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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士不知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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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8 21:58: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乾隆五年(1740)秋,北京死了一个石匠,其丧事之风光轰动了京师,达官贵人接踵而至,内阁九卿纷纷往吊,连三朝元老张廷玉也差人送帖。原来该石匠生前承包皇家工程,死后留下巨额家产,又无儿女,义孙义婿争执不下,于是各自拉拢达官贵人以助声势,前去祭吊的官员可按品级分获5002000两的酬谢,众官僚自然趋之若鹜。詹事府詹事陈浩竟流连忘返,在丧家陪吊数天。乾隆帝闻讯为之大怒,痛斥:“身为大臣,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跪拜,九卿纵不自爱,其如国体何!”(《清高宗实录》卷129,乾隆五年十月下,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这只是清代士风下流的一幕。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注重气节和修养,为人居官推重信义、忠诚、刚直、清廉。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士大夫们越发难以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凛然的气节了,士风下流成了封建社会晚期的严重问题。有清一代,官僚士大夫们大多没有思想,没有节操,为追求荣华富贵,不惜奴颜婢膝,丑态毕现。嘉庆初,洪亮吉曾经指出“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清史稿》卷356,《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77年),后来龚自珍更明确地将之概括为“士不知耻”(《明良论二》,见《龚自珍全集》第31页,中华书局1975年)。清朝皇帝对此似乎也深恶痛绝,试图整顿士习,提倡忠节,希望士大夫能“人各自爱”。但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士不知耻的局面恰恰是他们一手造成的,甚至可以说某些方面还是他们所希望的,清朝士风下流的每一步都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


首先,清朝入主中原使士大夫信仰体系中的一部分与明王朝一同崩溃了。尊王攘夷、忠君爱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但是鼎革之际,出卖国家、君主者得到了荣华富贵,忠君爱国者却颠沛流离,死无葬身之地,这颇令士大夫们痛苦和迷惘。戴名世在《醉乡记》中描绘的“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目为之眩,心为之荒惑”的“醉乡”景象,正是这种是非颠倒、忠奸易位的写照;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正是士大夫迷惘、彷徨的倾诉。在这种情况下,未失节者愈发难以保持气节,已失节者索性没有了顾虑,士风下流便无法挽回了。

其次,清朝统治者为了确立起至高无上的皇帝权威,对士大夫的独立人格进行刻意的摧残。其手段有二:其一,以清除朋党、立社为借口,以文字狱等形式,对文人士大夫大加打压。从金圣叹的“哭庙”大案开始,明史案、南山集案等层出不穷,惩治手段之残酷,打击范围之广,为中国历史之最;手段之二是以犬马待臣下,命其剪发易服,令其“朝见长跪,夕见长跪”,“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明良论二》,见《龚自珍全集》第31页)。大臣们处处观察皇帝的颜色行事,稍蒙赏识,便洋洋自得;皇帝稍有不悦,便头抢地而出,另寻获宠之法。清王朝“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结果是“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古史钩沉论一》,见《龚自珍全集》第20页)。往昔立朝棱棱的士大夫如今成了一群媚态十足的奴才。

最后,清朝官僚体制必然会造成士大夫的无耻。这一体制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臣子的赏罚升迁由皇帝决定,下级的赏罚升迁由上级决定,于是,能否获得皇帝和上司的好感就成了能否做好官的关键。而皇帝、上司又多刚愎自用、喜谀恶刚,为此,士大夫有的“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有的“甘言媚词,作妇人之状”,有的不顾年事已高,向权臣执门生之礼,甚至有人与上司的仆役称兄道弟,种种丑态不一而足。二是雍正以前俸禄极低,不足以维持官吏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士大夫们为谋得一个效益好的职位不惜“昏夜乞怜”,“人前长跪”,而一旦谋得这个职位后又大肆搜刮。州县官贪赃一部分肥私,一部分送给督抚,督抚再拿出一部分贡给皇帝,官官相护,整饬吏治寸步难行。雍正以后虽由国家发给官员廉政补贴,但官场贪风仍旧积重难返。三是做官讲究资历,压抑了人才,消磨了士大夫的气节。据推算,若30岁入仕,官至一品,例须35年,极速亦需30年,这个年限是“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在这种体制下,资历浅者“积俸以俟时”,资历深者“安静以守之”(《明良论三》,见《龚自珍全集》第3334页),“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臣节之盛,则扫地尽矣”(《明良论二》,见《龚自珍全集》第31页)。

以士大夫们的无耻为代价,清朝皇帝确立起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出一言而盈庭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但是,士不知耻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士大夫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贪官污吏激起了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道咸以降,国家多事,士风下流日甚一日。191110月,武昌城里响起了起义的枪声,清王朝终于吞下了自酿的苦酒,几个月内,上自总理大臣,下到各省督抚,都摇身变为“革命者”。19122月,王朝彻底崩溃于士大夫的集体背叛中。当时的国际舆论对此颇为不解,因为欧洲革命时,反动势力大多流亡国外,而在中国他们却直接投身革命队伍。面对这道“难题”,人们或许更会认同龚自珍的名言“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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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7 20:41:42 | 显示全部楼层
士大夫无耻是谓国耻,想想吧,汉唐宋明时候的知识分子哪个不是高洁傲岸,满清以后呢,当时的龚自珍怎么说的?“避席未闻文*字*狱,著书皆为稻粱谋”就是他们的精神面貌的生动写照,虽然汉唐宋明时候也有强势的帝王,但知识分子的风骨并未因此而软化,满清以后呢,剃发易服的精神征服,文*字*狱的迫*害,博学鸿儒的笼络,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对于文化典籍的毁灭,这一系列的文化独*裁政策造就了满清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只要为了难言苟活于世没有任何良知底线,早已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真实含义,说真的,他们不配称为知识分子。我们的知识分子要想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就不能学清儒,而是应该以先秦、两汉、隋唐、宋明时候的知识分子为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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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夫子 该用户已被删除
发表于 2012-4-27 20:55:48 | 显示全部楼层
士大夫无耻是谓国耻,这个很对。

有清一代,有他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潮流,我们不能拿现在的想法要求古人,不是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吗?所以也不能一概抹杀,要具体的分析其得失,这样才更有益于今天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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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17 22:32:38 | 显示全部楼层
不能全赖清朝,很多事情的发生应该是相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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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18 20:28:20 | 显示全部楼层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从汉武尊儒开始,皇帝的私心可以得到满足,但是要后代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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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11 23:44:50 | 显示全部楼层
众人岂不知我朝文人更无骨气,不仅无骨气,现在又多了痞气、匪气乃至脂粉气。满清士人固然无耻,但尚有乾嘉之学术、清末之思潮,我朝又有什么。满清文人“士不知耻”,我朝文人竞相为耻,这才是“国之大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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