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玉苟盉》“穆王”为生称说

子乔

新见《玉苟盉》“穆王”为生称说

作者：子乔


（按：本文首发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学者文库，2017年10月12日，这里发表的有所修改补充。）


西周王号是“生称”还是“死谥”，是先秦史和古文字领域长期争论不决的问题。“死谥说”本来是一种历史悠久、并无异议的传统说法[1]，而“生称说”自王国维先生首倡以来[2]，曾经被学术界广泛接受而成为一条金文断代的基本原则。但是“生称说”一直存在争议，特别是近三十年，其地位逐渐被动摇，“死谥说”则向成功翻案不断迈进。

笔者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是赞同“生称说”的，十几年前曾经撰文质疑当时兴起的“死谥说”[3]。本文无力也无意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探讨，故而不再赘述有关学术史[4]，只是想对新见材料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近日，笔者读到了吴镇烽先生的《懋尊、懋卣考释》[5]和《新见玉苟盘玉苟盉小考》[6]两文。吴文介绍了新见的四件西周青铜器及其两篇铭文（尊、卣铭文相同，盘、盉铭文基本相同）。两篇铭文中均出现了“穆王”之称，其中有一件玉苟盉（见图1），其铭文如下：

“唯正月初吉丁卯，王在湿宫，玉苟献凤圭于穆王。蔑苟历，赐郁鬯。苟对扬穆王休，用作父乙簋，子孙其永宝。戉箙。”（见图2、图3）

在此器的真伪问题上，铭文发表之后，立即遭到王恩田先生的质疑，主要理由是“玉苟献凤圭于穆王”这一句与古制不合，包括“冒（瑁）圭制度”和“工商食官制度”。

王恩田先生说：“在古代只有天子赐给诸侯玉圭，从来没有诸侯、臣民献给天子玉圭的事例。……诸侯即位，天子赐以圭。诸侯死，要把圭返还给天子的制度，即所谓冒（瑁）圭制度。”如果“玉苟”是玉器仓库“玉府”的负责人，他“拿出由他负责保管的‘凤圭’……‘献凤圭于穆王’，属于行贿。穆王如是明君，……应治他企图腐蚀国君的行贿罪”；如果“玉苟”是“攻玉”的工人或“雕琢玉器的高级工师”，“根据‘工商食官’制度，雕琢‘凤圭’的工场，属于国营企业。‘凤圭’，属于国家财产，……如果送给国王，同样属于企图腐蚀国王的行贿罪。玉苟盘、盉铭文的作者，不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却杜撰出‘玉苟献凤圭于穆王’这类不合情理的铭文，笃定属于伪作。”[7]

显然，以上理由说服力不强。试想：如果不是有人先将玉圭献于天子，天子又何来玉圭赐给诸侯呢？“玉苟”不论是“玉府”的负责人还是雕琢玉器的工师，他“献凤圭于穆王”并因此受到“穆王”的赏赐，都是合情合理的，所谓“企图腐蚀国王的行贿罪”没有任何根据。因此，这一句并不能证明铭文是伪作。

在此器的断代问题上，吴镇烽先生认为“穆王”是谥号，故而将此器定在恭王初年。但是笔者认为，此器的“穆王”非但看不出是谥号，反而有生称的迹象。

想要探讨《玉苟盉》中的“穆王”，有必要先对《玉苟盉》发表之前金文中“王”的出现情况进行梳理。刘雨先生曾经发表《金文中的王称》一文[8]，总结得非常全面，但是该文的目的与本文不同。以下是根据本文的目的进行分类的，选取的范围也没有刘雨先生那样广，仅限于金文中与文献的正式王号相对应的“某王”（也即与“生称”或“死谥”有关的），大致有三类：


第一类：铭文只出现了“王”或“天子”，而并未出现王号（“某王”或简称“某”）。

这样的铭文很多，例不备举。“王”或“天子”显然就是时王，如果对先王这样称呼，就会与时王混淆，显得对时王不够尊重——仍以“王”称呼先王，是不承认时王的合法性吗？按：刘雨先生文中的“时王美称”等归入此类，如“休王”（《效父簋》）、“卲（昭）王”（《㝬钟》）、“穆王”（《无叀鼎》）等，这里不看作是王号。下文“某王”均不包括这些情况。但是有学者认为，“昭”亦可训为“见”，而“穆王”可能就是指先王穆王[9]，笔者认为此二说较胜，“时王美称”如果与先王的王号重复，似乎有些不妥。如是则此“穆王”亦可归入下一类。


第二类：铭文出现了王号，大部分同时出现了“王”或“天子”，小部分只有王号，但根据文意或其他因素，可以断定称呼王号者是先王。

例如：《天亡簋》“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集成4261）、《德方鼎》“延珷祼自镐”（集成2661）、《成王方鼎》“成王尊”（集成1734）、《作册大方鼎》“公朿铸武王、成王异鼎”（集成2758）等。同时出现的“王”或“天子”则是时王，理由同上。这一类在理解上没有分歧，而下一类则对王号的理解存在严重的分歧。


第三类：铭文出现了王号，大部分同时出现了“王”或“天子”，小部分只有王号，但是称呼王号者似乎就是时王。

这就是所谓“生称王号”的现象，然而学术界对此并没有一致的意见，《玉苟盉》发表之前见于以下诸器，又分为三个子类：


1、只出现王号：

《献侯鼎》:“唯成王大祓在宗周，……”（集成2626）
《内史亳觚》：“成王赐内史亳醴祼，……”[10]

2、先出现王号，后出现“王”或“天子”，直到结束：

《利簋》:“珷征商，……王在阑师，……”（集成4131）
《长甶盉》:“穆王在下淢位，穆王飨醴，……穆穆王蔑长甶……敢对扬天子丕丕休，……”（集成9455）
《十五年趞曹鼎》:“恭王在周新宫，王射于射庐，……敢对扬天子休，……”（集成2784）
《五祀卫鼎》:“厉曰：‘余执恭王恤功，……’……唯王五祀。”（集成2832）
《匡卣》:“懿王在射庐，……王曰：休。……对扬天子丕显休，……”（集成5423）
《懋尊》、《懋卣》：“穆王在郑，……敢对扬天子休，……”[11]
按：《五祀卫鼎》的“恭王”只是在人物“厉”的话中出现，这句话连证明恭王是铭文语境中的时王都做不到，更别说证明恭王是铭文写作时的时王了（其他的“某王”至少是铭文语境中的时王）。只是传统上曾经将其列为“生称王号”之例[12]，所以这里也暂且列出。

3、先出现王号，然后“王”与王号交替出现：

《遹簋》:“穆穆王……呼渔于大池，王飨酒，……穆穆王亲赐……敢对扬穆穆王休，……”（集成4207）


第三类情况比较复杂，学术界有三种理解：

(1)、王号为生称，“王”是省略语，两者（包括“天子”）为同一人。铭文是在记录其写作时在位的王的活动。
(2)、王号为死谥，“王”是省略语，两者（包括“天子”）为同一人。铭文是在追述其写作时已故的先王的事迹。
(3)、王号为死谥，是指先王，而“王”或“天子”则是指时王。铭文是先追述先王的事迹，再记录时王的活动；或者是先王（当时的时王）和时王（当时的太子）同时参与了所追述的往事。

第(1)种就是常见的“生称说”，第(2)种就是常见的传统的“死谥说”，此处均不赘引，第(3)种则是一种新出现的“死谥说”，据笔者所见，代表学者是曹汉刚先生，其目的是对器主人受赏和铸器（写铭文）之间的“时间差”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13]。

先以《利簋》为例。

第(1)种理解是：武王甲子日克商，7天后的辛未日（第8天）赏赐了利，利在武王在世时铸成此器，以表达答谢、赞扬和炫耀之情。

第(2)种理解是：武王甲子日克商，辛未日赏赐了利，利在武王去世并获得谥号之后铸成此器。按：假设“珷”为谥号且武王去世后马上获得了这个谥号，从利受赏到武王去世，至少有一年零十个月，即使减去利在军中可能无法铸器的时间，也至少有一年零八个月[14]，另有武王克商后在位三年或四年之说[15]。如此长的时间差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第(3)种理解是：武王甲子日克商，其去世后的某个辛未日，成王“在阑师，赐右史利金”。按：曹汉刚先生认为，这样就可以合理地解释上文的时间差了。站在曹汉刚先生的角度，笔者对此说有如下补充：克商之时，太子诵可能尚且年幼[16]——当然也可能已经成年[17]——所以这里并没有理解为太子诵在克商后7天的辛未日赏赐了利；而且，铭文在提到“王”之后未再出现“珷”的活动，这使得将辛未日定于成王世成为可能。但是《遹簋》和《十五年趞曹鼎》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再以《遹簋》和《十五年趞曹鼎》为例，前2种理解从略。

第(3)种理解是：《遹簋》“呼渔于大池”的“穆穆王”是先王，而“飨酒”的“王”是时王，也即恭王，当时以太子的身份主持飨酒礼。铸器时已是恭王世，故必须称其为“王”，并以谥号“穆王”称呼先王。《十五年趞曹鼎》“与遹簋类似，铭文追记恭王十五年事，由当时的太子代替年老的恭王‘射于射卢（庐）’，而铸鼎时恭王已逝，太子已继位，故铭文须以‘恭王’和‘王’分别称呼当年的王和太子。”[18]


梳理完毕，现在我们来看《玉苟盉》。此铭属于上文所列的第三类，但是与以往所谓“生称王号”的铭文有明显不同，可以列为第4个子类。以往所谓“生称王号”的铭文，第一次提到王，都是称呼王号（“某王”或简称“某”）。然而，《玉苟盉》却是先称呼“王”，然后再称呼王号：“王在湿宫，玉苟献凤圭于穆王，……苟对扬穆王休，……”也即，第一次提到王只称呼“王”，而不称呼王号。

笔者认为，如果第一次提到王的时候称呼王号，在字面上确实可以有两种理解：或为时王（生称），或为先王（死谥）；但是如果第一次提到王只称呼“王”，则意味着此“王”必然是时王。如果“某王”是死谥，而铭文作者的本意是追述这位先王的事迹，那么第一次提到之时，必然会用“某王”这个谥号，否则就会与时王混淆，引起误解。第一次称呼王号，后文如果需要再次提到，则可以简称“王”或称“天子”，这在行文上并不会引起误解。当然，也没有谁会规定，后文都必须简称“王”或称“天子”而不能再称呼王号，所以有《遹簋》那种格式。

弄清了“王在湿宫”的“王”是时王之后，我们再往下看：“玉苟献凤圭于穆王”，这个“穆王”和前面的“王”是同一个人吗？从文意看，显然是的，没有别的可能。

如果按上文第(2)种理解，则只能认为铭文第一次出现的“王在湿宫”的“王”是先王，然而前面已经说了，这会与时王混淆，也与金文惯例不符。如果按上文第(3)种理解，则铭文的意思只能是：当时的太子（铭文写作时在位的王，即恭王）在湿宫，而玉苟献凤圭于当时的王（铭文写作时的先王，即穆王），然而这合理吗？能讲通吗？

所以，正确的理解只能是第(1)种：“穆王”就是铭文写作时在位的王，“穆王”就是生称。


“生称王号”问题不仅涉及先秦史和金文的知识，还有很多逻辑因素。逻辑是任何学科的任何研究都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对“生称说”和“死谥说”而言，也都是如此。下面笔者想借这个机会简单地谈一些看法。


一、《玉苟盉》最多只能证明该器自身作于穆王在位之时，不能直接证明《遹簋》、《长甶盉》等的“穆王”也是时王。因为上引所谓“生称王号”诸器，各自情况皆有不同。

笔者认为，《利簋》和《十五年趞曹鼎》的记事时间可以确定到精确的王年（武王克商之年和恭王十五年），所以按“死谥说”推算出的受赏和铸器（写铭文）的“时间差”较长甚至很长[19]，很不合情理，因此分别作于武王世和恭王世的可能性更大。类似的还有《内史亳觚》，涂白奎先生的观点可备一说：赏赐物是醴酒，无法长期保存，故而作器不可能拖到成王得谥之后[20]。

而其他诸器，要么无法得出很长的“时间差”（如《献侯鼎》等）[21]，要么不涉及王的赏赐（《五祀卫鼎》），理论上确实不能排除是该王去世后所作的。即使是持“生称说”的学者，也不宜否认这一点，因为某篇铭文“生称王号”，并不能证明其他铭文也是如此，而且“死称之”也并不能否定“生亦称之”的可能，承认“死称之”对“生称说”无害。

常金仓先生认为：“古代铸器为名，目的是用祖先的丰功伟绩激励和教育子孙，以保持家道长盛不衰”，因此往往在受赏以后很长时间才铸器[22]。我们当然承认，常先生所言是铸器的目的之一，但是细读有关铭文，体会语境文意，不难发现，铭文语意前后连贯，器主人都是因受赏而铸器，其首要目的显然是表达对赏赐者的答谢和赞扬，并炫耀自己的光荣。特别是“对扬某某休，用作某某器”的格式，这种意味就更加明显了，看不出常先生所说的情况。

常先生还说，一些学者之所以有“错误假设”（受赏之后会马上铸器），是因为他们误将“用作”训为“用来作”，其实“用”应该训为“因而”。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也是不存在的。“用”可以训为“因而”是基本常识，而且《遹簋》等器的赏赐物中并没有铜料和货币，“用来”无处着落，“用”只能训为“因而”。对此，持或曾经持“生称说”的学者都一清二楚[23]。

其实，对于金文“用”的意义和用法，赵诚先生早有专文论述[24]，笔者最近也有讨论[25]。笔者赞同常先生《利簋》“用”应训为“因而”之说（但训为“用来”也不算完全错），不过，笔者对这种解释的意味，却有不同看法。“因而”是在强调铸器和受赏的因果关系，是一个连词，所以铭文的语意是前后连贯的，如前文所述，我们看不出在很久以后仅仅为了激励、教育子孙才铸器的迹象。今天受到王的赏赐和表扬，过了几年才想到要纪录下来，表示答谢、赞扬和炫耀，古今中外都不会如此。


二、即使有些所谓“生称王号”之器是该王去世后所作，也不能证明该王在位时就没有这个王号。因为“生称说”从王国维先生开始，其观点就是“死称之，生亦称之”[26]；而“死谥说”却往往喜欢用“死称之”的现象去否定“生亦称之”的可能。这是“死谥说”常见的一个逻辑错误。从逻辑上说，如果某篇铭文可以证明某个王号是生称，那么其他以此王号称呼先王的铭文，是无法推翻这一事实的。因为没有谁会规定，生前的王号去世后就不能再用。[27]


三、“死谥说”还经常问道：如果王在位时有美称（指王号），为何金文称呼时王多数只用“王”而不用美称呢？这是想以统计比例作为依据，应该说这种思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有如下问题需要考虑：

1、王在位时有美称的情况未必贯穿整个西周，很可能只是孝王之前如此。这样分母就减少了，更不能以全部两周金文为分母。

2、王未必刚一继位就能立即获得美称，比如“武王”即使是生称，也应该是在《逸周书•世俘》“武王成辟”之时或稍后才产生的（至少是在牧野之战胜利后，不会更早）。这样分母就又减少了。

3、有美称，也不一定每次都必须使用。就算后世称呼伟人或领导，也没有谁会规定，每次都必须加上“伟大”、“尊敬”这类修饰词。

总之，这种统计的思路只能起到辅助的参考作用，而不能以之否定铭文本身直接体现出的迹象，如《内史亳觚》和《玉苟盉》的情况。


四、接着上面的问题，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即使金文中的王号用得比单称的“王”要多，或者《天亡簋》出现了“武王”，写作“武王有大礼，……衣祀于武王丕显考文王，……武王乍庸”，又能如何呢？“死谥说”一样可以解释成：

“以王号称呼铭文语境中的时王的青铜器，都是该王去世后纪念他的作品，铭文追述先王事迹，所以在语境中先王似乎仍然在世；《天亡簋》出现‘武王’谥号，当作于成王世，追述武王在‘天室’祭祀的往事。”

“死谥说”的基本思路一直是：如果铭文对纪录其活动的王（语境中的时王）只称呼“王”而不称呼王号，则以之作为该王无生称的证据——有生称为何不用？但如果称呼王号，则又会说该器是该王去世后所作的，是追述先王的事迹。总之，永远正确。这看起来似乎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却是一种逻辑错误。可能有人会问：那么“生称说”看到称呼语境中的时王的王号，就说是生称；而看到对语境中的时王只称呼“王”，却又说不能证明没有生称，这不也是“永远正确”的逻辑错误吗？

其实，这两种情况是不同的。首先，并非所有持“生称说”者都认为，称呼语境中的时王的王号就一定是生称，至少笔者不这么看，如前所述，笔者认为还要参考其他因素。其次，正所谓“证有易，证无难”。“有”，在逻辑上属于“存在”，只要存在一篇铭文可以证明是“生称王号”，那么至少这位王就是有生称的；然而“无”在逻辑上属于“全称”，只有证明一定范围内的全部铭文都不存在生称，才能证明没有生称。从逻辑上说，仅凭单称“王”的情况（尽管是多数），确实不能证明没有生称。


所幸，《玉苟盉》的出现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材料，其铭文先称呼“王”，然后再称呼王号：“唯正月初吉丁卯，王在湿宫，玉苟献凤圭于穆王”。第一个“王”显然是铭文写作时在位的王，而后面的“穆王”又显然与之是同一人。由此可知“穆王”必然是当时在位的王，而非先王，也即西周诸王的王号中，至少“穆王”是“生称”，而非“死谥”。


2017年10月11日 初稿
2017年10月12日 首发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学者文库
2017年10月15日 修改补充


【图片（采自吴镇烽：《新见玉苟盘玉苟盉小考》）】

玉苟盉

玉苟盉

玉苟盉铭文照片

玉苟盉铭文照片

玉苟盉铭文拓片

玉苟盉铭文拓片


【注释】

[1] 《逸周书•谥法》：“唯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攻于牧野之中，终葬，乃制谥叙法。”；《谷梁传•桓公十八年》东晋范宁注：“昔武王崩，周公制谥法。”等等。

[2] 王国维：《遹敦跋》，《观堂集林》（附别集），中华书局，1959年6月，第895页。

[3] 子乔：《关于西周前期王号的“生称”和“死谥”问题》，国学网论坛，2003年8月4日首发，现该处文章已失，另见天涯论坛，2004年12月5日；最近的补充请看子乔：《〈利簋〉“珷”非合文补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学者文库，2017年9月20日，见该文注18（该文后来有所修订，改为注20，见“知乎”网站笔者的文集）。

[4] 参看黄鹤：《西周金文王号为生称或死称问题述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6期。

[5] 吴镇烽：《懋尊、懋卣考释》，《高明先生九秩华诞庆寿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第75页。

[6] 吴镇烽：《新见玉苟盘玉苟盉小考》，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学者文库，2017年7月10日。

[7] 王恩田：《说圭瑁——玉苟盘、盉铭文辨伪》，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学者文库，2017年7月15日；《说玉府与玉人——玉苟盘、盉铭文辨伪补证》，同上2017年7月27日；后两文合并以《新见玉苟盘、盉铭文辨伪》为题发表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9月8日7版。引文据后者。

[8] 刘雨：《金文中的王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4期。

[9] 此二说见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三卷，文物出版社，1988年4月，第280页、第313页。

[10] 《内史亳觚》发表于吴镇烽：《内史亳丰同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该器自名为“同”，这里仍按习惯称为“觚”。“豊（丰）祼”又见于《何尊》“复爯珷王豊祼自天”，高明先生读为“醴祼”，可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75页）。如此则器主人名“亳”而非“亳丰”，故称“内史亳觚”。

[11] 同注5。

[12] 庞怀清等：《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5期。

[13] 曹汉刚：《利簋为成王世作器考证》，《中原文物》2014第3期。

[14] 《逸周书•世俘》称武王在克商年四月回到宗周，《作雒》称武王“乃岁十二月崩镐”。“乃”读为“仍”，再也（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4页）。

[15] 李学勤：《武王在位有四年说》，《东岳论丛》，2000年第3期；杜勇：《清华简〈金縢〉有关历史问题考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年第2期；吕庙军：《清华简〈金縢〉与武王克殷在位年数研究》，《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李锐：《由清华简〈金縢〉谈武王在位四年说》，《学术交流》2015年第7期。

[16] 传世文献有武王去世时太子诵尚且年幼之说，如《礼记•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史记•鲁周公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等等，如是则几年前的克商之时，太子诵的年龄更小，甚至还未出生，不可能参与政治军事活动。

[17] 有不少学者都主张，武王去世时太子诵并不年幼，如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一），《考古学报》1955年第1期，第150页；启良：《武王崩成王不幼考》，《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启良先生相信郑玄武王“崩时九十三矣”之说，令人不敢苟同，但如果说“武王崩成王不幼”则是可信的。不过，即使太子诵此时已经成年，以其几年前克商之时的年纪，也不一定就能独立地参与政治军事活动。

[18] 以上对《遹簋》和《十五年趞曹鼎》的理解均见注13。

[19] 《利簋》的具体情况见上文“第(2)种理解”后的按语，《十五年趞曹鼎》的具体情况见注3。

[20] 涂白奎：《内史亳觚与西周王号生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学者文库，2012年6月12日，后发表于《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3期。

[21] 天子从去世到得谥，可能需要七个月以上（注20），这个时间差不算太长，还是有可能的。

[22] 常金仓：《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的两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

[23] 有些铭文如《利簋》等，在字面上可以解释成“用所赐之金铸器”。这虽然不如将“用”训为“因”更恰当（见注25），但它并非是导致“错误假设”的因素。因为并非所有“生称王号”之器的“用作”都可以解释成“用来作”，《遹簋》和《十五年趞曹鼎》的赏赐物中均不含铜料和货币，《长甶盉》和《匡卣》只是口头表扬。

[24] 赵诚：《甲骨文至战国金文“用”的演化》，《语言研究》1993年第2期。

[25] 子乔：《古文字“用”演化再论——兼说利簋“用”字》，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学者文库，2017年9月26日。拙文在赵诚先生的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用”由动词到介词再到连词的演化过程在商代晚期已经完成，因此《利簋》的“用”解释成连词训为“因”更好一些。

[26] 同注2。

[27] 第二、三、四两条涉及的“死谥说”的观点，均见杜勇：《金文“生称谥”新解》，《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以及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2月，第47-49页，更多的请看注4的述评。

子乔

来本论坛向各位老师学习，发近作小文一篇。《玉苟盉》属于新见器，真伪存在争议，进行研究是有风险的（器应为真）。不过王恩田先生的质疑显然不能成立，玉苟作为玉器仓库负责人或雕琢玉器的工师，献圭于穆王是合情合理的，难道王赐予诸侯的玉圭是自己做的？
王恩田先生在复旦网发表的文章中，还说此铭“错字连篇”，但未指出是哪些，而在后来发表于中国文物报的版本中，却又改称“有错字”，话明显往回收了，而且也仅仅指出了一个“错字”——“正”误作“子”。这还是吴镇烽先生原文已经提到的。
不过我认为，《玉苟盉》的“正”字左右两笔斜画是明显错开的，和“子”不同，只是整字看上去象“子”，但是仍能看出是从“止”的，不算错字。可见王恩田先生态度比较草率。我在本文中曾对此进行评论，但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王恩田先生去世的消息，于是就将评论文字暂时删去了，复旦网首发的版本里是没有这一部分的。现在的版本恢复了有关评论，但措辞进行了处理。

乾坤客

生称与死谥从逻辑上来看,是一个很难证明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即便有生称,死溢说者也可以说成是追述,而时间差这个东西,不是硬证.

乾坤客

簋中也出现了先“王”后“穆王”的现象。http://bbs.gxfxwh.com/thread-72813-1-1.html

子乔

乾坤客 发表于 2017-11-6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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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中也出现了先“王”后“穆王”的现象。http://bbs.gxfxwh.com/thread-72813-1-1.html

多谢乾坤客兄，是我漏引了，不过看到图片，确实奇怪，仔细研究之前，暂不敢引用。吴镇烽的《集成》和《续编》兄可有电子版？

子乔

更正：主人的名字应该是“茍（敬的初文）”，而不是“苟”，吴镇烽先生、王恩田先生的文章以及拙文都应该改过来，应称为《玉茍盉》或《玉敬盉》。“敬”古文字从“茍”，不从“苟”，后讹为从“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