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潜江人的祖先觅踪（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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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潜江人的祖先觅踪（之五）

     当时潜江地域的三苗人，在大禹的时代已经不称“（三）苗民”了，称“夷”或“蛮”，属于“南蛮”，具体可能称“荆蛮”。据考古发现，他们可能生活在张金、龙湾、高石碑、积玉口和三江的泽口一带，其中可能以龙湾、泽口为主体。
     荆人是早于楚人在当时的潜江地域生息的潜江人。现在，有许多学者将“荆楚”连谓，认为“荆”就是“楚”，“楚”就是“荆”。我认为“荆人”是“南蛮”的重要代表，或者就叫“荆蛮”，他们最初并不是以楚人自居的。相反，楚人却常常用荆人的服饰和地方音乐作自己的代表特色。例如《南冠楚囚》，就是钟仪被俘虏后囚禁的形象。而《钟仪楚奏》，则是演奏他在潜江的郧邑（约在今之泽口一带）当县长时的地方音乐。可见，楚人是以荆人唯马首是瞻的。由此可见，“荆蛮”有自己的服饰特色——南冠、音乐特点——南风。
    又据《墨子》载：“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可能夏、商时的潜江已经是一个小方国，就叫“荆国”也不可知。否则，《墨子》的“荆国”之说，从何而来呢？
    关于楚人的来源，一直有不同观点。《周礼》说黄帝的后裔：“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祝融就是楚之先人的官职。所以《史记·楚世家》说：楚人是黄帝的后裔，这与《离骚》：“帝高阳之苗裔”相合。可是《山海经·海内经》又说：“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长沙子 弹库战国墓出土的一幅楚帛书，也记载说楚的先人依次为：“包戏（伏羲）、炎帝、祝融（黎）”；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竹简的记载则更加有趣，竹简载说：“楚先老童、祝融、蚩尤。”蚩尤被黄帝族战败后，被迫在名义上并入了黄帝族。值得注意的是：楚先人很早就在长江流域活动了。

   《史记》说：“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如果按照《山海经·海内经》的说法，那就是帝喾要他们自相残杀！所以“重黎诛之而不尽”就不难理解了。其结果是：“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重黎就是黎，《大戴礼》说：“老童生伯称、卷章、季禺三人。卷章生黎及回。黎为祝融，卒，帝喾以回代之。回食于吴，是曰吴回，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长子曰樊，樊为已姓，封于昆吾。”《括地志》载：濮阳县，古昆吾国也，昆吾故城在县西三十里。《竹书纪年》：“昆吾氏迁于许。帝癸二十八年，昆吾会诸侯伐商。三十年，汤乃兴师率诸侯自把钺以伐昆吾。”于是，昆吾为汤所灭。《国语·郑语》说：“昆吾为夏伯。夏太康娱于耽乐，不修民事，诸侯僭差，于是昆吾氏乃为盟主。”

    另一个陆终之子彭祖，和昆吾都曾为侯伯，而彭祖生活在今徐州一带，从夏代活到周代，担任柱下史，所谓彭祖八百岁，并非一人活了八百岁，而是这一族人延续了八百年。《史记•货殖列传》载：“夫自淮北、陈、汝南、南郡（郡府在江陵）此西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三楚之说，也说明了楚人活动的范围之广。《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商末，吴太伯的句吴在今苏、锡、常一带，那里正是楚人先祖吴回的食邑，也就是良渚人。而良渚的人就石河文化晚期到当时的潜江地域来的，是潜江人祖先的组成部分之一。而良渚人在商代末期，就有“荆蛮”之称，也就是文献记载的“太伯之奔荆蛮”中所说的“荆蛮”。当然，当时潜江人的祖先被称为“荆蛮”，我认为可能还应该与这里是“荆州”，故“荆蛮”应该与“荆州”之“荆蛮”也有重要的关系。

     由此来看，楚人来到当时的潜江，在此地安顿下来，并在熊渠时代“甚得江汉间民和”，其根源在于：潜江人的祖先之祖先，也就是楚国人的祖先。楚国人到当时的潜江地域，可谓是认祖归宗的意味。楚国人与当时潜江地域的“荆人”，其祖宗都与“黎”、“黎为祝融”、与《离骚》：“帝高阳之苗裔”相吻合。在当时潜江地域的潜江人祖先，即“三苗”之“苗民”、“荆人”之“荆蛮”和后来的楚人，均是“帝高阳之苗裔”，是同祖同宗的。只不过潜江人的祖先在当时的潜江地域是先入为主，故楚人为客；而楚人在有周成王的封疆之命后，“荆人”则由“主”转变为“客”，楚人则由客转变为主了。如宋玉的《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中的“客”，就是指当时潜江地域的潜江人。当时的周成王是否知道当时的潜江人之祖先，与楚国人是同祖同宗呢？若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偏偏将楚国的疆土分在当时的潜江地域呢？我认为，这不是误打误撞造成的巧合，而应该与周王的有意安排有关。

    周文王时哲人鬻熊“子事文王”,成了文王老师。《史记·鲁周公世家》：“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周公重新执政后，周成王念鬻熊之功，及楚人保护周公之力，封鬻熊之曾孙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曾经的伯，变成了子爵！其封地就是当时的潜江地域，初期的封疆才五十里，在当今的张金黄罗岗。但当时的潜江地域除了有楚蛮之外，还有荆蛮（潜江人的祖先），可以使当时的楚人“或在中国，或在蛮夷”。

    《墨子·非攻下》说：“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熊丽是鬻熊的儿子。以后自立为楚武王的熊通，很不满地说过：“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熊绎受封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而周王朝在“江汉睢章”之间，封了很多小国，称之为“汉阳诸姬”来限制楚人发展，引起楚人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就难免发生冲突，周宣王就派方叔去镇压过他们，所以《诗经·采芑》说：“蠢尔荆蛮，大邦为仇。”到了周夷王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国力大增。于是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并且“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这之后，“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终于如《墨子》所说：“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同祖同宗的当时潜江之荆人和楚人终于融为一体了。

      由此，楚人对荆人的态度和顺从荆人的许多现象，便可以迎刃而解地理解了。例如熊渠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就是以“蛮夷”自居的。这种以“蛮夷”自居不仅表现在口头上，而且体现在行动上。例如——“楚为荆蛮”。“楚为荆蛮”的“为”是行为的“为”，意思是楚人的行为与“荆蛮”的行为如出一辙，或者说，楚人的行为就是荆蛮的表现。

    “楚为荆蛮”的出自《国语·晋语》。据《国语·晋语》载：“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时因“楚为荆蛮”而“故不与盟”。为什么其他的诸侯不与楚国结盟？因为楚人虽然封国在荆，有“侯”的待遇，但在行为上却与荆蛮作为如出一辙。我认为：“楚为荆蛮”的“为”应该理解为“行为”，而不能理解为“就是”，即“楚就是荆蛮”。当时结盟的情景可能是：楚国虽然有封侯的可“结盟”之地位与相应的待遇，但楚人的作为却就是荆蛮的再现，他们穿南服，说南语、唱南歌。例如钟仪，就是《南冠楚囚》，“使与之琴”，他便“操南音”。他国的诸侯如与楚人“结盟”，就如同与“荆蛮”平起平坐一样，这无疑是在降低其他诸侯身份与地位，所以众诸侯有“故不与盟”的表现。假设“楚”就是“荆蛮”，那么，周成王封的就是“荆蛮”，楚人如是“荆蛮”，这就说明“荆蛮”可谓名正言顺的诸侯，他国诸侯不可能以“楚为荆蛮”的理由，来拒绝楚国，并有“不与之盟”的结局。如果周成王封的与“荆蛮”无关，则荆蛮根本不可能到结盟的现场，同时，也不会出现“楚为荆蛮”的注解原因，而来说明“不与之盟”的态度。当时的诸侯对“荆蛮”是非常岐视的，如《孟子·滕文公》云：“南蛮，鸟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春秋公羊传》又云：“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诗经·商颂》日：“维汝荆夷，居国南乡。”可见，当时的他国诸侯认为：楚国你有“侯”的名分，但楚人你不能以“荆蛮”的形象来与我们这些诸侯国结盟啊！但楚国人就是我行我素，毫不以“荆蛮”之名为耻。这种现象背后强大的支持力量是什么？不能不深入地研究。

     楚人自先秦起就被称为“荆蛮”、“楚蛮”、“荆夷”、“蛮夷”，他们的认祖归宗心理与被当时的华夏正统比较选择，楚人还是选择：“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而当时潜江地区的自然环境为楚文化的浪漫主义精神提供了汩汩源泉，由此也造就了楚人狂傲冲动的心理特征；荆楚神秘巫祀文化，使楚人从太阳神灵信仰中获得了“一唱众和”之团结的力量，并由此形成了光明、达观的文化心理。这些心理，至今仍然顽强地保存在湖北人身上，体现出楚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结论：潜江人的祖先之祖先，也就是楚国人的祖先，荆、楚本是同祖同宗的同胞。楚国人与当时潜江地域的“荆人”，其祖宗都与“黎”、“黎为祝融”、与《离骚》“帝高阳之苗裔”相吻合。在当时潜江地域的潜江人祖先，即“三苗”之“苗民”、“荆人”之“荆蛮”和后来的楚人，均是“帝高阳之苗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