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山人，并不在山中住。止无过老着脸，写几句歪诗。帚方巾称治民，到处去投刺。京中某老先，近有书到治民处。乡中某老先，他与治民最相知。临别有舍亲一事干求也，只说为公道没银子。
晚明万历年间，被称为山人的一群文人横行社会各处，对此，当时已有颇多文章加以冷讽热嘲。上面引用的诗乃为冯梦龙（1546-1605）所编《挂枝儿》中的一篇。冯氏评之谓：“描尽山人伎俩”，冯梦龙另一编书《山歌》也收有题为《山人》的作品，此篇通过山人和土地菩萨之间的一问一答讥笑山人管闲事的行径，亦为丑态毕露。总而言之，“昔之山人山中人，今之山人山外人”，山人之弊似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1、山人在城市的活动
沈德符（1578-?）的《万历野获编》一书中对山人有丰富详尽的记载，且所见也较为公允。其中《恩诏逐山人》一则（卷23）也提到山人歌：“恩诏内又一款，尽逐在京山人，尤为快事。年来此辈作奸，妖讹百出。如逐客鸣冤录，仅其小者耳。昔年吴中有山人歌，描写最巧，今阅之未能得十一。”按：所谓恩诏当指万历二十九年（1601）神宗以皇长子立为太子，顺便把其他诸子也册封为王时所下的诏书。其册封七子为桂王制敕的末后有云：“近来风俗，专以私揭匿名、或虚捏他人姓名，阴谋巧计，无所不至。久不申饬，致令四方无籍棍徒、罢闲官吏、山人游客，潜住京师，出入衙门，拨置指使，及左道邪术、异言异服、扇惑挟诈、是非颠倒、纪纲陵夷，甚为政蠹。”众所周知，神宗宠爱郑贵妃所生第三皇子常洵，故意拖延皇长子常洛的立太子，态度含糊，乃引起朝臣议论纷纷，不仅构成君臣之间的深刻对立，也致围绕此一问题的种种臆测、谣言满天飞，所谓晚明三大案之一的争国本就是。册封诸王的制敕中异乎常例，特别提到逐放京中山人游客，其实与此有关。
其实，对京中山人的逐客令，这并不是头一次，而在万历年间屡见不鲜。在《神宗实录》中有很多相关资料，可见山人的活动在当时已成为连皇帝也极为关注的严重的政治问题，万历三十一年皇帝还下诏称，“奸贼捏造诬词，动摇国本，离间朕父子兄弟骨肉之情，罪当大逆。（中略）山人游客，着严加驱屏，不许容留庇护。”
2、山人在边境的活动
除城市之外，另一山人活动的重点乃是边境的军事基地。万历年间战事频仍，其中所谓北虏南倭构成对帝国生命的严重威胁，而这些防备外侮的战争中也有山人的踪影。如《神宗实录》中记载的“山人墨客、星相罢闲诸人，求书引用，糜费钱粮”。神宗则批答：“游客诸人，假托谈兵，惑乱军事，在京者厂卫、巡城缉拿，在外者各该御史及管关主事访察，不许潜踪出入。”据此可知，当时在边境战场的明朝军队之中有不少的山人一类人物，且他们私自来往于战地和北京之间，干涉军事活动，压迫军费，严重影响军人士气。
这种情况已经比较普遍，隆庆五年（1571）蒙古俺答和明朝之间成立和议、互市重开之后，北方情势表面上似已稳定，却不久矛盾丛生，传统卫所制度的崩溃及互市庞大的开支压迫明朝的财政，导致很多问题，使得一些山人有机可乘，因此，在西北边境也有山人，干涉军事活动，而其被指责的行径又是传播流言、浮议横生，与城市的山人完全相同，当时边境军将与山人交游，成为普遍风气。如宁夏兵变中建立赫赫大功的萧如熏，《明史》卷239《萧如熏传》则云：“尤好延文士，倾赀结纳，取足军府。如熏亦能诗，士趋之若鹜，宾座常满。”
山人来往于城市边境之间，到处传递流言蜚语，造成政治军事上的种种混乱，晚明时期的内忧外患，都与山人息息相关。有明之灭亡，山人之辈似亦难逃其责任之一端，宜乎后世史家鸣鼓而攻之。
3、山人的功罪
以上所举，乃为《神宗实录》中有关山人的所有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以后的天启、崇祯年间的实录中，同样也有相关山人的记载，可视为万历年间的延续。而在万历以前的实录中则没有任何有关山人的记事。这并不代表万历以前没有山人的活动，而意味着山人的活动到万历年间始成为社会、政治上的大问题，受到上自皇帝下至文人乃至唱山歌的一般百姓普遍的关注。山人之活动始盛于万历年间，当与此时社会转变有关。史家一般认为晚明社会最大的特征是整个社会的趋向商业化，而在商业化的社会当中信息的传递是不可或缺的紧要因素。前面提到的资料几乎众口一词地指责山人捏造流言蜚语，不过流言蜚语也是一种信息。山人所传递的是否全属流言蜚语，当时文献对山人的评价是否客观，似乎需要进一步的检验来证实。
另外，山人原来所指的是技术性职业的称呼，诸如医生星卜之类，而不是诗人墨客或隐逸者的雅称。这可从唐以后的大量资料得到证明，如李泌精究易象，长于鬼道（《旧唐书》卷130）；陆游的《新裁道帽示帽工》（《剑南诗稿》卷39）把制帽的匠人叫做山人；甚至盗墓为业者亦称山人（《辍耕录》卷19“山人封生业盗冢”），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具有山人伎俩却在世俗谋生，商贾、工匠、医生、卜人在城市中采取市隐姿态，在东亚近世社会中相当普遍。晚明山人的猖獗，毋宁说是自古已然，于今尤烈。其中功罪如何，也待全面检讨。
4、结语
中国传统的士人，一直以从政视为终生目的，反言之，他们的生涯离不开朝廷官府。而晚明山人的某些部分，已然不依靠朝廷官府，在经济上或精神上足以维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这就是晚明商业社会所产生的积极的一面，然而，这种独立人格，随着明朝的灭亡一旦消失。
（本文是提交“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节选，原题为《晚明山人余安期的活动》。作者为日本京都大学教授） |
发表于 2009-5-13 00:40: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