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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漫谈《四面楚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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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0 18:20:46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llg6688 于 2017-9-10 18:25 编辑

漫谈《四面楚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五)
对汉代的谶纬、《春秋繁露》、《石渠议奏》《白虎通》形成的影响

      “”的楚文化基因,与周代的“燕乐”是相通的(详论见拙撰《论“燕乐”与“楚歌曰艳》,发表于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2000年第三期),据《史记》记载,周代的“天兆”是“有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这就是“天”的“授命”,或者叫“君权神授”。“文王曰:‘火气盛’,故崇火。”其中的“文王曰,‘火气盛’”是周代接受的“天命”,也是“格物”之“物”的定性,“故崇火”是周代崇拜“火德”的根据。周代的“其色尚赤”是“致知”后进行易改服色、旗帜颜色的必然决定,“其事则火”是周代在“致知”后“天人合一”、“替天行道”而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决策。“火”就是周代的“格物致知”总根,是儒家文化的命脉、根基。可见,“天”授命“火”是周代“格物”之“物”的确定根本【注:绝对不是人为确定的“物”,因“人为”定“物”,就会本末倒置,形成“人定天从”。因此我认为,儒学明星河南二程、朱熹、王阳明等先生们在人为的“格天下万”的方向是错误的。详论见拙著《论中国人类学的根基,传统文化的本源,儒家文化的命脉,自然的形而上学——“格物致知” 一个悬置一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疑案之破解探索)》“其色尚赤,其事则火”是“致知”,而后才有要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实现这个过程,才能虔诚地“替天行道”,恭敬地“其事则火”,全心全意地为“火道”、“火德”服务。这就是周公通过对“火”进行“格物”,而后制定“礼”,并以“火德”、“太阳”为“傧鬼神,考制度”的依据和前提。
     汉代亦是如此,汉代的“天兆”为刘邦是“赤帝子杀白帝子(五行为火克金)”,楚人刘邦、项羽灭亡秦朝,应验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谶语”,加之《四面楚歌》所唱的“鸡鸣歌”成为楚汉相争的落幕曲,亦成了刘邦以“楚歌”得天下的最典型注脚。周代和汉代,在五行上的“天兆”都为“火”,加之周代是儒家文化盛倡的时代,汉代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朝代,周代和汉代这两个朝代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中,尤其是汉代的汉武帝以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是致命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定性,都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形成的,或者说,崇“阳”敬“德”的传统,在中国的文化史上,仅仅经过了秦朝的“焚书坑儒”专制,到汉武帝时代又回归到了“祖述尧舜”的文化传统,只不过这时汉武帝也效法秦朝,以“水火不相容”为文化背景,针锋相对地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更由于五行之“火”对政治、文化的影响相同,“天兆”与“谶语”得到当时现实的应验,因此,在汉代盛行谶、纬,并用“谶纬”的观点在五行与朝代的关系上,必然免不了要用“天意”来解释曾经发生的各种巧合,结合“火德”、“太阳”来议论政治、文化之“道”。
    有位西方历史学家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只有穿过历史事件,进入事件背后所隐含的思想,才能了解历史。汉代是“谶纬”盛行的时代,那么,我们现在就通过“谶纬”来了解汉代所隐含的思想、文化。
    谶纬是汉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是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以阴阳五行来解释经学而产生的谶纬,由于先秦天命神权、天然感应观念的流行,故汉代出现许多祥瑞灾异、神化帝王和河图洛书、占星望气等等说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认为:“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也有观点认为,“谶、纬、图,此三者实同异名。”这两种观点各有其合理性,但又都难以令人信服。
     在我看来,儒家对谶纬的看法,有自己对“谶纬”认识属于同一类的理论根据: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式中:“阳”为“德”,“阴”为“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定制,也是“阴阳”与“善恶”之间的规范。例如《汉书·艺文志》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唐代名臣魏征在《群书治要序》中注明说:“左史右史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劝善惩恶。”可见,从儒家“祖述尧舜”,到夏、商、周三代,都是崇尚“德”的,其中尧舜的相关事迹与禅让天下,就是以“公德”为表率的。“公德”就是“火德”、“太阳之德”,到周代的周公将“太阳之德”与其“文王曰:‘火气盛’,火气盛,故其色上赤,其事则火”结合,并将“傧鬼神,考制度”的“礼”与“太阳之德”完美地融通,形成了儒家“郁郁乎文哉”的体系。这证明,儒家的“谶”与“纬”从“祖述尧舜”开始,很早就是具有同一性的,是一根藤上的因果,尤其是周代,最为典型。故“谶纬”对于其它不属于儒家体系的现象,可能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对于儒家来说,却是完全相通的,就是一回事。

     什么叫“谶纬”呢?所谓“谶”的含义是“验”,引申为能够提前出现的、最终结果灵验应验的预言预兆,通常指能够预言吉凶祸福的隐语、符、图、物等。就是指“谶书”,是指附会《河图》、《洛书》一类的符命之书。“纬”是儒家四书五经”的“经”而言,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纬书即是解释儒家经书的书。“谶纬”则是“谶书”和“纬书”的合称或总称。“谶”与“纬”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但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名异实同或名异实不同。谶在纬先,谶与纬不同时谶纬是西汉武帝独尊儒经后产生的,大体上是在西汉哀、平之际。这就是说,由于周代和汉代的“五行”都是“火”,且都有“天兆”,这就是董仲舒所谓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之理论依据。
     汉代出现前,还在秦朝时就出现有“谶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些的核心就是要证明“君权神授”,证明得天下之权利的“合法性”。而有权利必有义务,得天下的朝代之义务就是要——“替天行道”。这个“替天行道”的“道”是什么“道”?就是“谶语”提示的“楚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楚道”是什么“道”,根据“楚”位在南方,在五行上的本质就是“火”、“太阳”之光明、就是“阳”与“天时”、“夏季”,而“楚歌”就是《四面楚歌》唱的“鸡鸣歌”。这是“天、地、人”之“三才”均有预言、天兆和“人和”鸡鸣歌的表演舞台,它们演出的核心,突显的就是“火德”、“太阳”之“德”形成的儒家文化理论体系。
     周代和汉代要“替天行”什么“道”?周代和汉代都与“赤色”有关,而“赤”就是“红色”和与之相关的朱红、丹红、紫红等等红色联系,这就是“其色尚赤”。红色是五色之一,五色与五行的关系是相对应的:赤、红属于“火”,与太阳有直接的关系,其术数为“五”,于是乎“红五”便成为五行中“火道”、“太阳文化”的文化链,“火”也成为“举红色旗帜”之依据,这犹如周文王所说:“火气盛,其事则火”,火与红色是一条文化链。中国的许多起义,其举义旗的“颜色”就是其要行什么政治之“道”的体现,而旗帜的颜色就是与五行关联的颜色。如当今的“五星红旗”,就与儒家之“道”有关,当今的SHZY价值观,许多都源于儒家的理论体系,这是传统,这是自然现象与人文道德文化的统一。再如自然现象中,飞溅的“火星”就是“红色的五角形”的,因此“红”与“五”结合,五音为“徵”(简谱记为“5”);北方为“水”,水的结晶雪花是“六菱形”的,故北方之“水”与术数“六”相应,五音为“羽”(简谱记为“6”)。“儒如五谷”,是中国人每天都不可离开的食物之“天”,所以,儒家文化就是中国人精神文化之“五谷”和传统文化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太阳之德。太阳是“火”之“极”,或谓“火”之“太极”、“阳极”,在宇宙中,我们的地球属于“太阳系”,天上有了太阳,地球上的人类便产生了“阴阳”之分的文化,有了日夜之分,一年四季之分,有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语言与人文界说,也有了自然的生生不息,进而让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崇拜、信仰“阳”有“德”的文化理论。这种太阳文化之“德”的理论体系,就是儒家文化“生生之仁”的“仁德”理论体系。太阳为“火”、季节为“夏”、方位为“南”。于是,中国传统文化常常用“南”和“红色”作为太阳之“道”的代表,太阳之“道”也就是“光明之道”、“光明政治”之“道”、“天下为公”之“道”、“大公无私”之“道”、“天下大同”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于是,儒家文化将《南风》列于《诗经》之“首”;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本又可叫“指北针”,但其最初的名字却叫“司南”,不叫“司北”。“司南”之名,应该与《周易》的“离卦”所说:“天子南面而坐,天下向明而治”的儒家文化之政治方向、治世之道——即“以德治国”的“阳治”有关。再者,从“舜作五弦琴,歌南风”开始,到夏、商、周的三代文化相因习,中间仅仅有一个属于“水德”的秦朝,违逆历史的潮流,进行了道德反动,但历时不长,便是汉代,到汉武帝时又回到太阳文化之“道”上来了,可见中华民族崇拜“阳”与“德”的道德传统渊远流长,这就是中国“道统”的注脚。
     在汉代初期,也曾有过要改变“五行”之“道”的舆论,当时根据秦代为“水德”,而“五德终始”的五行相克,汉代应该更改为“土德”,因为“土克水”,但最终却没有更改。所谓“土”,五色为“黄”,就是“黄帝”之“道”的代称。这种根据邹衍的“五德终始”理论形成的指导思想,就是汉代初期,黄老思想盛行,并产生形成《淮南子》和《吕氏春秋》之书籍的根源。
     汉武帝即位的初期(公元前141年——前136年),是承袭文景以来保境安民政策的时期。当时武帝才16岁,太皇太后窦氏掌握着朝政。这位老太太是一个坚决的“黄老”信徒,有她和一班持重老臣的掣肘,武帝只能忍让,将勃勃雄心暂时按捺下去。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后,给汉代历史一个新阶段。在学术界里,黄老思想退位,儒家的正统思想开始确立。汉代政权也从率旧无为一跃而转变为发奋兴作,行为上从对人民消极放任,转变为儒家“有为”的积极干涉。窦太后死后的次年,汉武帝考试公卿荐举“贤良”,继之便是“周之成、康……德及鸟兽,教通四海,……
     到汉武帝时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结合“谶”的背景,根据汉代前的“谶语”:“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而“楚国”位在南方,“火德”是楚国的根基,太阳是楚祖的化身,加之刘邦曾斩杀白蛇,史载为“赤帝子杀白帝子”,天兆为“火克金”而有天下,更加之 《四面楚歌》之“鸡鸣歌”让“力拔山,气盖世”的项羽自刎,将天下送给了刘邦,并诞生了汉代。这一切现实在当时的人们眼中,都是“天意”、“天道”的意愿,都可以名符其实地与儒家的太阳理论体系严丝合缝地吻合起来,也成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依据。在汉武帝时代的人们眼中或思想中,上述的种种现象都是上天之“神”是在向人间反复的提示:汉代为“火德”。于是,有“汉代孔子”之称的董仲舒《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崇拜“火”、“太阳”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叫《春秋繁露》,或叫《天人三策》,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宣讲神学唯心哲学思想,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全面论证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董仲舒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并论证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而体现其意志,主宰社会与自然如《四面楚歌》成为楚汉相争的落幕曲,成为项羽的丧钟,高祖的凯歌,这就是“天意”董仲舒还论证,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社会中的尊卑贵贱制度,都是天神阳贵而阴贱的意志的体现。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所以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就是主从关系。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间实行统治的,君主之权是天所授予的,并按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神化君权的君权神授”、“替天行道”的思想。《春秋繁露》还用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来附会社会人事,如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比为父子;木居左青龙),金居右白虎),火居前朱雀),水居后玄武),土居中央,比为父子之序,等等。这样就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概念——阴阳和五行变成了体现天经地义的意志和目的,《春秋繁露》也成为神化封建制度的工具也是为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关系的合法性制造舆论的工具
     这种结合“谶”与“火”、“阳”关系议论汉代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关系的观点,又称《天人三策》,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重用,董仲舒提出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以推行。同时,儒家的四书五经也相继发展出与“谶”相关的“纬”,叫“十翼”,合称“谶纬”。儒家的四书五经能够与“纬”结合,证明“谶”的灵验性,这也说明,儒家的理论体系与“赤色”、“火”、“太阳”、“天时”、“天经地义”文化有关系,也与“知天时”的“太阳使者”——公鸡有了关系,也自然与“鸡鸣歌”有了渊源关系。为什么儒家文化能与“谶”“纬”挂钩,其根源就是“礼”,因为“礼”就是以“傧鬼神,考制度”为标准制定的儒家“崇阳道德”理论体系,或者说是儒家文化理论体系的来源,与“礼火”是一脉相承的“考制度”体系。
    在秦朝时,由于“水火不容”,以法治国,焚书坑儒,导致儒家文化遭受重挫,儒家的书籍几近绝迹。导致到汉代时儒家文化出现了“今文经”和“古文经”的文化现象,且“今文经”和“古文经”两家常常争论不休,无法统一。“儒道”的经解不统一,又导致“替天行道”的汉代政治无所适从。于是,至西汉宣帝时召开了“石渠议奏”,形成了《石渠议奏》一书;汉章帝初四年(即公元79年),又在洛阳白虎观召开了今文经、古文经的学术协调会议,并形成了《白虎通》一书。且《白虎通》成为当时“正经义”的官方性共识,也是“永为后世则”的儒家相关学术范本。
所谓今古文“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书今文”的“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
     秦初,秦始皇为箝制人们思想,实行愚民政策,大搞焚书坑儒。当时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得以幸免。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经过董仲舒结合太阳道德论证的儒家思想,作为官方认可的统治思想。政府还专设经学博士,负责讲授儒家经典。至此,儒家思想被提升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的地位。
      可是,经过秦朝焚书的浩劫,儒家经典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西汉流行的儒学多无旧典文本,而是靠幸存的经师口授相传,由从习经生们记录下来。他们记录所用的文字便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于那个时代的今文,故而这类经书被称之为今文经
     秦朝焚书之时,一些儒生冒死将一些儒学书籍藏在墙壁的夹层里。这些经书到了汉代陆续被发现。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拆孔子旧宅以扩其宫室,在孔府旧宅的墙壁夹层中发现包括《尚书》在内的大批藏书。这些藏书都是用六国时代的蝌蚪文书写的,所以称为古文经。因为当时识先秦古文的人不多,所以这些古文典重新问世以后,主要藏皇家图书,并没有得到重视。
     从表面来看,今古文之争主要表现在文字及对经义的理解、解释的不同。一般来讲,解经时,今文学派注重阐述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学派则注重文字训诂今文学派竭力把经书和神学迷相联系,特别在西汉,今文经学家为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解经时喜欢掺杂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他们把经学和阴阳五行相附会,把经书说得神乎其神。古文学派虽然还未能完全摆脱神学迷信的羁绊,但却反对讲灾异谶纬,注重实学。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以后,说经者与日俱增,经说越来越细碎繁琐,异说也越来越分歧不堪,形成政治思想的混乱和经书解说的严重的不统一汉代皇家为了“替天行道”的政治需要,避免众说纷纭导致政治上的无所适从,到西汉宣帝时,便召开了石渠阁会议”。
    石渠阁会议,也叫石渠阁奏议,是西汉宣帝刘询(算上吕后西汉第八位皇帝)召集的一次儒家的学术会议。西汉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已经成为汉代“替天行道”的正宗统治思想。汉宣帝时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拊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汉宣帝亲自裁定评判。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所辑奏议共一百五十五篇,今俱佚。唐杜佑的《通典》中保存有若干片断。经过这次会议,博士员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谷梁”等博士
    到汉章帝初四年(公元79年),今、古文经又再次出现了严重不统一的争论,汉章帝根据校书郎杨终的建议,仿西汉宣帝时石渠阁议经的方式,于洛阳白虎观召集诸儒,讲论五经同异。会议的宗旨,根据章帝诏书和杨终建议所言,就是要减省当时经学界盛行的支离繁琐的章句之学,协调各派学术,共正经义,取得“永为后世则”的效果。参洛阳白虎观之会者数十人,其中包括今文经、古文经学各派知名学者。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提出议题,经诸儒讨论、发表见解后,再由侍中淳于越上奏,章帝亲加裁决。尽管与会者中不乏有较高学术造诣的经学家,如今文经学家丁鸿、古文经学家贾逵等,都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学者。但章帝却将总结会议成果、撰写《白虎通》的任务交给了史臣班固。用意是要超越于各学派之上,而体现官方最高权威。因此,《白虎通》可以说是由参加白虎观会议的诸儒生共同起草,汉章帝予以选定(包括章帝本人的论断),最后由班固整理、编纂成白虎通》一书。白虎通》就是儒家“永为后世则”的范本,也是统一今文经、古文经学各派,平息纷争的官方范本
     由上述事实可见,《四面楚歌》所唱的“鸡鸣歌”,是汉代谶纬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缺少的现实环节,“鸡鸣歌”是形成社会风俗最直观、最易行、最能体现“天意”和汉代崇拜“火德”的载体,也是《诗经·南风》的继续,更是对后世形成深远、持续性影响的儒家“乐教”载体。因为它是与“火”、“太阳”、赤色、天时、光明、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德、礼、仁、忠、孝、节、义、替天行道、治国、平天下等等儒家文化是同一体系的,都是一条文化链上的结点。
     作为结束楚汉相争的亮点,刘邦得天下的凯歌——《四面楚歌》所唱的“鸡鸣歌”,是当时极为重要的文化背景,也是对汉代的文化形成潜在影响的契子,打开中国传统文化宝库的钥匙,撩开中国文化面纱(新娘盖头)的“称杆”,可让我们清晰的看到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作为重视“乐教”和有深厚音乐传统的中国,《四面楚歌》所唱的“鸡鸣歌”仅仅只是在当今的潜江、天门、沔阳流传,或者说只在荆州地区流行吗?虽然花鼓戏的高腔是以“鸡鸣歌”根本而形成的戏曲体系,即使现在已将花鼓戏更名为“湖北花鼓戏”了,地位从县级一跃而“连升三级”(从县级到地市级,再到省级)地拔高到省级了,潜江早有了“湖北省实验花鼓剧团”,但“鸡鸣歌”只在湖北省有影响吗?对中国来说,有如此悠久历史和有如此深远影响的《四面楚歌》之“楚歌”,且是与儒家的“乐教”有如此密切联系的“楚歌”,影响仅仅如此吗?非也!
     我认为:“鸡鸣歌”是形成中国国剧——京剧“二黄”的本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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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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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歌”是形成中国国剧——京剧“二黄”的本源。这一章节因有新的重大发现,为慎重起见,这一章将待时作专文发表。特此声明,望见谅。
罗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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