时常觉得自己绷得很紧，每天好像有很多事要做，有很多责任要承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做得完。霍教授一语点破：这些问题都源于我们自身的修养不够，无法体会到成长之美！如何增进修养，加深体会？可读本文。
我们说，一切行为都是由仁心出发，生命才能健康成长，对生命的了解愈深，你才愈感到生命的庄严和自由。
什么叫庄严？凡不为外力所牵，能自作主宰以开创一价值的就是庄严！什么叫自由？能实现这种自己开创的价值就是自由。所以自由是一种精神境界，所谓“独与天地相往来”（庄子语），即超出一切客观限制之上。
到此境地，你才知道什么是美。美与对象无关，虽然有时候我们也要通过形相，但形相只不过是假托，让精神借之而显。所以孔子说“游于艺”，这个“游”字最能表现精神的自由，它不为形相所困，不为器物所碍，翛然而往，翛然而来。
你可以从中发现韵律、发现秩序、发现变化、发现交响，这就是性情的解放、性情的美。你可以借音乐、舞蹈、诗歌、绘画来表达它，让别人也产生共鸣。所以“游于艺”不简单，进到深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性情交流。“只愿君心似我心”，有什么比这更动人的呢？
只有把性情拿出来，别人才会看到我们的心，我们自己也才会舒畅。“游于艺”就是开发性情的最好方法。对小孩子，我们便可以教他读诗、唱歌，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生命成长的秘密原来就是从性情出，然后又回归性情。
现代人由于商业的介入，把艺术作为商品，就大煞风景了。许多艺术家由于得不到别人欣赏，作品在市场上卖不出去，而变得消沉、委屈、愤恨、怨想，甚至自杀，这样怎能“游于艺”呢？艺术若不能开发其性情、释放其性情、安顿其性情，就会走上妥协之路、媚俗之路，终而毁灭自己。
中国传统的“艺”不是这样的，中国的读书人喜欢琴棋书画，完全是为了安顿其性情、陶冶其性情。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读书要读出兴趣，进一步投入，与生命相契，从中发现天地，那才是享受。到这一步，你会主动学习，因为你已经欲罢不能。
另外，修养最重要是“行己有耻”（《论语•子路》)。人要有羞耻心，要知羞耻。人要知耻，才会走向正道；否则，便会放纵、放任。现代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明明自己做错，还不承认，以“人权”作掩护，要别人举证，完全不知羞耻。西方法律，事事讲证据，举证责任在控方，这不是不好，但却给犯罪者提供了攻钻的空间。被告明明有错，因为控方找不到充分证据，被告只好被无罪释放。
中国就不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讲修养、讲自我反省，根本不须别人举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日日如此，自然无过。这就是自律，而非他律。在道德学上，自律才是究竟；遵守社会规范、法律规范，道德行为自外而入就不是真正的道德、真正的人格成长。
但人毕竟不是天生圣贤，圣人只是学而后至，这就不免包括对错误的反省和忏悔。人不但要知错，还要知耻，以激发出动力，使自己改过迁善。这种动力，是一种反面的动力。正因为失败过、错过，所以人更要加倍努力，以雪前耻。正如岳飞的《满江红》词，提到“靖康耻，犹未雪”，所以激发出无穷的动力，要直捣黄龙，迎回二帝。
“靖康耻”是国家民族的耻辱，不是个人面子问题。有人把“耻”理解为面子问题，那就不对了。面子是虚假的，别人称赞你、奉承你，你就高兴了吗？别人批评你、侮辱你，你就生气了吗？为什么不反省自己是不是真的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为什么不改过？为什么不立志奋发？要人给面子是没有用的，只有自己有成绩、有实学才行。
所以当子贡问孔子“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便答：“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由于子贡跟孔子学语言，亦即学外交，学在公开的场合如何表达才得体、合礼，孔子考虑到子贡将来会担任公职，所以除了告诉他“行己有耻”之外，还告诉他有机会“使于四方”就要 “不辱君命”。因为你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要对自己的国君负责，若做不到，使国君蒙羞，你就有责任反省，有责任担当，有责任去洗刷这一耻辱，这才是一个使者，也是一个读书人所应有的表现。
《论语》另外记载卫国的一位贤大夫，叫蘧伯玉，他派了一位使者去见孔子。孔子请使者坐下，满怀诚意地问使者：蘧大夫近来做些什么事呢？使者回答：“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意思是说，他老人家很想减少自己的过失，但很遗憾自己还未能做到。孔子听了，十分赞叹，待使者辞出之后，忍不住说：“使乎，使乎！ ” (《论语•宪问》）意思就是：好一位使者，好一位使者！因为他的话愈谦厚，愈能反映出蘧伯玉为人难得，令人对蘧伯玉产生敬意。这就是“不辱使命”。
相反，有些人对错误一味掩饰、一味否认，只有令人讪笑。人有羞耻心，若运用适当，就会有强大的推动力；不过，若运用不适当，也会矫枉过正。例如日本的武士道，就是充分发挥 “耻”字的作用：若任务不能完成，有辱君命，武士须切腹自杀以谢罪。以生命来洗刷自己的耻辱，这的确令人震动，但手段却未免残酷冷血，有乖性情。日本民族性之可怕，于此可窥见。直到现在，仍有学者认为武士道才是日本文化的精粹，其他花道、剑道、柔道、弓道，无不受它影响；甚至日本的战后复兴，亦有赖于这种精神。“知耻近乎勇”，若用得好，就能转化为正面的价值。
我们从立志，到知耻，成长从正反两方面努力，然后须坚持，贯彻始终。修养不能间断，不能一曝十寒，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此要有毅力，要有精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作为读书人、作为求道者，精神要弘毅，“弘”者是大，不可浅狭，“毅”者坚定，不可畏缩。当你面对理想，一定要挺身担当，因为“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论语•泰伯》)。
士就是要修养仁，做到“仁”的境界，但“仁”的境界那样高，连孔子最好的学生颜渊，也只能做到“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可见多困难！“仁”是很重的承担，是很高的要求。“仁以为己任”，每个人都要成就这种仁德，你能说这个承担不重吗？
那怎么办？只有全力以赴，坚持到底。所以下文再说：“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人要成长，人要建树自己的仁德，要去到生命修养的最高境界，这条道路当然很远很远，要到死的一天才可以放下；未死的一刻，仍然要努力。所以中国人说要到一个人死后才可以盖棺论定，才可以为一个人作出评价。生命的修养要贯彻始终，至死方休。
传说曾子临死的那一天，叫学生们来看他，让他们看看他的手脚有没有受伤，即有没有被政府惩罚过。没有。可见他的一生是干干净净的，父母给他清白之躯，他便能维持这种清白。这当然不容易；曾子自言他一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非常小心谨慎。因为“如临深渊”，一不小心，便会掉下谷底；“如履薄冰”， 一失足就会沉入河中。
这也就是说，做人很容易犯错，故要提高警慑，天天自省，故此很紧张；现在要死了，反而不须再那么紧张。所以曾子最后说：“而今而后，吾知免夫！”曾子死得安乐，这和他生前很注意自己的修养有关：知道生命须向父母和历史交代，因此绝不能苟且。我们说修养要贯彻始终，就是此意。
生命修养如果再强烈一些，就是孟子那一段激励人心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人要经历很多的磨炼才能成长，因为你要承担大任还不是那么容易，从身体到内心，从精神到行动，都不能因困难、辛苦、阻逆、缺乏而气馁。孟子又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能够百毒不侵，坚持原则，这当然是生命成长的理想典范。
但要能够达到这一步，必然要靠平日用功。尤其是考验到来，就要看你的反应；若一有困难，便马上退缩，找诸多借口，一定过不了关。比起古人，我们便要知耻。总之，成长的锻炼是看自己，不是看别人。
问：我时常觉得自己绷得很紧，每天好像有很多事要做，有很多责任要承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做得完。
答：修养未到家，便会很紧张。你没有把成长看成是对自己的要求，而是看成别人对你的要求，你就会有压力感：为人而做，没完没了。你要把事情和责任看做自己成长的要求，做不好，说明自己还有局限；因此要学习，要突破，要提升你的能力和修养。要记得人是要成长，而不是成功。你若能成长，成功即在内；弃成长而求成功，那是虚假的成功。唯有知自己要什么，你才能面对逆境、面对责任、面对压力，即使失败，也可有安慰。
像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在事业上也不成功，但他没有放弃，五六十岁时还不断去找机会。他被人嘲笑、拒绝，如果用现代人的话说，他遭受了很大挫折，也经历许多委屈，十多年也找不到一份理想工作。他的名气何其大，许多人仰慕他，其实是敷衍他。如果你处在这样的人间，你会失望吗？你会痛苦吗？你会埋怨吗？你会，但孔子没有。他“不怨天，不尤人”，仍然诚诚恳恳，坚持他的理想，对别人十分体谅：“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亦即直至五六十岁才通透。
所以不要被“现在”的困难所阻碍，真正的困难是你自己的思维方式未突破，你对人间的了解还未通透，所以最重要的是自己要成长。有一天当你发现自己懂得接受客观的际遇了，但又不会放弃理想，你就成长了，而且放松了。
摘自《人生的平台》，霍韬晦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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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29 13:5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