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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漫谈《四面楚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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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0 14:47:56 |显示全部楼层
漫谈《四面楚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二)
               《 楚辞 》与屈原爱国情操及《荆楚岁时记》的影响


    “鸡鸣歌”是《楚辞》津津乐道的“楚歌”,故《楚辞》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归纳。可以说,《楚辞》是在当时潜江地域的民歌和当时潜江地域的风土人情和精神境界中孕育出来的,是“荆”、“楚”同祖同宗之文化与当时潜江这一方水土营养的艺术结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楚辞》念念不忘的“阳(扬)阿(荷)”与《水经》和《水经注》注明在当时潜江地域的“阳(杨)水”。《楚辞》就是以当时的潜江民歌“阳(扬)歌”为“楚声”基础而创作出来的。所谓“作楚声”的“楚声”,就是“鸡鸣歌”。楚国的“巫音”,也是指的“鸡鸣歌”。
     例如:在屈原的《招魂》中有如下诗句:
          陈钟按鼓,造新歌些。
         《涉江》《采菱》,发《扬荷》些。
     在屈原的《大招》中又有如下诗句:
          伏戏《驾辩》,楚《劳商》只。
          讴和《扬阿》,赵箫倡只。
    在屈原的《少司命》中载有:
           晞女发兮阳之阿。
    宋玉在《对楚王问》中亦载有:
        “  ……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
  在为数不多的《楚辞》中,“阳(扬)阿(荷)”之歌名就出现了四次,当时潜江地域的“扬歌”就是当今的“鸡鸣歌”,潜江的民歌手至今仍然称“鸡鸣歌”为“扬歌”,而“属而和者”,即跟着歌手领唱后进行众合的农民,则称“扬歌”为“薅草歌”。这种“扬歌”,或名“鸡鸣歌”,至今仍然保存在《歌腔皮影》和《荆州花鼓戏》的“高腔”中。其中,以《歌腔皮影》的“鸡鸣歌”保存得最为“原声态”,“鸡鸣”的音乐形态最典型,是不可多得的中国史前民歌“活化石”。
    所谓《楚辞》,其本义就是指楚地的言辞,即“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而当时的潜江,就是楚国的唯一代表,或者说《楚辞》就是“书潜江语,作潜江声,纪潜江地,名潜江物”的诗歌言辞。
对于《楚辞》而言,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顾可谓之楚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
     从《楚辞》对当时潜江方言“兮”、“些”的沿用,到楚地河流“阳水”与“阳(扬)歌”的津津乐道,就是“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顾可谓之楚辞”的真实证据。加之楚国都城“黄罗岗”和离宫“章华台”的考古发现,说明当时的潜江,就是《楚辞》的诞生地。所谓“楚语”、“楚声”、“楚地”、“楚物”的“楚”就是针对当时潜江的所在地而言的。

     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和纪念屈原的“端午节”,他们的内在联系便是“楚歌”。“楚歌”成就了《楚辞》,《楚辞》成就了屈原成为“端午节”的“节主”。这个“楚歌”就是“鸡鸣歌”。《四面楚歌》唱的“鸡鸣歌”发源于当时的潜江地域,且流传至今,从《四面楚歌》的语境来说,潜江就是“楚歌”的代表。不仅如此,潜江还可谓是楚国的代表。

     为什么说当时的潜江就是楚国的代表?就是因为:当时的潜江是楚国在江汉平原的老巢,楚国最早的都城就是在今之张金的黄罗岗,还有楚国的离宫章华台在今之龙湾的放鹰台,楚国最辉煌的五百年,就是在当时的潜江地域发生的。当时的潜江地域,已经成为楚国的代名词。据中国考古权威邹衡先生撰写的《潜江龙湾:1987——2001年龙湾遗址发掘报告·序“初步判断,自楚‘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始,至楚灵王建章华宫,即自西周中晚期至战国早期,特别是自春秋早期后,该遗址就成为楚国的中心居址,是楚国王室成员活动的中心区域,是楚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
     由于《楚辞》与“鸡鸣歌”有直接的关系,屈原又是《楚辞》的创始人和代表,“楚歌”在楚汉相争前,就以显赫的地位和声誉震撼环宇,加之屈原的高尚爱国情操,导致他成为“端午节”的“节主”。
     屈原的爱国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体现在“端午节”上。中国人在端午节所举办的一切活动,都是在认同屈原的爱国前提和《楚辞》的影响下,才从心灵深处崇敬屈原所形成的习俗节日。其实,端午节除了纪念屈原外,端午节对古百越来说,就是源于民族图腾的祭祀,直到秦汉前,端午节就是他们创立于祭祖的节日;江浙一带传得很广的是纪念春秋时的伍子胥;还有传说是纪念东汉时的曹娥。但现在终究统一于纪念屈原,说明屈原的情操和才华,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与赞同。而这种认同,一追根溯源,就必然要涉及到“楚歌”,所以,《四面楚歌》所唱的“楚歌”之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此时史载“白起拔郢,东至竟陵”。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大石投汨罗江而死。而屈原在临终前,心里惦记的就是江陵和潜江这两个地方,当秦国大将“白起拔郢(湖北江陵),东至竟陵(潜江泽口一带)”时,屈原才彻底地失望而投江自尽的。说明,屈原在临终前,一直心系着江陵和潜江这一带的安危,这里是楚国的核心和代表。这也说明“白起拔郢(湖北江陵),东至竟陵(潜江泽口一带)”,实际上标志着楚国的完全失陷和灭亡。楚国的灭亡,就是导致屈原的绝望心情和死因。可见,当时的潜江,在屈原的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屈原的《楚辞》及屈原之死,是楚汉相争之《四面楚歌》前的影响。“端午节”与屈原的联系是《四面楚歌》之后的影响。这个影响也与《荆楚岁时记》有关。《荆楚岁时记》是南北朝朝代宗懔的作品。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祖籍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县东北)的宗懔八世祖宗承迁居江陵,到宗懔这一代在江陵已经居住200多年了。宗懔有一本书叫《荆楚岁时记》,是专门记载当时江陵风俗习惯的专著,而当时的潜江西南,便隶属江陵,且江陵的郢都也是从当时潜江的西南搬迁过去的。当时的潜江与江陵,就是“荆楚”的核心代表。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期,也是一个民族大迁徙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便利的交通使大量的流民迁入长江中游地区,大量迁入的流民又使荆楚地区尤其是江陵一带成为人口聚集的繁华地区。《隋书·地理志下》载: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其中的“南郡”就是指江陵。《南齐书·州郡下》也载:江左大镇,莫过荆、扬。
     《荆楚岁时记》成书以后,促进了岁时节令文化的交流。在宗懔之后不久,隋杜公瞻就为宗懔书作注,并有意识地将《荆楚岁时记》所记南方风俗与北方风俗进行比较。后来,《荆楚岁时记》和杜公瞻的《荆楚岁时记注》一起流传,人们习惯上仍将其称作《荆楚岁时记》,从而使南北朝后期中国南北方的岁时风俗荟萃于一书之中,对中国岁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渊源于荆楚地区的节日习俗,后来以各种形式流传到全国,成为中华民族岁时节令文化的一部分,这正是荆楚地区的岁时节令文化对中国岁时节令文化的贡献之一。《荆楚岁时记》端午条载:是日竞渡。其下注谓: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舟舸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端午节竞渡,本是由南方地区祭祀水神的仪式发展而来的习俗。在荆楚地区,屈原就是当时祭祀的水神之一。晋王嘉拾遗记》卷十载: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实合柱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屈原是楚国大臣,忠君爱国而死,死后受到荆楚地区人们的怀念,认为他变成了水神,并立祠来祭祀。端午节起源于屈原,最早就是流传在荆楚地区的传说。梁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端午竞渡的习俗,也是荆楚地区人们纪念屈原的方式之一。《隋书·地理志下》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荆楚地区,水神人格化为屈原,因而祭祀水神的仪式发展成了纪念屈原的活动。到了隋唐一统后,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习俗就不仅限于荆楚地区,而成为全国性的节日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罗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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