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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体与性体》读后粗略的四点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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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3 05:19: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质文刚柔 于 2017-8-24 22:10 编辑

粗略读了牟宗三先生的《心体与性体》,便有粗略见解四:
一、倡导传统儒学内圣道,内圣,心性学与心性哲学,传统中国的文化魂,非西方的心理学和道德哲学能套解。传统内圣的理论理性的心性哲学,实践理性的心性学,古今通义会通的理性逻辑原真理路。从正本清源的文化学高度,倡导传统儒学内圣道文化魂的古今通贯,理势必然。
二、坚执传统儒学的内圣道,谋求与西方外王道的民主与科学结合,开出现代社会需要的新内圣外王道,此思路值得商榷!有什么性质的内圣道,便有什么性质的外王道。同样,有什么性质的外王道,便有什么性质的内圣道。正如生民的立心立命一体,为天地立心,与为生民立命也是一体,内圣外王也是一体。外王的王意蕴,通天地人的形上導,也有通天地人的形上学。《易传》三道三才的仁礼本体,不是形下器道的存在音容天?在仁礼本体之上不是有道器层次的形上導与形上学,一定理道的存在理势天?牟宗三坚执的内圣道,分性体与道体,以戢山的形著论,和合性体与心性分别为形著之具与形著之主,无活动的性体与心体的心思活动合一的内圣道,性体与心体之间,恰恰缺失《易传》三道三才总体中介地位的地道刚柔,张载气体;性宗与心宗之间,缺失习以性成,“气以理生化乎质”成实践理性的“气宗”;在体性与心性之间,缺失与人事刚柔合一成体用中庸的心性质文。三缺失,守性体客观死理的主观唯心,内圣外王分隔了。其实,从《易传》三道三才到张载气学和船山实学的通贯理一,各正性命原理通贯天道观,“循理应乎事物”的内圣外王道尽,涵通和绾摄天人继善和成性的真善美义理在内。天人诚道的天道酬勤物物实德,理道本体两层次:形上明诚道的明明德,与形下天人诚信道的明德;实践的理道有两层次: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天道性命通贯的内圣外王道:以理道定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为万世开太平”。从《易传》到张载、船山内圣外王理论理性的逻辑循序,明确:从自然经济时代传统儒学内圣外王道开出,探究商品经济时代现代儒学的内圣外王道,包括时代配称的民主科学路。
三、牟先生以形著论吻合性体与心体,摆脱不了宋明理学藩篱,曲解了《易传》原真理路。如何才是真正为往圣继绝学?从宋后三学派,理学与心学各走性体客观与心体主观之两极,秉理在气先的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和千百年不易的心即理,中为心体庸守常的体用中庸,与孔儒庸定用的心性中庸不合,也与张载、船山的中为体庸定用的体用中庸,成儒学殊途。庸定常,中为心体,不因乎物而合于天,不知顺乎物则天人易道而守常!庸定用的中为体,人天物道体均一的自然之化。传统儒学正道是庸定常还是庸定用,不难甄别吧!从传统儒学的理论逻辑循序,阳明过后思想解放潮成形实学的百姓日用皆道,正道由张载气学流行,演变成明清之际实学与启蒙文化思潮的理论理性和船山实学,终然被满清文化逆转和荒芜,业成逻辑事实的哲学圆圈。因未能盖棺论定,成近代以来文化的灾难路,现代文化研究的乱相路。古今转换的时空性文化接轨,文化立足点的基础理论,决不是宋明理学,而是具有民本实学性质,启蒙心性的船山学。
四、牟先生借助康德学说研究宋明理学。理学,自然经济时代的儒家学说;康德学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自由时代的文化理性。文化历程不同,不同的文化特点,便有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理性类型,更是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阶段。存在决定思维,思维显然存在。理学排除情感,出于存理去欲的理性需要;康德排除情感,出于强者竞争的文化理性,如何借助?能比较?能套解?正如杨泽波教授所说:“牟宗三道德自律学说同时受到了正反两方面的夹击:原本是想证明孟子为道德自律的,经过细致的理论比较后,却发现孟子重视情感,康德道德自律学说是排除情感的。孟子的情况反倒更像是康德批评的道德他律。原本是要判定朱子为道德他律的,但经过认真的理论分析之后,却发现牟宗三关于以认知以知识讲道德即为他律的说法其实并不符合康德道德哲学的基本精神。而且如果严格坚持这个标准的话,康德也难避道德他律之嫌。这种尴尬的局面的确是令人始料不及,非常难堪”。传统儒学道德观是自律与他律合一,孟子的“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能近取譬忠恕道的道德自律,人道教化无类的道德方式,不是他律?出自民所共由理道的道德理性。朱熹的不让丝毫私欲自累,自律;不让丝毫私意自蔽,他律,出自当然定理的道德内修。以康德强者竞争的理性文化,比较孟子的道德理性,研究朱熹的道德内修,合辙?摒弃肤浅,探究深入,不是出现“令人始料不及,非常难堪”的“尴尬局面”。其实,自然经济时代的传统儒学,探究原真理路,不存在中西文化的义理会通。文化比较,较正是文化类型与理性类型,便利于商品经济时代中西文化的义理会通。从自然经济时代的传统儒学,走向商品经济时代的现代儒学,即使没有西方文化参照,历史逻辑演变循序规律的客观实在,理势必然。何以有西方文化为参照,文化道路反而坎坷不平,灾难连连?难道不值得深思:从五四运动的批判错位到现代新儒学的传承错位,探究中西文化的义理会通路,没有错!研究方法立足于宋明理学为内圣的学理基础错了,不是立足于孔儒——船山学内圣外王一体的传统儒学为学理基础,走错了时空接轨的文化理道。借助不同文化类型、理性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康德及其西方文化研究传统儒家原真路,现代新儒学是否带错路?同样,以西方文化比较和套解传统儒学,是否也同样遇到尴尬局面?马哲的唯物辩证,传统文化源根决不是老子的道法自然及其匹配的“辩证法”!是荀子物物道,船山人天物自然之化的道体论;与之配称的辩证法是荀子解蔽说,张载一物两体,船山神参两体理一的理论循序?当理论甄别而明晰,难道不是“尴尬局面”?马哲中国化有实事实理,心物定律,矛盾辩证的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及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传统儒学中有理论逻辑吧!实事实理的逻辑义理会通,方有名符其实的马哲中国化。没有义理会通的逻辑实理,一切理论都是空谈!正确的废话!宋明理学遗落的空谈心性!空设理论,不能再祸害文化了!坚执民本实学和心性启蒙(人道教化)的儒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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