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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四面楚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五）
对汉代的谶纬、《春秋繁露》、《石渠议奏》、《白虎通》形成的影响
“艳”的楚文化基因，与周代的“燕乐”是相通的（详论见拙撰《论“燕乐”与“楚歌曰艳》，发表于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2000年第三期），据《史记》记载，周代的“天兆”是“有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这就是“天”的“授命”，或者叫“君权神授”。“文王曰：‘火气盛’，故崇火。”其中的“文王曰，‘火气盛’”是周代接受的“天命”，也是“格物”之“物”的定性，“故崇火”是周代崇拜“火德”的根据。周代的“其色尚赤”是“致知”后进行易改服色、旗帜颜色的必然决定，“其事则火”是周代在“致知”后“天人合一”、“替天行道”而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决策。“火”就是周代的“格物致知”总根，是儒家文化的命脉、根基。可见，“天”授命“火”是周代“格物”之“物”的确定根本【注：绝对不是人为确定的“物”，因“人为”定“物”，就会本末倒置，形成“人定天从”。因此我认为，儒学明星河南二程、朱熹、王阳明等先生们在人为的“格天下万物”的方向是错误的。详论见拙著《论中国人类学的根基，传统文化的本源，儒家文化的命脉，自然的形而上学——“格物致知”（ 一个悬置一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疑案之破解探索）》】，“其色尚赤，其事则火”是“致知”，而后才有要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实现这个过程，才能虔诚地“替天行道”，恭敬地“其事则火”，全心全意地为“火道”、“火德”服务。这就是周公通过对“火”进行“格物”，而后制定“礼”，并以“火德”、“太阳”为“傧鬼神，考制度”的依据和前提。
汉代亦是如此，汉代的“天兆”为刘邦是“赤帝子杀白帝子（五行为火克金）”，楚人刘邦、项羽灭亡秦朝，应验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谶语”，加之《四面楚歌》所唱的“鸡鸣歌”成为楚汉相争的落幕曲，亦成了刘邦以“楚歌”得天下的最典型注脚。周代和汉代，在五行上的“天兆”都为“火”，加之周代是儒家文化盛倡的时代，汉代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朝代，周代和汉代这两个朝代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中，尤其是汉代的汉武帝以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是致命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定性，都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形成的，或者说，崇“阳”敬“德”的传统，在中国的文化史上，仅仅经过了秦朝的“焚书坑儒”专制，到汉武帝时代又回归到了“祖述尧舜”的文化传统，只不过这时汉武帝也效法秦朝，以“水火不相容”为文化背景，针锋相对地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更由于五行之“火”对政治、文化的影响相同，“天兆”与“谶语”得到当时现实的应验，因此，在汉代盛行谶、纬，并用“谶纬”的观点在五行与朝代的关系上，必然免不了要用“天意”来解释曾经发生的各种巧合，结合“火德”、“太阳”来议论政治、文化之“道”。
有位西方历史学家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只有穿过历史事件，进入事件背后所隐含的思想，才能了解历史。汉代是“谶纬”盛行的时代，那么，我们现在就通过“谶纬”来了解汉代所隐含的思想、文化。
谶纬是汉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是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以阴阳五行来解释经学而产生的谶纬，由于先秦天命神权、天然感应观念的流行，故汉代出现许多祥瑞灾异、神化帝王和河图洛书、占星望气等等说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认为：“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也有观点认为，“谶、纬、图，此三者实同异名。”这两种观点各有其合理性，但又都难以令人信服。 在我看来，儒家对谶纬的看法，有自己对“谶纬”认识属于同一类的理论根据：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式中：“阳”为“德”，“阴”为“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定制，也是“阴阳”与“善恶”之间的规范。例如《汉书·艺文志》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唐代名臣魏征在《群书治要序》中注明说：“左史右史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劝善惩恶。”可见，从儒家“祖述尧舜”，到夏、商、周三代，都是崇尚“德”的，其中尧舜的相关事迹与禅让天下，就是以“公德”为表率的。“公德”就是“火德”、“太阳之德”，到周代的周公将“太阳之德”与其“文王曰：‘火气盛’，火气盛，故其色上赤，其事则火”结合，并将“傧鬼神，考制度”的“礼”与“太阳之德”完美地融通，形成了儒家“郁郁乎文哉”的体系。这证明，儒家的“谶”与“纬”从“祖述尧舜”开始，很早就是具有同一性的，是一根藤上的因果，尤其是周代，最为典型。故“谶纬”对于其它不属于儒家体系的现象，可能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对于儒家来说，却是完全相通的，就是一回事。
什么叫“谶纬”呢？所谓“谶”的含义是“验”，引申为能够提前出现的、最终结果灵验、应验的预言预兆，通常指能够预言吉凶祸福的隐语、符、图、物等。“谶”就是指“谶书”，是指附会《河图》、《洛书》一类的符命之书。“纬”是针对儒家“四书五经”的“经”而言，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纬书”即是解释儒家经书的书。“谶纬”则是“谶书”和“纬书”的合称或总称。“谶”与“纬”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但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名异实同或名异实不同。谶在纬之先，谶与纬不同时。谶纬是西汉武帝独尊儒经后产生的，大体上是在西汉哀、平之际。这就是说，由于周代和汉代的“五行”都是“火”，且都有“天兆”，这就是董仲舒所谓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之理论依据。
汉代出现前，还在秦朝时就出现有“谶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些的核心就是要证明“君权神授”，证明得天下之权利的“合法性”。而有权利必有义务，得天下的朝代之义务就是要——“替天行道”。这个“替天行道”的“道”是什么“道”？就是“谶语”提示的“楚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楚道”是什么“道”，根据“楚”位在南方，在五行上的本质就是“火”、“太阳”之光明、就是“阳”与“天时”、“夏季”，而“楚歌”就是《四面楚歌》唱的“鸡鸣歌”。这是“天、地、人”之“三才”均有预言、天兆和“人和”鸡鸣歌的表演舞台，它们演出的核心，突显的就是“火德”、“太阳”之“德”形成的儒家文化理论体系。
周代和汉代要“替天行”什么“道”？周代和汉代都与“赤色”有关，而“赤”就是“红色”和与之相关的朱红、丹红、紫红等等红色联系，这就是“其色尚赤”。红色是五色之一，五色与五行的关系是相对应的：赤、红属于“火”，与太阳有直接的关系，其术数为“五”，于是乎“红五”便成为五行中“火道”、“太阳文化”的文化链，“火”也成为“举红色旗帜”之依据，这犹如周文王所说：“火气盛，其事则火”，火与红色是一条文化链。中国的许多起义，其举义旗的“颜色”就是其要行什么政治之“道”的体现，而旗帜的颜色就是与五行关联的颜色。如当今的“五星红旗”，就与儒家之“道”有关，当今的SHZY价值观，许多都源于儒家的理论体系，这是传统，这是自然现象与人文道德文化的统一。再如自然现象中，飞溅的“火星”就是“红色的五角形”的，因此“红”与“五”结合，五音为“徵”（简谱记为“5”）；北方为“水”，水的结晶雪花是“六菱形”的，故北方之“水”与术数“六”相应，五音为“羽”（简谱记为“6”）。“儒如五谷”，是中国人每天都不可离开的食物之“天”，所以，儒家文化就是中国人精神文化之“五谷”和传统文化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太阳之德。太阳是“火”之“极”，或谓“火”之“太极”、“阳极”，在宇宙中，我们的地球属于“太阳系”，天上有了太阳，地球上的人类便产生了“阴阳”之分的文化，有了日夜之分，一年四季之分，有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语言与人文界说，也有了自然的生生不息，进而让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崇拜、信仰“阳”有“德”的文化理论。这种太阳文化之“德”的理论体系，就是儒家文化“生生之仁”的“仁德”理论体系。太阳为“火”、季节为“夏”、方位为“南”。于是，中国传统文化常常用“南”和“红色”作为太阳之“道”的代表，太阳之“道”也就是“光明之道”、“光明政治”之“道”、“天下为公”之“道”、“大公无私”之“道”、“天下大同”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于是，儒家文化将《南风》列于《诗经》之“首”；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本又可叫“指北针”，但其最初的名字却叫“司南”，不叫“司北”。“司南”之名，应该与《周易》的“离卦”所说：“天子南面而坐，天下向明而治”的儒家文化之政治方向、治世之道——即“以德治国”的“阳治”有关。再者，从“舜作五弦琴，歌南风”开始，到夏、商、周的三代文化相因习，中间仅仅有一个属于“水德”的秦朝，违逆历史的潮流，进行了道德反动，但历时不长，便是汉代，到汉武帝时又回到太阳文化之“道”上来了，可见中华民族崇拜“阳”与“德”的道德传统渊远流长，这就是中国“道统”的注脚。
在汉代初期，也曾有过要改变“五行”之“道”的舆论，当时根据秦代为“水德”，而“五德终始”的五行相克，汉代应该更改为“土德”，因为“土克水”，但最终却没有更改。所谓“土”，五色为“黄”，就是“黄帝”之“道”的代称。这种根据邹衍的“五德终始”理论形成的指导思想，就是汉代初期，黄老思想盛行，并产生形成《淮南子》和《吕氏春秋》之书籍的根源。
汉武帝即位的初期（公元前141年——前136年），是承袭文景以来保境安民政策的时期。当时武帝才16岁，太皇太后窦氏掌握着朝政。这位老太太是一个坚决的“黄老”信徒，有她和一班持重老臣的掣肘，武帝只能忍让，将勃勃雄心暂时按捺下去。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后，给汉代历史一个新阶段。在学术界里，黄老思想退位，儒家的正统思想开始确立。汉代政权也从率旧无为一跃而转变为发奋兴作，行为上从对人民消极放任，转变为儒家“有为”的积极干涉。窦太后死后的次年，汉武帝考试公卿荐举“贤良”，继之便是“周之成、康……德及鸟兽，教通四海，……”
到汉武帝时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结合“谶”的背景，根据汉代前的“谶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而“楚国”位在南方，“火德”是楚国的根基，太阳是楚祖的化身，加之刘邦曾斩杀白蛇，史载为“赤帝子杀白帝子”，天兆为“火克金”而有天下，更加之 《四面楚歌》之“鸡鸣歌”让“力拔山，气盖世”的项羽自刎，将天下送给了刘邦，并诞生了汉代。这一切现实在当时的人们眼中，都是“天意”、“天道”的意愿，都可以名符其实地与儒家的太阳理论体系严丝合缝地吻合起来，也成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依据。在汉武帝时代的人们眼中或思想中，上述的种种现象都是上天之“神”是在向人间反复的提示：汉代为“火德”。于是，有“汉代孔子”之称的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崇拜“火”、“太阳”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叫《春秋繁露》，或叫《天人三策》，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并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宣讲神学的唯心哲学思想，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全面论证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董仲舒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并论证“天”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而体现其意志，主宰社会与自然，如《四面楚歌》成为楚汉相争的落幕曲，成为项羽的丧钟，高祖的凯歌，这就是“天意”。董仲舒还论证，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社会中的尊卑贵贱制度，都是天神“阳贵而阴贱”的意志的体现。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所以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就是主从关系。“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间实行统治的，君主之权是天所授予的，并按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神化君权的“君权神授”、“替天行道”的思想。《春秋繁露》还用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来附会社会人事，如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比为父子；木居左（青龙），金居右（白虎），火居前（朱雀），水居后（玄武），土居中央，比为父子之序，等等。这样就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概念——阴阳和五行变成了体现天经地义的意志和目的，《春秋繁露》也成为神化封建制度的工具，也是为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关系的合法性制造舆论的工具。
这种结合“谶”与“火”、“阳”关系议论汉代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关系的观点，又称《天人三策》，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重用，董仲舒提出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以推行。同时，儒家的四书五经也相继发展出与“谶”相关的“纬”，叫“十翼”，合称“谶纬”。儒家的四书五经能够与“纬”结合，证明“谶”的灵验性，这也说明，儒家的理论体系与“赤色”、“火”、“太阳”、“天时”、“天经地义”文化有关系，也与“知天时”的“太阳使者”——公鸡有了关系，也自然与“鸡鸣歌”有了渊源关系。为什么儒家文化能与“谶”“纬”挂钩，其根源就是“礼”，因为“礼”就是以“傧鬼神，考制度”为标准制定的儒家“崇阳道德”理论体系，或者说是儒家文化理论体系的来源，与“礼火”是一脉相承的“考制度”体系。
在秦朝时，由于“水火不容”，以法治国，焚书坑儒，导致儒家文化遭受重挫，儒家的书籍几近绝迹。导致到汉代时儒家文化出现了“今文经”和“古文经”的文化现象，且“今文经”和“古文经”两家常常争论不休，无法统一。“儒道”的经解不统一，又导致“替天行道”的汉代政治无所适从。于是，至西汉宣帝时召开了“石渠阁议奏”，形成了《石渠议奏》一书；汉章帝初四年（即公元79年），又在洛阳白虎观召开了今文经、古文经的学术协调会议，并形成了《白虎通》一书。且《白虎通》成为当时“正经义”的官方性共识，也是“永为后世则”的儒家相关学术范本。
所谓今“古文经”的“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书。“今文经”的“文”指的则是汉代通行的隶书。
秦初，秦始皇为箝制人们思想，实行愚民政策，大搞“焚书坑儒”。当时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得以幸免。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经过董仲舒结合太阳道德论证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统治思想。政府还专设“经学”博士，负责讲授儒家经典。至此，儒家思想被提升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经”的地位。
可是，经过秦朝“焚书”的浩劫，儒家经典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西汉流行的儒学多无旧典文本，而是靠幸存的经师口授相传，由从习经生们记录下来。他们记录所用的文字便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于那个时代的“今文”，故而这类经书被称之为“今文经”。
秦朝焚书之时，一些儒生冒死将一些儒学书籍藏在墙壁的夹层里。这些经书到了汉代陆续被发现。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拆孔子旧宅以扩其宫室，在孔府旧宅的墙壁夹层中发现包括《尚书》在内的大批藏书。这些藏书都是用六国时代的蝌蚪文书写的，所以称为古文经。因为当时认识先秦古文的人不多，所以这些古文典重新问世以后，主要藏在皇家的图书阁，并没有得到重视。 从表面来看，今古文之争主要表现在文字及对经义的理解、解释的不同。一般来讲，解经时，今文学派注重阐述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学派则注重文字训诂；今文学派竭力把经书和神学迷信相联系，特别在西汉，今文经学家为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解经时喜欢掺杂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他们把经学和阴阳五行相附会，把经书说得神乎其神。古文学派虽然还未能完全摆脱神学迷信的羁绊，但却反对讲灾异谶纬，注重实学。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以后，说经者与日俱增，经说越来越细碎繁琐，异说也越来越分歧不堪，形成政治思想的混乱和经书解说的严重的不统一。汉代皇家为了“替天行道”的政治需要，避免众说纷纭导致政治上的无所适从，到西汉宣帝时，便召开了“石渠阁会议”。 石渠阁会议，也叫石渠阁奏议，是西汉宣帝刘询（算上吕后，西汉第八位皇帝）召集的一次儒家的学术会议。西汉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已经成为汉代“替天行道”的正宗统治思想。汉宣帝时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拊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汉宣帝亲自裁定评判。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所辑奏议共一百五十五篇，今已俱佚。唐杜佑的《通典》中保存有若干片断。经过这次会议，博士员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谷梁”等博士。 到汉章帝初四年(公元79年)，今、古文经又再次出现了严重不统一的争论，汉章帝根据校书郎杨终的建议，仿西汉宣帝时石渠阁议经的方式，于洛阳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同异。会议的宗旨，根据章帝诏书和杨终建议所言，就是要减省当时经学界盛行的支离繁琐的章句之学，协调各派学术，共正经义，取得“永为后世则”的效果。参与洛阳白虎观之会者数十人，其中包括今文经、古文经学各派知名学者。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提出议题，经诸儒讨论、发表见解后，再由侍中淳于越上奏，章帝亲加裁决。尽管与会者中不乏有较高学术造诣的经学家，如今文经学家丁鸿、古文经学家贾逵等，都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学者。但章帝却将总结会议成果、撰写《白虎通》的任务交给了史臣班固。用意是要超越于各学派之上，而体现官方最高权威。因此，《白虎通》可以说是由参加白虎观会议的诸儒生共同起草，汉章帝予以选定(包括章帝本人的论断)，最后由班固整理、编纂成《白虎通》一书。《白虎通》就是儒家“永为后世则”的范本，也是统一今文经、古文经学各派，平息纷争的官方范本。 由上述事实可见，《四面楚歌》所唱的“鸡鸣歌”，是汉代谶纬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缺少的现实环节，“鸡鸣歌”是形成社会风俗最直观、最易行、最能体现“天意”和汉代崇拜“火德”的载体，也是《诗经·南风》的继续，更是对后世形成深远、持续性影响的儒家“乐教”载体。因为它是与“火”、“太阳”、赤色、天时、光明、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德、礼、仁、忠、孝、节、义、替天行道、治国、平天下等等儒家文化是同一体系的，都是一条文化链上的结点。 作为结束楚汉相争的亮点，刘邦得天下的凯歌——《四面楚歌》所唱的“鸡鸣歌”，是当时极为重要的文化背景，也是对汉代的文化形成潜在影响的契子，打开中国传统文化宝库的钥匙，撩开中国文化面纱（新娘盖头）的“称杆”，可让我们清晰的看到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作为重视“乐教”和有深厚音乐传统的中国，《四面楚歌》所唱的“鸡鸣歌”仅仅只是在当今的潜江、天门、沔阳流传，或者说只在荆州地区流行吗？虽然花鼓戏的高腔是以“鸡鸣歌”根本而形成的戏曲体系，即使现在已将花鼓戏更名为“湖北花鼓戏”了，地位从县级一跃而“连升三级”（从县级到地市级，再到省级）地拔高到省级了，潜江早有了“湖北省实验花鼓剧团”，但“鸡鸣歌”只在湖北省有影响吗？对中国来说，有如此悠久历史和有如此深远影响的《四面楚歌》之“楚歌”，且是与儒家的“乐教”有如此密切联系的“楚歌”，影响仅仅如此吗？非也！ 我认为：“鸡鸣歌”是形成中国国剧——京剧“二黄”的本源。 （未完待续） | 
发表于 2017-9-10 18:2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