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朝千里 于 2017-12-19 16:24 编辑
西方伪史抄袭中国历史、窃据文明源头 ——“苏美尔历史”起源揭秘
诸玄识、董并生
西方列强在塑造西方中心论的过程中，最初在16-17世纪编造了古罗马帝国的故事，其后在17世纪70年代到18世纪70年代，又虚构了古希腊文明，并将其奉为西方文化的鼻祖。期间，由于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不断将中国的信息传入欧洲，造成欧洲基督教历史观的混乱。于是，为了维护其“圣经历史编年”的合理性，于是又开始虚构“古埃及”、“古巴比伦”乃至“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历史。这就是东方主义的发端，其目的是为了抵消中国历史对西方社会所造成的思想冲击，同时维护其在全世界的殖民利益。
在虚构古罗马帝国、古希腊“古典文明”以及东方主义的古埃及、两河流域“古老文明”的最后时段，西方中心论制造者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文化十字军”运动，编造出一个全面超越中华文明的“人类第一文明”，这就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展开的——“苏美尔文明”的考古造假运动。
本文旨在揭露“苏美尔骗局”（Uncovering The Sumerian Hoax）的真相。
一．“苏美尔文明”不具备可信性
“苏美尔文明”指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古文明，其范围大约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流域。
我们已经充分揭示，所谓古老的“埃及文明”出于欧洲学者们的集体虚构。尽管如此，对于“古埃及”概念来说，在19世纪的尼罗河流域还可以见到许多“古代遗迹”；而在两河流域，作为欧洲冒险家的旅游者们，除了见到一望无际的平原以及平原上的几座土山丘之外，见不到其它东西。正是在这样的地方，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的语言学家及搜寻古董的学者们竟然“发掘”出了一个消失已久的“古代文明”世界……
“关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现，甚至更加动人听闻。在尼罗河流域还一直可以看到已经消逝的伟烈丰功的无数遗迹，而美索不达米亚则辽远而又不易到达，冒险的游历者除平原上的几堆土山外，找不到什么东西。一个消逝了的世界，又是由于语言学家和发掘者的共同努力而被发现了。”[1]
这些所谓的“语言学家”与发掘者都有相关专业的学术背景吗？没有。这一领域的开创者是一些毛头小伙，其职业多为殖民军人或海外殖民外交官。
（一）“苏美尔文明”概念出笼的经过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好生了得
“这一文明对推动人类的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地区孕育了许多世界之最：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最早的议会制度雏形；最早的国家行政学院；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灌溉农业，开展了人类最早的对外贸易，实践了最早的封建租佃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人类最早的公司形式，最早的职业经理人，最早的股权激励形式；诞生了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学校，最早的图书馆；出现了第一次社会改革，第一部法典，第一部法律判例，第一部农人历书，第一部药典；产生了最早的宇宙观，最早的伦理观，最早的人本观，最早的科学知识；流传着最早的史诗与神话，最早的寓言，最早的谚语和格言，最早的爱情诗，最早的《圣经》故事原型等等。”[2]
一个年轻人“发现了”古巴比伦
“重新发现”巴比伦的是一个名叫克劳狄乌斯•詹姆斯•里奇（ClaudiusJames Rich，1787-1821年）的法国年轻人。他出生的在法国东部的城市第戎（Dijon），在布里斯托尔长大，自学了突厥、波斯、阿拉伯、希伯来、叙利亚文以及中文。17岁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军队做见习生，后来曾在开罗担任英国在地中海地区总领事，之后担任英国驻巴格达的常驻代表。里奇于1811年首次访问巴比伦，游览观光了10天。他描述并观测了紧挨幼发拉底河的方圆大约2.5英里的一处废墟。[3]这就是“重新发现”巴比伦的最初情况。
“只有从学者们能够对于在两河流域地区所发现的铭文和古物加以科学研究的时候起，对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各族人民的历史和文化的真正研究才算开始。最初的各次发掘是包塔在19世纪中叶开始的，他侥幸地在霍尔萨巴德发现了亚述王萨尔贡宫殿的废墟。1845年到1851年间，赖亚德所进行的多次发掘收获特别大。他发现了亚述的首都卡拉赫和尼尼微的废墟。……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是赖亚德在亚述宫殿废墟发现的铭文。拉萨姆和斯密斯继续赖亚德的工作。他们的发掘给亚述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材料。”[4]
值得注意的是，里奇到访巴比伦废墟、重新“发现巴比伦”时年方24岁，是一名年轻的供职于大英帝国的殖民官员，并非什么考古学家。他在17岁前自学多种外语、包括中文的简历，令人难以置信。
“亚述学”开创者为士兵或官员，并无专业学养
更有甚者，创立作为“苏美尔文明”基础的“亚述学”并非学者，而是欧洲海外殖民军队的士兵以及外交官们！他们处理学术问题，就好像在执行军事任务一般，保证完成任务，于是就真的开创了这门考释楔形文字的“大学问”。“在几十年热衷于考古发现和识读碑铭的浪潮当中，一些士兵和外交官对学术研究如同处理军事问题一样执着，结果是他们发明了亚述学。”[5]
“公开发表的报告有一个直截了当的标题《根据外交部的指令和法兰西研究所的指示游览波斯》。因此，在西亚的第一个大规模发掘活动出自两个政府公职人员之手这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这两个人就是法国人保罗•埃米尔•博塔（Paul Emile Botta）和英国人奥斯坦•亨利•莱亚德（Austen HenryLayard）。正是这两人将世界的注意力引向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财富。”[6]
对亚述首都的“考古”发掘
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有效开展，始于奥斯坦•亨利•莱亚德（1817-1894）及其对尼尼微的发掘。
莱亚德生在巴黎，长在瑞士和意大利，16岁时到伦敦学习法律，一学6年。1839年，他动身前去锡兰，中途在君士坦丁堡英国大使馆找了份工作，在该地工作了两年。期间，英国大使斯特拉福•坎宁因博塔发掘赫尔萨巴德的成功激起了对古物的兴趣，于是发起资助莱亚德首次发掘尼姆鲁德（1845年）。
按照20世纪的标准，这些发掘是极端原始的。无论对于莱亚德还是博塔而言，发掘的目的无非是想得到能再起国家博物馆内的展示的古建筑上的雕像和墙壁上的浮雕。大批工人沿着宫殿的墙壁尽可能快速地挖掘探沟或隧道，所有易碎的物品——石灰石和金属器物以及泥灰墙上的壁画——只要一暴露到空气中，便立即蜕变分解。
1847年，莱亚德开始将他发现的文物运往英国。1848年10月这批珍贵的货物抵达伦敦，随后在大英博物馆展出。
这时，释读楔形文字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考古重点也从发现艺术品转为寻找古文献和铭文。莱亚德对尼尼微的辛纳赫里布王宫进行广泛发掘，找到了王室图书馆的大部分遗存，发现了几乎有3公里长（2英里）、带有71个房间和门厅并饰有浮雕的墙壁。这座图书馆收存了难以计数的一时难以理解的泥板文书，后来才知道它们是有关亚述宗教、文学、政治详情的重要史料。
不到10年时间，博塔和莱亚德便发现了亚述三个首都的遗址，即赫尔萨巴德、尼姆鲁德和尼尼微。[7]
“苏美尔”概念的来历
以上所述就是“亚述学”的缘起。而亚述学为所谓的“苏美尔文明”提供了支点，其关键在于楔形文字的“识读”（猜谜）。首先，“苏美尔”一词就是来源于对楔形文字“识读”的结果。
“古希伯来人和古希腊人把苏美尔地区当成巴比伦，即操塞姆语的巴比伦人的故乡。……早期出土的大部分楔形文字文献，都以现在被称为阿卡德语的塞姆语写成，因此，塞姆人被认定为苏美尔地区的原住民和楔形文字的发明者。而随着对这些文献研究的日渐深入，人们发现文献上的楔形文字并没有某些塞姆语所特有的语音符号……
1869年，法国学者朱利斯•欧佩尔特（Jules Oppert）在法国古币和考古学会人种和历史学部发表演讲，提出讲这种奇怪语言的民族的名称，可以在记述早期统治者的铭文中发现。在铭文中，这些统治者被称为‘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他推论，既然阿卡德肯定是指一处属于塞姆人的土地，那么苏美尔就应是指一处非塞姆人的土地，而其居民——苏美尔人——则是楔形文字的发明者。他第一次把发明楔形文字的非塞姆人及其语言命名为‘苏美尔人’和‘苏美尔语’。”[8]
（二）楔形文字的“识读”方法属于“猜谜”
西方学界对“楔形文字”的释读缺乏科学性
对古巴比伦楔形文字的“释读”与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一样，是西方学者们在十九世纪开始的。与其说是“释读”、“破译”，不如说是“猜谜”，而“找到”破译这些文字“钥匙”的人，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学者、大多是些二、三十岁的愣头青。
法国人商博良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第一人，当时32岁（1822年），“破译”方法为“猜谜”；首位“破译”西亚楔形文字的人是德国人，名叫格罗特芬德，当时27岁（1802年）；而英国人罗林森在25岁（1835年）时、又一次独立“破译”了楔形文字。商博良开始研究古埃及学时据说是年仅十一岁的儿童。整个学术界对于“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就建立在这样一位法国小伙子“猜谜”的基础之上。
格罗特芬德是德国一名中学数学教师，据传有一次打赌说他能够破译古波斯楔形文字，然后琢磨一下就“破译”出来了。罗林森既不是学者、也不是教授，当时只是一名被派往波斯的英国年轻军官，出于一时的兴趣就轻而易举地“破译”了古波斯与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并将其译文及论文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世纪这两位欧洲青年，在文字学“形、音、义”三要素中，只顾及字音，模拟假定“音值”，通过与伪书《希罗多德历史》中若干人名的发音进行比对，用“破译”或“猜谜”的方法，将消失了千年、乃至几千年的三种古代语言或方言准确、无误地完全揭示出来，形成了近代西方的“东方学”基础。
然而，以中国学术的标准来衡量，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东方学”可信度甚低；同时，《皇家亚洲学会杂志》是西方早期“东方主义”的刊物，是为英国殖民政策服务的工具，缺乏学术性、不足为凭。[9]
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如何释读？
“破译”楔形文字源于德国一名中学数学老师的一个赌注。
“人们一定难以相信，首先破译楔形文字竟是源于一个赌注，不过，这是千真万确的。……当初，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时，他还能从小小的图形中有所领悟，而破译楔形文字就难多了。19世纪中期后，博塔等人发掘的大量文物，给提高译解技艺提供了条件。然而，在破译楔形文字方面第一个迈出决定性步子的人，却是德国的一个叫格罗特芬德的中学数学教师。他译解楔形文字并非出于学究的好奇或学术的冲动，而纯粹是为了打赢一个赌。
1802年，也就是格罗特芬德27岁时，有一天他突发奇想，认为自己能够找到解读楔形文字的钥匙。当时他正和几个朋友一起喝酒，便对朋友说，用他的预感打了一个赌。而他当时手头唯一的资料，是几份波斯波利斯铭文的蹩脚摹本。经过一段时间苦苦钻研，格罗特芬德破译了波斯波利斯的起首10个字母，解开了当时最渊博的学者也无从解开的难题。”[10]
“楔形文字”比“埃及象形文字”难得多
“辨认楔形文字比埃及象形文字困难得无法相比。成功的第一步是汉诺威高等学校古典学术教授G.F. 格罗特芬德（1775-1853）获得的。他大胆地用奇妙的组合的办法，于1802年在尼布尔原件上认出了大流士、喜特塔斯皮和泽尔士这三位国王的名字，并发现11个最简单的、即波斯文的书写体的正确含义。”[11]
越难的东西、西方人破译起来反而越简单，破译者的年龄也越年轻！
G.F.格罗特芬德“破译”楔形文字的方法
“首先，格罗特芬德确定，楔形文字的确是文字而不是饰品。接着，他通过古希腊史学家的著作初步了解古代波斯的历史，已知波斯统治者居鲁士在公元前540年前后灭掉了巴比伦，为建立一个强大的波斯王国扫清了障碍。格罗特芬德认为根据这一史实可以作出推断，铭文摹本中至少有一栏文字代表统治者的语言。此外，有一组记号和另一组单独的记号经常在文中出现，他推断这一组记号可能代表「国王」这个词，而那个从左往右上方斜引的单独记号，可能是个分字符。这些推论因在其他铭文中有类似发现而得到了验证。
当时，他还不清楚铭文该丛哪个方向读，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是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但他很快发现大部分楔形文字的尖端不是朝下，就是朝右。两个楔形文字相交构成的角总是朝右开放。因此，他断言楔形文字应该从左往右读。当时只有一个欧洲人接受这一观点。
……当时他手头上的文字资料是从纪念碑上摹写下来的铭文，于是他暗自思忖：纪念碑上某些文字的书写方式，一般是常年不变的，比如他家乡墓碑上「长眠于此」几个字，就是他的祖父、曾祖父辈已经使用，而他自己的子孙也还要使用下去的。因此，新波斯时代纪念碑上的某些铭文，如引语或祝语等，应该可以在古波斯的纪念碑上找得到。
在这里，格罗特芬德充分使用了数学的逻辑思维，他先假定一组反复出现的楔形文字代表「国王」一词，那么第一个字应该是国王的名字，而且后面必然有一行斜行楔形文字作为分字符，下面的两个字中必会有一个代表「国王」。「国王」这个关键词，可以根据其反复出现的次数来加以识别。他注意到几乎所有的铭文中，在每一栏的开端，同一组楔形文字只有两种变体。根据他的推论，这组文字里应该有国王的名字。这种一致性是否意味着所有的铭文只谈到两位国王呢？根据古典套语的习惯，很可能他们之间存在父子关系。因而格罗特芬德按自己的理论演绎了下列图式：
X（国王），Z之子；
Y（国王），X（国王）之子。
正是根据这一推论，格罗特芬德成功地译出了楔形文字的最初几个字母，破译了波斯国王和亚塔薛西斯的名字。
【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古波斯铭文】格罗特芬德译为：
大流士，伟大的皇帝，众王之王，诸国之王，胡斯塔普斯之子，阿黑明尼的王朝的皇帝，是建这座宫殿的人。
格罗特芬德在其著作中回忆这段过程时写道：我确信，应该从亚凯梅尼狄亚王朝去找这样两位国王……我开始检索历代国王的名字，瞧瞧哪两个最与铭文的文字相符。他们不可能是居鲁士和冈比西，因为铭文上两个起首的字母不同；也不可能是居鲁士和亚塔薛西斯，因为文字从字形上来看，第一个太短，第二个则太长。看来可供选择的只有大流士和薛西斯了，它们看来和铭文一拍即合，我于是断定摸对了门道。这是由于在提到儿子时，父亲的名字边上有表示国王的记号，但在提到父亲的世系时这个符号就不见了。所有波斯波利斯的铭文都证实这一看法是正确的。
……我们要特别肯定的是，格罗特芬德在破译古波斯楔形文字上的成就，为两河流域出土的种种楔形文字提供了解读的钥匙。”[12]
如此破译法、如此想当然！海外奇谈、无出其右者。在这里，欧洲人随意的学术态度曝露无遗……
罗林森25岁开始“破译”楔形文字、方法与格罗特芬德不谋而合
“罗林森1835年在埃尔万德山上第一次看到楔形文字铭文，后来就开始抄录引人瞩目的贝希斯敦铭刻上那些可以抄下来的部分。罗林森在对欧洲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在抄录这些铭文时，收集到一份符号表，并寻找专有名词。他想出的办法和格罗特芬德想的那个办法一模一样，他读出的头三个名字也是大流士、泽尔士和喜斯塔斯皮，这简直是历史上最出奇的巧合之一。就这样，打开波斯楔形文字的钥匙已找到两次。”[13]
罗林森是在波斯工作的英国年轻人，他又一次找到打开楔形文字的“钥匙”……
罗林森爵士被称为“破译”楔形文字的“商博良”
在波斯工作的英国年轻人亨利•克雷齐克•罗林森（1810-1895年）被称为“译解楔形文字的商博良。”[14]
罗林森“不是大学里的学者，也从来没有当过教授。他17岁时便作为东印度公司雇用的一名青年见习军官远航印度寻求前程了。……在1833至1839年间他在波斯为波斯王训练军队。”[15]
罗林森爵士的另一头衔——“亚述学之父”
另一种说法：罗林森接触楔形文字是在27岁（1837年）的时候。
“英国人亨利•罗林逊，他成功地破译了美索不达米亚语。他的突出成就使他荣膺了「亚述学之父」的美称。罗林逊出生于1810年，1826年到英国东印度公司服兵役。1833年以少校身份公赴波斯。1837年的某一天，他来到比希斯敦村庄，波斯人称这里为巴基斯坦纳，意思是「众神的居住地」。这里自远古以来就有一座陡峭的双峰大山，被称为「神仙洞府」，从伊朗通往古巴比伦的古道就从山下经过。大约在两千多年前，波斯国王大流士曾下令用三种语言在岩壁上刻上浮雕和铭文，以纪念他本人的丰功伟绩。在这幅著名的浮雕上，伟大的大流士倚弓而立，右脚踩在反叛者戈玛塔身上，国王后面有两位佩有箭筒、手持弓和长矛的波斯贵族。他的前面有九个在瑟缩颤抖的「反王」，脚被捆住，脖子上拴着绳索。图像的边上和底下有14栏文字，分别用波斯语、苏美尔语和苏萨的方言记述了大流士的武功。当时，罗林逊被这陡峭石壁上刻着的文字和雕像深深吸引住了，他冒着生命危险攀上石壁，抄录了所有碑文并开始研究楔形文字。他在完全不了解格罗斯芬德的研究成果的情况下，用一种与格罗斯芬德十分相似的手段，译出了三个波斯国王的名字，用英语写出来是，Darayawaush（大流士）、Khshayrsha（赫沙雅夏）、Vishtaspa（维希塔斯巴）。”[16]
后来他又破译了另一种楔形文字，这就是苏美尔语，也是古巴比伦语、亚述语，并编了一套“学习指南”和“词典”，因此被学术界尊为“亚述学之父”。
东方学的基础——建立在楔形文字“猜谜”的方法之上
“由于格罗斯芬德、罗林逊等人的杰出贡献，楔形文字这一语言之谜逐步被揭开。此后，学者们继续采用由近及古的方法，对照古波斯文，最终将两河流域最古老的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释读成功。楔形文字的释读成功，为人类打开了认识两河流域数千年历史和文化的大门。在此前后，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先后发掘出几十万块用楔形文字写成的泥板文书。通过对这些泥板文书的解读和研究，人们才知道，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最早发祥地之一。”[17]
就这样，整个“两河流域文明”的发现与研究，建立在一位德国中学年轻数学教师酒后的一个赌注以及一位在波斯服役的英国青年的猎奇兴趣之上……
两个19世纪的欧洲青年，通过与伪书（希罗多德《历史》）的对比，在文字学要素“形、音、义”只存在音的情况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消失了千年、乃至几千年的三种古代语言或方言，用破译毋宁说是猜谜的方法，完全准确无疑地揭示出来，形成近代以来西方的“东方学”之基础……
当时许多学者对这样的“释读”并不相信
“巴比伦楔形文字的释读工作进展得如此顺利，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令世人震惊。许多学者对罗林森和兴克斯的研究持怀疑态度，有些人甚至展开攻击，把他们的成果诬蔑为偏见和毫无价值。”[18]
如此“释读”何以服众？
“1857年是非常值得牢记的一年。在这一年，英国数学家、业余东方学家塔尔博特[19]翻译出了一份亚述王提格拉帕拉沙尔一世的铭文，于1857年3月17日寄给了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并建议学会邀请罗林森和兴克斯各自独立翻译此铭文，以便把三篇译文进行比较。此时欧佩尔特恰好也在伦敦，所以学会也向他发出了邀请。皇家亚洲学会安排五位专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对塔尔博特、罗林森、兴克斯和欧佩尔特的四篇译文进行评议，结果表明四篇译文大致相同。这一研究终于得到了权威学术机构的正式承认。这门语言后来被正式命名为阿卡德语。一门新的学科——亚述学宣告诞生。罗林森由于在释读楔形文字方面的突出成就，亦被尊称为‘亚述学之父’。”[20]
这里，两位业余爱好者罗林森、塔尔博特，再加上天才学者爱德华•兴克斯以及语言学专家欧佩尔特，四个人进行一次独立翻译相互比对的方法，核对结果，判定该释读方法的正确。不能服众该怎么办，于是想出这么一个利用权威机构进行评判的方法。
有没有作弊的可能性呢？关键是这样一个殖民当局的学术权威机构——大英帝国“皇家亚洲学会”的公信力如何。
大英帝国殖民学术机构缺乏公信力
这里我们顺便爆料，就连被尊为“人类伟大科学家”的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艾萨克·牛顿（1643-1727年）爵士本人，都存在严重的造假问题，完全没有公信力。何况其殖民机构“皇家亚洲学会”？
就凭这么一个大英帝国“权威机构”的裁决，于是就堂而皇之地通过学术研究的名义，将楔形文字进行分类排队，列出所谓的埃兰语、胡里语、赫梯语、阿拉米语、乌加里特语、乌拉尔语、阿卡德语乃至“苏美尔语”的谱系，并将“苏美尔语”的年代向前推、说成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书面语言……
“破译”苏美尔语？
“随后，罗林森等人又基本破译了苏美尔语，并因此产生了‘亚述学’的分支——苏美尔学。
亚述学和苏美尔学的诞生使得大量的楔形文学原始文献尤其是阿卡德语文献得到了整理、拉丁化转译和翻译，而文献整理和翻译工作反过来又极大的促进了亚述学和苏美尔学的发展……”[21]
按照成说，“楔形文字是苏美尔人创造的，后被阿卡德人继承，并发展为巴比伦语和亚述语，又由巴比伦人和亚述人传给波斯人等周边民族。然而，解开楔形文字之谜却恰恰要沿着相反的方向进行。具体地说就是，属于印欧语系的古波斯楔形文字的识读成功是打开阿卡德语（巴比伦语和亚述语）迷宫的钥匙，阿卡德语的识读成功又为解开人类最古老的文字——苏美尔文之谜奠定了基础。”[22]
这种说法实际上说不通。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苏美尔语”究竟是怎样一种语言呢？“在词汇、语法和句法上，苏美尔语自成一格，和任何其它现存或已死的语言都没有关系。”[23]换句话说，这种语言既不属于印欧语，也不属于闪含语，如何可能通过印欧语或闪含语的语音对应进行“释读”呢？
我们知道，西方诸语言的书面形式为拼音，本质上是一种拼音字母文字。对于一种死了几千年的语音现象，通过用后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拼音进行对照，是不可能将那种已死的语音现象进行复原的。如上引文所述，所谓的苏美尔语，既不同于现存语言中的任何一种，也不同于已知死去文字的任何一种，因而更加不可能通过语音比对进行释读，佛经所谓“言语道断”是也。
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些破译楔形文字或者如破译古埃及文字的始作俑者，都是些没有学养的毛头小伙，或者说是年轻的军官和外交官，因为“破译”那些已死的拼音文字的任务，是来自殖民军队的命令或殖民政府的行政指令……
（三）苏美尔及巴比伦考古遗址可靠性极低
巴比伦“古文明”是一个19世纪晚期之后的概念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支撑“巴比伦古文明”的核心物件《汉谟拉比法典》是20世纪初“发现”的，“巴比伦古文明”与《汉谟拉比法典》的“发现”关系密切，可以说正是《汉谟拉比法典》的“发现”、证明了一个“巴比伦古文明”的存在。
“从发现记载洪水的圆柱形土器以来，再也没有象《汉穆拉比法典》的发现那样轰动全世界；法典是在1901 年由雅克•德•摩根在苏萨地方发现并由雪尔译出的。这块闪长岩石高八英尺，刻有二百八十二条法律。这个法典象摩西法典那样致密，突然展示出一个复杂而又精美的古文明。在逐出埃兰人以后，汉穆拉比，即巴比伦第一王朝的最大统治者，合并北方和南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他希望实行统一的法律，所以颁布了冠上他名字的法典。”[24]
《汉谟拉比法典》石碑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一位名叫雅克•德•摩根的法国人于20世纪初（1901年12月）“发现”了一件“世界级文物”，即举世闻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该法典碑刻为楔形文字（一种断绝了的古拼音字体），据说距今年限约3700年前，使用语言为古巴比伦语（早已失传），释读方法也是“破译”（而非考释），可“释读”比例达百分之百，现代人能够毫无障碍地释读几千年前、完全不同语言并且久已失传了的残碑，其中文字3500行、法律条文282条，对刑事、民事、贸易、婚姻、继承、审判制度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从其所“记载”的内容来看竟然是19世纪的观念（概念体系），而且该石碑是反映“古巴比伦文明”经济与社会状况的唯一记录……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大致领略所谓“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及西亚楔形文字的性质。以考古学常识来说，普通人一看也知道《汉谟拉比法典》是假古董，欧洲学者们硬要将其说成国宝，实在匪夷所思。当代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揭露了西方近代“东方主义”的实质：出于殖民利益的需要，19世纪西方学者们通过“编定文本”的方法、虚构了概念化的“东方世界”，目的是为了支配与控制东方世界各民族。“东方历史”在欧洲原来可以被“如此这般”猜谜、破译、杜撰出来……[25]
《汉谟拉比法典》的基本特征
1．材质、形状：黑色玄武岩柱
2．尺寸大小：高2.25米，上周长1.65米，底部周长1.90米
3．石碑内容：上方为浮雕像，下部刻着法律条文
4．物件性质：世界级国宝
5．发现者：法国人
6．发现地点：伊朗西南部一个名叫苏撒的古城旧址
7．发现时间：20世纪初（1901年12月）
8．距今年限：约3700年前
9．使用文字：楔形文字（用阿卡德楔形文字刻写）
10．使用语言：古巴比伦语（早已失传）
11．行数条数：文字3500行、282条
12．释读方法：破译（而非考释）
13．楔形文字辨认难易度：比埃及象形文字难度大得无法相比
14．可释读比例：百分之百
15．概念体系：十九世纪当时的法律观念
什么世界级国宝？！
20世纪，一位法国人，发现了以一种失传了的语言，采用一种断绝了的古拼音字，记载着3700年前的法律的石碑，现代人却能够毫无障碍地完全释读，该石碑反映的却是19世纪的观念（概念体系）……
外行人一看也知道是假古董，而中国学术界却将其奉若神明……
尽管加拿大温莎大学的历史学家贝特曼提出了“关于汉谟拉比法典的十个不可信”（10 Incredible Facts About The Code Of Hammurabi），[26]但他和其他的质疑者都没有找到这个“考古发现”纯属造假的证据。不过，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也许就会豁然开朗、真相大白？
巴比伦衍生于圣经神话，而《圣经》则是中世纪中后期伪造的，[27]其成书是在印刷术西传之后，它的内容除了往昔传奇之外，又被增添了现代东方哲理（基督教哲理中国源）；[28]尤其是《圣经》的时间概念（圣经编年）是在17世纪，被斯卡利杰等人按照中国编年史及其计算方法设计出来的，其中“公元前”（B.C. 或 ante Christum）是17世纪中叶才有的。[29]由此可见，哪里会有作为“文明古国”的巴比伦呢！
进而言之，巴比伦这个“文明古国”腾空出世，是在16世纪后期；它是由神职学者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按照《圣经》虚构出来的。[30]安尼乌斯一共虚构了17部假历史，其中包括曼涅托（Manetho）之“古埃及史”和波洛修斯（Berosus）之“巴比伦史”；旨在“演义”圣经神话，说的是大洪水后的幸存者传播“文明”的故事。安尼乌斯虚构的“巴比伦史”的时间跨度是43万年，与当时正统神学所说的“创世纪”仅在几千年前，发生了严重冲突（这也是安尼乌斯很快变得“臭名昭著”的主要原因）。但过了一个世纪，斯卡利杰把他自己曾唾弃安尼乌斯的“垃圾文字”，捡起清理，归入“正史”；[31]因为斯卡利杰已经按照中国历史设计出“圣经编年”及其所统摄的“异教史”，由此构成了西方的“普世历史”。到了19世纪，如此“圣经神话—安尼乌斯—斯卡利杰之巴比伦史”，得到了受共济会操纵的“近东科学考古”所印证。
再从“法”的角度来看。“立法”或“法治”在西方是现代现象，它是儒家的人本人文主义在欧洲启蒙运动中战胜神权神约的结果；并且还需要这样一个客观的必要条件，即：“海洋地缘”和“全球性生态”来纾解它的原罪这一客观条件，否则的话，“原罪”聚爆于内，完全是非理性的。
在近代以前，唯有中国及中华圈是“人的社会”，因而存在着“人的自我管理”（人自己处理各种关系），这才可能有法律（法典）；在传统中国是“德治”（人民道德自觉）为主，法律兼备而辅助（乱世用重典）。“人的社会”开始于《易经》，所以在17-18世纪，白晋和莱布尼茨都主张，伏羲是“普天下的立法者”（universallawgiver）。[32]
之所以近代以前的中国是“人的社会”——“人参天地、事在人为”，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中国的地理及生态环境是“自然对人的适度挑战”，故而，人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但这样的条件在1492年之前的“泛西方”并不具备。在中国以北、以西，自然对人的挑战实在太大，以致不用最无情、最愚昧的宗教（犹太教、基督教）来窒息“人的有为”，则不能保持其起码的“存在”。由此，近代以前的泛西方（包括“近东”），只有“神约”，它不允许“人的自我管理”（人处理各种关系）；这样，法律、法典或法治以及一切自然法及社会法都无从产生。更何况被西方杜撰的“古巴比伦”是神与祭司的社会，如果再有世俗法律的话，那不是自相矛盾吗？
结论是，现代早期的西方学者按照他们的想象和憧憬伪造了其传统、历史和古代法典（罗马法和汉谟拉比法典等）。例如英国哲学家休谟就不相信历史，他认为西方古代是按照现代人的想象编造出来的。他说：“如果我们要想知道古代希腊和罗马，我们只要研究法国人和英国人即可，因为……历史丝毫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新的或陌生的东西。”[33]
两河流域考古遗迹伪造方法举隅
——拿13世纪阿拉伯文物冒充5000年前“苏美尔文明”
半发掘、半伪造两个最古老的“近东文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它所发掘的，或是“史前文明”的残迹，或是丝绸之路的遗物，都被拿来佐证“古老文明”，例如：
考古学家伍利（L.Wooley）披露，我们所见的大量的被归于古代王朝系列的文物，是和考古实情相矛盾的。让我们举一个具有代表性例子来说明。人们被告知，一个最古老的苏美尔皇家墓群被发掘，其建造时间是，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但伍利教授，从陪葬品中的黄金香水器皿断定，它是阿拉伯起源，属于第13世纪早期的文物……。[34]
西方大量伪造证据，致力于两河流域考古学，原来是出于维护西方中心论的目的……
如上所述，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概念，就建立在完全不靠谱的所谓楔形文字的“识读”、伪造考古文物（如《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及指鹿为马（指13世纪阿拉伯的遗址为5000年前苏美尔文明的遗址）的方法之上。
“考古学十字军”运动
大约两百年前，“西方编年史之父”——约瑟夫•斯卡利杰（1540-1609年）利用其所掌握的中国历史知识，以中国历史年代为基础编造了西方历史的年代学。其中关于19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叙事在17世纪之前就已经规划好了。
原来，“世界伪史”的始作俑者就是这位16、17世纪之交的法国神学家斯卡利杰。斯卡利杰的主要著作有：《时间校正篇》（1583）及《年代学宝典》（1606）等，抄袭中国历史年表，凭空编排了西方世界历史的年代序列。[35]
换句话说，斯卡利杰把他所收集到的大量神话和伪造的材料，充当“正史”；竟然在两百多年之后被“科学考古”都证明都是“真的”。这怎么回事？难道斯卡利杰是“先知先觉”？
斯卡利杰“弄假成真”的成功原因是：19世纪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列强和共济会三者合流，对近东地区展开了“考古学的十字军”运动，掀起了用科学手段伪造西方的“东方古老文明”的新高潮。
换言之，迦勒底-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和赫梯等）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原来正是这位西方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综合在他之前的《圣经》内外的杜撰，再承上启下于现代的伪造者——西方中心论和共济会，从而塑造了这个世界文明的历史源头！[36]
二．“苏美尔文明”概念出笼的历史内幕
（一）安尼乌斯掀起伪造历史之狂潮
西方开始编写、编造历史的时代背景是：A.蒙古征服与郑和远航及陆海丝路之联通洲洋；B.四大发明在西方造成信息激荡、人心思变和神权失控；C.东方印象、知识和产品愈益刺激和动摇“旧欧洲”，它正在努力摆脱如此困境：“画地为牢、困兽犹斗、原始停滞、末日战乱”。
在15世纪后期，意大利神职学者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1432—1502年）伪造了十七部有关泛西方的“古代历史”的书；其中包括曼涅托（Manetho）之“古埃及”、波洛修斯（Berosus）之“巴比伦”和桑楚尼亚松（Sanchuniathon）之“腓尼基”（当然还有希腊、罗马和波斯的“历史”，但没有提及“苏美尔”）。安尼乌斯是按照《圣经》的思路，借“古人”之口，加上自己的大量评注，编篡成“半神半人”的故事集成，堪称皇皇巨著；其中心思想是，在“创世纪”之洪水之后，诺亚方舟的幸存者在地球上建立“殖民地”——在神的普世恩典之下的“人的王国”。这就是有关泛西方“古老文明”历史学的起源。
安尼乌斯像
安尼乌斯所虚构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充满矛盾、混乱不堪的。在空间上，它是“意大利中心论”（上帝-教皇中心论），向外传播和扩散，他也没有指明“巴比伦”在何方。在时间上，安尼乌斯尤为夸张——几个“古代王国”都是绵延几万至几十万年（例如巴比伦是32万年）。
虽然如上所述，安尼乌斯是按照圣经谱系演绎“历史”，例如其主线之一是：圣经→巴别塔→巴比伦（注意词源：Bible→Babel→Babylon）；但由于它在时间上与“圣经创世”相冲突（17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教会无“时间观念”，竟然坚持“创世纪”仅在几千年前），所以，安尼乌斯的杜撰不久就被揭穿。
安尼乌斯宣称，他发现了古埃及曼涅托的“手稿残片”。虽然不久就被揭穿，但它至今仍被西方学术界当作“原始资料”。
尽管安尼乌斯已是“臭名昭著”，但他所编造的伪史还是成为今天通行的西方历史的基础资料，不仅“世界通史”、而且“欧美国史”都是建立在这些虚构的伪史基础之上的空中楼阁建筑群。那么，安尼乌斯的伪史究竟是怎样被当作真实历史史料的呢？对此，《全球历史百科全书》有所披露：
“维泰博的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1432-1502年）：古文学家、历史学家和伪造者，多明我会僧侣，出生在维泰博；曾担任拉丁文教师、占星术家和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神学家，也是他家乡城市（维泰博）历史的宣扬者，尽可能地把它追溯至“古典时代”、乃至远古。其著作《古代群贤》（antiquitatumvariarum, 共17卷，出版于1498年）可谓古今最成功的伪书之一，却被绝大多数的读者当做真实历史；它是被普遍接受的，因为这套伪书为世界主要民族的神秘基础提供了文献证据（textual proof）。事实上，《古代群贤》是研究许多非欧洲民族（埃及、波斯和巴比伦等）的唯一的史料来源。虽然约瑟夫·斯卡利杰于1583年总结性地证明安尼乌斯的著作是欺诈性（fraudulent），但这个伪历史到18世纪则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资料。
波洛修斯（Berosus）之“巴比伦”和曼涅托（Manetho）之“古埃及”：虽然两者及其著述都是在15世纪后被意大利神职学者安尼乌斯所伪造，但至今仍被当作“西方正史”的基础资料。
（二）斯卡利杰复制中国编年
在安尼乌斯百年之后，即在1600年左右，另一位欧洲神职“历史学家”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 1540-1609年）先是站在正统神学的立场严厉揭批安尼乌斯伪史；而后，由于找到了一种“人神妥协、中西合璧”的方法，斯卡利杰便改变态度，就对安尼乌斯伪史进行“招安”。这是使用的什么方法？原来斯卡利杰获得了中国历史及编年史资料，包括“朝代帝王历史年表”、天干地支纪年法和相关的天文历法知识；于是，他就对所有既存的伪史、神话和传奇，来一个“兼容并包、变废为宝”，统统都纳入他所设计好的“时间序列”，分门别类，有条不紊地将其汇编入自己创造的历史叙事体系之中。这就是“圣经编年”及其所统摄的“古典文明及古老文明”之编年史。现代西方的编年史由此而来（19世纪开始“去神还俗”，并冒充“文明”）。
斯卡利杰像
斯卡利杰的“成果”通过他的两本书公之于众，即《时间校正篇》（De emendationetemporum）和《年代学宝典》（Thesaurustemporum）。顾名思义，“时间观念”对于那时的西方是何等重要。但这实际上是“中国标准”。
按照主流西方的说法，“伟大的编年史家斯卡利杰（J.J. Scaliger, 1540-1609年重建已经遗失的历史编年，在时间上把所有的古代历史标准化，载于他的两本著作中，即《时间校正篇》（1583年）和《年代学宝典》（1606年））。”
斯卡利杰著《时间校正篇》
欧文教授进一步写到：“斯卡利杰在其伟大的著作《时间校正篇》里……使用了一系列的异域来源，包括阿拉伯的；企图调和《圣经》与古典历史学家的资料，……像埃及编年史，还有中国编年史以及阿兹台克历法；旨在产生统一的世界历史的时间线，并且证实‘圣经编年’。”然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那就是：斯卡利杰使用“异域来源”——中国历史信息——设计出“圣经编年”及其所摄属的“世界历史编年”；包括被安尼乌斯伪造的、时间混乱的曼涅托之埃及史，把它变为“正史”！这里约略阐述三点：
第一，埃及编年？佩塔维斯（Petavius或Petau）虽是斯卡利杰的弟子，但在设计古埃及年表这件事上，两人意见相左；甚至佩塔维斯谴责道：“曼涅托（Manetho）及其埃及王朝是伪造和荒谬，凡此，斯卡利杰愚蠢地接受之。”
第二，异域来源？包括两个：1.根据拉赫教授，斯卡利杰从阿拉伯的途径获得了“中国历史年代的计算方法”（主要是“天干地支”）；2.根据赫莱茵·瑟朗教授，斯卡利杰的《时间校正篇》是重复门多萨（著《中华大帝国史》）的陈述。
第三，中国信息？斯卡利杰临死之前立下遗嘱，请求他的朋友葛马如（Gomarus）继续使用中国资料，修改已出版的《年代学宝典》，准备再版；并把其余的中国书籍和论文赠给荷兰莱登大学图书馆。
图中字：历史编纂学：约瑟夫·斯卡利杰（其余文字——斯卡利杰的贡献——的翻译和评论如下：）
■在1606年，基于最古老资料的原则，把历史时间的计算（编年史）正规化〔引者按：该图解是主流西方作的。实际上，这里的最古老的资料就是伏羲和“中国历史朝代及帝王年表”（来自门多萨著《中华大帝国史》），他的计算方法是从阿拉伯途径获得的中国的“天干地支”和天文历法〕。
■斯卡利杰发现埃及史料，它显示法老在创世纪之前就已存在（按照当时的《圣经》，“地球创世”（神造万物、开天辟地）是在公元前4000年〔引者按：姑且不论“创世时间”之荒诞，实际上是：因为斯卡利杰发现中国历史早于“圣经洪水”数千年，所以，他就运用中国编年史及其方法，设计出“圣经编年”及其“子系统”（包括埃及）；这样，他就把百年前由安尼乌斯伪造的古埃及、巴比伦和其他“古代西方”，在这个整齐划一的时间序列中变为“西方正史”。不过，从斯卡利杰到他之后的两百五十年，西方一直公认中国历史最早〕。
■斯卡利杰的发现导致了质疑和争辩《圣经》，它是不是真实的历史源流；进而通过福修斯、裴瑞尔斯和斯宾诺莎，引发了启蒙运动〔引者按：实际上是，斯卡利杰本想在借用中国真史，调和西方宗教内外的神话及传奇，从而达成三者一致、万年一系的“人神两元架构”。但在他死后，由耶稣会士卫匡国等人提供的更准确的中国信息，使更多的欧洲学者相信：《圣经》不仅时间短，是阶段性的；而且空间小，是地方性的。由此，西方在中国文化的引导下掀起启蒙运动（“中国热”从荷兰转到法国）；亦即，发生了从“神的社会”到“人的社会”的转型〕。
（三）伪史的创世纪与十字军
尽管在西方，在19-20世纪，斯卡利杰的这两部著作（《时间校正篇》和《年代学宝典》）——可谓中式“双胞胎”——被当作历史学的“里程碑”，而斯卡利杰本人也被尊为“历史编年之父”；但是，在17-18世纪，众多学者根据更为准确的中国资料（主要是卫匡国所著《中国上古史》），对“斯卡利杰编年史”进行批评、调整和改写，诸如：
福修斯（IssacVossius，1618-1689年）主张扬弃创世神话，仿效中华文明来写“人的历史”；着迷于中国编年史的欧洲“科学巨人”——牛顿撰书（《古代王国编年修正》），抨击斯卡利杰伪造历史；伏尔泰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被虚构的“古代王国”，都是在重复亘古绵长的中华文明之历史的。德国神职学者珂雪（另译：基歇尔，AthanasiiKircher, 1602-1680年）为了既捍卫《圣经》，又拔高西方“人的历史”，则别出心裁地提出“中华文明西来说”，即：诺亚（子孙）→埃及文明→中国文明。
在斯卡利杰死后约80年，继门多萨和卫匡国之后，另一位耶稣会士、比利时人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年）所写的“中国历史”，较为细致入微，从而在为西方伪史确定“时间序列”上，差不多画上完美的句号：
在1686年，柏应理完成了《中华帝国年代表》，附上《中国贤哲孔子》，……结果，所有的被记载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时间，都与基督教编年史的事件（神话）挂起钩来。的确，随着出版《中国贤哲孔子》……，在传教士的知识产品和欧洲科学论战之间塑造了重要的链接，它包括斯卡利杰和牛顿等人……把所有民族的“历史”都置于《圣经》的延续的架构之中；在此关头展示了耶稣会士的中国资料和欧洲科学的自然神论，带着参考附录《中国朝代帝王年表》，由此，这个历史编纂就完成了。
《诺亚编年史》。在17世纪中叶的欧洲学术界，鉴于中国历史既早又真实（不同于宗教神话），便以它为标准反复调整“创世纪”的时间；最终是以“七十士文本”《圣经》代替通行已久的拉丁文本《圣经》，后者被用于承担“圣经编年”、从而经纬“西方历史”。另一方面，为了保住西方及其宗教的尊严，他们把中国历史置于《圣经》架构之中，说尧或伏羲就是“诺亚”（在发音上，“诺亚”与“尧”近似，即：Noah≈Yao）.
图解：由中国上古资料衍生出“圣经编年”（部分）——诺亚后代（诺亚方舟的幸存者），在伊甸园之外的欧亚非建立“人的王国”。图的左边从上往下：诺亚（中国始祖）＝伏羲或尧？下来是神农（Shin-Nong），再下来是黄帝（Whang-Ti）。在从左上方（诺亚）向右，分别是闪（Shem）在亚洲，雅弗（Japheth）在欧洲，含（Ham）在非洲。【这个图反映了17世纪中叶欧洲学术界的基本倾向（西方文化及汉学中心在荷兰），欧洲学者根据耶稣会士卫匡国《中国上古史》，确定《圣经》的时间，从而形成“圣经编年”，后者是西方版世界历史的总纲。另外，这个图是反对“西来说”的，认为中国编年史（“人的历史”）最准确，因而是标准。】
以上所述可以归纳为“西方历史学的创世纪”（15-18世纪），主要是解决“圣经的普世历史”的时间问题。下面所要讲的，是“西方历史学的十字军”（19-20世纪），主要是建立“圣经的普世历史”之空间基础。后者既是为了印证《圣经》的真实性和普世性，又是为了在历史依据上支持西方的殖民统治。西方人在美洲是通过清除土著，做到“鸠占鹊巢、反客为主”；但这种方式在亚非则阻力重重，那只好就更弦改辙，设法驯服之。然而怎样“以少治多”，才能“合乎情理”呢？答案就是“泛西方”概念！——把“西方”的地理外延扩大。“雅利安之印度”乃开风气先，自圆其说；“创世纪之近东”则如法炮制，弄假成真。
按照《圣经》之“巴别塔”的神话，发现、再现“巴比伦”（Bible→Babel→Babylon）。
（四）圣经神话化作异域古迹
古德格姆博士（Dr. PeterGoodgame）在《被欺诈主宰的》（Dominationby Deception）一文中写道：“这似乎是，带着高贵的增进人类遗产之兴趣，期望全然把握人类历史；正是这样的意使学者们投身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研究领域，但我们也发现了有宣传误导的证据。”
威斯康星—拉克罗斯大学历史系教授查瓦拉斯（Mark W. Chavalas），在其所著《美索不达米亚与〈圣经〉》一书中，引用了亚述学家弗里德里希·德利奇（Friedrich Delitzsch）的话：“什么原因（让我们）在如此偏远、荒凉和危险的土地上，做如此努力？而且，大西洋两岸不断增加的资源（资金）投入、自我牺牲，被分配到巴比伦和亚述的发掘上？……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它们的主要动机和目标就是为了《圣经》！”
接下来查瓦拉斯教授说：“亚述学家通常是在神学家的阴影下工作的，后者的大多数都把亚述学当成圣经研究的辅助。所以，亚述学家不得不把他们的工作和《圣经》联系起来。”
历史学家沃洛克揭露真相说：
我花了十年时间研究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和宗教，其结论，正如我以前作品的读者所指出；与西方学术界所报道的理论截然相反：我的调查报告中的大量证据表明，那些都是土著文化。然而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苏美尔则被描绘成人类文明的起源和摇篮。尽管这个“古代文明”是新发现的，但直到今天，发掘工作方兴未艾。
将神话演绎成历史
丹尼根博士在《揭露苏美尔的骗局》文中写道：“苏美尔不是世界最早的文明。有趣的是，为什么苏美尔被作为世界最早的文明，其原因是那里的古老‘创世神话’与亚伯拉罕宗教所说的有相似性；但实际上，研究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和宗教的背后动机则是，为了证明《圣经》。……一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其主要意图就是要尽力使《圣经》的神话变为真实（authenticate the Biblical mythos）。……读者们应该明白，苏美尔成为‘文明的摇篮’或‘第一个文明’这样的教条，是今天的伪神秘主义的热门话题。”“《苏美尔谚语》被发明是为了与假的苏美尔文士保持一致。”
美国考古学家奥斯卡·马斯尔拉著《谎言变得伟大——近东文化的伪造》
（五）考古闹剧倚靠中国标准
“考古学家、牛津大学教授伍利（SirCharles Leonard Woolley, 1880—1960年）揭露，我们所见的大量的被归于古代王朝系列的文物，是和考古实情相矛盾的。让我们举一个具有代表性例子来说明。人们被告知，一个最古老的苏美尔皇家墓群被发掘出来，其建造时间是，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但伍利教授，从陪葬品中的黄金香水器皿断定，它是阿拉伯起源，属于第13世纪早期的文物……。”“伍利教授还说，埃及王朝序列是武断的被设计出来的。”
瓦尔特·多伦在其所著《年表论集：人类编年史和它的困境》一书中写道：
亚述编年史是不可信的。亚述的国王系列不是一个可信的史料。亚述皇家文献流于夸张和虚假，甚至荒谬。”
苏美尔人似乎是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但对我来说，它的证据是值得怀疑的，其年代更成问题。……苏美尔人是谁？“苏美尔”这个名称是近代学者所起的，……发明“苏美尔”这个名词是为了方便地认定一个特别的民族、语言和文明。……不仅这个名字（以前）不为人知，而且就连该学科的著名学者也承认苏美尔历史是可疑的，克莱默（Samuel Noah Kramer, 1897—1990年）在其专著中写道：“第二章处理从史前至公元前2000年早期的苏美尔历史，……由于史料残缺、捉摸不定和远古无据，该章节有不少部分是基于猜想和推测，或者有一小部分是真的，或者完全是假的。
直到公元600年为止，供参考彗星的（西方）编年史主要依靠可信的中国纪录；希腊—罗马的年代在编篡中通常需要做相应调整。在后来的西方历史的时间甚至是故意伪造……。关于第一世纪的日食的记录，西方没有；因而精心调整编年史的事，直到19世纪还在讨论。
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的近代考古还是参照“中国时间”，来确定新发现的“古王国”的朝代编年。就像1853年《英国季刊》所写：
（我们）极为满意地看到，怎样中国历史的事实与统绪被用来，对在埃及、亚述和巴比伦历史或古代的方面的最近发现，加以时间协合；精心研究所得的年代系列，就为这些古老帝国打下了历史基础；并且近乎完美地吻合于神学历史（圣经编年），凡是模糊不清的都被消除，编年史的困难就不复存在了！
这就是说，新发现的有关古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等“近东文明”的资料，都需要用“中国时间”来定位它们的年代，直到如此“新史”、“中国标准”与“圣经编年”三方，“和谐一致、皆大欢喜”。然而，到1884年出版的相关刊物，则就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还有西方学者坚持中国历史最为悠久，远比埃及古老，但已没有人再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国标准”了。该刊物说：
最近发现的有关古埃及和西亚编年史的资料，大量涌现，非常混乱。但学者们已没有多少兴趣，把它们去对照几年前还被接受的以伏羲开头的编年史，它派生于令人印象深刻的伟大的中国古代。根据这个（中国标准）的编年史，中国第一个帝王的登基是在诺亚洪水之前的303年，……在第一个埃及王朝之前的137年。
尽管在上面的引文中，“埃及第一王朝”晚于中国历史的开端（伏羲），但是，这段话已喻示不久之后发生的“史学变革”，即：西方学者打造的西边的“古老文明”，已可以“自立山头、自成体系”了，进而“更上一层楼”——在时间上、空间上皆反超中华文明与中国历史！
（六）真史晚出于其衍生怪胎
斯宾诺莎说：“中华民族的古老超过其他任何民族。”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杰克逊称：“中国的编年史是最古老、最真实。”18世纪年英国皇家科学院称：
哪个最为古老，这是很难证明的。埃及木乃伊和方尖碑上古代象形文字？但是，中国编年史（如果可信）超过被臆想很古老的埃及。……中国人发明的书面文字（方块字），似乎是最古老的一种；伏羲氏的著述，据说是最古老的书。
直到19世纪后期，为了给“古代西方”（神的历史、人的历史）设定时间，西方学术界还承认“夏朝”。【该图发表于2007年，根据19世纪后期的资料】。
在19世纪前期，亲华的“启蒙欧洲”被仇华的“欧洲中心”所取代，以配合帝国主义列强的征服东方。然而直到那时，西方学术界仍以中国为历史最久、最为可信的文明。例如西方中心论的代表人物黑格尔这样写道：
中国的历史学家是层出不穷、继续不断。这实在是其他民族所不能比的。虽然别的亚洲民族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没有真正的“历史”。印度的《四吠陀经》并非历史。阿刺伯的传说固然极古，却没有它的国家和发展的记录。如此国家只在中国才是……。中国的传说可以上溯到基督降生前三千年。中国的典籍《书经》，叙事是从唐尧的时代开始的，它的时代在基督前2357年。……亚洲的其他王国也很古老。据一位英国作家的推算，……埃及历史，可以上溯到基督前2207年，亚述历史为2221年，印度历史为2204年，东方主要各国的传说一般大约都可以上溯到基督出世前2300年。假如我们拿这些年代来比较《旧约全书》所记载的，在诺亚洪水和基督教纪元之间，一般认为有2,400年的间隙。但是约翰·米勒……确定洪水在基督前3470年……。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还承认中国历史上始于公元前2300年；冠于世界历史，但迟于诺亚洪水。而在此之前，自从16世纪“发现中国”，西方公认其历史要早于“神话”。注意上面引文：约翰·米勒又把诺亚洪水提前了一千多年。
到了19世纪下半期，西方学者，再把中国历史减掉一千余年，而将其伪造的西边的“文明古国”多次提前，以致早于中国好几千年。
综上所述，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几百年里，西方一直在模仿中国，塑造它自己的文明和历史；西方学者公认中国历史是最为真实、标准和古老的。那么，中国是怎样变为“四大文明”垫底的呢？17-18世纪的西方借用中国历史搭起“普世历史”的框架（圣经编年），其中伏羲、黄帝和尧是三个“时间基点”，然后建立泛西方的“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和“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等）；但在这座空中楼阁完工——高耸入云、拔地倚天——之后，西方自然就拆除框架，反客为主，也就把中国历史减掉几千年。
结论：西方伪史的来龙去脉——“来龙”：抄袭华夏；“去脉”：贬损中国。
2017年12月 于太原
参考文献：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1] [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712-713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2]于殿利《巴比伦与亚述文明》第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
[3] 详见保罗·G·巴恩 主编《剑桥插图考古史》中译本第73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4][俄]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王以铸中译本上卷第1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
[5] 详见保罗·G·巴恩 主编《剑桥插图考古史》中译本第101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6] 保罗·G·巴恩 主编《剑桥插图考古史》中译本第101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7] 详见保罗·G·巴恩 主编《剑桥插图考古史》中译本第106-107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8]于殿利《巴比伦与亚述文明》第7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
[9]详见林鹏为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所写的序言，题为〈“文明”的唯一性〉，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10]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第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第2版。
[11][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下卷第4分册第758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
[12]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第7-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第2版。
[13][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下卷第4分册第759-760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
[14]参看[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第713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15][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中译本下卷第4分册第759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5月。
[16]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第1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第2版。
[17]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第1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第2版。
[18]于殿利《巴比伦与亚述文明》第9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
[19] 塔尔博特（WilliamHenry Fox Talbot，1800-1877年），英国摄影术的先驱，曾有多项发明。最早释读尼尼微楔形文字铭文者之一，业余从事亚述学研究，并取得较大成绩。——原注
[20]于殿利《巴比伦与亚述文明》第99-10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
[21]于殿利《巴比伦与亚述文明》第100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
[22]于殿利《巴比伦与亚述文明》第9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
[23]于殿利《巴比伦与亚述文明》第7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
[24][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718-719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7月。
[25]林鹏〈“文明”的唯一性〉，为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的序言，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26]https://www.realmofhistory.com/2015/09/19/10-incredible-facts-about-the-code-of-hammurabi/
[27] History: Science or fiction? Revised Chronology -- our ancienthistory has been forged.Is history totally fake?
[28] 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Origins of Sinolog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p.356
[29] A.T. Fomenko: Empirico-Statistical Analysis of Narrative Material,1994, P.77.
[30] James Anson Farrer: Literary Forgeries, Longmans Green, 1907, p.75.
[31] John Burrow: A history of Histories, Penguin Books, 2009, p.310.
[32] 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Origins of Sinolog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p.356.
[33]C. L. Ten: Routledg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e nineteenth century,Vol. Ⅶ, 1993, p.255.
[34]A.Fomenko: History: Fiction or Science? Chronology 1, Mithec, 2006,p. 25.见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12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35]详细内容，可参看笔者另文《欧洲版“世界伪史”纪年体系来历揭秘——现行“世界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翻版》详述，预定于2018年5月《自然儒学》杂志刊出。
[36]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104-10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来源：何新文史 发表时间：2017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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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9 16:21:39
