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四面楚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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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四面楚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

                                                   一、楚歌影响的背景

        《四面楚歌》的“楚歌”，据东汉的应昭记载，唱的就是“鸡鸣歌”。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楚歌”，实际上是界定在“鸡鸣歌”的限定前提下，漫谈为“楚歌”，而这个限定，实际上也就是谈具有楚国代表的当时潜江地域之民歌——阳歌，即屈原、宋玉在《楚辞》中津津乐道的“扬阿”、“扬荷”、“扬之阿”、“阳阿”。
       当时的潜江地域在被称为“三苗”的时代，就是“南风”的代表。在那个远古的时代，在当时潜江地域的泽口一带，有一个叫“古郧国”的国家，是在“郧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据清·道光元年版的《天门县志》记载：“竟陵县古时地，在皇古时（约公元前21世纪以前）属古风国所辖”。现在《天门县志》记载的“竟陵县古时地”，实际上是在潜江迁移到天门的地名。所谓“竟陵”，即“（丘）陵之禁也”，也就是丘陵到此为止的意思。“竟陵县”在潜江有五百年的历史。
        据《后汉书•郡国志》载：漳水“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即汉水）。”
        将这条扬水记载更为详细的是《水经•沔水注》，说阳水起自江陵附近，东过华容县境后：“又北经竟陵县西，又北纳巾吐柘。柘水即下杨水也；（注：下杨水应即夏杨水。由此可见：“下”与“夏”互通，“下里巴人”可写为“夏里巴人”。） ……巾水又西，经竟陵县北，西注杨水，谓之巾口，水西有古竟陵大城……昔白起拔郢，东至竟陵（在今潜江市境内）即此也。……杨水又北，注于沔，谓之杨口。”在秦朝大将白起“拔郢”时，郢都已经到了江陵，故白起拔郢后，向东来到当时潜江的泽口一带之竟陵，这个“竟陵”就是《天门县志》记载的“竟陵县古时地”，也就是“属古风国所辖”的地域，证明，当时的泽口一带，只是“古风国”的部分地域之一。而这个“古风”，就是以“鸡鸣歌”为代表的音乐。也是《钟仪楚奏》典故中，描述的“南音”。这里是钟仪任“郧公”的行政辖区，也是“古风国”的所在地。
        崇拜太阳的中国古人对“鸡”有很深厚的情结，除了将“鸡”尊为“德禽”，还总结出了“鸡”的“五德”之美。据《韩诗外传》载：“田饶告哀公曰：‘君不独见夫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者，信也。’”
          “鸡鸣歌”是“通天”的音乐，必然也是祭祀的音乐，是楚国最典型的“巫音”。“鸡”与楚人崇拜的“凤”和太阳被称为“金乌”，以及凤凰在烈火中“涅盘重生”，是同一系统上的文化链锁扣。
         《四面楚歌》所唱的“鸡鸣歌”，在汉代时，便是以“古老”之“风”闻名遐尔的“古风”歌曲，在写《汉书》的班固之《咏史》诗中，记叙汉文帝时孝女缇萦为赎父罪而请求卖身为婢的故事中写道：“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可见，“鸡鸣歌”就是“古风国”流传出来的民歌，“鸡鸣歌”的标签就是——古风。也是孝女缇萦用“鸡鸣歌”吟唱的愿以身“赎父罪”，请求请求卖身为婢的“德音”，这是符合“公鸡”为“德禽”，其“鸡鸣歌”也就是“德音”的体现。
          其“鸡鸣歌”的通天性，体现的也是“天德”在人间的再现，这也叫“天人同德”、“天人呼应”、“天人同声”。而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性联系，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也是中国人“天人合一”文化认同的根基。而这种根基性认同，让人在听到“鸡鸣歌”的时候，会产生诚意、正心的敬仰与崇拜，当演唱者在全身心投入的感染下，在一唱众和的群情激昂之震憾中，会让人产生同心同德的归顺性顶礼膜拜情绪。正如《乐记》所载：“乐也者，圣人之所以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又说：“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并在《乐记》中提出“道”为“立乐之方”。而“鸡鸣歌”就是属于立“天道”的民歌。
           “鸡鸣歌”的这种强大的魅力和感染力，大概就是其“巫音”形成的“巫意”。
         《四面楚歌》之“楚歌”所唱的“鸡鸣歌”，最初是以《南风》之名声震于世的，在“舜作五弦琴，歌南风”，并将其纳入政治领域后，其影响的范围和中国人在传统上的认识，提高到精神指导领域，或谓中国人精神的“司南”（指南针的最初命名）；继而成为大禹的太庙祭祀音乐和儒家的“乐教”主体。《四面楚歌》之“楚歌”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与影响，主要有如下的原因：
          一、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中对“天”和“太阳”的崇拜情结，将“鸡鸣歌”视为“天音”；
         二、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中的“崇古”情结，尤其是“舜作五弦琴，歌南风”，并将音乐纳入政治统治的手段后，“鸡鸣歌”的地位突显，并得到崇高的奠定；
          三、“鸡鸣歌”在政治领域发挥的“天人同德”功能与人文领域发挥的“共和”调节功能，让“鸡鸣歌”的“天意”在人间得到顶礼膜拜；
          四、儒家文化的“乐教”将《南风》列于《诗经·国风》之首的定性与汉代前的崇高地位，决定了“鸡鸣歌”在古往今来的中国民歌中，地位不凡；
          五、“鸡鸣歌”旋律优美，如晋代时的《西曲歌·江陵乐》唱道：“逢人驻步看，扬声皆言好。”付毅在《舞赋》中亦载：“欲美和者，必先始于阳阿、采菱。”加之其“一唱众和”的演唱形式，容易让闻听者很快地被这种优美的旋律和艺术氛围感染，产生精神升华，并有一种投入其中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