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潜江人的祖先觅踪（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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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潜江人的祖先觅踪（之四）


      大禹讨伐三苗的战争，给南方的经济、文化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让从尧舜时代，可与北方相抗衡的南方代表——繁荣强盛的三苗文化，在大禹时从历史中消失了 。
      《论衡》说：“三苗之亡，五谷变种，鬼哭于郊。”说明在南方，已经出现了“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局面，由于荒芜，甚至导致“五谷变种”，可想而知，要“五谷变种”，那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说变就变的。肥沃的土地长时间的无人耕种，在腥风索索，人迹了了，残垣断壁，白骨累累的环境中，“五谷”如不“变种”，那才是怪事！但从“五谷变种”的记载中，我们又可得知，三苗在“五谷”的培育上，选良育种，已经有相当的成就，说明三苗在当时的文明程度和为丰衣足食做出的努力，但这一切都成了大禹之前遥远的历史，我们已经无法知晓，只能通过文献的只言片语，了解我们祖先极少的事迹。
       当时在潜江地域侥幸活命的三苗人，我们的祖先，在大禹的时代已经不称“（三）苗民”了，称“夷”或“蛮”，属于“南蛮”，具体可能称“荆蛮”。据考古发现，他们生活在张金、龙湾、高石碑、积玉口一带，其中以龙湾为主。
      梁启超认为，三苗的“苗”就是“蛮”，系一音之转。但是，由于夏朝的文字资料非常少，少到甚至有学者怀疑，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夏朝。所以，无法例举出相关的资料证明。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在商代末期，吴太伯的句吴在今苏、锡、常一带，那里正是楚人先祖吴回的食邑。也就是南方的良渚贵族文化，他们是潜江人祖先在三苗晚期的形成部分之一。因为，三苗被认为是九黎【炎帝】后裔，屈家岭文化正是良渚平民北上江汉平原后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在来自良渚平民的尧取得中原地区统治地位之时，江汉地区发生了一次文化领导权的嬗变，良渚平民主导的屈家岭文化消失，而以“三苗”为主导的石家河文化走上了历史舞台。（见《湖北潜江人的祖先觅踪》之二）屈家岭文化虽然被三苗的石河文化取代而消失，但炎帝的后人——良渚的人还在当时的潜江这一带，而良渚人在商代末期，就有“荆蛮”之称，也就是文献记载的“太伯之奔荆蛮”中所说的“荆蛮”。当然，当时潜江人的祖先被称为“荆蛮”，我认为可能还应该与这里是“荆州”，故“荆蛮”应该与“荆州”之“荆蛮”也有重要的关系。因为《禹贡》中，夏朝的行政区，世传为“九州”，其中就有“荆州”。

     夏、商、西周对王畿与四士诸侯之外的各族，或以其部落分化而形成的具体国名、部名称之，或泛称之为夷、蛮。商代泛称其西方境外各“方”为羌，周人改称为戎，且与翟（狄）通用。

     从夏代 开始，羌、戎比较偏重称呼西方各族，夷比较偏重称呼东方各族，但都是作为通称，并没有固定东、南、西、北的方位。东方民族可称戎、蛮，北方各族也可称夷、蛮，西方民族可称为夷，南方民族也可称为夷、蛮。即使夏、商、周人，也有被称为夷、羌、戎的记载。如西周称商为“戎殷”，儒家“亚圣”孟子称舜“东夷之人”，周文王被称为“西夷之人”。春秋战国时期，华夷统一的历史趋势也越来越反映到各种学说中来。于是又形成了以华夏居中，称为中国，夷、蛮、戎、狄配以东南西北的五方格局。《礼记·王制》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可见，秦、楚、吴、越等当时都是夷、蛮、戎、狄的国家。

      在夏朝的行政区，世传为“九州”，他们分别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

      其中对“荆州”的记载为：“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今湖北、衡山以北之湖南以及江西西北端。）《禹贡》对云梦泽的记载是：“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惟菌簵、楛,三邦厎贡厥名.包匦菁茅,厥篚玄纁玑组,九江纳锡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文章说：“荆山和衡山南面之间的地域是荆州。长江和汉水像诸侯朝见天子向东奔流入海，洞庭湖水系形成了。沱水、潜水都已经疏通了，云梦泽一带也得到了治理。这里的土壤潮湿，土地属第八等，赋税是第三等。贡品有雉羽、旄牛尾、象牙、犀牛皮、和金、银、铜三种金属，还有椿树、柘树、桧树、柏树，粗磨刀石、细磨刀石、制箭头的石头、丹砂以及美竹、楛树等。州内各国都贡上当地的名产；杨梅、青茅要包裹好，要把彩色的丝织品和串起的珍珠等放在竹框内，一并贡来。洞庭湖还要进贡大龟。进贡时船只沿着长江顺流入其支流沱水、潜水、汉水，然后登陆由陆路到洛水，再由洛水进入黄河。

      通过上述对“荆州”的描述，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大禹时代的部分情况。大禹到荆州来治水，让长江、汉水更加顺畅地注入大海，其它的许多小的支流也汇集地朝宗于海，在众多的支流中，疏通的主要是沱水、潜水。这两条水的治理，令云梦泽一带也相应地得到了治理。向大禹王朝进贡的，应该都是当地的精品，其中的雉羽、旄牛尾、象牙、犀牛皮，说明这一带盛产“南方持羽舞”的雉羽，就是当今戏曲中戴在演员头上的雉鸡毛，至今孔府的祭孔乐舞仍然保持着“持羽舞”的传统，他们持的就是雉鸡毛。还有旄牛、大象、犀牛、老虎等等大型动物；还有椿树、柘树、桧树、柏树等树种。树种至今仍然存在，就是不见了雉鸡、旄牛、大象、犀牛、老虎等等大型野生动物。
       当时向洛阳进贡运送的船只，是从荆州其它地方收集的品后，汇聚到其长江支流沱水。而所谓荆州的沱水，在今湖北枝江县东，古江水至枝江分为南北二支（枝），南支(枝)为大江正流，北支（枝）为附流，到后世，在枝江的南支流日渐衰微，沱水转成长江的正流，即今江口镇附近一段长江。据我个人猜测，大禹治水，是导致枝江南派的大江日渐衰微，沱水转成长江正流的原因。此猜测没有查实，不可以为证据，但大禹对沱水和潜（江）水的重视与熟悉，并在《禹贡》上点名，是不可置疑的。枝江在潜江的正西方，当时的水流从总体上来说，应该是从西向东流，过江陵后入到潜江的龙湾。现在的龙湾遗址，这一带当地人叫“沱子口”，从老地名分析，可能就是“沱水”的末端，而后到现在潜江境内的“潜（江）水”，再到汉水。潜（江）水入汉水的地段可能在当今的潜江与沔阳交界的地方。过汉水后，贡品便登陆向北进发，直到河南洛阳附近的洛水，再到黄河。

      《禹贡》中提到的“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是说由于疏通了沱水和潜（江）水，使云梦泽也得到了治理。“云梦”有时一名“云”或“云土”，一名“梦”，合称“云梦”或“云梦泽”，也叫“水乡泽国”。潜江的“泽口”在汉水岸边，这可能与云梦泽的历史演变之命名有关。

         江、汉平原上的云梦泽，在地质构造上属第四纪强烈下沉的陆凹地，逐渐发育成为宽敞的古云梦泽内陆湖盆。以后由于长江、汉水夹带的泥沙大量在湖盆沉积，逐渐形成江汉内陆三角洲，使湖面不断分割、解体和缩小。在进入人类历史时期时，古云梦泽已演变成平原——湖沼形态的自然景观。云梦泽在古籍中最早见于记载的有《尚书·禹贡》荆州：“云梦土作乂”；《周礼·职方》荆州：“其泽薮曰云梦”。又见于《尔雅·释地》的十薮，以及《吕氏春秋·有始览》及《淮南子·坠形训》九薮中的“楚之云梦”。只说云梦泽在荆州，在楚地，而未言明其具体方位。《史记·货殖列传》：“江陵故郢都……东有云梦之饶”。《河渠书》：“于楚，则西方通渠汉水云梦之野”，意指从郢都凿渠东通汉水，中间经过云梦，说明云梦泽在江陵以东的江汉平原上。而当时的“云梦之饶”就是指当时的江陵以东之潜江和天门一带。又《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说，云梦泽“在南郡华容县（在潜江龙湾）之东”，华容故城在今湖北潜江市西南的《龙湾遗址》上建立起来的，与《史记》所述一致。这应该是潜江人的祖先进入大禹时代的生存环境。

        大禹时的云梦泽，是人、兽杂存，陆地与沼泽相间，山峰峻岭或高出水面的土丘，或被称为“大坟”，屹立在大块的水面上，或河流的经过处。据《国策·楚策》载：“于是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云蜺，兕虎之嗥声若雷霆。”说明在有楚国的当时之潜江地域，有猛兽老虎、兕等等大型动物，且常常“嗥声若雷霆”这种现象在大禹的时代应该更加普遍，或有更多希有而凶猛的动物也不可知。我想，潜江人祖先之生存的环境，可能与早期的《帝国时代》游戏的初期发展阶段之开发环境应该差不多。只不过《帝国时代》的环境已经是平原，而当时的潜江地域可能还是山区。

       由于野兽很多，被称为荆人的潜江人之祖先，除了种田，便有靠打猎为生的，或偶尔打猎的人。大禹时代在这一带索取箭头石做贡品，说明当时的箭头是用石头做好后，捆绑在箭上的，证明其还处于新石器晚期，还相当原始，没有达到使用金属箭头的文明程度。弓箭是荆人家庭中常备或必不可少的防身与谋食之物，何况这一带当时还盛产向夏朝进贡的箭头石，可见荆人也应该是制作和运用弓箭的老手，这里的箭头，在大禹的时代也是颇负盛名的。

由于弓箭是荆人家庭中常备或必不可少的防身与谋食之物，关于“弓”，便有一个“荆人遗弓”的故事，因为“弓”与“公”同音，而“公”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所以，这个古老的故事，曾经引起孔子和老子的点赞、关注和各抒己见地议论。

    《吕氏春秋·贵公》记载有这样一个隐喻“公”的故事，说的是：“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意思是说，有一个荆人掉了弓，却不肯去找寻，或有人问，你怎么不去找呢？他说，我荆人掉了弓，又被另一个荆人捡到拿去用，荆人失弓，荆人得弓，都是荆人在用，我何必去寻找呢？！孔子从书上看到这个故事，便说，将”荆人“的”荆“字去掉，只留一个“人”字，意思是只要是”人“捡到用都行，这便体现了”弓“更大范围的”公共“性。老子看到这个故事后，也在孔子发表议论的基础上说，去掉”人“字就可以了，”弓“是自然之物，它又回归了自然。 《吕氏春秋·贵公》的评价是：只有老子的评论是最”公“的。

       这个故事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赞成”弓“掉了根本不必去找寻，这一意见是统一的。但在这个“弓”的归属问题上，也就是“公”的归属范围上，却发生了分歧。同时，也反映出儒家与道家的“道”之不同理论角度。

用“弓”隐喻“公”，说出的“公”之范围，分别有如下不同层次：

       1、“荆人”的见解是一个荆州之内的标准，我丢失的“弓”就是荆州人的公共财产，荆州人谁得到都是一样的，荆人失弓，荆人得弓，不是一样的吗？！；

       2、孔子则认为，应该以“人”为范围，只要是九州的人，谁得到都是一样的，不必计较是哪一州的人；

       3、老子则认为，“弓”本来就是天地间之物的合成，自然之物，归于自然，放眼天地之间，物归自然，就没有什么可值得找寻的了。

       从以上对“公（弓）”的评价看，我认为：老子的说法超出了“人”的范围，体现出纯自然之“道”的观点和倾向，同时也失去了“公”与“人”的关系，“公”是属于人文文化的，没有人，还讲什么”公“？！如与“人”无关，“公”也就失去了意义，“公”于人来说，只不过是镜花水月。故老子之论，失去了主体的依托和主体的指向。而只有孔子的“公”，是以“人”为视角的，这才是“公”所需要的实质和意义，才是社会所需要和有益的“公”。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大公无私”之“公”，对当前的SHZY公有制，以人民当家作主为“以人为本”的载体，“公”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依据性、传统论证性，并进而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与传统文化结合，作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正能量源泉的功效，也应该是当前反腐利民的传统依据。所谓的腐败，就是利用权力“化公为私”、损公肥私，就是“官偷”、“官盗”人民的公有财产。

       这个“弓”，实是隐喻的“公”字。从荆人、孔子、老子对“物”的态度可见，均无私有之心，只有为“公”一念，只是范围上有区别而已。但是，这种态度正说明了中国的社会是一种集体意识、社会财富公有制意识在指导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中国一直在奉行的儒家之“大公无私”人文理念，而这种理念只是对人而言。没有人，就毫无意义。虽然这是一种古人对“公”与“私”的态度，但同时，也是对当今世界上存在着的社会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社会制度的态度，更是人类学今后发展趋势、走向的道路选择的态度。中国传统与本土文化人类学选择的道路，从周代的“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的封建公有制，体现的是太阳的“普天之下”的“公”，直到现在的SHZY公有制，是一如既往的姓“公”。这就是中国有别于其它私有制国家的传统文化体制模式的根本区别，也是个人道德修养方向的区别，更是社会对公私分明之认同模式的区别。

      可见，潜江人的祖先——荆人的”遗弓不寻“之境界，引起中国的精神领袖——孔子和老子的关注与议论，足见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之一斑。其实，这个境界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如今的社会和人生观具有指导意义，更有甚者，对人类与自然和谐而可持续地发展，具有相应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