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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隋唐两代征伐高句丽时面临的不同的困境及其采取的解决措施
隋唐两代对高句丽的征伐是由一系列的战争组成的，而每一次战争都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前一次失利的教训，因此这一系列征伐活动所面对的困难也各有特点，互不相同。
其中，开皇十八年隋军第一次征高句丽，《资治通鉴》记载：“六月，丙寅，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汉王谅军出临渝关，值水潦，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周罗睺自东莱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风，船多飘没。秋，九月，己丑，师还，死者什八九。” 此次军事行动可谓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征辽大军甚至没有进入战场就已经伤亡大半了。究其原因，首先是出发的时间。农历六月大致相当于公历的七月份，此时正是季风性气候的多雨期，河水泛滥是正常的。其次，作为第一次征辽行动，准备上的不充分所导致的补给不畅也成为严重影响此次行动的因素之一。
然而，这次行动也并非一无所获，惨痛的失败为后人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隋文帝派兵征高句丽时是在六月出发的，而其后隋炀帝的三次大规模征伐都是在二月至四月间出发的，此时出发即能在辽泽结冰其间进入战场，又不至于寒冷的气候对军事行动造成过大的影响。而本次行动中所暴露出来的“馈运不济”的问题也得到了隋炀帝的重视。征高句丽之前开凿的洛阳至涿郡的运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征伐高句丽时粮食运输的问题。
隋炀帝在自认为做足了准备后与大业八年开始了对高句丽的征伐。此时，由于征辽的队伍过于庞大，后勤补给问题成为最突出的矛盾。虽然隋炀帝开凿了北至涿郡的运河，对于运粮有很大帮助，但只要注意到需要补给的是一百余万的大军就知道这只是杯水车薪了。而突出的粮食问题也最终导致作战行动的变动。据《资治通鉴》记载：“ 诸将之东下也，帝亲戒之曰：‘今者吊民伐罪，非为功名。诸将或不识朕意，欲轻兵掩袭，孤军独斗，立一身之名以邀勋赏，非大军行法。公等进军，当分为三道，有所攻击，必三道相知，毋得轻军独进，以致失亡。又，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 此言虽有限制大将权限、揽大功于一人之嫌，但也明确的反映出隋炀帝实行的是步步为营，齐头并进的策略，希望借助隋军人数上的优势稳扎稳打，扫平高句丽。而《资治通鉴》接下来的记载则明显有悖于炀帝前面制定的策略：“述等兵自泸河、怀远二镇，人马皆给百日粮，又给排甲、枪槊并衣资、戎具、火幕，人别三石已上，重莫能胜致。下令军中：‘遗弃米粟者斩！’士卒皆于幕下掘坑埋之，才行及中路，粮已将尽。” 此时宇文述大军实行的已是深入敌后的策略了，并且做出了完全违反常理的决定：人马皆给百日粮。作战策略的临时改变和有悖常理的行为说明当时大军的处境已十分尴尬：粮草补给不济，冬日严寒也即将来临，而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却并不顺利。近而可以看出宇文述大军的孤军深入是在当时情况下无奈的冒险行动，具有很大的不可行性。后来毁灭性的惨败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可见隋炀帝一征高句丽时由于军队人数过多而导致的粮食补给问题成为了其最大的敌人。
或许是不想给高句丽任何喘息的机会，或许是隋炀帝报仇心切，他于大业九年又发动了第二次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隋炀帝不愧为久经沙场的君王，相对于前一次征伐，隋炀帝对二征高句丽的作战方案做出了很多的改进。
首先，“诏征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为骁果，修辽东古城以贮军粮。” 不仅招募具有敢死队性质的骁勇，更是针对前一次粮草不足的问题而利用辽泽结冰期未过的有利时机提前运输粮草。而这一点，也被后来的唐代大军所沿用。
其次，针对上一次剥夺将领指挥权的问题，也下诏“命诸将攻辽东，听以便以从事。”将战场决策权交给将领，使得战争恢复到正常的模式中。更为可贵的是，隋炀帝之一次放弃了一征高句丽时对将领的威胁策略，转而采取更为行之有效的奖励政策，如“骁果吴兴沈光升其端，临城与高丽战，短兵接，杀十数人，高丽竞击之而坠；未及地，适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复上。帝望见，壮之，即拜朝散大夫，恒置左右。” 相信这种奖励对于提升军队的士气进而提高其战斗力都是有帮助的。
最后，针对一征高句丽时发现高句丽军队善于守城的特点，隋炀帝也想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对抗方法，据《资治通鉴》记载：“辽东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余万口，满贮土，欲积为鱼梁大道，阔三十步，高与城齐，使战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轮楼车，高出于城，夹鱼梁道，欲俯射城内，指期将攻，城内危蹙。”可见为了攻下高句丽严密防守的辽东城，隋炀帝还是下了一番苦功的，胜利似乎就在眼前了。
针对一征高句丽时暴露出的问题，隋炀帝二征高句丽时进行了很大程度上的改进，这些改进也是卓有成效的。然而就在此时，对高句丽连年的征伐所造成的国内矛盾终于以最为强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杨玄感兵变。对于隋炀帝而言，这绝对是釜底抽薪的一击，以至于“会杨玄感反书至，帝大惧……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诸将，使引军还，军资、器械、攻具，积如丘山，营垒、帐幕、案堵不动，皆弃之而去。众心忷惧，无复部分，诸道分散。” 因而我们可知：当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顺利开展时，国内的叛乱成为了此次征高句丽最大的桎梏，无奈之下，隋炀帝只得下令撤兵。二征高句丽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此时，经历了数年征战的高句丽已是疲弊不堪了，而隋王朝也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况中。大业十年，隋炀帝再平定了国内的叛乱后，再一次下令征伐高句丽。这一次行动无论从时机和实施方案还是从效果来说都是值得肯定的。虽然隋炀帝征召的兵将“多失明不至”，但坐镇怀远镇依然能够起到很好的牵制作用，这也使得来护儿能够从海路进攻高句丽，进而逼近平壤。可以说，隋炀帝盼望已久的胜利就在眼前了。
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高句丽只是“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而隋炀帝居然就下令班师，令人匪夷所思。关于这一点，下文自有论述。
隋朝没有完成平定高句丽的任务就已被取而代之。剩下的事就只能看继任者唐代了。
唐代对高句丽的第一次征伐于贞观十九年开始，但却要从贞观十五年算起。因为唐太宗为了实现万无一失的目标，进行了几乎整整一年的准备，而且这些准备活动大多都是在隋代征伐高句丽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做出改进，而且多有创新。如贞观十五年，太宗遣陈大德使高句丽，目的就在于侦查高句丽的地形，为日后的战争做准备。 这一工作隋代并未做过。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下定决心征伐高句丽。针对隋代征伐高句丽时多次出现的补给困难问题，唐太宗“敕将作大监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在陆路运输和运河运输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下，唐太宗提出了用海路运粮。又“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师副之，自河北诸州皆受挺节度，听以便宜从事。又命太仆卿萧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锐，瑀之子也。”从“便宜从事”四字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对韦挺的信任，更能够看出唐太宗对运粮工作的重视程度。
接着，唐太宗“下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幽、营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击辽东以观其势。” 派先头部队摸清敌情、扫除障碍。
冬十一月，太宗至洛阳，“上以其尝从隋炀帝伐高丽，召诣行在；问之，对曰：‘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听之。’” 唐太宗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借鉴和吸取了太多隋代征伐高句丽的教训。而改善做多的恐怕莫过于对民力的爱惜，这也是唐太宗从隋炀帝身上得到的最为深刻的教训。《资治通鉴》中有这样的记载：“俟利苾之北渡也，有众十万，胜兵四万人，俟利苾不能抚御，众不惬服。戊午，悉弃俟利苾南渡河，请处于胜、夏之间；上许之。群臣皆以为：‘陛下方远征辽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师不远，岂得不为后虑！愿留镇洛阳，遣诸将东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炀帝无道，失人已久，辽东之役，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运卒反于黎阳，非戎狄为患也。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感恩，入于骨髓，岂肯为患！且彼与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从这段对话中不难看出唐太宗自信的原因：中原的稳定。而这一点也成为对高句丽作战的最根本的原则，即不能以牺牲中原的稳定为代价而战胜高句丽。因此唐太宗所采取的作战方针与隋炀帝的那种不惜一切代价战胜高句丽的想法有着本质的不同。隋炀帝在对高句丽的作战中总是充满了过多的主观性，并且将自己的个人意志强行转化成国家意志；而唐太宗则一直在努力避免这一情况的严重化，因而其对高句丽的征伐更具有理性一些。
然而唐太宗依然没能解决高句丽问题，究其原因，则是唐太宗虽然在对内对外的关系原则上处理的当，但在具体的作战中，太宗仍延续了隋代对高句丽作战的老路子，并没有战略上的突破。而其所作的一系列改进措施，也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的修修补补，并不会有质的飞跃。而且，为了尽量减少军队补给给百姓造成的负担，唐太宗刻意将征辽军队的人数压到一个很低的水平 。而这则造成了兵力严重不足的后果，使得太宗在作战中捉襟见肘，错失战机。《三国史记》记载：“驻跸之役，高句丽与靺鞨合军，方四十里。太宗望之，有惧色……” 唐军此时的兵力尚不足十一万人，而对方的军队则绵延四十里，无怪太宗流露出惧色。毕竟敌我差距太大了。又唐军在攻打安市城时高延寿来援，“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上不应”。又“高延寿、高惠真请于上曰：‘奴既委身大国，不敢不献其诚，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与妻子相见。安市人顾惜其家，人自为战，未易猝拔。今奴以高丽十馀万众，望旗沮溃，国人胆破，乌骨城耨萨老耄，不能坚守，移兵临之，朝至夕克。其馀当道小城，必望风奔溃。然后收其资粮，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群臣亦言：‘张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丽凶惧，并力拔乌骨城，渡鸭绿水，直取平壤，在此举矣。’上将从之，独长孙无忌以为：‘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虏，众犹十万，若向乌骨，皆蹑吾后，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后长驱而进，此万全之策也。’上乃止。”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唐军兵力实在不多，虽然偷袭很可能取得绝世之功，但其风险同样很大，加之天子亲征，唐军是任何风险都冒不起的，一旦出现任何差错，都势必对国家的各个方面造成严重的影响。再加上隋军的前车之鉴，唐太宗前后两次拒绝深入敌后进行偷袭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兵力的严重不足，补给的困难和不适宜作战的冬季的即将来临使得征辽大军不得不班师回朝。有了这次不成功的经历，按照太宗处理内外关系的原则，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在此发动对高句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了。因此他采纳了大臣的建议，即用小股部队对高句丽进行袭扰。从后来太宗准备二征辽东的情况来看，这一举措在当时很可能只是太宗的无奈之举，然而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贞观二十一年开始的袭扰让高句丽军民疲于奔命，国力也迅速下降。最终在百济被消灭后于总章元年被唐罗联军所灭。
[ 本帖最后由 平章军国事 于 2009-4-22 07:34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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