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潜江人的祖先觅踪（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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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潜江人的祖先觅踪（之二 ）
                             
                     
                          “三苗”的渊源

   

        三苗与尧舜禹的矛盾纠葛，和尧舜禹讨伐三苗的战争，是史前时期中国境内的著名事件，其影响贯穿尧舜禹时代，是不亚于炎黄大战的历史大事件。从某种角度来说，或许也是炎帝和黄帝之战的继续。因为蚩尤是上古时代九黎族部落酋长，中国神话中的武战神。亦有史料载说，蚩尤是炎帝臣属，炎帝被黄帝击败后，蚩尤率八十一个兄弟举兵继续与黄帝争天下，在涿鹿展开激战。传说蚩尤有八只脚，三头六臂，铜头铁额，刀枪不入。善于使用刀、斧、戈作战，不吃不休，勇猛无比。黄帝不能力敌，请天神助其破之。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蚩尤被黄帝所杀，黄帝斩其首葬之，其首级化为血枫林。后来，黄帝尊蚩尤为“兵主”，即战争之神。传说中蚩尤性情豪爽、刚直不阿、打仗勇往直前，充满武将帝王的阳刚之美，不愧为一代盖世豪杰。后来，人们为了歌颂黄帝，便丑化蚩尤，把他沦化为如妖魔、邪神的形象。

     学者武陵君曾以《炎帝就是蚩尤》为题，发文先后刊载于《山东师大学报》1997年6期、《新华文摘》1998（3）摘要、《生活文摘报》（1998年6月10日）。文章“对帝蚩尤与神农的纠葛——兼论二帝史迹”进行考辨论证，认为：“炎帝与神农实为二人。神农是发明农业的农皇，也代表一个时代。炎帝本义为南方天帝，从蚩尤开始以此为官号。商代以神农为赤帝，而周代神农又被推为‘九皇’。因此，现存先秦及汉的古书中，炎帝指蚩尤，排在神农与黄帝之间。从刘歆班固开始混淆二人事迹。”这就是说：神农、【蚩尤、（炎帝）】、黄帝是三个人，不是四个人，其中的炎帝就是蚩尤，他们是一个人。而炎帝与蚩分论、炎帝与神农混淆，是从东汉的刘歆、班固开始形成的。东汉以前的古籍记载，炎帝就是蚩尤。

    《炎帝就是蚩尤》的作者归纳总结出两者是一人的相同之处如下：

     其一、出生地及旱年活动地一样；　

     其二、同是有□氏之孙，同属太□部落，都是太□神农之后；【神农及其后代也称太□，“□，从日”[9]，不从白（后人写作“□”，误。本文为打印方便改作昊），表示对太阳神的崇拜。】

     其三、活动范围一样；

     其四、从事的工作一样；　

     其五、与黄帝打仗的地点一样；

     其六、炎帝与蚩尤的“罪名”一样，司马迁笔下的炎帝、蚩尤为一人。（引者注：因此段较重要，故全文转载如下）

   《史记》载蚩尤的罪名是“强*暴”，炎帝的罪名是“侵陵诸侯”，这结合在一起，便是同一罪状。《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言：“以九伐之法正邦……暴内陵外，则坛之……”可见，炎帝蚩尤所犯的暴内陵外罪是九大罪状之一。司马迁的《五帝本纪》分别出现了炎帝、蚩尤两个名字，人们长期以为是两个人。其实，司马迁深谙写史之道，他在以炎帝为本位时，则呼黄帝为轩辕。后来，黄帝“逐禽杀”炎帝，则书为“杀蚩尤”，岂可书为“轩辕杀炎帝”？那样，轩辕黄帝不就犯了弑君之罪？孔子曰：“天无二日，士无二王”[17]，一国不可同时有两帝。所以时而称炎帝、时而又称蚩尤。这与时而称轩辕，时而称黄帝同理。因此，绝不能把炎帝与蚩尤当成二人。

　　 其七、打仗都用“火攻”；

     其八、汉高祖认为炎帝（赤帝）即蚩尤。汉高祖以赤帝之子自居则祀蚩尤；

     其九、蚩尤之冢即炎帝之陵；　

     其十、与火星相对应的炎帝，体现了蚩尤的特征；

     其十一、炎帝、蚩尤的形象都是“人身牛首”、“牛鬼蛇神”。

     文章的最后结论为：“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汉以前的古书中炎帝就是蚩尤。从班固《汉书》开始，将【炎帝与神农】二人史迹相混，因此，我们研究上古史应分清蚩尤与神农的史迹。”

     我之所以要引论《炎帝就是蚩尤》文章，是因为与潜江人的祖先之祖先有关，且本人也认同作者的观点。下文将会涉及此内容，故暂且将此内容搁置于此。

     黄帝战胜蚩尤后，将蚩尤的九黎部落迁移到江汉平原的三苗地区，融入到三苗当中形成三苗。有学者认为，三苗是土著居民与九黎后裔的融合体，但是亦有学者提出异议，认为九黎和三苗并无渊源关系。

     又有学者据《史记·五帝本纪》载：“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分析，认为“讙兜”可能与“三苗”的形成有关。我认为，所谓“变南蛮”，就是改变南蛮。“讙兜”即“丹朱”，据说是尧的不才之子。但我觉得，三苗与“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更无关系，因为若“讙兜”是尧的儿子，三苗则不可能与“讙兜”有关，尧“窜三苗于三危”怎么可能“窜”的是渊源于是自己的儿子形成的“三苗”呢？况且更重要的是时间矛盾，“三苗”的形成不可能只有这么短的历史。故“三苗”与“讙兜”可能不是一个时代的，与潜江人的祖先形成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三苗与尧、舜、禹能够持续地抗衡，其军中必有军事上的将领性英明能人领导，且其具有强有力的核心作用，是三苗军队指挥的灵魂性人物。如是战神蚩尤的后人融入三苗，有具军事指挥才能和英勇善战的将领，也是合情合理的；其领导三苗与尧舜禹抗衡，在历史上时间之长，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尧、舜、禹的华夏集团与三苗的征战，可谓是南北双方求生存之生死对决，是南北之战争的发端。而且在“四夷”中，唯有南方的“三苗”与尧、舜、禹的华夏集团之冲突最为突出，在史籍记载中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如此看来，作为“三苗”之一、且地处南北双方冲突最前沿的潜江人祖先，在尧、舜、禹时代，可谓名声不小，地位不低，影响深远。
     “三苗”之一的潜江人祖先生活在江汉冲击平原。从考古的角度看，湖北天门发现的石家河文化，被看成是古史传说时代的三苗文化。潜江与天门毗邻，天门之前的“竟陵县”之称，是在潜江被称“竟陵县”五百年后才移到天门的。而所谓的“竟陵”，即丘陵在此为止，也就是说，潜江曾经是丘陵的边缘，且时间延续达到到五百年之久，此后，丘陵完全消失，成为平原，于是，“竟陵”移到天门。石河文化遗址的发现，就在天门西北地带。也可以说，地貌的沧桑变化，使潜江的许多古代文明，被深深地埋在地下，仅有少数暴露在地面。其中，最大的一个未被发现的遗址，就是古竟陵大城，它是在钟仪任郧公时的郧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认为，这个古竟陵大城，应该是石河文化的中心，据上海复旦大学谭骐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那个时代，这一带被称为“郧乡”，而“郧乡”的四周，相关的县市的地域还没有出现其它有关的显著地标，可见当时在潜江境内的“郧乡”影响之大，应该是石河文化的中心。
     当今，对历史的追溯一般采取考古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考证，因为史载与考古是证明历史不可或缺的两个车轮。因此，我们对“三苗”的渊源追溯，要用考古发现进行考证，也要用考古发现纠正一些错误的记载和不正确的观点、认识。当然，有时考古也会出现偏差，也会出现争鸣，也会出现多种观点并存的现象，但无论如何，总比一无所知强，有些问题最终也会大白于天下，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下面结合考古发现，对“三苗”的踪迹进行探索，以便了解潜江人祖先的祖先是一个什么情况。

     与潜江人祖先有关的“三苗”之一，以石河文化为代表。石家河文化的前身，江汉地区曾经出现过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因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而得名，分布范围西至宜昌，北达南阳盆地，东到大别山，南抵洞庭湖一带。屈家岭文化以黑陶为特色，三足器较多，陶鼎为主要器具。

    大约距今4600年前，屈家岭文化被石家河文化取代。

    而以重庆巫山大溪遗址命名的大溪文化出现于距今6400年前，消失于距今5300年前。大溪文化晚期出现了黑陶，这与良渚文化北上在时间上相吻合。大溪文化晚期黑陶的出现，是良渚平民向大溪文化区域渗透的结果。正是这些良渚平民，最终完成了大溪文化向屈家岭文化的过渡。

    早期石家河文化出土的红陶缸上有类似于文字的刻划符号，其中“牛角杯形”刻画陶符和描绘“稻草人形”的陶符，表明石家河人盛行“灌褅”，崇祀“帝”礼。而“帝”是人祖至上神。这种祖先崇拜与安徽蚌埠的双墩文化祖先崇拜极为相似。石家河古城内邓家湾社祀中心还出土了陶祖（男性生殖器），说明石家河人有生殖器崇拜现象。在史前文化中，淮河中游安徽蚌埠双墩遗址曾发掘出土了作为鼎足的陶祖，也是典型的生殖崇拜的表现。所以，早期石家河文化与双墩文化之间不仅存在着文化的交流，而且还伴随着人群的迁徙。换言之，早期石家河文化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是从淮河中游迁徙而来的双墩人。

     晚期石家河文化出现了瓮棺葬成为唯一的墓葬形式，同时存在着玉敛葬现象。石家河文化瓮棺葬特别是底端穿孔是半坡文化姜寨人的一种习俗，瓮棺葬成为唯一的葬式意味着姜寨人曾经主导了晚期石家河文化。石家河玉器深受良渚玉文化的影响，玉敛葬是良渚文化贵族大墓的普遍现象，特别是石钺的出现，具有明确的太湖地区钺文化印记。这又昭示，良渚贵族后来取得了石家河文化的主导权。所有这些现象显示，晚期石家河文化出现过两个主导人群，即北方的姜寨人和南方的良渚贵族，而且是从姜寨人过渡到良渚贵族。

    由此可知，三苗人群主要由本地土著、从淮河中游迁徙而来的双墩人、从渭河流域迁徙而来的姜寨人和北上的太湖地区良渚贵族组成。由于来源不同，三苗内部的人群之间，文化视野的差异可能较大。但是，潜江人的祖先兼收并蓄，他们在文化传统上，如对太阳的顶礼、对“阳”的膜拜、对祖先的崇敬等方面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

    由于石家河文化早晚两期主导人群的渊源不同，从而导致石家河文化早晚两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换言之，生活在江汉地区的三苗集团内部曾经发生过权力更替，集团权力从双墩人转移到姜寨人最后转移到良渚贵族手里。

在这一时期，尧舜禹集团和三苗集团都出现过权力更替。探讨这种权力更替对两大集团之间战争的影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对探索潜江人的祖先之祖先的来龙去脉，也是极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说，距今4600年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间。在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取得了主导权；在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取代了屈家岭文化。与古史传说相对应的是，尧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领袖，三苗成为江汉平原的主导人群。

    事实上，中原地区与江汉平原的对抗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尧来自良渚平民，三苗被认为是九黎【炎帝】后裔，屈家岭文化正是良渚平民北上江汉平原后创造出来的。换言之，在来自良渚平民的尧取得中原地区统治地位之时，江汉地区发生了一次文化领导权的嬗变，良渚平民主导的屈家岭文化消失，以“三苗”为主导的石家河文化走上了历史舞台。这是否意味着尧的势力在南方的失控或者转换？代表“三苗”的新生石河文化，在哪个多水患自然灾害、多迁徒、多兼并战争、多生存空间与利益的争夺，甚至是意识形态、信仰、人格与文化的尊严、方位文化地位同中原“华夏”的相互抗衡与较量，（例如“蛮夷滑夏”、“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就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出现过较量的史载）这也是历史的必然现象。

     这些大概就是尧舜禹集团与三苗集团一开始就处于对立状态，并“数为乱”的重要原因。

     这是我们借助考古，进行的有依据推测，试图通过考古发掘的文化通道，鉴别文献的真伪，走进湖北潜江人的祖先之渺茫的远古，企图一点点地拨开历史的迷雾，找到一些踪迹。

     通过上述资料，我们从文献上得到的三苗之祖源信息是：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是黄帝大战蚩尤（即炎帝）以后，蚩尤的九黎部落迁移到江汉平原形成三苗，三苗即是九黎的后裔；第二种是三苗是江汉平原的土著居民，亦有蚩尤战败后的九黎部落迁移到三苗地区，融入到三苗当中。据《史记·五帝本纪》载：“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分析，所谓“变南蛮”，就是改变南蛮。说明当时的“南蛮”有本土的土著人，他们早就在这里生存，而并非是“放讙兜于崇山”，使之成了三苗的祖先。
    在文献的信息中，三苗的祖源，其中也包括潜江人的祖先之来源，有三种可能：
    1、三苗即是九黎的后裔，是黄帝大战蚩尤以后，蚩尤的九黎部落迁移到江汉平原形成的三苗；
    2、三苗是江汉平原的土著居民，亦有蚩尤战败后的九黎部落迁移到三苗地区，融入到三苗当中。
    3、《史记·五帝本纪》载：“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所谓“变南蛮”，就是改变南蛮。说明当时的“南蛮”有本土的土著人，他们早就在这里生存，而并非是“放讙兜于崇山”，使之成了三苗的祖先。据“讙兜”是尧”的“不才子”，我认为此说可以否定，三苗的形成与“讙兜”应该不在同一时代，故“变南蛮”之“变”，与“三苗”无关，更不是形成“三苗”的人物。
    再者：蚩尤的九黎部落与“放讙兜于崇山”也不是一回事，因为“讙兜”即“丹朱”，据说是尧的不才之子。又或写为“欢兜”，据《辞源》载：“崇山在湖南大庸县西南，与天门山相连。相传舜流放欢兜于崇山，即此。”当今史家提出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是由四个集团共同创造的学说，其中长江中下游的苗蛮集团，就是以欢兜、祝融为首的，因而，崇山就越来越引起国内外有关人士的注意。据查：崇山在张家界市西南20公里处，海拔1164．7米，主峰面积3平方公里。其山顶今存欢兜墓、欢兜屋场、欢兜庙等古遗迹，民间亦颇多关于欢兜在崇山征战的传说。因此，蚩尤的九黎部落与“放讙兜于崇山”不是一回事。但孰是孰非，没有可靠的证据，故存疑于此。
    在考古证据的信息中，三苗的祖源——石河文化（含潜江人的祖先）分前期和后期两个部分：

    1、前期的石家河文化与安徽蚌埠的双墩文化之间不仅存在着文化的交流，而且还伴随着人群的迁徙。换言之，早期石家河文化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是从淮河中游迁徙而来的双墩人，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融合而成“三苗”。其原因前文已述，此处从略。

    2、晚期的石家河文化出现过两个主导人群，即北方的姜寨人和南方的良渚贵族，而且是从姜寨人过渡到良渚贵族。

     这就是说，“三苗”的祖先在考古上有多种文化的融合，其中有本土的土著居民文化，加上早期的安徽蚌埠的双墩文化，再加上晚期的北方姜寨人和南方的良渚贵族文化。这可能就是与潜江人祖先、祖先之祖先有关的踪迹性文化面貌。

     当然，这些只是参考线索，并非定论，真正的定论还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我认为，在我们发现“古竟陵大城”遗址的时候，“三苗”和潜江人的祖先之踪迹，将会给世人一个清晰的容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